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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论文参考文献一、中国税务论文期刊参考文献[1].如何做到1+1>2——从《中国税务》的成功实践看稿件配置效应.《出版发行研究》.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09年12期.蔡字.王敏.[2].记录中国税务教育的精神历程——读《中国税务教育发展报告(19492012)》.《税收经济研究》.2013年6期.郝昭成.[3].《中国税务》对内容质量的不懈追求.《传媒》.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2013年9期.王素平.[4].中国税务行政诉讼实证研究.《清华法学》.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15年3期.崔威.[5].中国税务杂志社《涉外税务》宣传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市召开.《涉外税务》.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07年12期.高阳.[6].中国税务部门人员素质及结构配置分析：基于征管效率视角.《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期.姜铭.[7].2014中国税法论坛暨第三届中国税务律师和注册税务师论坛在京举行. 《注册税务师》.2015年1期.崔远.[8].网站何时成为纸质媒体的经济增长新点对中国税网的赢利模式分析. 《中国传媒科技》.2011年11期.李政.[9].服务对象需求、治理机制融合与税务机构改革.《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1年6期.[10].国际化视野本土化培育访德勤中国税务与商务咨询主管合伙人蒋颖. 《注册税务师》.2015年3期.许振谦.崔远.二、中国税务论文参考文献学位论文类[1].信息时代的中国税务信息化战略研究.被引次数：10作者：谈延华.工商管理华中科技大学2006（学位年度）[2].中国税务法庭构建问题研究.被引次数：1作者：吕楠楠.经济法学吉林财经大学2010（学位年度）[3].中国税务系统IT运行维护管理研究.作者：文静.工商管理南开大学2011（学位年度）[4].中国税务人才资源开发研究.被引次数：1作者：曹平.工商管理南京理工大学2002（学位年度）[5].中国税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分析与设计.被引次数：1作者：安胜辉.工业工程天津大学2002（学位年度）[6].我国税务信息化发展的宏观思考.被引次数：16作者：魏国宏.政治经济学安徽大学2004（学位年度）[7]中国税务系统征税成本分析.作者：林雪.财政学上海财经大学2006（学位年度）[8]中国税务发展的社会道德基础.作者：马宗利.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江苏省委党校2006（学位年度）[9].以社会价值提升为导向的税务文化研究.被引次数：2作者：尹可.财政学湖南大学2012（学位年度）[10].我国税务信息化建设的对策研究.作者：黄焱.工商管理华南理工大学2003（学位年度）三、中国税务论文专著参考文献[1]中国税务律师执业的法律问题研究从税收、税法二重性特征入手的分析. 陈乃新.谌媚，20112011中国税法论坛暨首届中国税务律师论坛[2]论我国税务法院的设立.朱大旗.何遐祥，20112011中国税法论坛暨首届中国税务律师论坛[3]良法良治之地方财税改革初探以税务渎职违法犯罪的发现和预防为视角. 徐林勇，20112011中国税法论坛暨首届中国税务律师论坛[4]论律师事务所的税务管理与风险控制.齐金勃，20112011中国税法论坛暨首届中国税务律师论坛[5]税务信息化状态与发展趋势由大集中向智能化转型.冯庆朝.程军.李鹏.曹翠红，20082008全国税务信息化技术应用与建设成果交流论坛[6]税务人才队伍建设研究.，20092008年全国税收理论研讨会[7]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享受条件的规范性研究.刘天永，20112011中国税法论坛暨首届中国税务律师论坛[8]律师法律服务涉税问题研究.石淼，20112011中国税法论坛暨首届中国税务律师论坛[9]企业重整、和解与破产清算的税收规划.刘福元，20112011中国税法论坛暨首届中国税务律师论坛[10]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律研究.吕志合，20112011中国税法论坛暨首届中国税务律师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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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页 共 1 页 人大法学院朱教授率大陆财税法代表团
赴台湾访问交流
9月21日至29日，我院经济法教研室教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朱率大陆财税法代表团一行七人到台湾大学、高雄大学参加“海峡两岸第十九届财税法学术研讨会”并做访问交流。
我院朱教授在大会上做了第二场“中国大陆税收核定权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完善”的主题报告，并做了第一场的与谈和大会闭幕式的总结讲话。
27日应葛教授邀请在台湾大学就“关于进一步完善大陆个人所得税法的法律思考”作学术演讲，受到热烈欢迎。
访问期间，代表团成员还到高雄大学法学院与张永明教授等财经法律系的师生进行了学术研讨，并参访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诚品书店、台中溪头森林园区、日月潭、赤崁楼、台湾文学馆、安平树屋、台南地方法院、高雄爱河、五南书局、新北邓丽君纪念公园、朱铭博物馆、淡水红楼等名胜古迹，增进了对宝岛台湾风土人情的了解。
