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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风云人物——王韬王韬(1828—1897)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复杂的人物,生活在多灾多难的晚清年代,经历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等中国现代重大历史事变,距戊戌变法仅一年之遥，他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改良主义者,又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热心参加者，同时又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时代风云际会,交织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一、生平王韬(1828-1897)清代江苏长州(今苏州吴县)人,初名利宾,学名瀚,字兰卿,后改名韬,别号天南、遁叟等。
王韬祖先原籍昆山,系明代巨族,明末兵乱,迁至甫里。
其父王昌桂乃一个儒生,以授徒自给。
王韬从小受到家庭传统的儒家教育。
以后就学于明经顾惺,不但学习了大量的儒家经典,还饱览了诸如“二十二史”、《资治通鉴》、野史稗钞、笔记小说、诸子文集、诗赋词章等各类书籍。
184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中新阳县秀才。
次年,随父与师赴金陵应乡试,结果铩羽而归。
但他并不后悔,从此放弃科举,以期读书十年,另辟蹊径,然后出为世用。
20岁那年,王韬赴上海探望在那里设馆授徒的父亲,富有西洋气息的上海立刻向他展现了一个新的奇异世界。
不久父亲去世,他接受英国人麦都司的聘请到新教伦敦会办的墨海书馆从事著译工作。
后为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将领一事被清政府通缉而逃往香港；改名王韬，受到英华书院院长里雅各的赏识，协助其翻译中国典籍，并主编《近事编录》，从而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海外”流亡生涯。
在这期间,他于1867年冬起的三年时间,游历英国、法国和瑞士等西方国家。
这些大大超出他想象的海外奇观,令他欣喜异常。
1870年回到香港后，他与友人黄平甫集资购得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组成中华印务总局，接着便创办了《循环日报》。
王韬在该报主持笔政10年，于1884年回到上海定居。
晚年曾担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创办弢园书局，并尽其余力从事著述，刊行了《经学辑要》、《西学辑存》等书,继续致力于改良主义和西方科技知识的宣传介绍。
简要评述王韬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贡献。
王韬（1897-1957）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重要人物，他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述：1.新闻理论与实践推动：王韬是中国近代新闻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推动者和倡导者。
他投身于新闻事业，深入研究新闻学理论，探索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
他提出并倡导了新闻事业需要追求客观、真实、公正的原则，以及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
2.新闻教育的推动者：王韬是中国新闻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他积极参与新闻学科的建设和教育改革，创办并主编了《新闻与传播研究》等期刊，推动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和提升。
他提倡新闻学科应与实际紧密结合，培养具备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新闻人才。
3.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培养：王韬注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培养，提倡新闻工作者应具备广泛的知识背景和扎实的业务技能。
他提倡工作者应当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如道德修养、语言表达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等。
4.媒体的改革与创新：王韬提倡媒体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和信息传递的作用，推动媒体改革和创新。
他提倡媒体应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调查报道，对权力进行监督，促进社会进步和民主发展。
5.学术交流和合作：王韬大力倡导学术交流和合作，与国内外学者保持密切联系，推动中国新闻学在国际上的交流和发展。
他致力于与国际标准接轨，促进中国新闻学的国际化和学术水平的提升。
