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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视角下社会排斥的拯救作者：赵静华来源：《社会科学家》 2013年第8期赵静华（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河南南阳473000）摘要：公正是任何一个社会都试图追求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下，公民能够获得公平的权利、平等的机会、同样的规则和透明的分配。
但是，不可否认，任何一个社会都可能存在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现象，这种排斥将部分人群边缘化，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几近隔绝——这与对社会公平的追求相悖。
因此，在当今环境下，在社会公正的视角下实现社会排斥的拯救，通过反社会排斥的努力，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消除贫困与障碍，淡化歧视与偏见，实现安全、公正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系统的剖析，阐述了社会排斥的概念及其诉求层面，探究了社会排斥产生的原因，最后从多个不同的视角，对社会公平与反社会排斥意愿的实现，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关键词：社会公正；社会公平；社会排斥；拯救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3）０8－００43－041974年，法国学者Lenoir提出了“社会排斥”（Soeialexelusion）的概念。
虽然这一概念的提出并未在当时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但是到了上个世纪末，全世界对弱势群体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1]。
在过往的20多年间，残疾人士、抑郁症患者、老年人以及迷途青年等，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分享到经济社会进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他们因为难以适应工业化的社会生活而沦为弱势群体，同时，也因为被社会“边缘化”而使这种“社会排斥”而或多或少的具有了主观意味——这是一种难以辨识但又确实存在的社会问题。
时至今日，“社会排斥”已经成为包括欧盟在内的许多国家社会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内容也广泛的涉及到了居民住房、子女教育、环境健康等领域[2]，在这些领域中，有些人由于家庭贫困而只能获得极为有限的生活空间，有些人则因为生活区域的差异，其子女只能接受“退而求其次”的教育，有些人更是会受生活所迫，而“选择”危害自身健康的工作环境，等等。
社会排斥与社会公平的保障研究在当代社会中，社会排斥问题日益突出，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许多挑战。
如何保障社会的公平，解决社会排斥问题，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社会排斥的定义和表现形式社会排斥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由于特定原因，被边缘化和排斥在社会之外，无法享受平等的机会和资源。
这种排斥可以表现为经济上的贫困，教育上的机会缺失，以及对某些群体的歧视和偏见。
社会排斥有许多表现形式。
其中之一是贫困，这是社会排斥最严重的一种形式。
贫困群体无法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例如住房、教育、医疗等。
另一种形式是教育上的排斥，通过教育的缺失和不公平，某些人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进而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和社会流动性。
还有一种形式是对某些群体的歧视和偏见，例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这使得这些群体难以融入社会主流，丧失了平等的参与权利。
二、社会排斥的原因分析社会排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不公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致了社会排斥的产生。
例如，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都会导致一部分人口被边缘化。
其次，文化观念与价值观念的不平衡也是社会排斥的原因之一。
例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这些偏见使得一些人在社会中受到歧视和排斥。
最后，缺乏公正的教育和机会分配机制也是导致社会排斥的原因。
教育资源不均等、机会不公平会使一些人没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从而被社会边缘化。
三、社会公平的保障为了解决社会排斥的问题，保障社会的公平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社会应该建立起公正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以减少贫富差距，消除边缘化现象。
在经济发展中，要注重均衡发展，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和分享发展成果。
其次，要加强对偏见和歧视的打击，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包容。
教育是改变观念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均衡和公正，可以培养出有包容性的社会价值观念。
此外，还需要建立公平的教育和机会分配机制。
教育资源的均等和机会的公平性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条件。
为每个人提供平等参与和竞争的机会，培养出多样化的人才，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大敌。
长期以来，对待贫困问题，人们更多看到的是资源与财富的匮乏。
因此推想，只要物质财富丰富起来，贫困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克服。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物质财富已经相当丰富。
