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人大全文2002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3540
【摘要】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0204
【原刊页号】141～14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206
【标题】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英文标题】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SHI Xiao-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do ng, Jinan)
【文章日期】2001－12－10
【作者】时晓红
【作者简介】时晓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
时晓红（1963－），女，山东沂源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
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
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
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
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英文摘要】T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Japan Kan-He Trade in th e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 od, Kan-Hetrade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t from Jap anese government to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kind of trade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which ca 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Hetrade.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 troy Japanese pirates, China-Japan Kan-He trade wasrestored from the eight h year of the XUANDE period.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superior posi tion in the Kan-He trade,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nasty, t 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Kan-He trade was cut off ag ain duringthe JIAJING period.
【关键词】明代/勘合贸易/倭寇
Ming Dynasty/Kan-He trade/Japanese pirat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4－0141－05
一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
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
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
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
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一时间，“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1］（《成祖本纪》）
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15年。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明成
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
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
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此时的日本政府，因中国断绝其贸易往来，正常的贸易渠道被堵死，除以倭寇方式劫掠和走私贸易外，基本没有获取明朝商品的途径。由于明太祖实行武力防倭和海禁政策，倭寇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走私贸易也随之减少，致使日本幕府、各地武士及私商都感到不便，也要求改变中日关系的现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遣使赴明入贡，以换取经济领域的最大实惠。
永乐元年（1403）八月，明廷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等出使日本。九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奏说：“日本国遣使入贡，已至宁波，凡番使入中国，不得私载兵器、刀槊之类鬻于民，具有禁令，宜命有司会检。番舶中有兵器、九槊之类，籍封送京师。”明成祖认为：“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踏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赀费亦多，其各有赍，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李至刚认为兵器在民间不许私有，也不许买卖，明成祖令官府按照中国的市值给付给日本。“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2 ］（《太宗实录》）
十月，日使圭密一行到达南京，中日双方一拍即合，明成祖同意与日本进行贸易，“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乃赐以二舟，为入贡用”。［1］（《日本传》）同时，立日字勘合100道，底簿2册；本字勘合100道，底簿2册。将日字勘合100道及日字、本字底簿各1册，收于礼部，将本字勘合及日字底簿各1册交于日本政府保存，入贡时携来。将本字底簿1 册交浙江布政司收存，以俟日船抵宁波后验对。以后，日本进贡船需有勘合，如无勘合即系伪诈。日本得到“勘合”，也就是取得了与中国通商的权力。
中日勘合贸易确立后，日本接受了明廷所“赍道义寇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1］（《日本传》）又按照明廷的要求，捣毁了对马、台岐等岛屿上的倭寇老巢。据《明史·日本传》记载：“对马、台岐诸岛贼掠滨海居民，因谕其王捕之。王发兵尽歼其众，絷其魁二十人。以三年十一月献于朝，且修贡。”对此，明廷给予高度赞扬，“赍玺书褒嘉，赐赍优渥”。［1］（《日本传》）自此以后，两国使节频繁交往，永乐二年至八年（1404—1410），明廷6次派使节出使日本，日本使节也乘贡船7次入明。关系十分密切。按照规定，日本勘合船入宁波后，先由浙江布政司会同宁波市舶司检验勘合，如无诈伪，则上报京师礼部，再次验对无误后，日贡使一行才能携贡物入京。如果携带商品过多，明廷又不愿全部收购，则允许日使在会同馆明朝官吏监督下贸易3天。如果勘合船人数过多，除允许少数人进京入贡外，其他随从人员则在宁波妥善安置，并在当地市舶司官吏监督下进行贸易。
勘合贸易，使日本幕府大获其利。日本慕府为了保持其既得利益，也迎合明廷对倭寇进行了一定的围剿。如果日本剿倭有功，明政府对日本的赏赐就会增多。永乐二年（1404），日使入贡，明廷仅赏赐锦绮20匹。到永乐四年（1406），日本幕府捣毁了对马、台岐的倭寇巢穴，并向明廷送交了一些被俘倭寇，受到明廷的赞许，于是在永乐五年（1407）的勘合贸易中，“兹特赐王白金一千两，铜钱一万五千缗，绵、＠①、丝、钞、＠②、绢四百一十匹，僧衣二十袭，帷帐、衾褥、器皿若干事；并赐王妃白金二百五十两，铜钱五千缗，绵、＠①、丝、＠②、绢八十四匹，用于旌表之意”。［2］（《太宗实录》）永乐六年（1408），日本国王源道义“遣僧圭密等百余人贡方物，并献所获海盗”。［2］（《太宗实录》）明廷赐圭密钞百锭，钱10万，ｃǎｉ＠③币5表里，僧衣1袭，对其随从也赏赐有差。
明成祖虽然在中日勘合之初相约10年一贡，船毋过2艘，人无过二百，但双方均未严格执行。因为日本幕府为结好明廷，不断打击倭寇，几度献俘，部分满足了明成祖借助日本力量剪除倭寇的目的，所以明廷对勘合船来者不拒。日本幕府为了获取日本市场上需要的铜钱，几乎每年都遣使入贡，甚至一年数至，而且每次入贡的船只和人数都超出了规定。
由上述可知，中日勘合贸易是建立在双方互有需求基础上的。明廷一方面可满足大国的虚荣心理需要，另一方面也换取日本对倭寇的抑制。日本则需要明廷的经济支持，从勘合贸易中获取厚利。
永乐六年（1408），日本国王源道义去世，其子义持继立为国王。义持未为国王前，并不受其父的宠信，其父信任的是幼子义嗣。义持为了与义嗣争夺势力，不得不依靠拥有一定势力的武士。西部的大武士宗氏、松浦党各氏、少贰氏、秋月氏、菊池氏、岛津氏、伊集院氏、新纳氏等都是倭寇活动的直接受益者，这些武士不满意幕府垄断对明贸易和限制倭寇的行动，因此，义持继立为国王后，出于其支持者武士的利益，立即改变了对明朝的外交贸易政策。当明使周全赴日吊唁源道义时，义持令僧圭密将日本的意思婉转告诉给周全。永乐九年（1411）后，中日勘合贸易中断，时间近20年，直至宣德八年（1433）才又重新恢复。
中日勘合贸易中断后，日本国王义持一改其父的政策，纵民为寇，不断侵扰明朝。永乐十五年
（1417）十月，倭寇侵扰浙江松门、金乡、平阳一带，明军俘获数十名倭寇，有人主张将其斩杀，明成祖认为“威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派刑部员外郎吕渊将被俘倭寇送还日本，并谴责义持纵民为盗之罪。
