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人大全文1998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551
【摘要】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129～139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9804
【标题】论明朝军制的演变
【作者】范中义
【作者简介】范中义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
【正文】
朱元璋以武力夺取政权后，统一全国武装力量的编制、体制，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制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文仅就正规军的兵役制度、组织编制、领导体制和军饷供应等方面的变化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至于地方武装力量的变化另作讨论。
一
明朝实行三种兵役制度：世兵制、募兵制和征兵制。
明初没有募兵制和征兵制，只有世兵制。世兵制的军士编制在卫所中，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守卫地方，一是屯田生产。守卫地方城池的称守军，进行屯田生产的称屯军。屯军以屯田生产的收获供给自己也供给守军。整个军队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武装集团。因此朱元璋说：“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注：《续文献通考》卷一二二，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世兵制和自给制是明初军队的两大特点，有其价值。但这两种制度本身的弊端则决定了卫所军必然走向衰败。
军队是一个武装集团。它担负着对内镇压百姓反抗，对外抵御外敌侵犯的任务，需要不断增强战斗力。世兵制本身和增强战斗力是相矛盾的。因为军官和士兵的世兵制，必然使这支军队老少搀杂。明代军官一般15岁可以袭职，60岁退役。袭职军官尽管经过考试，但经验不足，未经战阵，既难以带好部队，更难带兵打仗。而那些下级军官年过半百尚且服役，也不符合战斗需要。军卒的袭职大体和军官一样。未成年的士兵和年迈者混杂在一起，战斗力必然低下。景泰之后，在京军和边军中实行分拨训练，企图解决这老少强弱搀杂的矛盾，但兵额有限也必然削弱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嘉靖年间，明卫所军队在抗倭战斗中十战九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士兵的成份对军队战斗力有着重大的影响。明朝卫所军的士兵成份，是导致卫所军战斗力低下的原因之一。要提高军队战斗力，就需要改变士兵的成分，打破世兵制。
自给制，军队以自己的屯田收入供给自己。第一，他使军队基本上成为社会上一个封闭集团，不仅组织上，生活上也基本是独立的。整个保卫国家的任务不是由这个国家的全体居民负担，而是基本落在这个封闭集团身上。这种沉重的军役负担，时间一长他们就要想方设法逃脱。第二，在当时生产力的情况下，这一集团内部自给，必然加重对屯军的剥削，也当然降低守军的待遇，军卒的生活低于全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军队和地方的反差，使得军卒不安起来，骚动起来。他们想摆脱沉重的徭役，过上富裕的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脱离军队。军官的腐败更促进了军卒的逃亡。军官为了发财，侵占军屯，役使士卒耕种，使卫所军粮饷供应不足；军官克剥军卒，使他们更加困苦；军官贪图贿赂，放纵士卒逃亡；军官贪图军卒月粮，军卒逃亡不予追报。因此卫所军缺额越来越严重。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即建国70年后，逃亡官军竟达1633664人（注：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页。），占在籍官军一半还多。到了嘉靖年间，有的地方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70%左右（注：据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三《广东兵防官考》所载的官军数计算，广东的廉州等7卫旗军缺额达69.8%，而海安所获额76.9%，双鱼所缺额77.4%。\）。而那些没逃亡的军士也多为老弱疲癃不堪作战之辈。朱元璋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卫所军队这时已经战不能战，守不能守。世兵制的兵役制度由于它的自身矛盾运动，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明廷不得不采取其它办法来补充兵员，这就是一佥派民壮（征兵制），二实行募兵。
佥派民壮制度可追溯到朱元璋时期。朱元璋定江东后，就曾循元制设立管领民兵万户府，平时对老百姓进行训练，有事征战，事平复还为民。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立佥民壮法，以州县为单位征兵，平时由各有司进行训练，遇警守卫城池，虽然担负着一定的正规军任务，弥补正规军的不足，但依然是地方部队。正德年间，王守仁任南赣巡抚时，抽调民壮的精干者，编组成军，用来平息当地的农民起义，使这种地方部队有了正规军的职能。嘉靖年间，有的民壮还编入边海防军中（注：据范莱《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二载：浙江海防军原有39总（每总四五百人）中，有6总是民壮。至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减募兵，增民壮，致使40总中，有15总为民壮，占37.5%。\），这样民壮就算常备军了。这时民壮的佥派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正德年间，王守仁汰去机快民壮内疲弱不堪者，令他们出工食银，由各地方政府用这些工食银召募民壮和犒赏精兵。这又使佥派的民壮逐步走上召募民壮的轨道。民壮也由征兵制走上了募兵制。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海防军中的民壮，大体就是由各县按里该佥派多少民壮而出的工食银雇募的。这时佥派民壮也已衰落，而由雇募的民壮所代替。
民壮虽然是召募的并承担着正规军的任务，但他和正规军依然有别。他是地方出钱雇募、只能作为守卫出钱地方的力量，而不能像正规军那样，可东征西戍，远调各地作战，依然不能完全代替过去的卫所军。因此，募兵就成了弥补卫所军不足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募兵始于正统年间。《明史·兵志》载：“正统二年，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嘉靖年间，随着军备废弛，卫所空虚，军事斗争激烈，募兵在南北更加普遍地推行开来。在浙江沿海，募兵已占近70%（注：据范莱《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二载：浙江原有（指嘉靖末隆庆初）军队39总，其中募兵27总，占69.2%。以后增加民壮数，募兵数有所下降，到隆庆四年，下降到42.5%，但募兵和召募的民壮加起来仍占到军队的80%。\），成为明军中的主要成份。北方九镇的募兵没有沿海那么多，但《明史·兵志》中讲：宣府镇“弘治正德以后，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与士兵居其半。他镇率视此”，看来也不少。
募兵和卫所军有明显的区别。募兵不是世袭的，是应募而来，身虽为兵，仍隶民籍，退伍仍为民。由募兵组成的军队，不像卫所军那样是国家经制，不轻易变动，而往往是随着形势扩编或缩编。募兵完全是战斗部队，而不像卫所军那样，有的担负屯田任务。募兵的薪饷来源于国家财政，而不像卫所军初期那样主要来自屯田所获。募兵的饷银比卫所军丰厚，比民壮也高（注：在南方一般募兵月银9钱，而民壮只6钱。参见《纪效新书》（18卷本）卷四；《嘉靖惠州府志》卷一○；万历《漳州府志》卷七。）。募兵制的实行使明军脱离了过去那种亦兵亦农的状态，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常备军。这是一个进步。
募兵制与世兵制比较起来有其优点。募兵有挑选的余地，完全有条件选择青壮年。募兵的薪饷比卫所军高出一倍甚至几倍，管理得好，可使士兵安心服役，军队比较稳定。募兵没有卫所军携带的家属拖累，更适合于东征西戍，机动作战。募兵来自百姓，兵虽丰富，缺额可以随时募补，保持军队满员；不需要可以随时裁减，节省军费。总之，募兵制比世兵制更有利于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但实行募兵制能否建立一支精锐的部队关键在于募兵之人和领兵之人。嘉靖年间，在东南沿海谭纶和戚继光都亲自募兵，募后严加训练，所以都成了精兵，尤以戚继光的“戚家军”更为有名。而明末往往不是将领亲自募兵，募兵一人，领兵为另一人，募时不加挑选，募后不加训练，逃跑不加追究，所以这时募兵组成的军队同卫所军一样不能打仗。
二
卫所是明初确定下来的军队编制。该编制10人为1小旗，5小旗为1总旗，2总旗为1百户所，10
百户所为1千户所，5千户所为1卫。一般1卫为5600余人。陆军、水军、骑兵编制统一，概莫能外。到了明代嘉靖年间，随着武器装备特别是火器的发展，募兵制的实行和战争的频繁激烈，编制也发生了变化（注：这种变化应该说从景泰年间已经开始。景泰初，于谦改革京军三大营为团营以及当时某些边镇的分拨训练，就开始了编制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全面的，既包括水军，也包括陆军，既包括地方部队，也包括京营。
水兵改变了明初实行的卫所制，实行了营哨制。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三月，朱元璋建立了水军等24卫，每卫配备战船50艘。平时每卫以军士350人保养修理战船，战时以卫所军登船出海作战。但到了嘉靖年间，水军按船大小和担负的任务不同，实行不同的编制。如戚继光的水军，一艘战船是一个编制单位。船设捕资（船长）1人、航海保证人员（包括舵工、缭手、扳招手、碇手）若干名、战斗士兵若干甲，每甲10人，设甲长1人。联5艘战船为1哨，2哨为1营（司），2营为1部，从而形成
了部一司（营）一哨一船的组织编制。平时训练和战时作战编制相同。这种编制改变了明初那种平时战船和战士分离的状况，使船和人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专业训练和战斗力的提高。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它使水军再不是过去那种陆兵加舰船，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水军。
嘉靖年间，陆兵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兵种——车兵。车兵，尽管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编制不同，但都不是过去的卫所制。嘉靖年间，俞大猷在大同镇的车兵编制为车一乘用兵50人为1队，13队为1小营，13小营为1大营（注：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一一《大同镇兵车操法》，道光二十一年刊本。）。隆庆年间，戚继光在蓟镇的车兵编制是一车20人，分奇正2队。正队10人，由车正统领；奇队10人由队长管理。2车为1联，4车为1局，设百总1人；4局为1司，设把总1人；4司为1部，设千总1人；2部为1营，设中军1人、营将1人（注：戚继光：《练兵实纪杂集》卷六《车营解》，嘉庆二十四年刊本。）。万历年间，俞大猷在京的车兵编制为每车一乘用兵25人为1队，10车为1司，12司为1营（注：俞大猷：《正气堂续集》卷六《京营战车近议》，道光二十一年刊本。）。天启年间，孙承宗车营的编制为一车25人为1队，4车为1乘，4乘为1衡，2衡为1冲，4冲为1营（注：孙承宗：《车营叩答合编》，保阳济美堂傅氏藏版。）。车兵之所以采取这种编制完全是从提高战斗力出发的。因为这种编制是和战斗的营阵一致的，便于平时管理、训练和战时作战。车兵实为车载炮兵，采用这种编制易于形成车城，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和车的屏蔽作用，有效地抵御敌骑兵的冲突。车营又都与骑兵营相配伍，形成车步骑营，能防御，能进攻，能追逐，是抵御敌骑兵冲突的有效阵法。