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中，市场机制大大地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效率，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近年来，市场机制又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向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于是，市场的神话、经济全球化的神话被炮制出来。
然而，市场也好、全球化也好，都是一把双刃剑，他们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使贫困像病毒一样被复制乃至泛滥成灾。
迄今为止，贫困问题不但没有被消灭，而是越来越突出。
在当前世界上，富国与穷国之间、富裕的阶层与贫困的阶层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难以调和。
这些情况引致人们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不仅仅是资源和财富的匮乏，更是因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和机制不完善、不健全而滋生的一个肿瘤。
于是，贫困研究在国际上成为一个新的热点。
许多研究者们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贫困进行研究，并试图用种种方法来消灭贫困。
在这些方法中，社会政策始终处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
因为早在100多年前，社会政策这个概念问世时，就当仁不让地把自己基本目标锁定在“克服贫困”。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贫困的概念也在变化。
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纷纷宣布建成“福利国家”时，曾一度宣称贫困已经一去不复返。
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将西方世界拉入“滞胀”的泥淖，贫困问题重又凸显，而且越来越严重。
于是，在80年代，一个新的概念又在社会政策领域广泛流传，这就是“社会排斥”。
到了世纪之交的前前后后，国际社会政策领域的研究者们在谈论充斥于我们这个星球的贫困现象时，几乎已经离不开这个新概念。
“社会排斥”是什么？它与“贫困”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在社会政策领域运用“社会排斥”的概念？这都是中国的社会政策研究人员所关心的问题。
中老年人的社会排斥感及其心理支持一天晚上，我在公园里散步时，偶遇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
他告诉我，自从退休后，他开始感到身边的人对他态度的变化。
朋友们渐渐疏远，社会活动中也不再受到重视。
这让他感到心灰意冷，产生了一种社会排斥的感觉。
与他的经历相似，许多中老年人在退休后都会感到这种排斥感，这引发了我对中老年人社会排斥的研究。
首先，理解中老年人的社会排斥感需要从退休的角度来看。
退休后，中老年人从工作岗位上的主角地位以退居幕后，他们逐渐丧失了社会角色和地位，不再被视为“有用”的存在。
媒体和社会舆论对于年轻人的机会和成就的报道，使得中老年人感到自己已经被抛在了社会边缘。
由于退休后的时间比较充裕，他们渴望继续为社会做贡献，然而却面临着机会的匮乏和社会认可的缺失。
这样的情况让中老年人感到无地自容，产生了被社会排斥的感觉。
其次，中老年人的社会排斥感也与传统价值观的转变有关。
如今，社会越来越追求年轻、动感和创新。
在互联网的时代，年轻人的网络技能和科技意识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经验和智慧被认为是过时的。
“年轻是资本”这一观念，使得中老年人的意见和贡献显得不再重要和被重视。
因此，中老年人逐渐感到自身的价值在社会中被边缘化，迫使他们对社会产生无力感和排斥感。
然而，解决中老年人社会排斥感的问题是有可能的。
首先，社会应该对中老年人的成就和经验给予充分的认可和赞赏。
年轻一代可以从中老年人身上学习到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因此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来分享和传递这些知识。
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和机构利用中老年人的专业技能和经验，以发挥他们的作用。
同时，社会还应该进行心理教育，消除对老龄化的恐惧，培养尊老爱幼的社会氛围。
此外，中老年人自身也应该积极面对社会排斥感，并寻求心理支持。
他们可以参加社区活动、老年大学或志愿者工作，来拓展社交圈子，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
家庭的支持和关爱也是至关重要的，家人应该给予他们温暖和理解，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丁开杰：“社会排斥”概念：语义考察和话语转换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概念逐渐替代贫困概念，成为国际公共话语中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政策讨论的主流，影响着世界发展模式的变化。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排斥概念的现代语义起源于法国，而后通过欧盟的贫困项目及其组织传播到其他欧盟国家，最后逐渐被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纳。
这个概念具有动态性、相对性、累积性、空间性等多重特征，它与贫困、剥夺、不平等、歧视等概念与话语相关，但是又与这些概念并不等同。
在实际运用中，出于不同的研究需要，人们往往也对社会排斥的具体定义作不同的界定。
此外，受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学科传统的影响，国际上形成了一些关于社会排斥的话语和研究范式。
这些话语和研究范式影响着当前人们对社会排斥现象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实践。
