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文史哲全文数据库(1951-2004)
【文献号】2276
【摘要】内容提要：明代内阁自建立以来，有四...义皇权的统治效能。就明代的权力结构考察，内阁...都有失于片面。内阁系明代最重要的中枢权力机构，因而历来是明史研究中一个倍受关注...很具代表性，就连许多明朝人也持此说。“昔太...，非高皇帝本意⑴”。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也认...赫然真相矣！”⑵而《明史》则直以“宰臣”称...谓有其实乎！”⑷综考明代历史，颇感上述两种说...者掇拾有关史料，拟就明代阁权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中旨”。这类事例在明代史籍中可以说是俯拾皆
【分类】史学
【标题】论明代的阁权
【作者】李渡
【期号】199506
【总期号】231
【页码】89
【正文】
内容提要：明代内阁自建立以来，有四项制度一以贯之，法定阁权不是也不可能转化为相权。阁权完全从属于皇权，其主要政治功能是提高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效能。就明代的权力结构考察，内阁与司礼监是最重要的两个中枢机构，但二者都不是国家最高一级行政实体，而只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办事机构。因此，说阁权是相权的复活，或说其职任同于翰林学士，都有失于片面。
内阁系明代最重要的中枢权力机构，因而历来是明史研究中一个倍受关注的热点课题。最近几年，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对内阁的组织制度、职权、作用等进行了研讨，其中争论最多而分歧又最大的问题就是阁权的权力性质及其与皇权之间的关系。综合之，不外乎两种观点：其一，阁权是传统相权的复活。这种看法颇被认同，很具代表性，就连许多明朝人也持此说。“昔太祖高皇帝罢丞相，散其权于诸司，为后世虑至深远矣。今之内阁，无宰相之名而有其实，非高皇帝本意⑴”。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也认为：“……迨景及宪，（内阁）大权始集。今视之，赫然真相矣！”⑵而《明史》则直以“宰臣”称之。“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夫治道得失，人才用舍，理乱兴衰，ｙī＠⑴宰臣是系。”⑶其二，阁权不过是“司内外制而已”，其职任同于翰林学士。这种观点可以黄宗羲为代表。他说：“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⑷综考明代历史，颇感上述两种说法都有失于片面。笔者掇拾有关史料，拟就明代阁权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内阁大学士究竟是否“有宰相之实”。自内阁制度建立后，其体制、职权、作用先后不尽相同，也可以说变化很大，但有四项制度却始终一以贯之，不曾变动。第一，“大学士则称近臣，不为置僚属，亡所治。”⑸第二，“不得专制诸司”⑹。第三，“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⑺。第四，“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⑻。而司礼监之“批红”，究其实，亦不过是“事皆朝廷总之”的一种间接方式而已。这四项制度决定了阁权不是也不可能转化为相权。
相权论者之所以将阁权视为相权，主要依据就是内阁大学士握有“票拟”之权。“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⑼票拟亦称拟票、票旨、条旨、调旨，其制发端于宣德中，成制于正统初年。“英宗以九岁登极，凡事启太后，太后避专，令内阁议行。此内阁票旨之所由始也。”⑽所谓票拟，即外廷章奏先经御览，皇帝阅后发交内阁，由内阁大学士以皇帝名义拟就批答文字，用小票墨书贴于章奏上，随同封进。皇帝如同意内阁票拟，则亲自或交司礼太监以朱笔照票批发各衙门执行，称为“批红”。孝宗朝大学士刘健曾言：“朝廷有命令，必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方传至臣。内阁有陈说，必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之太监，太监乃达于御前。”⑾由上可知，票拟制度在权力运作机制上完全受制于皇权。章奏由皇帝先阅
后再下发内阁票拟，实际上就规定了票拟之内容情节必须完全符合皇帝的意旨，否则皇帝可采取两种方法予以限制或使之就范。第一，将章奏不下发内阁，不做处理，称为“留中”。第二，通过宦官传示口谕，规定票拟内容；或在票拟上呈批朱时，加以删改，称为“改票”；或径由内批，称为“中旨”。这类事例在明代史籍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如嘉靖朝素称“阁臣用事”，亦“未必尽由内阁票拟。臣下有所匡救，例曰：已有旨了；有所论建，例曰：该衙门知道。成命一下，百挽不回”⑿。至于以宦官传意拟旨更成贯例。黄宗羲谓：“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⒀。许多史料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皇帝把持操纵内阁票拟的情状。
“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是皇权控制阁权的又一重要措施。表面上看，章疏“实封达御前”或先“关白内阁”，只是文书周转程序先后不同，但实际上这一点对于皇帝控制政府行政活动却至关重要。在传统丞相制度下，百官奏事均先经丞相审定，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然后报请皇帝批准。由于丞相“总百官，揆百事”。总理全国政务，所以只要所请之事不损害皇家的根本利益，一般均可获得皇帝的允准。正因如此，丞相才有可能专权擅政。明初胡惟庸为相，“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⒁。明太祖罢废相制之前，先于洪武十一年三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⒂，并非事出无因。
再者，“不为置僚属”，自然也就“亡所治”。阁臣没有属吏，实际上也根本无法去行使所谓的“相权”。从历代正史《职官志》来看，汉、唐、宋、元、乃至明初的中书省丞相都配置有大批掾属。西汉相权最重，丞相府属官多达300余人。丞相正是在众多僚属的协助之下，才有可能履行其“总百事”的职责。汉代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⒃，权力极大。明初中书省，亦“法度之本，百司之所禀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⒄，以阁权与之相比，曷可同日而语哉！
那么，内阁大学士的职任是否仅类同于“开府之书记”呢？考诸史籍，这种说法显然是过低地估计了内阁的作用。第一，洪、宣之后，内阁大学士品位尊崇，位极人臣，为百僚率。“迨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望益尊。”“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到六部之上。”⒅第二，内阁大学士为天子简任的亲信大臣，参预机务，具有议政权和一定的中枢决策权。“太宗入践，开内阁于东角门，镜翰林待诏解缙……等入直文渊阁，为耳目腹心。日百官奏事退，内阁臣造ｙǐ＠⑵前密勿谟画，率漏下数十刻始退。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秩五品，而恩礼赐赍与尚书埒。”⒆永乐时，解缙、杨士奇等都曾参预“立储”密谋。“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又以定储议，为汉王高煦所忌，遂致败。”⒇“帝北征，士奇仍辅太子居守。汉王谮太子益急。帝还，以迎驾缓，尽征东宫官黄淮等下狱。士奇后到，宥之。召问太子事，士奇顿首言……帝意解。”(21)而杨廷和则有“定策功”。武宗死，“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梁储、蒋冕、毛纪咸赞之，乃令中官入启皇太后，廷和等侯左顺门下。顷之，中官奉遗诏及太后懿旨，宣谕群臣，一如廷和请，事乃定”(22)。明中叶以后，天子虽不与群臣相接，但内阁通过票拟制度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治决策。“自嘉靖以来，人主罕与群臣廷决，事之可否，悉取裁于票拟。”(23)得到皇帝特殊信任的阁臣，其言甚至可以进退大臣。如天顺年间首辅李贤，“帝既任贤，所言皆见听。所荐引年富、轩＠⑶、耿九畴、王ｈóｎｇ＠⑷、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绍等，皆为名臣”(24)。据上可知，阁权绝非“开府之书记”可比。
二
考察明代阁权与皇权的关系，主要应从两个方面来加以把握和理解。
第一，阁权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完全从属于皇权。阁权只有通过皇权的批准或与皇权相结合，才会具有政治功能。无论是“密勿谟画”，还是“票拟批答”，如不经皇帝“批红”就不成其为权力。换言之，阁权不过是皇权的外延和扩张而已。这种权力属性决定了内阁大学士对皇帝的政治依附关系。下面列举明代几位“权相”的“行状”以为佐证。杨荣历事四朝，是明成祖最宠信的阁臣。其所以能“导帝意”，是由于“进谏有方”。他说：“事人主自有体，进谏贵有方。譬如侍上读〈千文〉，上云…天地玄红?，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尝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黄?不可为…玄红?？遽言之，无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询问，则应之曰：臣幼读〈千文〉，见书本是天地玄黄，未知是否？”(25)严嵩任职内阁20年，弄权蠹政，靠的是“独得帝款要”。“惟嵩独承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敌嵩得逞志。然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嵩父子独得帝款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⑸，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26)张居正之所以能“专权擅政”，是由于得到太后、冯保等宫廷势力的支持。“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