陆兵中步兵和骑兵的编制再不是卫所制，而是营哨制或营制。就全国来讲，步骑兵的编制纷繁复杂，不统一。嘉靖年间，戚继光在《纪效新书》（18卷本）中，列出其军队编制为12人为队，队有长，4队为哨，哨有长；4哨为官，官有哨官；4官为总，总有把总。嘉靖四十二年，浙江巡抚赵炳然在其《海防兵粮疏》中，为统一浙江兵制，提出：“其于陆兵，仿古什伍之制，五人为伍，二伍为什，外立什长一名；三什为队，外立队长一名；三队为哨，外立哨官一员；五哨为总，外立把总一员；五总为营，俱属主将一员……举一营而各营无不同也，举一总一哨一队而各总、哨、队无弗同也。”（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二，中华书局影印本。）这就是营、总、哨、队、什的编制。浙江以后军队的编制大体如此。天启年间，徐光启在《兵法条格》中列的军队编制是5人为伍，25人为队，5队为哨，5哨为部，5部为营。从以上所列的军队来看编制，尽管有些不同，但大体还是相同的，每营3000人左右，都有营、有哨，可以称为营哨制。
北方九镇的编制和以上的编制有所不同。一般说来10人为甲，内甲长1人；50人为队，外有管队和贴队各1名；500人为总，外立2把总（也有每把总各管5队者），3000人为营，营有参将1员（注：参见吕坤《安民实务》和《宣府镇志》。）。这种编制没有哨这一级，但和卫所制也完全不同。戚继光在蓟镇的军队编制与卫所制的差别更大。它12人为队，队有长；3队为1旗，旗有旗总；3旗为1局，局有百总；4局为1司，司有把总；2司为1部，部有千总；3千总为1营，营有将官1员、中军1员（注：戚继光：《练兵实纪杂集》卷六《车营解》，嘉庆二十四年刊本。），每营也是3000人左右。嘉靖后京营军队的编制大体和蓟镇军队的编制相同。京军三大营（三千营已改成神枢营）各分战兵、车兵、城守兵等10营，共30营。在京的78卫军卒分隶于这30营中。营的长官或副将、或参谋、或游击将军、或佐击将军，其下是千总、把总（注：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四《兵部十七·京营》，中华书局缩印本。）。营一般也是3000人。
新的编制出现后，卫所军中的青壮军卒都编在营哨（或营）中。卫所依然存在，但已不是战斗组织。新的编制和卫所不同，其所担负的任务也不完全相同。卫所是平时组织，它驻守一定地方，训练部队，组织屯田。营哨（或营）则是单纯战斗组织，它训练部队，东征西戍，进行战斗而不负责屯田。卫所的军官平时虽训练部队，战时则不一定指挥其部队作战；营哨（或营）的军官平时训练部队，战时就带领所练部队作战。
营哨制（或营制）比卫所制更有利于军队的平时管理和战时作战。卫所制的百户管10小旗，千户管10百户。人的精力有限，难免顾此失彼。就战术来讲，明代中后期多实行一头两翼或一头两翼一尾阵，即以一部为正面主攻，两部为侧翼助攻，余者策应。1百户10小旗，1千户10百户的编制也不适合这种战斗队形的需要。而营制上级辖下级不过5，平时管理以1管5或更少，没有顾此失彼之虞；战时可以成建制地担负头和翼，下辖5个建制单位的可以成建制地编为中军或策应部队，发挥编制的整体战斗力。有利于管理和作战是明后期编制的优点，也是卫所演变成营哨的原因。由此可见，明代后期军队的编制比前期更严密。这是一大进步，是人们对军队管理和作战指挥认识更深化的体现，便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军队的编制大体也是这样。
这种编制对于明朝中央集权的统治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军官和士兵结合得更紧密，军队易于成为军官的私人势力。但从历史来看，明朝后期虽然有的将领不服从中央调遣，但并没有造成军阀割据的局面。这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领导体制的变化，文官参与军队管理是其原因之一。
三
明初，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有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五军都督府管理都司卫所，战时朝廷派遣都督挂将军印率军出征。兵部平时职掌全国武卫官军的选授、简练、镇戍等政令，战时奉皇帝命令调遣部队。但随着卫所制的破坏，五军都督府的职权越来越轻，而兵部之权则越来越重。
明初，五军都督府的职掌具体言之主要有如下四项：一是卫所军官的选拔、袭替，一是卫所军的操练，一是卫所屯田事宜，一是军情声息。但对这些事情的处理，五军都督府没有最后决定权，而是“移兵部”或“移所司而综理之”。这本身就说明其权力是有限的。它只不过是兵部等文官各部管理军事的中介机构。但就是这种有限的权力，后来也大加削弱。军官的选拔、袭替，明初总是要通过五军都督府，但后来就不再通过它。万历《明会典》载：“凡在京在外武职袭替优给，都司卫所呈送该府，行奏过送兵部奏请定夺。……后行奏俱改属兵部。”（注：万历《明会典》卷二二七《五军都督府·五府通行事例》。）明初，都司卫所的军事长官的任命都要通过五军都督府，但后来总兵、参将的任命就不关五军都督府的事。可以说，明后期五军都督府对非卫所军官的升迁任命连过去那种中转的权力也没有了。
军队操练和军情声息之事，明后期的五军都督府也是无权干预的。因为操练军队、军情声息由各地的巡抚、总兵以及他们的下级将领负责。他们与五军都督府没有上下级关系，不需要向五军都督府报告，而直接向他们的上级总督或朝廷报告情况。
屯田之事，随着储粮户部郎中（或主事）的设立，在边防等地逐渐形成了总督、巡抚、户部郎中（或主事）和兵备的管理体制。具体开垦荒地、清理屯田等事由户部郎中（或主事）和兵备负责。过去那种军屯情况完全由都司、卫所报告给都督府（注：万历《明会典》卷二二七载：“凡都司卫所屯粮，每年收过数目，通关类缴，其支用过总数，造册送该府，转行户部知会。”），然后再转行给户部的程序，已被打破，兵备可直接向户部报告清理屯田和拨军屯种情况。五军都督府管理屯田之职掌已大为削弱。
“都督府掌军旅之事，各领其都司、卫所，以达于兵部。”（注：《明史》卷七六《职官五》，中华书局校点本。）由于卫所制的破坏，新的兵役制度的实行，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它职权的削弱是必然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它失去了过去的一切职权，只是说它的职权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遍施于军中，总督、巡抚、总兵所管辖营制的军队则不受他的管辖。
相比之下，兵部权力则有所加强。兵部权力本来是不小的，但后来往往超出了这个权力。《明史·兵志》讲：兵部“尚书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并不职掌军队的作战方略和具体指挥。“相机战守”本是前线指挥员的职责，但兵部后来也进行干预。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松山之战前，蓟辽总督洪承畴决定采取持久防守，守而兼战，正中出奇的战法粉碎清军对锦州的围困，但兵部尚书陈新甲提出四路进兵的计划，并催促洪承畴立即进攻，结果遭到松山之败。可见后期的兵部不仅掌握军政，而且干预具体的作战方略和作战指挥，兵部尚书俨然成了明军的总参谋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是一条指挥原则。明后期兵部权力过重，干涉前线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作战方略和具体指挥，这往往是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权力的加重，表明明朝的军事领导体制一直沿着以部制府，以文制武的方向变化着，也表明明朝的军事领导体制渐趋于统一，统一于文官的兵部。明建国之初，大都督府总揽军旅、军政大权，建立五府、六部后，军旅、军政之权分属于五军都督府和兵部，而明后期军旅、军政之权又趋于统一于兵部。军队应该是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因为只有高度的集中统一才有较强的战斗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明后期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权力的加强是一种进步，对增强军队战斗力有利，而统一于文官的兵部又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因此可以说，明后期基本建立了既能增强军队战斗力，又不妨害中央集权的中央军事领导体制。当然这种领导体制并不完善，兵部对前线指挥干预过多就是其中之一。
明初，地方军队领导体制平时和战时不同。平时的军队训练、守御、屯田等都由都指挥使、指挥使、千户、百户等层层负责。都指挥使是一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到战时又是另一套。朝廷派出将领，挂将军印，称总兵官，指挥临时调集的某几个卫所或某几个卫所的部分官兵，进行作战。战后总兵交回将军印，军队各回卫所。这就是《明史·兵志》所讲的“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
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但这只是明初总兵官情况中的一种，可称其为征伐总兵官。还有另一种总兵官，即镇守总兵官，如镇守辽东、宣府、大同的总兵官等。他们也挂印，称将军，但并不是有征伐才任命的，也不是“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也不是各回卫所。他们是常驻一地，卸任方归，并要由他人代替。他们是该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都指挥使受其节制。而征伐总兵官则不局限于某地，很难说他们节制某地的都指挥使，当然都指挥使被任命为出征时的下级将领是另外一回事。
明初，镇守总兵官的权力相当大。如宣府镇，永乐时总兵官的职掌为：“整饬兵备，申严号令，练抚士卒，振作军威。务要衣甲整齐，器械锋利。城堡墩台坍塌以时修治坚完，官军骑操马匹责令饲养膘壮。仍督屯田粮草，并一应钱粮不许侵欺。遇有贼寇，相机战守。”（注：《宣府镇志》卷二《诏命考》，1969年台湾学生书局影明嘉靖四十年刊本。）这就是说练兵、作战、筹饷均由总兵官负责。这样，第一，都指挥使受其节制，成了他的下属官，地位降低了；第二，改变了练兵将领不指挥作战，指挥作战的将领不管练兵，兵将分离的作法，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第三，事权专一，增强了总兵的责任心。当然，这样也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总兵可能拥兵自重，称霸一方，威胁中央集权的统治。明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正统之后，较为普遍地派巡抚等文官参与部队管理，削弱总兵官的权力。再以宣府为例。正统年间，任命总兵官的敕书中“务要衣甲整齐……并一应钱粮不许侵欺”的一段职责没有了，即不再执掌衣甲、兵器、城堡、屯田、钱粮等等，而增加了“凡一应军机之事，须与巡抚等官从长计议停当而行”（注：《宣府镇志》卷二《诏命考》，1969年台湾学生书局影明嘉靖四十年刊本。）。就是说，总兵再也不能独自决断军机，事事要同巡抚商量，而且“毋得偏私执拗，乖方误事”（注：《宣府镇志》卷二《诏命考》，1969年台湾学生书局影明嘉靖四十年刊本。）。与此相反，派往军队的文官巡抚，权力则相当大，不仅有将领的职权，管理过去总兵管的屯田、粮饷、衣甲、器械、城池修缮，而且还有参奏权和便宜处置权。表面上，巡抚和总兵官是平行的，遇有重大事情共同商量，而实际上，总兵官的地位比巡抚要低。这之后，文官对军队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在边防、海防均设总督，临时用兵还设经略、经理等。总督协调较大地区的军政事务，总兵、巡抚均受其节制；敌人进犯时，可以协调所辖地区的军队，相机战守；辖区内的军务，兵马钱粮，可以“便宜区处”，是更大地区的军政最高长官。总督的设立扩大了防区的范围，有利于协调较大地区的军事行动，抵御敌人较大规模的进犯。
