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人大全文2000年经济类专题
【文献号】7064
【摘要】
【原文出处】福建论坛：文史哲版
【原刊地名】福州
【原刊期号】200002
【原刊页号】77～82
【分类号】F7
【分类名】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004
【标题】浅论清代福建地区的永佃制
——１７件清代福建地区永佃契的统计分析
【作者】邹萍
【作者简介】邹萍（1969—）女，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17件清代福建地区永佃契的分析，阐述了清代福建地区永佃权的产生途径、基本特征，提示了永佃制盛行与封建商品经济繁荣的内在联系。文章还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比较了永佃制下的地租形态和佃户地位与传统租佃关系的异同，说明永佃制作为一种新兴的租佃制度，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明清史/经济史/福建地方史/永佃制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8659 （2000）02—0077—06
一、永佃制的产生及其基本特征
所谓永佃权，指的是佃户有“永远”耕种业主土地的权利。对于拥有永佃权的佃农，在不欠租的情况下，业主不得随意起佃。明清时期，永佃权在我国南方各省大量存在，日益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租佃制度——永佃制。福建各地在明代万历年间就已出现永佃制。当时各种杂书所录的永佃契式即为佐证（注：请参阅杨 澹骸睹髑逋恋仄踉嘉氖檠芯俊返?2—9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版。）。降至清代，永佃权更是盛行于福建各地。笔者从各有关书籍中搜集到明清福建地区租佃契共199 件（注：这些租佃契搜集自以下书籍：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唐文基主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5 月出版（本文中简注为“师契”，在附表“资料来源”一栏中简注为“A ”）。杨国桢主编：《闽南契约文书综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增刊（本文中简注为“闽南契”，在附表“资料来源”一栏中简注为“B”。杨国桢辑：《清代闽北土地文选书辑（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其中永佃契有17件，占租佃契总数的8.54％。
福建地区永佃权的产生途径很多。
首先，开垦得永佃权。这在全国各地并不少见，尤其在清初大垦荒时期，开垦得永佃权几乎成为一种惯例。由于在开垦荒地过程中，佃户要投入大量工本，所以，业主常在开垦之初应允给予永佃权。
立安开垦佃佳昌、日顺等，承租顶有民田三号，坐产闽清县升平坊祭头林地方，土名菜园里，并上斜下份炭窑湾，又本厝后门湾，受种二十斤。今安与佃户吴承德开垦耕作，递年不拘损熟，约纳租米四斗正，早晚两冬付黄家房内当年轮收，不得欠少。自安之后，务要用力耕作，不得抛荒丘角，亦不得欠少租粒，听佃永远耕作，黄家不得另召。两家允愿，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安开垦佃一纸付照。
承安佃合同
乾隆贰拾年正月日立安开垦佃黄佳昌（花押）
黄日顺（花押）
在见中张道万（花押）
代字杨兴臧（花押）（注：师契第465页、藏契号00500。）
这件“安开垦佃”中，业主应允佃户若不欠租，则“听佃永远耕作”，并且保证不再另外召佃。
其次，业主为保证地租收入而让与永佃权，尤其是在佃方经济状况较好时。明清时期，由于佃农抗租运动频繁，为保证地租收入，业主不得不采取一些让步措施，给予永佃权即是其中之一。
立批山约刘根良同侄克行，承祖遗下有税山乙所，坐落侯邑二十三都梧安地方，土名过坑仔，上至路，下至田，左至灿金山为界，右至宗恩山为界，四至明白。今因照管不周，凭中批与汤院郑宗子处开掘栽种杂果并松树杂木等树，递年面约纳山租钱捌拾文正。十一月向送厝交纳，不得挨延欠少。自批之后，其山内任听郑家永远栽种松树杂木等树，其租欠少，其山听山主另召别人。今欲有凭，立批山约乙纸付执为照。
嘉庆贰拾伍年正月日立批山约刘根良（花押）
同侄克行（花押）
代字中侄克志（花押）（注：师契第498页、藏契号00475。）此契中的佃方郑宗子是侯官县汤院一个经济实力相当雄厚的经营地主，业主根良因经营无方，“照管不周”，为了保证地租收入，让与永佃权。
第三，出钱购得永佃也是清代永佃权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
立批佃字刘则庆同弟则山，承祖遗有税山乙所，坐产侯邑念三都梧安地方，土名必石，上至则容火路为界，下至大路，左至大路，右至永岳慈良山为界，四至明白。今因乏用，自情愿将此山安批与汤院绅宅江光宗、郑闰闰处。三面言议，得出批佃山价钱贰千捌百文正。其钱即日交足，其山听从钱主领麓栽插杂木等树，及开掘栽种杂冬，开掘厂坪等茅住居通行。面约递年纳税山租钱壹百文正，送厝交收，不得欠少，其山听从钱主永远耕作，开掘，栽插树木。其山税租钱欠少，其山听从刘家另召别耕。倘有山内来历不明，系庆出头承当，不涉钱主之事。二家允愿，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批佃字乙纸为照。
嘉庆拾肆年拾壹月日立批佃字刘则庆（花押）
同弟则山（花押）
代字侄良海（花押）（注：师契第490页、藏契号00471。）此契即是典型的出钱购得永佃。业主因贫不得不以2800文的价格出卖永佃权，所以他称佃方为“钱主”。“批佃山价钱”2800文，每年地租额为100文。在这里，永佃权的价格是地租的28倍。
第四，业主为了向佃户转嫁地税及其它科差负担，以出让永佃权为补偿，也是永佃权的来源之一。
立认据人侄友章，在族众地认出本乡土名阉脚口黎思永屯祀田，受种子一斗，年载大租米九升三合五勺，又载小租三百五十斤，前来耕种，逢年冬成之日，备谷送仓交纳。其大租米随田办纳，不敢少欠。年有丰险，租无增减；如欠租，田付众等起佃别安，如无欠租，付其永远耕种，另代贴租三百斤，今欲有凭，立认据为昭。
（此贴租系前耕士叔等欠，过与友文耕）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日立认据人侄友文
见弟和文（注：闽南契第103页、第360号。）
这里的“大租”九升三合五勺不是面租，应是税粮，这里的“小租”，即是扣除税粮外的地租。此契中特别载明“大租米随田办纳”，即佃户必须在交租的同时负担地税。
第五，押租制发展成永佃制。押租制下，佃权的稳定性有了进一步发展。这表现在若佃户不欠租，业主不得起佃，而且在押租田买卖中，业主一般也是卖田不起佃。佃权稳定性的发展使押租转变为永佃成为可能。如下例：
在城惠济坊黄明光，今因有祖遗民田肆拾称，年收实租伍石壹斗口，坐落下朱溪，地名林宝硬，及车礁基坛在内。原系四都村上陈仁显之弟陈仕茂用皮价银贰两捌钱正，脱领耕种，契载其田或陈宅手乏，将田出脱，问过田主，不得私自盗脱等语，经官验讫。但田历经付与伊甥龚允瑞耕种交租，而陈宅或脱或付俱不可知。然龚允瑞于旧冬无谷还偿主租，竟将此田私脱与本村汤仕饶位处，得受原皮价银贰两捌钱正。今黄明光因彼私行盗脱，又恐皮价过多，经报邻右林尚鹏、揭远生等登门理论，凭理公议。经三面对立讨脱，其皮价银两龚宅已经得受，而田主凭众立明脱约付与汤仕饶永远耕种，年交实租伍石乙斗囗，面扇送至虎跳河边交收，不得拖欠。囗囗如或拖欠，任主扣租抵还皮价，另召别脱，汤宅不囗囗踞。如汤宅完清租谷，黄宅亦不得妄起别佃。欲后有凭，立皮价约为照。
每年冬牲鸡乙只。
雍正捌年正月初八日立立皮价布字黄明光（花押）
吴日盛（花押）
经凭中见揭远生（花押）
林尚鹏（花押）
陈文韩（花押）
林胜鹏（花押）
代笔人高九龄（花押）（注：师契第457—458页、藏契号04121。）永佃权的基本特征有二。
一是佃户在不欠租的情况下，可以无限期地“永远耕作”业主田地。也就是说，永佃制下，佃户若无欠租，业主就不能起佃。永佃契中一般都载有“其田租如不欠租，听其永远耕作”（注：师契第459页、藏契号00457。），“山租未欠，任凭光子孙永远管业生理”（注：师契第483—484页、藏契号03091。），“自安之后，务要用力耕作，不得抛荒丘角，亦不得欠少租粒，听佃永远耕作，黄家不得另召”（注：师契第465页、藏契号00500。），“如无欠租，付其永远耕种”（注：闽南契第103页、第360号。），“如无欠租，听林永耕”（注：闽南契第103页、第358号。）等。业主对佃户的此类许诺，是永佃权的首要特征，亦是永佃契的最基本标志。仙游县林正佃耕陈汪言等人共有祭田一分，订立有永佃契约，约载“如无欠租不得另付他人耕种”。乾隆四十八年，林正未欠租，陈汪言要起佃图卖，林正不同意，陈也只得作罢（注：《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第596页，第294号案例。）。这说明，“永远耕作”的约定在实践中并非一纸空文。
二是欠租起佃。亦即永佃权必须以佃户履行契约规定，尤其是不得欠租为前提条件。如果佃户欠租或有其它违约行为，业主仍可起佃。永佃契中均载“不许小欠租粒，及插糠做水等情，如有此情，听本衙召佃，不得阻止”（注：师契第472—473页、藏契号00516。），“如若欠租，前山任从山主另租他人”（注：师契第483—484页、藏契号 03091。），“其山税租钱欠少，其山听从刘家另召别耕”（注：师契第 490页、藏契号00471。），“倘有欠少山租，其山另召别耕”（注：师契第491 页、藏契号00473。），“其租欠少，其山听山主另召别人”（注：师契第498页、藏契号00475。），“如欠租，田听起耕”等。欠租起佃是永佃制的又一基本特征，亦是永佃权与一田二主的根本差别之一。
明清时期，永佃制在福建各地广泛流行，这与当时福建封建商品经济的繁荣有着内在的联系。由于工商业的发展，或是地主移居城市，或是城市商人将商业利润用以购置田产，城居地主大增。城居地主因住居城市，远离乡村，无法监控佃户生产，永佃制成为了保证地租收入的较好措施。
