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乡土小说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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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丽纳阎连科乡土小说文本世界中的对话性内容摘要:阎连科作为当代文坛上的优秀作家,他对小说艺术结构的开掘在叙事学上有很大价值。
其乡土小说叙事的多层次对话性存在于小说的各个层面,小说中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并形成对话性关系。
关键词:阎连科乡土小说多层次对话性在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对话”是一个始终受到普遍关注的话题。
而“对话”在对西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前苏联思想家巴赫金那里,则被视为人的存在本质,是一个核心的理论范畴。
纵观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创作,可以明显地看到巴赫金对话理论对他的影响。
一.亡灵视角的创新与多层次叙事从叙事学意义来说,视角是指叙述者在作品中注视人物的角度以及人物之间互视的角度。
一般来说,很难将一部小说划归于某种单一的视角,因为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总是根据具体的情节灵活地采用各种叙事视角,叙述者不同、叙述视角的差异,都会直接影响小说的表达效果。
当然,阎连科小说也不例外。
阎连科是一位很会讲述故事的作家,他善于采取多种叙述视角,用灵活自由的讲述方式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向读者透露信息,从而形成独特的讲述技法。
首先,为了使讲述方式更具有灵活性和变通性,作者在作品中大量运用了亡灵的叙事视角,打通了阴阳两个世界。
如在《天宫图》中,作者从“路六命”这一亡灵视角出发,让这个亡灵回忆了自己悲苦的一生,展现出了一幅充满神奇魔幻色彩的异域亡灵世界。
作者在《寻找土地》中,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亡灵的叙事视角,作品中的主人公马佚祥具有人和亡灵双重身份,兼有第一人称和亡灵双重视角身份。
其次,阎连科在叙事时多采用多层次叙事的手法。
在《乡间故事》中,作者借用了鲁迅《狂人日记》中开头小序的形式,在每节故事的开头,或者叙说一则小故事,或者补说小说内容,使得小说充满节奏与张力。
小说采用了双线结构,明线是副乡长的儿子找媳妇,暗线是“我”与村长家“三姑女”的婚事,两条线索明暗搭配,相辅相成,使得叙述跌宕生姿。
在《欢乐家园》中,“欢乐家园”是主人公天元和娅梅夫妻正在撰写的一部书稿的名字。
阎连科《受活》中的民间文化形态内容摘要:阎连科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位实力作家,有着清醒的民间乡土意识,一直关注着底层民间人民的生存状况。
阎连科在创作中饱含着对底层人民强烈而又热切的情感,创作了一系列呈现民间乡土情景的作品。
在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中,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他的目光仍紧紧追随着民间的乡土生活,在他的笔下以他从容的想象力展现了民间生活中的无奈与痛楚,以及民间蓬勃的生命力和人们坚守的尊严。
关键词:受活阎连科民间文化形态阎连科出生于河南省嵩山县的偏僻小镇田湖瑶沟,从耙耧山脉中走出来的阎连科,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农村土地,他从不说自己是一名作家,而总说自己是一个农民,对此,阎连科说:“我之所以直到今天还说自己是农民,大约有两层含义:一是我全部的亲人,今天几乎都还在土地上耕作,几乎都靠着土地生存;二是我虽然以写作为生,是一个专业作家,但是,不仅我的作品几乎写的都是农村、农民,而且我的日常生活、一言一行都非常农民化。
”阎连科在创作中饱含着对底层人民强烈而又热切的情感,创作了一系列呈现民间乡土情景的作品,如“瑶沟系列”、“耙耧系列”,其中充溢着浓厚的豫西南大地的民间文化气息。
在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中,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他的目光仍紧紧追随着民间的乡土生活,在他的笔下以他从容的想象力展现了民间生活中的无奈与痛楚,以及民间蓬勃的生命力和人们坚守的尊严。
在此以作品《受活》为例,探讨阎连科创作中的民间文化。
这是一本呈现民间乡村的长篇小说,展现了梦幻与现实交织中乌托邦式的受活村的生活场景,在近百年的风雨历程中,在世人面前展现了农民生存的苦难以及在拼命追逐“现代”步伐后的悲凉命运。
一、走进耙耧山脉,与大自然共依存耙耧山区自然条件的恶劣和各种天灾人祸的侵袭是造成人们贫困与饥饿的主要原因。