此次是朱教授第二次率大陆财税法代表团到台湾访问交流。
2008年4月朱大旗教授也曾率大陆财税法代表团到台湾大学、高雄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因台风原因，本次代表团成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叶姗副教授未能成行。
2024年军队文职人员招聘之军队文职政治学题库附答案（典型题）单选题（共100题）1、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的核心设备是（）。
A.火灾报警控制器B.消防电气控制装置C.消防联动控制器D.气体灭火控制器【答案】 C2、甲公司与乙公司达成还款计划书，约定在2012年7月30日归还100万元，8月30日归还200万元，9月30日归还300万元。
丙公司对三笔还款提供保证，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
后甲公司同意乙公司将三笔还款均顺延3个月，丙公司对此不知情。
乙公司一直未还款，甲公司仅于2013年3月15日要求丙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关于丙公司保证责任，下列哪一表述是正确的？A.丙公司保证担保的主债权为300万元B.丙公司保证担保的主债权为500万元C.丙公司保证担保的主债权为600万元D.因延长还款期限未经保证人同意，丙公司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答案】 A3、在美国，提出超越遏制战略的总统是（）。
A.卡特B.尼克松C.老布什D.克林顿【答案】 C4、荣吉有限公司是一家商贸公司，刘壮任董事长，马姝任公司总经理。
关于马姝所担任的总经理职位，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A.担任公司总经理须经刘壮的聘任B.享有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法定代理权C.有权制定公司的劳动纪律制度D.有权聘任公司的财务经理【答案】 C5、下列关于证明的哪一表述是正确的？A.经过公证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和间接证据B.经验法则可验证的事实都不需要当事人证明C.在法国居住的雷诺委托赵律师代理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其授权委托书需要经法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法国使领馆认证后，方发生效力D.证明责任是一种不利的后果，会随着诉讼的进行，在当事人之间来回移转【答案】 C6、甲有限公司与乙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两方合作对某区域进行煤炭资源勘探，由此所获利益双方平分。
对此，下列说法正确的是？A.甲公司与乙公司组成的联合勘探主体，在勘探中的投入达到最低比例后，可将探矿权予以转让B.甲公司与乙公司完成勘探后，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煤炭资源的采矿权C.需县级政府审批D.矿区地面归集体所有，地下资源归公司所有【答案】 A7、标志着第三世界形成的是（）。
是否应该对大型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的辩论辩题正方观点，应该对大型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
首先，大型企业通常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他们能够通过规避税收来减少其纳税额，这对国家财政收入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因此，对大型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可以有效地弥补这一缺口，保障国家财政的稳定和发展。
其次，大型企业通常拥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垄断地位，他们能够通过垄断定价来获取更高的利润，而这些利润往往并不会得到合理的纳税。
因此，对大型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可以有效地减少其利润，促使其更加合理地分配财富，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此外，对大型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也可以促进其更加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公益事业和环保工作，从而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名人名句方面，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正义不仅是实现公平，更是实现平等。
”对大型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可以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促进社会的平等发展。
经典案例方面，可以引用美国对大型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政策，通过这一政策，美国政府成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反方观点，不应该对大型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