立安佃福城田主东林衙旺房，承祖置有民田贰号，坐产闽清县十七都地方，土名下尾垅、后尾洋、小退等处，共受种乙石肆斗，年载田租谷叁仟贰百伍十斛，言议折实白早米贰百陆拾贰斗小，额内约禾廿五斗小，递年不拘损熟，照额纳租。自安之后，前去用心耕种，不得抛荒丘角，亦不得欠少租粒及插水等情。倘有此情，另召别人耕作，不许阻占。其田租如不欠租，听其永远耕作。向后两家并无增减之理。今欲有凭，立安佃乙纸付照。
年例田牲贰大只。供顿全。
雍正玖年拾壹月日立安佃福城田主东林衙（给）（注：师契第459页、藏契号00457。）
这是田产在闽清的福州地主给予佃户永佃权。此类现象在契约中经常出现。
永佃制与商品经济的联系还表现在山园经济作物种植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促使农业商品化，其中以山园种植业的繁荣为典型。福建地处多山地带，山园经济从来是农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述17件永佃契中，山园永佃契9份，占永佃契总数的52.94％。众多的山园永佃契就是永佃权与封建商品经济有着天然联系的明证。从表1 中可以看出，山园经营与一般租佃制下耕地经营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山园经营多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与一年生的粮食作物相比，种植利润往往与种植年限有很大关系，所以永佃权可谓是山园经营利润的必要保障。
其次，山园永佃均以货币租为主要地租形态。货币租在明清福建地区的一般租佃制中尚属新生事物，只占10％左右。山园永佃中之所以实行货币租，是因为经济作物最终都要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在交换中实现利润，同时身处商品经济氛围中的主佃双方对货币的需求激增也刺激了货币租的繁荣。
第三，山园永佃中的租佃经营者多为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地主，他们为赢利而佃田，并非缺田耕种而佃田。
立租批字人胡兆光，情因缺少猫竹砍丝造纸生理，托保向在东坪坊艾圣朝众房边，租出竹林山乙片，坐落小雅，土名梅仔窠，四至载契。当日议定，递年供纳山租钱壹千陆百文，约定夏月一顿备办交完，不敢少欠分文。其山自租之后，山界内猫竹一切杂木，艾宅不可擅砍，要留光厂中造纸使用。光亦不敢抛荒山场及欠租等弊。如若欠短，前山任从山主另租他人。山租未欠，任凭光子孙永远管业生理。向后租钱亦不得加多减少。此系二家甘允，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理敬立租批合同字为照。
嘉庆伍年贰月日立租批字人胡兆光（花押）
保租人赖新贵（花押）
代笔人张沐天（花押）（注：师契第483—484页、藏契号03091。）上契中，胡兆光为了生产造纸原料而租佃山场，种植竹木，这样，山林永佃直接成为封建商品生产中重要的一环，胡兆光也成为手工业工场主兼山园永佃经营者。这些山园永佃经营者的身上明显地表现出商品经济中的生产者、经营者为利所趋不计较佃户之名的特性。在主佃关系中，他们与一般租佃制下衣食不周的佃户截然不同，被称作“钱主”，是受到尊重的一方，是有实力的一方，是处于较主动地位的一方。若从本质上看，与其说他们是佃户，还不如说他们是新兴的封建商品经济的经营者更为准确。
总之，山园永佃是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封建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一个典型例证，它有力地说明了永佃制的蓬勃发展与商品经济的繁荣有着相生相长的密切关系。
表1：清代福建地区9件山园永佃契内容简表
序号时间公元地点契名立契所种作物
纪年人
1 雍正7年1729 闽清县安批主给杂木
2 雍正7年1729 闽清县安批主给青果
3 乾隆36年 1771 闽清县安批,安山主给栽培树木
租批
4 乾生36年 1771 闽清县承山租批佃立栽培树木
5 嘉庆5年1800 南平县租批字佃立种竹杂木供
造纸
6 嘉庆14年 1809 侯官县批佃字主给栽插杂木
7 嘉庆15年 1810 侯官县批山约主给杂冬桐茶
8 嘉庆25年 1820 侯官县批山约主给杂果并松树
杂木
9 道光5年1825 侯官县承佃佃立龙眼树
序号地租地租中介起始藏契
数量形态人数而码号备注
1 3000文货币租 1 456 483
2 4400文货币租 1 457 345
3 160文货币租 2 469 869 山内吉地听刘
家掌管
4 160文货币租 2 470 1509 山内吉地听刘
掌管
5 1600文货币租 2 483 3091 夏月交完
6 100文货币租 1 490 471
7 80文货币租 1 491 473
8 80文货币租 1 498 475
9 主三佃七分成租 1 501 341
资料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唐文基主编）
二、永佃制下的地租形态和佃户地位的变化
明清时期是福建地区租佃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虽然永佃、押租、一田二主等新兴租佃关系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但无地佃农“白手来佃”地主土地的传统租佃关系依然普遍存在。在传统租佃关系中，由于主佃经济地位的悬殊，佃农“白手来佃”地主土地，除了耕地纳租外别无任何权益；而在如永佃制等各种新兴租佃关系中，佃户经济实力有所增强，主佃关系发生很大变化。笔者将“白手来佃”的传统租佃关系称为一般租佃关系，以区别于永佃、押租、一田二主等新兴租佃关系，希望从永佃制与一般租佃制的比较中，分析永佃制下地租形态的特征及佃户地位的变化。为此，笔者把上述17件永佃契的地租形态分析列成表2，同时也对上述199件租佃契中的一般租佃契的地租状况作了计量分析（下文所引一般租佃制有关数字均为笔者统计所得，这里只引用结果，分析过程另文介绍）。
表2：明清福建地区永佃制地租形态统计表
正租
实物租
总计货币组
总计定额租分成组
数量占% 数量占% 数量占% 数量占%
序号 1 2 3=2/1 4 5=4/1 6 7=6/1 8 9=8/1
雍正 4 2 50.00 2 50.00 2 50.00
乾隆7 5 71.43 4 57.14 1 14.29 2 28.57
嘉庆 4 4 100.00
道光 2 2 100.00 1 50.00 1 50.00
总计 17 9 52.94 7 41.18 2 11.76 8 47.06
副租
总计劳役附加租实物附加租
数量占% 数量占%
序号 1 10 11 12 13
雍正 4 1 25.00 2 50.00
乾隆7 2 28.57 3 42.86
嘉庆 4
道光 2
总计 17 3 17.65 5 29.41
从地租形态看，永佃制与一般租佃制既有联系又有较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定额租仍占较大比重，但统治地位业已丧失，且地租额永久不变。表2统计表明，17件永佃契中，定额租7件，占永佃契总数的 41.18％；而同时期一般租佃制下定额租占63.46％。这说明，永佃制下，定额租虽然仍占较大比重，但与一般租佃制下相比，定额租的绝对优势和统治地位业已丧失。与永远耕作权相协调，永佃制下的定额租的特点表现为永久不变的地租量。许多永佃契中均明载，“年有丰险，租无增减”（注：闽南契第103页，第358号，第360号。），“向后两家并无增减之理”（注：师契第459页、藏契号00457。），“向后两家永无增减”（注：师契第469页、藏契号00869。），“向后租钱亦不得加多减少”（注：师契第483—484页、藏契号03091。）等。虽然一般租佃制下的
定额租亦有铁板租之称，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但一般租佃制下的业主可随时起佃，也可以增租召佃，还可以变定额租为分成租以提高租额。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永佃制下的定额租较一般租佃制下的定额租更具稳定性。
第二，分成租剧减。从表2来看，17件永佃契中，仅2例为分成租，占永佃契总数11.76％；而一般租佃制中分成租占25％。分成租的江河日下之势，表现了永佃权对传统租佃关系的巨大冲击力。
第三，货币租比重骤然增大。表2中的17件永佃契中，货币租8件，占永佃契总数的47.06％，成为永佃制下最为普遍的地租形态；而一般租佃制中货币租仅占10.90％。永佃制中货币租的增长主要因为新兴的山园经营多采用货币租，它说明永佃制与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联系。
第四，副租依然存在，其中劳役附加租减少，实物附加租有所增长。表2的17件永佃契中，存在劳役附加租的有3件，占永佃契总数 17.65％，存在实物附加租的有5件，占29.41％；而一般租佃制契中，51. 28％的契约存在劳役附加租，14.10％存在实物附加租。可见，永佃制下，劳役附加租呈下降之势，而实物附加租却有较大增长。与一般租佃制一样，劳役附加租仍以送租为主，实物附加租也仍以冬牲为主，也存在代还前佃欠租的情况。永佃制的副租与一般租佃制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说明永佃制来源于一般租佃制。
从以上地租形态分析中可以看出，永佃制来源于一般租佃制。它是在生产力逐渐发展，分成租日趋减少的历史条件下，在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历史背景中萌芽和壮大的。
