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的扶桑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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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的扶桑游记第一篇:王韬的扶桑游记王韬的《扶桑游记》1879 年春,王韬访问日本。
十一日(5 月1 日),船抵长崎。
王韬先后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地。
他每至一地,都受到热烈地欢迎。
考察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变化是王韬赴日的基本目的所在。
在日本旅行的128 天里,王韬广泛接触了日本各界人士。
对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全面地考察。
广泛的考察加深了王韬对日本社会的了解和对西学的认识,也丰富了他的思想,拓宽了他的改革思路。
王韬特别留心了解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以后发生的急剧变化。
他首先注意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社会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王韬不禁感慨万千:“鸣呼!仅十许年耳,而沧桑更易,人事变迁,可胜叹哉!”日本社会形态变化以后,原有的等级制度也分崩离析。
资本主义的机会均等和能力竞争原则代替原来的血缘世袭原则溶入了社会生活。
王韬观察到这一阶级结构的变化。
从日本华族世家的衰落,王韬似乎也体悟到了历史规律的不可抗拒性。
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引起了社会风尚的变化,传统的儒学及建立其上的旧价值观在明治维新以后遭到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西学感到兴趣。
王韬观察到这种文化的裂变和转轨。
与儒学不断式微的情况相反,西学在日本社会长驱直入,取得了文化统治地位。
对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以后文化方面的急速变化,王韬抱有一种复杂的矛盾心态。
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意识的改革呼唤者,王韬对日本明治时期儒家文化的式微和西方文化的胜利进军感到兴奋,为之欢呼喝彩,以为可作为中国学习西方的借鉴。
但是,作为孔子之邦的“孔学中人”,王韬又对此情此景表示无限的伤感和挽惜。
变化节奏太快,令他惴惴不安,害怕社会就此脱序,这种挽惜和优虑是王韬不时给“全盘西化”泼冷水的心理机制。
王韬在日本结识了黄遵宪和不少日本文人, 经常参加各种文化活动, 与日本学者增田贡、本多正纳及诗人佐田白茅等建立了友谊。
《扶桑游记》一书中还记载了明末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迹,这是一本研究清代末叶中日文化关系的参考书。
中国近代史风云人物——王韬王韬(1828—1897)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复杂的人物,生活在多灾多难的晚清年代,经历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等中国现代重大历史事变,距戊戌变法仅一年之遥,他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改良主义者,又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热心参加者,同时又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时代风云际会,交织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一、生平王韬(1828-1897)清代江苏长州(今苏州吴县)人,初名利宾,学名瀚,字兰卿,后改名韬,别号天南、遁叟等。
王韬祖先原籍昆山,系明代巨族,明末兵乱,迁至甫里。
其父王昌桂乃一个儒生,以授徒自给。
王韬从小受到家庭传统的儒家教育。
以后就学于明经顾惺,不但学习了大量的儒家经典,还饱览了诸如“二十二史”、《资治通鉴》、野史稗钞、笔记小说、诸子文集、诗赋词章等各类书籍。
184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中新阳县秀才。
次年,随父与师赴金陵应乡试,结果铩羽而归。
但他并不后悔,从此放弃科举,以期读书十年,另辟蹊径,然后出为世用。
20岁那年,王韬赴上海探望在那里设馆授徒的父亲,富有西洋气息的上海立刻向他展现了一个新的奇异世界。
不久父亲去世,他接受英国人麦都司的聘请到新教伦敦会办的墨海书馆从事著译工作。
后为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将领一事被清政府通缉而逃往香港;改名王韬,受到英华书院院长里雅各的赏识,协助其翻译中国典籍,并主编《近事编录》,从而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海外”流亡生涯。
在这期间,他于1867年冬起的三年时间,游历英国、法国和瑞士等西方国家。
这些大大超出他想象的海外奇观,令他欣喜异常。
1870年回到香港后,他与友人黄平甫集资购得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组成中华印务总局,接着便创办了《循环日报》。
