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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在当今社会中，贫富差距已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贫富差距不仅仅是两个极端的贫穷与富有之间的差异，而是指整个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状况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现象。
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社会不公平、社会犯罪、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等方面探讨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并提出应对贫富差距的一些建议。
首先，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公平。
当少数人拥有过多的财富和资源，而大多数人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需求时，社会的公平感受到挑战。
贫富差距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不平等，还是对教育、健康和就业机会等公共资源的不公平分配。
这种不公平感使社会秩序脆弱，从而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其次，贫富差距与社会犯罪之间存在一定关联。
研究表明，贫困和经济困难是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贫穷和无望的人们往往没有充分的机会改善生活状况，他们可能会诉诸非法手段来满足生存需求。
不仅如此，贫富差距也会导致社会上层对财富的贪婪和不道德行为的增加，这也会加剧社会流氓和腐败行为的蔓延，从而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另外，贫富差距也会引发社会的不满情绪。
贫穷和不公正的资源分配会使一部分人感到愤怒和沮丧，这种不满情绪在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演变为针对社会制度和权威的反抗。
社会的不满可能表现为公民的示威、罢工和抗议等形式，这些骚乱行为给社会带来了动荡和不稳定的因素。
此外，贫富差距还会引发社会的动荡。
当社会中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时，贫困阶层感到被边缘化和排斥，缺乏社会认同感。
这种社会排斥感可能会导致社会冲突和暴力行为的发生。
过度激烈的社会动荡可能会破坏社会秩序，甚至威胁到国家的安全稳定。
为了解决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所带来的挑战，我认为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政府应加强财富再分配，通过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来减少贫富差距。
同时，应加大对教育、就业和医疗等公共资源的投资，以确保更加均等的机会和福利分配。
其次，需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确保贫富差距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社会心理与社会疏离感社会心理是研究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心理反应和行为的学科领域。
它关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社会对个体心理产生的影响。
社会疏离感是指个体对社会活动缺乏积极参与的一种感受和态度，它反映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和紧密程度。
社会心理与社会疏离感紧密相连，相互影响。
首先，社会心理的形成与个体的社会交往有关。
社会心理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人们通过与他人交流、共享资源以及参与社会活动，来建立人际关系和社会身份。
这种社会交往不仅满足了个体社会需求，还可以提高个体的自尊心、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
然而，当个体面临不断增长的社会疏离感时，他们可能会选择与他人保持距离，减少社会交往。
这样一来，他们就错过了更多的社会机会和资源，进一步加重了社会疏离感。
其次，社会心理与社会疏离感的关系也受到社会支持网络的影响。
社会支持网络是指个体从家庭、朋友、同事和社区等社会群体中得到的实际和虚拟的支持。
它有助于个体在社会环境中建立良好的关系和获得资源，提高其自尊心和自我效能感。
然而，当个体缺乏社会支持时，他们往往感到被孤立和疏离，难以适应社会环境。
这种社会疏离感会导致个体情绪低落、自信心下降，甚至引发一些心理障碍。
因此，建立和扩大社会支持网络对预防和减轻社会疏离感至关重要。
另外，社会心理与社会疏离感的关系还受到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会影响个体对社会的认知、情感和行为。
例如，在个人主义倾向较为强烈的文化中，个体更加注重自我实现和独立性，可能更容易感受到社会疏离。
而在家族、群体和社区意识较为强烈的文化中，个体更倾向于依赖和参与社会组织和关系，相对容易产生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
因此，社会心理与社会疏离感之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和文化差异，需要考虑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性。
最后，社会心理与社会疏离感的关系还受到个体性格特点和经历的影响。
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性格特质，这些特质会影响个体对社会的态度和行为。
同性恋的宗教信仰绪论在当今社会，同性恋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除了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影响，宗教信仰也对同性恋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同性恋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以及同性恋者如何在宗教背景下找到自己的信仰和身份认同。