阎连科在小说中对耙耧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反复地描写,在其笔下耙耧山脉是一条几乎被人遗忘的山脉,这里贫瘠的土地在《受活》开篇就写了多年不遇的热雪。
《日光流年》:阎连科乡土小说中的崇拜祭祀与主题表现作者:祝修文范培培来源:《文学教育》 2014年第9期祝修文范培培祝修文范培培内容摘要:《日光流年》讲述了一个三姓村通过自身不断的抗争欲实现延续生命却依然摆脱不了残酷命运的故事。
在现在的文学批评领域中,对该作品的主题审视主要侧重于乡土批判方面。
本文欲通过对《日光流年》中村民崇拜与祭祀两条线索的分析来揭示作品主题,分析作品主题由乡土批判到乡土认同的转变,并说明其在当代文学乡土小说中的独特意义。
关键词:《日光流年》崇拜祭祀乡土小说主题揭示《日光流年》是阎连科实现现代性批判和原始乡土守望回归两个主题自我转换的代表作品①,在当代乡土小说中有着其特殊地位。
在《日光流年》中,作者充分地实现了由在此之前的对乡土民间的批判到在这部作品中对民间原始生命内在意蕴的深层追求的转变,而这正是其实现主题自我转化的标志点;而这种主题的自我转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叙述层次中的原始与现代因素结合的特点来呈现的。
②“从所有普遍流传下来的风俗中,我们能感受到的是农民的‘躲避’,‘祈求’和‘保佑的苦苦哀求’。
”③在《日光流年》整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感知到阎连科对传统心理和风俗的深层把握,崇拜与祭祀这一对母题贯穿整部作品,使得主题不断深入。
崇拜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于人类自身认知条件以及改造自然的能力的限制而导致的对某种力量的钦佩、崇敬的心理。
在人类早期社会,人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中求得生存,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之中,人类不仅需要不断的在这种差异中寻找自我的认证,同时更需要借助自然的力量来实现自我的发展。
所以,在这样的矛盾关系中,人类不仅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生产能力,更需要利用自然条件来帮助生产。
“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类,时时面临着种种灾难和死亡的威胁。
灾难越是深重,死亡越是众多,对生殖的祈求就越是强烈。
以无限的生殖对付连续不断的灾难和死亡,这是远古人类的根本哲学。
这个哲学就是对生殖的祟拜,生殖崇拜是远古人类自我肯定的意识体现,是巫术和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是古代人类的普遍行为。
阎连科长篇小说主题学研究作为新时期以来备受争议的乡土小说作家之一的阎连科,从1978年开始创作以来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学写作风格在其小说写作的中后期受到了文学界普遍的讨论和关注。
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与新时期的文学发生同时进行,但其文学写作的方向却始终与时代主流文学趋势保持着一种距离。
阎连科出身于河南的一个贫困乡村,生活中无尽的饥饿与贫穷、苦难与抗争占据了作者童年记忆的重要位置,因此,当阎连科可以用写作的方式倾诉心中所感之时,乡土以及那片土地上依然还在坚持生活、抗争苦难的人们便成了阎连科最为核心的书写对象,“土地对我的要求,就是我对它的书写”。
纵观阎连科长篇小说的创作,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极致化的审美倾向。
作者以“耙耧山脉”乡村平民的生活作为叙事背景,营造了一个个自然环境偏僻贫瘠、现实秩序僵固粗鄙以及传统伦理积厚沉郁的“世外桃源”之境,作者把人物置身于这种极端化的现实和历史境遇之中,运用荒诞却又不失“内真实”的寓言化手法,把人物在面对宿命般的苦难与死亡时的人性善变以及对历史的审判和沉思展现无余。
阎连科用自己极致的寓言化的写作方式为苦难的乡村人民谱写出了一部部摄人心魂的哀歌。
本论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绪论:包括对主题学的发展轨迹以及研究方法的概括和阐述,进而揭示主题学对于阎连科长篇小说研究的重要意义;其次,对阎连科长篇小说的创作历程和作品线索进行纵向的梳理与归纳;最后,探析阎连科长篇小说在国内外研究的现状与不足,以及用主题学视角进行文本研究的方法和价值意义。
第一部分:主要包括阎连科长篇小说中母题的呈现和题材的选择。
对母题的概念进行阐述和界定,分析阎连科长篇小说对于“别离”与“还乡”母题的呈现以及所表现出的“逃亡——回归”的双重文化心态;在题材的选择中,阐述阎连科对于“饥饿”与“权力”书写的钟爱和所表现出的复杂的乡土情感。
第二部分:主要梳理阎连科长篇小说对于苦难、死亡和抗争主题的表现和书写。
第三部分:归纳阎连科长篇小说中所塑造的主题人物形象。