明初地方最高军事长官为都指挥，一变而为总兵官，再变而为巡抚、总兵官，三变而为总督。这种转变基本是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的：一个是将平时体制转变为平战结合的体制，一个是文官参与军队管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明初，军队出征，即平时体制转变为战时体制要设总兵、参将等指挥官，以便对敌作战。后来就是把这种战时体制运用到平时，形成了平战结合的领导体制。这种体制平时训练军队的将领就是战时指挥作战的军官。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平时这些将领就要认真操练部队，比卫所军的将领责任心更强；战时将领熟悉所属部队士兵的情况，士兵能较好地体会将领的意图。这对夺取战争胜利是十分有利的。因此，这种变革是一进步。
文官参加军队的领导和决策，一则是由于明代后期的将领多为一介武夫，素质较低，往往没有政治头脑，不能很好贯彻朝廷的意图；一则是朝廷对将领不放心，担心他们会威胁自己的统治，所以采取“太阿之柄不假武臣”的政策。这种政策有两面性。一方面使将领地位下降，不能充分发挥将领的才能。将领中并不都是一介武夫，其中也有的既有政治头脑，又有军事才干，但由于他们处处受文官制约，才干受到压抑，甚至导致战争的失败。另一方面，文官管理部队，有利于部队的稳定和贯彻朝廷的意图。由于文官受过较多的文化熏陶，比武官更能忠实地执行朝廷的命令，其中也不乏具有军事才干者。因此，他们参加军事决策，对稳定部队，使部队真正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更有利。明朝后期没有发生大的军队叛乱，明朝农民大起义过程中，也没有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和文官执掌部队不无关系。
四
明初，卫所军的粮饷主要来自卫所军的屯田收获。具体军饷有多少来自屯田，虽然已无法确切知道，但从几个方面可以进行判断：
第一，从明廷规定的明军拨屯的分数来看。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元璋“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注：《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庚辰，台湾历史语言所校印本。）。朱元璋还下达过某些卫所军全部屯田的命令。朱棣在永乐二年（公元1404
年）更定屯田法时，虽没有规定具体比例（注：其法规定：“守城军士视其地之夷险要僻，以量人之屯守为多寡。临边而险要者则守多于屯，在内而夷僻者则屯多于守。地虽险要而运输难至者，屯亦多于守”（《明太宗实录》卷三○永乐二年四月甲午）。），但从实行的情况看，屯田的军士还是多于守城的军士，腹里尤其如此。军士屯田一分，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规定纳正粮12石，余粮12石。正粮归军士自己用，余粮12石上交（注：万历《明会典》卷一八《户部》五《屯田》。），作本卫官军俸粮。这就是说，每一个屯军可以养一个守军。如真能按这个规定执行，屯田不但能够供给军队粮饷，而且有余。就是永乐二十年（公元1424年）朱棣实行的“余粮免其一半，止纳六石”（注：万历《明会典》卷一八《户部》五《屯田》。），若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军队也完全能自供粮饷。
第二，从某些记载来看。万历《明会典》记载：甘肃镇甘州左等15卫的屯田收入“足供军需”（注：万历《明会典》卷二八《户部》一五《会计》四《边粮》。）；大同镇“国初军饷止仰给屯田”（注：万历《明会典》卷二八《户部》一五《会计》四《边粮》。）；延绥镇“粮草数至盈十万”（注：万历《明会典》卷二八《户部》一五《会计》四《边粮》。）。这些都是边镇的情况。内地往往屯军更多，可供自用当然更应不成问题。
第三，从屯田子粒收入情况看。万历《明会典》载，辽东镇军原饷额：“屯粮七十万石，民运布三十一万匹，花绒一十四万斤，盐引一十四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引，京运银一万两。”（注：万历《明会典》卷二八《户部》一五《会计》四《边粮》。）如果把布、花、盐、银都换成粮，那么70万石屯粮约占辽东军饷的51%。这里还应指出盐引141548引和京运银1万两都是正统时才给辽东的，洪武、永乐时没有。如果去掉此二项，洪武、永光时屯粮占军饷的分额更大。辽东是边镇，按朱棣的规定军队是守多于屯，即使守多于屯尚能自供军饷一半多，那么屯多于守的地方当会更多。《嘉靖惠州府志》载，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惠州府的惠州、碣石2卫，河源等7所屯田收入可供此2卫7所军饷的43%，其中靠近内地的惠州卫和河源等3所屯田可支军饷的81%多，龙川、长乐2所屯田收入完全够支军饷。嘉靖年间，屯田已经大坏，这时屯田收入的子粒不及永乐年间的1/3，但惠州府的卫所屯粮尚可支军饷的43%，可见明初了。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明初有些卫所屯田收入完全可以自给，就全国来讲，自给率在60%左右，至少也多于一半。
明初，军饷的来源除军队自己屯田外，在边防还实行开中法和令内地供给边防一定的粮食和布花，但这些都是补充性质的，为数不多。
至于京运银给边，明初也很少。从万历《明会典》来看，只有宣府一镇给5万两，其它各镇正统以前基本没有，有时可能给点补充，为数不多。甚至到嘉靖二十一年前也只有6镇给京运银44万两（注：魏焕：《皇明九边考》，国立北平图书馆影明嘉靖刻本。六镇是辽东、宣府、大同、延绥、甘肃、宁夏。王德完《国计日绌边饷岁增乞筹画以裕经费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中讲，弘治、正德年间，“各边年例大约四十三万而止”。）。
总之，明初军饷主要仰给于屯田，其次是民运，再次才是国家给的盐引和京运银。
明初建立起来的军饷制度，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很大变化。概括起来就是年例银代替了屯粮的位置，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当然这个变化有一个过程，以九边来说，嘉靖二十一年以前屯田收入虽不占主要地位，但京运年例也不占主要地位，占第一位的是民运粮草和布花之类（注：魏焕：《皇明九边考》载：九边民运粮1773579.48石，另民运布965381余匹，花331000斤，而这时的屯粮只有935604.18石，年例银44万两。《皇明九边考》成书于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但到嘉靖后期和隆庆年间，京运年例已占边防粮饷的第一位（注：王德完在其《国计日绌边饷岁增乞筹画以裕经费疏》中说，嘉靖年间，各边年例为270余万两。成书于隆庆三年的《九边图说》载，当时九边年例银共2540399.51937两。），其次是民运，再次才是屯田收入。万历年间当然更是如此（注：万历《明会典》载，当时九边年例银3094885.3381两，九边民运银1123075.251两，粮1552146.024石，而这时的屯粮只有1416955.9845石和屯粮折银234718.6506两。）。
沿海的内地军饷制度也有变化。其一是增加税收，以充军饷。嘉靖年间江南就加派40万两，谓之提编（注：《明史》卷七八《食货》二《赋役》。在福建、嘉靖四十四年加派的办法是丁四米八，即在正赋之外，每丁缴银4分，米一石缴银8分。）。其二是请求朝廷拨发盐课。谭纶任福建巡抚就曾请求朝廷发淮浙盐课16万两。其三是扣解向朝廷上缴的税粮。其四是以杂项收入补充军饷，如贼罚银、山香银、关钞银之类。总之，由于军饷增加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筹措钱粮。
出现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卫所制度的破坏。卫所制破坏的一个表现是军卒逃亡。在内忧外患严重的情况下，不得不募兵。募兵的粮饷较卫所军高出一倍左右（注：嘉靖年间，戚继光在南方的募兵是1日3分银，月为9钱，而隆庆，万历时戚继光在北方募的南兵月饷1.5两。当时军卒月饷谷1石，约值0.5两。），这本身就增加了军饷。而这些费用在卫所屯田破坏的情况下是不能支持的，只能是一出自当地筹款，一出自京运年例。如山西“嘉靖二十一年，广武站募军，增年例银三万两。二十二年，太原石隰等四营募军，增银九万九百二十四两。二十三年，北楼口募军，增银四万八千五十两。三项共计一十六万八千九百七十四两”（注：万历《明会典》卷二八《户部》一五《会计》四《边粮》。）。在南方的军饷则出自“提编”，加在当地老百姓的头上。卫所制度的破坏还表现在军屯制度的破坏。明初的军屯占有大量土地。而土地是当时的主要生产资料，是王公贵族、各级军官、豪强地主极力要占有的东西。他们采取种种手段夺取、侵占这些屯田，致使屯田锐减，屯田子粒到嘉靖年间只有永乐时的1/3。屯田不能供给军饷的所需，而派民粮，民粮不足，就只好靠朝廷拨款。
军饷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嘉靖之后，内忧外患严重，战争频繁，使军饷大增。战争使军队调动频繁，客兵大量出现，一个军士出征其饷额要比驻在军营增加40%以上（注：出征士兵除月粮外，要增加“行粮”。士兵的月粮一般为1石，而行粮一般为4斗，有的甚至是4斗5升。），另外还有犒赏银、抚恤费以及增加武器装备等等，使军费大幅度增加。万历中期3次大的用兵，军费就达到1100
多万两（注：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平定宁夏副总兵bō＠①拜的叛乱，费饷187.8万余两。二十至二十六年，援朝抗日战争，费饷782.2万余两。二十四至二十八年，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费饷200.3万余两（见五德完《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用疏》，载《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曹于bｉàｎ＠②《遵例盘库敬报空虚之状仰乞圣鉴亟图长策以济国用疏》，载《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二）。）。
一方面是屯田破坏，屯田子粒锐减，一方面是军饷增加，这就使过去主要依靠卫所屯田收入支付的军饷制度逐步嬗变成以京运年例和民运粮为主的军饷制度。
军饷制度的变化增加了明廷的财政困难，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以辽东为例，明初边饷充足，根本不需要朝廷拨款。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朝廷开始拨款，也只给1万两，为数不多。但到万历初年，朝廷给辽东的年例银竟达30万有奇（注：万历《明会典》卷二八《户部》一五《会计》四《边粮》：主兵京运年例银307925.418两，另外客兵京运年例银102058.95两。），比正统时增加了近30倍。明廷财政收入一般每年入太仓者不过200万两多一点（注：《明史》卷七八《食货》二《赋役》。），但嘉靖后期九边年例银已达270万余（注：王德完：《国计日绌边饷岁增乞筹画以裕经费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到万历初年则达到300万余两，万历中期则为380余万两（注：王德完：《国计日绌边饷岁增乞筹画以裕经费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明廷财政入不敷出，发生了严重困难。
明廷财政困难反过来影响了军队建设。嘉靖年间，明廷给宣府的年例银是181250两，因太仓银库空虚，三十六和三十七年只给9万两，而三十八年只给3万两（注：《宣府镇志》卷一六《军储考》。《皇明九边考》载：“年例银八万两。”万历《明会典》卷二八载：“国初不过五万两，……嘉靖元年始增六万，四十五年始定一十二万。”）。地方供给宣府的粮饷，不但愆期，也常拖欠六七十万（注：《宣府镇志》卷一六《军储考》引《管粮郎中褚实查处兵粮议》。），军饷严重不足。在南方，福建漳州卫官军月粮少派3个月，铜山等所缺支20个月，泉州高浦等所缺支10个月，当时无一卫一所不缺支者（注：朱纨：《阅视海防事》，《明经世文编》卷二○五。）。士兵穷困、逃亡，甚至鼓噪哗变，严重影响战斗力。无怪乎许论对榆林镇的情况发出感叹说：“呜乎！此镇将士怀忠畏法，死无怨言，敢勇善战，虏所素惮，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饱，伤哉，伤哉！”（注：许论：《九边图论·榆林》，清刊本。）这样的军队欲其御敌取胜，难矣。
