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人大全文2003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026
【摘要】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210
【原刊页号】15～23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301
【标题】２０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
【作者】余新忠
【作者简介】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系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正文】
1990年代以来，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不断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并渐趋形成新的研究热点（参阅拙稿《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明清时期，是这些新的研究关注较多的时段，对此的梳理无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最新研究动向。当然，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历史上的疾疫医疗的阐释离不开以往纯粹疾病医疗史的探索。
现代中国疾疫史的研究是与中国医学史相伴出现的，或者说是附着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之中的，而且最初的疾疫史研究基本是通史性的研究，因此，明清疾疫史的研究成果大多出现在中国医学史的著作中。1919年，陈邦贤先生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医史著作——《中国医学史》，此后三度增改，成为现代中国医学史和疾疫史的开山之作（注：笔者所见为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的影印本（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种，上海书店，1984年）。关于陈三次创作的情况请参阅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1期）。）。以后，随着医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中国疾疫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参阅靳士英《疾病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 年第3期）。不过，直到1970年代末期以前，这一研究几乎全都由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人士担纲。1980年代以后，在医史学界的研究仍在继续和深入的同时，中外一批历史研究者的加入，使这一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由于学医与学史出身者在学术背景和研究思路等方面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以下立足于明清疫病史，结合医疗史从两个方面对以往的研究作一回顾与总结。
一、医史学界对明清疾疫史的研究
中国疾疫史研究，基本上一直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附庸，据陆肇基对《中华医史杂志》创刊以来至1985年所刊出的643 篇文章的分类统计，关于疾疫史的文章仅40篇，占刊文总数的6.22％。而且所占比重1940年代至1980年代，呈渐趋下降之势（陆肇基《从〈中华医史杂志〉看我国的医史研究》（《中华医史杂志》1987年第1期）。进入1990年代后，疾病史研究的薄弱状况亦未见有明显的改观（参阅李经纬、朱建平《近五年来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进展》（《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3期）。
陈邦贤等人对疾疫史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其在开山之作《中国医学史》中，以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中国疾病史，特别对明清时期的疾病予以了较多的关注。在第三篇，专立一章梳理近世——主要是明清时期各种现代病名的传统命名。第五篇则专论“疾病史”，根据现代医学的分类，对传染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心脏病、泌尿器病、神经系病和新陈代谢病等在历史上的病名、症状以及有关该病某些重要史料给予初步的揭示。其中以对传染病的探讨最为详细，提出并加以说明的病名达18种之多（注：它们分别是：伤寒、发疹伤寒、霍乱、痢疾、天花、麻疹、水痘、白喉、猩红热、鼠疫、肺痨病、梅毒、麻疯、疟疾、黑热病、住血虫病、姜片虫病、肺蛭虫病。参见陈邦贤前揭著作，第361－385页。），几乎囊括了当时已知的所有的重要传染病。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明清时期，尤其是传染病，其中不少疾疫，比如鼠疫、梅毒、烂喉瘀等，记载始于明清，故更偏重于明清。当然，在开创之初，对如此众多的问题都有深入细致的论述，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陈著对大多数疾病的说明不过寥寥数语，有些甚至还有误会。但其开创之功，实不可没，而且，他搜集的一些重要史料，至今仍为一些医史研究者加以征用，另外他关于古今病名对应关系的探讨，有些也仍具有参考价值。
除了附在医史著作中的疾疫史研究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某种疾病的单篇论文，其中对传染病的关注仍远远超过其他疾病。特别是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鼠疫、霍乱和猩红热等，尤其受到重视。比如，伍连德等人对鼠疫的研究（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中国鼠疫史》，《中华医学杂志》第22卷第11期，1936年；李祥麟《鼠疫之历史》，《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8期；李健颐《鼠疫之研究》，《医药卫生月刊》1932年第5期），伍连德和余云岫等人有关霍乱的研究（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同仁医学》第8卷第4期，1935年；余云岫《霍乱沿革说略》，《新医与社会汇刊》1928年第1期；《流行性霍乱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第29卷第6期，1943年；《霍乱的流行史》，《健康医报》1946年第4期；郑伟如《霍乱史话》，《申报》1946年7月26 日），余云岫和陈方之等人对猩红热的探讨（余云岫；《猩红热旧说之回顾》，《新医药》1934年第2、3期；《猩红热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1941年第5期；陈方之《猩红热的现代观》，《新医药》1934年第2期；陆渊雷《猩红热的传入》，《国医导报》1941年第2期；关任民《猩红热在吾国之考察》，《中医医学报》1930年第7期）。这些研究虽没有表明时段，但由于这些疾病有关记载基本限于明清以来，所以实际上，亦可看作对明清疾病史的探讨。另外，井村孝全对主要是明清时期的瘟疫资料进行了钩沉与考略（《地方志所载之中国疫疠略考》，《新医药》1937年第4期；《中国疫疠考》，《现代医学》1943年第12期）。
1949年以后，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中医学研究空前活跃起来，疾病史的研究一度也取得一定的发展。1953年，范行准的《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一书出版，范氏深厚的医学修养和历史文献功力，使该书堪称中国医学史里程碑式的著作，其清晰的历史意识与开掘深度，在相关的论著中，至今仍无出其右者。他重点考察了明清时期对天花的预防措施，指出，中国发明人痘约在明代中后期，而非传说中的11世纪，同时对牛痘传入中国的过程作了细致的论述。在1950年代，有几篇关于明清传染病的论文也具有较高的水准，比如李庆坪的《我国白喉考略》（《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期）、陈方之的《中国猩红热简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期），他们在文中分别认为，白喉与猩红热都是中国古己有之的疾病，到清代只不过是有了专门明确的记载而己，李文还从众多的医学著作中钩沉出了从1785年到清末期间白喉在我国的12度流行。此外，干祖玺也对我国历史上的白喉作了探讨（《白喉及它的一切在我国的发展史》，《新中医药》1954年第11期）。陈邦贤则撰文对原来《中国医学史》“疾病史篇”“传染病目”中的内容作了有选择的补充和修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第4期），庞京周论述了中国的疟疾史（《中国疟疾概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1期），刘牧之、萧运春分别对麻风病作了探讨（刘牧之《麻风病在中国医学及历史上的记载》，《中华皮肤科杂志》1956年第1期；萧运春《祖国医学对麻风病之认识》，《中医杂志》1956年第4期），姜春华等人探讨传统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姜春华《祖国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病原的认识》，《新中医药》1955年第1期；朱颜《祖国医学在传染病认识和防治方面的成就》，《中医杂志》1955年第8期），这些探讨也多有涉及明清时期的内容。
1960至1970年代的研究，虽然总体上显得薄弱，但也有少数成果值得重视，比如蒲辅周老大夫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对祖国医学有关急性传染病的认识、预防以及辨证论治等问题均作了非常简明扼要的论述。他认为，祖国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和诊治是不断发展的，特别在明清时期预防方面也有不少的贡献（蒲辅周《祖国医学在急性传染病方面的报告》，高辉远整理《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年）。