一、宗教对同性恋的态度1.1 基督教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之一，其信仰指导对同性恋问题的态度也具有重要影响。
基督教中有些团体认为同性恋是罪恶的，违背了上帝的意愿。
然而，也有一些团体主张慈爱和包容，认为同性恋者应该受到友善和尊重。
1.2 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同性恋的态度通常是强烈反对的。
根据伊斯兰教法和教义，同性恋行为被视为罪行，并且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
然而，对于同性恋者个体来说，个人信仰的解释和践行方式可能存在差异。
1.3 佛教佛教对同性恋问题持相对宽容的态度。
佛教教义强调不妨碍他人和谐生活的原则，认为重点在于行为是否有害于自己和他人。
因此，一些佛教团体对同性恋的态度更加宽容。
二、同性恋者面临的宗教困境2.1 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同性恋者常常在宗教背景下面临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纠结。
信仰的教义可能对同性恋产生排斥和否定，使得同性恋者感到自己与所信仰的宗教信仰不协调。
这种困境导致了许多同性恋者在寻求自我认同和身份认同时面临压力和冲突。
2.2 宗教社群的接纳与排斥同性恋者在宗教社群中也经常遭受歧视和排斥。
一些宗教团体对同性恋持强硬立场，拒绝接纳同性恋者，甚至对他们进行恶意攻击和排斥。
这种社会压力使得同性恋者难以在宗教社群中找到真正的归属感和支持。
三、寻找宗教和身份认同的道路3.1 理解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同性恋者在寻求宗教和身份认同时，首先需要接受宗教信仰的多样性。
虽然某些宗教团体对同性恋持否定态度，但其他宗教团体则更加包容和尊重并给予同性恋者支持。
同性恋者可以寻找适合自己的宗教团体，并理解不同信仰派别对同性恋的看法。
3.2 探索同性恋友善的宗教团体同性恋者可以主动寻找友善和包容的宗教团体，以获得情感支持和共同体的归属感。
社会学如何解释社会现象和问题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学科。
它通过观察、调查和分析社会现象和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来解释社会现象和问题。
本文将探讨社会学如何解释社会现象和问题，并介绍一些常见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社会学理论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它通过构建一种逻辑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社会现象和问题。
社会学理论可以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
宏观理论关注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宏观层面，试图解释宏观社会现象和问题。
例如，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存，通过相互协调和平衡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社会冲突理论则认为社会是由不同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驱动的，社会变革是无法避免的。
微观理论则关注个体行为和社会交互的微观层面，试图解释个体在社会中的行为和决策过程。
符号互动主义理论认为人们根据彼此之间的符号和意义来解释和构建现实，个体的行为受到社会交互和社会认同的影响。
社会网络理论则探讨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对个体影响和行为的作用。
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是对社会现象和问题进行观察、调查和分析的工具和技术。
常见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观察和数据分析等。
问卷调查是通过向一定数量的人群发放调查问卷，收集他们的观点和意见，了解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普遍情况。
访谈则是通过与个体或团体进行深入交流，了解其经历、观念和行为背后的动因。
实地观察则是研究者直接参与社会活动，观察和记录现象和问题的发生和演变。
数据分析是通过统计和数学方法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发现其中的规律和关联。
三、案例分析：社会学如何解释青少年犯罪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学如何解释社会现象和问题，以青少年犯罪为例进行分析。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学提供了多种解释和理论来解释其发生和影响因素。
功能主义理论认为青少年犯罪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功能失调的结果。
例如，经济困境、家庭不稳定和教育资源不足等因素可能导致青少年缺乏社会支持和积极参与，从而选择犯罪作为一种途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
浅析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流动儿童社会融入问题的表现和成因，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并给出了对策与建议：即一方面要从制度上进行改良，以此促进流动人口的有效社会融合；另一方面要提高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在心理层面上得到很好的调整。
标签：流动儿童；社会排斥；社会融合；社会认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之间出现了大批的人口流动现象，人口流动的方式从原先的单独外出转变为现在的举家迁移后，进入了家庭化的流动阶段，随父母来到城市的儿童也越来越多。
由于制度、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排斥，这些在城市社区居住的流动儿童面临着教育、贫困和社会边缘化等诸多社会排斥所带来的问题。