明廷为解决财政困难，千方百计搜刮百姓钱财。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向“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注：《明史》卷七八《食货》二《赋役》。）。万历中期，神宗朱翊钧实行开矿榷税，8年时间搜刮300万两。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反明，明廷辽饷骤增300万两，明廷赋税“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注：《明史》卷七八《食货》二《赋役》。）。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在9厘外亩又增加3厘，后又征“助饷”、“练饷”，而且，征收赋税时，贪官污吏大饱私囊，致使广大农民无法负担，不得不加入到农民军起义的行列中。明王朝也随着军费增加步步走向灭亡。
五
有明一代军制在不断变化着。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世兵制，卫所制为营制所代替，文官成了军队的主宰，军费负担以军卒为主变成了以百姓为主。这种变化概括起来沿着两个方向运动：一个是沿着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增强国家对军队的控制方向前进；一个沿着不断提高老百姓的军费负担方向前进。兵役制度的募兵制、组织编制的营哨制，中央领导体制的渐趋一元化，地方领导的总督、巡抚、总兵的体制，都属于前者。这在某个时间、某些文臣武将身上显示了它的效果。谭纶和戚继光在南方抗倭和在北方御“虏”就是一个例子。在南方，谭纶和戚继光都以募兵，实行营哨制，建立了能征善战的军队，打败了入侵的倭寇。在北方，谭纶和戚继光合作又建立了强大的边防军，保卫了北京地区的安宁。这显示了明代后期军制是可以建立一支既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又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的。但从整体来讲，明代的军队不是随着军制的变化而增强，而是不断衰弱。这不能归究于军制本身。任何制度都要人去执行。明代军队衰弱根本的原因在于执行制度人的腐败。募兵招来的不是好兵，建立了营哨制却不对士兵进行训练，文武将不和，上下之间有隙等等，都是人在作祟。由此可见，由于政治腐败，想要增强军队建设的各项措施都是空的。
而老百姓对军费负担的增加确是实在的，但这种增加并没有达到老百姓不能负担的程度。万历年间，全国军队不过150万左右，不到人口的1%，老百姓本不会因负担军费而无法生活。但事实上，百姓确实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军费负担都加在普通老百姓的头上，而那些皇亲贵戚、官僚豪强、地主军官等侵吞大量土地屯田，不纳税或很少纳税，再加上皇帝奢靡，挥霍无度，千方百计搜刮钱财，故而使百姓无法生活。可见百姓负担过重也是人为造成的，是统治阶级腐败的结果。
明朝军制沿着两个方向运动的结果是一虚一实。这种虚实的结果都是人为造成的。虚者使军队衰败，实者使百姓造反。明朝也就在这一虚一实中必然走向死亡。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口右加孛
＠②原字氵右加卞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1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060 【摘要】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53～159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103 【标题】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 【作者】田澍 【作者简介】田澍1964年出生，甘肃通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元璋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出版《朱元璋传》（合著）、《宦官》等3部专著，并在《文史》、《光明日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1999年被评为“甘肃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并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2000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奖。 作者单位：西北师大 【正文】 祖制与革新是中国古代社会里长期存在着的一对矛盾，处理不好必将引起政治的混乱乃至王朝的崩解；处理得当将对革新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嘉靖前期革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地认识祖制与革新的利弊关系，纠正将祖制与革新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 一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提起“祖制”，多数人将其视为僵化和陈腐的代名词，并把祖制与革新简单地对立起来，把抨击祖制者誉为改革者，把维护祖制者斥为保守者。事实上，祖制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包括某一王朝立国的根本制度，又包含各项具体的、行之有效的行政法规。显然，不可能在全盘否定祖制的前提下来顺利地推进任何改革。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改革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王朝更替时的因革，二是某一王朝内部的鼎新。两者之中，以王朝更替时的因革较为剧烈，其显著表现就是对文物典章的重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绝不是与前朝体制的断然决裂，而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史籍中所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金承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等等，就是此意。改朝换代时的变革如此，王朝内部的变革更不例外。换言之，任何革新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写字，而是与继承形成了矛盾的统一体。离开了继承，就不可能有革新。 在正德、嘉靖之际，明代上层人事更迭，时政因此发生巨变。世宗与“大礼新贵”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对洪武祖制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给予新的诠释和认识，并以其为利器，将有违祖制的重大弊政尽可能地予以革除，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长期以来，学界一味地推崇杨廷和在武宗暴卒之后所推行的所谓“嘉靖新政”，把杨廷和等人在匆忙中拟定的世宗即位诏书视为其推行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实，这种以即位诏书来确定革新的作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从明成祖开始，明代诸帝皆有革除前朝部分弊政的即位诏书，以示更新。如果把世宗即位诏书视为革新纲领的话，那么，其他诸帝的即位诏书皆可如此对待了。与大多数君主的即位诏书一样，世宗即位诏书的除弊对象仅仅局限于正德元年正月至十六年四月之间的部分败政（不包括弘治十八年五月至十二月间的武宗乱政），弊政款数虽多，但其结构与内容并无特殊之处。所不同的是，杨廷和等人是打着恢复孝宗政治的旗号来推行所谓嘉靖新政，把纠正武宗的部分乱政当作其最高的政治理想，故不愿也不敢追溯正德弊政的源流。更甚者，他们公然割裂孝宗弊政与武帝弊政之间的联系，敦促世宗效法孝宗而革除武宗弊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孝宗与明太祖相提并论，并为此而引发了“大礼议”。李洵先生曾精辟地论道： 杨廷和一派所提出的议礼方案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不使世宗以藩王独立系统继承皇位，而必须纳入孝宗以来的统系，在政治上必须继承孝宗的政策，执行孝宗的制度。这在杨廷和一派炮制的即
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卷） 绪论 1.文学自身发展变化的九个因素： 创作主体、思想内容、艺术表现、接收对象、文学体裁、文学语言、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传媒。 2.“三古”、“七段”： （1）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 第二段：秦汉 （2）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3）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 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3.上古文学的内容及文体： 远在文字发明创造以前，文字艺术就已经产生。由此可以推测：上古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得非常紧密。其中有同自然作斗争的神话，有和生产密切结合的诗歌，也有表示愿望趋吉避凶的咒语式的祷祝辞。 4.上古文学的特点：集体性、口头性、综合性。 5.中国诗歌（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的特点： （1）先秦诗歌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由宗教颂赞祷祝诗演进到言志抒情诗。这些诗歌奠定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发展方向。 （2）诗、乐、舞三者紧密结合。 （3）在楚地、民俗及民间曲调基础上，屈原“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借鉴了《诗经》的艺术精神和手法，创作出奇伟瑰丽的诗篇，与《诗经》一起，奠定了以风、骚为基础的传统诗歌的创作规范。 6.先秦诗歌的概况： 在北方文化中产生了《诗经》，在南方楚文化中孕育了《楚辞》，多见于神话，富有浪漫气息。 《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朴素的艺术手法显示出巨大的艺术魅力，并以“经学”的地位和传播方式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 《楚辞》是文人的个体创作，并出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楚作家群，揭开了文人诗歌创作的新篇章。《楚辞》的浪漫精神、自由的形式、华美的词彩以及艺术表现技巧，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源头之一。 第一章——先秦文学 1.中国古代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 2.《山海经》的文学常识： 在所有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具有神话学价值。《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应是由巫师、方士根据各地的自然神灵传说及祭祀状况汇编而成。《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内容及其驳杂。《山