永佃制下，主佃经济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其中佃方地位的变化最为显见。这首先表现在主给契与佃立契的数量构成与内容上。永佃契中主给契骤然增多。表3统计表明，17件永佃契中，主给契有10件，占永佃契总数的58.82％；佃立契仅7件，占41.18％。而一般租佃制中，主给契仅占8.75％佃立契占91.25％。永佃契中主给契略占优势，这与一般租佃制下佃立契绝对多数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是永佃制下佃户地位提高的表征之一。永佃契中主给契不仅数量增多，而且业主还常对佃户做出不无理起佃的保证，如“其租钱不欠，仍听张栽插果树，刘（业主）不敢言说”（注：师契第457页、藏契号00345。），“如汤宅完清租谷，黄宅（业主）亦不得妄起别佃”（注：师契第457—458 页、藏契号04121。），“黄家（业主）不得另召”（注：师契第465 页、藏契号00500。），“其租无欠，永远管业，刘家（业主）不得觊觎”（注：师契第469页，藏契号00869；第470页，藏契号01509。），“若无此情，仍凭照常耕作，断无生端召佃之理”（注：师契第472—473页、藏契号00516。）等。业主折节曲尊为佃户的有关权益作出书面保证，这也是一般租佃制下从未有过的。再看佃立契。一般租佃制下的佃立契体现的只是业主的权利和佃方的责任，而佃立永佃契则不同，如上引胡兆光向艾宅租山契中载：“其山自租之后，山界内猫竹一切杂木，艾宅不可擅砍，要留光厂中造纸使用。光亦不敢抛荒山场及欠租等弊。如若欠租，前山任从山主另租他人。山租未欠，任凭光子孙永远管业生理。向后租钱亦不得加多减少。”这里，租佃期限、地租数额、作物管理等条款的规定都不是对佃方的单方面要求，主佃双方的权利与责任在契中有着基本相当的约定，如“租钱不得加多减少”，“减少”是对佃方而言，“加多”显然是对业主而言。这些条文体现了业佃双方对等的原则，这种佃立契与一般租佃制下的佃立契迥异，已不仅仅是业主控制佃户的手段和法律保障。
再看中介人数（见表3）。佃立永佃契与一般租佃制下的佃立契一样仍以二人中介为主，7件佃立契中，两人中介的有4件，占57.14 ％，但不再有三人中介的现象；主给契以一人中介为主，10
件主给契中一人中介的有5件，占50％，而一般租佃制下的主给契则绝大多数都没有中介人。从平均值看，永佃契中主给契平均值为1.1人，佃立契为1.57人，相差0.47人；而一般租佃契中，主给契中介人数平均值为0.79人，佃立契为1.56人，两者相差0.77人。永佃契中，主给契、佃立契中介人数平均值差额缩小也是永佃制下佃户地位提高的一个佐证。
一般来说，永佃制下，业主只能通过经济手段从佃户手中收取规定的地租，失去了对该土地以及佃农人身的控制权。有时，佃方还享有较大权利，如“其界内山听张（佃户）永远栽插杂木耕作，茅屋自居，土埋随便吉地”（注：师契第456—457页、藏契号00483。）。永佃制下，佃户地位提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一些封建地主租地经营，甘为“佃户”，使佃方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嘉庆、道光年间，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一些地主开始重视储积永佃权进行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永佃契中有时称佃户为“绅宅”、“钱主”（注：如师契第490页，藏契号00471。）即是此类现象。由于永佃制中佃权的日益加重，永佃制有可能向一田二主转变（注：请参阅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100—11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版。），这样，永佃制下的佃户就成为田地之“一主”，传统的主佃关系至此彻底破裂。
表3：明清福建地区永佃契中主给契与佃立契中介人人数比较表（单位：人）
总数无中介人一人中介
总数占% 总数占%
序号 1 2 3=2/1 4 5=4/1
主给契 10 2 20.00 5 50.00
佃立契 7 3 42.86
总计 17 2 11.76 8 47.06
二人中介
总数占% 平均值
序号 6 7=6/1 8
主给契 3 30.00 1.1
佃立契 4 57.14 1.57
总计 7 41.18 1.29
【责任编辑】张燕清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1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060 【摘要】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53～159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103 【标题】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 【作者】田澍 【作者简介】田澍1964年出生，甘肃通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元璋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出版《朱元璋传》（合著）、《宦官》等3部专著，并在《文史》、《光明日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1999年被评为“甘肃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并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2000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奖。 作者单位：西北师大 【正文】 祖制与革新是中国古代社会里长期存在着的一对矛盾，处理不好必将引起政治的混乱乃至王朝的崩解；处理得当将对革新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嘉靖前期革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地认识祖制与革新的利弊关系，纠正将祖制与革新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 一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提起“祖制”，多数人将其视为僵化和陈腐的代名词，并把祖制与革新简单地对立起来，把抨击祖制者誉为改革者，把维护祖制者斥为保守者。事实上，祖制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包括某一王朝立国的根本制度，又包含各项具体的、行之有效的行政法规。显然，不可能在全盘否定祖制的前提下来顺利地推进任何改革。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改革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王朝更替时的因革，二是某一王朝内部的鼎新。两者之中，以王朝更替时的因革较为剧烈，其显著表现就是对文物典章的重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绝不是与前朝体制的断然决裂，而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史籍中所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金承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等等，就是此意。改朝换代时的变革如此，王朝内部的变革更不例外。换言之，任何革新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写字，而是与继承形成了矛盾的统一体。离开了继承，就不可能有革新。 在正德、嘉靖之际，明代上层人事更迭，时政因此发生巨变。世宗与“大礼新贵”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对洪武祖制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给予新的诠释和认识，并以其为利器，将有违祖制的重大弊政尽可能地予以革除，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长期以来，学界一味地推崇杨廷和在武宗暴卒之后所推行的所谓“嘉靖新政”，把杨廷和等人在匆忙中拟定的世宗即位诏书视为其推行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实，这种以即位诏书来确定革新的作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从明成祖开始，明代诸帝皆有革除前朝部分弊政的即位诏书，以示更新。如果把世宗即位诏书视为革新纲领的话，那么，其他诸帝的即位诏书皆可如此对待了。与大多数君主的即位诏书一样，世宗即位诏书的除弊对象仅仅局限于正德元年正月至十六年四月之间的部分败政（不包括弘治十八年五月至十二月间的武宗乱政），弊政款数虽多，但其结构与内容并无特殊之处。所不同的是，杨廷和等人是打着恢复孝宗政治的旗号来推行所谓嘉靖新政，把纠正武宗的部分乱政当作其最高的政治理想，故不愿也不敢追溯正德弊政的源流。更甚者，他们公然割裂孝宗弊政与武帝弊政之间的联系，敦促世宗效法孝宗而革除武宗弊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孝宗与明太祖相提并论，并为此而引发了“大礼议”。李洵先生曾精辟地论道： 杨廷和一派所提出的议礼方案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不使世宗以藩王独立系统继承皇位，而必须纳入孝宗以来的统系，在政治上必须继承孝宗的政策，执行孝宗的制度。这在杨廷和一派炮制的即