首先，大型企业往往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他们能够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对其征收更高的税收，可能会抑制其发展动力，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
其次，大型企业通常拥有更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他们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对其征收更高的税收，可能会减少其投入到研发领域的资金，影响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竞争力。
此外，对大型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可能会导致其转移生产和资金到其他国家，从而影响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
在名人名句方面，亚当·斯密曾说过，“企业家是国家经济的支柱。
”对大型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可能会影响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
经典案例方面，可以引用法国对大型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政策，通过这一政策，法国政府导致了大量企业转移生产和资金到其他国家，从而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中国大陆应该设立税务法院----对熊伟博士观点的回应朱大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 何遐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关键词: 中国大陆/税务法院/设立/建制/运作内容提要: 中国大陆要不要设立专门税务司法机关以及如何设置税务司法机关，学者之间存在争议。
本文认为，大陆应该设立专门税务司法机关。
较之于设立税务法庭，设立专门的税务法院更为有利。
税务法院应隶属司法系统，其设立和管辖需考虑经济区域、审级要求，并尝试建立巡回审理制度和合理的税务法官选任、管理制度;应该逐步扩大税务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权力，使税收司法在制度上与行政复议相协调，并尝试建立小额涉税纠纷解决机制，以便为纳税人提供便捷而充分的权利救济。
壹、前言熊伟博士在《月旦财经法杂志》第5期发表〈中国大陆有必要建立税务法院吗?〉一文，认为中国大陆「法院目前受理的税务案件很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少，无论是设立税务法院还是法庭，都会存在人浮于事的问题，造成巨大的财政浪费。
现实的选择更应该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在法院行政庭的架构下进行优化。
如果将来税务案件增多，复杂程度增强，而法院现行的审判庭无力承受，到时可以先成立税务法庭。
只有当案件过多，导致税务法庭也无法应对时，才有必要考虑税务法院。
从而主张进行极其审慎的税务司法改革。
[1]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固然不无道理，但从税务司法的特殊性和现实需要来看，中国大陆有必要设立有限数量的、专门的税务法院而非普遍设置税务法庭;在税务法院的建制上，应确立税务法院隶属司法系统的模式，按照经济区域、审级要求合理构建税务法院系统和确定管辖，尝试建立税务案件巡回审理制度，并建立合理的税务法官选任、管理制度;在税务法院的运作上，应该逐步扩大税务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权力，使税收司法在制度上与行政复议衔接协调，并尝试建立小额涉税纠纷解决机制，以便为纳税人提供便捷而充分的权利救济。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0027号建议的答复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2.07.06•【分类】其他正文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0027号建议的答复您提出的关于将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上升到立法层面的建议收悉。
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产权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平等、全面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一、倾听各界意见，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司法保护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界意见建议，发布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政策、案例，积极维护民营企业及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专门组织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亲自出席会议听取企业家意见建议。