《壬辰倭乱1592》韩国抹黑中国明朝的巅峰之作 最近，由韩国KBS和中国的央视合资拍摄的《壬辰倭乱1592》，在中韩乃至日本的网络间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此片不仅有中韩两国合资合力拍摄，连涉及日本的部分也由日本演员以日语对白完成，可谓是集三国之力来戏说这场战争。这还真是东亚历史上的头一回。然而这部戏说成分浓厚的韩剧却给自己打上了历史纪录片的头衔。这不免让观众对于剧中的历史细节，要求高了起来。可惜，作为此片制作主导的韩方，依然保持了其宣扬大民族主义历史观的特色，将原本丰富多彩的历史改的面目全非。不仅对本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无限拔高。对于为朝鲜击退日本入侵而尽心尽力的中国明朝，也是习惯性的多有贬损。已经看完全剧的小编，就以那些一眼扫过就能发现的纰漏，来给这部所谓的历史纪录片，好好扒扒皮。1.朝鲜火炮射程是日本火器的十倍？ 此剧第一集末介绍的朝鲜玄黄铳筒时，都提到了射程是日本火炮的十倍。如此说来，日本火炮射程居然只有90-130米？实际上，日本国内较大口径的火炮的射程并不输于朝鲜人手里的家伙。1570年代时战国大名大友宗麟所使用的佛郎机炮国崩的最大射程甚至可以达到1500米左右。2.万历皇帝变身金色小白兔此剧的前两集，也就是全剧五分之二的戏份，都献给了韩国当代历史造神运动的主角--李舜臣。作为
真正中流砥柱的明朝军队，一直到第三集才有了亮相机会。然而万历皇帝头上戴的居然是冥器金丝翼善冠，而且造型诡异，好像一只金色小白兔。这金丝翼善冠原本是1957年发掘万历皇帝的定陵时，在万历身边的盒子里发现的。不过自唐代以来，皇帝戴黑色冠冕已成常例，而且现存的明朝皇帝画像中，皇帝清一色戴的都是乌纱冠，并没有戴着金丝冠的皇帝画像。可见，万历皇帝头戴金丝冠上朝是不符合真实历史的。韩国人的祖先要是知道自己的后代如此戏弄宗主国君主，一定会吓的家法伺候。3.壬辰倭乱是东亚最早国际战争？估计是导演觉得前几个槽点还不够大，于是在第三集中爆出了更大的槽点——东亚最早的国际战争？然而这实在是大错特错！只看国际战争的话，早在900多年前的隋唐时期，隋炀帝就已有过三征高句丽的事迹，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也都多次对高句丽用兵，这都无疑早于万历朝鲜战争。半岛南部的新罗和百济两个国家都有直接参与这场战争。日本国后来加入战争，而唐朝的军队里面还包括了刚刚奉唐朝为宗主的突厥势力。可见早在壬辰倭乱之前900年，半岛地区就曾经爆发过一次涉及东北亚全部势力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在663年的白江口之战中，唐朝和新罗联军在名将刘仁轨的指挥下，痛击日本和百济联军，此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日本停止对朝鲜的扩张，900余年内都不敢进攻朝鲜半岛。韩国人是真的不知道这段
中国经济发展 通过十周的学习，这门通识课让我获益不浅，在老师的讲解和同学小组的合作讨论下，我了解并知道了许多有关经济方面的知识，以及东西方经济发展的过程。在学习中，我重点了解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与前景。在这里我谈谈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的了解以及对其背后的不足的一些看法。 一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把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启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形成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于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综合国力也显着增强。 二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开放的世界需要中国必须开放，它符合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规律，它是我们的必然选择。闭关锁国只能导致落后挨打。我国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既对所有国家，又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开放。开放不是依赖别人，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以及作为有益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所利用。政权在人民手中，又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这样做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和人民锐意改革，努力奋斗，整个国家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我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获得巨大的发展。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在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使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市场。邓小平就说道：开放也是改革，不仅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当中国的经济体制前进一步，就会遇到旧开始朝经营权不断向地方和部门分散，企业经营自主权不段扩大、管理手段更加接近国际通行做法。尤其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获得了迅速发展与转型，通过融入国际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生产体系与价值链创造，中国已经演变为全球的制造与贸易中心，并在2009年成为世界出口与贸易盈余的第一大国。在这一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继续在总体上保持了开放与自由化的趋势，不但履行了中国加入WTO所做的非歧视待遇与市场准入的承诺，而且在实施区域经济与贸易合作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三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第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坚持公
明朝军事史之以卫所制为基础的军事制度 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512 字体大小: 【小】【中】【大】 以卫所制为基础的军事制度 （一）五府与都司卫所 五府为明朝最高军事机构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的总称。明初，设大都督府，统领全国军队，以朱元璋之侄朱文正为大都督。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为防止军权过于统一，分为五军都督府，分领全国卫所，各都督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等。多以公、侯、伯充任，事权很大，后以公、侯、伯署府事，同知、佥事参赞军事。 五军都督府分领除在京亲军指挥使司外的各卫所及在外各都司下辖的卫所。五军都督府下辖各都司卫所情况措置不一，明迁都北京后，五军都督府所属卫所大致情况如下：左军都督府领在京留守左卫、镇南卫、骁骑右卫、龙虎卫、沈阳左卫、沈阳右卫，在外分领浙江都司、辽东都司、山东都司所属卫所。右军都督府领在京留守右卫、虎贲右卫、武德卫及在外直隶宣州卫、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四川都司、四川行都司、广西都司、云南都司、贵州都司等。中军都督府领在京留守中卫、神策卫、应天卫、和阳卫、牧马千户所、蕃牧千户所及在外南直隶诸卫、中都留守司、河南都司等。前军都督府领在京留守前卫、龙骧卫、豹韬卫及在外南直隶九江卫、湖广都司、湖广行都司、兴都留守司、福建都司、福建行都司、江西都司、广东都司等。后军都督府统在京留守后卫、鹰扬府、兴武卫、大宁中卫、大宁前卫、会州卫、富峪卫、宽河卫、神武左卫、神武后卫、忠义左卫、忠义右卫、忠义前卫、忠义后卫、义勇中卫、义勇左卫、义勇右卫、义勇前卫、义勇后卫、武成中卫、蔚州左卫及在外北直隶、大宁都司、万全都司、山西都司、山西行都司等。 五军都督府的职权范围，凡武职世官、流官、土官之袭替、优养、优给等项，由地方逐级上报于府，府再转送兵部请选。选定后，经府下达都司卫所。首领官之选授、给由，则由吏部。其他如武官之诰敕，水陆步骑之操练、军伍之清勾替补、俸粮、屯费与屯种器械、舟车、军情声息、边腹地图文册、薪炭荆苇诸事，会同有关机构处理。各府只有统兵权，调兵之权在兵部，遣将则由皇帝自主。战时皇帝命将、调五府所辖卫所兵出征，事毕将上所佩印，解职，兵各还卫所。 五军都督府名义上是全国最高军事机构，但实权并不大，永乐以后，其权渐归兵部，五军都督府的官员仅是虚衔而已，这是明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 五军都督府下辖都司。都司是都指挥使司的简称，是明王朝地方一级的军事机构。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设置了１３个都司，计有：北平、陕西、山西、浙江、江西、山东、四川、福建、湖广、广东、广西、辽东、河南。还设置了两个行都司，甘州、大同。洪武十四年，增置中都留守司及贵州、云南都司。二十年置大宁都司。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１７都司及一个留守司。洪武二十七年置四川行都司。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年）废北平都司，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年）置万全都司，成化十二年（１４７６年）置湖广行都司，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年）置兴都留守司。此后遂定制，除南北直隶不置都司外，共有１６都司、５行都司、２留守司。１６个都司中，有１３都司设于省会，为明代省级行政单位都、布、按三司的一部分，即都指挥使司、布政使、按察使司，共同处理一省的军、政大事。 其他三个都司为辽东（治所定辽中卫即今沈阳）、大宁（治所原为大宁卫即今内蒙宁城，永乐元年内迁保定）、万全（治所宣府左卫即今河北宣化），均位于边境地区。五个行都司亦如此，山西行都司治所为大同府，陕西行都司治所为甘州左卫（今甘肃张掖），四川行都司治所为建昌卫（今四川西昌），湖广行都司治所为郧阳府（今湖北郧县），福建行都司治所为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均设于军事要区，兼理当地的行政事务。 卫所制是明代独特的军事制度。卫即卫指挥使司，所则有千户所和百户所。以５６００人为一卫，１１２０人为千户所，１１２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按地方大小利害设置，一般一郡（府）者设所，连郡（府）者设卫，从京师到地方皆立卫所。卫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两人，从三品；指挥佥事四人，正四品。千户所设正千户一人，正五品。副千户两人，从五品。百户为正六品，无定员。洪武二十三年又在未设府州县的边境地区设卫军民指挥使司和军民千户所，兼理民政事务。此外还有守御
