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人大全文1996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670
【摘要】2〕《御批通鉴辑览》卷103。〔23〕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第二编第二
【原文出处】文史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40
【原刊页号】131-14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作者】方志远
【复印期号】199601
【标题】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
【正文】
明代的省级制度，有过两次重大变化：一在明初，由行省而为三司；二在明中叶，由三司而为巡抚。〔1〕在由三司到巡抚的演变过程中，曾出现总兵、巡抚、镇守中官“三堂”并立的局面，镇守中官在内地和边镇事务中，居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地方政治制度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奇特现象。本文拟对镇守中官的设置及革除，镇守中官制度的形成及演变，以及相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希望对深入研究明代的君主专制制度及宦官专权问题有所裨益。
一、永乐、洪熙时“中官出镇”与“镇守中官”的设置
关於镇守中官的始设时间，史籍所载互异，但又是我们研究镇守中官制度不能不首先加以考察的。
洪武修定《诸司职掌》时，尚无镇守中官之设；弘治初修《大明会典》，未列中官职掌，致使当时一些重要情况失于记载；至万历重修《会典》，距镇守中官的革除已有半个世纪，又有只载见在官司的原则，故于镇守中官之设，仅寥寥数语：“镇守内臣，自永乐初出镇辽东开原及山西等处，自后各边，以次添设，而镇守之下，又有分守、守备、监枪。”〔2〕据此，镇守中官之设，始于“永乐初”，先在辽东开原及山鞯却Γ 蠹啊案鞅摺薄Ｇ宄豕傩蕖睹魇贰罚 凇冻勺婕汀分校 蚴刂泄俚纳柚枚ㄔ凇坝览衷 辍保骸笆悄辏 济 诔汲稣蚣凹嗑┯ ！钡 凇痘鹿俅 分校 床患坝诖耍 凰涤览职四辏 懊 砭刚蚋仕唷⒙礞胝蚪恢贰薄６ 吨肮僦尽酚钟搿都汀贰ⅰ洞 废嘧螅 剑骸埃ㄓ览郑┌四辏 醢驳燃喽级教非嗟染 砭秆彩痈仕唷４思嗑 ⒀彩又 家病＜昂槲踉 辏 灾：土煜路 倬 乇改暇 煜嘌夭桓模煌醢舱蚴馗仕啵 魇〗陨枵蚴匾印！薄?〕是将镇守中官的设置定在洪熙元年，标志是郑和守备南京，王安镇守甘肃。
《明会典》及《明史》的《纪》、《传》、《志》在记载镇守中官设置时间上所以出现矛盾，原因有二。一是所据的材料不同。《明会典》与《明史·成祖纪》说镇守中官始设于“永乐初”或“永乐元年”，是根据张芹的《建文备遗录》及黄佐的《革除遗事》。《御批通鉴》云：“《明史》据《革除备遗录》，以为（镇守中官设置）始于是年（永乐元年），特书于《本纪》。……初，惠帝御内臣严，燕兵逼江北，多逃入军中，漏朝廷虚实，（永乐）帝深以为忠于己。及即位，封赏既行，诸宦官言功不已，帝患之。会镇远侯顾成、都督韩观、刘真、何福出镇贵州、广西、辽东、宁夏诸边，乃命宦官中有谋者与之偕行，赐公侯服，位诸将上。未几，云南、大同、甘肃、宣府、永平、宁波亦各相遣使。”〔4〕《会典》所载，亦源于此。《明史》之《宦官传》、《职官志》云镇守中官始设于永乐八年、洪熙元年，本自王世贞《ｙǎｎ＠①山堂别集》：“（永乐八年）敕内官马靖往甘肃巡视，如镇守西宁侯宋琥处事有未到处，密与之商议，务要停当。……此内臣出镇之始也，然职尚止巡视，事毕回京。”“洪熙元年正月丁未，命内官监太监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此南京守备之始也。其年二月，敕甘肃总兵费＠②、镇守太监王安，案此镇守之始见者也，计永乐末已有之矣”。〔5〕二是概念上的混淆。“中官出镇”与“镇守中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中官被派往边镇协助或监督军事将领镇守，属临时性差遣；后者是对出镇宦官的概称，它出现在对出镇宦官的正式任命之后。这两个概念在宣德、正统以后，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在永乐、洪熙时却有一个由前者到后者即由临时差遣到正式任命的发展过程。上引《明会典》及《明史·成祖纪》明显是指“中官出镇”，《明史·职官志》指的则是镇守中官的正式设置，而《明史·宦官传》却将宦官的巡视认为是镇守中官设置的开端。
据《明太宗实录》，刘真、何福于建文四年八月受命镇守辽东、宁夏，韩观、顾成分别在这年九月和十月往广西、贵州镇守，〔6 〕“宦官中有谋者与之偕行”，则中官出镇的时间当在建文四年成祖即位之初，而非永乐元年。在无法确定准确时间的情况下，《会典》采用了虚载，“永乐初”，符合明人的传统说法；《明史》则用实纪，“永乐元年”，却产生了差错。又据《罪惟录》，宦官随成祖起兵靖难有功者，首推郑和、孟骥、李谦、云祥、田嘉禾、王彦、王安等，又以王彦（狗儿）为著，〔7〕最早“出镇”的宦官，当是王彦等，王彦在正统九年卒于镇守辽东任上，似可为旁证。
但是，宣德五年修成的《明太宗实录》，既无关于中官“出镇”的记载，也无“镇守中官”的称谓，这里既有修史诸臣的遮掩，更主要的是永乐时“出镇”的中官，均属临时性差遣，且往往负有特殊使命，事毕即还。如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役卒二万七千余人出海、遣山寿等领骑出云州；又如永乐六年正月遣王安往别失八里探寻本雅失里的去向，永乐八年十二月命马靖巡视甘肃等即是。〔8 〕随着一些“出镇”中官如王彦、王安等的久驻一地，以及永乐以后明代地方政治体制的全面调整，中官的出镇也由临时性差遣逐渐演变为正式任命，即在各地正式设置“镇守中官”（或称“镇守内臣”）。郑和由领兵使番到守备南京，王安由往别失八里到镇守甘肃，就是由临时差遣到正式任命的典型例证。
王世贞《ｙǎｎ＠①山堂别集》将洪熙元年正月郑和守备南京、二月王安镇守甘肃视为南京守备太监及各省镇守中官设置之始，由《明史·职官志》沿袭，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并非确论。据《明仁宗实录》，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也就是成祖死后，仁宗即位的前十天，已命太监王贵通镇守南京：“命太监王贵通率下番官军赴南京镇守。”〔9 〕这里的“王贵通”，当是王景弘的谐音。又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命襄城伯李隆为南京守备。故洪熙元年正月命郑和为南京守备太监时敕云：“於内则与内官王景弘、朱卜花、唐观保协同管事；遇有外事，同襄城伯李隆、附马都尉沐昕商议的当，然后施行。”〔10〕宣宗即位后，于洪熙元年六月敕论李隆：“凡事同守备太监郑和、王景弘计议，昼夜用心。”〔11〕可见，南京守备太监的设置，不在洪熙元年正月，而在永乐二十二年八月；最早受命为守备太监的，不是郑和，而是王景弘。镇守中官之名，也并非始见於王安，而是始见於山寿。《明仁宗实录》载：永乐二十二年九月，“遣镇守交址中官山寿赍敕论交址头目黎利。”〔12〕按山寿在永乐时已在交址镇守，且与黎利相孚。因此，镇守中官的设置，当在永乐末年，主要是在辽东、甘肃、交址等边镇。
二、宣德以后镇守中官的普遍设置及制度化
宣宗于洪熙元年六月即位，七月，命中官云仙往云南镇守，论之曰：“朕初即位，虑远方军民或有未安。尔内臣，朝夕侍左右者，当副委托，务令军民安生乐业。凡所行事，必与总兵官黔国公及三司计议施行，仍具奏闻。遇有警备，则相机调遣，毋擅权自用及肆贪虐。盖尔辈出外，鲜有不恃宠骄傲者。若稍违朕者，治以重法，必不尔贷。”〔13〕此后，宣德元年八月，命内官谭顺、内使陈锦往淮安，助平江伯陈ｘｕāｎ＠③镇守；〔14〕宣德三年十二月，命太监刘宁往镇江、常州及苏、松、嘉、湖等府“巡视军民利病”。〔15〕开始在各省普遍设置镇守中官。至于原来设在诸边的镇守中官，也从宣德元年三月开始陆续补铸关防。〔16〕镇守中官日渐成为明代地方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在：设置类型的系统化、任命手续的程序化、职责范围的明确化。
宣德以后，镇守中官逐渐形成三种类型：南京等处守备太监、诸边镇守中官、各省镇守中官。
南京为明代留都，是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十分重要，自永乐六年成祖经营北方，至十八年正式迁都的十多年里，一直由皇太子高炽居守。仁宗虽在北京即位，但仍将南京视为根本，即位前十天，先命王景弘为南京守备太监，不久又命郑和守备南京。从此，南京守备太监定额二员，并授关防一颗，文曰：“南京守备太监关防。”南京而外，中都凤阳、寝陵天寿山及与都承天府也各设守备太监一人，均给关防。〔17〕
诸边镇守中官设置于从辽东沿长城至甘肃一线，即明代的“九边”地区，明初多设有都司或行都司，为北边重镇。永乐时，陆续在这些地区增总兵镇守，下设分守参将及游击、守备等武职，同时分派中官出镇，监督、巡视军务。宣德以后，凡有镇守总兵官处，均设镇守太监（或少监），有分守参将处，设分守少监（或监丞），有武职守备处，亦设中官守备，一般是监丞、奉御、内使等，形成了镇守武臣和镇守中官两套完整的系统。各城堡关隘，又多设监枪内官，专护火器，武职军官对此不得染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在宣德至景泰的三十年里，诸边设镇守中官的就有甘肃、宁夏、大同、宣府、延绥、苏州、辽东、万全、独石、怀来、密云、永宁、蔚州及紫荆关、雁门关、居庸关等三十余处。〔18〕
《明史·职官志》说，洪熙元年“敕王安镇守甘肃，而各省皆设镇守矣”。其实，王安镇守甘肃仍
属诸边镇守，明初在这里设置陕西行都司。甘肃建省是清代的事。各省镇守中官的设置当自洪熙元年七月始，时宣宗刚即位，命中官云仙镇守云南（见上文）。严从简曰：“宦官镇守，宣德末事也，其出将则正德间也。一则宣皇弥留之际，一则权奸用事之时。”〔19〕事实正相反，各省镇守中官的设置，并非宣宗“弥留之际”，恰恰是其即位之初。据《明英宗实录》，英宗于宣德十年正月“敕浙江等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比遣内官张达等往彼镇守，特为抚安军民，提防贼寇，近闻军民皆已宁贴，令取达等回京。?”〔20〕又据《国榷》：“撤各省镇守内臣，仍敕三司加意抚绥。”〔21〕《御批通鉴》亦云：“罢十三布政司镇守中官。其守备南京、镇守诸边，收粮徐州、临清，巡盐淮浙者如故。”〔22〕是宣德年间，已在全部十三个布政司设置了镇守中官，只是在宣宗死后，英宗即位初，由三杨主持，予以裁撤。孟森先生对宣宗时各省镇守中官的设置也作了论述，但他只注意到了宣德十年镇守中官的革除，而未曾注意其后复设，故曰：“（宣德时）十三布政使（司）皆有镇守，宣宗崩后乃罢，终明之世，幸未复设。……假使宣宗崩后不罢，不知王振、刘瑾等用事，天下成何景象。”〔23〕其实，最迟到景泰时，各省的镇守中官已全部恢复。只是与诸边镇守中官有镇守——分守——守备——监枪一整套体系不同，各省镇守中官除非常时期外，一般只设一至二员。〔24〕永乐时，中官出镇皆由皇帝特差，基本上是随意性的。宣德以后，任命手续逐步程序化。明代宦官外出，一般都要相关部、寺开具手本，内阁书敕，写明情由，方得成行。镇守中官的任命也纳入这一程序之中。镇守中官的设置地点及员额，均以宣德、正统时的“成例”为根据，故大学士刘健在正德初年称“各分守、守备等内臣，旧设有数”。如员缺需要增补，得先由兵部奏请，或司礼监“传奉圣旨”到兵部，由兵部开具手本，送内阁票拟（称“书敕”），写明委任原由及职责范围，经司礼监批红，六科挂号，方许派出。梁储“请罢遣中官疏”云：“先该兵部手本，开称司礼监太监温祥传奉圣旨，司设监太监刘允，着他前出四川等处公干，写敕于他。”〔25〕王恕成化时巡抚云南，亦云镇守中官出镇，“用司礼监印信，该科挂号，皇城各门俱打照出关防印子，皆所以防作伪也”。〔26〕据《明宣宗实录》，宣德二年六月，“命行在兵部，凡去年八月差往各处镇守内外官，皆令还京”。〔27〕是镇守中官任命之由兵部，从宣德时就开始了，故万历重修《明会典》时，关于镇守中官的叙述，也放在兵部。但镇守中官人选的推举，则由司礼监，正德初刘瑾即云：“各处镇守出去，皆司礼举用。”〔28〕世宗即位也称：“各处内官亦非朕亲用，皆系司礼监指名奏请。”〔29〕
镇守中官的资格虽无明确规定，但也形成了一些惯例。一般来说，南京等处守备太监属“司礼外差”，得由司礼监太监担任，这是在正统以后随着司礼监地位提高而形成的规矩。由其他衙门的太监任南京守备，也得转衔司礼监。如成化二十一年内官监太监李荣转司礼监，往南京守备即是。〔30〕诸边及各省镇守太监开始时是在内府各监派遣，成化尤其是正德以后，多由御马太监出任。以正德元年为例，派出镇守中官二十余人。其中明载衙门职衔者十八人，御马监中官居半。〔31〕不同类型的镇守中官，其职责也有所不同。
南京守备太监的职责是“护卫留都”。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仁宗在给第一任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的敕书中说：“命太监王贵通（景弘）率下番官军赴南京镇守。宫中诸事同内官朱卜花、唐观保，外事同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琥、驸马都尉沐昕计议而行。”〔32〕具体说，内事有南京内府衙门及孝陵卫事务，后湖垦艺及被谪种菜净身军人的管理，各地发往南京的有罪中官的惩治及囚禁等；外事有南京城防江防的筹划、南京诸狱的录囚、大胜关等关隘官军的提调，江南各地赋税钱粮的徵收等。