进入1980年代以后，全国的各行各业几乎都取得了蓬勃的发展，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就疾病史而言，这一时期最值得注目的当属1980 年代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部疾病史的专著，即：范行准撰著约90万字的《中国病史新义》（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年）和陈胜昆之《中国疾病史》（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范著对明清的发展变化注意较少。与范著相比，陈著更像围绕着一定主题的论文集，不过其对传染病重视则明显甚于范著，关注的时段也多在明清以来。全书共21章，其中有九章直接论述鼠疫、霍乱、天花等传染病，另有二章谈论预防医学与保健卫生，与传染病也密切相关。陈著利用现今不易见到的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海关报告”、“博医会报”（均为英文）以及一些医学杂志，探讨中国（主要是近世）的传染病，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非常重要的资料和线索。不过可能与陈医师接触的资料有关，陈著的大多数章节往往给人一种简单地叙述某种病的起源，然后十分突兀地跳跃到近代的感觉。而有些显得颇为扎实的篇什又有辗转抄袭之嫌（注：比如第六章《中国的天花》（第50－71页）、第十一章《中国的禁忌与预防医学》（第204－206页）几
乎完全是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06－116、30－40页的翻版或缩写。）。除了疾疫史的专著外，有些医学史著作中，也有些重要的疾疫史内容。比如范行准在《中国医学史略》（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对明清时期鼠疫、霍乱、猩红热、白喉、梅毒等传染病以及工农业职业病作了重要探索，提出了明万历期间可能就出现过真性霍乱等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郭雷春编著的《中国医史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有较多有关历史上包括明清时期疫病的记载。张志斌出版了《古代中医妇产科疾病史》（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认为明清时期是妇产科疾病认识的理论发展时期，并从病名认识、病因病机认识、诊断学和治疗学等几个方面对此做了探讨。此外，众多中国医学史著作在论及温病学派时，也往往会对明清时期的疫情作简单的概述。
这一时期有关疾疫史的论文基本都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上。张志斌对古代疫病流行因素的探索（《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初探》，《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1期）颇为引人注目，她根据医书、正史和1949年以前一些医史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历代疫情发生情况作了统计，并分析其与政局、战争、地理环境、人口、灾荒、民俗、防疫措施等因素间的关系。就医史学界来说，她的研究实在可以说是洞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尽管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她的统计和分析还显得粗疏。其他纯技术的研究，论文数量相对较多，这里仅录与明清瘟疫密切相关或窃以为值得注意的论文。余永燕的《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第3期），考察了烂喉痧病名的演绎、烂喉痧病起源的争鸣，虽然认为该病究竟是舶来品还是自古就有之病，目前还无法真正确认，但在行文中，似乎倾向于清代“外来传入说”。李永宸、赖文探讨了1820－1911年间岭南的霍乱，认为1820年的霍乱从缅甸、泰国经海路首先传入广州和潮汕地区，此后主要流行于沿海地区，尤以珠江口和潮汕地区为甚，流行常发生于旱灾的背景中（《霍乱在岭南的流行及其与旱灾的关系（1820－1911）》，《中国中医基础研究》2000年第3 期）。此外何斌梳理了我国历史上，主要是明清以来疟疾流行的情况，并简要论述了中医对疟疾的认识，认为中医对疟疾的治疗效果是好的（《我国疟疾流行简史（1949年以前）》，《中华医史杂志》1988年第1 期）。赖文等人分析研究了古代湛江地区的疫情资料（赖文等《广东湛江地区古代疫情资料的分析研究》，《中国中医基础研究》1998年第5 期）。
总体而言，有关明清时期的疾疫，医史学界的研究关注点较多地局限在技术与病理层面，除范行准等少数人外，资料利用上也基本限于历代医籍。所以，他们的研究虽然对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病名的内涵、症候和演变，疾病的治疗手段和疗效等方面助益良多，但在疫病流行状况、流行的相关因素分析，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对疫病的反应、疫病对社会及民众心态和信仰的影响等方面，可供借鉴的内容还非常有限。
二、历史学界对明清疾疫史的研究
中外史学界严格意义上从社会史角度探讨明清疾疫史的发端，应属于邓海伦（Helen Dunstan）的《明末时疫初探》（"The Late Ming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 Ch'ing Shih Wen-ti, Vov. 3.3,1975），尽管此前曾有罗尔纲读书札记性的短文《霍乱病的传入中国》（《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以及陈高ｙōｎｇ＠①等人主要根据正史材料在统计历史上的天灾人祸时对疫灾的揭示（陈高ｙōｎｇ＠①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本）。自邓海伦之后，西方史学界对疫病史的探讨渐趋增多，但离热门似乎还有距离。1980年代，台湾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出现；1990年代，随着“人群生命史”研究的渐趋热潮，疾疫史的探讨也相应增多。大陆地区的研究则始于1990年代，虽然目前还较少受到关注。
历史学者关注的大多并非疾疫本身，而是疾疫造成的社会影响，目前史学界对疾疫史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传染病上，其中除综合性（指不是针对某一种疫病，而是对整个明清时期或其中的某一时期中的疫病所作的总体性研究）的探讨外，又以天花、鼠疫、霍乱三种甲类急性传染病和含有一定道德意义的麻风病为主。以下就按类别，分别对中外史学界有关明清疾疫史研究之现状作一梳理。
（一）综合性研究。1998年，张剑光出版了48万字的《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是目前唯一的关于中国疫病史的通论性著作。其中第7至第9部分分别对明代、清前期和清后期的疫情概况、救疗举措、疫病后果、某些重要的疫情以及医家与疫病关系等问题——作了论述。可以想见，在既缺乏足够可供借鉴的细部研究又未能对各类历史文献的疫病资料作深入发掘的情况下，欲在有限的篇幅和时间内，对非常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如此众多的问题都做出深入细致的探讨，显然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从该著的写作手法和形式上看，它乃是介于通俗与学术专著之间的作品。不过，作为拓荒性著作，它毕竟为我们勾画出了明清疫情的大致脉络，对引发人们对疫病以及疫病对
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关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梁其姿的《中国前近代时期的疾病》是《剑桥世界疾病史》的一部分（"Diseases of the Pre-modernPeriod in China", in K. F. Kipleed.: The Cambridge WorldHistory of Humam Disea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3），该文从旧有疾病、旧有及新传入疾病、人口与疾病、中国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中国医学等五个方面对中国宋元明清的中国疾疫史作了概略性的论述。认为，16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开始进入世界交往体系，猩红热、霍乱、白喉和梅毒等一些新的疾病也开始传入中国。对18世纪以来出现的人口急剧增长，最好的解释是当时人口死亡率的降低。究其原因，首先是饮食水平的提高，其次在于种痘术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密集的民间医药救疗网络的存在，再次还因为卫生和婴孩照看状况的改善。虽然一般认为明末发生在中国北方并延及江南的大瘟疫为鼠疫，不过邓海伦在前揭疾病社会史研究的论文中，对此持相当审慎态度，所以她在标题中未明言鼠疫而名之曰时疫。她在文中对明末发生在山西、北直隶、山东、南直隶和浙江的瘟疫（epidemic）的地区分布、发生的季节、流传情况、种类以及对人口造成的影响进行了钩沉，并初步探讨了通行的和政府对瘟疫的反应和治疗，最后主要依据吴有性的《瘟疫论》就中医关于瘟疫致病原因和吴有性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作了探讨。在进行较为详尽的考察的基础上，指出这次严重的瘟疫很可能是鼠疫，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疾疫的可能，比如炭疽热等，而且，众多地方志中所载的“疫”或“大疫”应该不只是一种疫病。谢高潮（《浅论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2 期）主要利用当代编就的灾荒史和太平天国史资料探讨了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同治初年发生在苏浙皖的大疫灾，对疫病发生情况作了初步梳理，认为这次瘟疫主要包括霍乱（真性）、斑疹伤寒和疟疾。梅莉、晏昌贵初步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认为明代南方疫病明显多于北方，其中“以瘟疫为最多，痢疾、伤寒、疟疾较为严重，鼠疫也有大面积的流行”，并分析了影响疫病地理分布的原因（《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余新忠相继发表了《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等论文。
（二）鼠疫、天花和霍乱。在这三种疫病中，以对鼠疫的探讨最多，而其中又都集中在明末的华北，19世纪后半叶的云南以及两广、闽、港以及清末的东北等有限时空范围内。这一领域，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Carol Benedict关于中国19世纪鼠疫的新著（Bubonic Plague