右也。”(27)而二人“所以胶漆如一人者，仅以通慈圣一路耳”(28)。崇祯一朝更迭阁臣50人，独温体仁在位8年，任职时间最长。其固宠的手法与严嵩类似。“体仁荷帝殊宠，益忮横，而中阻深。所欲推荐，阴令人发端，己承其后。欲排陷，故为宽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为之移，初未尝有迹(29)。由上可见，阁权必须假借皇权，方能“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由于阁权轻重以皇帝意志为指归，故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因人因时而异，相差悬绝。万历朝首辅赵志皋曾“愤言”：“同一阁臣也，往日势重而权有所归，则相率附之以媒进。今日势轻而权有所分，则相率击之以博名(30)。这是对明代阁权所下的一个很贴切的注脚。
第二，内阁大学士通过“面对”、“密揭”、“票拟”等形式参预中枢决策，因而阁权在国家权力运作机制中，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当这种决策权得到皇权的支持和批准之后，就可以影响甚至左右政局的发展。因此阁权的主要政治功能是提高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效能。这就是内阁之所以被视为明王朝最重要的中枢权力机构的原因。《明书·职官志》曰：“太宗入践，极念机务殷重，欲广聪明措天下于理也。开内阁于东角门……”(31)说明了成祖设内阁的本意即在于加强皇权的统治效能。从明朝阁臣的出身来看，一般都与皇帝有亲密的私人关系。“历朝从龙旧臣，俱峻擢台阁。”(32)如“三杨”等人与明仁宗。“上朝罢，顾蹇义、杨士奇曰：…朕监国二十年，为谗慝所构，心之艰危，吾三人共之。赖皇考仁明，以有今日。?言已，泫然。义等亦流涕。”(33)高拱、张居正亦都以裕邸讲臣而得入阁，因此他们的“建言”对皇帝的影响力颇大。自洪、宜朝开始，亲信阁臣可以“密揭”言事，这是内阁大学士发挥“献替可否”作用的重要途径。“累朝以来，阁中凡有密奏及奉谕登答者，皆称为揭贴。其制视诸司题式差狭而短，字如指大，以文渊阁印缄封进御，左右近侍莫能窥也。然揭亦不敢数数轻进，每进揭，主上辄动色，谓左右云，阁下揭贴至矣。其重如此。”(34)明人沈德符亦言：“中外大小臣工上封事，外有通政司，内则会极门，俱有号簿，惟内阁独得进密揭，盖心膂近臣非百司得比。近日言路遂指以为奸薮，欲尽行停格，不知转移圣意全恃此一线。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35)由于内阁大学士与皇帝具有这种特殊关系，故可对政治发挥重要作用。如阁臣特别是首辅人选得当，就能大大加强皇权的效能，改良和革新国家的政治状况。著名的“洪宣之治”与“三杨”的“相业”是分不开的。“三人逮事四朝，为时耆硕。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协力相资，靖共匪懈。”(36)而李贤，“英宗之复辟也，当师旅饥馑之余，民气未复，权奸内讧，柱石倾疑。朝野多故，时事亦孔棘矣。李贤以一身耆拄其间，沛然若有余。奖励人才，振饬纲纪。迨宪、孝之世，名臣相望，犹多贤所识拔。伟哉宰相才也！”(37)武宗朝刘瑾乱政，李东阳亦不无匡救。“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38)明神宗“虚已委居正”，“宫府一体”，阁权遂与皇权结为一体，使张居正得以充分发挥“元辅”作用，推行其改革大计。“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39)
内阁的政治作用自明神宗亲政后日渐式微。朱翊钧认为张居正权力过大，以致“专权乱政，罔上负恩”(40)，于是削夺阁权，不再委政内阁。“当居正初败，言路张甚。帝亦心疑诸大臣朋比，欲言官摘发之以杜壅蔽。”(41)中岁以后，他专在宫中“静摄”，不见群臣，内阁缺员亦不补。“阁门常闭，遂成空署。”(42)万历三十四年，沈一贯，沈鲤去位，内阁仅剩朱赓一人(43)。“赓独当国，年七十有二矣，朝政日弛；中外解体。赓疏揭月数上十不能一下。”对中外章奏，朱翊钧也“强半留中”，不做处理。而“夫章奏即政事，停章奏即停政事也”(44)。于此可知万历中后期的政治如何了。明神宗虽宴居深宫，不理朝政，但猜忌大臣之心却日重。在这种情形下，内阁大臣也只能“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45)。“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6)。其时内阁制度的废坏当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至明末造，内阁更如同政治赘疣。天启朝魏忠贤专政，内阁大臣争相党附，至被人称为“魏家阁老”，此时的内阁已完全失去了提高皇权统治效能的“辅弼”作用。崇祯帝在即位之初，虽“沈机独断，刈除奸逆”，但不久“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47)。在位17年，更换阁臣竟达50人之多。对阁臣的票拟，“间不适意，则或抹或叉。阁臣必由浅之深，刑部亦由轻之重，然上意渊微，原未可测”(48)。朱由检独断专行的统治方式，实际上已切断了内阁发挥作用的途径，他真正是要“以一身独治天下”了。这种“独夫”政治，“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史实清楚地说明，在明代政治历史进程中，内阁制度建立后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洪、宣之际，皇帝与阁臣“和衷共济，君臣一体”，终而“达于至治”。明中后期的历代皇帝大都荒淫腐朽或者庸碌无为，加之宦官势力恶性膨胀，窃权乱政，明王朝“国势浸弱”。万历亲政以后迄启、祯两朝，政治发展的总趋势是，宦官集团与皇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内阁势力却
渐趋萎缩。“及后中官愈重，阁势日轻，阁臣反比厂为之下。”(49)由于内阁得不到皇权的信任和支持，也就无法实现其“辅弼”的基本政治功能，国家政治生活必然随之陷于停顿和混乱，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进程。其明代政局发展与阁权消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有清晰脉络可寻的，其中不难看出，阁权在稳定和加强明朝封建专制统治方面所起的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
三
国家政治活动是以权力结构为依托的，权力结构集中反映了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基本特点。明代权力结构是围绕皇权这个轴心来运行的，任何一个权力机构在国家权力程序中只是单一的环节，本身不具有独立或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力，只有得到皇权的允准或与皇权相结合，才能实现其政治功能。正如《明书·职官志》所言：“文武夹维，内外交应，协恭互发则指臂相随，辄断独行则龃龉不遂。防微曲算，亦可谓精详矣。”(50)明朝各个中枢权力机构以皇权为轴心，构成了一个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制约的整体权力结构，其中任何一个机构都不能自行其是。
内阁与司礼监是明王朝最重要的两个中枢权力机构，两者在政治上功用不同，各有侧重，但都是君主巩固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统治不可缺少的有力工具。考察明代权力结构，其组织形式及权力运作机制都明显不同于以往各个朝代。最重要的两个中枢权力机构——内阁或司礼监，都不是国家最高一级行政实体，而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办事机构。内阁大学士并非主管行政或军事的执政大臣，就其职掌性质而言，虽不完全类同于前代的“中朝官”，但两者之间亦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大学士直舍即所谓内阁也。在午门内，东南隅外。”(51)“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52)“而大学士称近臣，不为置僚属，无所治。”(53)司礼监太监是宦官首领，皇帝的家奴。因此，明代中枢权力机构是由与皇帝关系极为密切的宦官和“侍从近臣”组成的。
洪武十三年罢相后，皇帝“总揽乾纲”。“事皆亲决”。皇权兼并了相权。皇帝不仅握有最高决策权，而且还要负责领导和监督政府各部门的日常政务工作，其负担之重是可想而知的。据给事中张文辅所言，朱元璋8 天之内需处理的公事多达数千件。“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扎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54)这样，尽管“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55)，但政务处置仍难免有失当之处。以致明太祖“每多自诲之时，辄有无及之叹”(56)。因此，废除丞相制度虽然达到了集权于君主一人的目的，但同时也带来了政府行政效能下降的问题。雄才大略如朱元璋、朱棣辈尚可勉强应付，其自幼“生长深宫”的子孙显然是无能为力了。这一点朱元璋本人也很清楚，他说：“自古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人情，周物理，故处事咸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少有不谬者。”(57)而内阁制度正是明代皇权政治中君主集权与行政效能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这一新型中枢权力机构是明统治者的一个创造，内阁与以往中枢权力机构之间的最大差别是，由于内阁大学士参预议政和中枢决策过程。可以大大提高皇权的统治效能，但阁权的运作机制又制约和规定其不能游离于皇权控制之外。这也是内阁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最后，就内阁大学士职任的“正名”问题再赘加几笔。
自秦汉迄明初，宰相制度几经变革，相权的构成及运用方式前后差别亦较大。然而“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58)。即宰相作为中央政府首脑，全面负责处理国家日常政务这一基本职能却始终未变。这也是相权与阁权性质不同之所在。