诸边镇守中官的职责是守边，具体说，一是“监军”，二是“抚夷”。镇守中官的监军与监察御史不同，监察御史监军是稽核功罪赏罚，镇守中官监军则拥有监督军事将领、协赞军事行动、整饬军纪边防等权限。洪熙元年四月，仁宗敕谕甘肃总兵官费＠②：“尔名臣子孙，为国重臣，先帝谓尔练习军政，付边寄。朕承先志，付托尤专。不意尔比来溺於宴安而懦弱不振，低眉俯首，受制於人。大丈夫所为，固若是乎。”〔33〕这是镇守太监王安监督军事将领的结果。将领的公务私事，皆在中官的监督之中，随时可以劾奏。如正统初，镇守大同太监郭敬就劾巡抚李仪、参将石亨相互龃龉，堕坏边事，致李仪下狱；又劾总兵官方政专权。〔34〕成化时镇守宁夏太监王清劾总兵官李杲违法，李杲下狱；汪直又劾大同副总兵朱鉴私遣士卒近边采药，致被杀死数十人，朱鉴下狱。〔35〕协赞军事行动早在永乐八年就已有敕文，当时命中官马靖前往甘肃巡视，“如西宁侯宋琥处事有未到处，密与之商议，务要停当”。所以景帝不止一次重申：“朝廷委任内臣各处镇守备御，监军行事，皆是祖宗旧制，不可更改。”〔36〕于谦在兵部也批复提督永平等处军务佥都御史邹来学的题本，让其会同镇守内官张溥等“协赞军务”。〔37〕正统以后，遇有战事，基本上形成了总兵出战，镇守中官守城；或巡抚守城，总兵、中官出战的分工。安抚边镇地区的少数民族，处理民族事务，是诸边镇守中官
的又一重要职责。如正统五年九月，敕镇守辽东太监易信厚抚女真；正统十一年十月，瓦剌使者因入贡事求见大同镇守中官郭敬；弘治二年正月，左都御史马文升上疏，建议让延绥镇守太监与鞑靼议定入贡路线等。〔38〕可见镇守中官在民族事务中的作用。
各省镇守中官的主要职责是安民。宣德十年正月为撤各省镇守中官事敕谕浙江等处三司官：“比遣内官张达等往彼镇守，特为抚安军民，提防贼寇。”明确了镇守中官的责任。宣德三年十二月的一份敕书则更为全面：“敕行在锦衣卫指挥任启、参政叶春、监察御史赖瑛同太监刘宁往镇江、常州及苏、松、嘉、湖等府巡视军民利病，殄除凶恶，以安良善。凡军卫有司官吏，旗军里老，并土豪大户，积年逃军、逃囚、逃吏，及在官久役吏卒，倚恃豪强，挟制官府，侵欺钱粮，包揽官物，剥削小民，或藏匿逃亡，杀伤人命，或强占田产人口，或污辱人妻妾子女，或起灭词讼，诬陷善良，或纠集亡赖，在乡劫夺，为军民之害者，尔等即同大理卿胡概体审的实，应合擒拿者，不问军民官吏，即擒捕，连家属拨官军防护解京，有不服者，即所在卫所量遣官军捕之，仍具奏闻。”〔39〕根据这道敕书以及现有的有关各省镇守中官活动的材料，各省镇守中官拥有以下职权：监督文武官吏，调遣卫所官军镇压人民反抗、弹压土豪大户、缉捕在逃人犯，应地方治安的需要而向中央建议增削行政、军事设置，协调本省文武官员及司、府、县机构的公务，招抚流失人口等。
所有的镇守中官又都负有两项特殊使命，一是作为朝廷耳目，随时通报各地情况。景泰元年十月，山东右布政使裴伦请罢镇守中官，景帝当即予以反驳：“往岁各处贼寇生发，人民流散，因令内官镇守，得知事情缓急。今（裴）伦擅欲取回，主意安在？”〔40〕景泰四年九月，吏科都给事中卢祥请罢镇守中官其他职事，“惟理机密。”〔41〕这可以说是镇守中官的主要职责。二是为皇室采办土物贡品，以为奴才对主子的“孝顺”。陆容《菽园杂记》云：“各镇守内官竞以所在土物进奉，谓之…孝顺?。”〔42〕孝顺的名目繁多，数量浩大。弘治时巡抚云南都御史王诏等言故镇守太监王举选作奇玩器物进贡，其名目有屏风、石床、金银器皿、宝石、珍珠、象牙、漆器等，又有金镶玉宝石帽顶等，请求分别予以销毁或入库，孝宗却命“悉解送京来”。〔43〕河南镇守太监廖堂的贡物有古铜器、窑变盆、黄鹰、锦鸡、猎犬、羔羊皮等；甘肃等边镇守太监得采捕鹰豹等野味，广东太监得进贡珍珠等海珍，不一而足，而这些，又只有镇守中官办理最为合适。
问题是，南京守备太监的职责是“护卫留都”，而守备勋臣、参赞南京机务兵部尚书也有相同的职责；诸边镇守中官的职责是守边，镇守总兵官的职责也是守边；各省镇守中官的职责是安民，与巡抚都御史的职责一样。那末，总兵、巡抚、中官“三堂”在负有同样职责的情况下，应该有不同的分工。论者多因宦官骄横跋扈而认为镇守中官无所不管，不受约束，其实不然。正德十四年六月，武宗命内阁将延绥、山西、宁夏、甘肃、陕西、辽宁、苏州各总兵、巡抚官的职任增入镇守太监敕中，被大学士杨廷和等拒绝：“各镇守总兵官、巡抚都御史及镇守太监各有一定职掌，敕书彼此不同，皆有深意，此屡朝成法也。”“一旦无故轻易变更，他日律以祖宗之法，孰任其咎，臣等不敢曲为阿顺”。〔44〕在此之前，梁储等人也拒绝书敕，认为“各处镇守、守备内臣，其当行事务，旧有定规”。〔45〕可见，镇守中官并非无所不管，其职权亦有一定限制，不然，也不需屡请在敕书中增加职掌。成化七年四月，兵科给事中章鉴等人的一份奏疏指出：“国家之制，边防以文臣巡抚，以武臣总兵，而内臣纲维之。事体相埒，职位相等，胜则同其功，败则同其罪。”〔46〕於此可见镇守中官的崇高地位，但是，在护卫留都、守边安民的法定职责内，镇守中官也不得随意侵夺总兵、巡抚及其他部门的职权，同时，还受到各种制度的制约。
镇守中官有权监督、弹劾所在地区的文武官员，还可举荐、请留甚至“奏罢”地方长吏，却没有升迁罢黜官员的权力，也没有考察官吏的职责。景泰二年十一月，镇守福建刑部尚书薛希琏请会同镇守中官右监丞戴细保考察文武方面官员，据《明英宗实录》，“吏科言旧例之任不以属内臣，（薛）希琏乃欲令同内臣考察，不惟假以媚权贵，且因以纵黜陟，殊失大体，有辜重任，请正其罪。诏宥希琏不问。考察官员仍如旧例”。〔47〕即仍由巡抚、巡按及按察司会同进行。
镇守中官有权监军、随军出征，甚至根据需要调遣所在卫所在卫所官军，却不可单独领兵及擅提军职。成化七年四月，延绥战事失机，科道论镇守太监秦刚、巡抚王锐、总兵官房能之罪，御史杨守随等认为主要责任在总兵官，“房能专持兵柄，非特如内臣之总理、文臣之兼督也”。〔48〕可见“兵柄”不在中官。成化十九年五月，汪直镇守大同时请将归附的“达官”迎敌，正德十三年正月，镇守江西太监毕真请预南赣军事，皆因“非故事”而被兵部否决。〔49〕其实，永乐时曾常有宦官领兵之事，如郑和、王景弘领兵下番，山寿领兵出云州侦察蒙古军情，王安领兵往别失八里皆是。宣德以后，对此作了调整，镇守中官只能随军出征而不能单独领兵。弘治三年五月，又以总督两广军务右都御
史秦ｈóｎｇ＠④所言，禁镇守中官擅执军职，〔50〕进一步限制了中官对军队的干预。
镇守中官有权在辖区替皇室采办土物贡品，同时乘机搜括敲剥，但非特命不得参与地方赋税钱粮的徵收及矿山的管理。以福建市舶司为例，景泰四年十二月，命奉御来住代戴细保镇守福建，“仍兼领市舶”，〔51〕是戴细保曾兼领市舶司，来住继之。但领市舶司并非福建镇守中官的法定职权，成化十二年四月福建巡按叶稠请将市舶司属镇守太监卢胜，却未被应允，而是另遣内官韦杏领市舶事。〔52〕又如采矿，成化三年三月，命四川、云南镇守太监兼领，而浙江、福建则另遣内使管理。〔53〕
镇守中官有权过问地方司法事务，并与抚按定期录囚，却不得自行受理讼事。明代诉讼由地方里老、县府、按司、巡按御史受理，按律不得越诉。但由于镇守中官有安民防寇之责，於官民军匠间恃强凌弱、起灭词讼之事皆得预闻，因而多有直接受理讼事、径行处置者。天顺二年十月，陕西延安府儒学学正罗中专疏此事，他认为：“词讼起於不平，听断各有所司。比者各处镇守太监侯伯都督等官，不务固守城池，抚安军民，以尽厥职，顾恃官高，往往滥受民讼，或批发所司而嘱令枉断，或差人提取而骚扰官民，甚至视所赂之多寡而断所讼曲直，是致刑罚不中，善良被害。”因此，“请都察院移文各镇守太监等官，自后不许干预词讼，仍榜禁军民人等，果有不平，第许循序赴诉所辖官司，不得辄诉镇守官处，违者治罪。”〔54〕弘治三年，都御史秦ｈóｎｇ＠④复论此事，此后，镇守中官被禁止受理民讼。
另外，镇守中官的活动自弘治时起得接受抚按官的考察和兵部的勘核，各地巡抚、总兵、巡按及有关官吏也有向中央弹劾不法中官的权利，镇守中官完全纳入了明代的地方政治制度之中。只是因为镇守中官多有恃宠骄横、为非作恶者，所以人们注意的往往是其随意性而不是制度性，这也是无可厚非的。《ｙǎｎ＠①山堂别集》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正德十四年宁王宸濠在南昌起兵时，认为南京有守备太监刘琅为内应，浙江有镇守太监毕真相呼应，江南各处指日可下，结果无一处事成。这也说明镇守中官所受到的各方面的箝制。
三、正德时镇守中官设置的泛滥及嘉靖初的革除
虽然镇守中官的设置在宣德以后趋於制度化，镇守中官的职权及活动受到各种限制，但由於最高统治者的纵容，一些制度化的“成例”也经常遭到破坏。正德时，随着官僚政治的腐败和宦官势力的扩张，镇守中官的设置更加泛滥，主要表现为：设置旧额被突破，委任程序被打破，镇守中官对地方事务进行全面干预并直接参与地方叛乱，在各地掀起了搜刮民财的狂潮。
南京守备太监定额两员，至正德元年，已有余庆、黄准、黄忠、刘云四人同守备南京；所属龙江关另有内官把守，内府各库也由内官监管，而守备太监仍不断奏讨，仅常盈仓内官就由成化时的二员增至十三员，广运仓也由一员添至五员，远远超出原额。〔55〕天顺、成化时诸边镇守中官约三十余处，至正德，仅北直隶就有苏州、密云、居庸关等三处设有镇守太监，遵化、滦阳、永平等二十四处设有分守、守备中官，加上监枪等内使，北直隶的镇守中官已相当於以前诸边镇守中官的总额；〔56〕宁夏原设太监一人，正德五年四月，安化王起兵，在宁夏一处就杀了镇守太监三人、少监一人。〔57〕故大学士刘健等多次奏请裁减：“各分守守备等内臣，旧设有数，今添至数倍。”〔58〕镇守中官的委任程序也被打破，以正德十年为例，置诸边镇守中官四人，皆为“中旨”，又在广西、陕西、河南、湖广、贵州、云南、山东、江西、四川等九个布政司更换镇守太监，也全是“中旨”。
镇守中官的职权在急剧膨胀。正德元年十一月，特许凤阳守备太监倪文兼辖凤、卢等府卫军民；二年二月，许分守密云内官王昕免受镇守总兵与巡抚都御史节制，并给符验旗牌；四年六月，从凤阳守备太监黄准之请，命少监金奉同南户部主事共收税粮；十一年七月，许镇守山东太监黎鉴收泰山元君祠香金；十二年五月，许镇守湖广太监杜甫巡历所部；十三年二月，许守备凤阳太监丘得兼统卢、淮、扬、徐、和等府州政务；同年五月，许分守潼关太监黄玉视潼关兵备副使例，管理陕、商、解、蒲诸州；〔59〕十四年六月，命将延绥、山西、宁夏、甘肃、辽东、蓟州各总兵、巡抚官职任俱入各镇守太监敕中。在此之前，守备凤阳太监丘得、镇守延绥太监刘祥、宁夏太监马锡、大同太监许经、宣府太监颜大经已经改敕，获得了统兵、巡历等特权。〔60〕随着权力的扩充，一些镇守宦官的权欲也进一步受到刺激，直接参与地方叛乱。宁王宸濠叛乱，浙江太监毕真、河南太监刘ｊǐｎｇ＠⑤、南京太监刘琅密谋响应并付诸行动，皆因濠党而下狱。〔61〕
采办土物贡品，是各地镇守中官的特殊使命，也是他们搜刮民财、中饱私囊的最好机会。早在永乐、宣德时，宦官的搜刮就已造成严重后果并引起朝野的广泛关注。永乐十六年，因中官马骐采办，“大索境内珍宝，人情骚动”，致使交址大乱，不可收拾。〔62〕宣德六年，太监袁琦使广东，“假
办公为名，擅差内官内使往诸处凌辱官吏军民，通取金银等物，动累万计。”由于群情激愤，“归怨朝廷”，宣宗不得已将其处死。〔63〕王振被视为明代宦官中的首恶，但陆容却认为：“宣德年间，朝廷起取花木鸟兽及诸珍异之好，内官接迹道路，骚扰甚矣。自（王）振秉内政，未尝轻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得以休息，是虽圣君贤相治效所在，而内官之权，振实揽之，不使泛滥四及，天下阴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64〕至正德，各地镇守中官更掀起刮财狂潮。据陈洪谟《继世纪闻》，刘瑾认为镇守中官皆因贿赂司礼监而得举用，劝武宗将各地镇守尽皆取回，另换一批人，“新用者论地方大小，借贷银两进献，即得差用”。一到地方，即“剥削民财，全无顾忌”。〔65〕故户科给事中刘＠⑥有“用新人不若用旧人，犹养饥虎不若养饱虎”之说。〔66〕廖堂在河南、陕西，刘琅在河南、南京，刘ｊǐｎｇ＠⑤在浙江、两广、河南，毕真在山东、江西、浙江，韦经在两广，董让在江西，刘云在陕西、南京，无不以ｊｕāｎ＠⑦削称，积财巨万。
吏部主事孙盘以诸边为例，抨击了正德时期镇守中官之弊：“今各边镇守、分守、监枪诸内臣，托以心腹，而其诛求百计，实为腹心之病。役占健卒，置於标下，纵之生事，以为爪牙。或抑买弓弦缨子而总收军饷，或扣转仓场马料而坐支官价，或私猎走役战马，或私种夺占耕牛，……家人头目皆无籍恶少，聚敛侵剥，势若虎狼。武职藉以夤缘，宪司不敢诘问。一遇有警出战，惟驱占剩羸卒当之，故不能勇门决胜。及战有微功，虚张捷报，则皆附势挟贵者攘之。”〔67〕镇守中官的活动，打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加深了明王朝的政治危机，因此，直接导致了嘉靖时的制裁乃至全面革除。
早在景泰元年，兵部尚书于谦就提出：“内臣凡腹里地方，亦乞减省，庶臣下不致旷职，军民亦免烦扰。”〔68〕山东右布政使裴伦也要求“请敕廷臣会议，凡非边境，有巡抚官处，俱命（中官）回京，庶内臣无轻出之劳，有司免供应之扰”。〔69〕但当时人们还只是要求撤回内地各省镇守中官。弘治十八年六月，武宗即位，兵部请罢沿边监枪、分守、守备内臣，内阁也利用拟登极诏的机会，命减裁各处添设分守、守备等官。〔70〕正德元年，吏部主事孙盘首先提出“尽取沿边内臣回京，所带头目尽行革去”。〔71〕但均未成功。直至嘉靖初，世宗由外藩入继大统，才在杨廷和、张璁等人的主持之下，开始了对镇守中官的全面革除。