科学进步与社会发展论文发表 当今时代,人类正在走向一个高度科技化的新世纪。科学技术革命的进程,正以亘古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进步标志着生产力的进步,并给人类带来无可估量的价值。下文是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科学进步与社会发展论文发表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科学进步与社会发展论文发表篇1论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方而，社会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人类得到了实质的进步;但另一方而，人类社会在前进过程中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理解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科学技术;社会发展;非线性关系 1.社会发展概念的现代诊释 社会发展是一个在理解上歧义颇多的概念。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在理解这个概念时往往使用着不同的标准。 在一般的理解中，社会发展通常指的是经济的发展、物质的富足，也就是说，偏重于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在这里，用以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的最高的标准，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在这种理解中，生产力标准之所以是最高标准，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与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道德风尚、文化水准等标准相比，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它还是
全部社会历史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反思人类历史，我们发现，这种理解将社会发展与主体发展绝对对立起来，把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富有、经济增长直接等同起来，必然忽视社会发展概念内含的生命内核和情感价值，使得社会发展概念成为没有主体、没有主体丰富实践内容的空壳，出现生体的空场，导致社会发展价值向度的偏离即重物的尺度重事实判断轻价值判断。为此，我们在阐明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这个论题之前，特别需要对传统的理解进行清理，对社会发展概念作出现代诊释。 2.科技进步的负而效应 历史上，许多学者往往形而上学地将社会发展理解为绝对地向文明、道德、理性、自由、平等迈进。这是一种机械的社会发展进化模式论，它回避了社会发展的矛盾对抗性，对人类前景充满了盲目的乐观情绪，对社会发展问题缺少辩证态度。 黑格尔认为，历史进步是社会矛盾的内在发生及其解决，恶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否定性是肯定性固有的环节。他说：队不完美的东西进展到比较完美的东西，便是进步;但是不完美的东西绝不能被抽象地看做只是不完美的东西，而应该看做是牵连着或者包含着和它自身恰好相反的东西。这些思想家在社会发展问题上都表达了非凡的辩证智慧。只有从这种辩证智慧而不是机械论的观点出发，才能客观地去而对科技进步所导致的负而效应。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具有多方而的社会功能：科学技术是破除旧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2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3540 【摘要】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0204 【原刊页号】141～14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206 【标题】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英文标题】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SHI Xiao-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do ng, Jinan) 【文章日期】2001－12－10 【作者】时晓红 【作者简介】时晓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 时晓红（1963－），女，山东沂源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 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 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 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 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英文摘要】T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Japan Kan-He Trade in th e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 od, Kan-Hetrade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t from Jap anese government to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kind of trade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which ca 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Hetrade.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 troy Japanese pirates, China-Japan Kan-He trade wasrestored from the eight h year of the XUANDE period.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superior posi tion in the Kan-He trade,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nasty, t 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Kan-He trade was cut off ag ain duringthe JIAJING period. 【关键词】明代/勘合贸易/倭寇 Ming Dynasty/Kan-He trade/Japanese pirat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4－0141－05 一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 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 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 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 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一时间，“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1］（《成祖本纪》） 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15年。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明成 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 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 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中国诗歌历史悠久。它的产生久远得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从《诗经》算起，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诗歌的最初形式——上古时期的口头歌谣 《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这些歌都是诗、乐、舞结合的典型例子，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 一、现实主义源头——《诗经》 《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 《诗经》按用途和音乐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雅”大部分是贵族的宫廷正乐，“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其中的“国风”是现实主义的精华。 《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铺陈叙述）、比（比喻）、兴（起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物。)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语言双声叠韵。 《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后世把《诗经》奉为