在明代史籍和近人论著中，多称阁臣为“相”、“宰执”、“相臣”，或直呼为宰相。这种称谓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内阁大学士的职掌和权力。如就阁臣的官级品位和政治地位而言。“阶晋公孤”，“位极人臣”，与宰相并无二致，但两者的职责权限却有巨大差异。曾在万历、天启两朝任职首辅的叶向高说：“昔之宰相，事得专行，故不必于谋议。今之阁臣，虚冒相名，自票拟而外，毫无事权。苟中有所见，而默无一言，是并谋议而失之矣。”“我朝革中书省，散其权于六卿，阁臣供票拟之役耳。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即其大者，如吏部之升除，兵部之兵马，法司之问断，阁臣得而参之否？今议者责臣等以推诿，望臣等以径行。臣等亦曾从条陈中间有拟允，而部中之沉搁如故，臣等不得而强也。”(59)而张居正之所以能“压制六卿”，是由于他得到内廷的支持。“神宗冲龄践阼”，“虚已委居正”(60)。这时张居正已不是在行使相权，而是据内阁代行皇权了。他本人就说过：“言者以臣为擅作威福，而臣所以代主行政者，非威也，则福也。取其近似而议之，事事皆可以作威，事事皆可以作福。”(61)故王世贞谓严嵩、张居正权逾宰相。“……而至嘉靖中遂操丞相之柄而出其上，万历初遂并人主之尊而兼其详，势重矣。”(62)但这类“权臣”在明代内阁制度史上仅此两人而已，并且都有特定的皇权背景，不足以说明嘉靖时期阁权已转化为相权。严嵩、张居正等最终都难免遭到皇权的打击。“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
卒致祸发身后。”(63)叶向高曾论及此：“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之职掌，终以取祸。臣备员六年，凡百皆奉皇断，分毫不敢欺负；部务尽听主者，分毫不敢与闻。”(64)
说明和界定某种权力的政治学概念主要应根据其性质和运作机制。阁权的基本特点是无法游离于皇权之外但又能大大强化皇权的统治效能。我们在讨论明代阁权时，不必拿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某种权力形式来作硬性比附。从内阁的职任、权限及在明代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应是一种新形式的中枢权力机构，是明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根据统治需要而创立的，并逐渐加以发展和完备。由于阁权只有通过皇权的作用才能实现其政治功能，故阁权的轻与重及其参预中枢决策的广度和深度，都取决于它同皇权的关系。换言之，即取决于皇帝对阁臣的信任程度及使用方式。正因为如此，在明朝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内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相差悬绝。笔者认为，“辅臣”或“辅相”这种称谓，比较恰当贴切地反映了内阁大学士的职掌、权力及其与皇帝之间臣属关系的特点。朱元璋在罢相之后曾说过：“朕尝思之，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65)在此他显然是将辅臣作为不同于宰相的职务来看待的。明宪宗亦曰：“内阁儒臣，所以辅朕裁处万机者。”(66)弘治朝内阁大学士刘健疏谓”“窃惟内阁之职，所以承德弼违，献可替否，辅佐朝廷裁决政务，与百司庶府职掌不同。中间事情，诚为秘密。”(67)崇祯帝对其阁臣申明：“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躬，调和在卿等。”(68)所谓：“调和”，无非是指阁臣应作为皇帝与部院之间的中介，发挥协调政务的作用。总之，上述说法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内阁大学士系皇帝个人政务助理的概念。王世贞有一段话很恰如其分地刻画出了阁权的微妙之处，兹转录如下，作为本章的结束。“夫阁臣，于礼至贵倨也，视百司乃无重相压，何以相称焉？其喜怒借上意，故上不嫌逼也；威福间己意，故下屏息也；创白由六曹，故难不与也；取以诏行，故众无敢訾也。贤者当之不见迹而治，不肖者当之不及败而乱，此在人主择矣。”(69) 注：
⑴《明史》卷210《赵锦传》。
⑵王世贞：《ｙǎｎ＠⑹山堂别集》卷45。
⑶《明史》卷109《宰辅年表》。
⑷⒀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
⑸傅维麟：《明书》卷30《内阁辅臣部院正卿年表》。
⑹⑺⑻⒅(52)《明史》卷72《职官志》。
⑼《明史》卷109《宰辅年表》。
⑽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3《内阁》。
⑾《续文献通考》卷52《职官考》。
⑿《嘉靖实录》卷29。
⒁(26)(29)《明史》卷308《奸臣传》。
⒂(33)夏＠⑺：《明通鉴》卷6、卷18。
⒃《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
⒄《明太祖实录》卷38。
⒆(31)(50)傅维麟：《明书》卷65《职官志》。
⒇《明史》卷147《解缙传》。
(21)(36)《明史》卷148《杨士奇传》。
(22)《明史》卷190《杨廷和传》。
(23)孙承泽：《山书》卷8。
(24)《明史》卷176《李贤传》。
(25)叶盛：《水东日记》卷5。
(27)《明史》卷305《宦官传》。
(2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9。
(30)《明史》卷219《赵志皋传》。
(3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0。
(34)《历代职官表》卷4《内阁下》。
(3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7。
(37)《明史》卷176《李贤传》。
(38)《明史》卷181《李东阳传》。
(39)《明史》卷114《后妃传》。
(40)谈迁：《国榷》卷72。
(41)《明史》卷225《要巍传》。
(42)《明神宗实录》卷352。
(43)《明史》卷219《朱赓传》。
(44)《明神宗实录》卷389。
(45)《明史》卷218《申时行等人传赞》。
(46)《明史》卷21《神宗本纪》。
(47)(55)《明史》卷24《庄烈帝本纪》。
(48)(58)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
(49)《明史》卷95《刑法志》。
(51)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3《内阁》。
(53)王圻：《续文献通考》卷90《职官考》。
(54)《明太祖实录》卷165。
(55)《明史》卷162《尹昌隆传》。
(56)《皇明文衡》卷6《解缙大庖西上皇帝封事》。
(57)《明史》卷115《兴宗传》。
(58)《宋史》卷161《职官志》。
(59)《明经世文编》卷462《纶扉奏稿》卷2。
(60)(63)《明史》卷213《张居正传》。
(61)(64)《明神宗实录》卷46、卷501。
(62)王世贞：《ｙǎｎ＠⑹山堂别集》卷46《中书省表》。
(65)《明太祖实录》卷133。
(66)《明宪宗宝训》卷1。
(67)《明孝宗实录》卷154。
(68)文秉：《烈皇小识》卷7。
(69)王世贞：《ｙǎｎ＠⑹山堂别集》卷45《内阁辅臣年表序》。【作者简介】上海师大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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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上部医加殳下加糸
＠⑵原字为户下加衣
＠⑶原字为车右加儿的繁体字
＠⑷原字为立右加宏的下部
＠⑸原字为女右加微去彳
＠⑹原字为合下加弁的下部
＠⑺原字为亵的上部下加燮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1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060 【摘要】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53～159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103 【标题】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 【作者】田澍 【作者简介】田澍1964年出生，甘肃通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元璋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出版《朱元璋传》（合著）、《宦官》等3部专著，并在《文史》、《光明日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1999年被评为“甘肃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并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2000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奖。 作者单位：西北师大 【正文】 祖制与革新是中国古代社会里长期存在着的一对矛盾，处理不好必将引起政治的混乱乃至王朝的崩解；处理得当将对革新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嘉靖前期革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地认识祖制与革新的利弊关系，纠正将祖制与革新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 一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提起“祖制”，多数人将其视为僵化和陈腐的代名词，并把祖制与革新简单地对立起来，把抨击祖制者誉为改革者，把维护祖制者斥为保守者。事实上，祖制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包括某一王朝立国的根本制度，又包含各项具体的、行之有效的行政法规。显然，不可能在全盘否定祖制的前提下来顺利地推进任何改革。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改革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王朝更替时的因革，二是某一王朝内部的鼎新。两者之中，以王朝更替时的因革较为剧烈，其显著表现就是对文物典章的重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绝不是与前朝体制的断然决裂，而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史籍中所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金承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等等，就是此意。改朝换代时的变革如此，王朝内部的变革更不例外。换言之，任何革新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写字，而是与继承形成了矛盾的统一体。离开了继承，就不可能有革新。 在正德、嘉靖之际，明代上层人事更迭，时政因此发生巨变。