关键词：社会排斥；概念；话语；社会融合在国际上，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早期以来，公共话语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关注贫困转向了关注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与社会融合(social inclusion)。
尤其是在欧洲，社会政策对“社会排斥”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贫困”和“剥夺”、甚至“底层阶级”的关注，不仅“社会排斥”概念已经替代“贫困”概念成为欧盟社会政策的主要概念，而且“消除社会排斥”已经替代“克服贫困”成为欧盟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1]，社会排斥理论则成为了欧洲社会政策中新兴的理论[2]。
这种概念替代和话语转换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实施，尤其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同时，任何理论和实践的借鉴都有一个本土化过程，对“社会排斥”概念和理论的借鉴也不例外。
本文在国内已有关于社会排斥概念和理论的研究基础上，从词源学的角度进一步考察“社会排斥”一词的产生和传播过程，更清晰地区分“社会排斥”概念与相关概念，介绍社会排斥研究中出现的主要话语、范式甚至研究视角，希冀为实现“社会排斥”概念和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提供一些基础理论。
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研究述略作者：黄佳豪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08年第06期摘要：社会排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之初至五、六十年代，主要研对象是关于贫困(poverty)研究领域中对贫困以及剥夺(deprivation)和劣势(disadvantaged)理论的探讨。
如今社会排斥理论已经越来越被社会制度研究、贫困问题研究以及弱势群体研究等方面所重视，并成为这些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
关键词：社会排斥；贫困；剥夺中图分类号：C9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08)06-0101-07一、社会排斥概念的演变路径社会排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之初至五、六十年代贫困(poverty)研究中的对贫困以及剥夺(depriva-tion)和劣势(disadvantaged)概念与理论的探讨。
这种探讨使贫困研究的侧重点由注重物质匮乏转变到更加关注贫困的社会关系，由关注贫困个人和家庭转变为关注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制度性结构中考察贫困的成因。
这样，取代注重贫困状况和贫困程度的实证测量和指标体系，贫困的社会成因和起源问题，贫困现象的持久性、遗传性和贫困周期等问题成为贫困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总体来说，贫困、剥夺和劣势概念演进的基本脉络是由侧重物质匮乏转变为侧重不利的社会状况；由注重贫困和家庭生活的物质层面转变为注重个人、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贫困的主要成因从过去归结为个人和家庭因素为主转变成以社会环境、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和个人、家庭因素的互动关系为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被西方经济学家誉为“辉煌的30年”。
在此期间，西方国家不但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而且各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也起到了有效缓解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繁荣的作用。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欧经济结构发生了急剧的改变，开始了一个重大的经济重建过程，使得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Carset.，1998)。
社会学视角下的城市贫困与社会排斥城市贫困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城市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变得尤为突出。
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城市贫困和社会排斥现象的视角。
本文将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城市贫困与社会排斥，并探讨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首先，城市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问题。
社会学家认为，城市贫困的产生是社会结构中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的结果。
经济发展不均衡，资源分配不公正，都会导致城市中出现贫困人口集中的现象。
这些贫困人口往往缺乏教育、医疗和就业机会，他们的生活条件极为艰难。
因此，解决城市贫困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结构的不平等问题。
其次，城市贫困与社会排斥密切相关。
社会排斥是指某些群体或个人因为种种原因被排除在社会主流中，无法充分参与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
城市贫困者往往被视为社会边缘群体，他们面临着被忽视和歧视的风险。
社会学家认为，城市贫困与社会排斥相互作用，互为因果。
贫困者往往因为经济困难而被排斥，而被排斥又使他们更加陷入贫困的困境。
因此，要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就必须重视社会排斥问题，消除社会对贫困人口的歧视和偏见。
那么，如何解决城市贫困与社会排斥问题呢？首先，政府在城市发展规划中应当重视贫困人口的利益和需求。
城市规划应当合理分配资源，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为贫困人口提供教育、医疗和就业机会。
此外，政府还应当加大对贫困人口的资金援助，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城市贫困的根治。
