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人大全文2000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544
【摘要】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001
【原刊页号】37～46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003
【标题】“倭寇”新论
——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
【英文标题】A Review of the "Japanese Pirates"
—With Focus on "the Japanese Pirates in theJiajing Period"
Department of History,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作者】樊树志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樊树志（1937—）男，辽宁沈阳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史研究。
【内容提要】明代的“倭寇”，即所谓“后期倭寇”或“嘉靖大倭寇”，在历史上曾掀起轩然大波，朝野上下议论纷纭。从那时以来，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认识始终是很歧异的。当代中国的历史论著至今仍存在概念与史实的混淆。“倭寇即日本海盗”这种似是而非表述值得商榷。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所谓倭患的根源，在于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日趋增长的海上贸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被人们称为“倭寇王”的王直，是徽州海商出身，把他放在当时国际贸易大潮中审视，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英文摘要】The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alsoknown as, " the Later J apanese Pirates" and "the JapanesePirates in the Jiajing Period", brought about "a heatedargument" in history. Actually, the concept of " theJap anese Pirates"is a sort of plausible definition and desiresto be reviewed. The root of the so-called "Japanese Pirates"along the seaside in the Jia jing Period originatedfrom the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igorous"Sea Forbidding Policy" and the increasing offshore trading.Wang Zhi who used to be taken as the "King of JapanesePirates"was an Anhui me rchant by origin. If he is to bereconceiv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 e great waves ofinternational trade at that time, many of the issues canb e easily resolved.
【关键词】倭寇/嘉靖大倭寇/海禁/勘合贸易/争贡事件/倭寇王王直
Japanese pirates/ sea forbidding policy/ WANG Zhi/king of Japanese pirat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1—0037—010 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历史是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深不可测，一些看来似乎久已成为定论的问题，经过学者们的深入探索，可以发出在前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新论，令人拍案叫绝。“倭寇”便是一个至今仍引人入胜的课题。笔者1997年曾应邀参加了韩日中三国学者的历史研讨会，会上韩国学者与日本学者就“倭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韩国的“倭寇”与中国的“倭寇”是不尽相同的。日本学者为了区别起见，把它们划分为“前期倭寇”与“后期倭寇”。例如一位日本学者在论文中说：倭寇通常大别为活跃于十四世纪后半期的“前期倭寇”和活跃于十六世纪中叶的“后期倭寇”，两者的活动范围、目的、构成都是不同的。前者如同“倭寇”二字所显示的那样是由日本人构成的，以朝鲜半岛为主要舞台，从事米和奴隶的掠夺；后者以中国浙江、福建、广东诸省的沿岸地带为主要的活动舞台，进行走私贸易，其构成人员是中国人、日本人的混成部队[1—P279]。可见“倭寇”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难以一概而论。不过这位学者分析到此为止，似乎让人感到意犹未尽。本人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略抒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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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关于明代的“倭寇”，在理解上存在误区，概念与史实都有所混淆。甚至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中也仍留下明显的痕迹。该辞典明史卷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2—P411]。这个结论是很成问题的。也难怪，它其实是以往史学界的一种流行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史学自身的发展。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对此重新检讨，从历史事实辩证出发，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
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一文认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3—P194～108]。
戴商煊《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指出：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寇[4—P16]。
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一文说得更加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5—P277]。
以上新论或许尚有待于完善，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毫无疑问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
在这方面，海峡彼岸的学者领先了一步。早在1965年陈文石发表了题为《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的长篇论文，从沿海走私贸易角度去透视“倭寇”。他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明代的禁海政策贡舶贸易制度与私贩贸易的关系；二、国人私贩贸易与沿海地理经济条件；三、嘉靖前期的私贩活动；四、私贩转为海盗与朱纨禁海失败原因；五、嘉靖后期的私贩与盗乱。他在文末感慨地指出：嘉靖年间的大祸（即所谓倭患）是明代海禁政策造成的后果，“凡违禁私贩出入海上者，官府皆以海盗视之，严予剿除。彼等既不能存身立足，自新复业，则只有往来行剿，或奔命他邦，开辟生路”[6—P375～418]。他的这一研究思路为林丽月所发挥，写出了《闽南士绅与嘉靖年间的海上走私贸易》，指出：闽南士绅投身海上贸易，无非以追逐个人私利为动机，难免有蔑视朝廷法令与地方官府之讥，但就促进闽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应不无正面意义[7—P91～111]。
读者不难发现，上述新论与三四十年代以来过多掺杂民族情绪的“倭寇”论相比，是大异其趣的，也是更加客观、更加科学的，是现代史学应当努力追求的境界。
众所周知，“倭寇”问题涉及日本，所以日本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研究。令人不解的是，以往中国学者在研究这一课题时，却忽略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只要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日本学者以他们特有的实证风格，揭示出了与上述中国学者大体相近的历史解释。不妨举两个最具影响力的例子以见一斑。
稍早一点的可以明史专家山根幸夫为代表。他在《图说中国历史》第七卷《明帝国和日本》中，谈到“后期倭寇”（日本通常称为“嘉靖大倭寇”）时，强调指出了以下两点：一是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人；二是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海禁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8—P61～63]。
稍近一点的可以倭寇问题专家田中健夫为代表，他曾写过《倭寇》一书、《倭寇和东亚交通图》一文[9]。1994 年版《日本史大事典》的倭寇条，即出于他的手笔。他对倭寇的释义既客观又精细，大大有助于廓清以往人们心目中混淆不清的倭寇概念。
田中健夫写道，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的沿岸与内陆、南洋方面的海域行动的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盗集团，中国人和朝鲜人把他们称为“倭寇”，它本来带有“日本侵寇”或“日本盗贼”的意味，但是由于时代和地域不同，它的意味和内容是多样的，把倭寇当作连续的历史事象是不可能的。“倭寇”二字初见于404年的高句丽广开土王碑文，此后丰臣秀吉的朝鲜出兵以至二十世纪的日中战争等事件中都有倭寇的文字表述。由于时期、地域、构成人员等规准的不同，对倭寇的称呼是各式各样的：如“高丽时代的倭寇”、“嘉靖大倭寇”、“中国大陆沿岸的倭寇”、“浙江的倭寇”、“葡萄牙人的倭寇”、“王直一党的倭寇”等等，在以上这些倭寇中，规模最大、活动范围最广的是14—15世纪的倭寇和16世纪的倭寇。
关于“16世纪的倭寇”，田中健夫作这样的界定：因为依托于勘合船的日明间交通的中途断绝，中国大陆沿岸发生了大倭寇。最激烈的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为中心，持续至隆庆、万历年间约四十年时间，因而称为“嘉靖大倭寇”。这个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参加数量是很少的，大部分是