民间香包刺绣 摘要：庆阳民间香包刺绣是庆阳特色论文文化产业。庆阳香包刺绣具有独特视觉符号。主要表现在符号的共性、符号完美性和符号戏剧性方面。香包刺绣在传承与发展方面，文化馆与政府、专家学者的建议、商品经济的刺激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传承发展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关键词：香包传承发展符号不足 一、甘肃庆阳民间香包刺绣介绍 庆阳位于甘肃省东部，地处黄河中上游流域，所处区域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适宜古人类繁衍生息，从而形成远古多民族聚居的格局，这种先天的地理环境中蕴藏着明显的原始文化特征。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家家户户的妇女从小接受香包文化的熏陶，最显著的特征是母传女，婆传媳，祖祖辈辈把做针线活当作评判女人“德行”的标准之一，这种普遍制作香包的习俗，表现出一种传承广泛的区域特征，是香包在漫长历史中不曾泯灭和消亡的基本原因。香包是历史与文化积累的层累复合物，各种历史积淀的文化，深深渗透在民俗意识里，形成独特地方特色的艺术品。 二、庆阳香包刺绣独特的视觉符号
中国民间艺术，在传承远古文化符号的基础上，积累构造了一个独立的、丰富多彩的、灿烂绚丽的视觉符号系统。经过漫长历史的再创造随着神话传说的嬗变，到了今天民间艺人的心中、手中，凭智慧的直觉和心象融合想象，符号性的形式，符号的功能和符号的意味，全部融为一种对美的知觉和对意味的知觉。1．符号的共性 民间艺术可以反复使用一个传统图象符号，以满足民俗礼仪和年夏一年的节日需要乡民需要共同的象征吉祥的符号，表达一致的宿愿。民间艺术是共性大于个性，或者是在共性中求个性。 2．符号完美性、戏剧性 庆阳民间刺绣中，无论是立体的，或是平面的，其形象、构图均给人完美整体的观感。这是由于民间艺人追求完整造型和“好看”的审美观念所致。（1）形象符号的完整性 其一是所锈香包的造型很完整；其二是符号形式构造组合充实丰满。 （2）形象符号的戏剧性 这是善良祝愿的乐观理想对美感形态范畴的必然规定。民间的艺人所绣的形象有一种稚拙美，又有一点滑稽。
土木工程概论论文 中文题目(土木工程材料的可持续发展) 副标题（土木工程材料的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的地位） 姓名 年级班级 专业 2013年 5 月
附件2：摘要页示例 摘要（3号黑体） 土木工程活动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生态坏境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其中，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土木工程材料是工程结构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先导，对建筑结构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然而大多数的材料是一次性的，况且，我国是土木工程建设的大国，所有的建筑物，道路，大坝，铁路，港口等都将消耗大量的材料。土木工程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我们既要大力发展，以满足经济增，社会发展的需求，又要注重坏境保护，节约资源，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4号宋体） 关键词：（4号黑体）土木工程，土木工程材料，可持续发展战略， ABSTRACT（3号黑体） Civil engineering is one of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most important human activity effect. Among them, the material is the material basis for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civil engineering material is the material basis and the technical guide of engineering structure,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ilding structure, however, most of the material is disposable, moreover, China is the big country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ll the buildings,
意思自治原则 摘要：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同时，世界各国立法对意思自治原则也进行了限制，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没有限制便无所谓的自由；没有限制，“自由”不过是一种任性，或者是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是对理性、正义和进步的否定。因此可以说，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 关键词：意思自治限制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基本理论（一）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 所谓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地处理与自己所从事的民事活动有关的一切事务，而不受国家或其他民事主体的非法干预。意思自治原则必须基于这样的出发点，首先要公平、公平，不能以意思自治为由恶意欺骗对方当事人；其次是它必须符合当地的公序良俗，不能造成法律规避。其主要表现为，在不违反强行法规定的情况下，民事主体仅对基于自己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民事行为而负责。换句话说，意思自治
要受到限制。（二）国际私法领域内意思自治原则的形成发展1.早期阶段（16、17世纪以前） 正式提出这一学说的是十六世纪的法国学家查理?杜摩林。杜摩林认为，对合同应适用双方当事人都愿意让该合同受其支配的那种习惯；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择哪个习惯法，则应推断其默示的选择法的意思。当事人可以以明示的方式选择契约的准据法，即在合同中订立法律适用条款，或在争议发生后达成选择适用某国法律解决其纠纷的协议；也可以是默示的选择，即在当事人未订立法律条款或达成法律的意思进行推断。无论是明示的选择还是默示的选择，其遵循的主旨都是当事人意志决定论，即当事人有权依其自我意志作出自由选择，当事人的自我意志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约束契约的关系的准则，当事人可以而且应该对依其自我意志作出的选择负责。可见，意思自治原则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是为解决适用习惯法的冲突而设置的，为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开辟道路。（2）充分发展阶段（18、19世纪） 18、19世纪，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意思自治原则在当时政治、经济诸要素的推动下，最终得以基本确立。经济上，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意思自治的形式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政治上，19世纪欧洲大陆的资本阶级革命风起云涌，资产阶级政权相继建立，几乎统治了整个欧洲，它的建立也为意思自治理念的形成奠定了政治上的前提。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倡导平等、自由、人权、博爱，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的学说。这些理论和主张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被广泛传播，尤其是社会契约论，已成为当时欧洲最流行的政治哲学。（3）完善阶段（20世纪至今）
民间美术欣赏
民间美术欣赏 中国民间美术种类繁多，寓意深刻，文化内涵深厚，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美术种类，是我国传统文化精髓。曾经有人说过：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才是有生命力的，而民间美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了解中国的民间美术。 １、民间美术中的重要品类之一的节日用品--年画。年画，又称木版年画，是一种运用木板彩色套印在纸上的画种，它是我国民间过年节时张贴的一种民间画类，用以除旧岁、迎新春、美化环境、营造节日的喜庆欢乐气氛。此外，山东潍坊、河南朱仙镇、河北武强、广东佛山等都是著名的年画产地。在我国南方影响最大的木版年画是苏州桃花坞年画。桃花坞年画早在明代已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清代中叶为盛期，与天津杨柳青年画南北齐名。桃花坞年画受传统木版书籍插图的影响颇大，线条清秀，用色淡雅，题材广泛，构图饱满，形象鲜明，风格秀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２、在我国民间美术中，还有一种用于春节装饰烘托气氛，人门又十分熟悉的民间剪纸，全国各地民间都有不同风格的剪纸品种。民间剪纸是表意性的，讲究构图的整体性、造型手法的适形特点。形象概括简练、虚实对比鲜明、线条规整流畅、色彩对比强烈。由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同，风格也异彩纷呈，大体北方粗犷豪放、造型简练，南方构图繁茂、精巧秀美。剪纸除了用于窗花、挂千等起烘托节日气氛之外，剪纸图样还可以用作刺绣的"花样"，这更反映出其在生活中的实用性。 ３、风筝是同学们熟知并喜欢玩的民间游戏品，是传统的体育运动工具，同时，也是一种民间工艺品。在我国南北广为流传。其中，北京、天津、山东潍坊和江苏南通等都是扎制品风筝的著名产地。《沙燕》是北京风筝。其风筝扎制工艺精细、构思奇巧、型匀称、式样繁多，极具特色，沙燕即是其表。北京沙燕风筝，造型夸张，强调燕子双翅的力度与尾翼的舒展，强调燕眼与爪的尖锐捷。其图案装饰丰富多彩，头部、腹部为固定的样式，胸部可绘以多种纹样，如蝙幅纹、云气纹、牡丹纹，取其吉祥之意。其设色艳丽，注意风筝高飞后的远看效果，同时也注意细部描绘技艺和色彩的表现。 ４、民间玩具是民间美术中的一个种类。这些玩具体现着劳动人民自己的审美情趣，包含着劳动人民的意念、理想、祝愿与爱心。也是对儿童进行审美和民风民俗培养的教具。传统的泥、布玩具，在造型上也充分地考虑到其形式、制作技巧等因素与物品的实际用途有机地结合。玩具多重手感的要求而为团块造型。即将虎的腿、尾等处理得很短小，孩子们玩耍时不易损坏。在造型上形成了一种憨态可掬、稚拙可爱的审美趣味。 ５、民间美术的寓意象征的特点，还大量表现在广大劳动妇女的刺绣品之中。这些刺绣品多绣于鞋、枕头、肚兜、袜底、鞋垫、荷包、香包等小件物品上。这些刺绣纹样大都隐喻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追求，祈求子孙万世、幸福长寿之意。 ６、编织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各种编织工艺。织法种类多样，造型美观、大方，实用结实，粗中有细、净中有色是我国传统编织品的特色。编织品可分六大类：竹编、草编、藤编、柳编、棕编、葵编。产品可分篮、盘、萄、篓、提包、帽、鞋、玩具等等。 民间美术的功用十分广泛，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种:1.装饰环境美化生活。2.表达爱情用作纪念。3.体现节令风俗。4.装点人生礼仪。5.提供娱乐玩耍。 民间美术是一种“乡土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被喻为田间的小调、山间的野花，它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质朴性、民俗性、工艺性。 民间美术是一片埋藏着丰富的形式和形式美宝藏的土地,是中华民族征服自然和社会的历程中所形成的特殊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审美积淀。
创新课论文 ——材料创新 一、创新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用创新这个词，创新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不然。通过这次创新课的学习，我们深刻体会到创新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对某件事物产生的一种新的想法，比如小到把家具或物品放在一个新的位置、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一件事情，大到发明创造一种全新的东西、制作一套前所未有的方案，都是创新。 其实，“创新”一词早在《南史·后妃传·上·宋世祖殷淑仪》中就曾提到过的，是创立或创造新的东西的意思。但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引用国际上经济方面的创新理论。“创新”英文是“Innovations”，其含义，它一是指前所未有的，即像现在说的创造发明的意思；二是引入到新的领域产生新的效益也叫创新。 江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思考教育问题就不能离开这个重大的课题，那么，什么是创新教育呢?创新教育就是以培养人们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其核心是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着重研究与解决在基础教育领域如何培养中小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创新是有层次的。我们所说的“创新”，是指通过对中小学生施以教育和影响，使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能够善于发现和认识有意义的新知识、新思想、新事物、新方法，掌握其中蕴含的基本规律，并具备相应的能力，为将来成为创新型人才奠定全面的素质基础。这里既包括前所未有的，如果少年发明家能出现也是非常好的事，更包括已有的，但对中小学生个体来说是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这里，关键是使他们具有求新的意识和相应的能力，而不是要他们时时处处搞发明创造。 二、新材料 1.材料及新材料的定义： 材料是可以用来直接制造有用物件，构件或器件的物质。其形态可以是固体、液体、气体；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王秀伟 内容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的结合，区域自治与集中统一领导的结合。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一方面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享有的各项自治权利（2001年全国人大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又进一步完善了对各项自治权利的规定）。上级国家机关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目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并努力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又明确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既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又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这种民族自治和国家统一、区域自治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正确结合，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显著特点，并使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越性国情宪法国家领导结合统一 正文：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民族问题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但我国民族问题处理和解决得很好，这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其中，民族区域自治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实践已经证明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巨大成功，成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表现了很大的优越性。 邓小平同志说：“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民族共和国联邦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区别，涉及国家理论中的复合制与单一制的区别，可以列举若干条，但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在民族共和国联邦制度中，各民族共和国可以自由退出联邦；而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各世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中国的情况，最主要的就是适合中国民族关系的情况。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尤其是从元代到清代最终形成了包括56个民族的民族大家庭。中国各民族的分布，呈现大分散，小聚居和相互交错聚居的态势。这种民族关系状况，适合于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适合采取民族共和国联邦制度。历史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了我国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国势蒸蒸日上。 