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人大2005年三季度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513
【摘要】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501
【原刊页号】149～158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504
【标题】明代的藩王继统与庙制变革——以永乐、嘉靖为中心
【作者】赵克生
【作者简介】赵克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皖西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庙制建立于洪武时期，以后屡有变革。而藩王继统是引起庙制变革的主要因素，如永乐、嘉靖二朝，尤以嘉靖朝的庙制变革为巨。永乐篡权夺位的政治斗争，反映在庙制变革上首先是永乐皇帝排除建文一系，重构宗庙象征的帝系传承，明代宗庙帝系残缺由此开始；其次，永乐迁都也造成“一国二庙”的双庙制出现。嘉靖时期庙制变革以“大礼议”为起点，持续了二十多年。嘉靖庙制变革包括两个阶段：世庙与大庙并存；兴献帝“称宗入庙”。与此相联系，宗庙形制经历了“都宫之制”和“同堂异室”的轮回。
【关键词】明代/藩王继统/庙制/永乐/嘉靖
【正文】
中国古代的国家宗庙（称“太庙”）祭祀是与“奉天法祖”的传统政治相联系。受天之命，帝位相传，是谓帝统；死后ｆù＠①庙享祀，列圣相承，是谓庙统。生为帝统，死为庙统，非为帝王者不得享祀。国家宗庙实际成为一朝帝系的象征，帝系传承往往引起宗庙制度的变革，特别是藩王入继大统，小宗变为承祧的大宗。明代的庙制变革与藩王继统之间就有着密切关联，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特征（注：拙稿所谓的“庙制”指的是《明史》卷五一《宗庙之制》包括的内容，主要有宗庙形制、庙数、昭穆与祧迁规则、皇后ｆù＠①庙规则等方面。“庙制”构成宗庙祭礼的重要方面。）。有明一代，藩王继统者共四人：永乐、景泰、嘉靖和崇祯。与嘉靖不同的是，景泰与崇祯皆为“弟即兄位”，不牵涉追崇本生（父皇），对宗庙之制的影响不甚明显，故略而勿论。本文拟在回顾洪武庙制的基础上，以永乐、嘉靖两朝为例，集中探讨藩王继统与庙制变革的关系。
宗庙之礼本为古代国家大事，也是我们透视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路径。然而，我们对明代宗庙制度的相关研究确很薄弱，代表性成果仅见一二。如，王柏中《明嘉靖年间的庙制变革问题初探》基本勾勒出嘉靖朝庙制变化的轨迹，对“都宫之制”与“同堂异室”建筑上差别的论述、对世宗先ｆù＠①孝烈皇后用意的探讨都可资参考。但此文对嘉靖庙制变革的复杂性注意不够，对郊、庙之间关系、嘉靖时期庙制最终恢复“同堂异室”等问题没能作出合理的说明。日本学者小ｄǎｏ＠②毅《嘉靖的礼制改革》一文虽涉及庙制问题，但该文注重礼制变化的思想史探索，对礼制本身只是简单叙述而已。（注：王柏中：《明嘉靖年间的庙制变革问题初探》，《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小ｄǎｏ＠②毅：《嘉靖の礼制改革につぃ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一百十七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2年版。）缘此，本文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明代庙制问题作一新探讨，无疑有积极意义。
一、洪武时期明代庙制的建立
洪武庙制是我们讨论永乐以后明代庙制变革的基点，必须予以铺陈。而洪武庙制有“洪武初制”与“洪武定制”之分。
“洪武初制”指的是吴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建成的吴王四亲庙，其形制为：“四祖各为庙。德祖居中，懿祖居东第一庙，熙祖居西第一庙，仁祖居东第二庙。庙在宫城东南，皆南向。每庙中奉神（主），东西两夹室，两庑、三门，门皆设戟二十四。外为都宫……”（注：《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吴元年九月甲戌，《明实录》俱为台北中研院校勘本。）第二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改元洪武，吴王四亲庙也就成了明初宗庙，其形制就是所谓的“都宫之制”。都宫之制下的太庙是按昭穆顺序排列的宗庙建筑群。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太祖以太庙“地势少偏”而不满，重建新庙，并对庙制进行改革，形成“洪武定制”。改革内容主要包括：
（一）宗庙形制
《明史》载：“八年，改建太庙。前正殿，后寝殿，殿翼皆有两庑。寝殿九间，间一室，奉藏神主，为同堂异室之制。”（注：《明史》卷五一《庙制》。）“同堂异室”又称“同殿异室”，此制起源于东汉。东汉光武皇帝刘秀崩，其子明帝以光武帝拨乱中兴，祭祀立庙，尊曰世祖庙。以后，明帝临终遗诏，遵俭不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更衣之室。章帝临崩，也遗诏不起寝庙，如先帝故事（注：《续汉书》志九《祭祀下》。）。由此，出现了一庙祭祀多个神主的新庙制。“同堂异室”之制，经由西晋接续，延绵后世（注：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七九《宗庙制度》，《四库全书》本。）。同“都宫之制”相比，“同堂异室”的祭祀空间集中、紧凑，便于施祭行礼，一日之际可遍祭。“同堂异室”是在一殿之内划出九室，规制简单，无需大兴土木。
（二）完备庙数
按天子七庙（或九庙）的标准，明初所立四庙，显然庙数不足。不过，这种庙数不备并非明初所特有。其原因《新唐书》早有解释：“盖自汉、魏以来，创业之君特起，其上世微，又无功德以备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庙。”（注：《新唐书》卷一三《礼乐三》。）明太祖以游丐起家，出身寒微，四代以上世系无所考，故也不能备七庙或九庙之制。唐、宋朝完备宗庙之数都是在两太宗时，唐在太宗贞观九年，宋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朱元璋作为开国之君，希望为子孙垂宪作则，要他们法祖为治，如作《皇明祖训》、《大明律》等。在天地、宗庙、社稷祭祀方面也是如此。而后世兴作，就要改变太祖的规划，故太祖先为之建九庙之制，好让子孙循着自己的意图行事。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冬十月，新太庙成，奉安神主：德祖玄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中，南向；懿祖恒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东，西向；熙祖裕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西，东向；仁祖淳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东，西向。寝殿神主位次一如正殿，俱南向。（注：《明太祖实录》卷一一○，洪武九年冬十月乙未。）九庙之中其余五庙以待新主。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太祖崩。因太子早薨，传位于太孙朱允ｗéｎ＠③，是为建文帝。建文即位，奉太祖神主ｆù＠①庙。（注：“ｆù＠①”就是孝子致死者神灵于祖庙的祭典。经过“ｆù＠①祭”，逝去的先人遂列于祖灵之列。因此，死者未ｆù＠①之前，子孙以人事事之，经过“ｆù＠①”后，则以鬼神事之。神主须经由“ｆù＠①祭”后，始被赋以祖灵象征的意义。）正殿中太祖神座次熙祖，东向；寝殿中太祖神主居西二室，南向。元年（公元1399年）二月，建文追尊皇考懿文太子曰孝康皇帝，庙号兴宗。（注：《明史》卷四《恭闵帝》。）按照昭穆次序，兴宗神座应在仁祖之次，西向；寝殿神主应在东三室，南向。至此，遵用“洪武定制”的明代庙制，暂时稳定。到永乐以强藩继统，宗庙之制有新的变化。
二、强藩夺位：永乐帝继统后的庙制变革
永乐皇帝朱棣，太祖第四子。洪武三年，封燕王。十三年，之藩北平。史称其“智勇有大略”（注：《明史》卷五《成祖一》。）。建文帝文弱，燕王趁机夺权，于公元1399年起兵“靖难”。经过四年多的战争，燕王攻入京师，建文帝不知所终。燕王即位京师，年号永乐。永乐皇帝以武力夺取其侄建文帝的皇位，缺乏起码的权力合法性。正如时人刘ｊǐｎｇ＠④所言：“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注：《明史》卷一二八《刘基附（刘）ｊǐｎｇ＠④》。）故永乐帝即位以后，动辄声称“朕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注：关于永乐伪称嫡子，见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记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1932年；李晋华《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1936年；吴晗《明成祖生母考》，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2-556页。），意在制造嫡子继统的合法依据。同时，他还通过革除建文年号、改篡《太祖实录》、禁毁建文君臣诗文等手段抹除建文朝的影响，达到将建文一系排除于帝系正统之外。
这样，永乐对作为帝系象征、承统之地的太庙不能不做手脚。
永乐元年戊寅，遣安王楹祭告懿文太子，迁其主于陵园。建文初，尊谥懿文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升祭于太庙。至是，礼官言考之古典，于礼未安。遂命迁主置陵园，仍旧谥号，曰懿文皇太子。岁时致祭如常仪。（注：俞汝楫：《礼部志稿》卷八三《宗庙备考·迁祀懿文太子主于陵园》，《四库全书》本。）
永乐皇帝不仅要迁除懿文神主，以后一直排斥建文帝称宗入庙。迁除懿文神主，尚有可说，毕竟懿文太子未做过皇帝。但建文帝不得称宗入庙，礼无此理，因为“（建文）称帝建号，按临臣民至