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这时在东亚海域初现身姿的葡萄牙人被当作倭寇的同类对待。自从明太祖以来，称为海禁的一种锁国政策禁止中国人在海上活动，随着经济的发达，维持这种政策是困难的，于是产生了大量的海上走私贸易者。他们和地方富豪阶层（乡绅、官僚）勾结，形成强大势力，推进走私贸易。葡萄牙人因为得不到明政府正式贸易的许可，也不得不加入走私贸易，日本的商船则以国内丰富的银生产为背景与之合流。中国的官宪把这些人一概当作倭寇。浙江省的双屿和沥港作为走私贸易基地，遭到中国官军的攻击而毁灭殆尽，走私贸易者一变而为海盗群。萨摩、肥后、长门、大隅、筑前、筑后、日向、摄津、播磨、纪伊、种子岛、丰前、丰后、和泉等地的日本人投靠了倭寇。作为倭寇的首领，有名的是王直、徐海。王直以日本的平户、五岛地方为根据地，率大船队攻击中国的沿海。明朝方面，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负责海防，取得了各种功绩。不久与海禁令解除的同时，日本方面丰臣秀吉国内统一的进行，倭寇次第平息[10—P1312～1313]。
把上述论断与前引《中国历史大辞典》“倭寇”条加以对比，其间的是非曲直是不难辨明的，由此而对所谓定论发生怀疑，进而驳难是容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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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在宁波的“争贡”事件，被历史学家定位为“后期倭寇的发
端”[11—P261];[8—P57]。剖析这个“发端”，对于认识后期倭寇（或曰嘉靖大倭寇），无疑是很重要的关键。
明朝建立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的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只允许保留有限制的官方朝贡贸易。
管理这种海外贸易的机构是市舶司，它的职责是维持明朝与外国的官方朝贡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的外国船舶必须持有明朝颁发的称为“勘合”的凭证，方可前来贸易，因而称为“勘合贸易”。《大明会典》记载：“凡勘合号簿，洪武十六年始给暹罗国，以后渐及诸国。每国勘合二百道号簿四扇”。这里所说的“渐及诸国”，是指：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柯支、渤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剌、古麻剌等[12]。这种勘合贸易，除了由市舶司机构安排在市舶司港口（宁波、泉州、广州）小范围进行之外，主要安排在京师会同馆（接待各国贡使的宾馆）进行。《大明会典》记载：“各处夷人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俱主客司出给告示，于馆门首张挂，禁戢收买史书及玄黄、紫皂、大花、西番莲段匹，并一应违禁器物。各铺行人等将物入馆，两平交易，染作布绢等项立限交还。如赊买及故意拖延，骗勒夷人久候不得起程，并私相交易者，问罪，仍于馆前枷号一个月。若各夷故违，潜入人家交易者，私货入官，未给赏者量为递减，通行守边官员，不许将曾经违犯夷人起送赴京。凡会同馆内外四邻军民人等代替夷人收买违禁货物者，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12]
日本与明朝的勘合贸易是在这种受到严格限制的框架内进行的。不过，在冠冕堂皇的“朝贡”与“赏赐”背后，官方默认日本使节的随行人员（僧侣、商人）所挟带的货物同中国商人进行私下交易，这种交易使日本方面获利颇多，因而很有吸引力。
日本的勘合贸易是由浙江市舶司掌管的。日本使节入明，必须持有明朝礼部颁发的勘合，才可以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上岸，在安远驿内的嘉宾堂歇脚，一面进行岸上交易，一面等候朝廷的入京许可。一旦获得许可，使节一行便携带国书、贡物及挟带货物，在明朝官员护送下前往北京的会同馆。在向朝廷提交国书、贡献方物、领取赏赐后，挟带的货物方可出售，先尽政府有关部门购买，然后才可由商人购买，并买入非违禁货物。据田中健夫《倭寇与勘合贸易》，从建文三年（1401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近一个半世纪内，日本的遣明使节所率领的勘合贸易船队共计十八批[8—P56]。由于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了宁波争贡事件，使勘合贸易发生危机，因而成为“后期倭寇的发端”。
这时日本的勘合贸易经营权已经脱离足利义持将军之手，落入了细川、大内两家之手。遣明船一向有幕府船、大名船、相国寺船、三十三间堂船等，随着大寺社势力的消退，细川氏、大内氏作为遣明船的主体势力而登场。细川氏是所谓“＠①商人”——濑户内海东部沿岸一带的势力，大内氏是所谓“博多商人”——从濑户内海西部到北九州沿岸一带的势力[13—P51]。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这两家发生了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正德六年（1511年）第十五批遣明船和勘合贸易是由大内氏主宰的，以后幕府也承认了大内氏独占遣明船的运营权，因而引起细川氏的不满。当嘉靖二年（1523年）第十六批遣明船与勘合贸易，由大内氏派遣的正使宗设谦道和尚率领三艘船舶驶向宁波，细川氏为了
与之抗衡，凭借已经失效的“弘治勘合”，派鸾冈瑞佐和尚为正使、明朝人宋素卿为副使，率船舶一艘也驶向宁波。先后抵达宁波的大内船、细川船终于发生了正面冲突，不仅互相大打出手，而且烧毁了市舶司的招待所嘉宾堂，袭击了武器库，殃及了沿途民众，正如嘉靖《宁波府志》所说：“两夷仇杀，毒流廛市”[14]。
宁波争贡事件影响极坏，给明朝政府内部主张更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的一派官僚找到了一个口实。当时任兵科给事中的夏言（后任内阁首辅）上疏强调“祸起市舶”，礼部未加细察，也没有权衡利弊得失，便贸然请罢市舶司。后人纷纷指出，应当罢斥的不是市舶司，而是市舶太监[15]。因为争贡事件除了日本方面的因素，浙江市舶司的市舶太监赖恩处置不当，激化了双方的矛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细川氏的副使宋素卿是宁波人，长期从事贸易中介业（即所谓掮客），为人奸狡，以重金贿赂市舶太监赖恩。于是市舶司破例，在检查贸易品时，把先期到达的大内氏推迟，后到的细川氏反而提前；在招待宴会的座次安排上，也故意把细川氏使节坐于大内氏使节的上座；在双方仇杀时，赖恩有意偏袒宋素卿，暗中资助兵器，致使械斗一发而不可收拾[15]。
浙江市舶司终于在嘉靖八年（1529年）废止，此后除了嘉靖十八年、二十六年有过两次遣明船，不再有日本方面派来的遣明船及其勘合贸易。严厉的海禁为海上走私贸易的兴旺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这一事件被称为“后期倭寇的发端”，就是因为它直接导致勘合贸易的中止，以及随之而来的海上走私贸易的横行。
沿海民众一向有从事海上贸易的传统，作为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明初以降，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民众出海贸易，无异于断绝沿海民众的生计，激化了矛盾，也诱导了违禁的海上走私贸易。浙江、福建、广东三个市舶司垄断的勘合贸易，根本无法适应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日益增长的海外贸易需求，因此在正常的市舶司渠道的官方贸易之外，早已存在走私贸易这种民间渠道。正如台湾学者陈文石所说：“在贡舶贸易（即勘合贸易——引者）制度下，虽然持有勘合国家可享有贸易上的种种特殊权益，但究为贡约所限，不能随其所欲自由往还。同时此仅为贡舶国家王室或官方支持下的贸易，一般番商因不能取得勘合，便无法进口。而贡舶输入货物，又为政府所垄断。虽然市舶司或会同馆（会同馆开市仅限三天或五天）开市时，中国商人可承令买卖，但仅为官方所不肯收买的残余物品，货色粗劣，数量亦微，品类价格又都有限制，而且往往供求两不相投，双方俱不能满足所欲，于是贡使、中外商人，遂互相勾结，窝藏接引，进行秘密私贩活动。尤其中国海商，在政府禁海垄断，外舶特权独占的双重刺激下，既不能取得公平合法的贸易，便只有越关冒禁，挑战下海，从事非法贸易了。”[6]相对于广东沿海对南洋的贸易而言，浙闽沿海对日本的贸易，控制更严，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一旦浙江市舶司停罢以后，海上贸易的供求失衡尖锐地凸显了出来。
对于“罢市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当时人深知其害，几乎众口一辞地指出：“罢市舶，则利孔在下，奸商外诱，岛夷内讧，海上无宁日矣。”[15]及至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扩展至福建，情况更趋严重，曾参与平倭的谭纶说：“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凡几也，无中国绫绵丝ｘǐ＠②之物则不可以为国。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要都塞了，好处俱穿破，意正在此。今非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16]深刻地揭示了海禁愈趋严厉的大背景下，沿海民众由海上走私贸易而发展为海盗（即所谓倭寇）的轨迹。
日本的正常勘合贸易断绝之后，他们所需要的大量中国商品只能通过海上走私贸易渠道获得，中国的走私贸易商人鉴于获利丰厚，多愿意与日商勾结进行走私贸易，甚至远航至日本沿海岛屿进行交易。日本商人大多以现银（日本所产白银）支付，中国商人常获利达十倍之多。由平倭总督胡宗宪挂名、出于其幕僚郑若曾之手的《筹海图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书中记载走私往日本的中国商品种类很多，有丝、丝绵、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古钱、药材等，其中尤以太湖近旁湖州所生产的湖丝最为畅销，价格不菲：“丝，所以为织绢ｚｈù＠③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ｚｈù＠③但充里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17]。与徐光启《海防迂说》所提供的资料可以互相印证：湖丝运往日本“取去者其价十倍”[18]。如此一个重大的获利渠道，一旦遭到官方禁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正如茅元仪所说：“贫民倚海为生，捕鱼贩盐乃其业也，然其利甚微，愚弱之人方恃乎此。其奸巧强梁者自上番舶以取外国之利，利重十倍故耳。今既不通番，复并鱼盐之生理而欲绝之，此辈肯坐而待毙乎！”[19]
由此人们不难悟出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所谓倭患的根源来了。
当时留心经世韬略及边防的唐枢，在“倭寇王”王直接受招抚后，为身负平倭重任的胡宗宪咨询时，谈到倭患的根源，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本国百姓。他说：“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本朝立法，许其贡而禁其市，夫贡必持货，与市兼行，盖非所以绝之。律ｋｕǎｎ＠④通番之禁、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第二，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他说：“若其私相商贩，又自来不绝，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一向蒙蔽作法，相延百数十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延，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实系于此。夫商之事顺而易举，寇之事逆而难为，惟顺易之路不容，故逆难之图乃作”；第三，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他说：“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而无效尤，以为适从。故各年寇情历历可指：壬子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之寇，沙上黠夫、云间之良户复益而为寇也；乙卯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20]。