民族区域自治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自治地方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行使各种自治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有不适合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可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2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3540 【摘要】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0204 【原刊页号】141～14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206 【标题】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英文标题】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SHI Xiao-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do ng, Jinan) 【文章日期】2001－12－10 【作者】时晓红 【作者简介】时晓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 时晓红（1963－），女，山东沂源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 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 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 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 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英文摘要】T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Japan Kan-He Trade in th e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 od, Kan-Hetrade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t from Jap anese government to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kind of trade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which ca 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Hetrade.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 troy Japanese pirates, China-Japan Kan-He trade wasrestored from the eight h year of the XUANDE period.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superior posi tion in the Kan-He trade,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nasty, t 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Kan-He trade was cut off ag ain duringthe JIAJING period. 【关键词】明代/勘合贸易/倭寇 Ming Dynasty/Kan-He trade/Japanese pirat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4－0141－05 一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 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 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 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 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一时间，“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1］（《成祖本纪》） 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15年。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明成 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 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 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清代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忻州商业兴衰论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明清时期，山西商业在全国乃至世界发展迅速。忻州地处南北交通咽喉，内地和塞外物资交流都要经过忻州，尤其是清代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忻州商业发展蔚然成风。忻州商业的活动经商范围延伸到陕西、蒙古、新疆、乃至俄罗斯。文章试图对清代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忻州商业发展情况作一粗浅探讨，为今后忻州商业发展提供借鉴。 1清代忻州商业的发展 清代前期和中期，即从1644年至1820年，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忻州处于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的接壤地带，为忻州商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商帮得以迅速发展和壮大，并成为晋西北重要的经济力量。 历史条件北部边疆统一 18世纪中后期，清政府统一外蒙和新疆。原来边地之害转而成为两处广阔市场，为忻州商业发展带来空前机遇。忻州商帮融入到晋商商队中，依托地处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接壤的独特地理优势，几
乎囊括了南北经济交流的所有商路必经之处。忻州商人从清朝前期开始崛起，中后期开始兴旺发达。忻州必经的商路主要是北路和大小西路。北路是以前营和后营为中心地带，主要进行同蒙古牧民的贸易以及拓展以恰克图为据点的对俄罗斯贸易。西路贸易是从忻州出发直达西八县和陕甘宁青的商路，甚至延伸到新疆天山南北、浩瀚戈壁乃至俄欧商路。西路贸易又分为两支:忻州出发直达西八县和陕甘宁青是小西路，忻州出发直达西八县和陕甘宁青，甚至延伸到新疆天山南北、浩瀚戈壁乃至俄欧商路是大西路。忻州商人从内地采购牧民所需要的茶叶、烟丝、白酒、食糖、土布、毛毡、木毛料、瓷碗、铁器、银器、药材、喇嘛用品以换取西北和域外珍贵的毛料、膘壮的牲口和芬芳的廖香。这些贸易不仅使忻州本地商业获得快速发展，而且促使周围地区经济也欣欣向荣。 劳动力过剩 元代以前，忻州临近少数民族地区，经常成为战争的战场“兵连祸结，人丁殆尽，土地荒芜”明朝洪洞、马邑居民迁来忻州定居，到明末清初，忻州己经是人丁滋盛之地，加上本地资源贫乏、地瘩人稠矛盾更加突出，农业劳动力过剩，只能远行至塞外的西北做买卖。
成都纳米材料项目商业计划书 规划设计/投资分析/产业运营
报告摘要 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所谓新材料，是指新出现的或正在发展中的，具有传统材料所不具备的优异性能和特殊功能的材料。一般认为满足高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的一些关键材料也属于新材料的范畴。按材质来分，新材料可以分为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和先进复合材料等四大类；按应用领域可分为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纳米材料、复合材料、生态环境材料、生物医用材料、智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新型功能材料、化工新材料、新型建筑材料、先进陶瓷材料等类别。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政府开始重视纳米材料和技术的研究，90年代中期之后，从事纳米材料生产开发的公司不断增多，社会资金投入也不断增加，纳米材料应用产业兴起。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纳米材料产业进入稳定、健康的发展阶段，各种包括纳米材料在内的新材料产业法规、标准也陆续出台，纳米行业从业者的外部环境逐渐变好，竞争更加有序。 该纳米材料项目计划总投资3189.93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2357.27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73.90%；流动资金832.66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26.10%。
达产年营业收入8211.00万元，净利润1470.59万元，达产年纳 税总额828.10万元；达产年投资利润率61.47%，投资利税率72.06%，投资回报率46.10%，全部投资回收期3.67年，提供就业职位138个。