嘉靖时革除镇守中官是通过这样几种方式进行的：一是在总体上打击和削弱宦官势力。世宗於正德十六年四月即位，六月，汰锦衣卫冗校三万余人。七月，又裁京卫各厂局旗校十四万余人。同时裁革南京内府各监局官。嘉靖八年五月，裁汰御马监勇士三千四百余人，又禁止内侍子弟授锦衣卫官、追夺内侍家人所得的爵位、收夺中官庄田。从政治和经济上削弱了宦官势力。二是裁削镇守中官在正德时所获得的特权，恢复“旧制”。正德十六年五月，除凤阳、密云守备太监符帜，凤阳守备只得管理皇陵皇城，监管高墙庶人；密云分守中官仍得听苏州总兵、巡抚节制。嘉靖七年八月，重申镇守中官不得受军民词讼的禁令，并将正德时加入镇守中官敕内的职责全部收回。三是严治镇守中官之罪。从正德十六年四月至嘉靖十年，因罪罢免的镇守中官有辽东于喜、王纯，河南董文，贵州王闰，开原刘岑，潼关黄玉，山西周缙，陕西张绅，四川萧通等十多人。一般是罢而不补。四是陆续革除各地镇守中官。正德十六年，首先撤山海关内臣及云南金齿腾卫分守太监；嘉靖八年，裁守备、监枪等内臣，将其职责并入镇守太监。嘉靖九年和十年，先后将剩余的云南、苏州、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独石、万全、永宁等镇守中官革除。至此，除南京、凤阳等守备太监保留外，所有边镇、内地的镇守中官均被革除，只留有黄花镇一处，於嘉靖四十年革去。〔72〕《明史·职官志》说各地镇守中官“至嘉靖八年后始革”，当是以这年三月裁守备、监枪内臣为根据，从制度上来说，《明史》的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另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镇守内臣之革，在嘉靖九年十年间，天下称快。此正张永嘉（璁）入相时也。至十七年，而太师武定侯郭勋奏请复之，上许云贵、两广、四川、福建、湖广、江西、浙江、大同等边，各仍设一人，中外大骇。时任邱李文康（时）当国，不能救正，人共惜之。十八年四月，以慧星示变，将新复镇守内臣尽皆取回，遂不再设，距用郭言，甫匝岁耳。是时当国者，为夏贵溪（言）。而严分宜（嵩）为太宗伯，题请得旨，其功亦不细。今人但知裁革镇守，归美於永嘉，而夏、严二公，遂不复齿及，岂因人而没其善耶？抑未究心故实也。”〔73〕则镇守中官革除后仍出现过反复。但据《明世宗实录》：“先是武定侯郭勋欲复各处镇守分守内臣，并委其取矿课以资国用。兵部覆言：…此辈害民，在先朝已极，顷幸圣断裁革，民始安堵，不当复从。?上曰：…各处镇守内臣，原不系太祖定制，今且著云南、两广、四川、福建、湖广、江西、浙江、大同每用一人，内监慎选以充，不得作威生事。?已，都给事中朱隆禧等言：…皇上登极诏革内臣，中外臣民一时称快，（郭）勋徒因取矿一事而欲并复镇守，诚恐黩货殃民，天下汹汹，臣等不能计其所终也。?上是其言，竟已之。”〔74〕是郭勋曾有复设镇守中官之议，
世宗首肯，但因兵部及科道的反对而未行，故《明史》郭勋、李时、夏言等传均不及此。沈德符只知有复设之议，未察其未行之实，故有嘉靖十七、十八年镇守中官的革复之说。
四、余论
对於中官出镇和镇守中官的设置，论者多从明代君主专制的强化来进行说明，认为是君主对文臣武将的不放心而将地方事务委托於家奴，是有道理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这种看法无法解释嘉靖时镇守中官的革除，难道成祖、仁宗、宣宗，乃至武宗都不放心臣属而惟独世宗放心，难道其他君主均专制而惟独世宗不然？
客观地看，镇守中官在明代的设置，既有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必然性，更有明初社会的现实必要性。成祖即位后，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由於成祖夺取皇位的手段不正，因而许多官员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甚至潜往各地进行各种方式的对抗，建文帝也下落不明。这些，不能不说构成了对成祖皇位的威胁。二是社会矛盾的继续发展。尽管明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惩治贪官污吏，打击豪强大户。但社会矛盾从未真正缓和，仅据《明实录》所载，洪武、永乐两朝所发生的有一定规模的汉族人民的武装斗争就有一百多起，而在“靖难”期间及以后一段时间表现得更加严重。三是边备的薄弱。由於明太祖大肆杀戮有功将领，“靖难”时苏、辽一带的精兵强将又席卷南下，以及蒙古残余势力的迅速复苏，整个北部边防显得过於空虚。淇国公丘福奉命征讨蒙古，结果全军覆没，随成祖起兵的重要将领几乎阵亡过半。在这一形势下，成祖一面对公开的反对派进行无情镇压；一面又得派遣军事将领往各地镇守，以求稳定内地，防御外患。
由於“靖难”之役进行得过於顺利，明成祖尚未在战争中培养出足够的高级将领就夺取了政权，因此，派往各地的镇守总兵多为建文旧臣，有的还曾直接与燕兵对垒。以建文四年九、十月间，最先派出的几位镇守总兵为例，何福曾与盛庸、平安会兵伐燕，战於淮北；顾成从耿炳文御燕师，战於真定；韩观也奉命练兵德州，抗御燕师；虽然归降后受到优礼，分别镇守宁夏、贵州、广西，但毕竟往事耿耿，成祖对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放心。但这种不放心并非一般的君主对将领的猜忌，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自然心态。中官随何福等出镇，说是因为“争功不已”，实是掩人耳目，他们负有监视总兵的特殊使命。即使象宋琥，既是靖难勋臣，又是成祖女婿，也仍遣中官察其行为，沈德符认为，这是因“内难初平，恫疑未解”而致（后何福畏罪自缢，宋琥坐不敬夺爵），〔75〕是有道理的。
明代武官的世袭制度，造成了将领的怯懦和无能。吴宽指出：“洪武永乐之初，武臣皆起自行伍，身经百战，功名富贵，自我取之，故其名实相副。后世子孙，承袭旧勋，坐享高爵，固有不能弯弓跨马者矣，此其名实相戾，无怪其不能将也。”〔76〕成祖、仁宗、宣宗也经常埋怨将领的无能。洪熙元年四月初一，仁宗同时敕责辽东总兵官朱荣、山海永平等处总兵官陈英、甘肃总兵官费＠②及所属将领，谓其“溺於宴安，而懦弱不振”，“略不念朝廷付托之重，恬然自逸，未尝一出巡视关隘，壮士健卒，留卫左右，饥寒穷苦无资之人，令守烟郭关口。”“上下相师成风，军务都不留意，是以寇奄至而不觉，人被掳而不知。”〔77〕守边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孤军深入，远征漠北。
与这些或心怀二志，或怯懦无能的将领相比，宦官却有很多优势。首先是政治上可靠，他们或“自小随侍，颇称使令”，或追随成祖起兵，东征西讨，或舍生忘死，引领燕兵直下南京，故成祖、仁宗皆以为“忠於己”。二是敢於担载，略无顾忌。如交址黎利起兵发难时，山寿“力言（黎）利与己相孚，今往谕之，必来归”。并表示，“如臣谕而彼不来，臣当万死”。〔78〕虽然事情没有成功，但却敢於承担责任，足使人主信赖。三是能征敢战，奋勇当先。郑和、孟骥、云祥、王彦等皆以敢战闻名，而“（王彦）最敢战先登”。〔79〕永乐八年成祖北征蒙古，先战於斡难河，再击阿鲁台，其护卫左右，勇当敌锋者，也多是宦官。四是宦官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熟习“夷”情，敢於深入。如第一位领兵巡视黑龙江流域奴尔干都司的亦失哈（又名易信）、第一任甘肃镇守太监王安是女真人；从成祖起兵靖难的郑和、孟骥是回人，云祥、田嘉禾是蒙古人，交址镇守太监山寿、马骐很可能也是少数民族，在诸边的民族事务中，往往需要他们发挥作用。查继佐一方面谴责“明累朝率中贵用事”，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燕初起，不可为名，士大夫多缩匿，而诸阉无所顾惜，且又多域外人，文皇既借其锋，便不能如祖训云云，势使然也。”〔80〕这种从“势”的角度来看宦官的重用、镇守中官的设置，是很有见地的。事实证明，永乐、洪熙、宣德时期的镇守中官在沟通民族关系、加强边备、监督文武官吏、镇压内地人民斗争及统治阶级的反对派势力等方面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因而由临时差遣逐渐演变为地方制度。
明初三司并立的省级体制，在某种意义上也使镇守中官的设置成为必要。何乔新《论都司书》曰：“我朝惩前代藩镇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执法，凡军戎调发之政，布按二司不
得专。非有符验，都司亦不听调也，平日所以能前却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临其身，厚禄诱其心，三尺法焉能制之。”〔81〕朱国桢也认为，洪武、永乐、宣德时所以民变四起，难以平息，在於“经制未明”，“想当时兵权尚属都司，布、按藐为武吏，若不相干，有司观望，不肯尽力，……故窥伺者易动，结聚者难除”。〔82〕在士大夫缩匿、将领怯懦、地方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的永乐、宣德时期要协调三司、平定地方，宦官当然是可以依靠的力量。
随着镇守中官的普遍设置以及景泰天顺以后尤其是正德时期镇守中官权力的膨胀，这一制度也迅速走向反面，由解决地方体制缺陷、守御边境、安抚内地，监督官吏不法行为的有效措施，演变为破坏正常统治秩序、激化阶阶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废弛边备、腐败政治、支持地方反对势力的重要动乱因素，对明朝的中央统治构成严重危害。因此，从景泰时起，一些中央和地方官员就不断要求收回内地镇守中官。成化以后，革除诸边镇守中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至正德，镇守中官已经到了非革除不可的地步。武宗中年夭亡，世宗由外藩继统。革除镇守中官的条件成熟了。
《明史》曰：“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有罪者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余年不复设。”〔83〕《罪惟录》亦云：“上（世宗）感毅皇（武宗）任用中官之过，御内臣颇严，……尽收在外中官。”〔84〕主要是从吸取正德时教训这一角度来解释嘉靖时对镇守中官的裁革。但是还应看到，镇守中官此时已失去存在的必要性。成化、弘治以后，边境虽仍年年有多事之秋，但瓦剌已经衰落，鞑靼对明朝不构成象永乐、正统时期那样的威胁；经过于谦对京营的整顿和改革，以及明政府对边镇的一系列经营，明军的防边部置较前严密，“武臣总兵，文臣监督”的新格局已经构成。更为重要的是，各省地方政治体制的调整已基本完成，巡抚已成为明代新的省级机构，形成了巡抚——布、按——府县这一统治阶梯，强化了对地方的统治机能。虽然也有象陕西晏宏、河南吕宪这样“忠良廉靖，缙绅所不及”的镇守中官，但作为一项制度，镇守中官无论在诸边还是内地，均成了政治体制中的累赘。世宗由外藩继统，既怕廷臣结党，亦防内监蒙蔽，重用在大礼议中由自己提拔的以张璁为首的文职官员，对宦官势力进行一系列打击。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才将边镇和各省镇守中官尽行革除。因此，镇守中官的兴革，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明代内廷宦官集团和外廷文官集团之间势力消长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在天启六年辽东形势严峻，“阉党”气焰嚣张时，恢复了各边镇守太监。天启七年十月，崇祯帝即位后又行罢去：“一柄两操，甚为无谓。”〔85〕但是，未隔数年，崇祯四年九月，又遣中官王坤、刘文忠、刘元中监视宣府、大同、山西兵饷，此后，各边各军皆设中官镇守、监军，直至明亡。论者因此以为明朝灭亡，在於信用内臣，“监军镇守，覆辙累累”。〔86〕其实，天启、崇祯两朝镇守中官的复设及明朝的最终灭亡，乃是明代统治集团，首先是文官集团全面腐败的结果。《明史》中的这样一段话是耐人寻思的：“（庄烈）帝初即位，鉴（魏）忠贤祸败，尽撤诸方镇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兢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乃思复用近侍。……吏部尚书闵洪学率朝臣共出疏争，帝曰：…苟群臣殚心为国，何事乎内臣！?”〔87〕如果说永乐、洪熙时镇守中官的设置是因为将领的无能，那末，天启、崇祯时镇守中官的复设，则是文臣的腐败。
从镇守中官的兴革，可以看出明代宦官兴汉唐相比有两个明显特点：参政的广泛性和专权的可控性。镇守中官的设置和职权的扩大，实际上是宦官的参政范围由中央向地方、由政治向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延伸和扩展；而且，宦官的有关职掌均以“祖制”或“成例”的方式制度化。但是，尽管正德、天启时镇守中官遍布各处，气焰甚盛，而嘉靖、崇祯初的一道敕书，即可全部撤回，宦官的专权并未发展到失控。宦官集团包括镇守中官在内，只是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受着其他各种力量的有效制约，这也说明明代专制体制的稳定性和成熟性。〔88〕注释：
〔1〕参见拙稿《明初三司设置论考》、《明代的巡抚制度》，分载《豫章学刊》1986年第2期，《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万历《明会典》卷126，兵部九，镇戍一。
〔3〕《明史》卷6，成祖纪二；卷304，宦官传；卷74，职官三，内监。