唐枢作为倭寇的同时代人，以目击者的身份所提供的证言，洞若观火、鞭辟入里的分析，今日读来仍禁不住要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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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嘉靖大倭寇”，“倭寇王”王直是必然要提及的重要人物。被明朝官方视作江洋大盗的“倭寇王”王直，其实是一个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徽州商人。
徽商研究的奠基人藤井宏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成名作《新安商人的研究》中，注意到徽商（日本学者称为新安商人）在浙闽沿海的进出口贸易。他指出：嘉靖十九年（1540年）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勾引葡萄牙人络绎于浙海，并在双屿、大茅等地开港互市。《筹海图编》卷五浙江倭变记云：“嘉靖十九年贼首李光头、许栋，引倭聚双屿港为巢……光头者，福（州）人李七；许栋，歙（县）人许二也……其党有王直、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出没诸番，分迹剽掠，而海上始多事矣。”此时王直不过是许氏兄弟的僚属。《日本一鉴》海市条：“……嘉靖二十二年邓獠等寇闽海地方，浙海寇盗并发。海道副使张一厚因许二等通番，致延害地方，统兵捕之。许一、许二等敌杀得志，乃与佛郎机夷竟泊双屿，伙伴王直（名＠⑤，即五峰）于乙已岁（嘉靖二十四年）往市日本，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等三人，来市双屿。”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遣都指挥卢镗等突袭双屿港，一举覆灭所谓海贼的老巢，生擒李光头、许栋，王直等收集余党，重振势力，把老巢移到金塘山（定海县西八十里海中）的烈港（沥港），直到嘉靖三十六年被胡宗宪擒捕以前，东南海上全是王直的独占舞台。
藤井宏还指出：王直是徽州盐商出身，后来为日本商人当经纪（牙侩），是货物贸易的仲介者，在双屿、烈港开辟走私市场。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还相当繁盛，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王直借助闽广海商称雄浙海，遭官军打击后，在日本平户建立根据地，建都称王，部署官属，控制要害，形成了以“徽王”王直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把徽州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自王直以后，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国民间海商往来日本的一个主要据点[21—P184～189]。
这种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为理解王直与倭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令人不解的是，以上研究成果迟至三十年以后才在中国学者中激起反响。
在这方面最有力度的当推徽商研究的后起之秀唐力行，他从徽州海商的角度来考察倭寇，反过来考察日后成为倭寇首领的徽州海商，“为了对抗明王朝的武力镇压和扩大贸易，海商们渐次组合成武装的商业集团……这些船头又在竞争兼并中聚合成几个大的武装海商集团。其中，较为著名的以徽州海商为首领的有许氏兄弟海商集团、汪直海商集团和徐海海商集团”。他的一大贡献是考证了《明史》改王直为汪直很有必要。王直本姓汪，从事海上走私，风险大，为家属安全计，隐瞒真姓（汪）。《明史》中有汪直传，以前均认为有误，其实王直本来姓汪。汪为徽州大姓，“为贾于浙之杭绍间者尤多”[22—P35～46]。横行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寇首领许氏兄弟、汪直（王直）、徐海等，莫不是徽州海商，这一史实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把王直等海商集团的活动放在国际贸易新形势下来审视，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欧洲大约于1300年开始了商业革命，两个世纪后，海外探险航行十分有力地刺激了商业革命，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想在对东方贸易中占一席之地。这些航海探险和建立殖民地帝国所产生的后果几
乎是无法估价的。首先使局限在狭隘范围内的地中海贸易扩展为世界性事业，航海大国的船只在历史上首次航行于“七大洋”（西方的习惯说法），其次是商业额和消费品种类的大量增长。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绕非洲好望角的欧亚直接航路之后，导致了1520年葡萄牙使节与中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当他们的贸易要求遭到拒绝之后，便游弋于中国沿海。
英国历史学家博克瑟（C.R.Boxer ）在追述这一段历史时说：“对于葡萄牙人来说，与中国的贸易是非常宝贵的，不经过一场斗争就让他们放弃这一新兴的、前途无量的市场是绝对办不到的。故而在随后的三十年内，佛郎机（Frank的音译，十字军东征以后，近东人概称西欧人为“佛郎机”，此名随阿拉伯商人传到印度、中国。——引者）继续游弋于中国沿海，他们有时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进行贸易，有时则完全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由于最初是在广东相当严厉地执行那道明王朝禁止其贸易的诏令，葡萄牙人便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向较北面的沿海省份——福建与浙江，他们在那里隐蔽、无名的诸岛屿及港湾内越冬。在那些暂时的居留地中，最繁盛的要数宁波附近的双屿港，以及位于庞大的厦门湾南端的浯屿和月港。……从中国载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521—1551年间频繁出没于中国沿海的那些葡萄牙走私商人得到了急于要与其交易的中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23—P292～294]
博克瑟的说法是可信的。葡萄牙人从1524年起，在中国东南沿海闽浙一带进行走私贸易，他们落脚的宁波甬江口外的双屿岛（今普陀县六横岛）便是一个大规模走私贸易的据点。海上走私集团首领许栋、王直、李光头（即所谓“倭寇”）从葡萄牙人手中贩买从非洲、东南亚、欧洲带来的货物，以及先进的火器（用以对付明朝官军），葡萄牙人则购买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棉布、粮食，每年交易额达三百万葡元，绝大部分以日本银锭支付。双屿成为当时葡属东方殖民地中最富庶的一个商埠，葡萄牙商人以此为基地展开对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正如田中健夫所说：着眼于中国贸易利益的葡萄牙人，在广东方面进行的走私贸易形式，在北方沿海以出会贸易的形式继续进行，这样，葡萄牙人的走私贸易从广东逐渐向漳州、泉州、宁波方面展开。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和福建漳州的月港，成为走私贸易的中心地。葡萄牙人在中国中部的进出，一度成为中国海商的仲介，和南下的日本商人势力发生接触[24—P183]。
过分敏感的明朝政府把上述现象一概视作“倭患”，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查禁倭寇，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严禁泛海通番、勾连主藏之徒，并且调动军队把双屿岛基地彻底捣毁。据说在双屿岛上的天妃宫十余间、寮屋二十余间、大小船只二十七艘被毁。朱纨此举引起闽浙一带仰赖海上走私贸易的势家大姓的极大反感，遭到朝廷中闽浙籍官僚的攻击，迫使朱纨罢官回籍，不久就含愤自杀。朱纨为官清正，这样的死法未免有点可惜，其悲剧就在于，他根本不明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海上贸易已是大势所趋，海禁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堵塞不如疏导。与耶稣会士关系密切、热衷于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徐光启很清醒地指出：朱纨“冤则冤矣，海上实情实事果未得其要领，当时处置果未尽合事宜也”[18]。朱纨的过激措施，反而使东南海上走私贸易走向了另一极端，即谭纶所说的“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朝政府首次把王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吞并了另一海上走私集团，成为东南沿海独步一时的领袖，由于向政府要求通商遭到拒绝，便劫掠浙东沿海。由此也就展开了嘉靖时期的所谓御倭战争，其对手便是横行海上的王直。
在此之前王直曾向政府请求开海禁、允许与日本开展正常贸易。他说：“窃臣直觅利海商，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为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驰驱，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朝，其主各为禁例，倭奴不得复为跋扈，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25]。因为政府背信食言，王直才决计报复，僭号称王[6](P404～405)。他先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据《筹海图编》与《汪直传》称：“参将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直以火箭突围去，怨中国益深，且渺官军易与也。乃更造巨舰联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为城，为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据居萨摩洲之松浦津，僭号曰京，自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时时遣夷汉兵十余万，流劫滨海郡县，延袤数千里，咸遭荼毒”[26]。
很显然，王直集团在日本建立根据地，又从日本出发来骚扰东南沿海，明朝官方便把这支武装力量视为倭寇。王直手下确有一些日本人，但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王直。正如王守稼所说：“这批…真倭?大多数受王直海盗集团雇佣，王直一伙、以财物役属勇悍倭奴自卫……王直一伙在倭寇中的组织和领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大量史料证明，历史的真实情况似乎与以往流行的说法相反，嘉靖
时的…真倭?，反而倒是受中国海盗指挥，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5]这一点，连指挥平倭战争的总督胡宗宪及其幕僚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编纂的《筹海图编》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事实真相：——“（王直）倾赀勾引倭奴，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为之部落”；
——“初，直自列表之败，而之日本也，居五岛之松浦，僭号徽王，频岁入寇，皆直之谋，其党承奉方略，辄以倭人藉口，故海上之寇概以倭子目之，而不知其为直遣也”[26—卷八、卷五]。
鉴于这种背景，我们不由得钦佩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中，对倭寇原由分析的高明。至少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成为中国大患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其人众其地不足以供，势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