in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该著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此前，她曾发表过相关论文（"Bubonic Plagu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ModernChina, Vol. 14.2; 1988; "Policing The Sick: Plague and The origins of Medic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4.2,1993），作者强调从历史、地理和传染病学等角度来观察晚清中国的鼠疫，以其较为广阔的视野和用力较勤的资料搜集（特别是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和医家的报告）使该著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著作除去导论和结论，共分六章，分别对中国西南地区鼠疫的源起、鼠疫沿着商路在内陆地区的流布、东南沿海地区鼠疫的空间传播方式、19世纪中国各界对鼠疫的反应、1894年广东与香港的鼠疫、清末东北的鼠疫与国家医学的兴起等问题作了探讨。作者相当细致地勾画了云南鼠疫的流行路线和流行原因，对鼠疫造成的人口损失作了估计，指出，在云南19世纪50－60年代回乱期间，大约有五百万人丧生，鼠疫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战乱平息以后，鼠疫仍在继续，显然更是人口损失的重要因素。而两广与福建，在鼠疫暴发期间，大约有占总人口2％－7％的人死于瘟疫。作者还提出，19世纪末中国有关鼠疫的历史图像不单是生物学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充分强调了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公共卫生事业的必要性。此外还有四篇关于鼠疫的论文。费克光（Carney T.Fisher）对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关鼠疫的问题作了探讨（《中国历史上的鼠疫》，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研院经济所，1995年），认为自1800以来，腺鼠疫一再在中国流行，而此前根据一些典型的历史记载对腺鼠疫的认定只是猜测，现有资料并无证据支持欧洲的黑死病与中国宋元时期的大疫之间有因果关联。通过对1894年香港鼠疫和清末东北鼠疫的探讨，提出，中国政府对以西医作为现代化计划一部分的主张，为现代卫生学和公共卫生奠定了基础。凭藉这些措施，他们将可以有效地消灭鼠疫的威胁。曹树基、李玉尚近年连续发表了数篇有关鼠疫的文章（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1997年第1 期；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
响》，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云南的鼠疫流行与社会变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和云南人口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 期）。曹树基在第一篇论文中认为明末流行的瘟疫为鼠疫，华北的两次鼠疫流行造成了1000万人口死于非命，并探讨了明末华北社会经历的大动荡及大变革与鼠疫流行的关系，认为明王朝是在天灾、民变和鼠疫的共同作用下灭亡的。在后面的三篇论文中，他们从鼠疫的近代疫源地的活动规律出发，在疫病对人口损失研究的基础上，对近代人类群体活动的加强与疫源地活动频繁的关系做出了研究，从而揭示了疫源地、人口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他们还以较为详细的资料全面研究了云南19世纪的鼠疫流行状况，从生态关系、民风民俗角度探讨了传染病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并着重探究了咸同年间的鼠疫对云南人口的影响，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关于天花。笔者所见，有两篇论文：梁其姿的《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食货出版社，1987年）和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梁文在范行准己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对明代中后期至清代的人痘接种、清政府的防痘政策、牛痘的传入中国等问题作了论述，认为，“18世纪下半期，民间对种痘法的普遍肯定，来自种痘术本身的改良与发展，以及清廷采用种痘法所带来的宣传效果，同时也为稍后从西方传入的牛痘接种法铺好了路”，“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对新事物，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至少不低于同期的西方”，“社会方面的因素，即所谓中国社会的保守性、官僚结构的阻碍性等站不住脚的说法，并不能解释科技在中国发展的缓慢”。杜文在论述清代天花流行和防治的基础上，以北京的皇族为例，分三个时期：清初到康熙十九年、康熙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元年至清亡，具体探讨了天花的危害与预防效果，认为，“自人痘接种术推广以后，天花的危害对象，已缩小到主要是婴儿的范围内了，一部分婴儿也因为接种人痘得以保全”。而牛痘的效果明显好于人痘，道光以降，北京牛痘术的推广普及，大大地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
对霍乱的研究，除罗尔纲前揭论文外，主要有程恺礼（Kerrie L.MacPherson，《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刘翠溶、尹懋可（《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和李玉尚（《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人的研究。罗文根据有限的方志和文集资料，提出真性霍乱传入中国，始于嘉庆二十五年，并可能在道光元年由江苏传到北京。程文详尽梳理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外人士关于真性霍乱究竟是由印度传入还是中国早己有之的地方病的几种观点，文章最后并没有就此作出断言，可能跟作者审慎态度有关。但作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说法，病菌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和变型的。同时，文章还检视了道光元年的霍乱流行情况以及此后到1930年的六度大流行。余文对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疫情及前前后后的众多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考察，认为：真霍乱的传入与反复流行，虽与西疫东渐不无关系，但同时也与江南本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乾嘉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海上和内河交通的昌盛、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趋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李文立足方志资料，对嘉道之际全国的霍乱流行情况做了勾勒，并简要分析了霍乱流行的自然、社会背景。认为，传统国家和社会内部缺乏一种创新机制，在霍乱流行面前已经展露无遗，从这个意义上说，1817－1821年的传染病已经为20年以后中国命运的悲剧性转折埋下了伏笔。
（三）麻风病及其他。蒋竹山探讨了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认为明清时期虽然医家对麻风病的认知和治疗方式较前代已有明显的发展，但整体来说，这些医疗观念仍不够普遍，民间最常见的办法是“以毒攻毒”的乌稍蛇酒治疗法，而盛行于两广的“过癞”习俗则影响到了正统医家对麻风病治疗法的改进（《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大陆杂志》第90卷第4期，1995年）。此外，梅莉、晏昌贵、龚胜生的《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一文指出，云南与广西为明清瘴病流行的严重区，贵州和广东为流行区，湖广、四川等地为局部及零星分布地，并就瘴病的变迁与经济开发的关系作了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余新忠通过对医籍所载和历史上发生的实际情况的比照分析，对烂喉痧传入中国的年代作出了新探索，认为雍正十一年苏南发生的大疫，有较大可能是伤寒流行，即使有烂喉痧，也绝不存在烂喉痧首度流行的事实。实际上，康熙晚期，烂喉痧已被当作过去较少见的疫病在苏南出现（《烂喉痧传入中国年代初探》，《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2期）。
另外，一些与疾病密切相关的医疗社会史方面的成果也值得注意，比如梁其姿对宋以来国家医
疗政策和地方医疗资源的研究（"Organized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Late Imperal China,Vol.8.1,1987：《宋
元明地方医疗资源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Christopher Cullen、Wilt Idema等
人依据明清小说对疾病与治疗等关系的探讨（Christopher Cullen: "Patients and Healersin Late Imperial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Jinpingmel," History of Science., xxxi, 1993; Wilt Idems: "Diseases and Doctors,Drugs and CureS: A Very Prcliminary List of Passages ofMedical Interest in a Numb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s andRelated Plays." Chinese Science, 1977,2），韩嵩（Maria Hanson）对南方地方医疗资源的研究（Inventing a Tradition in ChineseMedicine: From Universal Canon to Local medical Knowledge inSouth China, The Seven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博士学位论文，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7" （注：该信息由香港城市大学范家伟博士提供，谨致谢忱。）Robust Northerners andDelicate Southerners: "The Nineteenth-Century Invention ofa Southern Medical Tradition", Positions,