学习的最高典范。 二、中国浪漫主义的先河——楚辞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楚地歌谣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具有浓厚楚地特色的新诗体——楚辞。 楚辞体的特点： 1、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 2、“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3、楚辞的语句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富有变化，篇幅一般比较长 4、常用语气助词“兮”（句末：加强整体语气，句中：表停顿）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主要作者是楚地影响最深远的爱国诗人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25篇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巅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文学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始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其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明代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 中国明代大型军事类书。明茅元仪辑,240卷,文200 余万字，图738幅,有明天启元年(1621)本、清道光中活字排印本、日本宽文年间(1661～1672)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流传。清乾隆年间曾被列为禁书。 茅元仪(1594～1644?)，字止生，号石民，归安(今浙江吴兴)人，自幼“喜读兵农之道”（《石民四十集》卷69）,成年熟悉用兵方略、九边□塞,曾任经略辽东的兵部右侍郎杨镐幕僚，后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所重用。崇祯二年(1629)，因战功升任副总兵，治舟师戍守觉华岛（即菊花岛，今辽宁兴城南），获罪遣戍漳浦（今属福建），忧愤国事，郁郁而死。他目睹武备废弛状况，曾多次上言富强大计，汇集兵家、术数之书20 00余种，历时15年辑成《武备志》。 《武备志》由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部分组成。 兵诀评18卷,收录了《武经七书》,并选录《太白阴经》、《虎钤经》的部分内容，加以评点。认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天启元年本，下同），学兵诀不可不读《孙子》。 战略考33卷，选录了从春秋到元各代有参考价值的战例。所选注重奇略，“足益人意志”。如，吴越争霸，勾践的卧薪尝胆、乘虚捣隙；马陵之战，孙膑的减灶示弱，诱敌入伏；赤壁之战，孙刘的联合破曹，巧用火攻；淝水之战,苻坚的分兵冒进,谢玄的以战为守；虎牢之战,李世民的据险扼要,疲敌制胜;蔡州之战,李□的乘虚奇袭等等战法。又如诸葛亮的据荆益、和诸戎、结孙权、向宛洛、出秦川的隆中决策;岳飞的行营田,连河朔、捣中原、以复故土的计划；成吉思□的避潼关、假宋道、下唐邓、捣大梁的谋略，等等。其所录内容，在紧要之处均有所评点。 阵练制41卷，分阵和练两部分。阵，载西周至明代各种阵法，配以319幅阵图，所收较《续武经总要》为多，以诸葛亮的八阵、李靖的六花阵、戚继光的鸳鸯阵为详。阵有说记，有辩证。“记”载“圣王贤将”所立之阵，予以广扬；“辩”言唐宋伪托附会之阵，予以廓清。对古阵图，“举而合之”又“陈异同之说”，其中“有最卑浅而无当者,然废之适足以惑世”,此亦“鲜所删铲,陈所掊击,以广学者之目”。练，详记选士练卒之法，包括选士、编伍、悬令赏罚、教旗、教艺五方面内容,选自唐、宋、明有关兵书中的律令,尤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重。如编伍，推戚氏编步、编骑、编车、编水之法;悬令赏罚,采自《行军需知》、《练兵实纪》中的作战、训练条约。认为“士不选,则不可练”，“士不练，则不可以阵，不可以攻，不可以守，不可以营，不可以战”，所以“练为最要”。
我国环境现况以及对其的保护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不可能的”梦想已经或正在逐步变成现实。这确实很令人欢欣鼓舞，但残酷的现实却摆在我们面前：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沙漠化迅速蔓延、水土流失加剧、环境变化有增无减等。幸好，在20世纪中叶，人们终于觉醒了，认识到了他们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物质享受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与资源换取得来的。 正是由于人类在发展中对自然环境采取了不公正、不友好的态度和做法的结果。而环境与资源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障，正通过上述种种问题对人类进行着报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正遭受着严重环境问题的威胁和危害。这种威胁和危害关系到当今人类的健康、生存与发展，更危及地球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下面是一些环境方面具体的表现： 一、全球气候变暖 温室效应使全球气温上升，极地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对人类的生活、生产、安全造成危害。全球气温迅速变暖，且在地球上这种变化是不均匀的，这会引起大气环流的变化和雨量分布的变化，最终使干旱地区因地表蒸发量增大更加缺少降水，导致沙漠化范围扩大，农业萎缩，而潮湿地区气候变化也会造成水旱灾害频繁。 二、生物多样性丧失 由于热带雨林的破坏，每年约有近5万种无脊椎动物受到威胁，而趋于灭绝；高等植物每年至少消失一种。种类遗传变种和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消失速度比物种灭绝速度更快。全球热带森林，80年代初，每年毁林114万h㎡，80年代末，每年毁林上升到1700—2000万h㎡，90年代已超过2000万h㎡，拥有全球50﹪物种的栖息地热带雨林面积比原有面积减少一半，生态系统多样性受到很大破坏。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20年，热带森林物种的损失非洲可达6﹪—14﹪，亚洲达7﹪—17﹪，拉丁美洲4﹪—9﹪。如果毁林速度加倍，物种消失将增加2—2.5倍。 三、土地沙化迅速蔓延 我国沙漠化土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已由六七十年代的1560k㎡/a，增加到80年代的2100 k ㎡/a，全国在80年代的沙漠（沙漠荒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面积达153.3万k㎡，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5.9﹪有11个省区200多个县的3500多万人口、2000多㎞铁路、393万k㎡农田、493.3万k㎡草场受到沙漠化威胁。现在我国沙漠化的总面积为109万k㎡，占国土面积的11.4﹪；潜在沙漠化土地为15.8万k㎡。 ………… 针对这些问题，人们也做出了补偿，就拿对我国西部的开发来说，这次开发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结合了起来： 一、将生态建设放在首要位置 生态建设的重点在植被恢复。西部地区恢复林草植被、治理水土流失，可以减轻长江、黄河流域的洪水灾害。因此，要通过多种途径，实施中央确定的“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措施，积极探索不用水浇灌植被就能成活的办法。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发展“山上种树、山腰种果、山脚种作物”的经济沟，把以粮食换林草同生物多样性保护、扶贫脱困结合起来，使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在西部大开发中，要结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欢迎共阅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练习案 时间姓名 1、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是。 2、《》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是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最早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源头。其中的作品按照音乐分为“”“”“”三部分。其表现手法是、、。在句式上以为主，章法复沓，回环往复的现象比较普遍。 3、《楚辞》是在战国后期南方的诸侯国楚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它以波荡汹涌的感情、奇幻瑰丽的、的语言，表现出极强的浪漫色彩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中国诗歌456、（《诗品》）。7、8910111213、14为，喜用双关谐音。 15、《》叙事与抒情想渗透，细腻与粗犷相融合，代表了的最高成就。 16、刘宋诗坛以刻画成为重要题材，和是这一时期的成就最高的两个诗人。其中前者的诗歌，偏重表现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对门阀制度的不满，他创制了；后者是“”的代表作家，他的诗歌合律性高，有些作品已经和唐代的“近体”诗相似。 17、南朝后期的诗歌大多内容空虚，充满脂粉气，等人写作的“”，更是沦落到浮艳的境地。 18、“徐庾体”的体表作家是和。其中后者后期的诗歌以《》二十七首为代表，深切地表现了故国乡关之思、羁身异域之痛。 19、、是中国古典诗歌大花园中最为灿烂的两朵奇葩。
20、初唐四杰是指、、、。他们在继承了南朝诗歌形式美的基础上，以都市的繁华和正常的男女之爱为题材和主题，由台阁应制扩大到写和，风格由纤柔卑弱变为。 21、诗是唐诗这座高峰的顶点，而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是“诗仙”—— 和“”——杜甫。李白诗中的形象往往是个性化的，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 22、杜甫用诗歌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他把和、 紧密联系在一起，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是变乱时代的伟大的“”。他是中国诗歌史上、的诗人。 23、盛唐诗坛还有两大诗歌群体，一是以、、、 为代表的诗人，他们的诗多采用和的形式，色泽清淡，意境深幽；一是以、、、为代表的诗人，他们的诗以题材为主，大多采用和的形式，景象开阔，气势宏大，情调悲壮，声韵激越。 24 25 26 ，。 27 不已。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达到了“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 37、女词人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客观景物融会在一起，含蓄委婉，意境深远，达到了的艺术境界。 38、南宋词人中以的成就最高，他的词是以，善于，将政治、军事、山水、田园及个人的喜怒哀乐，大胆自如地表现在词作中。尤其是书写 的篇章，千古以来一直激励着后人。 39、南宋词人精研乐理，能自度曲，词风，在南宋词坛的影响很深远。 40、元代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也叫“”，是元散曲中的一种，即单支的曲子。在内容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很强的。