第二，由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粤闽浙沿海民众海上贸易的生路受到遏制，由商转而为寇——“嘉靖初，市舶既罢，流臣日严其禁，商市渐阻，浙江海道副使傅钥申禁于六年、张一厚申禁于十七年，六年之禁而胡都御史琏出，十七年之禁而朱都御史纨出。视抚设而盗愈不已，何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商在此者，负夷债而不肯偿；商在彼者，甘夷居而不敢归。向之互市，今则向导；向之交通，今则勾引。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第三，政府推行政策的偏颇是导致倭患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初但许栋、李光头等数人为盗，既则张月湖、蔡未山、萧显、徐海、王直辈出而称巨寇矣！初但宫前、南纪、双屿等数澳有盗，既则烈港、柘林、慈溪、黄岩、崇德相继失事，而称大变矣！初但登岸掳人，责令赴巢取赎，既则盘据内地，随在成居，杀将攻城，几于不可收拾矣”；
第四，归根结蒂，倭患根源在于海禁太严——“推原其故，皆缘当事重臣意见各殊，更张无渐，但知执法，而不能通于法之外；但知导利，而不知察乎利之弊，或以过激启衅，或以偏听生奸……闽广事体大约相同，观丙子（万历四年）、丁丑（万历五年）之间刘军门尧诲、庞军门尚鹏调停贩番，量令纳饷，而漳潮之间旋即晏然，则前事得失亦大略可睹也。已夫，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27]。
※※※※
末了，对“嘉靖大倭寇”还得再说几句。其一，戚继光、俞大猷在平倭战争中崭露头角，战功显赫，后人对他们表示敬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求证于史实，他们从事的并不是一场抵御外患的战争，而是一场平定内乱的战争。其二，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战争，而是官方政策的转换。面对势不可挡的国际贸易大潮流，战争不能解决问题，或者说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嘉靖大倭寇”的实质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必须放弃海禁政策。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辅政大臣主张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其三，以此为契机，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刺激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对此，全汉ｓｈēｎｇ＠⑥、百濑弘等已作出了精深的研究（注：参看全汉ｓｈēｎｇ＠⑥：《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自明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以上三文均载.《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院，1972年）第417—474页。全汉ｓｈēｎｇ＠⑥：《明中叶后中日间的丝银贸易》，《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五本第四分册，第635—649页。全汉ｓｈēｎｇ＠⑥：《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二期，第30—37页。百濑弘：《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研文出版社，1980年，第15—19页，第39—65页。）
〔收稿日期〕1999-9
【责任编辑】周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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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田中健夫.倭寇与勘合贸易［M］.至文堂，1966年。
[25] 采九德.倭变纪略［M］.卷四，王直自明疏。
[26] 郑若曾.筹海图编［M］.卷九，擒获王直.《汪直传》（撰人不详）据《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汪直传》与茅坤《徐海本专》，合刻入金声《玉振集》。
[27] 谢杰.虔台倭纂［M］.上卷，倭原二.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土右加界
＠②原字为台下加木
＠③原字为纟右加宁
＠④原字为疑的左半部右加欧的右半部
＠⑤原字为钅右加星
＠⑥原字为日下加升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1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060 【摘要】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53～159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103 【标题】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 【作者】田澍 【作者简介】田澍1964年出生，甘肃通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元璋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出版《朱元璋传》（合著）、《宦官》等3部专著，并在《文史》、《光明日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1999年被评为“甘肃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并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2000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奖。 作者单位：西北师大 【正文】 祖制与革新是中国古代社会里长期存在着的一对矛盾，处理不好必将引起政治的混乱乃至王朝的崩解；处理得当将对革新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嘉靖前期革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地认识祖制与革新的利弊关系，纠正将祖制与革新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 一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提起“祖制”，多数人将其视为僵化和陈腐的代名词，并把祖制与革新简单地对立起来，把抨击祖制者誉为改革者，把维护祖制者斥为保守者。事实上，祖制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包括某一王朝立国的根本制度，又包含各项具体的、行之有效的行政法规。显然，不可能在全盘否定祖制的前提下来顺利地推进任何改革。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改革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王朝更替时的因革，二是某一王朝内部的鼎新。两者之中，以王朝更替时的因革较为剧烈，其显著表现就是对文物典章的重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绝不是与前朝体制的断然决裂，而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史籍中所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金承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等等，就是此意。改朝换代时的变革如此，王朝内部的变革更不例外。换言之，任何革新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写字，而是与继承形成了矛盾的统一体。离开了继承，就不可能有革新。 在正德、嘉靖之际，明代上层人事更迭，时政因此发生巨变。世宗与“大礼新贵”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对洪武祖制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给予新的诠释和认识，并以其为利器，将有违祖制的重大弊政尽可能地予以革除，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长期以来，学界一味地推崇杨廷和在武宗暴卒之后所推行的所谓“嘉靖新政”，把杨廷和等人在匆忙中拟定的世宗即位诏书视为其推行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实，这种以即位诏书来确定革新的作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从明成祖开始，明代诸帝皆有革除前朝部分弊政的即位诏书，以示更新。如果把世宗即位诏书视为革新纲领的话，那么，其他诸帝的即位诏书皆可如此对待了。与大多数君主的即位诏书一样，世宗即位诏书的除弊对象仅仅局限于正德元年正月至十六年四月之间的部分败政（不包括弘治十八年五月至十二月间的武宗乱政），弊政款数虽多，但其结构与内容并无特殊之处。所不同的是，杨廷和等人是打着恢复孝宗政治的旗号来推行所谓嘉靖新政，把纠正武宗的部分乱政当作其最高的政治理想，故不愿也不敢追溯正德弊政的源流。更甚者，他们公然割裂孝宗弊政与武帝弊政之间的联系，敦促世宗效法孝宗而革除武宗弊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孝宗与明太祖相提并论，并为此而引发了“大礼议”。李洵先生曾精辟地论道： 杨廷和一派所提出的议礼方案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不使世宗以藩王独立系统继承皇位，而必须纳入孝宗以来的统系，在政治上必须继承孝宗的政策，执行孝宗的制度。这在杨廷和一派炮制的即
行政组织学课程综述 The document was finally revised on 2021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12春行政管理专业专科毕业论文《行政组织学》课程综述 姓名：沈利群 学号： 分校：红桥分校 专业：行政管理 指导老师：刘坤 时间： 2014年3月
目录 内容摘要 (1) 一、《行政组织学》的主要内容 (2) 二、沟通原理在实践中的运用 (4) 三、学习体会和收获 (5) 参考文献 (8)
内容摘要 本课程综述首先对《行政组织学》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进行简单介绍，包括：行政组织学导论，组织理论的发展，行政组织的环境与管理，行政组织的结构与设计，中国行政组织结构，行政组织的社会心理与管理，行政组织中的领导，行政组织中的决策，行政组织中的冲突管理，行政组织的沟通，行政组织学习，行政组织文化与管理，行政组织的绩效管理，组织变革与发展。其次从沟通的基本原理入手,结合实际工作进行实例说明。并从实例中得到一些启示。最后针对于学习收获与体会进行了阐述。通过《行政组织学》课程学习，使我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了行政组织学得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认识行政组织建立、运行和发展的规律，培养了正确分析解决行政组织问题的能力。