〔4〕〔62〕清修《御批通鉴辑览》卷102。
〔5〕王世贞：《ｙǎｎ＠①山堂别集》卷90，中官考一。
〔6〕《明太宗实录》卷9。
〔7〕〔79〕〔80〕〔83〕查继佐：《罪惟录》卷29，宦寺列传上。
〔8〕谈迁：《国榷》卷13、14、15。
〔9〕〔32〕《明仁宗实录》卷1上，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丁未。
〔10〕同上，卷7上，洪熙元年二月戊申。
〔11〕《明宣宗实录》卷2，洪熙元年六月辛亥。
〔12〕〔78〕《明仁宗实录》卷2中，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乙酉。
〔13〕《明宣宗实录》卷3，洪熙元年七月庚午。
〔14〕同上，卷20，宣德元年八月乙丑。
〔15〕〔39〕同上，卷49，宣德三年十二月丁酉。
〔16〕《明宣宗实录》卷15，宣德元年三月己亥：“命行在礼部铸镇守交址内官关防。”又《明英宗实录》卷6，宣德十年六月癸卯：“给镇守陕西行都司地方内官关防。”
〔17〕刘若愚：《酌中志》卷16，内府职掌。
〔18〕参见《明宣宗实录》、《明英宗实录》。
〔19〕《国榷》卷50。
〔20〕《明英宗实录》卷1，宣德十年正月庚寅。
〔21〕《国榷》卷20。
〔22〕《御批通鉴辑览》卷103。
〔23〕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第二编第二章。
〔24〕特殊设置例外，如江西有镇守太监一人，成化、弘治时设南赣巡抚，又增设镇守太监一人；四川有镇守太监一人，又设松潘镇守中官；云南有镇守太监，另设金齿腾卫镇守中官。
〔25〕梁储：《请罢中官疏》，《明经世文编》卷113。
〔26〕王恕：《驾贴不可无印信状》，《明经世文编》卷39。
〔27〕《明宣宗实录》卷28，宣德二年六月甲子。
〔28〕〔65〕陈洪谟：《继世纪闻》卷1。
〔29〕《明世宗实录》卷80，嘉靖六年九月癸卯。
〔30〕《国榷》卷40。
〔31〕〔58〕〔70〕《国榷》卷45。
〔33〕《明仁宗实录》卷9上。洪熙元年四月庚子。
〔34〕杨士奇：《辨方政被劾疏》，《明经世文编》卷15。
〔35〕《国榷》卷39。
〔36〕《明英宗实录》卷187，景泰元年正月甲辰。
〔37〕于谦：《题为边务事二》，《皇明名臣经济录》卷14，兵部一。
〔38〕分见《国榷》卷24、26、41。
〔39〕《ｙǎｎ＠①山堂别集》卷93，中官考四。
〔40〕〔69〕《ｙǎｎ＠①山堂别集》卷91，中官考二。
〔41〕《明英宗实录》卷233，景泰四年九月丙辰。
〔42〕陆容：《菽园杂记》卷1。
〔43〕《ｙǎｎ＠①山堂别集》卷93，中官考四。
〔44〕《明武宗实录》卷175，正德十四年六月癸亥、戊辰。
〔45〕〔60〕同上，卷160，正德十三年三月戊辰。
〔46〕〔48〕《明宪宗实录》卷90，成化七年四月甲辰。
〔47〕《明英宗实录》卷210，景泰二年十一月癸卯。
〔49〕《国榷》卷39、50。
〔50〕《明史》卷178，秦ｈóｎｇ＠④传。
〔51〕《明英宗实录》卷236，景泰四年十二月丙午。
〔52〕《国榷》卷37。
〔53〕《国榷》卷35。
〔54〕《明英宗实录》卷296，天顺二年十月乙亥。
〔55〕梁材：《革徐淮二仓内臣疏》，《明经世文编》卷104。
〔56〕《菽园杂记》卷5。
〔57〕《国榷》卷48。
〔59〕《国榷》卷45—50。
〔61〕《ｙǎｎ＠①山堂别集》卷97，中官考八。
〔63〕《明宣宗实录》卷85，宣德六年十二月丙申。
〔64〕《菽园杂记摘抄四》，《纪录汇编》卷183。
〔66〕《明史》卷188，刘＠⑥传。
〔67〕〔71〕《ｙǎｎ＠①山堂别集》卷94，中官考五。
〔68〕《明英宗实录》卷191，景泰元年四月丙子。
〔72〕参见《国榷》卷52—55，《ｙǎｎ＠①山堂别集》卷98—100。
〔7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6，内监“镇守内臣革复”。
〔74〕《明英宗实录》卷211，嘉靖十七年四月戊午。
〔75〕《明史》卷144，何福、顾成传；卷155，宋晟附琥传；卷166，韩观传。
〔76〕吴宽：《论西北备边事宜》，《皇明名臣经济录》卷16。
〔77〕《明仁宗实录》卷9上，洪熙元年四月庚子。
〔81〕何乔新：《论都司书》，《皇明名臣经济录》卷17。
〔82〕《国榷》卷23。
〔84〕〔87〕《明史》卷305，宦官传二。
〔85〕夏燮：《明通鉴》卷80。
〔86〕同上。卷90。
〔88〕参见拙稿：《论明代的君主专制》，江西社科院历史所：《严嵩与明代政治》，上海社科出版社，1989年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上“合”加下“廾”
＠②左“王”加右“献”
＠③左“王”加右“宣”
＠④左“纟”加右“肱”的右部
＠⑤左“王”加右“景”
＠⑥艹下加氵加臣
＠⑦月加俊的右半部
存货管理制度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公司存货进出管理、堆放管理, 确保存货账实相符, 以及加快存货盘活管理等, 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存货是指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为销售或者耗用而储备的物资, 包括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库存商品( 库存房) 、委托加工物资、委托代销商品及其它小额耗材等。 第三条存货管理岗位的职责分离 (一)订货人员与复核、审批人员的岗位分离; (二)订货人员与验收、存货保管人员岗位分离; (三)存货保管人员、会计记账人员岗位分离; (四)存货的盘点应由存货保管人员、会计记账人员及独立于这些岗位之外的人员共同进行。 第四条存货应当制定各品种最高库存量, 明确责任人。同时, 凡是库存已达到最高库存量的存货, 仓管员应当拒绝收货。 第五条未经财务部门同意, 不得私自设置仓库, 车间尚未使用或剩余的物质在月末盘点时必须全面盘点, 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藏存货。同时, 也不得私自增加仓库有关人员。 第六条仓库划分为待检区、退货区、合格区、次品区和寄存区。
1、待检区: 以黄色标识牌表示, 是指已收到采购通知入库但质检部待查质量而将物资存放的区域。 2、退货区: 以灰色标识牌表示, 是指物资在使用过程中经确认属于供应商产品的质量问题, 采购部正在或拟向供应商要求退货的物资而将其存放的区域。 3、合格区: 以绿色合格标识牌表示, 是指已收到采购通知入库并经质检部检验质量确认质量合格而将物资存放的区域。 4、次品区: 以蓝色标识牌表示, 是指物资在使用过程中经确认不能再使用或不能以正品( 合格品) 看待而将其存放的区域。 5、寄存区: 以茶色标识牌表示, 是指经公司领导同意让供应商寄放或客户采购后寄放而将物资暂时存放的区域。 第七条企业设置废品仓库, 并由仓管员建立废品台账。各仓库不应该存在废品物资, 应当定期清理, 而次品区域的物资更应当及时处理, 该转入废品仓库的要及时转入废品仓库, 仓管员应当承担起管理的责任。 待检区和寄存区的物资不能内部领用和销售。寄存区的物资如果是供应商或客户自己使用, 也要办理相关财务手续后才能发放, 确保账实相符。 第八条仓库进出物资必须办理入库手续和出库手续, 涉及的所有票据都必须经仓管员签字确认才是有效的单据; 没有经过仓库的物资, 仓管员不得给予开具票据, 也不得给予签字确认。 第九条仓库所有票据的内容必须填写完整、书写工整、不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1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060 【摘要】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53～159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103 【标题】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 【作者】田澍 【作者简介】田澍1964年出生，甘肃通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元璋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出版《朱元璋传》（合著）、《宦官》等3部专著，并在《文史》、《光明日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1999年被评为“甘肃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并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2000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奖。 作者单位：西北师大 【正文】 祖制与革新是中国古代社会里长期存在着的一对矛盾，处理不好必将引起政治的混乱乃至王朝的崩解；处理得当将对革新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嘉靖前期革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地认识祖制与革新的利弊关系，纠正将祖制与革新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 一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提起“祖制”，多数人将其视为僵化和陈腐的代名词，并把祖制与革新简单地对立起来，把抨击祖制者誉为改革者，把维护祖制者斥为保守者。事实上，祖制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包括某一王朝立国的根本制度，又包含各项具体的、行之有效的行政法规。显然，不可能在全盘否定祖制的前提下来顺利地推进任何改革。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改革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王朝更替时的因革，二是某一王朝内部的鼎新。两者之中，以王朝更替时的因革较为剧烈，其显著表现就是对文物典章的重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绝不是与前朝体制的断然决裂，而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史籍中所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金承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等等，就是此意。改朝换代时的变革如此，王朝内部的变革更不例外。换言之，任何革新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写字，而是与继承形成了矛盾的统一体。离开了继承，就不可能有革新。 在正德、嘉靖之际，明代上层人事更迭，时政因此发生巨变。世宗与“大礼新贵”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对洪武祖制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给予新的诠释和认识，并以其为利器，将有违祖制的重大弊政尽可能地予以革除，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长期以来，学界一味地推崇杨廷和在武宗暴卒之后所推行的所谓“嘉靖新政”，把杨廷和等人在匆忙中拟定的世宗即位诏书视为其推行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实，这种以即位诏书来确定革新的作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从明成祖开始，明代诸帝皆有革除前朝部分弊政的即位诏书，以示更新。如果把世宗即位诏书视为革新纲领的话，那么，其他诸帝的即位诏书皆可如此对待了。与大多数君主的即位诏书一样，世宗即位诏书的除弊对象仅仅局限于正德元年正月至十六年四月之间的部分败政（不包括弘治十八年五月至十二月间的武宗乱政），弊政款数虽多，但其结构与内容并无特殊之处。所不同的是，杨廷和等人是打着恢复孝宗政治的旗号来推行所谓嘉靖新政，把纠正武宗的部分乱政当作其最高的政治理想，故不愿也不敢追溯正德弊政的源流。更甚者，他们公然割裂孝宗弊政与武帝弊政之间的联系，敦促世宗效法孝宗而革除武宗弊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孝宗与明太祖相提并论，并为此而引发了“大礼议”。李洵先生曾精辟地论道： 杨廷和一派所提出的议礼方案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不使世宗以藩王独立系统继承皇位，而必须纳入孝宗以来的统系，在政治上必须继承孝宗的政策，执行孝宗的制度。这在杨廷和一派炮制的即
