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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3期在中国近现代记者中，名声显赫、笔力豪放的人有很多。
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面面，在他们的描写下，有着更全面的记录。
王韬便是其中的代表。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王韬有着“中国新闻记者之父”之称。
他开创了中国近代报纸，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先行者。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代，通过学习研究西方的先进技术与文化，王韬充分地认识到西方报刊在社会生活当中的积极作用与影响，他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是中国第一份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思想的报刊。
在30余年的报业生涯过程中，王韬积累了广博的办报经验方法，形成其特有的，独立的新闻思想。
《循环日报》1874年2月4日创刊于香港。
作为我国第一批由华人自办的报纸，经营最为成功，民族立场鲜明，是最早公开提倡变法的报刊。
前1O 年的主笔是王韬，后期由何冰甫、何雅选继任。
出版时间前后长达73年，报刊源远流长，名声鹊起。
对于比较早期的国人报刊而言，王韬主笔的那一段时间，《循环日报》影响力最大，持续时间更长久，办得最为成熟和成功，搭建了国人了解世界的桥梁，对早期维新派思想进行了很好的普及宣传。
《循环日报》所传达的新闻思想，也给中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文结合《循环日报》，从报刊性能、办报宗旨以及报刊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探析王韬的新闻思想，探索其新闻思想给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一、广见闻求通变的报刊功能观王韬对报纸的功能和作用极为重视，他认为报纸能够反映人心所向，影响社会舆论。
王韬阅历丰富，使他对报纸职能和作用的认识较之同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们要早得多，深刻得多。
从他的政论文集里，广见闻、通上下、通内外是王韬想要阐述的报刊的三个主要功能。
1、广见闻当时的中国，交通不发达、传播发展速度缓慢,想要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使人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并不那么容易办到，最好的解决对策就是办报纸。
在对西方文化进行学习研究后，王韬对比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觉得应该模仿西方的模式，自办日报。
中传MJC新闻史考研热点：王韬与他的《循环日报》
编辑：凯程中传考研
王韬——《循环日报》——报刊政论文体
王韬：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政论报刊《循环日报》，并确立了报刊政论文体。
他早年游历欧洲诸国，是我国最早提倡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
他提出了一系列办报主张，并撰写数百篇政论文章，直陈时弊，内容广泛。
他关于办报的言论代表了维新变法钱报刊理论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报刊理论的基石。
他的部分政论文章先后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本报刊政论文集。
他的报刊政论文风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对报刊文体作了进一步发展。
《循环日报》：我国第一个以政论为主的报刊，是早期国人报刊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刊。
1874年1月于香港由我国近代著名报人王韬创办。
其宗旨为“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公开鼓吹变法。
该报以政论为灵魂，开政论报纸先河，对“文人论政”起了先导作用，革新了晚清文风，初步确立了浅显通俗、不附典雅的报刊政论文体，影响深远，为以后的报章文体奠定了基础。
报刊政论文体：是我国近代中文报刊出现以后逐渐形成的政论文体，其特点是直陈时事、浅显通俗、不附典雅。
著名报刊政论家王韬对这一文体的形成、发展贡献最大，其所创办的《循环日报》是我国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刊。
报刊政论文体影响深远，尤其是为以后的梁启超的报章文体奠定了基础。
我也是学新闻，共同探讨下首先你当然要了解他的主要思想：王韬的新闻思想：1、重视报纸信息传播的功能；2、办报目的是立言；3、强调报纸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4、言论自由；5、反对外报垄断，允许国人自己办报。
一下的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新闻人才。
黄天鹏曾说中国新闻界因出了个梁启超而使“新闻记者之身价顿增万倍” 。
同样，我们借用黄天鹏的话来评价王韬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王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不仅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给新闻业的后来者树立了足可效法的榜样，而且在有关的文章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有道德、通古今的新闻人才观。
作为一种专门职业，新闻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和修养呢?王韬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
第一，报人要具备优良的品德。
王韬的新闻学专文《论日报渐行于中土》集中阐述了人格与报格的关系，认为报人最重要的资格与条件就是“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
如果利用报纸“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耻”。
在王韬看来，公平、诚正是新闻记者最重要的品德，有了这样的品德，才会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从事采访报道活动，“不参毁誉之私”，防止“采访失实、纪载多夸”的“日报之通弊”。
王韬重视并强调报人的品德修养，一方面与他的人才思想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对报纸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王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才思想，认为，欲求事业之兴旺，须以得人为先。