永乐十六年（1418），吕渊自日本还，义持虽遣使奉表随来谢罪，但又称：“境内之人，肆为鼠窃者，皆无赖逋逃之徒，实非臣之所知”，［2］（《太宗实录》）极力开脱责任。实际上，义持并未认真对待明廷的谴责，因此，倭寇的活动有增无减。实践证明，明廷以勘合贸易换取日本政府抑制倭寇的政策已宣告失败。
二
中日勘合贸易断绝后，双方政府都有不便。对日本而言，获利的是组织倭寇劫掠的各大武士，幕府本身却失去了与明廷贸易获取厚利的机会。因此，义持死后，新任将军义教有意着手恢复与明廷的贸易关系。对明朝而言，面对倭寇的不断侵扰，也在考虑与日本恢复关系，以解决倭寇扰边问题。因此，在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中日双方订立了《宣德条约》，规定：日本每十年来中国朝贡一次，每次“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1］（《日本传》）同时，明政府重申日本应制止倭寇，严禁倭寇船下海。与永乐年间的规定相比，人员和船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又增加有限，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对明廷贸易的需求有所增加，又反映了明廷对日本人来贡规模太大引起骚乱的担心。
自此以后，中日又开始了勘合贸易，从宣德至正德年间，共8次，嘉靖年间，仍有持弘治勘合、正德勘合来贸易者。由于日本从中获利甚厚，因此，并未严格执行《宣德条约》，而是不断增加船、人数量。如景泰四年（1453），日本贸易团来明，乘船10只，总人数达1200人，所带货物约是以前的10倍，加之“所过辄需酒食诸物”，［2］（《英宗实录》）给明廷造成沉重负担，引起了礼部的不满。礼部认为，日本应当严格按照宣德条约规定的船、人数量入贡，如今“比旧俱增数十倍，盖缘旧日获利而去，故今倍数而来。若如前例给直，除折绢、布外，其铜钱总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二贯一百文，时直银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二两有奇。计其贡物，时值甚廉，给之太厚。虽曰厚往薄来，然民间供纳有限，况今北虏及各处进贡者众，正宜撙节材用，议令有司估时直给之”。［2］（《英宗实录》）同时，礼部还请锦衣卫至倭馆催促其迅速离京回国。
宣德以后中国与日本进行勘合贸易，薄来厚往，其中有很大成分是希望借助日本政府抑制倭寇，但是实际上并未收到明显的效果。明廷将勘合直接发给室町幕府将军，勘合就由幕府支配，但事实上幕府仅在开始时能控制勘合船，不久，勘合船的实际控制权就转入了打着幕府旗号的地方封建领主——大名的手中，最终又为商人所控制。从宣德八年（1433）勘合贸易重新开始至中日勘合贸易断绝共进行了11次勘合贸易，计勘合船50艘。其中只有宣德八年（1433）年、九年（1434）两次共10艘是幕府独自经营的。其后不久，实权基本上为大内氏、细川氏两大封建领主所把持，幕府已徒有虚名。勘合船所载除少数贡品外，绝大多数是商品，来到明朝后，由朝廷“估时直给钱钞，或折支布帛，为数无多，然已大获利”。［1］（《日本传》）谁控制了勘合船，谁就能从明朝获得厚利。因此，每个封建领主都希望能操纵勘合贸易。当时，细川氏是日本关东地区最强大的大名，控制着关东地区和泉（今日本大阪）、摄津（今日本兵库一带）等藩国。细川氏家族长期担任幕府的管领，成为幕府的实权派，明廷给予幕府的勘合，首先被细川氏染指。大内氏控制着关西地区周防、长门（今日本安口县）、安艺（今日本广岛）、石见（今日本岛根县）、筑前、筑后（今日本福冈县）、伊开等8郡，经济实力雄厚，并且日本对明贸易的重要港口博多也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大内氏对幕府的影响虽不及细川氏，但足以在勘合贸易的争夺中与之相抗衡。
细川氏与大内氏争夺勘合控制权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勘合贸易的混乱。特别是“应仁之乱”后，各地封建领主分成关东与关西两大对立集团，细川氏属关东集团，大内氏属关西集团。两者对勘合船控制权的争夺更加激烈。按照惯例，明廷每逢新君即位，都将新勘合发给日本幕府，而幕府则应将改元前的未用完的旧勘合如数交回。“应仁之乱”后，明廷给幕府的新勘合往往为大内氏夺取，然后独自派船来明。大内氏控制着由濑户内海至长门、博多、平户的赴明海路，被称为中国路。而细川氏则另辟道路，由日本九州南端，通过土佐，绕过濑户内海，直抵宁波，被称为南海路。二者各行其事，于是出现了同一时期有持有不同年号的勘合日船。如弘治六年（1493）幕府与细川氏的船持景泰勘合自南海路抵达宁波。几乎与此同时，大内氏的船持成化勘合自中国路抵宁波。
同时，由于大内氏与细川氏对立，一些赴明贸易的商人也分成两派，分别依附于大内氏与细川氏。由于大内氏是海盗的组织者和后台老板，因此，细川氏的勘合船往往在途中为大内氏操纵的海盗所劫掠，两个势力集团也经常发生磨擦。鉴于此，幕府及武士大名逐渐从直接组织勘合贸易演变
成从贸易中提取抽分钱，将勘合船承包给依附于自己的商人。这些商人虽然打着幕府的旗号，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在官方招牌掩盖下的民间贸易往来。
由于日本勘合贸易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来明勘合的人成分也变得十分复杂，甚至一些日本倭寇也冒充勘合。“九州海滨以贼为业者五船十船，号日本使而入大明，剽掠沿海郡县，是以不持日本书及勘合者，则坚防不入。此彼方防贼，此方禁贼之计也。”［3］（P243 ）这段资料虽然是讲勘合是明廷防贼、日本禁贼之计策，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倭寇冒充勘合的现状。因此，明廷借助日本政府抑制倭寇的企图也就不可能实现。
三
勘合贸易，非但未能抑制倭寇，反而成为明廷的沉重包袱，日本也因国内政局动乱而无法统一组织勘合船，中日勘合贸易终于于嘉靖年间彻底结束了。究其原因，要者有三：其一，薄来厚往，使明廷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在中日勘合贸易中，明朝始终把政治因素放在首位。日本称臣纳贡，极大地满足了明廷的虚荣。为了显示大国的威严和富庶，厚赐来使，成为惯例，贡物和回赐价值十分失衡。如宣德九年（1434），日本国王的贡物是：马29匹，撒金鞘大刀2把，玛瑙大小20块，金属屏风3付，黑漆鞘柄大刀100把，铠1领，砚台1面并匣扇100把。而明廷的回赐则是：赐国王白金200两，花绒绵4匹，丝20匹，罗20匹，纱20匹，绢20匹；赐王后上述物品的一半。明廷加赐物品的价值远远大于日本的贡品。
勘合船所载除少数贡品外，大部分是商人携带的货物。其货物在中国市场上赚取高额利润。日本商人来明多携带兵器作为商品，由于明廷规定外国朝贡的兵器不得在民间买卖，便全部由官方买下，这正符合日商的意愿，因此他们每次来贡都携带大量刀剑兵器。当时，日本刀最高价每把万钱，一般的也在2000文左右。［4］（P81）给明廷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明廷也曾努力使日本少带刀剑，成化二十一年（1485），明宪宗曾要求日本各样刀剑，总不过300把。景泰年间也曾压低收购价格。但日本贡使和商人置之不理，几乎每次勘合都提出非分的要求，甚至抓住明廷害怕倭寇的心理，进行敲诈勒索。正德年间，日本勘合船贡使庵桂梧认为明廷收购刀价过低，公然威胁说：“或者上国嫌厌往来之烦，一旦弃小国积世禁贼之功，欲显拒绝之意，变例如步，则恐失我国之心，废职贡之事，他日海寇闻风复集，其罪谁当。”［4］（P82）面对庵桂梧的要挟，明廷未能据理驳斥，而是委曲求全，予以让步。
招待迎送日本勘合船人员，也耗费巨大。当日本勘合船在普陀靠岸时，明廷往往组织隆重的欢迎仪式，有上百艘彩船，绕船欢迎，赠送酒水和食品。到宁波后，将其安排在宾馆内，设宴招待，压风洗尘。从宁波至北京途中，各地也要供应车马、茶饭。明政府规定：“凡使臣进京回还，沿途茶饭供给口粮之外，又支送下程口粮。”［5］（卷145）使臣到北京后，在专门接待外国贡使的会同馆内，“设馆夫四百名，分居南北二馆，专造饭食以供使客”。［5］（卷114）对日本使臣生活上的招待十分周全，“五日下程一次，每十人羊鹅各一只，酒二十五瓶、米五斗、面十二斤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5 ］（卷115）同时还要赠送衣服和日常用品。
日本勘合船人员自入宁波起至回国，所需口粮、菜金，及进京贡方物往返脚力，全由明政府供应，甚至回国途中的口粮也要拨给30日。不计明政府的馈赠，仅日常生活供应，以300人计，每月约支出380余贯，按居留时间1年计，约支5000余贯。［3］（P245）而实际上日本使臣每次来明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有时在中国居住达一二年之久。招待这些使臣的开支，实在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勘合贸易中严重的经济亏损，对明朝来说包袱越来越重。永乐年间，明朝经过20多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实力雄厚，百姓富庶，府藏充实。“天下本色税粮三千余万石，丝钞等二千余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杰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1］（《食货志》二》）虽然在勘合贸易中多有亏损，但由于经济实力整体上强大，对国家财政并无大的影响。永乐以后，由于土地兼并激烈，国家税收减少，自然难以承担勘合贸易中的巨额亏损。因此，明廷对勘合贸易的热情越来越小。
其二，日本使臣赴京进贡途中，劫掠现象时有发生，甚至还发生了殴打职官，滥杀无辜的现象，严重危及社会安定。
景泰四年（1453），平江侯陈豫奏：“日本使臣至临靖，掠夺居人。及今指挥往诘，又殴之几死。”［2 ］（《英宗实录》）景泰五年（1454），礼部奏：“日本国使臣允澎等已蒙重赏，展转不行。待以礼不知恤，加以恩而不知感，惟肆贪饕，略无忌惮。沿途则扰害军民，殴打职官。在馆则捶楚馆夫，不遵禁约。”［2］（《英宗实录》）
成化十七年（1481），针对日本等国使臣扰民的状况，明宪宗敕曰：“日者海外诸国并西域番王等，遣使臣朝贡，沿途多索船马，夹带货物，装载私盐，收买人口，酗酒逞凶，骚扰驿递，非礼违法，事非一端，所经官司累章陈奏，欲依国法治之。则念其远人，欲不治之，则中国之人被其虐害。今特降敕开论，继今以后，王遣使臣，必选晓知大体谨守礼法者，量带＠④从严加戒饬，小心安分，毋作非为，以尽奉使之礼，以申纳款之忱。俾奉使者得以保全，供应者得免烦扰，岂不彼此两全哉！”［2］（《宪宗实录》）