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优缺点谈谈我们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浏览次数：354次悬赏分：0 |解决时间：2010-12-19 10:49 |提问者：雯雯流水 最佳答案 我认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没有缺点。但关键是我们怎样定义社会主义。 如果硬要把过去的单一公有制定义成社会主义，那么当然它有许多缺点——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或者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这个样子的，邓小平就针对这一点强调过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 我认为社会主义就应该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当然在初级阶段它显得不那么完善，有许多问题和缺点，这些都是正常的。因为它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对于我们中国，则是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出来），它必然带有许多旧社会的缺点和弊病，如果没有倒是很奇怪的事情了。到了社会主义的中级或者是高级阶段，这些缺点或弊病才会大大减少或降低。 其实，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单一公有制。 我们看一看邓小平先生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里他并没有提到公有制，这不会是他的疏忽，应该是他认为社会主义并不等同于公有制。 借用他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说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公有制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公有制；私有制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私有制。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按照小平同志的论述，这里包含了三层意思： ①．“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所有社会经济形态共有的任务，自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完成的任务，而且是首要任务，即“发展是硬道理”；
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则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一个任务，但它是一个过程，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需要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逐步地消灭剥削，逐步消除两极分化； ③．“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要达到目标。这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最终”二字。这也就意味着，这个目标不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或者中级阶段能够达到的，而是要经过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达到的。等我们达到这个目标，实现了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社会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开始进入我们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 从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我们知道，指望刚一进入社会主义就能够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不现实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初期，不能采取单一的公有制体系。 根据对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述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存在着剥削和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社会，但它也是一个逐步消灭剥削、逐渐减小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既存在着按劳分配，也存在着按资分配的社会，但它还是一个按劳分配逐步增加、按资分配逐步减少的社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也在不断发展，直至最终彻底消灭剥削、消除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也就彻底消除了按资分配（或者说私有制）。这时，也就开始进入我们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 从另一个角度讲，把单一的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世界是复杂的，它充满着变化，一个社会的所有制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从历史上看，现实的社会都很复杂，它所包含的生产关系从来就不是纯粹的，这些生产关系的变迁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和单纯。 例如：在奴隶社会末期，诞生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它在与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并最终战胜了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但即使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在地主与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这种最主要的生产关系的主导下，也还残存着仆人、丫鬟与购买他们的主人这种接近于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在鸦片战争后，我们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程度也并不相同，在它的前期，封建的程度多一些，后期则是殖民地的程度更多一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英国的“光荣革命”也只是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是在与封建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的。在美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后，它的黑奴制度也还残存了很长时间。 由此可见，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总是会包含很多种生产关系，有比较低级阶段生产关系的残余，也有比较高级阶段生产关系的萌芽，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生产关系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旧的生产关系并不情愿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生产关系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能确立自己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引领这个社会向前的生产关系一定会逐渐发展、壮大，而落后的生产关系残余则不可避免地
中国古代职官制度 一、概述 1.谈古代官制，先从“官”字说起 官，作为一个整体，历来有多种称呼和解释。“官”字在商朝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西周时又称“寮”，亦作“僚”。《诗.大雅.板》中有“及尔同僚”一语，“寮”被解释为”官”《说文解字》释为“事君也”，官是为君主效命，为君主服务的。君、臣、民三者间，凡称“臣”者都可视为“官”，或已具备了做官资格的人。 祁隽藻（1793-1866），清代著名文人，结合自己的为官经历，在不同场合下，对“官”字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官”者“管”也。古语说“尧舜官天下”，这个“官”字是“公有”的意思，是说尧舜的天下是天下万民的，是天下万民共有的官长。“管”是在“官”字上面加“竹”字头，是说尧舜在治理天下的时候，茅檐不翦，土阶不修，住的是草屋，门前的台阶是土砌的，日子和老百姓完全一样。只有这样，这个“官”才能变成“管”，才能够代替上天管理天下万民。 2.学习官制的重要性 （一）官制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传说从夏朝开始，就有了职官的设置。至少从商朝起，就有了确切有关职官的记载。《左传.定公五年》“职官五年正”，即以“职官”泛指众官。大 约产生于战国时代的《周官》（即《周礼》），表述了“惟王建国，辨方正 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的一套宏大的职官体系。 （二）官制是史学研究的基础 “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 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三）官制是治史的钥匙，入门的途径 3.古代官制的基本特征 （一）官是替君治民的 官为君治民，即官为君而设，这是古代官制最本质的特征。可以说，效忠 皇帝、俯首帖耳、惟命是从，是古代官僚的真实写照。 “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成为为官者的不变信条； “贞观之治”时代，唐太宗接纳谏诤以“忠君”为前提。 因此，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以及个性、涵养、兴趣等，对于官僚群体便有 着决定性的影响。 （二）严密的管理机制 1.君主控制官员的选任 从乡举里选，到推荐、保举、征召、察举、九品中正，乃至科举制的推行，这其中体现了君权在选拔官员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化； 2.君权控制下的管理制度 管理的核心内容是要官员牢记忠君，为君效力。如实行官员品级、俸禄制，旨在使为官者随时想到“食君之禄，死君之事”，不忘为君效忠。而考课、监察、回避、致仕等制度，则包含了君对臣严密控制的一面。 3.错综复杂的牵制关系
工作责任： 1、货物入库必须严格检验，货物的品名、型号、规格、数量、质量符合要求方可入库。 2、货物入库时，物品装卸要轻拿轻放，分类码放整齐，杜绝不安全因素。 3、货物到货后要及时入帐，准确登记。 4、货物出库时要严格按照制度办理，手续不全不可出库，如有特殊原因，需直接上级签字。 5、全面了解库房货物的备货情况，根据库存及时向上级反馈信息，以便及时备货。 6、遇到退、换货时应仔细检查货物，在不影响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经上级领导签字，方可接收。 7、货物出库后，要做好记录，每日下班前列出当日出入库明细。 8、积极配合财务部会计进行月终盘点。 9、加强库房的管理，落实防火工作及卫生清洁，严禁烟火，保证库存商品不损坏，摆放合理，整齐美观。 10、下班时检查电源是否关闭，锁好库门，才可离开。 库房管理制度 仓库为公司货物销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本公司重地，所有人员必须遵照制度执行。 1.库房应防卫严密，慎防盗窃。 2..非本公司人员未经仓库管理人员许可入库者，库房人员应负制止之责，否则照章惩处。 3.库房内应置消防设备，并于适当位置设置，库房所有人员要熟悉掌握使用消防器材。 4.库房内绝对禁止吸烟，如有违反者，每发现一次，违反者同库管人员均按公司一次10元处罚。 5.货物入库，保管人员要亲自同交货人办理交接手续，核对清点货物名称，数量是否一致，并对交接货物进行检验，有无破损，检验无误，按货物交接单上要求签字，签收则是经济责任的转移。 6.库管人员要对库房所放货物做到：物品准确入位，货物与帐面相符无误，发现破损货物要及时挑出并根据公司规定妥善处理。 7.提货人员必须手执本部门的提货票提货，库管人员见票核对后按“推陈出新，先进先出”的原则，一盘底，二核对，三发货，四减数的原则，对贪图方便，违反货原则造成物品失效，霉变以及差错等损失，库管人员应负经济责任。 8.库房记帐人员记帐要字迹清楚，要做到日清月结不积压，月报要及时。 9.每月月末当日，要进行月终盘点，盘盈盘亏均要仔细核查，如有问题要及时上报主管经理，不准瞒报，以便做到帐、物、资金要一致。