Vol.6.3,1998）。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历史学界对疾疫社会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显著地反映在仅有较少
的成果集中在几个有限的专题上。具体而言，这种薄弱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虽然通
过深入挖掘各类历史资料梳理出各个时期疫情的数量、延及范围等，应是历史学者所长，就明清时
期而言，由于历史资料的丰富，这一工作无疑是大有可为的，但目前的研究，仅有人对个别地区某
一时段的流行情况有所揭示，还远不能使人产生某种那怕是局部的整体印象。第二，虽然有些学者
提出了一些颇具深意的认识，比如生态问题，但对此深入细致的论证尚付阙如。第三，关注疾疫产
生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的反应，显然是历史学者优于医史专家之处，不过，就这方面而言，目前的
研究也基本局限在对国家和社会各界反应的形式、内容以及相互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上，对病人及病
家的心态和活动少有揭示，而且也未能将国家和社会等的反应置于历史变迁的背景中，对近世社会
的发展做出探索。第四，对疫病暴发流行的原因，多满足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以及环境等方面作
笼统的论述，而未能结合具体历史背景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第五，研究人员的医学、疫病学修养
还亟待提高。从事疾病社会史研究、固然不需要有很精深的医学、传染病专业知识，但缺乏基本的
常识——比如疾病概念的模糊不清，疾病症状的张冠李戴等，显然有碍研究的深入。而且这种修养，不应仅仅包括现代知识，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对当时人的认识水平有个较为全面的理解。第六，对白喉、疫喉痧等一些清代文献中记载甚多的疫病，历史学界至今还很少作出自己的探索。第七，在资
料利用上，对医书的利用还非常有限，对笔记文集的发掘利用总体上也仍显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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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为亻右加庸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1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060 【摘要】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53～159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103 【标题】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 【作者】田澍 【作者简介】田澍1964年出生，甘肃通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元璋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出版《朱元璋传》（合著）、《宦官》等3部专著，并在《文史》、《光明日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1999年被评为“甘肃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并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2000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奖。 作者单位：西北师大 【正文】 祖制与革新是中国古代社会里长期存在着的一对矛盾，处理不好必将引起政治的混乱乃至王朝的崩解；处理得当将对革新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嘉靖前期革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地认识祖制与革新的利弊关系，纠正将祖制与革新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 一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提起“祖制”，多数人将其视为僵化和陈腐的代名词，并把祖制与革新简单地对立起来，把抨击祖制者誉为改革者，把维护祖制者斥为保守者。事实上，祖制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包括某一王朝立国的根本制度，又包含各项具体的、行之有效的行政法规。显然，不可能在全盘否定祖制的前提下来顺利地推进任何改革。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改革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王朝更替时的因革，二是某一王朝内部的鼎新。两者之中，以王朝更替时的因革较为剧烈，其显著表现就是对文物典章的重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绝不是与前朝体制的断然决裂，而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史籍中所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金承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等等，就是此意。改朝换代时的变革如此，王朝内部的变革更不例外。换言之，任何革新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写字，而是与继承形成了矛盾的统一体。离开了继承，就不可能有革新。 在正德、嘉靖之际，明代上层人事更迭，时政因此发生巨变。世宗与“大礼新贵”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对洪武祖制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给予新的诠释和认识，并以其为利器，将有违祖制的重大弊政尽可能地予以革除，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长期以来，学界一味地推崇杨廷和在武宗暴卒之后所推行的所谓“嘉靖新政”，把杨廷和等人在匆忙中拟定的世宗即位诏书视为其推行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实，这种以即位诏书来确定革新的作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从明成祖开始，明代诸帝皆有革除前朝部分弊政的即位诏书，以示更新。如果把世宗即位诏书视为革新纲领的话，那么，其他诸帝的即位诏书皆可如此对待了。与大多数君主的即位诏书一样，世宗即位诏书的除弊对象仅仅局限于正德元年正月至十六年四月之间的部分败政（不包括弘治十八年五月至十二月间的武宗乱政），弊政款数虽多，但其结构与内容并无特殊之处。所不同的是，杨廷和等人是打着恢复孝宗政治的旗号来推行所谓嘉靖新政，把纠正武宗的部分乱政当作其最高的政治理想，故不愿也不敢追溯正德弊政的源流。更甚者，他们公然割裂孝宗弊政与武帝弊政之间的联系，敦促世宗效法孝宗而革除武宗弊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孝宗与明太祖相提并论，并为此而引发了“大礼议”。李洵先生曾精辟地论道： 杨廷和一派所提出的议礼方案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不使世宗以藩王独立系统继承皇位，而必须纳入孝宗以来的统系，在政治上必须继承孝宗的政策，执行孝宗的制度。这在杨廷和一派炮制的即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一样，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中发迹，一跃而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手握重兵，权势煊赫。接着，他参与了镇压捻军的活动，并进兵陕甘，扑灭西北的回民起义。后来，他挥戈出塞，进军新疆，击溃了英俄帝国主义的走狗但积诚相与，久将自威，无他道也。”〔①①〕 这里，有件事情很值得一提：1860年北京条约刚刚签订，俄、法、美等国或请们乘机提出用西法自行采煤的主张，认为这样不仅可以杜绝外人之觊觎，而且可以兴中国之大利。左宗棠并没有提出这一点。 （三）1870年，天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人民群众将作恶多端、行凶杀人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击毙，并将法国教堂、领事馆、育婴堂等烧毁，一些英美耶稣教堂也被波及。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曾国藩由保定赴津查办。曾国藩鉴于“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①⑥〕，所以抱定对外国侵略者“委曲求全”的方针，一意妥协退让。他所采取的措施，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他自己了解到这一点，于致友人书中写道：“六月初旬奉旨力疾来津查讯此案。办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而发抄时内阁又删去疏中五疑一层，物议沸腾，致使人不忍闻。”〔①⑦〕 左宗棠支持曾国藩对外妥协退让的方针，并表示十分同情曾国藩的处境。他在致夏献纶的信中说：“津门事暂作了局，曾侯之奏尚为得宜，外人犹以为软，不知其中亦具苦心也。弟处答总署一函，曾录寄幼丹中函（沈葆桢字幼丹），想得闻其略。昨见香（闽浙总督英桂字香岩）、幼（幼丹）两公复信，大意均同，私幸所言尚不谬也。”〔①⑧〕可见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政策，是得到左宗棠、沈葆桢、英桂等洋务派官员普遍支持的。左宗棠又说：“津事草草了结，侯相颇不为时论所许。然当仓猝时，议论纷纭，莫敢执咎。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观其内愧方寸、外干清议之奏，亦可谓较然不欺者。”〔①⑨〕他对曾国藩寄予了莫大的同情。 （四）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清政府派沈葆桢率兵渡台，办理台湾防务。但它毕竟缺乏抵抗侵略的决定，与日本进行谈判。在英、美等国公使的“调停”下，它与日本签订了所谓北京专条，规定日军撤出台湾，但清政府给予日本“抚恤”银10万两，另偿还日本在台湾“修道造房”费用40万两，共50万两。这是清政府对日本作出的一大妥协退让。 左宗棠对清政府的妥协政策是表示完全支持的。他说：“台湾事已可议结，非幼丹谋之于外，恭邸（恭亲王奕欣）主之于内，未易臻此。外间未悉底里，尚以费抚恤十万、收回番地四十万为过者，非也。”〔②⑩〕 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于1875年又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主派兵助剿，或请代运南漕赴津。清廷征询曾国藩等人的意见，曾国藩于1861年1月5日上折说：“此时我之陆军，势不可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应请敕下王大臣等传谕该夷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