成都纳米材料项目商业计划书目录 第一章项目概论 第二章背景及必要性研究分析 第三章市场分析预测 第四章项目规划方案 第五章项目建设设计方案 第六章运营管理模式 第七章项目风险应对说明 第八章 SWOT分析 第九章实施进度计划 第十章投资情况说明 第十一章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第十二章项目总结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民间传统艺术保护 传统民族民间艺术像一条悠久的历史长河，从远古流到现在，从现在流向未来。中华民族几千年风雨烟尘的身影就倒影在这条长河之中，它不仅回荡着炎黄子孙骄傲自豪的声音，更刻印着人类独特的文化记忆。而民族村寨是民族文化遗产的摇篮和基地, 民族村寨建设是民族文化遗产是否能延续下去的根本措施。而如何保护民间传统艺术和建设村寨文化，是本文探讨的关键。 一，我国传统艺术的现状 目前由于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期，民间艺术也面临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主要体现在艺术功能的改变上：由原来的作为养家糊口的手艺或补充家用的副业逐步成为专业爱好者的一种技能，设计制作上更加专业化，作品风格也呈现出更强的装饰性而非实用性；更强调与现代生活的结合或作为装饰元素进入现代人的生活中。如采用民间传统图案、造型设计的现代实用品、居室饰品，更加商业化，以市场需求为主。同时民间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元素也成为当代一些专业艺术家、设计师创作和设计的灵感来源，随着他们的设计进入到现代生活中来，如服装、居室饰品，用传统民间土陶设计的酒瓶、碗、碟、茶杯等都是如此。村寨文化也伴随着民间传统艺术的演变而演变。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年轻人中很少有人愿意学习传统技艺和费时费力的手工艺术，传统民间艺术面临后继乏人乃至人绝艺亡的境地，而村寨文化也渐渐被人们淡忘.可喜的是近年来政府已经开始高度重视包括民间艺术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村寨文化的建设。 二，民间传统艺术的保护 1、要科学地界定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定义、内涵和外延。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客观形态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提出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此极有必要对其定义作一科学的界定。笔者认为，所谓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指的是在民间长期流传并已形成较稳定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物质形态。它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狭义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是指有鲜明文化意蕴和艺术特征的文艺形态，如源远流长的民间歌舞、音乐、戏剧，、曲艺、工艺(包括剪纸、刺绣、泥陶)、美术、彩绘等等；而广义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除了上述文艺形态之外，还包括造型精美、构图新颖、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化遗迹及古代建筑物(包括名人故居、桥梁、庙宇、牌坊甚至整个古村庄、古街道)。从构成的特征来分析，任何一个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价值都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内在的个性化的无形的精神因素层面，即艺术技巧、方式和方法，如剪纸工艺制作的技巧，这种精神因素层面是潜形的，只能通过文字或面命口授相传；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化的物质层面，如剪纸的成品。这两种价值层面的有机组合，体现了某一种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同时构成了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灿烂星空。但由于我们过去在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定义缺乏统一的界定，因此在对它的传承与保护的认识上存在着两种误区。—是国粹主义，唯古是崇，唯古为大。把一切古代的民间传统文化艺术都看成民族文化的精粹而保存，而不允许有任何的更改或变化，否则就是破坏了优秀的民族文化，就是大逆不道。二是虚无主义或实用主义。他们认为文化艺术作为上层意识形态应该为经济基础服务，故一切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都应该服从服务于经济的发展。当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在遇到与现代文明相矛盾时，理所当然地服从于后者。这两种对立的、片面的观念，表现在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上，也就出现了对立的、同样是错误的态度，可见当前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这一概念的科学定义是非常必要的。
在信息爆炸的21世纪，世界上一切都好像春天来临时盛放的鲜花，种类繁多，特别是各种各样的新型工程材料。新型工程材料在诸多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甚至是缺一不可的作用，例如人造骨在医学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型建材在建筑工程中发挥着独到的作用等。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新型工程材料。 和大千世界的万物一样新型工程材料也有着它得天独到的特征。首先从起来原来说，它是在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需要人为制造出来的，造物主没有给它特定的名字，于是我们人类就叫它新型工程材料。新型材料获得途径与传统(普通)材料不同新型材料是过去不曾有、自然赛中亦不存在的人造材料。传统的材料是利用天然原材料加以提炼、加工而成的0而新型材料是在研究并掌握了物质结构、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根据人类的需要通过对源子、分子等的选择、组合并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了得到的具有预期性能的物质。所以是人合成创造的，在新型材料的研究和制造中人们是主动的原因有以下3点。 (1)研制新型材料是出于人类的主观需要因而有明确的目韵要求。此点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新型材料的研究、试验和制造过程中因而是有目的的“创造”。 (2)新型材料的研制是在人类已掌握各方面必需知识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由于人类已经越来越多地掌握了物质结构及其变化规律及由此对性能产生的影响因此新型材料的出现绝不是偶然事件也绝不是盲目的摸索而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在探索和创造新型材料有以下3种途径。①利用极限条件。如超高温、超高压、极低压等以获得有特异性的原子排列特点的材料。②通过形态和纯度的控制。如超细化、超薄膜化、多孔质化等设计和控制技术创造出具有高纯度、完全结晶、非晶态等极限状态的新材料。③材料复合。如金属、陶瓷、有机材料等的相互复合利用其复合效应开发高性能材’ (3)新型材料不像传统材料那样靠大规模、连续生产维持竞争能力它们一般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更新换代快而且品种变化频繁。 从科学方面来说，新型工程材料是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研究的。新型材料的出现是多种学科相互交叉、渗透和互相促进综合研究和进步的成果。是基础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与理化专业技术(如微电子、计算机、冶金学等)新成果交织在一起的成果。新型材料的研究、制造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是包括物理、化学、冶金学等多种学科综合研究和进步的成果。因此，其涉及面广，知识密度高。如果没有各种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指导或支持新型材料的设计、研究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了设想和设计也不可能制造出来。新型材料工业本身亦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新产业其产品—一一新型材料具有极高的附加价值。例如由精密陶瓷材料制成的人造齿售价高达l000万日元蝇而碳纤维达2万日元每kg钢材仅为100日元每kg,可见其相差甚远。 在性能上，新型材料具有高新性能，能满足尖端技术以及设备制造的需要。新型材料具有高斯性能。能满足尖端技术和设备制造的需要。新型材料是高新技术、高新设备得以完成和实现的重要条件和保证。例如，不需高压和钢瓶，也不需要低温致冷设备和绝热保护来贮存氢是一项高新技术是利用新能源——氢的关键。但是如果没有新型的贮氢材料，这一高新技术是不可能实用化的。光导纤维的开发使光纤通信这一高新技术得到实际应用， 高纯单晶硅半导体材料的研制成功，使集成电路问世，开创了微电子学这一新领域。