其次，社会应该加强对贫困人口的关爱和支持。
社会各界应当关注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尊重和理解他们的困境，同时提供充足的帮助和支持。
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和慈善机构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各种方式提供教育、培训和援助，帮助贫困人口走出困境，融入社会。
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做法。
例如，一些国家通过建立贫困人口户口制度来解决城市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
这样的制度可以提供相关援助和救助，使贫困人口能够享受到应有的权益和待遇。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５期摘要：文章以社会排斥为分析视角，研究涉台婚姻问题及其社会后果，认为涉台婚姻存在意识形态化的政策排斥、歧视性的社会排斥、经济排斥、文化与观念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排斥，并且这种排斥还受到社会政策、法律、社会习俗的认可。需要两岸共同敦促与努力，寻找大陆新娘尽快融入台湾社会的途径。
关键词：涉台婚姻；大陆新娘；社会排斥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１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２００８）０５－０１２２－０４
海峡两岸民众通婚久已有之，如金门女子嫁给厦门的男子，马祖与黄岐半岛的婚嫁来往更是习以为常，只是因为两岸长达近４０年的隔绝和军事对峙，才令两岸男女“望断秋水，不见伊人”。自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和旅游以来，海峡两岸特别是闽台两省男女通婚数量持续增长。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的亲缘关系促成了闽台两地婚姻的迅速发展。１９８９年在厦门诞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桩海峡
两岸婚姻，此后涉台婚姻的数量逐年上升。截至２００４年底，福建省共办理涉台婚姻登记７５０８０对。从１９８９年至２００４年婚姻登记量的变化情况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８９～１９９６年登记量不大，但呈逐年上升趋势；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登记量大幅度增加，每年递增１０００对以上，２００４年之后由于台湾出台了大陆配偶赴台谈话制度。登记量有所回落。［１］
总体看，涉台婚姻虽然不乏美满幸福、较为成功的范例，但由“大陆新娘”所形成的新移民潮现象，及其在台湾岛内所衍生出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凸现，如大陆配偶的生活适应问题、务工问题、医疗福利问题，以及近年来增加的“新台湾之子”（两岸婚姻所生）的教育问题、健康保障问题等等，成为不可漠视的严肃议题，不仅引起了岛内各界的论争，也引起了祖国大陆人民的关注。［２］据台湾“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的调查，近
来两岸婚姻的离婚率高达３％～５％，远远超出由台湾“主计处”所公布的每千人中有２．９对离婚的台湾平均离婚率。［３］这一数字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涉台婚姻存在
着不容忽视的困境和问题。本文拟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对涉台婚姻的困境做一窥探，以期引起学者们的更多关注。一、婚姻迁移中的社会排斥所谓社会排斥，原意是指针对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各种歧视或偏见，这种偏见和歧视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当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和别人分享之时，社会排斥便发生了。如今，社会排斥成为解释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中华女子学院的石彤认为，社会排斥存在于个人、家庭或社群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多维的特点，并表现为被排斥者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心理诸方面的长期匮乏。［４］社会排斥通常通过制
度确定下来的社会等级构成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结构与分层体现出来。制度性社会排斥是一个主要方面，这种排斥是由国家或某些组织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造成的，是一种政策制定本身的导向所形成的。还有一些是无意识的政策失误或不正当的政策导向所引起的，并且这种排斥还受到国家政策、法律、社会习俗的认可。在人口学中，迁移是一种通称，即包括长距离的迁移，也包括短距离的移动，指在一定的时间内超越行政单位的住处改变。以婚姻为动机的迁移，称为婚姻迁移。ＬｅｎａＥｄｌｕｎｄ通过对印度的研究认为，以婚姻为动机
的迁移者一般多为女性，与其它迁移不同的是，婚姻迁
作者简介：吴宏洛（１９６３—），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
社会排斥：涉台婚姻的一个研究视角吴宏洛□
１２２《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移是一种与自然性别关系（ｓｅｘｒａｔｉｏ）和社会性别关系（ｇｅｎｄ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直接相关的社会流动，婚姻移民是提升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５］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婚姻迁移给妇女婚后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依照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结婚之后，妇女通常会居住在丈夫的家乡，甚至与公公、婆婆同住。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常常排斥和歧视婚姻迁入的“外来者”。［６］这种排斥，包括政