中国近代史纲要 期中论文 论文题目：从两次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学生姓名：贾智翔 学号：00904002 所在院系：哲学学院 所在年级：2009级 任课老师：侯馥中 完成时间：2010年6月
从两次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 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lliot）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Baron.J.B.L.Gros）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
《思维导图教学研究》课题成果简介 一、研究背景 “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口号已经喊了二三十年了，但是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学生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有加重的趋势。 人人都知道学生的负担过重，人人都在呼吁减轻学生的负担，但学生的负担为什么就是减不下来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竞争激烈的因素，有家长望子成龙的因素，有上级主管部门对学校和学生不合理评价的因素。但是，减负不得其法未尝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要想真正实现“减负”，首先必须明确学生“过重的负担”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只有抓住了源头，才能从根本上着手减轻学生的负担。 学生的过重负担从表面看确实表现为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但这只是表象。我们所关心的是这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认为这两种负担均来源于过重的“过程负担”，即学习的过程太痛苦了，要学会一项知识、本领，所化的代价太沉重了，也就是学习的效益太低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学生学习的过程负担过重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于我们的教学方式、学习方式与我们大脑的工作方式不一致所造成的。我们传统的教学方式、学习方式都是平面的、线性的，但大脑的工作方式却是立体的、放射性的。这两者的不一致造成了我们学习的低效，造成了我们学习的过程负担太重，从而引起了过重的课业负担和过重的心理负担。 把思维导图应用于教学，可以变平面的、线性的教学、学习方式为立体的、放射性的教学、学习方式，从而使我们的教学方式、学习方式与我们大脑的工作方式一致起来。从而达到减轻过程负担，并进而减轻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的作用。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理论上，研究托尼·布赞的思维导图理论、大脑全息理论。 实践上，研究教师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应用思维导图，学生如何用思维导图来帮助学习。 效果上，研究思维导图对提高教学效率、减轻过程负担有没有起作用，起了多大作用。 三、实施策略 本课题的实施是从教师和学生两个层面着手，交错推进。从教师层面看是实施图形导教法，从学生层面看是推行图形学习法。 1．图形导教法 思维导图本身就是一种图形，它以关键词和图画来模拟大脑的思维过程，使思维“可视化”。它的关键是一个“导”字，用图来引导思维。而教师的教学本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参考题目 1、试论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近代中国社会贫穷落 后的总根源——以政治侵略为例（经济、文化）。 2、浅议租界是近代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以法 租界为例（英租界、日租界）。 3、不平等条约是勒在近代中国人民脖子上的一条绞索—以 “南京条约”为例（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 4、紫荆花下话回归—小议香港的前世今生。 5、关于社会制度腐败导致经济技术落后的几点思考—以近代 中国为例。 6、从《四洲志》到《海国图志》—小议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 习的历程。 7、浅论洪秀全理想天国的破灭—以《天朝田亩制》为例（圣 库制度）。 8、试论腐败是导致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9、小议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以新式学堂的开办为 例（近代企业、新式海陆军）。 10、试论戊戌维新的爱国意义。 11、关于戊戌维新思想启蒙意义的几点分析。（政治改革意义） 12、不敢否定封建主义是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对帝 国主义抱有幻想、惧怕人民群众）
13、小议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14、试论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以思想解放为例。（社会经济、社会风俗） 15、试论“民主”与“科学”乃是救治中国一切黑暗的良药。 16、试论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李大钊 为例。 17、浅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8、试论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的极端重要性——读《中国的红 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19、浅论“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以“立三路 线”为例。（秋白路线、王明路线） 20、对抗战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几点分析——以“凇沪 会战”为例（忻口、徐州、武汉）。 21、试论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中共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坚强阵地。 22、关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几点思考——读《〈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 23、浅论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24、试论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25、试论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积极意义——以“民盟”为例。 26、浅议统一战线是中共克敌制胜的法宝。（武装斗争、根据地 建设）
《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 流动的星星活着 姓名：郭蕾 学号：00904143 院系：语言与传媒系 班级：新闻三班
流动的星星活着 [摘要] 日本是我国的重要近邻，中日交往绵延两千多年，既有密切的现实利害关系，又有复杂的历史恩怨。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中日两大民族友好交往，古代中华文明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近代中国也从日本学习了许多重要的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但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野蛮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周恩来总理曾经将中日关系交往史概括为“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关键词] 核心与外缘逆转差异铭记历史互惠互利 中日两国有着2000 多年的文化交流历史，文化的相互学习与交流，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东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是由于两国文化存在着异质性，因而在文化友好交流主旋律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和谐音，交织着文化摩擦与冲突。它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构成了今天东亚共同体构建的文化困境。 ○1 一、“核心”与“外缘”的关系 中国和日本“内核与外缘”的文化关系贯穿了整个古代历史，是古代中日文化关系的重要特征。从有史记载的公元57 年倭国向汉代派出的第一次使节，到盛唐时期日本大规模的遣唐使，及至明朝时期日本的朝贡船，日本都没有停下向中国的这一核心国家学习的脚步。正是由于学习了中国，日本才建立了各种典章制度，产生了文字，加速了从蒙昧向文明进步的步伐。从这一点说，古代日本文明离不开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居于中国文明的次要地位，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 但是，外缘国家在不断吸取核心国家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加以消化和改造，培育酝酿自己的民族文化。与此同时，为了肯定自己的民族文化，要么在统一文化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要么表现出脱离核心的渴望。日本处于中华文明圈的边缘地带，距离中心相对较远，又被海洋隔离，因而脱核心化表现得更加明显。 日本人的日常起居受中国隋唐时代文化影响甚大，日本女子至今仍在穿着