而以新型材料砷化镓制作的电子器件比硅制器件的运算速度快5O倍，甚至高达100倍，从而可使计算机的运算速度达到100亿次/8。所以新型半导体材料的出现才使对无线电波的控制有了希望。令人可喜的是一大批超轻质、耐高温、耐腐蚀、超高强、超电导以及耐超低温等极限材料已经成为航天、海洋、新能源、生物工程以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主要应用材料。 从需求上，新型材料发展的驱动力由军事需求向经济需求转变。回顾20世纪由于国防和战争的需要核能的利用和航天航空技术的发展成为新型材料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数据库】人大全文1998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576 【摘要】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124～13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9806 【标题】明初耕地数额考察 【作者】田培栋 【作者简介】作者田培栋，1927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正文】 据目前的明史研究，洪武时期有两个土地数字，一个是《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天下官民田地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七十三亩”；另一数字是《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零”。究竟哪一个数字代表当时的实际耕地数字，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诸司职掌》一书完稿，朱元璋遂诏令“颁布中外”。从此，该书记载的田土8496523 顷便成为最权威的田土数字，正德刊本《大明会典》及正德至嘉靖后修订的《后湖志》、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及清初编写的《明史》等书，都采用这个数字。再加上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奏疏：“洪武年间，天下征纳粮草田地山塘共八百四十万余顷”（注：《英宗实录》卷二五四。），嘉靖八年（1529年）詹事霍韬奏疏：“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注：《霍文敏公文集》卷三《修书疏》。），进一步肯定了800 余万顷的记载，更增加了《诸司职掌》的可信度。 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曾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最近十几年，明史界又开展了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看法是“定位错误”观点。有人认为洪武时期湖广布政司在统计时，极可能在该地区耕地数字202175.95顷之前，多写了一个“二”字，这一笔误使耕地虚增了2亿亩。河南的耕地也极可能是在449469.82顷前多抄了一个“一”字，虚增了1亿亩。按此推理，《诸司职掌》记载的数字多写了3亿亩。对这一种观点，顾诚先生曾进行论驳，他说：“《诸司职掌》是遵照朱元璋的指示编纂的重要法典，成书之后又由他下令颁行中外，朱元璋并不是个昏庸的皇帝……如果出现这样明显的重大错误，他不能不发现或漠然处之。”又说：“当时造册书写数字的表达方式是‘几百几十万……’，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就不可能出现多写‘一’字头、‘二’字头的问题。”（注：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顾文发表之后，仍有人坚持此种观点，只是另换说法，认为当时计算数字是用珠算，而珠算错位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认为，在明初严刑峻法之下，湖广、河南布政司的官员在统计田土时，怎能会出现相差10倍的定位错误呢？而且《诸司职掌》一书是由吏部尚书负责编撰，又由许多学识渊博的翰林儒臣集体参与，决不会出现这样重大的错误。 明初政府对田土总数的登记有两个系统：一是由户部负责根据全国黄册统计的数字，亦即《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的3874746顷，这一部分土地明朝称为“额田”或“赋田”，系实际纳税的土地。另一个系统是由吏部负责编纂的《诸司职掌》所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的8496523顷，即“额田”和全国可垦荒地的合计。本文拟就《诸司职掌》所记载数字的内涵、来源以及它与明代耕地扩大的关系作初步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及其统计方法 根据史书记载，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十分庞杂，例如金华府属兰溪县仍保存了南宋时登记的土地种类：水田39 545亩，山陆地29 064亩，平田178 145亩，竹脚8 288亩，山桑17 933亩，竹ｘｉāｏ＠①8322亩，平陆35 705亩，屋基15 222亩，塘28 393亩，坟地8 013亩，杂木53 385亩，茶地146亩，桐果木15 699亩，石灰山280亩，柴山508 935亩，坊墩基地20 825丈，白地24 685亩。（注：万历《金华府志》卷六。）该县土地之中只有前五项应属农田，其他都是非农业土地。这种非农业的项目到明代更为繁杂，以浙江省为例，田土之中包括田、地、基、山、塘、荡、池、濠、
学习民间艺术的意义 中国民间艺术欣赏祖国大家庭中的各民族，都有着高度的审美能力和卓越的创造才能，在他们当中产生，流传，发展着的民间美术及其丰富多彩，是我国传统文化精华之一，是民族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艺术上集壮美和朴素与一身，出朴实明朗，火热向上的风格，散发着劳动人民内在的真挚，善良，直率，热情等心理素质和审美情趣。学习民间艺术对当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在科技和信息高速发达的今天，人们日益希望从现代与传统融合的角度享受传统文化，因而传统文化商业化，产业化势必蓬勃发展，这就使的民间艺术遭到严重的冲击，所以工业和信息时代需要民间艺术，更需要民间艺术与工业文明结合起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同时让民间艺术得以传承。 以民间艺术之一，刺绣为例，当代社会，电脑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在工作和生活中，刺绣也不例外。随着点到绣花技术的普遍应用，刺绣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拥有高超技艺的刺绣传承人和高品质的刺绣艺术品越来越少，这就使中国的刺绣越来越缺乏原创性，缺乏文化素养，缺乏设计和开发。因此，我们就需要一方面让科技信息充分发挥作用，靠新技术，新工艺，新组织和流程，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要打破传统的家传方式，培养更多的刺绣人才，让这一民间艺术形似在世界广为传播。这样，这一民间艺术不仅得到了保护，同时也为工业文明时代天色增彩。 其次，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弘扬也需要民间艺术。 民间艺术与传统美德是一体的，两者相辅相成。中国民间艺术在创立之初就具有教化功能，将历史知识，伦理道德融入到年画，泥塑，戏曲中，是我们在欣赏，娱乐之余接受教育。例如，在四川大足石窟中，《父母恩重经变相》是一组很著名的雕塑，这组由民间艺人雕刻的作品生动德将佛教教义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融合在一起。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生活节奏加快，但“孝”仍然是中华传统美德，由“孝”所产生的凝聚力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中不可缺少的。同时年画中的岳飞，岳勇等忠勇双全的英雄形象都是一种朴实的爱国主义教育，对今天年轻的一代无比重要。 再次，民间艺术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与现代艺术有着内在的联系，对现代艺术设计有着重要的启示，将传统民间艺术的精华内容和思想引入现代设计中会给现代设计带来质的飞跃。 民间艺术有着自己独特的造型体系。这种造型体系不是取法自然的真实形象去表达作者的某种观念，而不是用观念去看待和描述某种事物，借以使作者的观念暗寓其中。民间艺人在创作时往往不受特定时间，空间观念的束缚，他们或者把不同时间的事情放在同一个画面：例如，陕西君义王秀清的农民画《马吃草》，牧童的“三张脸”表示放牧的表情随着时间的变化，或者把屋里屋外不同空间的东西放在同一个画面，就能完整的表现作者观念中的事物。又如民间艺术的色彩，在民间艺术里，色彩不时浮现于器物的表面，不是额外附加上去的，它属于概念，比如，红色既是中国人表达喜色的色彩，又是中国人心目中镇邪的色彩，因红色作为炎帝的象征，是对大自然太阳的崇拜，是对生命象征的崇拜。本命年穿红衣，系红腰带的传统习俗至今仍然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保留着。现代设计对民间色彩的借鉴也不是空穴来风一些表现特色的产品包装设计，表现乡土文化的书籍装帧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