在认真研究办理和吸收采纳民营企业界代表委员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制定《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多项司法政策，发布人民法院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典型案例、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典型案例、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典型民商事案例等指导案例，为保护民营企业及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提供规则遵循。
二、推进机制建设，精准服务民营企业人民法院推进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全面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权利救济渠道和诉讼服务。
各地法院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推出一系列精准服务民营企业的务实举措，加强与民营企业家的沟通联络，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和指引，为助力民营企业发展作出诸多有益尝试。
例如，湖南衡阳中院出台精准服务中小微企业24条举措，积极开展“暖企行动”“送法进百企”等活动；北京海淀区法院成立“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室”，推出一系列保企稳业具体举措，推动“商事纠纷商人解”；南宁西乡塘区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成立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联动保障中心，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南京秦淮区法院立足辖区企业需求，开展“司法服务面对面”活动，从2021年至今，已深入近百家民营企业，开展企业座谈会40余次，调处纠纷300余起，为2000余人次提供法律宣讲，帮助企业解决审判、执行难题；重庆涪陵区法院在辖区企业开设司法服务民营经济示范工作站，确定对口联系法官，主动为企业的法律困境“把脉”，提供全方位司法服务；等等。
《刑辩三人谈：刑辩业务核心技能》阅读笔记目录一、书籍概述 (2)1. 书籍背景及作者简介 (2)2. 书籍内容概览 (3)二、刑辩业务核心技能解析 (4)1. 案件分析与策略制定 (6)1.1 案件事实梳理 (7)1.2 证据收集与评估 (8)1.3 策略制定及应对方案 (10)2. 辩护技巧与口才表达 (12)2.1 辩护思路的清晰表达 (13)2.2 法律条文的精准引用 (15)2.3 庭审中的应变能力 (15)3. 客户关系建立与维护 (16)3.1 客户沟通与信任建立 (18)3.2 风险评估及告知义务 (18)3.3 客户关系维护与转介绍 (19)三、案例分析与实践应用 (21)1. 典型案例解析 (22)1.1 案例分析的目的和意义 (24)1.2 典型案例介绍及解析 (25)1.3 从案例中学习刑辩技能 (26)2. 实践应用指导 (27)2.1 庭审实战模拟 (29)2.2 辩护文书撰写 (31)2.3 经验总结和反思 (32)四、行业趋势与展望 (34)1. 刑事辩护行业的发展现状 (35)1.1 市场规模和增长趋势 (36)1.2 行业热点和难点问题 (37)1.3 发展趋势预测 (38)2. 刑辩律师的角色定位与能力提升 (39)一、书籍概述《刑辩三人谈：刑辩业务核心技能》是一本关于刑事辩护业务的专业书籍，旨在为从事刑事辩护工作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提供一套系统化、科学化的刑辩业务核心技能培训体系。
本书通过对刑事辩护业务的深入剖析，结合丰富的案例分析，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刑事辩护方法和技巧。
全书共分为六个章节，涵盖了刑事辩护的基本理论、证据收集与分析、案件调查与辩论、诉讼策略与技巧、法律适用与裁判文书撰写以及刑事辩护团队建设等方面。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全面掌握刑事辩护业务的核心技能，提高自己的辩护水平，更好地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1. 书籍背景及作者简介《刑辩三人谈：刑辩业务核心技能》是一本关于刑事辩护业务的深度探讨与专业指导的著作。
新领域虚假诉讼案件民事检察监督研究目录一、内容概要 (2)（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2)（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3)（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5)二、虚假诉讼概述 (6)（一）虚假诉讼的定义与特征 (7)（二）虚假诉讼的类型 (8)（三）虚假诉讼的产生原因分析 (9)三、民事检察监督的基本理论 (10)（一）民事检察监督的概念与性质 (11)（二）民事检察监督的原则 (12)（三）民事检察监督的权限与程序 (13)四、新领域虚假诉讼案件的现状与特点 (14)（一）新领域的界定与范围 (15)（二）新领域虚假诉讼案件的主要特点 (17)（三）新领域虚假诉讼案件的发展趋势 (18)五、新领域虚假诉讼案件民事检察监督的困境与挑战 (19)（一）证据收集与固定难题 (20)（二）法律适用与裁判尺度统一问题 (22)（三）监督手段与效果提升途径 (23)六、新领域虚假诉讼案件民事检察监督的优化路径 (24)（一）完善证据收集与固定机制 (25)（二）统一法律适用与裁判尺度 (26)（三）创新监督手段与提升监督效果 (27)七、案例分析 (29)（一）典型案例选取与分析 (30)（二）案例反映的问题与启示 (31)（三）案例分析的总结与反思 (32)八、结论与展望 (33)（一）主要研究成果总结 (34)（二）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34)一、内容概要本文档主要探讨关于新领域虚假诉讼案件的民事检察监督研究。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随着新领域的不断拓展和复杂化，虚假诉讼案件频发，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共利益。