四五年，首为一代嗣统之正者”（注：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九七《拟典备考·建文陵庙及景泰庙号疏》。）。永乐此举，首先是永乐皇帝通过迁除懿文神主、排斥建文称宗入庙，重构了太庙帝系。他将来便可以直接与太祖昭穆相对，象征了自己的皇位直承太祖。其次，由于排斥建文一系，造成了明代太庙帝系的残缺。以后，这种残缺再经英宗对景帝的排斥，更加彰显，成为明后期朝野评说的话题。“所谓宗庙者，君长海内，明尊亲正统，自非异姓更代一日为君，何可废置？建文、景泰之不列于庙寝也，余其惑之。”（注：黄汝亨：《狂言纪略·庙典》，《说郛》本。）天启时，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刘宗周请复建文、景泰年号、庙号，“宗庙之礼，庶几无憾”（注：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永乐朝引起庙制变革的另一事件是迁都北京。永乐迁都，除了北方的边防问题，还与永乐的藩王身分密切相关。第一，北京（北平）原为燕王潜邸，是燕王龙兴肇迹之处，永乐即位不久就想迁都北京，仿太祖立两京（注：《明太宗实录》卷一六，永乐元年正月辛卯，礼部尚书李至刚之语。又见于《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一，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戊辰，因北京新殿成而下的诏书。）。第二，南京是太祖传位建文的地方，住在建文曾经住过的地方，永乐皇帝将难以摆脱“篡位”的心理压力，故不得不迁都而避之。
永乐帝迁都北京，两京制开始形成，北京的郊坛、宗庙、社稷坛等俱照南京规制而建，成为天子亲祀天地、宗社之所。南京原有坛、庙仍举行天地、宗社祀典。因此，永乐迁都之后明代宗庙就变为“一天下而有二庙、二主”的南北双庙制。祭礼是政治典礼，祭权也就是政治权力的表现，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祭权势必发生转移。双庙制下，南京宗庙由于失去权力支撑，难以避免废弛的宿命。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南京太常寺少卿刘宣上疏：“自古圣帝明王未尝不谨于祀事，我祖宗定鼎金陵，百祀具举。及北都以后，南京祀典或存或废，礼制亦多蹈旧袭讹而未备者。”比如，太庙之中帝后冠服、宝座不全。太宗有冠服而无宝座，仁宗、宣宗只有宝座而无冠服，昭皇后、章皇后及英宗宝座、冠服俱未备。但朝廷以祖宗已尊祀于京师太庙，对南京太庙的废弛并不十分在意。（注：刘宣：《议覆南京祀典疏》，《礼部志稿》卷四六。）直到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南京太庙毁于火灾，遂合并供奉于南京奉先殿。迁都以来的双庙制终于归并合一。
自仁、宣开始，两京宗庙按照永乐重构的帝系次序，列圣神主依次ｆù＠①庙。孝宗即位，宪宗ｆù＠①庙，当时太庙九室已满，宪宗ｆù＠①庙就要先议祧。《礼记·祭法》：“迁主所藏曰祧。”按照亲尽则毁的原则，毁主当迁出，别庙而藏。此举为祧迁，藏主之庙为祧庙。已毁之主与未毁之主，祭礼有不同。新主ｆù＠①庙、毁主祧迁又关系到群庙昭穆的变动。
先看弘治朝的宗庙祧迁。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宪宗升ｆù＠①议祧，《吾学编》载：礼官言国家九庙已备，宪宗ｆù＠①庙，议者咸谓德、懿、僖、仁四庙宜以次奉祧，而尊太祖为百世不迁之祖，是尊太祖而不知太祖之尊其祖也。昔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国家自德祖以上莫推其世次，则德祖视周后稷不可祧，明甚。懿、僖、仁三祖以次当祧，太祖、太宗视周文、武世室百世不迁，礼也。宪宗升ｆù＠①当祧懿祖，宜于太庙寝殿后别建祧庙如古夹室之制，当岁暮奉祧主合享如古袷祭之礼。
上从礼官议，始建祧庙于寝殿后，奉藏懿祖神主神座。熙祖寝主迁东一室，殿座迁西向一位。仁祖以下递迁，宪宗升ｆù＠①西四室，殿座次宣宗。（注：郑晓：《吾学编·三礼述》卷上《宗庙》，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此次议祧懿祖，以德祖为中心重新调整了昭穆位置，按照左昭右穆、父昭子穆的原则，仁祖由昭位调到穆位，熙祖由穆进到昭。太祖则位次熙祖，居昭位。以下父子昭穆皆顺。
武宗时，孝宗升ｆù＠①，祧熙祖。同样，嘉靖二年武宗升ｆù＠①，祧仁祖。按照正德十六年议定的祧迁位次，太祖以下以次递迁，奉武宗正殿神座右第四位，东向。神主于寝殿西第四室，南向。嘉靖庙制改革以前，九庙位次如图所示：
图1 嘉靖初太庙九室图
武宪宣太德太仁英孝
宗宗宗宗祖祖宗宗宗
殿寝
三、兴藩承统：嘉靖朝的庙制变革
有明一代，嘉靖朝的庙制之变最为复杂、持久，其原因在于嘉靖以藩王承统的特殊性。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3年）三月，明武宗病逝。武宗既无皇子又无同父兄弟，皇位继承者只得从皇族旁支中选择。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提出，以《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为依据，以武宗“遗诏”迎立兴献王（武宗叔，正德十四年薨）之子朱厚ｃōｎｇ＠⑤入继帝位。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由于武宗与世宗是堂兄弟，不符合《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嫡子原则，所以杨廷和等大臣要求世宗先继嗣，后继统。但嘉靖帝坚持只继统，不继嗣，“大礼议”由此开始。四月底，嘉靖皇帝刚刚即位，就命礼官集议其逝父兴献王的祭祀典礼。
（一）世庙之建
兴献王庙祀是“大礼议”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大礼议”之初，首先解决的是争皇、争考问题，立庙之事延至嘉靖三年才成为“大礼”的焦点。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春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礼疏》，其中有“臣愿皇上速发明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武宗曰皇兄，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注：《明世宗实录》卷三五，嘉靖三年春正月丙戌。）。四月，吏部员外郎方献夫在《大礼论》中也说，献帝当别庙而祀（注：《明世宗实录》卷三八，嘉靖三年四月庚申。）。
桂萼、方献夫等“立庙京师”的议礼主张，遭到礼部尚书汪俊、吏部尚书、翰林院学士石＠⑥等廷臣的强烈反对。嘉靖三年四月，礼部会群臣上《建室议》，“请罢建室之议，立庙安陆，而以萼、璁付法司论治”（注：《明世宗实录》卷三八，嘉靖三年四月壬寅。）。
世宗对于群臣阻挠，很是不悦，执意要依照张璁、桂萼等人的意见，立庙京师大内。为迎奉献皇帝神主，世宗命修葺奉先殿西空室，定名观德殿。三年七月，献皇帝神主至京师，奉安于观德殿。此时观德殿之祀相当于临时庙祀，仿太庙设笾豆、乐舞。但观德殿立于奉先殿之侧，在祭祀的意义上同于奉先殿，属于内殿之祀。世宗说：“奉先殿不用乐舞，以见于太庙故也。朕皇考不得享于（庙）庭，止于内殿奉祀，其乐舞之设必不可缺。”（注：《明世宗实录》卷四○，嘉靖三年六月辛丑。）由此可见，这时观德殿之祀实际上兼有外庭庙祀与内殿之祀的双重特征。明朝从洪武初就形成了内外之祀的格局。太祖以岁时致享于太庙，而晨昏谒见、节序生辰致祭应有祀所，以便行礼，遂建奉先殿于宫中。用常馔，行家人礼，每日焚香。于是，“国家有太庙，以象外朝；有奉先殿，以象内朝”（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八《奉先殿》，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内外有别，太庙才是帝统之象征。世宗按照帝王“生为帝统，死为庙统”的礼制原则，要把兴献帝在礼仪上塑造成一个真正的皇帝，使之成为世宗一系继承太祖所开创皇位大统的受命之祖，能够担当宪宗——孝宗——兴献帝——世宗之间皇位传承的中介，如此兴献帝与孝宗之间符合《皇明祖训》所定“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原则。最终证明自己继承皇位乃具有“伦序当立”的天然合法性。故而，兴献帝入祀太庙才是世宗的最终目的，观德殿之祀必然要有变革。
嘉靖四年，平凉主簿何渊改任光禄寺丞，至京上疏，请立世室，崇祀皇考于太庙。“世室”出现于周代，周庙祭至懿王之世，文王当祧，孝王之世则武王当祧。以文、武二王并有功德，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武世室于三昭之上，与始祖后稷之庙皆百世不迁，此之谓世室。何渊的上疏，把原来张璁、桂萼等提出的别建一庙祭祀兴献帝的主张变为兴献帝直接ｆù＠①祀于太庙。这符合世宗的目的，即刻令廷臣会议，但廷臣无人赞同兴献帝可ｆù＠①太庙，反对最力的正是张璁、桂萼、席书等人。已经进入权力中心的议礼新贵，在兴献帝ｆù＠①庙的问题上不再一味顺从世宗，而是以“礼”规范，斥责何渊之议有于宗庙正统。张璁说：“兹言也，上干九庙之威监，下骇四海之人心。”在张璁看来，世庙为私亲庙，亲尽则毁。怎能比拟世室！（注：张璁：《庙议第一》，《明经世文编》卷一七七。）礼部尚书席书上言：“……至于祀典别奉祠于大内者，以献皇帝止生皇上一人，家庙之祭不可缺也；太庙不敢议入者，以献帝未为天子，天统之正不可干也。”献皇帝由藩王追称帝号，未为天子，未有庙号，不可如何渊之议，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祀于太庙（注：《明世宗实录》卷五○，嘉靖四年四月戊申。）。
世宗以张璁、席书等抗论不可，下令再议，并遣中官传谕尚书席书，必ｆù＠①庙乃已。席书一面密疏世宗，再言不可；一面会廷臣之议，群言不能。在廷臣集体的反对声中，世宗知道兴献帝直接ｆù＠①庙已不可能，君臣各自妥协，“礼臣乃会议立庙京师，别为祭享，亦无不可，且引汉宋故事为证，上亲定其名为世庙”（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世室》，中华书局1959年版。）。可以说，世庙之建是世宗企图将献皇帝直接入祀太庙失败后的权宜之举，世宗心中并不满意。
（二）太庙恢复“都宫之制”
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开始，世宗以复古礼、遵周制为号召，进行了郊、庙等祭礼改制。宗庙祭礼的改制是在郊礼改制之后开始，到嘉靖二十九年基本结束。郊、庙二者之间相互关联，最集中地体现在郊祀“配侑”之制（注：详见拙作《明代郊礼变革述论》，《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嘉靖九年之前，天地合祀，太祖、太宗并配。世宗改天、地分祀，罢太宗配享，以太祖独配。独尊太祖是为太庙里祧迁德祖、正太祖南面之位做准备。“睿宗升ｆù＠①，不得不祧德祖，以故九庙太祖居尊。”（注：郑晓：《吾学编·三礼述》卷上《宗庙》。）只有祧迁德祖、才能使九庙腾出空位，以便献皇帝可能ｆù＠①庙。