弘治九年（1496）八月，礼部奏称：日本国遣使入贡，至济宁州，夷众有持刀杀人者。其正副使却不能严加约束，请求对其严加制裁。明孝宗下令：“今后日本国进贡使臣，止许起送五十人来京，余存留浙江。”［2］（《孝宗实录》）
日本贡使不断生惹事端，使明廷对勘合贸易越来越不热心，甚至产生厌烦心理，对勘合贸易抱有消极态度。
其三，日本政局的动乱，使勘合贸易处于无序状态，无法统一组织勘合船。日本“应仁之乱”后，细川氏控制了幕府的实权，将军已徒具虚名，成为傀儡。一些权臣也乘战扰之际占领地盘，扩充势力，日本政局开始走向分裂割据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对明勘合贸易也就失去了统一组织，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正德六年（1511），大内氏和细川氏排挤掉将军，共同组成勘合贸易团，大内氏2船，细川氏1船，由庵桂梧出任正使，率船队赴明。但细川氏不甘心只出1船，又密遣宋素卿率1船，抢先赴明。嘉靖二年（1523），大内氏遣宗设谦道率3船赴明，细川氏得知后，也立即派出1船，由鸾冈端佐和宋素卿率领赴明。宗设谦道的船先至，尚未检验勘合，宋素卿的船也已到达。市船司遂一同检验勘合，发现有新旧之分。宗设谦道与鸾冈瑞佐为各自的真伪发生争执。宋素卿暗中向太监赖恩行贿，得以先于宗设道谦的船进港验货。明市船司在嘉宾堂举行的欢迎宴席上，鸾冈瑞佐又被置于首席，宗设谦道居其次。两者因席位问题再次发生争执，并引发了武斗。由于宗设谦道所率船队的从员多系海盗，在宗设谦道的唆使下，打开东库，抢出武器，攻入嘉宾堂，将鸾冈瑞佐斗杀，宋素卿在混乱中出逃，避于10里外的青田湖。宗设谦道率众纵火焚烧了嘉宾堂，然后四处追寻宋素卿，迫近绍兴。在返回宁波时，又大肆杀掠，百户胡源被杀，指挥袁ｊìｎ＠⑤、百户刘恩被掳。至宁波后，又大掠市区，然后遁洋而去，明军在追击过程中，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战死。宗设谦道一伙在返回日本途中，遭遇大风，有一船漂至朝鲜，被朝鲜守军诛杀30人，生擒20人，缚献明廷，这事件被称为“争贡事件”。争贡事件后，明政府要求日本逮捕肇事元凶宗设归案，并送还掳去的袁ｊìｎ＠⑤及民众，不然将断绝勘合贸易。日本大内氏担心勘合贸易受阻，即派家臣赴朝鲜，希望其代向明朝斡旋。经过一系列活动，大内氏的3艘勘合船于嘉靖十八年（1539）五月抵达宁波，日使要求明廷将没收的宗设和宋素卿的货物归还，并发给新的勘合，被礼部拒绝。嘉靖二十六年（1547），大内氏再次派勘合船赴明。明廷以距10年一贡期限尚有1年，不予接纳。日使策彦周良只好率船离开宁海，以待贡期。这时，定海外海的大小岛屿已被倭寇、海盗和走私商人占据。同时，葡萄牙（中国史籍称佛郎机）殖民者也开始在中国沿海出没，甚至与倭寇勾结，公然劫掠。有时还冒充南洋诸国的朝贡船只，以骗取明廷的回赐。为了防范佛郎机，明廷对诸国的进贡船严加盘查，“不齐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因此，非期而至的日本贡船被拒绝登岸。嘉靖二十七年（1548），大内氏的勘合船在巡抚朱纨奏请下才得以提前进贡贸易。日使得寸进尺，又要求颁发新的勘合，明廷以弘治、正德旧勘合未缴回为由加以拒绝，至此，中日勘合贸易彻底断绝。
【参考文献】
［1］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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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振声.中日关系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4］朱亚非.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
［5］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纟右加宁
＠②原字为纟右加罗
＠③原字为彩的繁体
＠④原字为亻右加兼
＠⑤原字为王右加进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1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060 【摘要】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53～159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103 【标题】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 【作者】田澍 【作者简介】田澍1964年出生，甘肃通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元璋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出版《朱元璋传》（合著）、《宦官》等3部专著，并在《文史》、《光明日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1999年被评为“甘肃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并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2000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奖。 作者单位：西北师大 【正文】 祖制与革新是中国古代社会里长期存在着的一对矛盾，处理不好必将引起政治的混乱乃至王朝的崩解；处理得当将对革新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嘉靖前期革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地认识祖制与革新的利弊关系，纠正将祖制与革新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 一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提起“祖制”，多数人将其视为僵化和陈腐的代名词，并把祖制与革新简单地对立起来，把抨击祖制者誉为改革者，把维护祖制者斥为保守者。事实上，祖制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包括某一王朝立国的根本制度，又包含各项具体的、行之有效的行政法规。显然，不可能在全盘否定祖制的前提下来顺利地推进任何改革。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改革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王朝更替时的因革，二是某一王朝内部的鼎新。两者之中，以王朝更替时的因革较为剧烈，其显著表现就是对文物典章的重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绝不是与前朝体制的断然决裂，而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史籍中所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金承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等等，就是此意。改朝换代时的变革如此，王朝内部的变革更不例外。换言之，任何革新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写字，而是与继承形成了矛盾的统一体。离开了继承，就不可能有革新。 在正德、嘉靖之际，明代上层人事更迭，时政因此发生巨变。世宗与“大礼新贵”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对洪武祖制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给予新的诠释和认识，并以其为利器，将有违祖制的重大弊政尽可能地予以革除，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长期以来，学界一味地推崇杨廷和在武宗暴卒之后所推行的所谓“嘉靖新政”，把杨廷和等人在匆忙中拟定的世宗即位诏书视为其推行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实，这种以即位诏书来确定革新的作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从明成祖开始，明代诸帝皆有革除前朝部分弊政的即位诏书，以示更新。如果把世宗即位诏书视为革新纲领的话，那么，其他诸帝的即位诏书皆可如此对待了。与大多数君主的即位诏书一样，世宗即位诏书的除弊对象仅仅局限于正德元年正月至十六年四月之间的部分败政（不包括弘治十八年五月至十二月间的武宗乱政），弊政款数虽多，但其结构与内容并无特殊之处。所不同的是，杨廷和等人是打着恢复孝宗政治的旗号来推行所谓嘉靖新政，把纠正武宗的部分乱政当作其最高的政治理想，故不愿也不敢追溯正德弊政的源流。更甚者，他们公然割裂孝宗弊政与武帝弊政之间的联系，敦促世宗效法孝宗而革除武宗弊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孝宗与明太祖相提并论，并为此而引发了“大礼议”。李洵先生曾精辟地论道： 杨廷和一派所提出的议礼方案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不使世宗以藩王独立系统继承皇位，而必须纳入孝宗以来的统系，在政治上必须继承孝宗的政策，执行孝宗的制度。这在杨廷和一派炮制的即