他们的社会融合问题，关系到所在城市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1]一、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问题表现1、经济地位低，社会支持力弱与从小出生和生活在城市的孩子相比较，流动儿童在经济条件方面与他们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不仅是因為他们的父母从事着普通卑微且收入较低的体力劳动，而且还要面临家庭的各项支出，辛苦赚回来的工资除去供家庭的开支、房租、给孩子缴纳学费，已经所剩无几，更别说给孩子报补习班，买他们喜欢的东西。
父母们想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往往在经济支持上表现得是有心无力。
大部分流动儿童基本没有自己固定的零花钱，不过近几年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周末的时候，生活在城市的流动儿童能够获得一些用于买午饭的零钱，因为家里没有人做饭。
总体来说，物质资源的匮乏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然而在经济上，流动人口、流动儿童与城市人群存在天然的屏障，经济融入程度方面就显得比较低了。
2、社群结构简单，改变困难从社会融入这个层面看，流动儿童所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他们和新环境所需要构建的一种社会关系。
这部分孩子表现出人际交往能力较差，有些是比较内向、害羞，有些就是特别外向，表现的很调皮，在社区、学校、邻居看来是一个很不乖的孩子。
另一个方面是指社会交往网络比较简单。
同辈群体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和自己生活习惯格格不入的城市生活，内心是很难接受和融入的，也很难把自己当成一个本地人去生活。
从众的相关概念从众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人在面对特定情境时，会倾向于遵循大多数人的行为、观点或态度。
从众行为在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一面。
本文将从众的相关概念、原因、影响因素及其积极和消极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从众行为是指个体为了与社会群体保持一致，而模仿群体中的多数人的行为、观点或态度的现象。
从众行为通常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信息不确定性、社会认同、避免社会排斥、权威影响等。
其中，信息不确定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个体缺乏对特定情境的了解和经验时，会倾向于参考周围人的行为来获取信息并作出决策。
此外，社会认同也是促使人们从众的原因之一，个体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同和接受，会选择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
同时，避免社会排斥也是促使人们从众的动机之一，个体害怕与社会群体不一致而被排斥和孤立。
此外，权威影响也会促使人们从众，个体会因为权威人物的存在而不自觉地模仿其行为。
从众行为的发生还涉及到多个影响因素。
首先是群体大小，研究表明，在小群体中，个体更容易从众，因为小群体中更易形成共识。
其次是群体一致性，在群体中所有人都一致从众时，个体更容易发生从众行为。
第三是群体认同，如果个体对所从众的群体存在较高的认同感，从众行为更容易发生。
最后是个人因素，包括个体的性格特质、自尊心、掌握信息的能力等。
从众行为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一面。
积极方面，从众行为可以提供社会共识和社会规范，使得社会秩序更加稳定。
它可以减少个体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提供参照和指导，并促进集体行动的实现。
此外，从众行为也有助于个体与他人建立联系，增强社交关系，满足个体的社会需求。
然而，从众行为也存在一些负面的影响。
首先是群体思维的影响，个体在从众过程中可能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导致盲目跟从和错误的决策。
其次是信息的失真和误导，个体从众时容易受到错误信息和虚假传言的影响，导致错误的判断和决策。
此外，从众行为也可能导致个体的个性和独立性受到压抑，使得个体变得更为同质化和缺乏创造性。
社会融合理论研究综述作者：黄匡时嘎日达更新时间：2011-3-9 来源：学说连线【字号: 大中小】浏览292次摘要：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社会融合”概念逐渐取代“平等”概念成为社会政策实践和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社会融合理论可以划分为一个基础和三个层次。
一个基础，即社会融合的基础理论，包括脆弱群体理论、社会分化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
三个层次，即社会融合理论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一是社会融合的宏大叙事，这部分起源于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和马克思的社会共产思想，后被帕森斯、洛克伍德、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演化为社会整合理论；二是社会融合的族群模式，这是社会融合概念较早使用的研究领域，主要用来研究外来群体与流入地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克雷夫科尔的熔炉论、帕克的族群关系循环论和戈登的同化过程理论以及多元化模式；三是社会融合的心理建构，主要从微观个体的心理层面研究社会融入和社会接纳，包括社会认同理论、自我认同理论和社会接纳理论。
关键词：社会融合；社会排斥；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综观国内外研究，社会融合理论可以划分为一个基础和三个层次。
一个基础，即社会融合的基础理论，包括脆弱群体理论、社会分化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