太祖正南面之后，庙制改革正式开始。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九月，世宗御文华殿东室，召大学士李时、翟銮，尚书汪＠⑦、夏言，面谕曰：“天地百礼祀典已厘正，宗庙之制尚未尽善。夫父子兄弟同处一堂，在礼非宜。我太祖初立四亲庙，后因合祭天地，始定同堂之制，今当复之。”世宗提出恢复“都宫之制”，礼臣反应冷淡，各言恢复“都宫之制”困难重重，不无反对之意（注：《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嘉靖十年九月乙卯。）。庙制改革遂搁置不决。直到十三年（公元1534年），南京太庙火灾，南京礼部尚书湛若水请将南京太庙香火并于南京奉先殿，重建太庙，补造列圣神主。世宗召尚书夏言与群臣集议可否。世宗先示己意，为廷议定下基调：“……今北都立万世之业，则当为万世之图，使其专一于此，庶几太祖永歆，必不以再建庙为歆也，敕尔诸臣集议之。”（注：《明世宗实录》卷一六六，嘉靖十三年八月丁未。）擅于奉迎的夏言对世宗说，南京太庙，今日之废，非出于人，南京太庙的火灾是吉兆：“京师宗庙，将复古制，而南京太庙遽灾，殆皇天列祖佑启默相，不可不灵承者。”（注：夏言：《奉敕详议南京太庙不当重建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三。）世宗很是高兴，抓住机会，以“都宫之制”兴建太庙，改建献皇帝庙。嘉靖十三年九月，世宗恐怕廷臣阻挠，不经廷议，钦定庙制：
庙寝不必相去远，即前堂五间，向后丈许，接寝室三间，义亦在矣。诸臣奉旨，遂于太庙南左为三昭庙与文祖世室而四；右为三穆庙。群庙各深十六丈有奇，广十一丈有奇。世室寝殿视群庙稍崇，前殿崇四尺有奇，寝殿（崇）二尺有奇。（注：《明世宗实录》卷一六七，嘉靖十三年九月辛未，引文内容根据实录记载综合摘录。）
从规制看，此次建都宫之制，共建八庙，太宗处左昭之上，虚右穆之上以待有功德之宗，百世不祧。由于世室不在昭穆之中，故称“七庙”。
这次恢复都宫之制，新建群庙，世宗并没有贸然提出兴献帝ｆù＠①庙。1.虽有虚出之位，但待有功德不迁之宗，兴献帝显然无此资格。2.兴献帝ｆù＠①庙还有一些前期准备要完成。首先，更改“世庙”之名。初立世庙，本为兴献帝世世享祀，同与不迁之祖，这就意味着兴献帝不能与祖宗列圣一样入祀宗庙。世宗更改“世庙”名号，就是要消除兴献帝ｆù＠①庙的一个障碍。十五年十二月，世宗更世庙曰“献皇帝庙”。其次，兴献帝称宗。严嵩曾说：“夫既称宗，则未有帝宗而不跻ｆù＠①太庙之内者。”（注：严嵩：《明堂秋享大礼议》，《明经世文编》卷二一九。）世宗为了谋求兴献帝入庙，先要称宗。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六月，致仕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请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丰坊，字存礼，丰熙之子。家居贫乏，思效张璁、夏言片言取通显。故诣阙上书，言建明堂事（注：《明史》卷一九一《丰坊传》。）。丰坊窥探圣意，引出了世宗郊礼改制的关键所在。世宗遵周制，建四郊之制，一岁四享祀，春为祈谷、夏为大雩、其季秋为明堂礼。（注：《明世宗实录》卷二—三，嘉靖十七年六月丙辰，丰坊语。）《孝经·圣治章》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明堂之制以“严父配天”为主旨，世宗欲尊崇其父，要复明堂之制。要行明堂“严父配天”，又必需先议兴献帝“称宗”而配天。既称宗当入太庙，厘定太庙之礼势在必行。总之，“明堂配天”是为了“称宗入庙”，郊祀改制是围绕庙制改制的。经由郊礼改制等一系列曲折的转化，才达到“称宗入庙”的目的（注：《明代郊礼变革述论》，《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
正因为如此，丰坊的明堂之议一经提出，世宗立刻下礼部会议。其经过《万历野获编》的叙述简洁而客观。
献皇帝之称宗也，非张、桂意也，始于何渊之世室……至十五年，又命改世庙为献皇帝庙，与九庙并列。其称宗ｆù＠①庙，上心知其不可，亦不复再议，继而犹有请者，上严治论死，事寝久矣。直至十七年四月（丰坊明堂之说上）……严嵩覆奏，谓配帝当如所奏，称宗则未安……唐胄力持以为不可，上震怒，下胄狱讯治。于是严嵩等改口奉命，进献皇为宗，一如坊议。（注：《万历野获编》卷二《献帝称宗》。）
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九月二十一日，上皇考献皇帝庙号尊谥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十二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即日恭行皇考ｆù＠①享于太庙礼，仍藏主于原寝”（注：佚名：《皇明诏令》卷二一《明堂礼成诏》，嘉靖刊本。）。严嵩等议定ｆù＠①庙之礼，“考之古者，父子异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虽四君，为一世而同庙，盖以兄弟一体，无父子之道故也。其后晋之庙，则有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庙，则有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诏议太庙典礼，用学士宋ｓｈí＠⑧等议，而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后ｆù＠①袷图，则又太祖太宗同居昭位，此皆古事之可据者。今皇考与孝宗同气之亲，同为一世者也……臣等管见，窃谓宜奉皇考ｆù＠①于孝宗之庙”（注：严嵩：《遵照〈御制或问〉献皇帝ｆù＠①庙文皇帝称祖议》，《明经世文编》卷二一九。）。根据“父子异昭穆、兄弟同世次”的原则和历史之成例，睿宗兴献帝与孝宗同庙而异室。
（三）回归“同堂异室”
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夏四月，北京太庙再次大火。火初起于仁庙，蔓延太（祖）庙及群庙，八庙皆毁。重建宗庙势在必行，这一次，世宗没有以都宫之制来建宗庙，而是恢复了同堂异室之制。
庙制回归同堂异室，主要有以下原因：
1.同堂异室比都宫之制的工程要小，易于在当时国家财力匮乏的情况下尽快建成宗庙，举行祭祀大典。嘉靖时，明代社会的国匮民穷已显露无遗，而郊、庙改制以来土木之建不断，更使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早在嘉靖十三年恢复“都宫之制”、兴建规模浩大的宗庙时，世宗就开始预借太仓银七十万两，太仆寺银五十万两（注：《明世宗实录》卷一六八，嘉靖十三年十月庚戌。）。到嘉靖二十年时，明朝国家的情况更加糟糕。河南道御史杨爵上疏指出：“方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之极，内而腹外，而百骸无不受病……迩来四方饥馑相仍，小民委命沟壑，此诚节用惜用、与民休养之时，而土木之兴，十年于此矣。”（注：《明世宗实录》卷二四六，嘉靖二十年二月丙寅。）赞礼之臣如严嵩等一方面讳言国匮民穷，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庙建之难，“故庙建不可缓也，而势亦不容亟也。兴举大役，财力为先……今独材木为难，盖巨木产湖广、四川，穷产绝壑，人迹罕至之地，斧斤伐之，凡几转历而后可达水次，又ｓù＠⑨（同“溯”）江涛万里而后达京师，水陆转运岁月难纪，此首当预为之所也”（注：《明世宗实录》卷二四六，嘉靖二十年二月戊子。）。如此情形之下，再兴建都宫群庙，财力为艰。
2.改变睿宗兴献帝与孝宗同庙异室之制，为睿宗谋求独立庙祀空间。世宗的举措好像是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地，似乎原先的改革纯属纷扰、多余。其实不然，世宗整个祭礼改制的基调是遵周礼，所以庙制必须用都宫之制。又通过周代郊礼的“明堂配享”实现了兴献帝的称宗入庙。可以说，世宗前面的改制基本完成了兴献帝帝统的塑造。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睿宗与孝宗同庙。不专不尊，世宗本意是要尊崇皇考睿宗，同庙异室睿宗压于孝宗之下，世宗对此不满。质言之，世宗不再重蹈都宫之制的旧规，而要借助庙制的再一次改革，为其父在宗庙中寻找独立的位置。
世宗心中早有规划，而廷议时礼臣仍以孝宗与睿宗“并居一庙，同为一昭”。世宗不悦，指责诸臣无竭忠任事之诚，对于“庙建典礼”前后所议皆牵泥旧文，未见考析厘正，于是下令停议庙制。之后，世宗自己提出恢复旧制，庙复“同堂异室”。
兹礼官等会议，欲奉处（皇考睿宗）于孝宗同庙，虽有兄弟同世之义，然题扁各殊，终未为安。朕是究是图，惟遵先制，其永无愆。夫礼非天降，乃起人情，祖宗列圣，欢聚一堂，斯实时义之为顺者。兹乃建立新庙，仍复旧制，前为太庙，后为寝，又后为祧。时袷祭享，奉太祖高皇帝正位南向，奉迎成祖及群庙、我皇考睿宗献皇帝神主俱同堂而序。享献既毕，则奉列圣神主各归于寝。庶昭穆以明，世次不紊。列圣在天之灵，欢欣右享，而克伸朕瞻事孝享之诚矣。（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七《太庙·明世宗重建太庙敕》。）
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新太庙成，仍在阙左。新太庙又恢复了洪武时的九庙之制，其正殿九间，正殿后为寝殿九间，奉安列圣神主，皆南向。世宗打破庙制昭穆、世次的限制，提出一个新的ｆù＠①庙原则：
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注：《明世宗实录》卷三○○，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己未。）
“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以礼学的这一基本知识看，世宗确定的ｆù＠①庙原则是无任何礼义可言的。它唯一的目的就是保证了睿宗在太庙中有独立庙室，从而出身小宗的兴献王融于曾经继承大统的列圣之侧，象征了拥有与诸帝平等的地位。
（四）确立祧迁的规则
经过世宗的苦心谋划，睿宗终于在太庙中拥有了独立的位置。然而，睿宗终究不是真皇帝，世宗唯恐自己千秋之后，睿宗神主被迁太庙，使自己二十多年争取帝系正统的努力前功尽弃。事实上，世宗的担心并非多余，隆庆以后屡有要求祧迁睿宗的，隆庆六年八月，穆宗将ｆù＠①庙，敕议当祧庙室。礼科陆树德言：“宣宗于穆宗仅五世，请仍ｆù＠①睿宗于世庙，而宣宗勿祧。”天启元年七月，光宗将ｆù＠①庙，太常卿洪文衡请无祧宪宗，而祧睿宗（注：《明史》卷五一《庙制》。）。
世宗为了巩固睿宗在太庙中位置，利用孝烈皇后预先ｆù＠①庙，祧迁仁宗。
初，孝烈皇后崩，上欲ｆù＠①之庙而念压于先孝洁皇后。又睿考入太庙，非中外公论，恐千秋万岁后所祧主或非仁宗而睿考，遂下（徐）阶定议，欲以孝烈先ｆù＠①。（注：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见焦ｈóｎｇ＠⑩《国朝献征录》卷一六，上海书店1987年版。）
世宗利用孝烈皇后预占庙次，亦属创举。从来皇后先崩，都是ｆù＠①于奉先殿，待皇帝ｆù＠①庙时再奉ｆù＠①皇后神主。大学士严嵩、礼部尚书徐阶等开始皆持不可，既而受世宗威逼，不能坚持初议。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十一月，祧仁宗，ｆù＠①孝烈于西第四室。明代帝、后是按照一帝一后的制度ｆù＠①庙，皇后之位次，即是皇帝位次。世宗说：“其遵祖制，奉祧仁宗，ｆù＠①以新序，即朕位次，勿得乱礼。”（注：《明世宗实录》卷三四二，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丙子。）世宗利用孝烈先ｆù＠①庙，对嘉靖以后的宗庙祭礼产生深刻影响，由此确立了以后皇帝ｆù＠①庙时的祧迁规制：世宗自己祧迁仁宗，子、孙为皇帝者当依次祧迁宣宗、英宗……而不是先祧睿宗。穆宗即位，移祀孝烈皇后而以世宗元后孝洁后ｆù＠①庙。但皇考世宗皇帝定下的太庙祧迁规则并没有改变，毕竟都是兴献帝的子孙，尊祖之心同于（世宗）崇父之心。隆庆以后，依次祧迁宣宗、英宗、宪宗、孝宗，直到明朝灭亡，宗社为墟。