世宗与“大礼新贵”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对洪武祖制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给予新的诠释和认识，并以其为利器，将有违祖制的重大弊政尽可能地予以革除，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长期以来，学界一味地推崇杨廷和在武宗暴卒之后所推行的所谓“嘉靖新政”，把杨廷和等人在匆忙中拟定的世宗即位诏书视为其推行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实，这种以即位诏书来确定革新的作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从明成祖开始，明代诸帝皆有革除前朝部分弊政的即位诏书，以示更新。如果把世宗即位诏书视为革新纲领的话，那么，其他诸帝的即位诏书皆可如此对待了。与大多数君主的即位诏书一样，世宗即位诏书的除弊对象仅仅局限于正德元年正月至十六年四月之间的部分败政（不包括弘治十八年五月至十二月间的武宗乱政），弊政款数虽多，但其结构与内容并无特殊之处。所不同的是，杨廷和等人是打着恢复孝宗政治的旗号来推行所谓嘉靖新政，把纠正武宗的部分乱政当作其最高的政治理想，故不愿也不敢追溯正德弊政的源流。更甚者，他们公然割裂孝宗弊政与武帝弊政之间的联系，敦促世宗效法孝宗而革除武宗弊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孝宗与明太祖相提并论，并为此而引发了“大礼议”。李洵先生曾精辟地论道： 杨廷和一派所提出的议礼方案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不使世宗以藩王独立系统继承皇位，而必须纳入孝宗以来的统系，在政治上必须继承孝宗的政策，执行孝宗的制度。这在杨廷和一派炮制的即
毕业论文管理规定 （2008）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法律与政治系 目录 1、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管理办法（2008）------------------------------- 1 附件： （1）法律与政治系毕业论文文本规范---------------------------------------------- 8 （2）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工作进程----------------------------------------13 （3）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答辩程序----------------------------------------16 附表： （3）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任务书-------------------------------------------19 （4）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21 （5）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承诺书-------------------------------------------25 （6）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成绩考核表-------------------------------------26 （7）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评分表-------------------------------------------28 （8）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答辩成绩评定表-------------------------------------31（9）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答辩成绩汇总表-------------------------------------32（10）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答辩会议记录--------------------------------33 （11）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变更申请表------ ----------------35
毕业设计（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承诺：所呈交的毕业设计（论文），是我个人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组织已经发表或公布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我为获得及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学历而使用过的材料。对本研究提供过帮助和做出过贡献的个人或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日期： 指导教师签名：日期： 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毕业设计（论文）的规定，即：按照学校要求提交毕业设计（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学校有权保存毕业设计（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提供目录检索与阅览服务；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数字化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在不以赢利为目的前提下，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作者签名：日期：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日期：年月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涉密论文按学校规定处理。 作者签名：日期：年月日 导师签名：日期：年月日
南开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学院考试卷 2014-2015年度秋季学期期末《经济法》 主讲教师：李建人 学习中心：专业：市场营销 姓名：邓辉学号：成绩：___________ 一、请同学们在下列题目中任选一题，写成期末论文。 1、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2、全口径预算管理法律制度研究 3、预备费法律制度研究 4、政府预算信息主动公开法律制度研究 5、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法律制度研究 6、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功能 7、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研究 8、证券监管“老鼠仓”法律问题研究 9、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形态研究 10、论消费者的后悔权 二、论文写作要求 论文写作要经过资料收集，编写提纲，撰写论文等几个步骤，同学们应结合课堂讲授内容，广泛收集与论文有关资料，占有一定案例，参考一定文献资料。 三、最终提交论文应包括以下内容： 1、论文题目：论文题目应为授课教师指定题目，论文题目要求为宋体三号字，加粗居中。 2、正文：正文是论文主体，应占主要篇幅。论文字数一般在2500－3000字。论文要文字流畅，语言准确，层次清晰，论点清楚，论据准确，有独立见解。要理论联系实际。引用他人观点要注明出处，论文正文数字标题书写顺序依次为一、（一）、1、（1）①。 正文部分要求为宋体小四号字，标题加粗，行间距为倍行距 3、参考文献，论文后要标注清楚参考文献附录（不少于3个），参考文献要注明书名作者、（文章题目及报刊名称）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序号使用〔1〕〔2〕〔3〕……。参考文献部分要求为宋体小四号字。 四、论文提交注意事项： 1、论文一律以此文件为封面，写明学习中心、专业、姓名、学号等信息。论文保存为
二、明代文学发展概况 （一）明代文学分期 明代文学以嘉靖时期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明前期文学的著名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戏曲、小说成就较高，《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的问世，以及一些南戏改编作品，为明后期小说、戏曲的繁荣准备了一定条件。 明后期，小说和戏曲再现辉煌。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如徐渭和《四声猿》、汤显祖和《临川四梦》、吴承恩和《西游记》、兰陵笑笑生和《金瓶梅》、冯梦龙和《三言》、凌濛初和“二拍”等。在诗文方面，最突出的是公安派。 （二）俗文学地位的提高和繁荣 在传统文学观念中，人们一向把诗歌、散文等雅文学视为正宗，而把小说、戏曲等俗文学视为鄙野之言，甚至是淫邪之辞。明初，朱元璋还制定了压抑通俗文学的政策。但是，后来出于最高统治者自己享乐的需要，他们又往往破坏了某些禁令。朱元璋就喜欢听平话，特别是后来承平日久，荒淫无耻的帝王们在寻欢作乐之余，对小说、戏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正德皇帝爱看《金统残唐记》，万历皇帝爱看《水浒传》，上行下效，朝廷大臣、文人学士也开始爱好俗文学。这为俗文学地位的提高和繁荣，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明代从理论上肯定俗文学的价值从李梦阳赞扬民歌开始，到嘉靖以后，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都为俗文学大声疾呼。李贽把《西厢》《水浒》称作“古今之至文”（《童心说》），袁宏道将词、曲、小说与《庄》《骚》《史》《汉》并提，称《水浒》《金瓶梅》为“逸典”（《觞政》）。冯梦龙认为小说比《论语》《孝经》的感染力“捷且深”。这些言论，在当时都无异于振聋发聩，对俗文学繁荣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明代俗文学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小说的勃兴。长篇章回小说的发展，以《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这“四大奇书”为主要标志。