明朝政治制度 明朝的政治制度中央的最高权力在皇帝，后来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后来设置内阁，内阁的作用只是顾问，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但是这只是明太祖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并只在洪武和永乐两个朝代执行过。整个明朝，就只有洪武和永乐两朝的政治体制非常接近于后来的满清。到了仁宣之后，因为当时明朝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向内阁和六部转移。同时还设有监察机构和特务机构，加强对全国臣民的监视。在地方设立三司，加强地方管理。主要机构有：六部；明朝在中央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与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书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丞相之职，取消中书省。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原有的各科尚书降为郎中。各部尚书和侍郎的官阶也上升。其中以吏部(主管文官升迁)最为重要，户部人员最多。礼部(主管祭祀大典)与工部(主管公共建设)地位较低。监察机构；在洪武十三年前，明朝还沿袭元的监察制度，设立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洪武十三年后，朱元璋废御史台。两年之后，朱元璋设立新的监察机构-都察院。都察院下面设立监察御史若干人，分巡全国各省，称为十二道监察御史。每道有监察御史三至五人，范围大体为一省。但监察御史都驻在京师，有事带印出巡，事毕回京缴印。到明末，监察御史分为十三道，共有一百一十人。六科；明朝开始只设了给事中。到洪武廿四年，设都给事中六人，分吏、户、礼、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该制度基本是继承了唐朝的门下省制度。六科官职品级虽低，然职权很高。他们可以不赞成皇帝的意旨。而该制度也发挥了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五寺；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余四个寺的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太仆寺管理马匹;光禄寺负责寿宴;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内阁；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亲理政务，一度深感疲惫，于是设立四辅制度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洪武十七年后被废。之后朱元璋请来几位翰林学士帮忙辅佐，这些翰林学士的官职被命为“XX大学士”。这也就是所谓的内阁机构。特务机构；明朝实行严密的特务政治。主要的特务机构包括锦衣卫、东厂和西厂，武宗时期还一度设有内行厂。锦衣卫设立于洪武十五年，直接听命于皇上，可以逮捕任何人，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在东厂设立后，锦衣卫权力受到削弱。东厂成立于永乐十八年，是明成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而成立。地点位于京师东安门北。东厂的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东厂在设立之初，就由宦官担任提督，后来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西厂设立于宪宗时期，首领为汪直。1482年后被废。其后又被武宗短暂恢复。内厂设置于武宗时期，首领为宦官刘谨，刘谨伏诛后，内厂与西厂同时被废，仅留东厂。
环境与社会发展 Xxx xxx xxx 摘要： 关键词：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规划 1 环境问题与环境科学 1.1环境问题的分类 环境问题是指人类为其自身生存和发展，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界过程中，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和污染，以及由此产生的危害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各种不利效应。 自然灾害问题（第一环境题） 人为环境问题（第二环境问题）（1）环境污染；（2）生态破坏 1.2环境问题的产生 人口的增加，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导致生态问题开始出现。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导致环境污染的出现。 生态环境的破坏 生态破坏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沙漠化、荒漠化；森林锐减；草场退化、土地退化；湖泊的富营养化；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生态平衡的破坏往往出自人类的贪欲与无知，过分地向自然索取，或对生态系统的复杂机理知之甚少而贸然采取行动。 2 人口问题 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关系是： 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 指数增长：指在一段时期内，人口 数量以固定百分率增长。 倍增期：表示在固定增长率下，人口增长一倍所需的时间。其计算公式为： Td=0.7/r 其中：Td —倍增期; r—年增长率 2.1人口发展状况
图一：近200年世界人口增长曲线图 图二：新中国人口的自然变动 表一：近1000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每年平均人口增长率 由上面的图和表格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1）年龄结构两极分化； （2）城市人口急剧增加；
（3）我国人口发展特点：人口增长速度快、农村人口比重大、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老龄化、男女性比比偏高、人口分布不均、人口素质有待提高； （4）我国人口发展趋势：自然增长率趋于稳定、死亡率继续下降、农村人口比重大、生育率较高。 2.2人口问题对资源的压力 图三：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 从图表可以看出，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资源的的压力来自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矿产资源等。 2.2.1人口对水资源的压力 我国水资源总量： （1）年降水量约为60000m3相当于全球降水量的5%，居世界第三位； （2）我国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为27225×108 m3； （3）多年地下水资源量8288 m3。 以上三项合计，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8124×108 m3，居世界第六位。然而我国人均水资源量2700 m3，不及世界平均值的1/4。 2.2.2人口对矿产资源的压力
【数据库】人大全文1998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576 【摘要】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124～13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9806 【标题】明初耕地数额考察 【作者】田培栋 【作者简介】作者田培栋，1927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正文】 据目前的明史研究，洪武时期有两个土地数字，一个是《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天下官民田地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七十三亩”；另一数字是《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零”。究竟哪一个数字代表当时的实际耕地数字，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诸司职掌》一书完稿，朱元璋遂诏令“颁布中外”。从此，该书记载的田土8496523 顷便成为最权威的田土数字，正德刊本《大明会典》及正德至嘉靖后修订的《后湖志》、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及清初编写的《明史》等书，都采用这个数字。再加上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奏疏：“洪武年间，天下征纳粮草田地山塘共八百四十万余顷”（注：《英宗实录》卷二五四。），嘉靖八年（1529年）詹事霍韬奏疏：“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注：《霍文敏公文集》卷三《修书疏》。），进一步肯定了800 余万顷的记载，更增加了《诸司职掌》的可信度。 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曾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最近十几年，明史界又开展了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看法是“定位错误”观点。有人认为洪武时期湖广布政司在统计时，极可能在该地区耕地数字202175.95顷之前，多写了一个“二”字，这一笔误使耕地虚增了2亿亩。河南的耕地也极可能是在449469.82顷前多抄了一个“一”字，虚增了1亿亩。按此推理，《诸司职掌》记载的数字多写了3亿亩。对这一种观点，顾诚先生曾进行论驳，他说：“《诸司职掌》是遵照朱元璋的指示编纂的重要法典，成书之后又由他下令颁行中外，朱元璋并不是个昏庸的皇帝……如果出现这样明显的重大错误，他不能不发现或漠然处之。”又说：“当时造册书写数字的表达方式是‘几百几十万……’，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就不可能出现多写‘一’字头、‘二’字头的问题。”（注：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顾文发表之后，仍有人坚持此种观点，只是另换说法，认为当时计算数字是用珠算，而珠算错位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认为，在明初严刑峻法之下，湖广、河南布政司的官员在统计田土时，怎能会出现相差10倍的定位错误呢？而且《诸司职掌》一书是由吏部尚书负责编撰，又由许多学识渊博的翰林儒臣集体参与，决不会出现这样重大的错误。 明初政府对田土总数的登记有两个系统：一是由户部负责根据全国黄册统计的数字，亦即《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的3874746顷，这一部分土地明朝称为“额田”或“赋田”，系实际纳税的土地。另一个系统是由吏部负责编纂的《诸司职掌》所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的8496523顷，即“额田”和全国可垦荒地的合计。本文拟就《诸司职掌》所记载数字的内涵、来源以及它与明代耕地扩大的关系作初步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及其统计方法 根据史书记载，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十分庞杂，例如金华府属兰溪县仍保存了南宋时登记的土地种类：水田39 545亩，山陆地29 064亩，平田178 145亩，竹脚8 288亩，山桑17 933亩，竹ｘｉāｏ＠①8322亩，平陆35 705亩，屋基15 222亩，塘28 393亩，坟地8 013亩，杂木53 385亩，茶地146亩，桐果木15 699亩，石灰山280亩，柴山508 935亩，坊墩基地20 825丈，白地24 685亩。（注：万历《金华府志》卷六。）该县土地之中只有前五项应属农田，其他都是非农业土地。这种非农业的项目到明代更为繁杂，以浙江省为例，田土之中包括田、地、基、山、塘、荡、池、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