本文旨在深入分析新领域虚假诉讼的特点，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背后的动机，进而提出相应的民事检察监督策略。
内容包括：新领域虚假诉讼案件的界定和分类、虚假诉讼对司法体系和当事人权益的侵害表现，以及民事检察部门如何在新领域中有效实施监督，强化检察力度、应对挑战的策略与方法等。
还将对当前新领域虚假诉讼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以期为预防和控制此类案件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从新《公司法》看国企公司治理的改革方向目录一、内容概要 (2)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2)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3)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4)二、新《公司法》的主要特点与创新 (5)2.1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7)2.2 强化公司社会责任 (8)2.3 优化公司资本制度 (9)2.4 加强公司信息披露 (10)2.5 强化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 (11)三、国企公司治理的现状与问题 (12)3.1 国企公司治理的现状 (13)3.2 国企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14)3.3 国企公司治理问题的成因分析 (15)四、新《公司法》对国企公司治理的改革方向 (16)4.1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措施 (17)4.2 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途径 (19)4.3 优化公司资本制度的策略 (20)4.4 加强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 (21)4.5 强化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的方法 (22)五、案例分析 (24)5.1 案例背景介绍 (25)5.2 案例公司治理改革的措施与成效 (26)5.3 案例公司治理改革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27)六、结论与展望 (29)6.1 研究结论总结 (30)6.2 对国企公司治理改革的建议 (31)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32)一、内容概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企公司治理改革已成为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
新《公司法》自2018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国企公司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进行了全面调整和完善。
本文将从新《公司法》的主要内容出发，分析国企公司治理改革的方向，以期为国企公司治理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新《公司法》的出台与实施，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与制度框架。
研究新《公司法》背景下的国企公司治理改革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大陆应该设立税务法院----对熊伟博士观点的回应朱大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何遐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上传时间:2007-9-23关键词: 中国大陆、税务法院、设立、建制、运作内容提要: 中国大陆要不要设立专门税务司法机关以及如何设置税务司法机关，学者之间存在争议。
本文认为，大陆应该设立专门税务司法机关。
较之于设立税务法庭，设立专门的税务法院更为有利。
税务法院应隶属司法系统，其设立和管辖需考虑经济区域、审级要求，并尝试建立巡回审理制度和合理的税务法官选任、管理制度；应该逐步扩大税务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权力，使税收司法在制度上与行政复议相协调，并尝试建立小额涉税纠纷解决机制，以便为纳税人提供便捷而充分的权利救济。
壹、前言熊伟博士在《月旦财经法杂志》第5期发表〈中国大陆有必要建立税务法院吗？〉一文，认为中国大陆「法院目前受理的税务案件很少，无论是设立税务法院还是法庭，都会存在人浮于事的问题，造成巨大的财政浪费。
现实的选择更应该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在法院行政庭的架构下进行优化。
如果将来税务案件增多，复杂程度增强，而法院现行的审判庭无力承受，到时可以先成立税务法庭。
只有当案件过多，导致税务法庭也无法应对时，才有必要考虑税务法院。
从而主张进行极其审慎的税务司法改革。