论中日关系发展 在21世纪，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虽出现过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还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2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 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当然，80年代中日之间也存在摩擦：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96年，日本自民党还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8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有所增多，但两国政府为了两国的长远利益，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 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 1.历史认识问题是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战后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的不足, 导致中日政治关系的反复, 不利于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2. 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对台湾实行过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至今仍有着浓重的“台湾情结”。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日美同盟的巩固，日本出于战略现实利益的考虑，对台湾问题越来越关切，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有日益突出之势。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3.近几年，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争执。去年，两国因钓鱼岛归属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军事矛盾，双方互不相让，也引起两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关注。中国境内频繁出现抵制日货的行为，两国关系也仿佛到了冰点。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对中日关系展望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
日本纺织服装产业现状及中日贸易分析 集团标准化工作小组 #Q8QGGQT-GX8G08Q8-GNQGJ8-MHHGN#
日本纺织服装产业现状及中日贸易分析 一、日本的纺织服装产业概况 1、日本的纺织服装产业 日本的纺织工业在全国约有160个基地，雇用人员68万人，占全部制造业用工的10%，再加上纺织批发 和零售等有关人员在内，总人数达到183万人。目前，日本的纺织工业以高新技术为背景，其产品在环境 保护、医疗卫生、信息工程、工农业、军工用品、航空航天和建筑土木等非服装领域也有多种用途，广泛 地支援着其他工业的生存和发展。日本有不少世界着名的纺织品企业，如东丽公司、钟纺、东洋纺、龙吉 尼卡和远东纺织等，其销售额一直排在世界前100强。 今日2005年以来，日本纺织行业的生产明显下滑，上半年日本大部分类别的化纤生产产量环比下降 了%，为47474吨，1-6月累计生产化纤286618吨，同比下降%。长丝类纤维6月份的产量下降了4%， 为43066吨，1-6月累计生产263653吨，同比下降%。6月份化纤纱的产量下降尤为严重，仅为5911 吨，环比下降%；1-6月累计生产34061吨，同比下降%；6月份面料的产量保持平稳，长丝类织物1-6月 累计生产亿平方米，同比下降%；短纤类织物1-6月累计生产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005年日本棉纺织 能力继续急剧萎缩，进入6月份棉纱的产量环比下降%，棉布的产量环比下降%，降至亿平方米，此外，6 月份棉布的装运量也非常小，下跌了19个百分点，只有亿平方米。1-6月累计生产棉布亿平方米，同比下 降%。 日本的纺织技术领先世界，但它的服装产业在达到顶峰后开始萎缩，其生产规模和产量趋小。日本已经由 纺织品服装净出口国转为纺织品服装净进口国。日本的化纤技术、纺织品染色后整理、新产品开发、纺织 机械设备、时装品牌设计和经营和市场营销等诸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日本将技术与面料的完美结合 使得各种新型面料精品甚多。日本机械、电子工业的繁荣更为纺织机械的现代化提供了便利条件。东京作 为世界四大时装之都之一，拥有三宅一生等许多国际着名的时装设计师。日本本国开发出优秀的设计作品，送到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去加工，成为日本服装企业的发展之路。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的高科技纤维产业，特别是功能纤维和超强纤维，已经在总体上居世界领先地 位。日本的PAN基碳纤维总产能已经占世界总产能的3/4，产量占70%。聚芳酯纤维、PBO纤维、聚乳 酸纤维等，最早都起源与美国，但是最终的产业化都在日本得以实现，超强PVA纤维也是日本独有的高科 技纤维产品。日本是技术领先的纺织大国，其纤维面料产品档次高、技术超前、制作精良，在国际市场素 以花色多、批量小的人性化服务着称。日本最重要的面料生产基地之一是石川县，在那里生产的高附加 值、高功能性合成纤维在世界面料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多年来，日本的化纤企业在应用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进行新材料开发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如2004年， 日本开发新型抗菌无纺布；2005年生产具有保湿效果的Purecare附着丝胶或胶原，它是突出保健功能的 纤维产品；推出新型光纤保暖外套；2005年日本一进国开始生产聚乳酸纺粘布；推出可治皮肤病的T恤、 改性莱泽诺娃羊绒；已经开始启用棉布光照漂白技术等。 目前，日本本国的纺织企业与其它亚洲日本的面料生产商，依靠高新技术，如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开发 出了多种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从2002年开始，日本在纳米技术的开发上逐渐有了突破。东丽公司2002
浅谈中日关系 机电学院1408503班赵禹1140850304 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对于日本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在享受日本商品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又对于日本人气的牙根痒痒。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首先是面对历史的态度。这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日本没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反而擅自修改历史教科室，忽略日本侵华的历史事件，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对中日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再者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厚非的主权。日美安全合作问题也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原因之一。日美强化安全合作的新体制就位后，对我国造成相对威胁。中国至今通过各种去到多次表明严重关切和有关立场。当然，作为我们东北永远的痛，日本遗弃在东北的化学武器也是很大的问题问题，日本再侵华期间，违反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民中毒身亡。日军战败后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遗弃。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十几个省市发现大量化学武器。对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日本政府解决这一问题。但目前为止日本的反应实在难以让人满意。 近年来，为迎合美国干爹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与美国推动军事一体化，构筑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以干预钓鱼岛和台海局势为目的的军事演习，无异于是在公然威胁中国，而中国则并没有相应地威胁日本。日本不时表现出冷战思维，试图在中国周围构筑一堵意识形态围墙。日本对“战略互惠”的态度是否真诚，也将在战略对话中得到彻底验证。 未来中日关系的基本样式，将是发展共同利益和调整相互矛盾的统筹兼顾。其最低目标是力争维护和发展合作大于竞争、共同利益大于相互矛盾的局面，理想目标则是构筑战略和解与合作的双边框架。日本决策层能否摒弃对华冷战思维和围堵战略？这将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另外，两国政界的友好意愿、经贸界的双赢合作以及舆论界的正面呼应，也将对此番中日关系上升势头的方向与速度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近来安倍首相少有的表示将在明年二战结束七十周年之际将在讲话中正式反省侵略，虽然可能是是对于明年大选的宣传与作秀，但无论如何这总归是一个友好的信号吧 中日两国应坚持安倍上次访华时达成的“消除政治障碍”的共识，提升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的档次，缓解乃至解决领土与海域问题，开展大型经济项目合作。另外，中日还应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解决环境、贫困等问题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在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 我们必须看到，目前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民众感情和舆论氛围还是相对脆弱的。正因如此，应当对刚刚出现的回升势头倍加珍惜和维护。而我们当下大学生，更应该客观的看待中日关系，理性看待中日关系。我们青年一代需要的是理智的是非辨别能力,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日本人。爱国不一定要徴战沙场,不一定要血染大地,抵制日货是爱国,学习日文也是爱国,其实每个为自己理想奋斗的中