综上所述，王韬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新闻理论与实践推动、新闻教育的推动、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培养、媒体的改革与创新以及学术交流和合作等方面。
他的努力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为培养新闻人才、推动媒体改革和提升新闻学术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王韬的生卒年及籍贯问题别、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摘要：王韬是近代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由于上书太平天国而遭清延通缉，一直漂泊在外，因此关于他的生平史实争论也比较多．本文就王韬生卒年月及籍贯两个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王韬生卒年月籍贯～．。
王韬一生的经历可谓颇丰．因此学术界对于他的一些生平史实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争议，本人经过细、致的整理与发掘．将最引人关注的两个史实考订阐述如下：．．。
一、关于王韬的生卒年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于王韬生年问题的观点还是比较统一的。
基本没有什么异议。
因为王韬在《瞍园老民自传》中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生年：“老民以道光八年十月四日生，初名利宾。
”①道光八年十月初四，换算成公历的话，就是1828年11月10日。
、而关于王韬的卒年月日．历来争议很大。
其中，陈其元最早在《庸闲斋笔记》中提出了王韬在1862年上书太平天国后即遁入墨海书院以死。
不过这种说法显然是违背常理的：试问，假如王韬1862年就死了，那么后来流亡香港、游历英法、访问日本等历史事件怎么解释呢?他的一系列著作，以及《循环日报》、《申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又是谁写的呢?所以这种说法很快就被否定了。
在这之后。
又有1886年说、1890年说、1895年说、1896年说、1897年说等等，但是这些说法大多数被后来的学者否定了．只有1897年之说是较能为学术界所认同的。
首先。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吴静山先生在其所撰写的《王韬事迹考证》中指出：“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七十岁。
夏四月。
卒于城西草堂。
”⑦然而，赵意诚先生在其所作的《王韬考证》中则认为：“一八九七年七十岁，仲夏《文录文编》及王氏校刊吴县冯桂芬《校邻庐抗议》刊于沪上。
仲夏以后逝世。
”‘魄意诚先生的观点在一开始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学者胡适、徐光摩、恒慕义以及香港学者罗香林、台湾学者吕实强都认为王韬卒于1897年秋，《王韬评传》的作者忻平也同意此说，甚至连王韬家乡江苏角直的王韬纪念馆中的生平介绍，也采用了1897年秋天逝世说。
新闻史先行者王韬的人物故事简介新闻史先行者王韬的人物故事简介王韬是中国改良派思想家、政论家和新闻记者，他创办了首份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报刊，影响了不计其数的有识之士，以下是店铺为你整理的新闻史先行者王韬的故事，希望能帮到你。
新闻史先行者王韬的故事王韬曾在香港创办了好几份报纸，他是中国新闻史的先行者。
王韬的新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政府应该注意到报纸的重要性。
报纸能够增长老百姓的见识，让他们知道世界史，明白世上的国家不仅只有一个，世上的书也不只是四书五经。
不仅如此，报纸也能让外国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宣传中国。
第二王韬把自己对时事的理解和中国政治结合了起来，摒弃了当时言不轮陈规的陋习。
新闻人要敢说敢写。
受到王韬的启迪，大量的时政新闻见报。
这些言论成为了维新派的启蒙。
王韬的文章写得都是时事，针对性强，让读者能更理解内容。
在以往，报纸上登的都是一些八股文章。
在王韬之后，报纸才开始大量刊登一些时事新闻，大大加强了报纸的舆论功能。
第三王韬认为新闻工作者做好品格端正，通晓古今。
王韬引进了外国的执笔手法。
王韬认为不是什么观点都能见报，要经过慎重地挑选。
王韬认为一个公正的笔者才是一个真正的主笔者。
王韬说过，西方的报人地位极高，他们书写的文章在民众中造成的后果足够左右朝政。
在西方，公平的报道会得到人们崇高的敬仰。
王韬在那时就超前地得出报纸的重要性以及执笔人素质的重要性。
只有品德和才华都具备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主编。
王韬的新闻思想一直激励他的继任者，他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
王韬和洋务派的联系王韬是晚清的知识分子，是最早的洋务派。
那时候朝廷还固步自封，王韬就已经看到海外的长处。
王韬洋务派等成员认为中国不管是制度还是观念都有着非常阳中的缺点，他提出需要改革，真正彻底地改变中国。
不然的话，中国迟早会被世界淘汰。
王韬与上海的教会颇有渊源，不仅在那学会了英语，还接触到了西方的新鲜事物。
王韬学识渊博，将外国文献本土化。
所书所著影响了后来的维新派。