绝望的抗争:阎连科的乡土悲剧当代文学中,阎连科是一个独特而又充满活力的作家。
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乡土小说的创作,成就尤为显著。
通过梳理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就会发现其小说蕴含着丰富的悲剧因素。
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多是表现底层农民生存的不幸与灾难,讲述他们的生存、爱情、伦理等悲剧。
在这些悲剧中,绝望并不是他表现的重点,表现绝望中的反抗精神才是阎连科的目的所在。
本文以悲剧理论为主要理论支撑点,从阎连科的乡土题材小说着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研究阎连科乡土题材中的悲剧。
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绪论部分对阎连科创作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从而阐述本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并提出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正文部分共分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论述了阎连科乡土悲剧的类型。
在对阎连科的乡土小说进行深入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将阎连科乡土小说中涉及到的悲剧分为三类:一、“同相嗜食”的悲剧:在绝境和救赎中求生存,通过“同相嗜食”的行为达到生存的目的。
二、名存实亡的爱情悲剧:牺牲于权欲的爱情和美好婚姻理想下的爱情。
三、灰暗冷漠的伦理悲剧:金钱与情欲、权力压制之下的各种人伦悲剧。
第二章分析了阎连科乡土悲剧中的人物形象。
通过对反身体的抗争者、轻生命的自杀者以及被迫害的无辜者的形象分析,凸显了他们顽强的生命力和富于激情的崇高斗争精神。
第三章从“痴傻”与亡灵的叙述视角、荒诞与写实的表达方式、狂欢化中的悲喜突转手法论述阎连科乡土悲剧的表达策略,这三种表达策略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突出了人物抗争之后所带来的绝望感。
第四章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挖掘阎连科乡土悲剧的内在本质。
阎连科秉持人文批判的精神,描绘了乡土世界的各色悲剧,尽管这些悲剧内容各异,但在绝望中却包含抗争,并且给读者带来一种希望,这使阎连科的乡土悲剧呈现出一种崇高的美感。
结语部分指出了阎连科创作的乡土悲剧的主要价值与意义,并提及其创作的不足之处。
阎连科小说中的村长形象研究阎连科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有着独特风格的作家,他凭借一系列优秀作品赢得了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阎连科是农民出身,河南伏牛山脉和耙耧山脉交界处的小村庄是生他养他的家乡,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所在。
农民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在阎连科身上重叠,但他总是把农民这个身份看得更重一些,他立足乡土、守望乡土。
乡村养育了阎连科,但同时带给他的还有无尽的黑暗,乡土世界落后、贫穷、愚昧的面貌从小就给他留下了阴影。
他在成长中既受惠于乡土,又目睹乡土世界藏污纳垢的那一面,在此背景下,对土地的“又爱又恨”刺激着阎连科剥去一切外壳,追寻乡土的真实面目,这成为了他作为一名作家的自觉。
在阎连科的小说中,乡村世界的人际关系复杂得像一张分不开的网,生活在乡土中的人们,手中若是没有些权力,是不可能有立足之地的。
阎连科在表现“耙耧世界”乡土权力运作时,往往借助小说中的村长形象来展开,塑造了一系列饱满的村长形象。
本文即以阎连科小说中的村长形象为研究对象,试图对阎连科笔下的村长形象进行考察,在权力关系复杂的小说的乡土世界里,探究作家对权力的态度,对乡土真实书写的不懈追求,以及对反映乡土世界人情、人性的责任担当,并试图阐释农民出身的阎连科对土地的爱与恨。
“我就是王法”是阎连科笔下的村长形象的真实写照,在权力视域下,村长形象可以分为“掌权者”和“逐权者”两个类型。
掌权者们手中的权力可细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话语权力、长老权力四类,而无论掌握了这其中的哪一类权力,村长们都是“耙耧世界”中皇帝一般的存在,能够对无权者进行权力的宰制。
逐权者一类的村长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会不择一切手段实现目标,在逐权过程中裹挟暴力因素,使得权力与暴力互相勾结,给乡村和自我带来灾难性后果。