短篇小说以“三言”“二拍”为突出代表。其次是戏曲的兴盛。由宋元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是明代戏曲的主流。明前期传奇，总的色彩比较黯淡。嘉靖以后，“三大传奇”陆续问世；“四大声腔”中，昆山腔、弋阳腔异常火爆。涌现了汤显祖、沈璟等一大批剧作家和曲论家，杰出的《牡丹亭》把传奇剧的创作推向了高峰。随着南戏传奇的繁荣，北区杂剧也开始了蜕变。明初皇室作家朱有炖，率先打破元杂剧一本四折、一人主唱的惯例，开创了对唱、合唱、接唱等形式，甚至有南北合套的体式。明中叶，出现了明代首屈一指的杂剧作家徐渭和他的《四声猿》，展示出明杂剧的特殊风貌。 （三）对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 俗文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文学特性的进一步认识。主要表现在：一是高度重视文学的情感特征；二是清晰认识文学的“虚”“实”关系；三时开始关注人物的性格刻画；四是更加注重文学语言的通俗易懂。 （四）众多的文学群体及文学的论争 1、不同的文学群体形式 明代文学集团林立，流派纷呈。标新立异，争讼不息。明初以“三杨”和李东阳等台阁文人为核心的群体，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成，其性质属于兴趣型；中叶以后的文人集团，如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等，都各有鲜明的理论主张，其团体性质属于主张型；万历以后，国事日非，文人结社多指斥朝政，臧否人物，党同伐异，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如复社、几社等，这类团体属于政治型。 2、明代文学论争的特点 最受人注目的是“主张型”的文学团体的论争。其特点是：各有明确的文学主张；都有较强的革新意识。另外也有故意标新，矫枉过正，拉帮结派，不容异己的霸气倾向存在。当然，正常的论争可以促进文学的创作，如“唐宋派”的创作，“沈汤之争”后的情形都是。
不安抗辩权的优势与不足 ——从一则案件阐述不安抗辩权的优势 [摘要]买家是国外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但是世事难料，连这样实力雄厚的买家也申请破产保护，这令东莞出口商A公司负责人始料未及。货已经发出，而钱没有收到，该公司陷入钱货两空的尴尬境地。 遇到这样的情况，出口商该怎么样保护自身利益呢？中国出口信保东莞办事处综合部主管陈健指出，A公司完全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保护自身权益 [关键词]不安抗辩权、合同法 一、案件回放：买家破产, 出口商钱货两空 A公司负责人介绍，2013年6月10号A公司与国外纳斯达克上市公司B签订软件产品出口合同。合同约定，A公司于2013年9月8号前装船发货，B公司到港后90天内付款。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2013年7月—8月间，B公司由于资本运作失败，股价一路下跌，财务状况明显恶化。 A公司在得知这些负面信息后，仍认为自己应该严格履行合同。便于2013年9月初安排装船发货，没有想到的是，B公司提货后一个月，向当地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致使A公司“钱货两空” 二、案件分析：出口商有权中止履行义务 中国出口信保东莞办事处综合部主管陈健分析这一案件表示，A公司完全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保护自身权益 陈健介绍，不安抗辩权，也称“先履行抗辩权”，是指在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双方合同中，应当先履行的一方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对方在履行期限到来后，将客观上不能或者主观上不会履行其义务，在对方没有提供必要担保之前，有权暂时中止自身义务的履行。 虽然“不安抗辩权”和“后履行抗辩权”同样适用于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双方
合同。但二者保护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不安抗辩权”主要是为了保护先履行的一方，或者说该抗辩权主要是由先履行一方所享有的权利；而“或履行抗辩权”主要是为了保护后履行的一方，或者说该抗辩权是由后履行一方所享有的权利。 出口商通过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履行合同，可以“阻却”其不履行行为的违法性，但是行使这行权利的前提是出口商有确切证据证明买方的履行意愿或者履行能力确实发生了足以危及到合同正常履行的危险，否则出口商难以被豁免违约责任。根据我国合同法第68条的规定，出口商根据合同约定负有先履行义务时，如有确切证据证明进口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债务：一是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是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是丧失商业信誉；四是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出口商根据上述条件行使“不安抗辩权”时，必须将其中止合同履行的事实及时通知进口商。如果对方能够提供适当担保，出口商应当恢复合同的履行。合同中止履行后，如果进口商在合理的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出口商可以选择解除合同，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三、案件启示：及时使用“不安抗辩权” 陈健说，在这一案件中，虽然按照合同约定，A公司有在9月8号前装船发货的先履行义务，但是A公司通过查询上市公司公开信息，早已获知B公司江河日下的股市表现和严重恶化的财务状况，即已有确切证据怀疑B公司未来的履约能力，却未主张行使“不安抗辩权”要求暂时中止履行合同，或者要求B公司提供适当的付款担保确保合同债权的实现，仍然安排货物装船出运。最终，因为B 公司申请破产保护，A公司“血本无归”，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十分可惜。 这告诫所以遇到此种情形的外贸企业，一定要在必要时拿起“不安抗辩权”这个武器，保护自身权益。1 四、综合总结不安抗辩权的优势 （一）通过熟知合同法，将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相结合，我们就会得知，在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中隐含的有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依据。2此外，笔者认为，假使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未遵循诚信的原则，使的正在使用不安抗辩权的一方当事人获得“诚信解约权”的同时，也使的后者的当事人实际 1朱丽芳：《行使不安抗辩权》，东莞日报2013年版。 2张谷：《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之比较》，《法学》1993年版。
毕业论文管理规定 （2008）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法律与政治系 目录 1、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管理办法（2008）-------------------------------1 附件： （1）法律与政治系毕业论文文本规范----------------------------------------------8 （2）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工作进程----------------------------------------13 （3）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答辩程序----------------------------------------16 附表： （3）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任务书-------------------------------------------19 （4）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21 （5）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承诺书-------------------------------------------25 （6）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成绩考核表-------------------------------------26 （7）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评分表-------------------------------------------28 （8）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答辩成绩评定表-------------------------------------31（9）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答辩成绩汇总表-------------------------------------32（10）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答辩会议记录--------------------------------33 （11）法律与政治系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变更申请表----------------------35