《行政组织学》课程综述 行政组织学主要是对行政组织及理论的内涵和作用进行概括和介绍。另外对行政组织的发展历史、类型、结构和体制等进行讲解。它从各个角度探讨行政组织与内外条件的相互依赖关系和行政组织的建立、管理及其发展的一般趋势，并根据现实情况，讲解我国行政学的发展和行政组织的特点。 一、行政组织学的主要内容 《行政组织学》一共介绍了十四个章节的内容。第一章讲述了行政组织学导论。组织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之中，由一定要素构成的，为达成一定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随着内外环境不断变化而适应和调整，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一个开放系统。第二章讲述了组织理论的发展。组织理论就是观察、解释、预测组织现象的概念框架。系统的组织理论出现于19世纪末，组织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传统和古典组织理论、行为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系统权变组织理论三个主要时期，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组织现象和组织管理进行了研究。第三章行政组织的环境与管理。任何一个组织都与特定的环境相互联系与作用。组织环境对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技术等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组织环境对组织运作与管理既能够起到促进的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或制约。第四章行政组织的结构与设计。组织结构是组织内部各构成部分或各个部分之间所确定的关系模式，是组织中各部分之间分工合作、相互协调的一种方式。组织结构的作用就是把组织内各个人、各个部门的活动按照一定的方式
新文化运动的得与失 在中国的近代史中，要是说起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第一个想起的无疑是新文化运动。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的阐述，即： 一、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 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 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课本中阐述了很多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益处，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而它确实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 对于它的意义，相信学过近代史的人随口就能说出许多来： （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但是现在，我想要主要论述的是——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弊端。
摘要：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当今国际海洋形势正在发生重要变革，这对中国的海洋战略的构建与发展既是机遇同时又是异常严峻的挑战。因此，分析当前中国周边海洋安全形势，把握中国海洋安全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构建，海上力量的大力发展以及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至关重要。 关键词：海洋安全;海洋战略;周边海洋形势 当今国际海洋形势的重大变革主要表现为世界各主要海洋国家纷纷加强和调整海洋政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同时显现;以海权角逐为核心的海洋地缘战略争夺不断加剧;海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影响日益凸显。①在此背景下，亚太各主要大国纷纷调整其海洋战略，同时，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对亚太地区强势回归并高调介入中国周边海洋争端问题，而与中国存在海权争端的主要国家也借此机会不断升温争端问题，使得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出明显恶化之势，中国周边海洋形势面临着巨大压力和异常严峻的挑战。 一、亚太主要大国海洋战略的调整 (一)美国海洋战略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作为蓝色海洋上的一枝独秀，美国为了保住其“海上霸主”地位，愈加重视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积极调整和制定新的海洋战略，不断强化其全球海洋强国地位。2000年7月，美国政府出台了《2000年海洋法案》，为制定美国在新世纪的海洋政策提供了法律保障。2004年12月17日，布什总统向国会提交了《美国海洋行动计划》，对落实《21世纪海洋蓝图》提出了具体措施。《21世纪海洋蓝图》和《美国海洋行动计划》的制定，为21世纪美国海洋战略奠定了基础。2009年6月12日，上任不到半年的奥巴马总统发表总统公告称：“本届政府将继往开来，采取更加全面和综合的方法来制定国家海洋政策。”②“9·11”事件后，随着海洋安全的重要性和优先级不断提升。海岸警卫队很快就并入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2002年颁布《海岸警卫队国土安全战略》，进一步提升海岸警卫队现代化水平，维护美国的海洋秩序和海上安全。2005年9月美国发布《国家海上安全战略》白皮书，第一次在国家安全层面提出海上安全战略，全面阐述美国面临的海上安全威胁、美国海上安全的战略目标以及应采取的战略行动。2007年10月，美国发布《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的新海上安全战略，突出强调了要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海上安全秩序，维护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利益。 (二)俄罗斯海洋战略的调整 进入新世纪以来，重建海洋强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后明确指出，俄罗斯只有成为海洋强国，才能成为世界大国。为了改变由于苏联解体而导致海上实力下滑的现实，实施了一系列重振的措施。2000年3月，普京以总统命令的形式颁布了《2010年前俄联邦海上军事活动的基本政策》。同年4月，俄罗斯颁布了《俄罗斯联邦海军战略(草案)》，正式承认并使用了“海军战略”这一概念，提出了海军要面向世界大洋的战略构想。随后，《俄联邦海军未来10年发展规划》、《俄联邦海洋学说》等文件也纷纷出台。2001年7月，普京批准了《俄罗斯联邦至2020年海洋政策》，全面阐述了俄罗斯的国家海洋政策实质、原则、内容及其实施手段，确立了普京时代俄罗斯海洋安全战略的总体思路。2007年夏天，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元帅”号航母又重新恢复值勤战机起降任务，表明俄罗斯重新树立海军实力的征程已经开始。普京从远东地区战略利益出发，俄罗斯将太平洋舰队作为重点发展的舰队并为俄罗斯武装部队提供现代化武器系统，计划到2020年将现代化武器系统所占的份额提升至70%。目前，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占俄海军兵力的27%。通过“东进”战略积极谋求向太平洋进行渗透，并大力发展海上力量尤其是海上战略核力量，从而维护附近海域以及海上通道的安全。
《行政组织学》课程综述 目录 摘要---------------------------------------------------------第3页关键词-------------------------------------------------------第3页 一、行政组织学主要内容---------------------------------------第3页 二、以人为本人性管理原则在实践中的应用 --------------------- 第4页 三、《行政组织学》学习体会 --------------------------- 第6页结束语-------------------------------------------------------第7页致谢---------------------------------------------------------第8页参考文献-----------------------------------------------------第9页
《行政组织学》课程综述 摘要：《行政组织学》主要是对行政组织及理论的内涵和运作进行概括介绍。他介绍了行政组织的发展历史，并对行政组织的类型，结构和体制等进行讲解。她还从各个角度探讨行政组织与内外条件的相互依赖关系和行政组织的建立、管理及其发展的一般趋势。并根据现实情况，讲解我国行政学的发展和行政组织的特点。我国行政组织的设置于运行，本着精简，统一，较能的原则并具有充分的人民性的特点。行政组织学是讲解国内外行政组织新理论和行政组织改革新经验的一门学科。它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指导，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讲究中国行政组织的背景下进行的；其系统地介绍了行政组织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知识，还介绍了组织的建立，构成，运行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关键词：行政组织学，主要内容，原则应用，学习体会。 行政组织学是行政管理学专业中极其重要的一门专业课程。本课程共十五章，根据个人理解，将对此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及原理进行综述，并将它运用到我的实际工作中。通过学习这门课程，使我受益匪浅，并谈谈我学习这门学科的体会。 一、行政组织学的主要内容 《行政组织学》第一章、第二章在导论和环境与管理章节中，阐明了组织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现代文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掌握科学组织管理的方法，改进和提高组织管理绩效，实现组织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在组织理论的发展中，传统和古典的组织理论包括科学管理学派的组织观，行政管理学派的组织观和韦伯的理想型官僚组织理论。行为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包括人际关系学派的组织观，激励理论学派的组织理论，动态平衡组织理论和决策过程组织理论。 第三、四章，在行政组织的环境与管理、结构与设计的章节中，重点讲组织关键的分析与管理是现代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组织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现代组织环境的动态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使组织管理的难度增加，风险性增大，因此，如何帮助组织适应和应对更加动荡复杂的组织环境，提升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就成为当代组织管理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组织结构式实现组织目标的桥梁和工具，行政组织的结构决定和影