王韬（1828~1897）初名利宾，又名翰，字紫诠，江苏长洲（今吴县）人。
1862年赴香港后更名韬，使用笔名天南遁叟、遁窟废民、弢园老民、欧西寓公等。
我国近代著名报人、政论家。
18岁中秀才，后因乡试不中，遂弃八股而致力经世致用之学。
1849年赴沪，受雇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协助艾约瑟、伟烈亚力等翻译西书，并参与《六合丛谈》编撰工作，这是他报刊活动的开端。
1861年与艾约瑟作金陵之游，会见了不少太平天国官员；也曾准备上书曾国藩，陈“平贼”之策。
1862年初回乡省亲时，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为太平天国陈战守之策。
事发后被清政府通缉，得英国驻上海领事之助，逃往香港。
居港期间，在英华书院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把中国经书译成英文，并于1864年主编英国人罗郎也所办的《近事编录》。
1867年冬，应理雅各之邀赴英国“佐译经籍”。
旅英三年，两度游法，增加了对西学和西方社会政治的了解，改良思想开始形成。
1870年春返港，积极为报刊撰稿，所编译的《普法战纪》在《华字日报》连载，影响颇大。
1871年，与友人合资收购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创设中华印务总局。
1874年与黄胜合作出版《循环日报》，自任主笔，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为办报宗旨，为《循环日报》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评论时政，主张变法图强，使其成为我国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杰出报纸。
1879年曾访问日本。
1884年，经李鸿章默许后回沪定居。
1885年开设弢园书局，1886年任格致书院掌院，并为《申报》、《万国公报》等撰稿。
1897年5月病逝于上海。
其著述颇丰，有《弢园文集》、《弢园文录外编》、《瀛寰志略》、《弢园尺牍》等数十种，其中《弢园文录外编》所收多是他为报刊所写的政论，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本报刊政论文集。
王韬为文，贵在纪事述情，自抒胸臆，风格不拘一体，为时人所称许，被新闻史家誉为我国最早的报刊政论家。
论日报渐行于中土王韬泰西日报，约昉于国朝康熙时。
论王韬对我国新闻事业的贡献王韬是我国近代报刊的开拓者之一, 他的办报思想和他所开创的报刊政论文体, 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他的新闻思想可概括为新闻自由、报刊功能以及报刊人才选用三个方面, 这些思想对于近代中国报刊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近代报刊史上第一个办报高潮, 始于戊戌变法时期,它对我国的新闻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一期间由资产阶级改良派直接或间接创办的报刊达70余家, 他们的办报活动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 使报刊成为进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和宣传救亡图存的“利器”。
其中也涌现了一批政论家, 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政论报刊。
而王韬作为我国“具有专门办报思想的第一人”, 他在主持《循环日报》工作的十年间, 不仅开创了新的报章文体, 而且还撰写三篇专文表达报学思想, 在开放的心态和“君民共主”的政治理想层面上要求清廷放宽言禁, 阐明报纸的功能、办报的目的、新闻自由思想以及办报人员选用等问题, 这些内容构成了王韬新闻思想的全貌, 代表了国人办报之初在新闻理论方面的最高水平, 也昭示了王韬对中国新闻学的突出贡献。
一、关于新闻自由思想的阐述纵观整个封建社会, 言禁永远是封建统治者为了捍卫王朝统治的一个关键环节, 而言禁的顶峰当属清朝, 即便是在晚清末年出现的传教士办报, 也不得不顾及到清朝廷严苛的言禁制度。
而王韬是最早在国内提出言论自由的要求。
他举伦敦的《泰晤士报》为例, “国家大事视其言以别”说明如果报纸编排得当并广泛发行, 便能影响事态发展, 并有效地阻止当政者权力滥用。
所以他一再呼吁进行放宽言禁, 允许民间创办报纸, 允许报纸“指陈时事, 无所忌讳”, 便以形成“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清议之风。
王韬的观念虽然用的是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的思考方法,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近代意义的报业及报纸观念正是在王韬这些成长于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向西看、把西方作为参照对象的过程中导入的。
王韬与《循环日报》新闻101xx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字兰卿，1862年到香港后改名为韬，字仲弢，又字紫诠，江苏吴县人，有“弢园老民”、“天南遁叟”等多个笔名。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也是中国著名报刊评论家、中国报刊政论时代的开创者。
在他的一生中有三件事对他影响最大，即：上书太平军、游历英法、主编《循环日报》。