三个层次，即社会融合理论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一是社会融合的宏大叙事，这部分起源于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和马克思的社会共产思想，后被帕森斯、洛克伍德、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演化为社会整合理论；二是社会融合的族群模式，这是社会融合概念较早使用的研究领域，主要用来研究外来群体与流入地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克雷夫科尔的熔炉论、帕克的族群关系循环论和戈登的同化过程理论以及多元化模式；三是社会融合的心理建构，主要从微观个体的心理层面研究社会融入和社会接纳，包括社会认同理论、自我认同理论和社会接纳理论。
一、社会融合的理论依据社会融合作为一个社会政策概念起源于欧洲学者对社会排斥的研究。
社会学中的种族与身份认同引言：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中，种族与身份认同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种族和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个人的内心感受，也与社会结构、文化差异以及社会互动等因素密切相关。
本教案将探讨社会学中的种族与身份认同，旨在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这一领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一、种族与身份认同的概念与演变1.1 种族认同的定义与特征种族认同是个体对自己所属种族的认同感受，包括对自己的种族成员身份的接受和认同。
种族认同的特征包括个体对自己种族的归属感、自豪感以及对其他种族的认同与区分等。
1.2 身份认同的定义与多维性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己所处社会角色的认同感受，包括种族、性别、职业、宗教等多个维度。
身份认同的多维性使得个体的认同感受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1.3 种族与身份认同的演变种族与身份认同的演变受到社会变迁、文化交流和个人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从传统的单一认同到多元认同的转变，反映了社会的多元化和个体的自主性。
二、种族与身份认同的理论框架2.1 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个体在社会互动中通过与他人的比较和归类来建构自己的认同感受。
种族与身份认同的形成与社会认同理论有密切关系，个体通过与同一种族或身份的人进行社会比较，从而建立起对自己的认同。
2.2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结构对个体的认同感受产生重要影响。
种族与身份认同的形成与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功能需求密切相关，个体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接受和认同来建立自己的认同感。
2.3 文化认同理论文化认同理论强调文化对个体认同的塑造作用。
种族与身份认同的形成与个体所处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个体通过接受和内化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从而塑造自己的认同感受。
三、种族与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3.1 社会结构与制度社会结构和制度对种族与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种族歧视和社会排斥会影响个体对自己种族和身份的认同感受，而包容和平等的社会制度则有助于个体建立积极的认同感。
社会排斥与社会认同 摘要：农民工受到社会排斥在转型期中国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非合理现象，作为为新一届政府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决策之一的农民工政策调整的社会实质就是在新的价值维度上重建一种新的社会认同。该研究从社会排斥和社会认同的角度研究分析了农民工社会政策调整的效果，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社会排斥；社会认同；农民工；社会政策
一、引言 中国社会的转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阶段，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已经被党和国家提上重要的议程，成为中国实现和谐发展战略的关键。新一届中央政府自2003年以来实施了一系列的农民工社会政策的调整，这轮农民工政策调整包括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就业、卫生服务、户籍、住房、教育、农民工的社会权利等(Yitzhak Berman＆David Phillips，2000)。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要加快促进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发表署名文章表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而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重要的一环，直接关涉着社会结构的合理与否和社会生态的平衡程度。“农民工”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重点，对农民工的研究从横向切面开始向纵向深度扩张，涉及到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流动、保障、户籍、住房、教育、社会权利，甚至于农民工的性权利等方面。这些研究显示，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几乎在所有这些方面中都受到了社会排斥。但纵观以前的研究，他们无意中又造成了一个共同的不足：忽视了农民工的社会主体性的一面，而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多元化以及政治的民主化发展，民众的自主性不断提高，决策参与程度也空前高涨，人们对自己享有权利和行使权力更加重视，政府应在公共决策的制定方面要更多地考虑民众的利益、愿望甚至感受与评价。