综上，可以看到，由于宗法制与皇位继承制的交织，明代宗庙的帝系传承原本是大宗的承继，而藩王以小宗继承大统，势必要引起宗庙之制的变革，从而重构帝系。永乐帝以武力篡权即位，故要迁出兴宗，排斥建文，声称太祖嫡传，俨然大宗。嘉靖帝以堂弟身分援《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嫡传原则而继承大统，故要推尊其父兴献王，使孝宗与兴献王为“兄终弟及”，从而说明嘉靖皇位乃由兴献嫡传。永乐帝采用的是“减法”，竭力抹除建文一系的影响，以便直接太祖之大统；嘉靖帝采用的则是“加法”，曲尽心机使兴献王称皇、称帝，称宗入庙。方法虽异，目的相同，都是利用庙制变革为皇权继承的合法性作论证。此外，永乐朝京师北迁，两京制开始形成，一国遂有二庙，这也体现了庙制与权力之间的表里互动。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付
＠②原字岛的繁体
＠③原字火加文
＠④原字王加景
＠⑤原字火加（璁去王）
＠⑥原字王加缶
＠⑦原字金加宏
＠⑧原字氵加是
＠⑨原字氵加斥
＠⑩原字金加（宏去宀）
一．填空题（每小题1分）1．《西游记》的问世标志着神魔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已经成熟。2．“二拍”指凌濛初创造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3．《水浒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P70 4.“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包括《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四种传奇。P10 5. 6.《三国志演义》的成书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历史资料、民间故事、文人改编。P51 7.《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世情章回小说。 8.锦囊妙计和“耳畔分付”是《三国志演义》制造悬念的方式。P83 9.李贽提出的“童心说”给正统文学思想带来了极大挑战。P139 10.公安派诗学的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P140 二．名词解释（每小题5分） 1. 三言：指冯梦龙编撰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白话小说集，这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基础上经文人加工整理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2. 茶陵派：茶陵派因其领袖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而得名，成员有铎、张泰等人。他们论诗主张宗法杜甫，针对台阁体平冗委琐的风气，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虽未尽除台阁遗风，他的有些作品摆
脱了台阁体的束缚，表现出更为广阔的生活视角，刻画了作者个人的真情实感他们的诗歌成就不高，但在明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3. 台阁体：明初流行的文体，因其代表作家杨士奇、杨荣等位太阁大臣而得名。这些作家大都身居高位，远离下层社会，作品大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缺乏丰富社会生活内容和真实情感。格平正典丽，但有肤浅，空泛的弊端，流行几十年，造成不好影响，文学史上评论较低。 4.竟陵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他们均为湖北竟陵人，因而称为竟陵派。竟陵派看重向古人学习，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在艺术上，他们不满于公安末流的浅易风格，力倡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使其作品刁钻古怪，走向了极端。但缩了文学表现的视野，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三．选择题（每小题1分） 1.“吴中四杰”不包括（B）p23 A. 高启 B.刘基 C.杨基 D.张羽 2.生就一副“雷公嘴”，“孤拐脸”是形容（ C）的人物形象的。P121 A．猪八戒 B.牛魔王 C.孙悟空 D.沙僧 3.（ B）是汤显祖最为得意的剧作，也是戏曲史上最具艺术魅力的剧作之一。P105 A.《南柯记》 B.《牡丹亭》 C.《鸣凤记》 D.《浣纱记》 4.我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是（ A ）P67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1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060 【摘要】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53～159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103 【标题】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 【作者】田澍 【作者简介】田澍1964年出生，甘肃通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元璋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出版《朱元璋传》（合著）、《宦官》等3部专著，并在《文史》、《光明日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1999年被评为“甘肃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并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2000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奖。 作者单位：西北师大 【正文】 祖制与革新是中国古代社会里长期存在着的一对矛盾，处理不好必将引起政治的混乱乃至王朝的崩解；处理得当将对革新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嘉靖前期革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地认识祖制与革新的利弊关系，纠正将祖制与革新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 一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提起“祖制”，多数人将其视为僵化和陈腐的代名词，并把祖制与革新简单地对立起来，把抨击祖制者誉为改革者，把维护祖制者斥为保守者。事实上，祖制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包括某一王朝立国的根本制度，又包含各项具体的、行之有效的行政法规。显然，不可能在全盘否定祖制的前提下来顺利地推进任何改革。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改革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王朝更替时的因革，二是某一王朝内部的鼎新。两者之中，以王朝更替时的因革较为剧烈，其显著表现就是对文物典章的重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绝不是与前朝体制的断然决裂，而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史籍中所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金承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等等，就是此意。改朝换代时的变革如此，王朝内部的变革更不例外。换言之，任何革新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写字，而是与继承形成了矛盾的统一体。离开了继承，就不可能有革新。 在正德、嘉靖之际，明代上层人事更迭，时政因此发生巨变。世宗与“大礼新贵”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对洪武祖制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给予新的诠释和认识，并以其为利器，将有违祖制的重大弊政尽可能地予以革除，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长期以来，学界一味地推崇杨廷和在武宗暴卒之后所推行的所谓“嘉靖新政”，把杨廷和等人在匆忙中拟定的世宗即位诏书视为其推行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实，这种以即位诏书来确定革新的作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从明成祖开始，明代诸帝皆有革除前朝部分弊政的即位诏书，以示更新。如果把世宗即位诏书视为革新纲领的话，那么，其他诸帝的即位诏书皆可如此对待了。与大多数君主的即位诏书一样，世宗即位诏书的除弊对象仅仅局限于正德元年正月至十六年四月之间的部分败政（不包括弘治十八年五月至十二月间的武宗乱政），弊政款数虽多，但其结构与内容并无特殊之处。所不同的是，杨廷和等人是打着恢复孝宗政治的旗号来推行所谓嘉靖新政，把纠正武宗的部分乱政当作其最高的政治理想，故不愿也不敢追溯正德弊政的源流。更甚者，他们公然割裂孝宗弊政与武帝弊政之间的联系，敦促世宗效法孝宗而革除武宗弊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孝宗与明太祖相提并论，并为此而引发了“大礼议”。李洵先生曾精辟地论道： 杨廷和一派所提出的议礼方案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不使世宗以藩王独立系统继承皇位，而必须纳入孝宗以来的统系，在政治上必须继承孝宗的政策，执行孝宗的制度。这在杨廷和一派炮制的即