南亚次大陆历史研究综述 我国对南亚史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印度的东北部地区，并且对印度宗教、史诗研究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出版了众多学术刊物，并定期编印学术资料，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国际关系等领域，并发表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组建了相关研究机构，使南亚史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一门重点学科。 南亚史研究的成果 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与北京、上海、四川的相关机构被誉为中国“南亚研究四大基地”，其中云南省社科院因为与南亚交接的地理位置，自然研究成果要比其他地区多而独特。十多年来，这些学者们积极地与南亚的相关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迄今为止，先后完成各类科研项目100余个，出版《中国·南亚书系》等著作30余本，在南亚研究等报刊上发表文章500余篇。 我国在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也非常可观。截止2014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除去古籍、期刊、地方志、地图等，剩余中文藏书218万册。我国
在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也非常可观。截止2014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研究书目主要有季羡林：《季羡林全集：印度历史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刘建等著；《印度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尚会鹏著：《印度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社，1956，(印)R. C. 马宗达等合著；《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林承节；《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赫尔曼·库尔克迪特玛尔·罗特蒙特著，王立新等译；《印度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涂厚善编著；《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2，D.D 高善必著王树英译；《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商务印书馆，1998，林承节著；《印度古代史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林承节著；《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甘地《印度自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任鸣皋等编；《论甘地》上海社科出版社1987，林承节；《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美）温蒂·朵呢吉·奥弗莱厄蒂；《印度梦幻世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朱明忠尚会鹏；《印度教：宗教与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王树英；《印度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黄宝生译，《薄伽梵歌》吕澂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尚会鹏；《圣雄甘地宗
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 一、对高阶思维的认识 1、什么是高阶思维 对于高阶思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认一致的定义。美国教育家布卢姆将思维过程具体化为六个教学目标，记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和创造，其中记忆、理解、应用是低阶思维，是较低层次的认知水平，主要用于学习事实性知识或完成简单任务的能力；分析、综合、评价和创造为高阶思维，是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层次上的心智活动或认知能力。高阶思维是高阶能力的核心，主要指创新能力、问题求解能力、决策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2、为什么要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 《国家十二五教育规划发展纲要》的战略主题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面向人人，着力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要求。坚持能力为重。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种知识能力的要求。建立更加灵活开放的学习制度平台、资源更加丰富的实践育人平台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平台，着力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显然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已成为教育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如此才能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要求。要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就必须要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 二、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高阶思维。 《国家十二五教育规划发展纲要》中已经明确的给出了答案。《纲要》指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探索适应学生身心特征和课程要求的有效教学模式，改进教法、学法，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乐于探索、勤于动手，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长春市第六中学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摸索出了一套能够培养学生高阶思维的有效教学模式。即“两先两后，三最佳，四场”。 （一）、“两先两后”就是“先学后教，先练后讲。”课程改革的根本任务是转变教学方式。教与学的矛盾是学校课堂的主要矛盾，学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教要为学服务，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只有学生学得精彩才是教学真正的精彩。我们认为转变教学方式既要克服满堂灌的倾向，也要克服满堂学的倾向，教师要根据具体的学情，恰当地调节好教与学的关系。在调节教与学的关系上，我们提出要坚持一个方向：以学为主，从学出发，为学服务，以学论教。如果把课堂比作是一场演出的话，学生应该是主角而不是配角，更不是观众。充当主角的学生自然会热情高涨，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自然会提高。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才能积极参与课堂学习，才能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学生的高阶思维是在其学习的潜能被释放的状态下培养出来的。 （二）、三最佳原则指：最佳讲授期、最佳讲授区和最佳讲授级。 什么是教师的最佳讲授期？古语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演变一下就是愤启悱发。何为愤和悱，就是学生想说却说不出来，想悟却悟不到。学生愤之后是就教师的启，学生悱之后就是教师的发。学生或学生小组愤悱之时就是教师的最佳讲授期。 什么是教师的最佳讲授区？学生学习任何知识，都有自己会的和不会的，我们要求老师，学生会的由自己解决，学生不会的由教师参与解决。学生或学生小组会与不会的交汇处就是教师的最佳讲授区。 最佳讲授级就是教师要讲到学生能够继续自主学习的程度，而不是一次性讲到底。 “三最佳”的确定，都是以学生的学为基点，充分体现了以学论教的思想，充分体现了新课程促进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发展的思想，是我们六中在课堂上处理教与学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是长春六中建构四场型课堂的理论依据。“三最佳原则”主要是解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何时教，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回望五四爱国运动 组员：于梦黄宇翔 摘要: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其历史意义非常重大。五四运动以学生运动为开端，是知识分子的伟大觉醒。他们用新的的世界观来审视世界，变革世界。可见知识分子的社会洞察、先锋觉悟作用。 关键字:五四运动;学生;爱国主义 历史背景: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历史过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