我对消费者后悔权的理解 目前中国还没对消费者后悔权设立明确的法律规则，而通过查阅资料，我可以了解到，去年10月，我国将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5年立法规划，而对于消费者后悔权的规定，将有三类产品适用消费者后悔权。 首先，消费者后悔权通常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后的一定时间内，可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把商品无条件地退回给经营者，并不承担任何费用。所以消费者后悔权是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的延伸，这也是适用于信誉良好的商品市场。在迎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一次大修，适用消费者后悔权的三类产品是网上交易；先交钱后签合同的消费行为；交易额巨大的消费行为，比如购买汽车、房屋等。同时，电视直销的产品也应适用消费者后悔权的制度。消费者后悔权制度又称冷静期制度，在实施后悔权制度的同时也需增加消费者安宁权制度，增加公权力的行为保护。 消费者后悔权是因为有其优势，才可以在《消法》的大修中得以提出并有望在未来实施。此修改是意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免受信息不对等导致对消费者权益的伤害。所谓信息不对等是指市场交易的各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买卖双方所掌握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质量等信息不相同，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消费者后悔权的设立一方面有利于市场公平，有利于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确实在信息不对等的时候的保护到消费者的权益，造福于消
费者。 然而反对后悔权制度的设立的呼声还是有的，设立消费者后悔权制度的做法，其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种做法却是对合同“意思自治”精神的违背和破坏，不利于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也不利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消法》赋予消费者“后悔权”，本意是担心由于消费者和商家在对产品相关信息了解上的不对等，导致消费者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致使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经阅读资料，原来在《合同法》中已有规定，如果赋予消费者“后悔权”，可能会带来以加大对合同欺诈行为的打击力度、加重其赔偿责任的方式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的后果，那样对于卖方就不公平了。 综上所述，对于消费者后悔权，我做出这样的理解，一方面，设立消费者后悔权，在特定的产品上是有必要的，这样不仅可以保护到消费者的权益，而且企业对消费者可诚信就有了生存空间，使得市场的竞争力加强。而另一方面，在适用“后悔权”的时候，必须有谨慎的规定，使消费者不得滥用后悔权，不然则会导致市场经济受挫，不公平的现象还是会出现的。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2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3540 【摘要】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0204 【原刊页号】141～14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206 【标题】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英文标题】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SHI Xiao-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do ng, Jinan) 【文章日期】2001－12－10 【作者】时晓红 【作者简介】时晓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 时晓红（1963－），女，山东沂源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 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 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 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 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英文摘要】T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Japan Kan-He Trade in th e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 od, Kan-Hetrade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t from Jap anese government to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kind of trade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which ca 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Hetrade.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 troy Japanese pirates, China-Japan Kan-He trade wasrestored from the eight h year of the XUANDE period.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superior posi tion in the Kan-He trade,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nasty, t 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Kan-He trade was cut off ag ain duringthe JIAJING period. 【关键词】明代/勘合贸易/倭寇 Ming Dynasty/Kan-He trade/Japanese pirat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4－0141－05 一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 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 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 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 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一时间，“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1］（《成祖本纪》） 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15年。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明成 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 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 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合同履行中的不安抗辩权与后履行抗辩权 浅析 合同履行中的不安抗辩权与后履行抗辩权浅析时间：2016-04-11 13:48:30本文内容及图片来源于读者投稿,如有侵权请联系xuexila888@https://www.doczj.com/doc/522166060.html, 炜杭我要投稿不安抗辩权，指当事人互负债务，先履行的一方有确切证据表明另一方丧失履行债务能力时，在对方没有恢复履行能力或者没有提供担保之前，有权中止合同履行的权利。后履行抗辩权是指在双务合同中应当先履行的一方当事人未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到履行期限的对方当事人享有不履行、部分履行的权利。下面由为你就案例详细介绍这两者的相关法律知识。 合同履行中的不安抗辩权与后履行抗辩权浅析：一、案情介绍1996年5月23日甲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与乙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签订了《电梯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乙公司向甲公司订购美国某品牌全进口电梯两台，合同总价款CIF 上海270，000美元，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为：合同签订后乙公司支付定金54，000美元;乙公司在收到甲公司设备到港单据后15日内支付202，000美元;设备到岸后15日内再支付13，500美元。 合同签订后甲公司从美国为乙公司订购了上述电梯设备，并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运送到上海，在1996年12月将供齐。但乙公司仅按合同约定支付了定金54,000美元，却未按合同支付后两笔货款，