他说：“天下事皆在乎得人而已，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虽有良法美意，多败于奉行故事人之手” 。
而人才又以品德为先，对不同的人才应有不同的品德要求。
作为报人，最重要的就是公平诚正，不然就难于担当“直笔”之职责。
中国近代直至当代新闻史上，所有新闻学论著都毫无例外地视品性为新闻记者的第一要素。
而王韬则是最早具有这一认识的新闻学家。
王韬还从报纸的地位和作用上论证了新闻人才的品德之重要。
他说：“日报一道，所系岂不重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 。
第11卷第3期Vol.11 No.347报人王韬的生平经历与新闻思想王梓涵（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摘 要：被尊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的王韬，凭借独特的新闻思想和政论文章影响无数后人。
本文概述王韬的生平经历，还原报人王韬的一生浮沉。
关键词：王韬；《循环日报》；麦都思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3-0047-02翻阅中国的新闻史，王韬这个名字跃然在册，他无疑为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张海林在《王韬评传》中是这样评价的：“他（王韬）所提出的新闻问题和理论几乎全是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第一次探索。
从王韬开始，中国的新闻学才算正式诞生。
”［1］著名作家林语堂也将王韬誉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可见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一、王韬的生平概述王韬出生于儒学世家，不幸的是，家族的辉煌史从他父辈那代便开始陨落。
于是，背负着振兴家族的使命与责任，王韬自幼刻苦读书，在父亲的影响下，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扎根于心。
他15岁中秀才，成为父母的希望，19岁赶赴金陵参加乡试不举，仕途之路戛然而止，他深受打击、夜不能寐。
王韬在给英国学士理雅各的信中写道：“窃念韬少时秉承庭训，十九岁试京兆，一击不中，随薄功名而弗事。
”［2］王韬21岁时，父亲王昌桂病逝，父亲的突然离世使王韬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他开始被迫寻找生计。
辗转一番，他好不容易在墨海书馆安定下来，但好景不长，与他伉俪情深的妻子去世了。
接踵而至的变故使王韬一度颓靡，这段时间可谓王韬人生最痛苦的阶段。
幸而，王韬受到了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欣赏。
21岁的王韬在麦都思的邀请下来到了上海的墨海书馆，麦都思是报人王韬新闻事业的启蒙者和奠基人，在他的引荐下，王韬结识了许多才俊。
13年后，麦都思的儿子亦为他济困解危，助他前往香港避难。
来到香港后，他受邀前往香港英华书院任职，还在《华字日报》兼任主笔，为他日后办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韬的新闻思想及其主要贡献王韬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1845年考取秀才。
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
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
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
1867冬－1868春年漫游法、英、苏格兰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
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
1870年返香港。
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
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
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记游》。
王韬在1884年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
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
1894年为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并修书介绍于李鸿章的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
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成就，著有《韬元文录外编》，《韬元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四十余种。
这是对王韬一生的大致概况，但不难发现这样的一生充满了推陈出新，这让王韬的思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积极入世到提倡变法，都是源于眼界的开阔，这也决定了他在新闻领域的卓越成就。
王韬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报刊言论自由思想的人,同时也是第一个将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系统传入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报人,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报刊自由主义大师”。
王韬的新闻思想归纳起来如下：1、重视报纸信息传播的功能；2、办报目的是立言；3、强调报纸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4、言论自由；5、反对外报垄断，允许国人自己办报。
王韬积极主张中国应自行办报，在参省会城市办报，还要办西文报。
b、他认为办报的目的是“立言”，因此应“博采舆评”。
c、他赞成经世致用，他的文章采用浅显的文言，议论时政，坦诚己见。
我也是学新闻，共同探讨下首先你当然要了解他的主要思想：王韬的新闻思想：1、重视报纸信息传播的功能；2、办报目的是立言；3、强调报纸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4、言论自由；5、反对外报垄断，允许国人自己办报。
一下的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新闻人才。
黄天鹏曾说中国新闻界因出了个梁启超而使“新闻记者之身价顿增万倍” 。