嘉靖：以智治国者，国之贼也——《大明王朝1566 》 嘉靖的政治态度，套用他的一句台词，叫“云在青天水在 瓶”。用嘉靖自己的话来解释，那就是“击鼓买糖，各干各行”。 这些话都是嘉靖说得，一个意思，那就是他的儿子、太监、大臣们应该待在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的事，而他们的位置和他们该做的事，则由嘉靖决定。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道德经》第六十三章翻译一下就是：不追求就是追求、不动作就是动作、没有成就就是成就。嘉靖在治国上有追求么？他身为帝王，他有身为帝王要么对内建设、要么对外扩张的意图么？他有追求于国内的经济、文化建设振兴么？有追求于安定倭寇、土蛮、鞑靼么？嘉靖在治国上有动作么？他做的所有国事从来不是他起头的。你仔细想想，嘉靖有什么时候是在朝廷风平浪静的时候自己动作么？没有。甚至有的时候事情来了，他都什么都不做，他在那打坐，他等着。 嘉靖有治国上的成就感么？他的成就感都来源于他又从大臣手里抢了多少钱，来源于他又修了几座宫，吃了几颗药丸子，给自己又加了多少道号以及大臣们献得青词祥瑞之上了，他有什么成就感来源于治国么？统统没有。没有追求、没有作为、没有成就。嘉靖在治国上都不仅仅是“无为”，他连“为” 之前的追求都没有，也就遑论“为”之后的成就了。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道德经》第五十八章
这句话面熟吧，嘉靖在剧里就说过。什么意思呢？一个稀里糊涂的统治者，他的百姓民风淳朴；反而一个明察秋毫的统治者，他的百姓人人自危，社会就乱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越精明，底下人为了对付你，就越精明；反过来你傻傻的，他们看见你傻傻的，他们也傻傻的。嘉靖是这么做的么？是。 哪里看出来的？他太善于装糊涂。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因为他不争。怎么不争？不参与。嘉靖在织造局买田一事的末尾，将裕王、严党、清流、司礼监都招来开了个会。在会上既批了严嵩、严世蕃，也批了裕王，还批了吕芳，但嘉靖在那个会上总强调一句话”朕今天不是跟你们议朝局“。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按照嘉靖的说法，浙江的官员不是严嵩派去的就是裕王派去的，剩下的是司礼监的公公，哪有嘉靖派的人啊，没有嘉靖派的人，嘉靖怎么谈朝局啊，朝局都交给他们了。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就是在议朝局。他明明不派人，派的所有人却都是他的人；他明明不掌权，所有人的权力却都是他给的；他明明不议朝局，所有朝局大事却都是他说了算；他明明不参与，大明朝所有事情却都得他来拍板。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道德经》第章为什么天下不能与他争？ 章结合刚才谈到的嘉靖说过得话：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人之迷也，其日固久。是宽亦误、严亦 误。岂百姓迷哉？朕亦迷也。汝等不迷乎？翻译一下嘉靖这段话：都说为君的应该其政闷闷，不应该为政过严，我把权力都给你们了，放宽了君权了，结果为政过宽也不行啊。宽也不对，严也不对，岂止老百姓被你们搞得迷糊了，朕也让你们弄得迷糊了。你们自己不迷糊么？严嵩和吕芳听了这话能不下跪么？严嵩能不说罪都在他身上么？嘉靖名为玄修，暗操独治的根本就在于此。无论底下人做什么，名义上都是他们做的，不是嘉靖做的，所以嘉靖无论做什么，都是在他们之后，是为后发制人。严党、清流、司礼监都是嘉靖推在前面的挡箭牌，这还罢了，嘉靖还能凭借躲在幕后，反而获得远胜其他人的政治优势。毁堤淹田是嘉靖要干的么？不是。 毁堤淹田嘉靖同意吗？不同意。嘉靖只是不追究，但不是同意。不追究是因为没法追究，如果追究这个已经发生了的事，而不是及时刹车，大明朝立刻就乱了，那就不是一个县两个县的事了。而且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干脆就这么弄吧，把改稻为桑弄成了，也算没白死人。饥寒饿殍是嘉靖造成的么？是。但不是嘉靖一个人的原因，而且，嘉靖也不全知道。
二、明代文学发展概况 （一）明代文学分期 明代文学以嘉靖时期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明前期文学的著名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戏曲、小说成就较高，《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的问世，以及一些南戏改编作品，为明后期小说、戏曲的繁荣准备了一定条件。 明后期，小说和戏曲再现辉煌。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如徐渭和《四声猿》、汤显祖和《临川四梦》、吴承恩和《西游记》、兰陵笑笑生和《金瓶梅》、冯梦龙和《三言》、凌濛初和“二拍”等。在诗文方面，最突出的是公安派。 （二）俗文学地位的提高和繁荣 在传统文学观念中，人们一向把诗歌、散文等雅文学视为正宗，而把小说、戏曲等俗文学视为鄙野之言，甚至是淫邪之辞。明初，朱元璋还制定了压抑通俗文学的政策。但是，后来出于最高统治者自己享乐的需要，他们又往往破坏了某些禁令。朱元璋就喜欢听平话，特别是后来承平日久，荒淫无耻的帝王们在寻欢作乐之余，对小说、戏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正德皇帝爱看《金统残唐记》，万历皇帝爱看《水浒传》，上行下效，朝廷大臣、文人学士也开始爱好俗文学。这为俗文学地位的提高和繁荣，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明代从理论上肯定俗文学的价值从李梦阳赞扬民歌开始，到嘉靖以后，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都为俗文学大声疾呼。李贽把《西厢》《水浒》称作“古今之至文”（《童心说》），袁宏道将词、曲、小说与《庄》《骚》《史》《汉》并提，称《水浒》《金瓶梅》为“逸典”（《觞政》）。冯梦龙认为小说比《论语》《孝经》的感染力“捷且深”。这些言论，在当时都无异于振聋发聩，对俗文学繁荣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明代俗文学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小说的勃兴。长篇章回小说的发展，以《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这“四大奇书”为主要标志。短篇小说以“三言”“二拍”为突出代表。其次是戏曲的兴盛。由宋元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是明代戏曲的主流。明前期传奇，总的色彩比较黯淡。嘉靖以后，“三大传奇”陆续问世；“四大声腔”中，昆山腔、弋阳腔异常火爆。涌现了汤显祖、沈璟等一大批剧作家和曲论家，杰出的《牡丹亭》把传奇剧的创作推向了高峰。随着南戏传奇的繁荣，北区杂剧也开始了蜕变。明初皇室作家朱有炖，率先打破元杂剧一本四折、一人主唱的惯例，开创了对唱、合唱、接唱等形式，甚至有南北合套的体式。明中叶，出现了明代首屈一指的杂剧作家徐渭和他的《四声猿》，展示出明杂剧的特殊风貌。 （三）对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 俗文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文学特性的进一步认识。主要表现在：一是高度重视文学的情感特征；二是清晰认识文学的“虚”“实”关系；三时开始关注人物的性格刻画；四是更加注重文学语言的通俗易懂。 （四）众多的文学群体及文学的论争 1、不同的文学群体形式 明代文学集团林立，流派纷呈。标新立异，争讼不息。明初以“三杨”和李东阳等台阁文人为核心的群体，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成，其性质属于兴趣型；中叶以后的文人集团，如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等，都各有鲜明的理论主张，其团体性质属于主张型；万历以后，国事日非，文人结社多指斥朝政，臧否人物，党同伐异，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如复社、几社等，这类团体属于政治型。 2、明代文学论争的特点 最受人注目的是“主张型”的文学团体的论争。其特点是：各有明确的文学主张；都有较强的革新意识。另外也有故意标新，矫枉过正，拉帮结派，不容异己的霸气倾向存在。当然，正常的论争可以促进文学的创作，如“唐宋派”的创作，“沈汤之争”后的情形都是。
[文学]古代文学考试复习经典－袁世硕《中国古代文学作 品选》（明代） 明代部分 《送东阳马生序》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传记文写得很有特色。 本文是一篇赠序。记述了自己幼时家贫，在买书和求师都十分不易的条件下，不畏艰难、刻苦求学的经历，以此勉励后辈应珍惜良好条件，专心学习，刻苦自励。 对比手法的运用:先写自己过去求学的艰苦经历，再写今日太学生读书的优越条件;然后说明，如果“业有不精，德有不成”，那主要是因为自己用心不专，而非他人之过。对比鲜明，词顺理达，颇有说服力。自然使人认识到专心求学、刻苦自励的重要性。 结构布局:全文布局先宾后主，宾详主略，选材精当。先写自己，再写太学生，最后才写马生。写自己过去求学的艰难，引出写今日太学生学习条件的优越，再引出对作为今日太学生之一的马君的夸奖和勉励。这样由宾而主，逐层写来，点明题意，推出主旨，过渡自然，水到渠成。 语言简洁流畅，恳切自然。理明词达，情真意切。 《卖柑者言》 刘基，字伯温，精天文和兵法。 主旨:文章通过卖柑者之口，淋淳酣畅地指斥那些坐高堂，骑大马，饮美酒，食佳肴的文臣武将，不过是一些不懂用兵、不会治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配物，尖锐地揭露了元朝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本质，表现了作者的满腔“愤世嫉邪”之情。