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 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6月1日，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2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3540 【摘要】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0204 【原刊页号】141～14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206 【标题】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英文标题】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SHI Xiao-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do ng, Jinan) 【文章日期】2001－12－10 【作者】时晓红 【作者简介】时晓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 时晓红（1963－），女，山东沂源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 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 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 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 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英文摘要】T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Japan Kan-He Trade in th e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 od, Kan-Hetrade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t from Jap anese government to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kind of trade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which ca 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Hetrade.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 troy Japanese pirates, China-Japan Kan-He trade wasrestored from the eight h year of the XUANDE period.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superior posi tion in the Kan-He trade,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nasty, t 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Kan-He trade was cut off ag ain duringthe JIAJING period. 【关键词】明代/勘合贸易/倭寇 Ming Dynasty/Kan-He trade/Japanese pirat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4－0141－05 一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 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 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 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 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一时间，“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1］（《成祖本纪》） 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15年。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明成 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 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 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中国近代史纲要》学习体会 古人有言：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唐太宗也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近现代史连接过去和现在，起着承前启后的纽带作用。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各条战线的生力军，其下一站就是社会，要胜利地担负起建设祖国的责任，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应当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我们才能以清醒的态度、严谨的唯物史观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学习中国近代史，所学何用？当然要祭奠那些无辜丧命于外敌枪炮下的万千同胞，要追忆三元里人民的拼死抗争、“致远号”二百五十名将士以舰殉国的英勇悲壮，要缅怀“戊戌六君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以及无数革命先驱舍生取义的爱国之举。然而，最重要的意义是从这段苦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励精图治，振奋自强，做好今天的事，写好中国的未来史。 中国近代史以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发端，意义不寻常。如果说此前的中国仍沉湎于“威加四方、万邦慑服”的天朝大国的幻境之中，那么此后的中国则被列强的铁甲舰拖进了世界舞台之中。不可能有与世隔绝的安宁，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除被迫一战，别无选择。此后，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压迫与反压迫、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绵延不绝。 18世纪，工业革命过后的英国在与闭关锁国的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时，经常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商人向中国销售鸦片。林则徐禁烟之后，英国政府以此为由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打开中国市场，其性质是英国发动的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观目的是在于把中国变成它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由封闭到逐步向世界开放，逐步走向近代化，是鸦片战争带来的客观后果。但总而言之，鸦片战争带给中国最大的后果是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的后果是使中国领土和主权开始遭到破坏，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鸦片战争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但同时也打破清朝闭关锁国局面，使中国由闭关逐步走向开放，走向近代化；其次是加速中国社会内部变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旧制度的解体。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封建经济开始瓦解，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思想上，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西学东渐的局面开始形成。中国也从此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清政府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发展重工业。但是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同事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为挽救清王朝发动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其重点在军事、外交、机器制造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某些文教事业，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本质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并且洋务运动是在封建官僚主导下进行的，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地方上几个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分散有限，难成大器。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政治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 于是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们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落后。于是他们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转换观念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上来。于是，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人士发动了“戊戌变法”。但是最终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抵制，最终没能成功实行，但是其积极意义仍然很重大。