浅析近期中日纺织品贸易的发展趋势(1) 本文分析了近期中日纺织品贸易的现状及特点，提出了今后两国纺织品贸易的 发展趋势，以及应采取的相关对策。 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在我国整个对外经济关系中占有重位置。自1978年中日 两国正式建交以来，双边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并且取得显著成效，其中纺 织品贸易在整个贸易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目前，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纺 织品出口国，仅次于香港;而中国又是日本最大的纺织纤维进口国，纺织品出口 是现阶段我国外贸出口创汇的第一大项目，可见纺织品贸易对两国经济的发展 都具有十分重的意义。然而在当前，中国复关未果，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等 诸多不利因素影响下，中日纺织品贸易能否保持现有势头并有所增长，这一问 题就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中日纺织品贸易 的发展趋势。 1我国纺织品出口的现状 对九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形势，各方面的预计是总趋势仍是增长状态。其中 工业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达3%左右，发展中国家年增长率将在4%以上。 有关资料表明，世界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带动世界纺织品贸易扩大1.5 个百分点。这就是说九十年代从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大环境来看，中国纺织品 出口面对的是相对景气的市场，其容量每年至少扩大3%左右。但问题是，国际 市场容量扩大，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按照原有市场比例去填补新增部分，能否 继续扩大纺织品出口将主取决于我们的竞争实力。那么近年我国纺织品出口又 具有哪些特点呢?笔者归纳为5点: 1.1深加工出口比重不断增加，出口逐渐由数量型向质量型、高附加值方 向转化。 表1的有关数据资料表明，1992年一1993年中服装出口的增长率高于纺 织品的增长率，1994年服装出口增长幅度虽略低于纺织品的出口增长幅度，但 其出口仍占总出口额的66.7%。这主是由于目前原料价格急剧上涨，工资优势 削弱、纺织初级产品的比较效益下降所致。 另据日本化学纤维协会称，1994年日本从中国进口服装增长30%，高达81 亿美元。毫无疑问，服装出口占整个纤维制品出口的比例日益增长，是产品的 附加值增高、加工深度延长的表现。但是从出口的服装来看，我国服装价格依 然较低，仍是一种数量型、资源型的深加工，是凭借服装出口数量的大量增加 而使出口额增加，而不是通过单件服装的价格提高。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2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3540 【摘要】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0204 【原刊页号】141～14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206 【标题】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英文标题】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SHI Xiao-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do ng, Jinan) 【文章日期】2001－12－10 【作者】时晓红 【作者简介】时晓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 时晓红（1963－），女，山东沂源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 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 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 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 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英文摘要】T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Japan Kan-He Trade in th e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 od, Kan-Hetrade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t from Jap anese government to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kind of trade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which ca 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Hetrade.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 troy Japanese pirates, China-Japan Kan-He trade wasrestored from the eight h year of the XUANDE period.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superior posi tion in the Kan-He trade,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nasty, t 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Kan-He trade was cut off ag ain duringthe JIAJING period. 【关键词】明代/勘合贸易/倭寇 Ming Dynasty/Kan-He trade/Japanese pirat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4－0141－05 一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 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 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 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 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一时间，“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1］（《成祖本纪》） 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15年。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明成 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 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 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立足长远，携手并进 ——读《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战后、特别是中日邦交恢复以来表述中日关系时使用频度很高的一个关键词，这一八字词组表达了中日两国摆脱历史问题的纠缠、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美好愿望。 但从战后到今天，中日关系一直起伏不定。刘昌明教授曾在《国际先驱导报》这样评价中日关系：“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这一段话被认为是评价中日关系复杂性的经典语录，同时，也向我们昭示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挑战性和艰巨性。 在中日关系这一课题上，我们似乎总是过多的强调日本对我们曾经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态度。我们的目光总是聚焦在日本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组织发行了扭曲历史的教科书，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等。却很少去关注日本民间对中国的看法及日本国内对中日关系的看法，这便使我们的研究有时候容易情绪化而导致有失客观，实际上也不利于我们对日本和对中日关系的研究。 毛里和子教授是日本的中国研究专家，在其《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这本书中，毛里和子教授对中日关系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将中日两国的强弱对比和发展状况作为确定中日关系结构的依据，把战后的中日关系从结构上分为五个时期：“ ①，1949~1971年，冷战中的对立时期； ②，1972年以后，80年代的战略友好时期； ③，80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稳定与发展时期； ④，90年代后半期到2004年，结构性变动时期； ⑤，2005年“反日游行“以后的时期。” 