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黑堡宣言》为标志兴起的“重建公共行政”运动，要求政府对公共行政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重新定位，其中的关键就是要考虑公共政策的相关者，尤其是政策对象主体的认同与反应。因此本研究从社会排斥和社会认同的角度，从农民工的视角出发来分析农民工社会政策的调整效果，在研究中着重关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新时期社会政策的调整，对农民工在政治、经济、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排斥消除状况。二是作为因果关系，随着社会排斥的驱除，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状况。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概况 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针对性，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一般而言，定量研究适于把握农民工问题的总体状况和客观数据；而定性研究则适于认识农民工问题的深层原因及主观感受。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了解中国农民工的社会政策调整的现状、效果及其由此产生的农民工的态度与行为，因此我们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选择广州、上海、北京、长沙、成都五个城市的异地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之所以选择这五个城市地异的农民工，因为一方面这五个城市的农民工无论是在规模、职业，还是地域上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由于研究的特殊需要，我们在调查中选定的对象都要求在2003年前后均在外打工六个月以上，且不在同一城区的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五个选定的城市里我们再按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来确定调查样本，在每个城市调查100人。各城市按照本市农民工的行业分布情况将100个农民工等比例 分配到各行业(按门类划分)。在行业中选取有代表性的企业，从每个企业随机抽取一定数量(不超过十人)的农民工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625份，收回450份，有效率为72％。调查的性别结构是农民工以青年男性为主，男女性别比约2：1，其中男性农民工占66.3％，女性占33.7％。从年龄来看外出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平均年龄30.6岁。从文化程度来说，多数人具备初中文化水平，占69.5％，其中文盲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1.4％，高中文化程度占12.5％，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6.6％。 同时为了深入了解农民工受排斥的自我感受和因此确立的社会认同观念和行为的态度，我们选择了焦点小组的方法来收集资料，作为对问卷调查的补充。焦点小组是社会调查中资料收集的方法之一。调查人员为实施调查方案直接找调查对象进行口头交谈，以了解情况，获取资料。与问卷调查相比，访谈获得的资料较为主动、具体、详实，特别适用于对较为复杂的问题的研究，可以很快了解不同的人的活动、意见和态度。本研究在广州、上海、北京、长沙、成都等每一个城市组织2－3个焦点小组，进行集中访谈。当然为了使得研究更加深入具体，本研究也结合文献研究，实地调查等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开展研究。
三、资料与分析 (1)随着社会政策的调整，社会排斥正在逐渐消除，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政策效果，并得到了农民工群体的认可，但是这种社会排斥的消除是有限的和不完整的：社会政策从总的上来说不仅仅是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的保障，而且也是包括社会关系、社会参与、精神需求等多方面的基本需求的满足；不仅仅是关注对社会成员的收入维持、经济保障，而且更加关注在避免社会排斥的基础上追求社会公平、社会整合、社会合作。而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或者状态。具体的社会排斥来源区分为：国家，当地政府，居住社区，工作单位，当地居民等几个方面；而被排斥的具体内容又经归纳概括为：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由于当前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的现实，在研究中尤其关注农民工对自身的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改善的感知和认识。 在总体上，自2003年国家大力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以来，农民工作为一个被主流社会结构所排斥、忽视的状态开始改变并得到农民工社会群体相当程度的认可和支持。自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到各级地方政府发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涉及广度，内涵深度均系前所未有的重构农民工社会政策的运动，并从两个方面传导给农民工群体本身：一是社会政策的具体实施；二是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媒体的大力宣导，它们一方面使得农民工也开始感知到了国家的相关色社会政策的调整，从而对自身的权利与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另一方面农民工也切实感觉到了加在自己身上各种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社会排斥正在逐步消除。