同样，我们借用黄天鹏的话来评价王韬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王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不仅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给新闻业的后来者树立了足可效法的榜样，而且在有关的文章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有道德、通古今的新闻人才观。
作为一种专门职业，新闻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和修养呢?王韬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
第一，报人要具备优良的品德。
王韬的新闻学专文《论日报渐行于中土》集中阐述了人格与报格的关系，认为报人最重要的资格与条件就是“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
如果利用报纸“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耻”。
在王韬看来，公平、诚正是新闻记者最重要的品德，有了这样的品德，才会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从事采访报道活动，“不参毁誉之私”，防止“采访失实、纪载多夸”的“日报之通弊”。
王韬重视并强调报人的品德修养，一方面与他的人才思想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对报纸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王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才思想，认为，欲求事业之兴旺，须以得人为先。
他说：“天下事皆在乎得人而已，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虽有良法美意，多败于奉行故事人之手” 。
而人才又以品德为先，对不同的人才应有不同的品德要求。
作为报人，最重要的就是公平诚正，不然就难于担当“直笔”之职责。
中国近代直至当代新闻史上，所有新闻学论著都毫无例外地视品性为新闻记者的第一要素。
而王韬则是最早具有这一认识的新闻学家。
王韬还从报纸的地位和作用上论证了新闻人才的品德之重要。
他说：“日报一道，所系岂不重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 。
办报关系到国计民生，责任非常重大。
他说，在西方，报纸和报人(特别是主笔)的地位极高，其言论足可左右局势和人心。
“如英国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言以为准则。
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
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对报纸从业人员“不可不慎加遴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
第二，报人应是具备高材博识的“通才”。
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和《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两篇新闻学论文中，明确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要求，即聘请“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认为报人“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
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关于报人知识结构的论述，是“通才”办报思想的最早表述。
王韬认为，所谓“通才”，不是那种只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专业技术人才，更不是那种只知“圣贤之经典、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对于“泰西之国政、山川风土，茫然未有所闻” 的“迂才”，而是那种德行艺皆优、古今事皆通，尤其是以“通今为先”的人才。
他认为，所谓“博古通今”，“古则通经术，谙史事；今则明经济，娴掌故，凡舆图算术胥统于此”。
报人为什么应是“博古通今之士”?王韬认为，这是由其业务本身需要决定的。
报纸不仅要“博采群言、兼收并蓄”、传播新知，而且要评论时事、直抒胸臆、开启民智。
“纪事”和“述情”两个方面都要求报人具有“通才”的业务素质，“其间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是说没有相应的知识结构，在办报过程中就不免只抓芝麻而丢了西瓜。
王韬通过对西方人的接触、了解和分析，认为“西士通今而昧古，中儒爱古而薄今。
苟能各矫其失，庶免彼此交讥也夫” 。
他热切地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报人，不要总是停留在“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的状态，而要开阔胸襟，开拓视界，在学习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势，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尚虚文，关心时事，成为“高材博识之士”。
其实，王韬本人在当时就称得上是学贯中西、超乎时辈的“通才”。
上海《字林西报》编纂主任蔡尔康当时评价王韬是“博极群书……凡铁甲船、火轮船、枪炮、飞天球之制，以及算学、化学、重学，无不融会于心。
” 。
同时的《申报》也称赞他“留心世事，博通中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
正因为如此，王韬才能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出类拔萃、启迪来者的杰出报人。
值得注意的是，自王韬首倡“通才”办报之后，关于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便成了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
翻检新闻学史籍，不难发现，从徐宝璜的《新闻学》开始，每一部新闻学著作在讨论“新闻记者之资格”时，都毫无例外地认同了王韬的观点。
例如，徐宝璜说：“普通访员所采编之新闻，非为一方面的、纯一的，乃为各方面的、十分驳杂的，故非有各方面的知识，事事内行，观察既不能透切，记载安望能明了?故其知识虽不必深，但不可不广也。
”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一书中说：“新闻记者必要之常识，比诸一般常识，尤当较高一等，既于普通常识之上，又须有相当之素养”。
张静庐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中说：“新闻记者要具备丰富的常识，可以说是包罗一切的常识，能具备了丰富的常识，才能熟知一切。
然后无论采访新闻，编审新闻、评论新闻，都不至有盲目之弊。
”由此可见，王韬的“通才”办报思想成了中国新闻学界的共识。
即使是今天，我们也同样承认这一见解的正确性。