一、新文化运动简介 时间：前期：1915-1919 后期：1919-1923 性质：思想解放运动（革命） 原因：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进行思想革命才能真正救国。 标志：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原称《青年杂志》，第二期改名为《新青年》） 主要领导人物：陈独秀、鲁迅、胡适、李大钊等 内容：①前期：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与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②后期：宣传马克思主义 主要阵地：《新青年》 活动基地：北京大学 旗帜：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用：1.是中国历史资产阶级反封建一次空前的思想的大解放运动。 2.前期弘扬民主与科学思想，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3.促进了民众的觉醒，唤起了人们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关心。 4.也是一场全面的文化转型运动，它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伦理、观念、文学、艺术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5.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6.启发着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的有益影响。 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中国正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而获得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从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资产阶级队伍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此外，在辛亥革命前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和封建阶级的顽固派和保皇派论战中，都没有触及封建思想对中国社会进步的阻碍和制约问题，而北洋军阀也正是在利用封建思想来禁锢和麻醉人民的思
想意识。而随着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资产阶级要求政治上的民主，反对封建军阀统治，首先反映在了思想文化上要求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因此提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等理念。这和当初意大利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文艺复兴运动颇有相似之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的出发点并不是全盘的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并不是以割裂传统文化为其运动的宗旨。其提倡新文学和提倡白话文的目的也是要普及文化，让普通人能够受到文化知识的教育，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得到更为广泛的推广和普及，使世界先进的科学知识、思想意识得以融入中国社会，使民主意识得以注入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的大脑。且新旧文化辩论主要是集中在当时中国人数很少的知识分子中间进行的。有朋友说：白话文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没有错，关键是这种改变是有利于中国文化发展还是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我的观点是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的。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语言的简练、高度概括文字含义、复杂的句型和句式，都不是普通人能够掌握的，我想那时的普通人在相互交流的时候也不会用那样的文字式的语言的。其实中国最难以理解的文言文都出自文字书写工具较为落后的时期，当纸得到了普及之后，文言文已经开始逐步向半白话文方向发展，如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就已经能够被普通人读懂了。所以，文言文是那个时代的一种产物，也是那个时代需要的结果。所以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产物。新文化运动要反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腐朽没落的封建思想意识，而不是传统文化本身。是为了更好的继承和更为广泛的推广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精华。 学术界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从而造成了传统文化某种程度的断裂。我们把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指归的社会实践精神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批判又有传承,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内容,继承的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指归的社会实践精神。无论是作为思想启蒙,还是作为实践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学术界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从而造成了传统文化某种程度的断裂。但是,在我们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历史和文化的中断,而是在“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指引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批判和传承。批判的是业已腐朽的为封建制度服务的伦理 1.对中国传统宗教信仰文化的批判 2.对中国传统礼仪和政治制度的批判 3.对中国传统语言的批判 Ps.是网上一篇论文，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但是下载不下来。。。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 中国是个疆域辽阔、陆海兼备的濒海大国。处于亚欧大陆的东南部,太平洋西岸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地的同时,还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海洋国土,有便利的海上通道和海洋资源。并且中国有众多的邻国,在陆地与中国接壤的有十四个,隔海相望的有九个国家,拥有漫长的陆地边界和海岸线。因此与周边国家的解除与摩擦也是不可避免的,能够正确的分析和合理的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十分重要。 当前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出五大基本特征:朝鲜半岛局势陷于僵局,海上问题矛盾激化,美日同盟关系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刺激军备竞赛,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与之前比较,本年度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涵的海上安全问题极为突出。展望过去,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两大议程值得关注:第一,中美竞争加剧,美国仍将通过其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规制中国的崛起;第二,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大选年,其内部政治变化可能引 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作为世界性的大国,世界也需要中国的安全来保持世界的安全。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不仅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然而近些年来中国周边安全却是一个巨大的话题。下面将从多个方面介绍。 1.中国南海海洋权益之争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2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3540 【摘要】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0204 【原刊页号】141～14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206 【标题】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英文标题】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SHI Xiao-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do ng, Jinan) 【文章日期】2001－12－10 【作者】时晓红 【作者简介】时晓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 时晓红（1963－），女，山东沂源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 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 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 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 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英文摘要】T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Japan Kan-He Trade in th e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 od, Kan-Hetrade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t from Jap anese government to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kind of trade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which ca 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Hetrade.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 troy Japanese pirates, China-Japan Kan-He trade wasrestored from the eight h year of the XUANDE period.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superior posi tion in the Kan-He trade,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nasty, t 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Kan-He trade was cut off ag ain duringthe JIAJING period. 