我个人认为，这个五个阶段，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为界限，又可以分为冷战中的对立时期和邦交正常化以后的时期。 一、冷战中的对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毫不犹豫地一执行“一边倒”政策，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时期，按照本书的说法，“中国的党的层面也好，政府层面也好，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对日方针或措施方案。” 但在这个时期，中国政府确立了持续至今的对日大原则——“两分法”：“一，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分开（侵略中国的责任在当时的日本政府，日本人民没有责任）；二，把日本政府中决定政策的元凶和一般官员区分开，把罪大恶极与一般错误区分开。”两分法确立了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在“两分法”确立之后，中国进一步制定了最初的对日政策，即“邦交正常化的四个阶段的初期构想”：“①为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日本设立30规模的常驻代表机构；②推进与日本民间贸易企业的贸易协议；③缔结政府许可的民间通商协定；④缔结互不侵犯友好协定。” 在这一对日政策确立后，中国开始比较积极地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包括推荐双边的贸易（主要是民间贸易）、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等等。但由于受到冷战这一大的国际环境影响，中日在政治上始终不能向前迈进，仅仅停留在相互友好试探的阶段。而在经济上，由于中国坚持“政经不分离原则”，而日本坚持“政经分离”原则，中日的双边贸易业仅仅停留在民间贸易上。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期，中日双方的对立关系实属迫不得已。日本在政治上紧随美国，中国在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的路线，虽然双方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双边关系
浅谈中日贸易现状及发展前景 摘要：21世纪以来，日本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国，中日贸易总量已排到世界第四位。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也是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中日之间一直在贸易上有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但是中日之间贸易摩擦又与日俱增。本文从中日贸易现状出发，认真分析当前贸易现状和预期发展情况，为中日贸易健康发展提出有益意见。 关键词：中日贸易贸易现状贸易摩擦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40年来，中日两国贸易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贸易体系之一，两国的贸易已取得长远的发展。自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随着中日关系的不断改善，中日贸易也呈现突飞猛进的发展姿态。目前，日本已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近几年来，两国贸易合作规模不断扩大，相互的合作关系日趋紧密，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中日两国的贸易摩擦也日益加剧。这一方面由于全世界经济的衰退，双边贸易争端加剧；另一方面是由于中日双方在领土上的争执。比如近期在钓鱼岛事件上，两国在争执，领土上的争端必然会影响两国的贸易。 1、中日贸易现状 纵观中日两国对外贸易历史，从我国建国以来，两国的双边贸易量一直呈现增长趋势，2002年中日贸易总量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更是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 最近几年，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快速增长。日本是中国第四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的机械仪器进口总量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其中部分是由于日资公司的“再进口”，这些公司把制造基地转移到了中国。 从日本财务省日前公布的最新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27.54万亿日元，同比增长3.9%，创历史新高。受3.11大地震导致供应链中断和日元大幅升值等因素影响，日本对华出口额12.9万亿日元，同比下降1.4%，自中国进口14.64亿日元，同比增长9.1%。 2011年日本外贸总额31年来首次出现赤字，中国继续维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在日本外贸总额占比达到20.6%。 2、中日贸易现存问题 2.1 两国贸易摩擦的加剧 中日贸易摩擦随着双边贸易的深入正在不断升级。2006年，SK-Ⅱ系列化妆品查出违禁成份；2008年，“毒饺子事件”迫使中国食品出口遭受巨大的打击。近几年，两国的贸易摩擦问题也越来越普遍，这不仅对双方贸易造成影响，而且也对两国的关系造成一定影响。 2.2 两国政治和领土上的争端加剧 本来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但是踏入2012年，中日之间的摩擦却与日俱增。1月初，冲绳县地方议员登上钓鱼岛，2月，名古屋师长高谈南京大屠杀无有伦，4月，东京都知事推出购买钓鱼岛计划，5月底，中国外交官间谍嫌疑案，7月7日，日本首相又突然宣布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这些事件都为本来已摩擦不断地中日贸易蒙上了阴影。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浅谈中日关系 摘要：当今中日关系已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日本邻邦的地理位置，和他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强势态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已经毋庸置疑。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但无论是哪一种关系，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如何看待并处理好中日关系，已成为每一位中国人心目中的共同疑问…… 关键词：中日；关系；和谐；战略 现阶段，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不仅是两国政治家，而且是两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从这几个方面看待和处理好了中日问题，便会使得我国人民在看待和处理当前我国与日本关系的发展局势方面，有更为清醒和明晰的认识，从而，在与自身相联系的国家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长远发展做出更加理智的选择。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前提。“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的理解中日关系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队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角度来
中日贸易分析 中日两国在世界经济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日本是经济实力强国，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大量的资本；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市场，并且近年来经济持续稳健的发展，日渐吸引了世界的关注。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比邻而居，两国无论在文化还是经济上，密切关系的历史都已久远两者是东亚地区占有重要地位的两个国家，两国的关系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贸易数额，还是贸易结构，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大大推进了电子产业的发展，从而也推进了两国电子产品贸易的发展。日本是世界上电子产业大国，而中国是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电子产品的生产制造能力强大，再加之中日一衣带水的关系，电子产品的贸易往来自然成为两国间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析图表日本对中国出口电子产品较多） 从上面两表，日本对中国进出口的商品结构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出口最大的是机电产品，同时进口最多也是机电产品。