①王韬出身书香门第，从小接受儒家教育，18岁考取秀才，以后考举人屡试不爽，遂无意于科考，转向经世致用之学。
1849年，21岁的王韬受雇于英人麦都思开设的上海墨海印书局担任编辑。
这是王韬走向世界的起点。
他在墨海和麦都思、艾约瑟等外国传教士共事达13年之久，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和思想意识的熏陶，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
1862年1月初，王韬回乡探母，于当月22日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李秀成部将刘肇均，建议太平军对上海采取“阳舍而阴攻”的策略（因此获外号“长毛状元”）。
后来李鸿章率领的清军占上海，这封3900多字的信落入清军手中。
王韬因此被通缉，于5月23日避入英国驻沪领事馆。
10月4日乘船离开上海，11日抵达香港。
这是王韬一生最大的转折。
王韬在香港生活了23年，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翻译中国典籍，并在1867——1870年随理雅各游历欧洲，了解了西方国家的富强及其历史渊源、现实政治制度，体察到报纸在西方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广设报馆，改良政治。
1870年春返港后，王韬为报刊撰稿，《香港华字日报》连载他编译的《普法战纪》一书。
1873年，主持香港英华书院的理雅各回英国，王韬和黄胜②集资买下该院印刷设备，成立中华印务总局。
1874年2月4日，已是改良主义者的王韬创办了《循环日报》，将西方报纸的的编辑理念移植到中国的土壤里，为中国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84年，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返回上海定居。
他继续著书，为《申报》、《万发国公报》写稿，还创办了弢园书局，担任过格致书院掌院。
中国近代史风云人物——王韬王韬(1828—1897)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复杂的人物,生活在多灾多难的晚清年代,经历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等中国现代重大历史事变,距戊戌变法仅一年之遥，他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改良主义者,又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热心参加者，同时又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时代风云际会,交织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一、生平王韬(1828-1897)清代江苏长州(今苏州吴县)人,初名利宾,学名瀚,字兰卿,后改名韬,别号天南、遁叟等。
王韬祖先原籍昆山,系明代巨族,明末兵乱,迁至甫里。
其父王昌桂乃一个儒生,以授徒自给。
王韬从小受到家庭传统的儒家教育。
以后就学于明经顾惺,不但学习了大量的儒家经典,还饱览了诸如“二十二史”、《资治通鉴》、野史稗钞、笔记小说、诸子文集、诗赋词章等各类书籍。
184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中新阳县秀才。
次年,随父与师赴金陵应乡试,结果铩羽而归。
但他并不后悔,从此放弃科举,以期读书十年,另辟蹊径,然后出为世用。
20岁那年,王韬赴上海探望在那里设馆授徒的父亲,富有西洋气息的上海立刻向他展现了一个新的奇异世界。
不久父亲去世,他接受英国人麦都司的聘请到新教伦敦会办的墨海书馆从事著译工作。
后为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将领一事被清政府通缉而逃往香港；改名王韬，受到英华书院院长里雅各的赏识，协助其翻译中国典籍，并主编《近事编录》，从而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海外”流亡生涯。
在这期间,他于1867年冬起的三年时间,游历英国、法国和瑞士等西方国家。
这些大大超出他想象的海外奇观,令他欣喜异常。
1870年回到香港后，他与友人黄平甫集资购得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组成中华印务总局，接着便创办了《循环日报》。
王韬在该报主持笔政10年，于1884年回到上海定居。
晚年曾担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创办弢园书局，并尽其余力从事著述，刊行了《经学辑要》、《西学辑存》等书,继续致力于改良主义和西方科技知识的宣传介绍。
同年他东游日本,较早亲眼目睹西方和日本的现代世界新气象。
1893年，孙中山拜会王韬,王韬为其修改了《上李鸿章书》,推荐到《万国公报》上发表,并代为向李鸿章的幕僚加以引荐。
1897年病逝，王韬走完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二、办报活动王韬在近代新闻出版事业上是有特殊贡献的：首先在出版方面，从1849年夏出任上海墨海书馆编辑起，中经1872年创办香港中华商务总局，1885年在上海又创办弢园书局，特别应该说明的是，中华商务总局和弢园书局完全是他本人和朋友集资创办的，非外国资本，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的民族出版业。