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有94.4％对国家农民社会政策调整的信息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只有5.6％的农民工一点也不清楚。有30.6％的农民工知道或者了解一点国家出台了劳动合同法以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受到的社会排斥有明显的减小，尤其是在工资、工作时间、职业培训等经济权益方面得到的改善较大，其中有75.4％的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认为现在比以前在外打工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要少，有68.9％的农民工感受并得到党和国家社会政策调整和变化给自己带来了实际好处，只有31.1％的农民工根本没有感受到。受到社会排斥感比较强烈的农民工也在呈逐步下降的状态中，同时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有12.5％的曾经或正在开始参与过当地的社区选举和被选举、社区规划、公共活动等社区活动，这部分农民工也有着最弱的被排斥感和最强的归属感。 但是这种社会排斥的消除又是有限的和不完整的，首先就是社会排斥消除的不完整，对于广大的农民工来说，在他们的意识选择机制里面主要关注的就是经济层面的社会公正，如 果在经济层面受到社会排斥，他们对社会或者政府更容易反感或者有情绪，有更多的农民工会因此对自己的行为产生影响，只是迫于形式，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占62.5％的农民工知晓的农民工社会政策调整的内容主要是经济方面，他们所了解的党和国家对农民工社会政策的调整变化主要集中在工资、工作时间、职业培训等经济方面，而在政治、社会方面则分别只有31.3％、6.3％，大多数农民工对自己在政治、社会方面所遭遇的不公平及其随之而来的社会排斥表现得无所谓，甚至根本就没有感知这方面的内容。而且在他们实际所感受到的国家农民工社会政策调整所带给自己的好处里面61.1％的农民工也认为是经济方面的，而只有27.8％的农民工认为是政治或者社会方面的了，而且进一步的追问表明，在参与过当地的社区活动的农民工也大多数只是局限在社区聚会，社区交友等较低层次上的社区公共活动，而参与选举和被选举、社区规划等则非常之小，他们在自己经常工作的生活区的发言权，决策权基本上是处于缺失的状态。其次是来自于不同主体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的程度不一样，呈梯形增强的态势。国家对农民工社会政策调整的效果基本得到了农民工的承认，78.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消除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国家，而来自于在当地政府所设置的不公平门槛也较以前大为减少，在农民工看来自己受到的来自于当地政府的排斥也在逐渐祛除。虽然来自于工作单位的排斥有所改变，但它仍然是被农民工群体认为是自己受到排斥最严重的对象，而大多数一直受到当地居民排斥的农民工认为他们仍然继续受到当地居民排斥的状况几乎没有多大改变。 2)随着社会排斥的逐步祛除，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感进一步增强，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农民工的社会行为倾向发生显著的变化，但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社会认同是指建立在自我基础上的对政府、社会、社会群体及其其他社会成员的认可与亲和的知觉、态度和行为倾向，它的表层是知觉和态度，而内核是行为倾向。在本研究中，社会行为倾向是指在社会认同的基础上以社会、政府、社会群体和他人为目标取向的行动意愿，从总体上来说，本研究中将它们分为两大类：一是亲善的社会行为倾向，此种行为倾向建立在社会认同的基础上，它促进社会整合与合作；二是反社会的行为倾向，它是指在社会排斥的条件下对社会的一种疏离或对抗的行为意愿。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考察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类行为的取向。本研究认为社会排斥的祛除能促使人们建立积极的社会认同，而积极的社会认同可以产生亲善的社会行为倾向，排除反社会的行为倾向。 在被调查的农民工群体中，凡是自己亲身感受到国家农民工社会政策调整带给自己有实际好处的农民工，一方面更加认同政府，觉得政府就是人民的政府，在感受到政府农民工政策调整带来的好处的农民工里，86.6％的农民工认为现在的政府更为民着想，而且认为他们更有执行能力，其中尤其是中央人民政府在农民工群体中地位有显著的提高，有72.4％的农民工都认定自己遭遇的社会排斥已经主要不是来自于政府了，而主要是来自于工作单位；占66.9％的农民工愿意更加强烈地配合政府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如果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将更加愿意通过沟通的方式向政府反映，而且相信政府能够为自己妥善解决。另一方面对社会的和谐感大为增强，在感受到政府农民工政策调整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农民工里，69.6％的农民工相信明天的工作生活条件会更好，并有更加强烈地履行作为社会成员的义务的愿望，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不乱扔垃圾，去银行的时候更愿意排队等候等，如果社会需要，他们将更加为之付出必要的个人代价。这部分农民工对工作单位也更加有信心，并表示要为之更加努力地，工作；对他人群体、他人更加和善，更加愿意在他们无助的时候帮助他们，比如更加愿意在公交车上给人让座等。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有较大地提升，但这种认同程度仍然有待于提高：作为社会政策调整制定者和首推者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农民工群体中地位的变化是必然趋势，而当地政府作为中央政策的执行者直接面向农民工群体，所以在农民工群体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但是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对者，工作单位并得到农民工的认同程度偏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