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学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周晓光刘道胜 安徽师大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七）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周晓光刘道胜 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是史学界最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50多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内容涉及明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地理、民族、宗教、中外关系、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因限于篇幅，兹将其中若干问题的研究概况，分述于下。 一、关于明史与清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 明朝建立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先后传12代，历太祖、建文帝、太宗（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毅宗）16帝，共计276年。学术界将这一段历史大抵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4世纪60年代到15世纪30年代。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专制制度高度发展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和巩固明朝统治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废行中书省，改设十三布政司，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掌地方民政、刑法和军事；废中书省及丞相，设置直属皇帝的六部；设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分掌司法、监察大权；分兵权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民间实行里甲制、关津制等，严格户籍管理；制定《大明律》，从法律上保障封建统治秩序；亲自颁写《大诰》，并先后制造了“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南北榜案”以及文字狱，以打击功臣与豪强；分封诸子为藩王，分镇各地，以巩固朱氏的统治等。这些措施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与此同时，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如解放匠户、奴婢，迁徙农民，鼓励垦荒，实行屯田，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等。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在北平起兵，通过三年战争夺取了皇位。朱棣在位期间，成功地削除了明初的藩王势力，并通过设置内阁，任用宦官，设立东厂等，继续强化君主专制。他为了安定北方边陲，曾多次亲征，并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他还改变明初的闭关政策，多次派郑和等使臣出使海外诸国。经过洪武、建文、永乐三代的努力，到了洪熙、宣德时，明朝的统治呈现出稳定和繁荣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
教学研究中发现问题的思维策略 ——南湖区教龄五年内青年教师暑期培训心得 余新镇中学王玲燕 发现和提出一个有科学意义的问题，本身就是认识的成果。和许多思维活动共一样，发现问题往往有一定的策略。掌握这些策略，有助于中小学教师发现和选择合适的教育研究课题。 一、发现问题的思维前提 1、深入了解所从事的工作 作为中小学教师，要发现有意义的问题，其前提之一是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教学工作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保持经常的工作。机会总是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对头脑一片空白的人来说，问题往往与他擦肩而过。要成为研究型教师，就要京城阅读教育方面的报纸、杂志，参加一些教育教学方面的学术活动，以便及时了解当前国内外教育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关心的问题，尤其是热点问题。这样，既有助于研究者把握教育研究的时代脉搏，由可以使研究者的偶闹经常处于激活和开放状态。 2、发现问题的若干策略 发现问题的另一个前提是具有好思索、不安于现状的性格。安于现状、把一切存在的都看成是合理的人，绝不会有改革的意向和发现的冲动。对于不以研究为专职的中小学教师来说，其理论兴趣和探索热情极易被繁重的工作、琐碎的事务消磨掉。所以，一线教师要保持探索的精神，需要具有更强的意志，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二、研究分析教学内容 1、怀疑的策略 怀疑是对已有结论、常规、习惯行为方式等的合理性作否定的或部分否定的判断。怀疑必然引起人对事物的重新深度，会在原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怀疑依据有两个方面：一是事实与经验，二是逻辑。通过怀疑提出的问题，经过研究后，有两种可能额结果：一种是部分或完全证实了研究者的怀疑，这当然是令人兴奋和满意的结果；另一种与此相反，研究的结果证明研究者怀疑错了，但这无疑也历练了我们研究的经验。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浅谈中国近代史神秘人物——戴笠 姓名：王博专业班级：工管1508班学号：2015014266 摘要：戴笠，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长。在抗日战争中，戴笠和他领导的军统局为中华民国立下卓著功勋，死后被国民政府追任为陆军中将。由于其行踪不定、神出鬼没，他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 关键词：戴笠、国民党、特工、神秘 一.简介 戴笠，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长期从事特工与间谍工作，曾负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情治机关军统局并担任副局长（但为实际领导人）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其所领导的军统局行动，杀死、迫害许多异议分子、中共及民主党派人士，日本人及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戴笠是一个曾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的名字。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他指挥的“军统”搜集了大量情报，并为政府除掉了很多反叛者，还为蒋介石除掉了很多政敌。 从小怀有“希圣、希贤、希豪杰”的戴笠，年届30岁才考入黄埔军校。由于成绩突出，戴笠被蒋称为“文可安邦，武能定国”，毕业后任蒋介石的秘书、保镖兼副官，从此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大路。戴笠所领导之军统局，业务多至数十种，不光是人们常说的暗杀、情报这几种，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其工作人员累计达十万以上，“诛倭锄奸、除暴安良，所捕元恶大憝以千计”。由戴笠一手组成的“忠义救国军”与各地游击部队，以及战后吸收输诚中央之伪军，总数不下一百万人之众。 二.事迹 1933年，原本在一二八事变中英勇抗敌的19路军军长蔡廷锴，受共产党影响，假借抗日之名宣布福建省独立。戴笠派人策反其将领，不到三个月蔡宣布下野出国流亡。假如当时未能及时阻止中共发动的这种分裂行径，以当时军阀割据的势态，加上日本乘虚而入、分而治之，今日中国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专业：车辆工程姓名：；李壮壮班级：1416052 学号：141605209 摘要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战争，在社会主义改革基本完成后，中国人名面临主要的任务，就是进一步推动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奋斗。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也是为了推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为中国以后一切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新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 前言 中国是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的，正如邓小平说，“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会主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即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度时期。这时新民主主义社会，就已经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度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度性质的社会了。 正文 首先应谈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度的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因而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增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民主革命胜利后产生的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我们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分析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论述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及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