总之，王韬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第一个报刊政论家，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对新闻理论的探讨还非常有限，对新闻自身规律的认识和总结也只是初步的。
但是，他用自己的报刊实践和对报纸功能的系统论述，提高了当时人们对报纸作用的认识，加速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进程；他亲手撰写的针砭时弊、倡导改革的政论，开创了中国新闻界“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他提倡的品性诚正、博古通今的新闻人才观，对造就德才兼备的新闻人才和促进新闻工作者的自身修养起到了指路导航的作用。
中国的新闻事业正因为有了王韬这样杰出的人才为其开路奠基，才有了迅速发展、蔚为壮观的历史。
美国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保罗•科恩曾说：“在中国近代史的初期阶段，报纸一般都是作为专门赚钱的手段，几乎没有对社会各种问题表明态度，或努力影响舆论的。
王韬的报纸是一例外，其显著特征，就是几乎全由王韬亲手写成的定期政论”。
事实也的确如此。
王韬不仅写了大量时人莫能与之颉颃的报刊政论，而且在一些文章中零星地表达了对言论写作的看法。
首先，“论时事”是报刊言论最基本的特点。
王韬说他的《弢园文录外编》“乃就客粤时所作，汇辑成书，中间多论时事”。
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重视理性学术而轻经世实用，“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
王韬却与之相反，不仅忧世伤时，留心当世之务，而且每有心得，必尽倾吐而后快。
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近千篇论文，均以内政外交等重要时事为题材，表现了强烈的改革意识和爱国精神。
如《循环日报》创刊号的论说是“鸦片说”，第二号的论说是“富强要策”。
只要读过《弢园文录外编》的人都知道，书中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一股忧世伤时、愤懑郁勃之气。
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的王韬，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陶养，少抱用世之志，至老不衰。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多，但内心深处崇尚的仍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境界，怀抱的是经邦济国的用世情怀。
只是在仕途无望的情况下，才退而想到“以笔墨代衮钺，固儒者份内事也”。
在《上潘伟如中丞》一信中，他明确地坦露心胸：“韬虽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
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
可见，王韬借日报立言，直陈时事，不仅是基于对报刊言论的理解，而且是他“以经济相许，每期出而用世”的方式。
我们有理由认为，王韬虽然没有提出过“文人论政”的命题，但他的办报实践实实在在地开创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胸怀大局、蒿目时艰、关心国计民生的优良传统，成了中国新闻界“文人论政”的开路先锋。
其次是“自抒胸臆”。
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中说：“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
至其工拙，亦末也。
鄙人作文，窃秉斯旨。
”意思是说，写文章要以纪事述情、明理达意为先，不要过多强调文字的雅俗和技巧的工拙。
他写言论所遵行的原则，就是“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命意之所在”。
无论是宣传西法，还是倡导变革，无论是抨击黑暗，还是臧否人物，他都能将自己的观点主张、好恶爱憎清新生动地表达出来，给当时沉闷僵化的文坛注入了新的生机，给读者以震聋发聩的影响。
例如，他批评洋务运动只注意学习西方的炮舰技术，不过是“徒袭皮毛”而已；他抨击科举制度是“败坏人才、斫丧人才”的制度；他批判传统的重农轻商政策是本末倒置、害民弱国的政策，并预言“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始终”；他提醒当权者在外交斗争中，“驭外”必先“治中”。
外交的“根本则在乎自强而已”；他希望朝庭处“事繁变极之世"，万不可守三千年来旧的典章法度，而要以变应变。
总之，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自抒胸臆、独陈己见的文章，对当时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明显高出于同时代的一般文人之上。
他用自己的“多谈时务”的政论，实现了“借彼事端发挥胸臆，……开悔悟于愚民”的办报思想。
再次是质直朴素的文风。
王韬在《淞隐漫录自序》中自我评价说：“不佞少抱用世之志，素不喜浮夸，蹈迂谬，一惟实事求是”。
1874年2月创办《循环日报》之后，更是清楚地认识到：“夫名之曰日报，则所言者必确且详”，写文章要有史家的“直笔之义”。
虽然因当时囿于交通不便和人手有限的客观条件，《循环日报》上的文章也存在“所叙则或出于风闻，而未得其直，或得其大概，而未详其备”的缺点，但在王韬的思想意识中，明显地具备“为日报也，其辞约，其旨微，其序述简而明，其发论宏而当”的作文法则。
从《弢园文录外编》中的文章看，不假修饰、晓畅明快、生动清新、质直朴素是其鲜明的特色。
这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辞藻华丽、内容空泛的八股时文形成鲜明的对照。
王韬说自己写言论“惟念宣尼有云，辞达而已矣”，“辄直抒胸臆，不假修饰”，反对“故弄玄虚”、“隐晦曲折”和“故作惊人之语”，重尚质直务实的文风。
这些主张和他开创的报刊政论文体，为中国新闻评论的写作开了一代风气，树立了最早的榜样，沾溉后人，非一代也，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三有道德通古今的新闻人才观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新闻人才。
黄天鹏曾说中国新闻界因出了个梁启超而使“新闻记者之身价顿增万倍”。
同样，我们借用黄天鹏的话来评价王韬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王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不仅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给新闻业的后来者树立了足可效法的榜样，而且在有关的文章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有道德、通古今的新闻人才观。
作为一种专门职业，新闻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和修养呢?王韬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