王韬在该报主持笔政10年,于1884年回到上海定居。
晚年曾担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创办弢园书局,并尽其余力从事著述,刊行了《经学辑要》、《西学辑存》等书,继续致力于改良主义和西方科技知识的宣传介绍。
王韬文言小说中的异国女性书写作者:孙大海来源:《蒲松龄研究》2019年第03期摘要:王韬文言小说中的异国女性书写基于其欧洲、日本两次游历,文学表达呈现出传奇化与笔记化的特点。
这些异国女子分担了中国古代小说中某些既有形象的职能,其爱情模式则是王韬自身体验与性情的投射。
王韬的异国女性书写在展示国外女学,引进特定文学形象,开创异国恋题材三个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王韬;异国女性;淞隐漫录;传奇性;文言小说中图分类号:I207.41 ; ;文献标识码:A王韬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作有《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三部文言短篇小说集。
王氏小说借鉴了《聊斋志异》的经典笔法,也呈现出某些与时代相符的新变。
大量的异国女性书写,即为其重要特点。
本文拟结合三部小说集中的相关篇目,从呈现特征、内涵、意义三个角度,对王韬小说中的异国女性书写进行考察。
一、异国女性之呈现王韬笔下的异国女子形象,可分为欧洲与日本两类,这与其本身的游历状况相关。
1867年,王韬在香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的邀请与资助下,开启欧洲之旅,将一路见闻整理成《漫游随录》一书。
据该书记载,王韬在欧洲结识了媚梨、爱梨、周西、爱伦几位女性。
她们或陪同王韬出游,或向其请教中国文化,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淞隐漫录》中的《媚梨小传》《海外壮游》等篇亦出现了媚梨、周西等西方女子形象。
无论名姓、装扮,还是性格、气质,这些小说人物都或多或少地以王韬现实中几位西方朋友为原型。
1879年,王韬又应重野成斋、栗本锄云等日本文化人士的邀请,赴日考察,并将经历集成《扶桑游记》一书。
这期间,王韬拜访了日本才女迹见泷摄,《淞隐漫录》之《花蹊女史小传》即为此人作传。
由于频繁出入新桥、柳桥等风月场所,王韬还结识了小万、小铁等妓女。
《淞隐漫录》之《桥北十七名花谱》《柳桥艳妓记》,《淞滨琐话》之《东瀛艳谱》等篇,即记载了此辈数十人。
日本之旅,成为王韬异国女性书写的又一重要素材来源。
王韬与《淞隐漫录》2019-09-291862年春,在上海墨海书馆⼯作的王韬化名上书太平军忠王李秀成,从战略上为太平军献策,盖其时太平军久攻上海不下。
后来东窗事发,他的陈条落⼊清军之⼿,清廷下令逮捕。
王韬不得不离开他熟悉的家⼈、朋友和他整⽇流连的⼗⾥洋场,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港。
1884年春,在流亡整整⼆⼗⼆年后,在丁⽇昌、马建忠、盛宣怀等⼈斡旋下,王韬终于回到上海――他阔别了半⽣的⼟地,定居在沪北吴淞江滨的淞隐庐。
随后,王韬被聘为《申报》编辑,时年五⼗六岁。
就在这⼀年,王韬应好友尊闻阁主(即《申报》创始⼈、英⼈安纳斯脱·美查)之请,欣然伸纸命笔,“追忆三⼗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淞隐漫录〉⾃序》),开始撰写⼀些模仿《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风格的⽂⾔笔记⼩说,“聊作⼀时之消遣,⽽藉以抒平⽇之牢骚郁结”。
这些笔记⼩说最初以单篇连载于《申报》发⾏的《画报》上。
从1884年下半年开始在《画报》刊载,每期⼀篇,配图⼀幅,直到1887年年底才刊载完毕,共⼀百⼆⼗⼀篇。
不久由上海点⽯斋结集成书,以书斋号名之⽈《淞隐漫录》,由当时著名画家吴友如和⽥英(⼦琳)配上新的插图,⽯印单⾏本⾏世。
作者王韬(1828~1897),是中国近代很有影响的早期改良主义者之⼀,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
初名王利宾,字兰瀛。
⼗⼋岁县考第⼀,改名瀚,字懒今。
去⾹港后,更名韬,字仲|,⼀字紫诠,⾃号天南遁叟、甫⾥逸民、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园⽼民,外号“长⽑状元”。
1867年,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三经译为英⽂,并得以在其后三年间漫游法、英、俄等国,加深了对西⽅现代⽂明的了解。
1870年返⾹港。
1874年在⾹港集资创办《循环⽇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巨⼤。
1879年,应⽇本友⼈邀请,前往⽇本进⾏为期四个⽉的考察。
王韬考察了东京、⼤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游记》。
1885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1897年病逝,享年七⼗岁。
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邹振环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邹振环日记是应用文中一种最为常用的体裁,日记是一种自我交流的形式,一般来说,日记不是为了发表而进行的创作,日记写作者(下简称“记主”)往往面对的只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不是抽象的读者和公众。
因此,写作日记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创作这类文献时所具有的“非公共写作”的特有心态。