【关键词】明代/勘合贸易/倭寇 Ming Dynasty/Kan-He trade/Japanese pirat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4－0141－05 一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 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 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 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 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一时间，“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1］（《成祖本纪》） 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15年。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明成 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 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 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不以成败论英雄_初中议论文1200字 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他们有了新概念--成功的人就是英雄。那些没有成功的人不是英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这种以成败来判断英雄的概念是真的，对吗？那么，谁是英雄？什么样的人应该被称为英雄？经过深思熟虑，我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种以成败来评判英雄的想法是错误的！朋友们，不要以成败来评判英雄！也许你会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慢慢听我说！ 在我看来，英雄是在普通人中间拥有非凡能力的人。他们可以带领人们做对人们有意义的大事。像我们伟大的主席毛泽东和"中华民族之父"孙中山先生。。。他们的事业非常辉煌和成功。他们对人民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人民心目中值得尊敬的英雄。另一个例子是郑成功为祖国收复台湾，这确实是一个英雄的行为！他为什么是英雄？答案很简单，因为他派军队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他的祖国，他的做法是每个人都拍手称绝，因此，无论他最终是否会成功，无论他最终是否会成功收复台湾的宝岛，无论他是否会在血战中获胜，还是最终为祖国而死，他都是人民心中当之无愧的英雄！ 在我看来，除了那些超乎常人能力的人之外，还有一种人可以被视为英雄--拥有雷锋精神的人。说起"雷锋精神"，不难看出"人民战士"--雷锋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英雄：他为中国人民的幸福与和平牺牲了自己。这种伟大的品质绝对是英雄的品质。这样的人，这样的英雄，虽然他们说他们是无名之辈，但是他们愿意做一个"无名之辈"，他们心甘情愿地屈尊为人民服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他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然而，在我看来，不一定成功的人应该被称为英雄！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出现了许多失败的英雄人物，如文天祥、关云长和刘玄德。其中最著名的是蜀国军事顾问诸葛孔明。他不仅五次北伐失败，而且孔明本人也死在了五丈原。然而，世界仍然没有停止崇拜他。国父孙中山仍然这样评价他：诸葛亮很有才华，所以他能够在西蜀建立一个好政府，他能够六次出山北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先生的英雄之处！同时，我们也从中学到了一种哲学：无论成功或失败，只要他所做的是公正的，有价值的，对全人类的事业来说，那么即使他的事业不成功，他也应该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英雄！这是因为成功和失败只是单一原因的结果。它们不能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是英雄的标准。他们衡量一个人是否是英雄。他们审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精神取向。所谓的"成者王侯败者贼"是完全不合理的。真正的英雄不是统治者，而是那些愿意为人民奉献一切的人。 因此，不要以成败来评判英雄。事实上，英雄是我们的榜样。英雄的品质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成为英雄是我们每个人的目标。作为21世纪的青少年，为了成为一个光辉灿烂的英雄，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奋斗，从今天开始努力工作，争取更大的进步，为人民付出我们一生的辛勤劳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也是真正的英雄！当你认为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值得你去守护的东西的时候，那么，拿出你的勇气来！你一定可以，你就是英雄！
浅论新文化运动 对中国的影响 学院：XXX 专业：X 班级：X 学生姓名：X 学号：X 指导老师：X
浅论新文化运动 对中国的影响 内容摘要：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发生在二十世纪前期的启蒙运动。1915-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1919-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它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五四爱国运动；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启蒙运动；《新青年》；中国传统文化; 民主；科学； 新文化运动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
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与“赛先生”）。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原因： 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处于内有外患的境况，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 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 思想文化方面，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 阶级方面，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 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钱玄同、李大钊等。 新文化运动述论：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开始的，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参加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陈独秀看来，民主既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科学，狭义指自然科学，广义指社会科学。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与对策 曾几何时，中国的周边安全局势一直是我国值得称道的外交成就。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提出了“安邻、睦邻、富邻”的指导思想，积极落实“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策，大力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创造了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最好时期。 周边安全基本形势总体相对稳定 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与周边稳定的能力增强了；第二，地区和平发展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第三，周边国家对华友好合作仍然是主流；第四，周边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认同大于疑虑；第五，发展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机会仍大于挑战；第六，巩固、发展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主动权在我。 日本“远交近攻”，中国成其主要防范对象 中日关系在21世纪开始就出现许多问题，尤其是在小泉任期内，由于其一意孤行地参拜靖国神社等不负责任的做法遭到中国等的强烈反对以及日本“入常”的失败，日本“归罪”于中国，中日之间出现冰冻关系。后虽经安倍的“破冰之旅”和温总的“融冰之旅”，但“政冷经热”成为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 近年来，中日关系虽未有大的起伏，但可以说是“旧仇未了，又添新恨”：中日关系撞船事件态度的强硬、地震之后对待中国给予援助的冷漠、灾难之后美日关系的加强、野田上任之后对防卫重点的调整、第一岛链的设想、与印度的联合军演等等，欲意包围中国。 中国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 1、当前，中国周边局势比较紧张，与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是有深层次关系的。我们要发展，就要“走出去”，就要有主权意识，和以前相比，难免因此与周边发生摩擦，这属正常！ 周边国家对华的“两重性”是重要因素 中国周边国家，除日本以外（日本国力也在萎缩），大都属于综合国力不强的中小国家，都在积极寻找发展之路，而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正在崛起的强国（经济势力位居世界第二），他们在对华方面存在着较强的“两重性”或称矛盾性： 1、期望与疑虑：期望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得到好处（尤其是经济上），但又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疑虑，特别是跟中国有历史遗留争端的一些国家，或者说占了我们便宜的一些国家，总是担心有一天我们要拉清单。有的国家，占了中国那么多岛礁，他不担心呀，心肯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不以成败论英雄 翻开厚重的历史，我们眼前掠过的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岳飞:是于刀光掠影中除暴安良的“豹子头“林冲;是让倭寇“谈戚色变“的戚继光:是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他们都是名垂青史的英雄。 然而中国人认为成者为王败者寇，有很多失败的英雄，却被人们淡忘，甚至贬斥。 论语中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应该以成败论英雄。 身外之“败”，往往不能抹煞英雄气节的“勇” 鸿门宴上刘邦脱逃，自此项羽与刘邦划江而治，老谋深算的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步步为营，项羽自刎乌江，一代豪杰就此死亡。虽然项羽不敌刘邦，但是我们可以欣赏项羽霸王举鼎的霸气，我们可以看到项羽拨兵给刘邦的大气。不以成败论英雄，项羽虽然失败了，却抹杀不了他的英雄豪气。正因为如此，李清照才会吟出“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佳句。 身外之“败”，往往不能抹煞英雄文人气节的“成”。 鲍照一生隐忍九品中正的痛疾，仍有拟诗不辍的意气；孟襄阳一世布衣，终归鹿门，却存宁静淡泊的清气；李煜亡国身死，仍留一句春华秋月的绝唱，不堕才气;岳飞含冤不雪，怒发冲冠灌一曲满江红,倾注千秋正气。仕途可以重峦叠嶂，命运可以坎坷峥嵘，真的猛士却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和微漠的悲哀，将气节和傲骨在汗青上留下，那诗词是如同其人一般清洁。 身外之“败”，反而更能彰显英雄气节的“勇”。 曾记否 大道废有仁义，慧者出有大伪，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若无颠沛流离的考量，何来李清照如泣如诉的声声慢？若无刑罚冤屈的磨砺，何来司马迁荡气回肠的史记？若无多舛命运的打击，何来王勃空前绝后的滕王阁序？真的文人中的猛士，是宁自刎乌江也不过江东，宁零落成泥也留香如故。