两种社会制度共存下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首都经贸大学阳泉研究生班二班 董晖
两种社会制度共存下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东剧变后，在全世界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前途问题的讨论。针对二十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阵营出现的新情况，社会主义将何去何从，如何应对，是当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迫切关心的问题。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现象及其长期性 世界在不断更新，资本主义也在发展和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不少新现象、新特点和新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生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三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是18世纪中叶至I9世纪中叶发生的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技术革命。第二次是19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的以发电机、电动机为标志的技术革命。从本世纪中期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第三次技术革命。 (二)新的科技革命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在就业人员的结构方面，白领工人、脑力劳动无产者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蓝领工人、体力劳动无产者所占比重则显著下降。 (三)垄断有了新发展。集中和垄断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基本特征，但与二战前相比，垄断有了新的特点。第一，在生产进一步集中的基础上，私人垄断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垄断对整个经济生活的控制进一步加强。第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更大的
发展。第三，资本进一步国际化。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和增长，某些行业的巨头为跨行业、跨部门、跨国界的跨国公司所取代，成为主宰。 (四)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缓和了劳资矛盾。二战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垄断资产阶级通过企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改良措施，吸收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发给失业救济金，实行公费医疗或医疗保险，缓和了劳资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国家的社会职能增强了，国家进一步社会化。 (五)殖民主义采取了新的形式。由于国际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特别是许多殖民地附属国的政治独立和旧殖民体系的瓦解，以直接占领殖民地和对殖民地进行赤裸裸暴力统治和掠夺的旧殖民主义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代替它的是新殖民主义。它表面上承认殖民地附属国的政治独立，实际上通过备种手段从经济上、政治上间接控制这些国家。 (六)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协调大大加强。它们建立了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地区一体化组织，定期召开不同层次的国际会议，直至每年一次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协调其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方面的关系，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困难，努力在应付国际危机和国际冲突方面协同一致，并力争在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方面达成共识。 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也在发生变化，民主更加
库存商品管理制度 签发人： 为确保公司仓库库存商品帐务清晰，帐帐相符、帐实相符，明确商品管理责任，加强商品安全，防止商品损失，特制定如下制度： ◆<一> 库存商品管理范围： 包含存放在仓库原材料、产成品、半成品、五金材料及辅助材料、门店样品、因特殊原因经批准借出商品、返厂维修或换货商品等无实物但商品所有权属于公司的蓝字未达帐商品；已办理退厂手续并下库尚未运输的商品，顾客已交款尚未提货或送货商品、寄放商品等有实物但所有权不属于公司的红字未达帐商品。 ◆<二> 库存商品管理的要求： 1、库存商品是公司重要的流动资产，各部门各环节都必须严格遵守商品进销存的所有业务流程和《商品验收入库和退厂制度》、《盘点制度》等相关制度，凡涉及库存流转的所有单据必须按《商品验收入库和退厂制度》的要求签名和盖章。同时必须确保单据流（信息流）和物流同步，让信息系统反映的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便于业务部门经营工作的顺利开展。如发现信息流和物流不同步，导致盘点差错、商品短少，与供应商帐务不符，除全额赔偿损失外，根据情况，对直接经办人和直接上级给予相应处分。 2、凡仓库必须对所有商品（包括暂存商品）建立仓库卡片帐，仓库保管员对商品的进出认真登记，以动态地、准确地反映仓库实物的变化情况。 3、凡我公司作为促销送给顾客的赠品，一律按赠品流程进行管理,仓库
和门店视同商品进行保管,承担实物保管责任，不得随意发放赠品。盘点时，赠品单独编制盘点表，并在盘点表上注明“赠品”字样。对私分、瓜分赠品的人员给予开除处分。 4、未经领导批准，任何部门、任何人员无权私自将公司商品私自借给他单位、个人或将商品借给公司内部部门或员工使用。未经最后一道环节审批，任何部门、任何人无权私自将公司有问题商品变卖处置，否则视同挪用公司资产处理，除追究经济责任外，对直接经办人给予开除处分，直接上级承担连带管理责任。 5、仓库存放的商品应力求整齐、集中、分类，设置卡片帐。入库时按供应商送货单的品名、规格、型号验收实际数量，如有质量要求，应会同质检部门验收货物质量，对不合格的货物停止入库并向上级领导报告，等候上级指令处理，出库时按领料单的品名、规格、数量准确发放货物。 6、仓管员必须建立仓库库存进销存明细帐，要求对所有商品入库出库的品名、型号、数量、单价及时登记明细帐，以方便查询和核对。 7、仓库所有的货物出入库必须有单据支持，仓管员应于当日下班前根据单据登记进销存明细帐，如特殊原因，无法完成时，将未入帐的有关单句如收货单、领料单、退料单等于次日上午下班前登记完成 8、盘点前，仓库和门店要认真清理各类在途单据，确保单据流和物流同步，帐帐相符，帐物相符。 ◆<三> 对帐管理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2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3540 【摘要】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0204 【原刊页号】141～14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206 【标题】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英文标题】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SHI Xiao-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do ng, Jinan) 【文章日期】2001－12－10 【作者】时晓红 【作者简介】时晓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 时晓红（1963－），女，山东沂源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 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 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 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 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英文摘要】T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Japan Kan-He Trade in th e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 od, Kan-Hetrade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t from Jap anese government to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kind of trade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which ca 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Hetrade.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 troy Japanese pirates, China-Japan Kan-He trade wasrestored from the eight h year of the XUANDE period.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superior posi tion in the Kan-He trade,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nasty, t 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Kan-He trade was cut off ag ain duringthe JIAJING period. 【关键词】明代/勘合贸易/倭寇 Ming Dynasty/Kan-He trade/Japanese pirat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4－0141－05 一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 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 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 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 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一时间，“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1］（《成祖本纪》） 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15年。