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政治层面的社会排斥是指婚姻迁移者参与政治权利的不足或被剥夺，这种排斥通过明确的法令制度规定不同的人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被排斥者因为经济上、文化上的原因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因而也就无法表达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经济层面的社会排斥是指婚姻迁移者在获取劳动生活资料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不公正对待，经济层面社会排斥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造成贫困。文化层面的社会排斥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族群中心主义或者说是文化中心主义，以自己或本族群的文化为标准或中心来衡量其它人群或其它民族，它不一定是持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才存在这种排斥，同一民族中不同文化观念的群体也会排斥异于自己的群体。这种排斥大多是因为偏见造成，需要加强了解与沟通得以消减。社会排斥导致的社会问题是综合性的，社会成员在某一个层面遭受的排斥，往往会导致他在另一层面也遭受排斥。例如：婚姻迁移者因其经济原因而导致他们无法在参与政策的制定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样，因为政治上的无权而无法得到经济上、文化上、教育上的许多保障。经济弱势、政治弱势、文化弱势互相转化，层层强化，使生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对这种情况如果不加干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他们与强势群体或一般社会群体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而且，社会发展越快，这部分人被社会抛得越远。［７］社会排斥还具有很强的代际传承性。虽然当今社会是一个越来越趋于民主公平的社会，社会成员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自致因素而不是先赋因素，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先赋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自致能力的获得。可以说一个家庭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方面都是决定他能否向上流动及向上流动程度的关键性因素。对于一个遭遇社会排斥的个人和家庭来说，因其在各个方面或多或少都处于匮乏状态，其后代向上流动的资本严重缺乏，因而遭遇排斥的可能性是大大地高于正常家庭后代的。［８］这正是我们高度关注涉台婚姻中“大陆新娘”生存状况的原因所在。二、涉台婚姻的社会排斥问题涉台婚姻是特殊时空背景下的产物，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台湾配偶在大陆因限制少，容易适应，但大陆配偶在台湾则因地狭人稠、资源有限，遇到更多的困难与障碍。除了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社会环境不同外，来自社会排斥而衍生的诸多问题，如工作与生活的压力问题、子女教育问题、长期两地分居问题、家庭暴力问题、婚变所引起的财产纠纷问题及相关权益的保护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假结婚、偷渡与大陆女子在台湾从娼等社会犯罪问题，不容忽视。在涉台婚姻中，大陆迁入台湾的居多，且女性多于男性，即以大陆太太台湾先生的组合为主，据台湾当局最近统计，在台大陆配偶有１５．４万人，其中，大陆新娘有１４．８万人，大陆新郎仅６０００多人，约有五分之一属于年龄差距较大的老夫少妻组合。从年龄看，大陆配偶平均年龄为３８．２３岁，台籍配偶平均年龄为５６．４２岁，台湾先生年龄６５岁以上占２６．２６％；从学历看，大陆配偶的学力偏低，小学以下学历占２１．１％；先生是身体残障占
８．４６％；４５％家庭收入低于新台币２万元。［９］调查表明，大
陆新娘在台湾，最大的困难在于难以融入台湾社会，笔者以为这与她们在台湾所受到的社会排斥相关联。１、意识形态化的政策排斥
大陆新娘在台湾，受意识形态化的政策排斥最为典型。首先是对大陆配偶赴台定居所采取的配额制。自１９９２年１月台湾当局开放大陆配偶来台申请居留，到２００１年６月，虽已核准配额１５４２０人，尚有３８８３１人等待配额。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台湾放宽大陆配偶来台数额，从过去的每年１８００人增至３６００人，但仍有４万多大陆配偶在等待赴台居留配额。按目前的速度，大概要排到２０２０年
前后，此外，还有近一半的大陆配偶在等待获取在台居留证或身份证。台湾地区对不同的非台籍新娘去台政策的明显差异，也反映出对大陆新娘的歧视。按规定，嫁到台湾的
越南、菲律宾等外籍新娘，结婚后第２天就可获得永久居留权，４年后可取得身份证，大陆配偶则不行。大陆配偶结婚２年内只能申请来台团聚，结婚２年后才可申请来台依亲居留，４年后才能申请取得长期居留，长期居
留２年后才可申请定居，取得身份证。［１０］
其次，台湾方面对大陆配偶赴台探亲、停留、居留、身份取得等有严格的规定。台湾颁发的《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定居、居留许可办法》以及《大陆地区配偶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期间工作的许可及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对大陆配偶进入台湾探亲、居留、定居等作出种种规定，设置了许多限制性的条款。２００２年，台湾“陆委会”修订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大陆配偶所受到的限制不仅未被松绑，反而更加紧缩。大陆配偶申请工作许可的条件由原先的提出居留申请，在台湾停留期间即可提出，被改成获得许可居留后方可提出；大陆配偶申请在台湾定居的条件由核准在台连续居留满２年改为
满５年，使得大陆配偶在台取得身份证的居留期限由原先的总共８年延长至１１年。此规定引发了大陆新娘的强
烈不满，在岛内强烈的舆论压力下，当局有关部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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