[1]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固然不无道理，但从税务司法的特殊性和现实需要来看，中国大陆有必要设立有限数量的、专门的税务法院而非普遍设置税务法庭；在税务法院的建制上，应确立税务法院隶属司法系统的模式，按照经济区域、审级要求合理构建税务法院系统和确定管辖，尝试建立税务案件巡回审理制度，并建立合理的税务法官选任、管理制度；在税务法院的运作上，应该逐步扩大税务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权力，使税收司法在制度上与行政复议衔接协调，并尝试建立小额涉税纠纷解决机制，以便为纳税人提供便捷而充分的权利救济。
有鉴于此，笔者草撰此文，作为对熊伟博士观点的响应。
贰、中国大陆应设立专门的税务法院由于税法规定既要确保税收收入，又要与私法秩序保持协调；既要尽量减少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又要体现出适度的调控，使得税法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
[2]税法的技术性特征导致涉税诉讼也呈现出对专业技术性的要求。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实践中一直有忽视税法和税收诉讼专业技术性要求的倾向，这反映在司法机构的设置上，即体现为没有实现税收司法机关的专门化。
在缺少专门税收司法机关的情况下，普通法院经常会因缺乏处理税收诉讼的专业能力而求助于税务部门，这不由得引发人们对税务机关垄断税法解释从而影响纳税人权利救济的担忧。
[3]一段时间以来，大陆学界就税收司法的独立性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建立专门税务司法机关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但对于建立何种形式的专门税务司法机关，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
有人建议效仿美国、加拿大等设立专门的税务法院，有人主张效仿法国、瑞典等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也有人认为根据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现阶段单独设立税务法院比较困难，故应先在人民法院系统内设置税务法庭作为过渡，或者干脆主张以税务法庭取代税务法院的设置。
现在看来，在主张设立专门的税务司法机关的论说中，设立税务法庭的主张似乎占了上风。
该说认为，税务案件的专业性和大量性、实现依法治税和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需要使得设立税务法庭极为必要，现行法律制度、司法实践以及中国大陆的人才状况也使得设立税务法庭成为可能。
[4] 熊伟博士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这种类型。
但在笔者看来，税务案件专业性、依法治税和保护纳税人权利等所谓现实需要，本身对设立何种专门税收司法机关并无特殊限定与要求，设立税务法院同样可以满足这些需要。
而且，从中国大陆的情况来看，设立税务法院更符合现实需要。
笔者主张，中国大陆应尝试在现行的普通法院系统之外，逐步设立专门的税务法院，而不仅仅是税务法庭。
理由如次：一、设立税务法院更有利于现阶段税收司法案件的处理和熊伟博士的观察结论相一致，我们也发现，中国大陆现阶段税收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较之以前虽有所上升，但绝对值并不十分庞大，在全部行政诉讼案件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低。
1991年全国税务行政诉讼一审案件为61件，1997年首次超过1000件，至1998年达到最高峰，为2069件。
[5]此后的1999年为1804件（全国一审各类行政诉讼案件总量为97569件），2000年为2055件（各类总量为85760件），2001年为1237件（各类总量为100921件），2002年为1496件（各类总量为80728件），2003年则不足1000件（各类总量为87919件）。
[6] 由上可见，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绝对数量还比较有限，在全部行政诉讼案件中的比例也非常低，基本上为1%-2%，而同期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率则高达40%-60%。
[7]而且，步入新世纪以来，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甚至出现下行趋势。
不过，在笔者看来，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发生率低，甚至出现短暂缩减的现象并不能代表以后的发展趋势，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当前税务行政机关的强势、税务诉讼制度的弊端，以及法院税务审查能力的局限等密不可分，税务行政诉讼的高撤诉率就是一个例证。
随着税法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税收法治的不断推进，涉税诉讼案件的发生量势必大幅攀升。
而从国（境）外的实践看，在税收法治比较发达的情况下，涉税案件往往成为行政诉讼案件主体，中国大陆现阶段税务行政诉讼案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占行政诉讼案件总量的比例上都远不及发达国家（地区）的水平。
比如台湾近年来税务诉讼占行政诉讼的比例就高达60%以上，[8] 国土面积、GDP总额均与中国接近的加拿大尽管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涉税争议比例较低（15%左右，其它多通过协商解决），但联邦税务法院每年受理的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也达八、九千件。