中国和日本，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技术实力的差距，在电子产品贸易方面多年处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即中国向日本出口粗放型的初级或加工制成品，而日本则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的高端电子产品。但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技术实力的增强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日两国垂直型的产业内贸易渐渐有所改变，逐渐在向水平型转移，在技术方面，日本仍然占据上风。日本长期以来处于除欧盟美国之外中国的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而根据中日之间贸易分析的来的数据，两国间贸易中电子产品的贸易额占到两国间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往上。长期以来，两国间的电子产品贸易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中日电子产品贸易渐渐打破了以往逐步递增的状态，出现了很多新的状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的日本大地震，都给中日电子贸易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日本政府要官多次带队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钓鱼岛问题，中日的政治纷争，都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抵制日货的情绪，汽车，电子产品等的贸易受害明显。 按日方统计，2011年日中贸易总额为3449.6亿美元，同比增长14.3%，占日本外贸总额的20.6%，比上年减少0.1个百分点，这是自1990年以来，对华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的比重首次出现下降，主要原因是日本地震后核电停摆，火力发电需求猛增，进口原油、天然气量价齐升，第四、第五大进口来源国沙特和阿联酋占进口比重骤然增加导致。日本自中国进口1834.9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占日本进口总额的21.5%，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受东日本大地震影响导致出口放缓，自华进口增幅2005年来时隔6年首次高于对华出口增幅 表三 2012年8月日本对华进出口情况 （数字来源：驻日使馆经商处 2012-10-24 13:22） 从图表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日本对华贸易总额，还是日本对华进出口单额都出现同比增长递减的趋势，而2012年是中日钓鱼岛问题最严重的一年，华人抵制日货最严峻的一年，这足以说明政治问题对中日电子贸易的影响。
中国与日本经贸关系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发展前景 [摘要]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利益的最大交汇点，是密切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自从中国入世以来，中日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合作领域日益扩大，彼此的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总体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本文通过分析中日经贸关系的经济基础和发展中存在的障碍，揭示了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并探讨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中日经贸；投资：依赖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经贸关系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互为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发展历程。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加强，日本成为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三大来源国。两国经贸合作的扩大与加深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发展，并成为稳定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一、中日经贸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据海关统计，1993~2003年的连续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受欧盟东扩等因素的影响，日本下降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两年以来双边贸易额仍继续着快速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2001年以来，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02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总体上作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不可动摇。通过对最近几年中日贸易发展状况分析，中日经贸关系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由“垂直互补型”向“水平竞争型”方向发展 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是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基本特征的,这是由 两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产生不同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这一特征反映在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上,就是日本对华出口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为主,而中国对日出口则以技术和附加值含量较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主。这也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以垂直互补型为主、水平竞争型为辅。 从动态变化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逐渐向水平型国际分工转化,在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越来越显现出“水平竞争型”特点。当然，目前在中国对日出口的高端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提供的。日本企业对华直接
【数据库】人大全文1998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576 【摘要】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124～13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9806 【标题】明初耕地数额考察 【作者】田培栋 【作者简介】作者田培栋，1927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正文】 据目前的明史研究，洪武时期有两个土地数字，一个是《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天下官民田地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七十三亩”；另一数字是《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零”。究竟哪一个数字代表当时的实际耕地数字，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诸司职掌》一书完稿，朱元璋遂诏令“颁布中外”。从此，该书记载的田土8496523 顷便成为最权威的田土数字，正德刊本《大明会典》及正德至嘉靖后修订的《后湖志》、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及清初编写的《明史》等书，都采用这个数字。再加上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奏疏：“洪武年间，天下征纳粮草田地山塘共八百四十万余顷”（注：《英宗实录》卷二五四。），嘉靖八年（1529年）詹事霍韬奏疏：“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注：《霍文敏公文集》卷三《修书疏》。），进一步肯定了800 余万顷的记载，更增加了《诸司职掌》的可信度。 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曾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最近十几年，明史界又开展了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看法是“定位错误”观点。有人认为洪武时期湖广布政司在统计时，极可能在该地区耕地数字202175.95顷之前，多写了一个“二”字，这一笔误使耕地虚增了2亿亩。河南的耕地也极可能是在449469.82顷前多抄了一个“一”字，虚增了1亿亩。按此推理，《诸司职掌》记载的数字多写了3亿亩。