构思巧妙:这是一篇含蓄深刻讽刺小品，以讲故事的形式发表议论，讽刺世态，警戒后人。由买者的责难，提出“欺”字，引出下文的卖柑者之言。又由卖柑者的回答，引出作者的感想，点明题旨。卖柑者的议论是一种自我辩护，但其思想实质是讽刺时政，在自辩中借以揭露邪恶、抒发愤慨，是本文构思巧妙之处。 诘问手法:本文采取了设辞问答的方式，反诘揄，深化题旨。买卖双方的问答是文章的主要内容。在问答中运用大量排比反诘语，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说理力量。卖柑者边疆反诘展开别开生面的论辩。这种句式不仅显现了文章揄论证的深度，而且使行文跌宕多姿，气势酣畅。 对比鲜明，揭露非常深刻:如柑子“表”与“质”的对比，文臣武将“外”与“中”的对比，皆极显其“败絮其中”的本质。由柑子而文武官僚，又巧妙地构成了自然物体与社会现象的类比关系，把文章题旨推向深处。而以“察”与“不察”作比，进一步指出应该由此及彼，触类旁通，从“柑”的“小欺”去认识社会的“大欺”。通过这层层对比，展开叙事说理。 《三国演义——三顾茅庐》 罗贯中，号湖海散人，还有长篇《平妖传》及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三国演义》作品写了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集中描绘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种种矛盾斗争，着重表现了作者对于雄豪混战及暴君苛政的不满与谴责;对于和平统一及明君仁政的政治理想的追求与选择。结构宏伟严密，战争场面的描写雄伟壮观，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突出，语言通俗易懂、洗练明快，均体现了我国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 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的盖世才能，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超人的智慧和一种求实精神笔强烈的事业心。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2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3540 【摘要】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0204 【原刊页号】141～14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206 【标题】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英文标题】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SHI Xiao-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do ng, Jinan) 【文章日期】2001－12－10 【作者】时晓红 【作者简介】时晓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 时晓红（1963－），女，山东沂源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 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 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 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 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英文摘要】T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Japan Kan-He Trade in th e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 od, Kan-Hetrade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t from Jap anese government to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kind of trade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which ca 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Hetrade.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 troy Japanese pirates, China-Japan Kan-He trade wasrestored from the eight h year of the XUANDE period.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superior posi tion in the Kan-He trade,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nasty, t 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Kan-He trade was cut off ag ain duringthe JIAJING period. 【关键词】明代/勘合贸易/倭寇 Ming Dynasty/Kan-He trade/Japanese pirat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4－0141－05 一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 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 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 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 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一时间，“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1］（《成祖本纪》） 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15年。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明成 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 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 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论述题： 简述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与演变，并举例。 一、概况： 复古是明代文学的主流和总体特色，从明朝初年的宋濂到中期的前后七子，再到明末的张溥、陈子龙等人，均是鼓吹复古的。文学复古经历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第一个复古浪潮，然后是以谢榛、李潘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的第二个复古浪潮，以及明末“言志”“崇道”思潮复兴的第三个复古浪潮。自前七子明确提出复古此命题后，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即形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的一条明显的主线。 复古文学的兴起既是对明初“台阁体”歌吟升平、文风萎靡的反拨，又是明初王学盛行、思想异动的情势之下，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对宋元以来文学审美理性化而出现的“道学体”的逆转。同时宋朝严羽的复古思想对明朝诗学家影响很大，不仅明初的高棅、李东阳深受影响，而且对明中期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有很大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对严羽复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复古实质与目的： 复古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力图恢复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的文学运动，目的是荡涤宋元诗歌之流弊，矫正台阁体之陋态，振兴儒家文化之正统，复兴汉魏高古之人品。 三、复古的动因： 1.诗歌式微：从明朝开始，以诗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形式被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形式所取代，明代的诗学家们希望探寻诗歌复兴之途。 2.社会氛围：前七子之前的弘治时期，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散文有复兴的倾向，社会上学古之风日盛，为复古运动的蓬勃开展营造了氛围。 3.发展趋势：明初文坛在“台阁体”的笼罩下，创作大多以程朱理学为基础，道学气浓厚，追求雅正平和的风格，内容贫乏，文风萎靡，而代之而起的“茶陵派”并未彻底纠正台阁体的偏颇。 四、复古运动的发展过程： ◆明初自洪武至宣德、正统的近百年间，文学思想上以明道宗经为主导倾向，诗歌创作上推崇汉魏盛唐。其代表人 模拟，借拟古而振起元末纤秾柔丽之风。 创作主张继承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学家“文以明道”的观点，注重“以道为文”的文道一 。 以盛唐为法。高棅专门编撰《唐诗品汇》，提出“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中唐 明永乐至成化年间，当时的台阁重臣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占据文坛主导地位，三杨是指杨士奇、 诗文以欧、曾为师。他们所写的诗文内容大都比较平乏，除朝廷诏令奏议外，大多为应制、颂圣或应酬、南朝宫体诗一脉相承却又有所区别。） 李 诗学汉唐的 。他的这些复古论点成为前、后七子拟古派的先 1465—1572），文坛上流派众多，互相间有融合，也有冲突，文学复古思潮日趋活跃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掀起了第一和第二次文学复古革新思潮。这期间的主要流派有前后七子和唐宋派。 1.郎署文学： 在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代表人物是邵宝、储巏。二人被视为复古运动“开启门户”的人物。 在诗文复古方面，储巏重视“法律”、“典则”，他还非常反感当时靡弱的文风，竭力倡导刚健向上的诗风。他的许多文学主张与活动，为后来的李梦阳发动诗文复古运动奠定了基础。