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明成 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 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 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中国古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的选官制度。其中比较有影响的选官制度主要包括世袭制、军功授爵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 1、世袭制 亦称世卿世禄制，盛行于夏、商、周时代。原始社会末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破坏后，出现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世袭制的特点是王权与族权统一。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 对后世政权的好处：①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对祖国疆域的初步奠定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②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 2、军功授爵制 军功爵制是在春秋战国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逐渐产生和确立的形势下出现的新的军政制度。如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中规定：按军功的大小授爵和赐给田宅。可见，军功的大小是用人的标准，军功大的授给的爵位就高。奴隶主贵族没有军功就没有爵位。因此这种制度摧毁了奴隶制的上层建筑，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增强，但豪强地主由此产生，经西汉的恢复，到东汉发展到高峰，成为东汉的显著政治特点。豪强地主势力的恶性发展导致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和士族制度的形成，使封建政治更加腐败、黑暗。 3、察举制 秦朝以后，封建的选官制度有了发展。汉武帝时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官制度用来选拔人才，其内容包括地方察举和皇帝征召等，其中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官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各方面人才的涌现是汉武帝时期出现鼎盛局面的重要原因。 东汉时期继续实行察举制，但前后有所变化。初期主要依据人才在地方上的声望，称为“乡举里选”。中期以后，豪强地主势力开始恶性膨胀，门第族望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后期，宦官把持用人大权，选官制度更加腐朽，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腐朽居面。 4、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选官制度。三国时开始实行，隋唐时被废除。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打破了原有的统治秩序，使汉代的察举制度无法继续实行下去。曹操为发展自己的势力，采用“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曹丕当政时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具体做法是：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本州的中正官，察访士人，评列九品，作为官吏除授的依据；中正评定士人，家世、才能并重。曹魏后期，尤其到了晋朝，九品中正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选拔人才的途径。由于中正官一职为世家大族所垄断，选官任人唯看门第家世，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等级森严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加速了魏晋以来士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存货管理制度 第一章总述 第1条目的。为了使存货具有合理库存，减少存货损失，提高存货质量，规范存货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采购计划提出及实施。外购时，首先由用料部门提出用料计划，由分管领导和公司负责人审批，供应部门负责实施采购。 第3条验收管理制度 1. 质量管理部门和相关使用部门对所购货物或劳务等品种、规格、数量、质量和其他相关内容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证明。 2. 验收人员对验收过程中发现的异常情况，应当立即向采购部或有关部门报告，采购部或有关部门应查明原因，及时处理。 3. 货物的验收由质量管理部门主导，会同仓储部门、使用部门和采购部共同验收，对收到货物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检验。 第4条收货准备。 1．货物验收人员在采购部门转来已核准的“订购单”时，按供应商、货物交货日期分别依序排列，并于交货前安排存放的库位以方便收货作业。 2．对于需要按重量、长度、体积等方面计量的物资，应借助称重仪器、检测工具、容器等进行试测验收，不得虚估。 第5条待验货物处理。已经到货、等待验收的货物，必须在商品的外包装上贴上货物标签并详细注明货号、品名、规格、数量及到货日期，并且应与已验收的货物分开储存，并规划出“待验区”以示区分。
第6条实施验收。 1．货物到货后，货物验收人员应会同使用部门根据“装箱单”、“订购单”、“合同”等采购文件核对货物名称、规格并清点数量或过磅、测量重量，并将到货日期及实收数量填入“订购单”。同时，验收人员填写验收报告单并在上面签字。 2．质量管理部门应当使用按顺序编号的验收报告，对那些没有对应采购申请的商品或劳务，一律不得签收。 3．质量管理部门验收完毕后，对验收合格的商品或劳务应当编制一式多联、预先编号的验收证明，内容包括供应商名称、收货日期、货物名称、数量和质量以及运货人名称、原购货订单编号等，作为验收商品或劳务的依据，并及时报告采购部门和财务部门。 4．验收过程中如发现所载的货物与“装箱单”、“订购单”或合同所载内容不符，应通知办理采购的人员及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5．验收过程发现货物有倾覆、破损、变质、受潮等异常情况而且达到一定程度时，验收人员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员联络公证处前来公证或通知供应商前来处理，并尽可能维持其状态以利于公证作业。 6．公证单位或供应商确认后，验收人员开立“索赔处理单”呈部门负责人核实后，送财务部门及采购部门办理。 第7条超交处理。 1．交货数量超过订购量的部分应退回供货商。 2．属于自然溢余的，由物料管理部门在收货时在备注栏注明自然溢余数量或重量，经请购部门主管同意后进行收货，并通知采购人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原文 篇一：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读《邓小平文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有 感 本文是邓小平写于香港回归七年之前，全文精炼的概括咯中国在解决香港等领土问题所提出来的一种解决方法，是关于港澳台将来回归之后当地社会制度的实行与大陆主体 制度之间的关系。明确的告诉我们中国主体上上实行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特有的地区实行资本主义，这主要是为了当地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发展。 很多人可能在之前不理解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制度，可能认为有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这种想法是存在那些不了解此制度的实质的人。此制度的提出很明显的反映了邓小平理论的实事求是精髓，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有利于我国在处理领土回归问题上的和平解决的想法，对大陆主体，对香港都是有利的，这不是我们领导人一时头脑发热想出来的玩弄手法，确实是考虑到我国的国情与世界的形式。 邓小平说：“遇到新问题就是要用新方法解决”，这体现
了他的创新性思维，从他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和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看出他的创新精神。当代的我们更需要这种精神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永葆生机与活力，才能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立足，我们个人才能很好的适应这个社会。 文中还提到我们要有信心，对中国政府要有信心，同时大陆人也要相信港人的能力，港人更要有信息自己能管理好自己，抛弃西方资本主 义的殖民统治。相信我们的政策对咯，社会会有发展，我们中国人自己可以管好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列强插手。信心，在当今社会依然很重要，如果做什么事都畏首畏尾，那就办不成事情了。 即使有部分港人不是很赞同社会主义，但是最起码我们要爱祖国，爱香港。我们一定要明确“一国两制”的前提。把握好大方向，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也是一样，我们即使不能把握每件事，但是我们依然要明确自己走向前的大方向。 当我们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就要坚持下去，在实施过程中是避免不了困难的，我们要树立信心，把握方向，大胆的走下去。 篇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840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为的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实现祖国
仓库库存管理制度 第一条、总则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仓库库存管理，梳理库管流程，明确岗位责任，确保库房物资的安全性和准确性，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物资入、出库及存放 1、存货的堆置，应力求整齐、集中、分类，设置存货卡。 2、按货物类别特性与库存条件确定存放地点。 3、各项财产卡依编号顺序，事先准备妥当，以备盘点。 4、按照入库的品名、规格、型号验收实际重量，会同质检部门验收货物质量。 5、对不合格的货物停止入库并向上级报告，等候上级指令处理。 6、按照领料单的品名、规格、型号、数量准确发放货物。 7、各项财务账册应于当日下班前登记完毕，如因特殊原因，无法完成时，将尚未入账的有关单据如缴库单、领料单、退料单、交运单、收料单等于次日上午上班前登记完成。 第三条、报告制度 每月向上级部门报告库存商品、出、库存情况，包括月度入库汇总表、月度出库汇总表、月度结存库存表，年度入库汇总表、年度出库汇总表。并于安全库存量以下时及时将库存量通知生产部门、项目部及财务部，以便及时实施采购。 第四条、盘点时间及要求