虽经甲公司多次催要，乙公司也多次作出还款保证，但其仅在1998年8月27日支付21，600美元，余款始终未付。 同时，在此期间由于乙公司没有支付能力，甲公司与乙公司协商先不交付电梯，而是由甲公司将电梯储存在某仓库，待乙公司付完全款后再提货。甲乙双方的合同第11条约定：凡有关本合同或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一切争执应通过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则应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A分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按照其规定的仲裁程序暂行规定在A市进行仲裁。甲公司遂按照该仲裁条款于1999年11月23日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仲裁委依法裁决乙公司支付所欠货款、违约金及由甲公司代垫的仓储费用等。 二、仲裁和审判过程 在甲公司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后，乙公司提交答辩的同时提起仲裁反申请。乙公司的主要答辩意见为：甲公司违反《电梯销售合同》第3条第2款的约定，未向乙公司提供设备到港的单据文件(包括海运提单、发票、质量保证书、装箱单、原产地证明书)，而合同约定乙公司在收到甲公司的单据文件后十五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5%，即202，500美元。乙公司认为根据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条件及付款期限，其付款义务是属于《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的附条件的和附期限的民事行为，只有在所附条件成就时或所附期限届满时，乙公司才能履行付款义务，但事实上由于合同所附的条件一直未成就，所以乙公司自然就不能履行付款的义务。同时其仲裁反
浅议无权处分(一) 无权处分行为在民法上如何规范调整，一直是困饶立法者、司法者和法学家们的一个难题，台湾著名的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就曾认为：出卖他人之物可谓是法学上的精灵，困饶实务界数十年。为期驯服。非彻底研究其本性，不克济事。①并三度着文专门论述“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这一法律问题。《合同法》初颁之际，关于第51条的讨论研究轰轰列列，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无权处分行为定性为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似乎已成通说。 我们先来看看无权处分的历史演变， 一、无效——效力待定——有效：社会历史视角中的无权处分。 马克思有这样一句话，大意是，我总是将法律放在历史和哲学之后。对无权处分行为在我国立法上的演变进行一番探讨，也许可以和“法学上的精灵”近距离的接触一番。 80年代末的《民法通则》是我国目前最具深远影响的一步民事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它确实起到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民法通则》第一条）的作用，但对出卖他人物品的行为没有具体定位。法律自公布之时，即与时代脱节，更何况“精灵”是极其狡黠和古怪的，竟逃离了立法者的眼睛，这样立法者就将发现和处理“法学中的精灵”的空间留给了司法者。但是司法者在对出卖他人物品的行为的认识上，它还是及其粗糙和“野蛮”的：出卖他人之物，这还了得，对物品有处分权的人必须是物品的所有权人，出卖他人之物，是越俎代庖，不仅干涉了他人对物品的所有权，还使得合同的履行不可能，此行为当然无效。处理的依据就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第８９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 ９０年代末的《合同法》堪称是市场经济中的基石之作，它的“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功效有目共睹。其中第５１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被众多的法学人士认为是建立了我国效力待定合同的先例。主流的观点认为：将出卖他人之物认定无效合同，是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粗暴干涉，你尚未征询权利人的观点，就主观的认定此合同无效，既不利于当事主观意志的自由表达，也不利于物品的充分流转。将无权处分的合同确定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堪称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 《合同法》颁布的5年之后，似乎“风向”又有点不对了，在这部论文集中，决大多数学者开始认定无处分权的人与他人订立的合同是完全有效的合同，如果是效力待定，也仅仅是处分行为的效力待定。合同完全是缔结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合同双方当然有权决定合同的内容，我愿意出卖他人的物品，法律你管的着吗？如果我不能履行合同，可以用违约责任来处理我呀？而且我心甘情愿，为什么说我与他人签订的合同无效呢，这不是过分的干涉了我的自由了吗？ 无效——效力待定——有效：通过对这一民法学上的问题进行一番极其有意思的历史、社会学上的观察和思考。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子，看到民权的自觉和私法自治意识的苏醒。 二、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无权处分中的任督二脉 讨论无权处分，首先必须将什么是无权处分弄清楚，因为只有在共同的基点上，才有可能进行学术的交流和碰撞，因此无权处分行为的定义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本书的逻辑基础。要弄清楚无权处分，必须先打通民法上的任督二脉——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② 在处分行为，意义众多，最广义的意义既包括事实上的处分。也包括法律上的处分，事实上的处分就是对原物体加以物质形变、改造或是毁损的行为，比如拆屋重建，而法律上的处分除包括负担行为外也包括处分行为。而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也同属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指以发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的法律事实，它可以分为负担行为、处分行
第25卷第3期2011年6月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Jo urnal of Jilin Province E co no m icM anage m ent Cadre College Vo.l 25No .3 June 2011 论无权处分的法律效力 王素娟1 ,杨彦浩 2 (1.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河南新郑451150;2.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南郑州450000)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王素娟(),女,河南省新乡市人,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法学院助理教师,法学硕士。 [摘要]无权处分的法律效力一直就有争论,相关论文也非常多。在主张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区分对待和坚持物权行为有因性的前提下,对无权处分的法律效力加以区分控制。[关 键 词]无权处分;物权行为;债权行为;有因性;无因性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657(2011)03-0073-04 一、无权处分的内涵 无权处分行为就是处分人在对被处分的物或者权利没有处分权时所实施的行为。无权处分中存在以下三类的法律关系:首先无权处分人与原权利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侵权、违约、不当得利;其次原权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主要是关于被处分权利的归属问题,如果被处分的权利没有发生变动,原权利人依然保有权利,而第三人占有被无权处分的物,原权利人可以对其主张原物返还请求权;最后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转让合同无效时,如果无权处分人有过失则可能是缔约过失责任,在合同有效时主要是违约责任。这些法律关系中,无权处分人可谓是罪魁祸首,整个法律关系的发生完全是由他的擅自处分所导致的。无权处分人的擅自处分也许并非出于恶意,如将原权利人之物误当成自己之物出卖,但从法律关系上讲,无权处分人的恶意与否并不影响对他在法律上的定位。第三人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处于交易相对方的地位,根据其是否明知或应知处分人无处分权的事实,分为 恶意与善意。法律对善意第三人与恶意第三人实行区别对待原则。原权利人在无权处分中可以说是受害者,他的受害不仅表现为对自己的物不能通过自己的意思进行控制,还有可能引起所有权的丧失或相应的经济损失。 二、分析无权处分法律效力的理论前提(一)应以利益平衡为原则处理因无权处分而引起的法律关系 利益平衡的准则应当依据法律所要求的公正和秩序目标。在民法上,公正是对作为权利核心的私人之特定利益的确认和保护,秩序是民事生活自身进程的和平、稳定与安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就利益享有的预期包括两种:一种为利益享有的稳定之预期,即静的安全;一为利益取得确定之预期,即动的安全。在相互对抗的两种利益中,一种为公正的载体,一为秩序的载体。当公正与秩序发生冲突,法律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有所侧重,但总体是利益平衡原则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的运用。 3 2010 04 04 19807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522166060.html, 浅析消费者后悔权 作者：金永梅 来源：《商情》2013年第38期 【摘要】消费者后悔权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的环境下提出的，旨在进一步拓宽消费者权益保护范围，扩大该法的调整对象。本文总体的思路是首先概述后悔权制度，然后对我国建立后悔权制度的可行性进行论述，最后对立法提出建议。 【关键词】后悔权制度消费者权益构想 一、后悔权概述 后悔权制度又称为冷静期制度，最初起源于商家竞争的现代营销手段“无因退货”。主要内容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后的一定时间内，可以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不承担任何费用，把商品无条件的退回给经营者，并获取货款，目前，中国还没有明确规定后悔权。 消费者后悔权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的环境下提出的，旨在进一步拓宽消费者权益保护范围，扩大该法的调整对象。