邵宝是茶陵诗派李东阳的门生，他有着较为明确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第一讲明代文学概况（第四周1） 绪论： 综观明代文学，小说成就最高，戏曲次之，诗文相对衰微。 《三国志演义》可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高峰，《水浒传》则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西游记》可说是神魔小说的楷模，《金瓶梅》在世情小说中揭露封建社会黑暗方面也是前无古人的。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是宋、元话本的继续和发展，其成就也很高，代表作是“三言”、“二拍”。戏曲中的《牡丹亭》以其独特的构思，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影响深远。所以，明代小说、戏曲的成就是极为辉煌的。 明代文学的演变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从明初到正德年间是明代文学的前期，从嘉靖年间到明亡是明代文学的后期。这两个阶段的文学有着显著的变化，表现着鲜明的时代特点。这种变化和特点，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哲学思潮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 【前期文学】明代前期文学的发展，有个曲折的过程。除元、明之交产生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外，这时期没有产生成就较大的作品，只是到成化年间戏曲和民歌才有一些新的开拓。 【后期文学】从嘉靖以后，小说、戏曲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创作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多，而且取材面也较广。这是明代后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明代后期的通俗形式的文学取得了重大成就。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和“二拍”，戏剧如汤显祖的《牡丹亭》等，都在各自领域中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这一时期“雅”、“俗”文学传统相互混融的现象，也比前一时期更为突出。 一、明代社会对文学的影响 （一）前期沉寂的原因 元明之际社会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涌现了一批精神上比较解放而且富有时代使命感的文人，作品有阳刚之气，作家有忧患意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南戏中兴、宋濂、刘基、高启诗文为代表。但这种繁华很快就遭到阻扼和摧残。 1、明初，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把自秦汉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 顶峰。
【数据库】人大全文1998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576 【摘要】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124～13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9806 【标题】明初耕地数额考察 【作者】田培栋 【作者简介】作者田培栋，1927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正文】 据目前的明史研究，洪武时期有两个土地数字，一个是《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天下官民田地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七十三亩”；另一数字是《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零”。究竟哪一个数字代表当时的实际耕地数字，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诸司职掌》一书完稿，朱元璋遂诏令“颁布中外”。从此，该书记载的田土8496523 顷便成为最权威的田土数字，正德刊本《大明会典》及正德至嘉靖后修订的《后湖志》、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及清初编写的《明史》等书，都采用这个数字。再加上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奏疏：“洪武年间，天下征纳粮草田地山塘共八百四十万余顷”（注：《英宗实录》卷二五四。），嘉靖八年（1529年）詹事霍韬奏疏：“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注：《霍文敏公文集》卷三《修书疏》。），进一步肯定了800 余万顷的记载，更增加了《诸司职掌》的可信度。 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曾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最近十几年，明史界又开展了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看法是“定位错误”观点。有人认为洪武时期湖广布政司在统计时，极可能在该地区耕地数字202175.95顷之前，多写了一个“二”字，这一笔误使耕地虚增了2亿亩。河南的耕地也极可能是在449469.82顷前多抄了一个“一”字，虚增了1亿亩。按此推理，《诸司职掌》记载的数字多写了3亿亩。对这一种观点，顾诚先生曾进行论驳，他说：“《诸司职掌》是遵照朱元璋的指示编纂的重要法典，成书之后又由他下令颁行中外，朱元璋并不是个昏庸的皇帝……如果出现这样明显的重大错误，他不能不发现或漠然处之。”又说：“当时造册书写数字的表达方式是‘几百几十万……’，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就不可能出现多写‘一’字头、‘二’字头的问题。”（注：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顾文发表之后，仍有人坚持此种观点，只是另换说法，认为当时计算数字是用珠算，而珠算错位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认为，在明初严刑峻法之下，湖广、河南布政司的官员在统计田土时，怎能会出现相差10倍的定位错误呢？而且《诸司职掌》一书是由吏部尚书负责编撰，又由许多学识渊博的翰林儒臣集体参与，决不会出现这样重大的错误。 明初政府对田土总数的登记有两个系统：一是由户部负责根据全国黄册统计的数字，亦即《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的3874746顷，这一部分土地明朝称为“额田”或“赋田”，系实际纳税的土地。另一个系统是由吏部负责编纂的《诸司职掌》所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的8496523顷，即“额田”和全国可垦荒地的合计。本文拟就《诸司职掌》所记载数字的内涵、来源以及它与明代耕地扩大的关系作初步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及其统计方法 根据史书记载，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十分庞杂，例如金华府属兰溪县仍保存了南宋时登记的土地种类：水田39 545亩，山陆地29 064亩，平田178 145亩，竹脚8 288亩，山桑17 933亩，竹ｘｉāｏ＠①8322亩，平陆35 705亩，屋基15 222亩，塘28 393亩，坟地8 013亩，杂木53 385亩，茶地146亩，桐果木15 699亩，石灰山280亩，柴山508 935亩，坊墩基地20 825丈，白地24 685亩。（注：万历《金华府志》卷六。）该县土地之中只有前五项应属农田，其他都是非农业土地。这种非农业的项目到明代更为繁杂，以浙江省为例，田土之中包括田、地、基、山、塘、荡、池、濠、
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习入门的参考书目 今天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上找着的，希望对于有益于想查找资料的吧友。我准备有时间看看这里的推荐书目。（也不知道国内北大是不是清史领域的NO.ONE,书目的入门参考价值还是有的。） 明清史研习入门 课程号：02132400 课程名称：明清史研习入门 周学时：2 学分：2 先修课程：中国通史（古代史） 基本目的 本课讲授明清史的基本线索、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七个专题，使高年级学生学生阅读部分基础文献，进行科研基本训练，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由基础课学习向断代史研习转变，提高分析能力，为撰写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打下基础。 二、内容提要及学时分配（共32学时） 第1－2周： 一、研习明清史初步 1、认真阅读明清史名著，掌握明清史的基本框架――精读孟森《明清史讲义》等。 2、阅读明清史的主干文献，熟悉基本史料――《明史》、《明史记事本末》，《清史稿》、《圣武记》等。 3、学习作专题研究的学术史，关注中外学术前沿动态。 4、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第3－4周： 二、明清史的基本线索 1、政治与政治制度 2、赋役制度与商品货币经济 3、社会动荡与转型 4、“心学”、理学与汉学、宋学 5、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巩固 6、“封贡”外交体制与中西文化交融 实践活动：任选《明史》或《清史稿》中的一篇“本纪”，与相应一朝的《明实录》或《清实录》对照，编写一份某帝王简表。
第5－6周： 三、如何利用明清史研究的工具书 1、纸本工具书的种类。 2、纸本工具书的利用。 3、网络信息的查找。 实践活动：选择一部自己家乡所在县（或府）明清时期的一部方志，概述该方志的主要内容和纂修特点。 第7－9周（8周运动会）： 四、明清制度史研习 什么是制度？内容包括政治制度（中央至地方机构、军事、法律）、经济制度（包括赋役、水利、钱法、商税、海关等），以及民族、宗教、边疆、宫廷、外交等。 制度研究的基本文献，以具体制度说研究方法。 实践活动：任选《大明会典》（万历）或《大清会典》（乾隆）中之一种，与《明史·职官志》或《清史稿·职官志》的一部分对比，条陈其异同。 第11－12周（10周为黄金周）： 五、明清政治事件研习 研习政治事件的主要资料（明清《实录》、《起居注》、《方略》等官书，《上谕》、《朱批奏折》、题本等档案，文集、笔记等） 政治事件的分类（宫廷、军事、民族、民变、外交），以事例谈研究方法（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始末、影响）。