据今所知经他手先后编辑出版图书达60余种，这些图书除社科书籍外，还有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植物学等现代科学知识的图书，对中国传播新文化起了积极作用。
他编辑出版了名家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较早介绍了日本国的风土人情；他重视言论，对郑观应编的《易言》手稿即予出版，郑后来修订成《盛世危言》传世较广，影响较大。
还有名家邝其照的《华英字典》、《英语汇腋》。
他与西方学者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人合作编译的《西国天学源流》、《格致新学提要》等也极为重要。
在他编辑出版的图书中，有他自己著作二本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一本是1870年著《普法战纪》14卷。
该书出版后，立即受到日本学术界翻译出版，视为又一本魏源《海国图志》。
该书中第一次编辑了世界名歌——《马赛革命歌》。
这是中国最早翻译的一首外国歌曲。
第二本书是1883年王韬著《弢园文学外编》，全书12卷20万字，收录王韬主持《循环日报》时发表的政论，其中不少篇章在国内其他报予以转载过。
这些政论，指陈时弊，褒贬得失，抨击清政府腐败无能，提出建议，使人耳目一新。
旗帜鲜明提出向西方学习，走变法之路，这些观点堪称中国近代史第一。
在写作上，“纪事述情，自抒胸臆”⑴，语言流畅简洁，推理严谨、缜密。
《中国文学史》评论：“文章画俗记，在散文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⑵此著已被当代新闻学界定为中国新闻代表作之首。
其次创办新报卓著成效。
王韬除在上海编书时，参与编辑中国第一个中文刊物《六合丛谈》之外，还曾担任过《华字日报》主笔。
旅欧返港后，他与朋友黄平甫创办了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大型日报《循环日报》。
并任主笔。
《循环日报》1874年5月创刊于香港，报纸取名“循环”，是因为王韬认为，“弱即强之机，强即若之渐，此乃循环之道也”。
⑶“循环”意味着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如天体运行）。
王韬选用此名，明显的反映了他那循环史观的深刻背景，也说明他认为中国很可能再次成为强国。
《循环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⑷为办报宗旨，《循环日报》是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纸。
它不仅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次以政论为主的报纸，而且也是这个时期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宣传政治思想观点的重要讲台，在传播改良思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种报纸既有别于以传抄上谕、刊发奏章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古代报纸，又有别于以传播教义、刊载商情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外报。
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评论洋务，鼓吹变法自强，重视言论，开我国政论报刊之先河。
他主张设议院、广贸易、开煤矿、筑铁路、兴纺织、造轮船、办学报。
他的这些思想成为康梁变法的纲领。
《循环日报》每天有“论说”一篇，1000字左右，由王韬亲自执笔，体材广泛，诸如欧州政局、俄土战争、国内稿片贸易，洋务弊端，等等，王韬撰写的政论立场鲜明，短小精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且富于感情，文笔流利、理论深刻，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对当时的报业和以后的维新派办报活动都有很大的影响，开创了中国报刊政论传统。
对新闻增加篇幅，扩充面积。
出版晚报、发表副刊、字句加圈点，增加专电，这在当时其他报纸未曾有的。
王韬是位进取型的企业家，锐意创新。
王韬还提出了先进办报思想：①强调言论自由；②报纸的作用在于“上下通达”、“内外通达”⑸；③编辑素质高，要知识渊博、品质高尚；④新闻必须真实。
1884年王韬举家迁回上海后，又继续担任《申报》编纂主任。
王韬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奠基地位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罗斯威尔·布林顿断定他是“香港中文报纸早期发展中的首要人物”⑹——他对中国报纸的贡献恰如梁启超后来对杂志的贡献。
林语堂说王韬是“中国记者之父”。
王韬的一生是新闻家的一生，出版家的一生。
在新闻出版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三、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王韬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接触西方、介绍西方文化,并亲身到国外游历考察相当一段时间的第一人，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功不可没的一员大将。
他以传播西学,宣传改良为己任,潜心著述,陆续撰写了《火器略说》1卷、《法国志略》12卷、《普法战纪》20卷、《弢园尺牍》12卷、《瀛濡杂志》6卷、《老饕赘语》8卷、《遁窟谰言》12卷、《海陬冶游录》7卷、《花园剧谈》2卷、《艳史丛钞》2卷、《翁牖余谈》8卷等书。