[9]可见，一方面中国大陆当前的税务行政诉讼起诉率较低，案件的绝对量不是非常庞大，另一方面，随着税收法治的推进，税务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则将大幅攀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设立相应的税务审判庭，一方面可能造成司法资源的闲置浪费，在效率上比较低下，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税收司法改革根据实践的需要逐渐推进，很难起到税务法庭所谓的改革「过渡」作用。
相比之下，笔者认为，根据涉税诉讼案件的发生、分布情况，首先选定若干个涉税案件相对较多的区域，设立一定数量、合理审级的税务法院，相对集中地解决涉税诉讼，并且随着税务法院制度的成熟、涉税案件数量的增加再逐步地推广税务法院的设立，进而构建完整的税务法院系统的方案更为合理。
一则这种方案有利于集中有限的司法资源加强涉税诉讼案件多发地区的案件处理，凸显税收司法改革的实效性；二则这种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风险较小，成本较低，灵活性强，更有利于改革方案紧贴实践，稳步推进。
二、设立税务法院更有利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是依法治税的应有之义，也应该是税收司法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而作为纳税人权利救济最后屏障的法院，其审理涉税案件的能力就成了推进税收司法改革、加强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关键。
如前所述，涉税案件对法院的专业性、审理的技术性有很强的要求，而目前中国大陆法院中精通税法和税务知识的法官数量极为有限，虽说国家已经开始逐渐重视对这方面的人才培养，但社会上真正既符合法官职业要求又精通税法、税务知识的人仍然少之又少。
如果骤然在全国法院系统内普遍增设税务法庭，人才的供应则很难跟上，税收司法改革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纳税人权利的司法救济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而设立一定数量的税务法院，则可以集中有限的专业人才，如此，则法院的专业性就有了一定保障，在现阶段涉税案件数量尚不庞大的情况下，纳税人权利的司法保护就有了审理能力的保障。
而随着以后涉税案件数量的攀升，社会上培养的专业人才也已经大量增加，那时再全面建立税务法院系统，则人才瓶颈已经不再是难题。
因而，从保障税务司法机关专业性的角度看，设立税务法院更有利于纳税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此外，设立税务法院还有利于保护纳税人权利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实现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司法多元化。
以设立税务法院制度的美国为例，纳税人对于税务检查和复议的结果，既可以向税务法院起诉，也可以向区法院或巡回法院起诉。
[10] 也就是说，美国的法律赋予了当事人在某些涉税诉讼的起诉上选择审理法院的权利。
区别在于，如果向区法院或者巡回法院起诉的话，需要先行纳税，而如果在一定期限内向税务法院起诉的话，则没有这一限制。
此外，当事人行使选择权时通常会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即要衡量自己对案件审理的专业性要求和合法性要求。
因为普通法院在对案件的考察中可能更多的从合法性的角度做出判断，而税务法院则可能更多地倾向于运用税收技术规则。
专业性色彩会强化行政部门的观点，而专业色彩较低的法官则更容易从中立立场判断问题。
[11] 应该说，这种有选择权的起诉制度，充分考虑了纳税人的利益，为当事人根据自己不同需要而在司法上选择相应的司法救济途径提供了可能性，是极具创建性和人性化的。
中国大陆在设立自己的税收司法机关时，完全可以借鉴这一做法，这也符合税收法治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要求，有利于对中国大陆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纳税人权利的充分保护。
我们设立税务法院，并不必然排斥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向普通法院起诉的权利，因为税务法院固然更能满足当事人对涉税案件专业性的要求，我们也不能排除当事人淡化自己对专业性的要求，而更需要法院从公平正义和法治一般出发对自己进行衡平救济的可能性。
在这一点上，税务法院和普通法院并行运作的结构可以更加充分、更加多元地对纳税人的权利提供司法保障，而在现行人民法院内部各个法庭严格分工审理各类案件的体制制度下，采用普通法院框架下的税务法庭制度显然很难为纳税人合法权利的多元化司法救济预留空间。
三、设立税务法院更有利于税收司法独立的保障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目标之一。
我们进行税收司法改革，建立税收司法机关，应该符合司法独立的要求，并应以推进税收司法独立作为一项重要的目标。
众所周知，现阶段中国大陆法院普遍存在司法不独立、行政干预强的弊端，体现在法院的组织关系、人事管理、办案经费、物资装备等方面，其均由地方负责因而受制于地方；在管辖上也完全按照行政区划来确定级别和地域管辖。
在这样的体制下，法院往往在具体案件上听命于当地党政机关领导，甚至人大有时也会就具体案件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干涉，这就使得法院在独立性方面几无保障，法官的独立也就很难落到实处，如此，则司法独立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体现在税收司法领域，税务机关在面临纳税人起诉的情况下，往往为了所谓的「行政权威」，或者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对法院的审判进行干预，甚至有地方的领导也出面为税收机关「撑腰」，这也是前述中国大陆税务行政诉讼案件起诉率少、撤诉率高的一项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