铲史官大明奇案：少年天子嘉靖的认爹之路 编后语所谓“礼”，在古代其实就是不成文的宪法。“礼议”也就是关于宪法的讨论，宪法是立国之本，那么关于宪法的解释权就很重要了，这涉及到路线问题。外藩继大统，是一如既往的纪念先皇，还是大张旗鼓的纪念他爹，这里头的政治内涵完全不同。明朝的大礼议一案，如果我们划一个坐标，以事件时间为纵轴，以各种政治力量为横轴，会发现很有意思。所谓纵轴，也就是从君臣、朝臣之间争议少年皇帝嘉靖亲生父母的尊号地位、祭祀待遇等问题开始，到形成其最后结局的全过程的持续时间。那么这个过程有多长？是三四年，还是七八年，或是十七年，还是二十四年？在中国古代社会，王朝体制是建立在宗法关系基础上的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家国同构，因此皇帝的家事也就是国事了，大礼议就不是蛋疼的名号问题了，而是一种现实政治格局重构的方式，是皇位更替之际，人事和制度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斗争，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从这个层面来看，直到嘉靖二十四年，太庙修葺完毕，嘉靖他爹以“睿宗”庙号入太庙并在武宗（正德）之上，嘉靖皇帝的权力才算彻底稳固下来。所谓横轴，也就是大礼议事件涉及到朝中的各方力量：少年天子、外廷朝臣、内廷宦官、勋贵、外戚……还涉及到地方官员不同派系和地方豪族势力的此消彼长，甚至
还牵扯到已故的太祖、太宗、仁宗、孝宗、武宗，其中太宗朱棣的庙号就被嘉靖改成了成祖，因为太庙名额满了，仁宗居然被祧出了太庙……政治事件中的胜负，必然导致人事上的升黜。嘉靖前期，从内阁、部院以及科道等文官体系的调整，到赋税制度的整顿与改革，从对宦官、勋贵利益的抑制、到对三皇（皇田、皇庄、皇盐）的清理等等，无不与大礼议有关。在大礼议事件中，王阳明虽然没有公开表态，私底下还是支持少年嘉靖的，当然，这肯定不只与平定宁王之乱时杨廷和黑了他一手有关，更多的是思想方面（朱子学与王学）的冲突，这是另外的话题了。参考资料 杨廷和《明史》、胡凡《嘉靖传》、田澍《嘉靖革新研究》、翟爱明《“大礼议”事件的政治意义与嘉靖前期的政治局势》等。
《中国古代文学史》复习提纲第一编先文学 第一章先文学概说 1．概述先文学的发展历程。 2．简述先历史散文的发展历程。 3．简述先诸子散文发展的历史阶段。 第二章神话 1．举例叙述中国古代神话的主要容。 2．结合具体作品，试论中国古代神话的艺术特征。 3．结合《鲧禹治水》、《女娲补天》，谈谈上古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 4．名词解释：神话。 第三章《诗经》 1．《诗经》的集结与成书的大致情况如何？ 2．《诗经》是如何分类与编排的？ 3．汉代的传《诗》的情况如何？ 4．《诗经》的思想容大体上可分为哪几类？试举例说明。 5．结合作品论述《诗经》的艺术成就。 6．举例论述、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7．《诗经》的语言和形式特点有哪些？ 8．从《大雅·生民》、《王风·黍离》、《风·蒹葭》、《卫风·氓》、《豳风·七月》、《小雅·采微》、《王风·君子于役》中，选择两篇进行赏析。 9．名词解释：《诗经》、“诗之六义”、赋比兴、风雅颂、三家诗、毛诗、毛诗序。 第四章历史散文 1．简述《尚书》的文学价值。 2．简述《春秋》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3．简述《左传》的基本思想。 4．试论《左传》的主要文学成就。 5．举例论述《左传》战争描写的特点。 6．选择《左传》中《晋公子重耳之亡》，或《晋楚城濮之战》进行分析。 7．《国语》的主要艺术特点有哪些？ 8．简析《国语·邵公谏弭谤》的艺术特点。 9．举例论述《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10．选择《战国策》中《始将连横》或《谖客孟尝君》进行分析。 11．名词解释：《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 第五章诸子散文 l．谈谈你对孔子思想的理解。 2．简论《论语》的艺术特点
【数据库】文史哲全文数据库(1951-2004) 【文献号】2276 【摘要】内容提要：明代内阁自建立以来，有四...义皇权的统治效能。就明代的权力结构考察，内阁...都有失于片面。内阁系明代最重要的中枢权力机构，因而历来是明史研究中一个倍受关注...很具代表性，就连许多明朝人也持此说。“昔太...，非高皇帝本意⑴”。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也认...赫然真相矣！”⑵而《明史》则直以“宰臣”称...谓有其实乎！”⑷综考明代历史，颇感上述两种说...者掇拾有关史料，拟就明代阁权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中旨”。这类事例在明代史籍中可以说是俯拾皆 【分类】史学 【标题】论明代的阁权 【作者】李渡 【期号】199506 【总期号】231 【页码】89 【正文】 内容提要：明代内阁自建立以来，有四项制度一以贯之，法定阁权不是也不可能转化为相权。阁权完全从属于皇权，其主要政治功能是提高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效能。就明代的权力结构考察，内阁与司礼监是最重要的两个中枢机构，但二者都不是国家最高一级行政实体，而只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办事机构。因此，说阁权是相权的复活，或说其职任同于翰林学士，都有失于片面。 内阁系明代最重要的中枢权力机构，因而历来是明史研究中一个倍受关注的热点课题。最近几年，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对内阁的组织制度、职权、作用等进行了研讨，其中争论最多而分歧又最大的问题就是阁权的权力性质及其与皇权之间的关系。综合之，不外乎两种观点：其一，阁权是传统相权的复活。这种看法颇被认同，很具代表性，就连许多明朝人也持此说。“昔太祖高皇帝罢丞相，散其权于诸司，为后世虑至深远矣。今之内阁，无宰相之名而有其实，非高皇帝本意⑴”。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也认为：“……迨景及宪，（内阁）大权始集。今视之，赫然真相矣！”⑵而《明史》则直以“宰臣”称之。“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夫治道得失，人才用舍，理乱兴衰，ｙī＠⑴宰臣是系。”⑶其二，阁权不过是“司内外制而已”，其职任同于翰林学士。这种观点可以黄宗羲为代表。他说：“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⑷综考明代历史，颇感上述两种说法都有失于片面。笔者掇拾有关史料，拟就明代阁权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内阁大学士究竟是否“有宰相之实”。自内阁制度建立后，其体制、职权、作用先后不尽相同，也可以说变化很大，但有四项制度却始终一以贯之，不曾变动。第一，“大学士则称近臣，不为置僚属，亡所治。”⑸第二，“不得专制诸司”⑹。第三，“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⑺。第四，“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⑻。而司礼监之“批红”，究其实，亦不过是“事皆朝廷总之”的一种间接方式而已。这四项制度决定了阁权不是也不可能转化为相权。 相权论者之所以将阁权视为相权，主要依据就是内阁大学士握有“票拟”之权。“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⑼票拟亦称拟票、票旨、条旨、调旨，其制发端于宣德中，成制于正统初年。“英宗以九岁登极，凡事启太后，太后避专，令内阁议行。此内阁票旨之所由始也。”⑽所谓票拟，即外廷章奏先经御览，皇帝阅后发交内阁，由内阁大学士以皇帝名义拟就批答文字，用小票墨书贴于章奏上，随同封进。皇帝如同意内阁票拟，则亲自或交司礼太监以朱笔照票批发各衙门执行，称为“批红”。孝宗朝大学士刘健曾言：“朝廷有命令，必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方传至臣。内阁有陈说，必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之太监，太监乃达于御前。”⑾由上可知，票拟制度在权力运作机制上完全受制于皇权。章奏由皇帝先阅
1 大明朝官职详细列表 宗人府 洪武三年置大宗正院，二十二年改为宗人府。宗人令一人正一品宗人府 左宗正一人正一品宗人府 右宗正一人正一品宗人府 左宗人一人正一品宗人府 右宗人一人正一品宗人府 经历一人正五品宗人府经历司 三公 太师无定员正一品三公 太傅无定员正一品三公 太保无定员正一品三公 三孤 少师无定员从一品三孤 少傅无定员从一品三孤 少保无定员从一品三孤 太子三师 太子太师无定员从一品太子三师 太子太傅无定员从一品太子三师 太子太保无定员从一品太子三师 ?太子三少
太子少师无定员正二品太子三少 太子少傅无定员正二品太子三少 太子少保无定员正二品太子三少 东宫 太子宾客无定员正三品东宫大臣 内阁 中极殿大学士一人正五品内阁旧名华盖殿 建极殿大学士一人正五品内阁旧名谨身殿 文华殿大学士一人正五品内阁 武英殿大学士一人正五品内阁 文渊阁大学士一人正五品内阁 东阁大学士一人正五品内阁 中书省 洪武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其官属尽革，惟存中书舍人。左丞相一人正一品中书省 右丞相一人正一品中书省 平章政事一人从一品中书省洪武九年汰平章政事 左丞一人正二品中书省 ?右丞一人正二品中书省 参知政事一人从二品中书省洪武九年汰参知政事 郎中一人正五品中书省左司 郎中一人正五品中书省右司
员外郎一人正六品中书省 都事一人正七品中书省 检校一人正七品中书省洪武二年革检校 照磨一人从七品中书省洪武二年革照磨 管勾一人从七品中书省 参议一人正三品中书省参议府吴元年革参议府 参军一人从三品中书省 断事官一人从三品中书省洪武二年革断事官 断事一人正七品中书省 经历一人正七品中书省 知事一人正八品中书省 都镇抚一人正五品中书省都镇抚司甲辰十月以都镇抚司隶大都督府考功郎一人正七品中书省考功所洪武元年革考功所 中书舍人十人从七品中书省旧名直省舍人 2 大明朝官职详细列表 吏部 尚书一人正二品吏部 左侍郎一人正三品吏部 右侍郎一人正三品吏部 司务二人从九品吏部司务厅 郎中一人正五品吏部文选清吏司 郎中一人正五品吏部验封清吏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