（一）盘点时间：存货的盘点要按月进行，原则上盘点日定在月末的最后一天。也可进行抽查。 （二）存货、物资由资材部门或经管部门会同财务部门于年(中)终时，实施全面总清点一次。 2、物资：由物管部门会同财务部门于年(中)终时，实施全面总清点一次。要在并由仓库管理员在仓库主管的监督下进行。 （二）年中、年终盘点 1、 (三) 检查 由财务部门照会其仓库主管后，做存货随机抽样盘点。 (四) 特定的不定期抽点的盘点工作，亦设置盘点人、会点人、抽点人，其职责与年中（终）盘点同。 第五条岗位责任 （一）仓库主管岗位职责 1、仓库主管隶属物管科，是公司重要的岗位。主要负责对公司的库存商品仓库进行组织管理，并对包装物、模具、工具、劳保用品、物料、废料进行组织管理。 2、辅导、组织、授权仓管员开展工作。按照公司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严格要求仓管员，并对仓管员进行考核，督导各仓库财产物资的安全流动。 3、管理仓管员的内容必须包括：按要求检验入库材料或产品，按各种计量标准计量并记录，如单位为条、米、箱或桶都必须有重量记录
【数据库】人大全文1998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576 【摘要】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124～13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9806 【标题】明初耕地数额考察 【作者】田培栋 【作者简介】作者田培栋，1927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正文】 据目前的明史研究，洪武时期有两个土地数字，一个是《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天下官民田地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七十三亩”；另一数字是《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零”。究竟哪一个数字代表当时的实际耕地数字，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诸司职掌》一书完稿，朱元璋遂诏令“颁布中外”。从此，该书记载的田土8496523 顷便成为最权威的田土数字，正德刊本《大明会典》及正德至嘉靖后修订的《后湖志》、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及清初编写的《明史》等书，都采用这个数字。再加上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奏疏：“洪武年间，天下征纳粮草田地山塘共八百四十万余顷”（注：《英宗实录》卷二五四。），嘉靖八年（1529年）詹事霍韬奏疏：“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注：《霍文敏公文集》卷三《修书疏》。），进一步肯定了800 余万顷的记载，更增加了《诸司职掌》的可信度。 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曾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最近十几年，明史界又开展了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看法是“定位错误”观点。有人认为洪武时期湖广布政司在统计时，极可能在该地区耕地数字202175.95顷之前，多写了一个“二”字，这一笔误使耕地虚增了2亿亩。河南的耕地也极可能是在449469.82顷前多抄了一个“一”字，虚增了1亿亩。按此推理，《诸司职掌》记载的数字多写了3亿亩。对这一种观点，顾诚先生曾进行论驳，他说：“《诸司职掌》是遵照朱元璋的指示编纂的重要法典，成书之后又由他下令颁行中外，朱元璋并不是个昏庸的皇帝……如果出现这样明显的重大错误，他不能不发现或漠然处之。”又说：“当时造册书写数字的表达方式是‘几百几十万……’，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就不可能出现多写‘一’字头、‘二’字头的问题。”（注：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顾文发表之后，仍有人坚持此种观点，只是另换说法，认为当时计算数字是用珠算，而珠算错位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认为，在明初严刑峻法之下，湖广、河南布政司的官员在统计田土时，怎能会出现相差10倍的定位错误呢？而且《诸司职掌》一书是由吏部尚书负责编撰，又由许多学识渊博的翰林儒臣集体参与，决不会出现这样重大的错误。 明初政府对田土总数的登记有两个系统：一是由户部负责根据全国黄册统计的数字，亦即《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的3874746顷，这一部分土地明朝称为“额田”或“赋田”，系实际纳税的土地。另一个系统是由吏部负责编纂的《诸司职掌》所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的8496523顷，即“额田”和全国可垦荒地的合计。本文拟就《诸司职掌》所记载数字的内涵、来源以及它与明代耕地扩大的关系作初步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及其统计方法 根据史书记载，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十分庞杂，例如金华府属兰溪县仍保存了南宋时登记的土地种类：水田39 545亩，山陆地29 064亩，平田178 145亩，竹脚8 288亩，山桑17 933亩，竹ｘｉāｏ＠①8322亩，平陆35 705亩，屋基15 222亩，塘28 393亩，坟地8 013亩，杂木53 385亩，茶地146亩，桐果木15 699亩，石灰山280亩，柴山508 935亩，坊墩基地20 825丈，白地24 685亩。（注：万历《金华府志》卷六。）该县土地之中只有前五项应属农田，其他都是非农业土地。这种非农业的项目到明代更为繁杂，以浙江省为例，田土之中包括田、地、基、山、塘、荡、池、濠、
第十一讲二战后世界的发展演变——两种社会制度 的共存与斗争 限时:35分钟总分:85分 一、选择题(每题4分,共60分) 1.(2018辽宁大连一模)“该计划消除或者说减弱了历史上长期存在于西欧各国之间的关税及贸易壁垒,同时使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这种观点认为“该计划”( ) A.客观上促成了欧洲一体化 B.加速了欧洲摆脱美国控制 C.稳定了战后资本主义阵营 D.有利于重建世界经济体系 答案 A 依据材料信息及所学可推断该计划是马歇尔计划。该计划“减弱了历史上长期存在于西欧各国之间的关税及贸易壁垒,同时使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客观上有利于欧洲国家的经济合作,促成了欧洲一体化,故A项正确。 2.(2019陕西咸阳模拟)1972年,美苏就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达成协议,规定今后不再建造陆基洲际导弹发射器,导弹拥有数量限制为美国1 710枚,苏联2 358枚。这一协议( ) A.表明美苏努力维护世界和平 B.使美苏两极格局受到了冲击 C.说明苏联综合国力超越美国 D.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局势 答案 D 从材料信息看,1972年时,美苏两国就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达成协议,这种限制军备的举措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故选D项。材料信息无法说明美苏努力维护世界和平,故A项错误;美苏之间的协议与冲击两极格局无关,故B项错误;C项与史实不符,排除。 3.(2019四川凉山三诊)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实施两洋战略:一方面联合欧洲,利用北约的东扩,从大西洋向东挤压;另一方面利用同日本等地区盟友的双边关系从太平洋向西挤压。美国实施两洋战略的主要条件是( ) A.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
浅谈清代宦官制度 历史文化学院 09级2班 朱恩会 209012530
宦官，已成太监，文书上称为很多，例如阉人，阉臣，宦者，中官，内官，内侍，内监等，是中国古代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先秦和西汉时期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则全为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据《后汉书·宦官列传序》记载，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才全部用阉人。“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用调他士”。这是由于在皇宫内廷上自皇太后太妃，本朝后妃以及宫女等，女眷较多，难免会发生秽乱宫帷的事，所以决不允许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宫中当差。 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看，没有与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皇帝和后妃的仆役，支撑着皇家宫廷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优裕舒适的生活条件。宦官制度是封建专制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对穷苦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由于太监不仅涉足于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而且或多或少的接触复杂的政治斗争，所以当中不乏专横暴虐这结党营私蒙蔽圣听，残害忠良。中国古代历代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而且汉，唐，明三朝的覆灭就与宦官专权有直接关系。这些人虽数量不多，但残忍狠毒，狡黠阴险，危害性极强。我想这不仅与外部条件有关，更是由于他们生理残缺所造成的心理畸形。 鉴于宦官势力膨胀危害极大，故历朝都有些许限制宦官的规定。然而在朝代后期，皇帝一旦没有威信或者过于幼小，都会依赖于其一起生活的太监。生活上的依赖一旦升级为心理依赖，后果不堪设想。宦官专权时期往往是一个朝代最为黑暗的时期。宦官主演过一幕幕祸国殃民的惨剧，其中以明朝最甚，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
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他们权倾朝野，专横跋扈，加剧了明朝的腐败，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改革了明朝臃肿的太监机构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即宫规宫法。清初规定宦官鬼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辖。敬事房亦称宫殿兼办处,设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大小太监之分。发展至清代末期，太监等级更加复杂，在宫殿监中就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大小太监之分。在各处所中又有领班，大师傅，师傅，带班，陈人，徒弟之别等等。如此层层节制，一级压一级，统治的十分严密，而总监并不大过四级官职。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三千余人，直至清末过此数。宦官升迁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些措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臣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专权的现象。 例如，公元1813年，爆发李文成，林清理教起义，宫内太监刘金、刘德才、杨进忠等在入宫前即是天理教徒，他们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推翻清王朝。起义失败后，刘金等人被杀害。经此变故，清廷对宦官的约束更加严格，规定宦官一经当差，就不准回本主私宅。违者都要严惩，杖毙宦官时有发生。这时，宦官们的地位很低，管束又严，生活困苦，反抗行为也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