⑻这些书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既有科技又有政论,还有方志、游记、笔记、小说等。
其中《法国志略》以自己研究法国史的成果,比较中法两种制度的优劣,为中国怎样改革提供借鉴。
《普法战纪》在翻译张宗良等协助下,先撰写成14卷,描述1870年秋至1871年所发生的普法战争,一发表即受到欢迎,不久再版即增至20卷。
这是王韬生前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
王韬这些著作为国人载来从古希腊到19世纪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世界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法律、新闻、教育、民俗等各种新知。
从其论点和阐述中可以看到王韬的人生轨迹:“他的一生深深地卷入了中国从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他生活在四书五经的氛围中,是在这种传统文化中生长和受到教育的。
作为一个年青人,他很快突破了那种狭窄地域,大胆地跨进了那些因被西方侵略而形成的新区域,他在上海和香港的几乎所有成年的五十五年生活中,在输入西方文化并使之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⑼值得专门提及的是,王韬在香港期间,还与英华书院院长、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合作,将《诗经》、《尚书》、《春秋左传》、《竹书纪年》、《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中国儒家经典译成英文。
他对此花费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所译文笔通达、文采华美。
他又常为理雅各讲解经义,对比中西文化之不同。
这不但由于王韬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多年的译书经验,更表现了王韬传播中华文化的自觉。
可以说,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介绍西方文化,王韬功不可没,而使华夏文化典籍得以传入西方,王韬更是首功。
立足墨海书馆和香港这些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王韬得以亲身感受和放眼世界,为加强中西文化交流,为近代中国的改良进步做出了特有的贡献,正如他自己所说:“天之所以厄之者,殆将有以成之欤!嗟乎!此岂逆料所及哉!”⑽王韬主张效仿西法，但并非全盘西化。
正如王韬本人所说:“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不可者,则合之道矣。
”“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
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
”⑾这充分表明了王韬的清醒和远见卓识，不愧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四、王韬的“地球合一”说由于亲身体验了西方,王韬展开新的全球性沉思,逐渐地超越自身的“天下”视野而形成了新的“全地球”视野。
“天下”已不再是中国古代圣贤所知的狭隘的“天下”,而是包括了中国“天下”和中国以外的地球上各民族国家在内的“全世界”。
王韬的“天下”概念是对中国古代宇宙观的一种突破，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全球化”命题——“地球合一”说：“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
”“今昔异情，世局大变，五洲交通，地球合一，我之不可画疆自守也明矣。
”⑿他认识到中国固有的“天下之中央”的幻觉必然要被“地球合一”趋势所取代，中国人应当为此而变法图强。
“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在王韬看来,中国已不可能再度将西方诸国拒之门外,而只能向全球各国开放,寻求共处。
与当时的一种不加分析地拒绝西方的论调相反,王韬对这种“全球化”情形毫无保留地采取了理想主义的或乐观主义的立场。
他相信,这种全球化境遇对中国而言是一种创造性变局——“创局”。
“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
”⒀这典型地表现在,全球各国向中国开放及中国向全球各国开放,将给予中国以新的发展机遇。
王韬甚至进一步热烈地提出“全球一家”的浪漫构想。
他在《变法自强下》写道:“时之所尚,势之所趋,终贵因事制宜,以权达变。
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报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而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
”⒁这里明确提出了“全地球可合而为一家”的全球化理想。
王韬的“地球合一”说在当时情境下具有一种鲜明的现实意义: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决不是孤独的事业,而是全球化工程,因为,全球或全世界都将是推动这一事业的能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