但事实上就整个日记文献来说又比较复杂,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日记一般可以分为:一为记主生前公开发表的日记,如郭嵩焘《使西纪程》、曾纪泽的《曾侯日记》等;二是撰写时就准备日后发表的,如《李慈铭日记》、《曾国藩日记》等;三是不愿意公开或全部公开而死后作为遗文面世的,如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张元济日记》等,四是一种日记体的文学创作,等等。
第一、二类日记很难说是在“非公共写作”的心态支配下完成的,难免故作庄重,常常少说私话和隐秘的事情,文字上也有很大的修饰和增补。
胡适从留学日记起,不但重视日记的内容,而且很注重形式,如正文引文的款式,读书札记、诗文手稿、往来书信和剪报杂件的排列方式,标点符号的用法等都很讲究,前后一致,到了一定的时候装订成册,题写封面。
1可见他也是把日记当著作来写的。
公开发表的日记未必就没有史料价值,虽然其中涉及一些个人隐秘的方面固然会有曲笔和讳饰,但大量的内容还是不妨实话实说的,特别是游记、行纪,基本上都是为传世而写的,典型的如《徐霞客游记》、郭嵩焘《使西纪程》、薛福成的《四国日记》等,仍有着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秦瘦鸥的《劫收日记》等以日记体创作的文学,应该属于另一个范畴。
2本文所讨论的日记文献不包括用日记体创作的文学作品。
关于日记,国内外的学者已从若干角度做过许多出色的研究。
1935年郁达夫曾经在《再谈日记》一文中介绍过英国研究日记的学者阿谁?崩松倍(ArthurPonsonby)撰著的《英国日记作家》(BritishDiarists)小册子,该书作者把日记的种类分成历史、宗教、游记与牧猎、社交与文艺、军事与职业、家庭、妇孺七类。
年月第卷第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印 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王立群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北京 摘要 十九世纪中叶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时期通过英美新教传教士了解到日本社会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开始逐步改变中国文人对日本传统的“社会集体想象”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关注日本明治维新的人士之一。
年代初到香港以后他通过与日本人密切接触对日本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明治维新之后正在崛起的日本开始跃跃欲试向外扩张而昔日高高在上的大清帝国却一步步衰弱下来二者地位近乎戏剧性的变化使得王韬笔下的日本形象充满了矛盾。
王韬对日本认识的演变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反映了晚清这个新旧交替的特定时代中国文人日本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关键词 晚清王韬日本观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毫无疑问在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上王韬 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作为近代最早以个人身份前往日本的中国文人之一他与日本的关系总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人们在谈到王韬与日本的关系时就会谈到他年的日本之行以及据此著成的日记体游记《扶桑游记》。
但是仅仅依据该游记来考察他对日本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时期就通过所接触到的英美新教传教士了解到日本社会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开始逐步改变中国文人对日本传统的“社会集体想象”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关注日本明治维新的人士之一。
到香港之后。
王韬通过与日本人密切接触对日本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明治维新之后正在崛起的日本开始跃跃欲试向外扩张而昔日高高在上的大清帝国却一步步衰弱下来二者地位近乎戏剧性的变化使得王韬笔下的日本形象充满了矛盾。
中日关系的急剧变化决定了他笔下的日本形象不是僵化停滞的而是处在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
王韬对日本的认识的演变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反映了在晚清这个新旧交替的特定时代中国文人日本观的变化性和矛盾性。
同时通过考察对王韬的日本观还可以还原近代日本社会的发展轨道以及近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贸易的情况。
2016年福建高职招考历史模拟试题:从师夷长技、体用之争到维新思想【试题内容来自于相关网站和学校提供】1:魏源曾应林则徐之请,編纂《海国图志》,是一部关于世界地理、历史及西方政教国情的总集。
魏源在书中最向往某国政治制度,提及这个国家“二十七部(州)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全备,一变古今官家(皇帝)之局,而人心翕然”。