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将会导致实质正义得不到实现，法律本着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精神，将适当扩大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降低消费者的举证负担，提高经营者的举证责任。若消费者称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那么根据举证责任倒置，消费者无需举证，法庭将会要求经营者举证证明争议商品不存在质量问题。 二、中国建立消费者后悔权制度的可行性 （一）消费者后悔权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 消费者后悔权制度将会加大经营者被消费者换货、退货的风险。为避免此风险，经营者将会本着诚实守信，保证产品的质量和提供的服务，价格维持在合理范围内，进而降低风险，提升自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由此可见，消费者后悔权的设立有利于提升经营者的竞争力，从而繁荣我国的市场经济。 （二）在我国保险领域也有后悔权的规定 在我国其他领域也有一些后悔权的规定，如保险后悔权，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关于财产保险退保的条款：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应当向保险人支付手续费，保险人应当退还保险费。保险责任开始后，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可以收取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解除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剩余部分退还投保人。《保险法》第六十九条关于人身保险退保的规定：投保人解除合同，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自接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未缴足两年保险费的，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可见，保险合同虽是合同的一种，但合同的忠实履行
●论述题： 简述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与演变，并举例。 一、概况： 复古是明代文学的主流和总体特色，从明朝初年的宋濂到中期的前后七子，再到明末的张溥、陈子龙等人，均是鼓吹复古的。文学复古经历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第一个复古浪潮，然后是以谢榛、李潘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的第二个复古浪潮，以及明末“言志”“崇道”思潮复兴的第三个复古浪潮。自前七子明确提出复古此命题后，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即形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的一条明显的主线。 复古文学的兴起既是对明初“台阁体”歌吟升平、文风萎靡的反拨，又是明初王学盛行、思想异动的情势之下，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对宋元以来文学审美理性化而出现的“道学体”的逆转。同时宋朝严羽的复古思想对明朝诗学家影响很大，不仅明初的高棅、李东阳深受影响，而且对明中期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有很大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对严羽复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复古实质与目的： 复古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力图恢复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的文学运动，目的是荡涤宋元诗歌之流弊，矫正台阁体之陋态，振兴儒家文化之正统，复兴汉魏高古之人品。 三、复古的动因： 1.诗歌式微：从明朝开始，以诗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形式被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形式所取代，明代的诗学家们希望探寻诗歌复兴之途。 2.社会氛围：前七子之前的弘治时期，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散文有复兴的倾向，社会上学古之风日盛，为复古运动的蓬勃开展营造了氛围。 3.发展趋势：明初文坛在“台阁体”的笼罩下，创作大多以程朱理学为基础，道学气浓厚，追求雅正平和的风格，内容贫乏，文风萎靡，而代之而起的“茶陵派”并未彻底纠正台阁体的偏颇。 四、复古运动的发展过程： ◆明初自洪武至宣德、正统的近百年间，文学思想上以明道宗经为主导倾向，诗歌创作上推崇汉魏盛唐。其代表人 模拟，借拟古而振起元末纤秾柔丽之风。 创作主张继承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学家“文以明道”的观点，注重“以道为文”的文道一 。 以盛唐为法。高棅专门编撰《唐诗品汇》，提出“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中唐 明永乐至成化年间，当时的台阁重臣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占据文坛主导地位，三杨是指杨士奇、 诗文以欧、曾为师。他们所写的诗文内容大都比较平乏，除朝廷诏令奏议外，大多为应制、颂圣或应酬、南朝宫体诗一脉相承却又有所区别。） 李 诗学汉唐的 。他的这些复古论点成为前、后七子拟古派的先 1465—1572），文坛上流派众多，互相间有融合，也有冲突，文学复古思潮日趋活跃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掀起了第一和第二次文学复古革新思潮。这期间的主要流派有前后七子和唐宋派。 1.郎署文学： 在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代表人物是邵宝、储巏。二人被视为复古运动“开启门户”的人物。 在诗文复古方面，储巏重视“法律”、“典则”，他还非常反感当时靡弱的文风，竭力倡导刚健向上的诗风。他的许多文学主张与活动，为后来的李梦阳发动诗文复古运动奠定了基础。邵宝是茶陵诗派李东阳的门生，他有着较为明确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题目浅析不安抗辩权 专业 学习中心 姓名学号 指导教师 年月日
一、文献综述 1999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通过建立同时履行抗辩权、后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制度，构筑了我国合同法完整的抗辩权制度。特别是不安抗辩权制度同时吸收了预期违约制度和传统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优点，从而成为世界各国相应制度中较为完善的制度。不安抗辩权制度的确立表明了我国合同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商务合同规则的接轨，同时，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能保障我国公司企业法人以及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损失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所谓抗辩权，又称异议权，是指权利人享有的对抗对方当事人请求权的权利。双务合同的履行抗辫权，是指一方当事人享有的对抗对方当事人履行请求权的权利。包括同时履行抗辩权、后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又称为先履行抗辩权、保证履行抗辩权，是指双务合同的先履行方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后履行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时，在对方未履行或提供担保前享有的中止合同履行的权利。不安抗辩权设立的目的在于公平合理地保护先履行方的合法权益，并通过赋予先履行方中止履行的自我救济手段，促进另一方当事人的履行。行使不安抗辩权，举证责任在先履行合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有证据证明对方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后，应当立即通知对方当事人。不安抗辩权属延期抗辩权，当事人仅是中止合同的履行。倘若对方当事人提供了担保或作了对待给付，不安抗辩权消灭，当事人应当履行合同。应当先履行合同的当事人行使了不安抗辩权，对方当事人既未提供担保，也不能证明自己的履约能力，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错误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合同法第68条、第69条的立法本意，是法律赋予当事人依法享有。中止履约权”和“合同解除权”两项不安抗辩权利．由此可见，该法所规定的不安抗辩权在性质上并非与同时履行抗辩权、后履行抗辩权一样。仅属于延期的、一时的抗辩权，它同时还具有消灭的抗辩权属性，并具有留置担保的性质．依合同法规定，只要先履行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的四种法定情形之一的，即可行使中止履约权，将自己的给付暂时保留并有权对抗对方的履行请求，以防止因自己履约后对方不能对待给付而造成损失。权利人中止履行后，不安抗辩权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消灭的抗辩权，权利人依法可以进一步行使合同解除权，消灭对方的履行请求权和合同关系。 《合同法》对不安抗辩权虽然作了较为具体规定，然有一些不合理和难以操作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不安抗辩权的存在空间规定过于狭窄。《合同法》规定不安抗辩权只通用于双方当事人履行义务有先后顺序的双务合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