对这一种观点，顾诚先生曾进行论驳，他说：“《诸司职掌》是遵照朱元璋的指示编纂的重要法典，成书之后又由他下令颁行中外，朱元璋并不是个昏庸的皇帝……如果出现这样明显的重大错误，他不能不发现或漠然处之。”又说：“当时造册书写数字的表达方式是‘几百几十万……’，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就不可能出现多写‘一’字头、‘二’字头的问题。”（注：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顾文发表之后，仍有人坚持此种观点，只是另换说法，认为当时计算数字是用珠算，而珠算错位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认为，在明初严刑峻法之下，湖广、河南布政司的官员在统计田土时，怎能会出现相差10倍的定位错误呢？而且《诸司职掌》一书是由吏部尚书负责编撰，又由许多学识渊博的翰林儒臣集体参与，决不会出现这样重大的错误。 明初政府对田土总数的登记有两个系统：一是由户部负责根据全国黄册统计的数字，亦即《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的3874746顷，这一部分土地明朝称为“额田”或“赋田”，系实际纳税的土地。另一个系统是由吏部负责编纂的《诸司职掌》所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的8496523顷，即“额田”和全国可垦荒地的合计。本文拟就《诸司职掌》所记载数字的内涵、来源以及它与明代耕地扩大的关系作初步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及其统计方法 根据史书记载，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十分庞杂，例如金华府属兰溪县仍保存了南宋时登记的土地种类：水田39 545亩，山陆地29 064亩，平田178 145亩，竹脚8 288亩，山桑17 933亩，竹ｘｉāｏ＠①8322亩，平陆35 705亩，屋基15 222亩，塘28 393亩，坟地8 013亩，杂木53 385亩，茶地146亩，桐果木15 699亩，石灰山280亩，柴山508 935亩，坊墩基地20 825丈，白地24 685亩。（注：万历《金华府志》卷六。）该县土地之中只有前五项应属农田，其他都是非农业土地。这种非农业的项目到明代更为繁杂，以浙江省为例，田土之中包括田、地、基、山、塘、荡、池、濠、
浅谈中日关系 班级:20144184 学号:2014418306 姓名:刘思琪 提要：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多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如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其中如何认识侵略历史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最近江泽民主席访日时，中日双方把中日关系定位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相信，只要双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就一定能够开辟中日关系美好的未来。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历史认识平等互利睦邻友好 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首先是历史的认知问题。这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日本不顾历史，擅自修改历史教科室，忽略日本侵华的历史事件，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对中日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第二个是台湾问题。中方关于日台关系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决反对进行各种形式的官方往来，坚持一个中国，并要求日方承诺台湾不包括再日美安全合作范围之内。再者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是台湾岛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和台湾一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厚非的主权。日美安全合作问题也是其中之一。日美强化安全合作的新体制就位后，对我国造成相对威胁。中国至今通过各种去到多次表明严重关切和有关立场。第五个问题是赔偿问题。日本曾明确表示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责任并对此深刻反省。在此前提下，我国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六是日本遗弃再华北的化学武器问题，日本再侵华期间，违反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民中毒身亡。日军战败后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遗弃。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十几个省市发现大量化学武器。对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日本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如何尽快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近来，中日政治氛围刚刚回暖，却又接连传来令人感到丝丝凉意的消息。中日首脑会晤和外长会谈余音未消，安倍首相和麻生外相回过头来就分别在国内演讲和出访途中一路渲染“中国威胁论”，扬言要建立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欧亚大陆“自由与繁荣之弧”，不厌其烦地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还要与美国大搞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军事演习。这些都充分显示出，日本对中国
摘要 中国与日本是东亚相邻的两个大国，也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国间的经济交往对二者来说都十分重要。作为经济交往的重要的一部分——贸易，在两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两国间贸易增长迅速。中日两国贸易关系紧密，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经济有着坚实的基础和广泛的互补性，从两国经贸合作大局出发，应当建立良好的双边贸易合作协调机制。积极交换市场需求、产品质量、产量、价格等信息，及时掌握生产、贸易及需求状况，共同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尽量减少国际经营环境变化的影响。本文就中日贸易发展现状及前景做了相关探索。 关键词 中日贸易，发展历程，趋势，直接投资 一、引言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积极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发生着阶段性的转折，面临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且现在我国己正式加入WTO，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正在迅速提高，并面临新的市场开放的压力。转载于无忧论文网https://www.doczj.com/doc/1e13102371.html,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自从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双边贸易飞速发展。2005年两国贸易额猛增至1844亿美元,同比增长9.9%,比1972年增长了近180倍”[张兴，基于VAR模型的中日贸易与日本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6）：59-63]。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和对外贸易地区结构日趋多元化，表现出良好的态势。同时，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日本己连续十三年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对象国，中日双方已成为互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的贸易结构和中日贸易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我国出口中粗加工、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过高：技术引进中的软件化比例过低，技术成果转化能力较差；中日贸易摩擦逐渐增多等，而这些问题应通过双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加以解决。 二、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历程 中日两国贸易关系从二战以后发展至今，经历了若干个发展阶段，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两国贸易关系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影响着两国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二战以后，中日贸易关系发展经过了三大发展阶段：上世纪 70 年代是一个艰难起步的阶段，上世纪 80 年代是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