魏源最向往的是那一国的制度?他这一段文字有何影响?A、美国;引起当时人们的激烈讨论,遂有清末的变法B、英国;人们颇有同感,认为应该“师夷长技以制夷”C、美国;少有人理解,也少有人谈及,几乎沒有影响D、英国;当时人们对此理论多不理解,只重视船坚炮利2:李鸿章自称“一生风雨裱糊匠”,他裱糊屋子叫________,材料是________()A、清朝封建统治西方先进科技B、清朝封建统治君主立宪制度C、清朝封建统治民主共和D、清朝封建统治火药、枪炮、养兵练兵之法3:金冲及教授在其《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一文中提到,甲午中日战争后有一份《中外日报》指出:我们在以前(指洋务运动时期)还讲什么自强、求富,现在别再讲那些门面话了,倒不如直截了当地讲救亡。
这表明甲午中日战争A、使中国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B、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C、促使中国认清所处的国际地位D、促使先进知识分子研究中国前途问题4:如果看到漫画,下列人物中最为愤慨的可能是A、魏源B、林则徐C、洪仁玕D、严复5:面对瓜分豆剖的危机,如何自救?中国人对这一艰深时代课题的回答是A、师夷长技以制夷B、中学为体,西学为用C、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D、星星之火,可以燎原6:同文馆之辩(14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京师同文馆的设立给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带来了很大冲击。
由此,同文馆的办学举措引发清廷内部的争论。
1867年,保守派代表人物倭仁上奏道: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甲午战败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已修改)杨宏雨梁启超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①近代中国之每一次进步无不与巨大的历史灾难相联系。
如果说鸦片战争只是在浅层次上触动了中国的知识阶层的话,那么,甲午战败则深层次地刺激了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
在甲午战败的影响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高举救亡的大旗,把中国近代化运动推进到了效法日本、变法维新的新时期。
甲午战败是中国思想界一次重要转折。
在甲午战败后,传统知识分子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樊笼,迈出了值得珍视的一步。
近代中国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由此拉开,民族觉醒的时代也由此开始。
一、战前传统知识分子对日本的认知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
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对西方除荷兰以外的“夷人”采取类似清政府的闭关不纳的“锁国政策”。
1853年,日本在美国的炮舰下被迫开放。
锁国政策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德川幕府的垮台。
1868年,明治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实行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是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成为一个近代化国家的关键。
长期以来,中国的士大夫把日本当作东洋“撮尔”小国,不加重视。
1868年的明治维新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的重视。
事隔六年之后(1874年),日本军队武装入侵中国的台湾,近代中国人才开始真正关注日本。
1876年,李圭前往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途经日本,在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横滨和东京之后,留下一份简短的记录。
这就是《环游地球新录》中的“东行日记”一卷。
李圭是近代第一个以官方代表身份访问日本的中国人。
1877年,何如璋以首任公使身份赴日,留有《使东述略》,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了他离开北京到东京上任的经过。
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卷,第113页。
1879年4月,王韬以私人身份游历日本,历时四个月,留有他这次游历的记述《扶桑游记》。
1879年12月,王之春以道员身份赴日游历考察,历时一个月,回国后写成《谈瀛录》三卷。
王韬的新闻思想及其主要贡献王韬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1845年考取秀才。
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
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