对当前国际形势及我国周边安全问题的理解 一、国际环境及我国周边安全现状 1、国际大环境相对稳定，大国之间相对平稳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打开的中美关系新格局，于1979年亲自出访美国，主持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总体走向，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形势判断，要求把更多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从此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经济迅猛发展的30年。此后，我国与其他大国关系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虽然曲折不断，但总体稳定；中俄关系稳步发展，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并签订了一系列联合声明和友好条约；中日关系发展基本平稳，正致力于构建和平与发展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与欧盟关系保持良好，经贸往来、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2、我国周边的热点地区冲突得到不同程度缓解 我国周边地区诸如朝鲜、越南、阿富汗、柬埔寨等曾经爆发过激烈的冲突，我国也曾或多或少地卷入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冲突。近20年来，周边地区基本相安无事，除了阿富汗反恐战争以外，其他周边地区没有战事，阿富汗反恐战争对我国影响也微乎其微。 3、我国和周边所有邻国之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我国和周边所有的陆地邻国都曾有过领土纷争。20世纪60年代，我国先后与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朝鲜6国签订了边界协定或条约；80年代以后，我国与印度和越南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90年代我国又先后与老挝、俄、哈、塔、吉5国签订了国界协定；2001年7月，中俄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8年10月，俄方将银龙岛和半个黑瞎子岛移交给中国；2008年6月，中日两国经过磋商同意在实现有关东海海域划界前的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各自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在东海海域选定适当的区域进行共同开发；中印关系不断取得新突破，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两国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新阶段，同时两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也不断取得突破，目前两国边境线中段的争议区域初步得到解决，为解决整个领土争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4、地区集团化、区域化合作势头不断上升 我国与东盟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深入发展。2003年10月，我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双方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2002年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今年建成了我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实现了我国与东盟发达的6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零关税，与其他几个国家之间将在未来一到两年时间内统一取消关税，未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统一市场、实现“经济无国界”之势已经不可阻挡。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论坛前景广阔，东北亚地区六国集聚的人力资源优势，俄罗斯、蒙古和朝鲜的资源优势以及日本、韩国的经济、科技优势，对我国都具有优势互补、合作双赢的潜力，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摆脱大国的压制和其他区域集团的牵制，更好地平衡我国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关系。 二、我国未来周边形势走向不容乐观 我国周边形势20多年的相对稳定来之不易，短期内不至于发生牵动全局的战乱。然而，周边地区的一些固有矛盾尚未完全解决，影响和平稳定的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我国周边安全仍然面临着不同对象、不同程度、不同原因的威胁和挑战。对于这种挑战，我个人认为主要来自两大方面：一是理论上的，二是行动上的。对此，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加强国防建设，提高防范能力，确保国家安全。 （一）理论上的不稳定因素
【数据库】人大全文1998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576 【摘要】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124～13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9806 【标题】明初耕地数额考察 【作者】田培栋 【作者简介】作者田培栋，1927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正文】 据目前的明史研究，洪武时期有两个土地数字，一个是《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天下官民田地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七十三亩”；另一数字是《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零”。究竟哪一个数字代表当时的实际耕地数字，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诸司职掌》一书完稿，朱元璋遂诏令“颁布中外”。从此，该书记载的田土8496523 顷便成为最权威的田土数字，正德刊本《大明会典》及正德至嘉靖后修订的《后湖志》、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及清初编写的《明史》等书，都采用这个数字。再加上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奏疏：“洪武年间，天下征纳粮草田地山塘共八百四十万余顷”（注：《英宗实录》卷二五四。），嘉靖八年（1529年）詹事霍韬奏疏：“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注：《霍文敏公文集》卷三《修书疏》。），进一步肯定了800 余万顷的记载，更增加了《诸司职掌》的可信度。 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曾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最近十几年，明史界又开展了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看法是“定位错误”观点。有人认为洪武时期湖广布政司在统计时，极可能在该地区耕地数字202175.95顷之前，多写了一个“二”字，这一笔误使耕地虚增了2亿亩。河南的耕地也极可能是在449469.82顷前多抄了一个“一”字，虚增了1亿亩。按此推理，《诸司职掌》记载的数字多写了3亿亩。对这一种观点，顾诚先生曾进行论驳，他说：“《诸司职掌》是遵照朱元璋的指示编纂的重要法典，成书之后又由他下令颁行中外，朱元璋并不是个昏庸的皇帝……如果出现这样明显的重大错误，他不能不发现或漠然处之。”又说：“当时造册书写数字的表达方式是‘几百几十万……’，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就不可能出现多写‘一’字头、‘二’字头的问题。”（注：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顾文发表之后，仍有人坚持此种观点，只是另换说法，认为当时计算数字是用珠算，而珠算错位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认为，在明初严刑峻法之下，湖广、河南布政司的官员在统计田土时，怎能会出现相差10倍的定位错误呢？而且《诸司职掌》一书是由吏部尚书负责编撰，又由许多学识渊博的翰林儒臣集体参与，决不会出现这样重大的错误。 明初政府对田土总数的登记有两个系统：一是由户部负责根据全国黄册统计的数字，亦即《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的3874746顷，这一部分土地明朝称为“额田”或“赋田”，系实际纳税的土地。另一个系统是由吏部负责编纂的《诸司职掌》所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的8496523顷，即“额田”和全国可垦荒地的合计。本文拟就《诸司职掌》所记载数字的内涵、来源以及它与明代耕地扩大的关系作初步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及其统计方法 根据史书记载，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十分庞杂，例如金华府属兰溪县仍保存了南宋时登记的土地种类：水田39 545亩，山陆地29 064亩，平田178 145亩，竹脚8 288亩，山桑17 933亩，竹ｘｉāｏ＠①8322亩，平陆35 705亩，屋基15 222亩，塘28 393亩，坟地8 013亩，杂木53 385亩，茶地146亩，桐果木15 699亩，石灰山280亩，柴山508 935亩，坊墩基地20 825丈，白地24 685亩。（注：万历《金华府志》卷六。）该县土地之中只有前五项应属农田，其他都是非农业土地。这种非农业的项目到明代更为繁杂，以浙江省为例，田土之中包括田、地、基、山、塘、荡、池、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