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
1867冬-1868春年漫游法、英、苏格兰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
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
1870年返香港。
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
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
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记游》。
王韬在1884年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
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
1894年为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并修书介绍于李鸿章的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
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成就,著有《韬元文录外编》,《韬元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四十余种。
这是对王韬一生的大致概况,但不难发现这样的一生充满了推陈出新,这让王韬的思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积极入世到提倡变法,都是源于眼界的开阔,这也决定了他在新闻领域的卓越成就。
王韬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报刊言论自由思想的人,同时也是第一个将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系统传入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报人,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报刊自由主义大师”。
王韬的新闻思想归纳起来如下:1、重视报纸信息传播的功能;2、办报目的是立言;3、强调报纸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4、言论自由;5、反对外报垄断,允许国人自己办报。
王韬积极主张中国应自行办报,在参省会城市办报,还要办西文报。
b、他认为办报的目的是“立言”,因此应“博采舆评”。
c、他赞成经世致用,他的文章采用浅显的文言,议论时政,坦诚己见。
王韬的《扶桑游记》
1879 年春,王韬访问日本。
十一日(5 月1 日),船抵长崎。
王韬先后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地。
他每至一地,都受到热烈地欢迎。
考察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变化是王韬赴日的基本目的所在。
在日本旅行的128 天里,王韬广泛接触了日本各界人士。
对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全面地考察。
广泛的考察加深了王韬对日本社会的了解和对西学的认识,也丰富了他的思想,拓宽了他的改革思路。
王韬特别留心了解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以后发生的急剧变化。
他首先注意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社会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王韬不禁感慨万千:"鸣呼!仅十许年耳,而沧桑更易,人事变迁,可胜叹哉!"
日本社会形态变化以后,原有的等级制度也分崩离析。
资本主义的机会均等和能力竞争原则代替原来的血缘世袭原则溶入了社会生活。
王韬观察到这一阶级结构的变化。
从日本华族世家的衰落,王韬似乎也体悟到了历史规律的不可抗拒性。
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引起了社会风尚的变化,传统的儒学及建立其上的旧价值观在明治维新以后遭到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西学感到兴趣。
王韬观察到这种文化的裂变和转轨。
与儒学不断式微的情况相反,西学在日本社会长驱直入,取得了文化统治地位。
对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以后文化方面的急速变化,王韬抱有一种复杂的矛盾心态。
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意识的改革呼唤者,王韬对日本明治时期儒家文化的式微和西方文化的胜利进军感到兴奋,为之欢呼喝彩,以为可作为中国学习西方的借鉴。
但是,作为孔子之邦的"孔学中人",王韬又对此情此景表示无限的伤感和挽惜。
变化节奏太快,令他惴惴不安,害怕社会就此脱序,这种挽惜和优虑是王韬不时给"全盘西化"泼冷水的心理机制。
王韬在日本结识了黄遵宪和不少
日本文人, 经常参加各种文化活动, 与日本学者增田
贡
、本多正纳及诗人佐田白茅等建立了友谊。
《扶桑
游记》一书中还记载了明末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迹,
这是一本
研究清代末叶中日文化关系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