作家勾勒出的站在乡村权力制高点上的村长形象,在小说的叙事走向中发挥了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村长是人物关系的操纵者,以及村长的行动是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上。
苦难:作为一种宿命的哲学存在——试论阎连科乡村小说中的苦难意蕴摘要:阎连科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乡村小说的创作更是可圈可点,学术界对其小说中的权利、生死、乌托邦等主题都给予了极大地关注,而苦难则上升为一种乡村存在的哲学命题。
本文试从存在主义视角对阎连科乡村小说中的苦难意蕴作一个诠释。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其作考察:一是魔咒:与生存形影相随的苦难;二是“极限”:苦难的存在形态;三是“他人即地狱”:难来源于你我。
关键词:阎连科,乡村小说,苦难,存在主义存在主义者认为,从根本上讲,人不是一种既定的事实性存在,“实存”只有在非理性体验中才能感受得到。
存在主义者的目光往往聚焦于极端痛苦的情绪状态,不遗余力地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充满危机的人生图景。
在这个终极意义缺失的荒诞世界,生命就是一种满载苦难的存在:外在的世界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处处充满荒诞,人挣扎于冷酷的社会,处境永远未知,人总是处于恐惧、焦虑、悲观、烦恼之中,孤苦伶仃,无家可归……如同叔本华所形容的那样:“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
……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个形态繁多的痛苦。
”①苦难是阎连科矢志不渝的创作追求。
凡是读过阎连科小说的人,恐怕很难摆脱那些噩梦般的描述,阎连科对于苦难虔诚的描写,仿佛已经成为其文学道路上的一种仪式。
在《骨子里的先锋与不必要的先锋包装》一文中,著名评论家葛红兵写道:“没有人将中国当代史写得如此深沉,让人欲泣尤止,写得如此透彻,让人感慨万端。
”②对于作家本人来说,生活就意味着苦难,生存就是一①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2,443.②葛红兵.骨子里的先锋与不必要的先锋包装[J].当代作家评论,2001.03.种苦难,苦难无法摆脱也无从摆脱。
“活着”,成为活着的最大障碍,人生的意义就是与苦难的种种对峙,直至生命的消解。
当苦难充斥着生命的每一角落。
作为一种宿命的哲学存在,那么苦难于人生已成意义。
阎连科乡土小说探讨
作者:陈浩然
来源:《名家名作》2019年第07期
[摘; ; ; ;要]中国乡土小说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最为典型的还是鲁迅和沈从文为主的写作方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思想逐渐开放,中国文化开始向着国际化发展,很多西方思想逐步深入中国,因此我国乡土小说的写作手法发生了转变,同时揭示了更多的文化意义,阎连科就是典型作者之一,对其文学观念和写作手法进行探索,分析他的乡土小说特点,希望能对当代乡土小说的研究给予一定的启发。
[关; 键; 词]阎连科;乡土小说;文学研究
我国的乡土小说经过了几个发展时期:“鲁迅时期”“沈从文时期”“新时期”等,这几个时期的乡土小说各具特色,都反映了每个时期一定的社会现象和文学特色。
从其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是受到一定限制和约束的,不能大胆直接地反映一些社会现象,表达方式也都是若隐若现。
但是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却能独树一帜,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地域代表性,本文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一、阎连科乡土小说文学特点
阎连科属于新时代的乡土小说作家之一,他勇于探索,不断尝试文学创新。
他的写作风格既包括了莫言等现代小说家的写作特点,同时也有自身特色。
人们称之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因为他的小说敢于揭露现实社会的真实性,既有看似荒诞的故事情节,同时也深刻描绘了中国苦难的社会现实。
他利用仰视的姿态去揭示平凡而真实的乡土世界,从民间最基础的人和事物出发,关注人性、生存状态,用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去描述他眼中的乡土世界。
此外,阎连科的小说充分利用了语言和感官双重体验进行创作,描述性语言比较多,因此给读者一种色彩冲击力和触碰之感,将乡村中富含的模糊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因此,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是兼具绝望和无奈、痛苦和同情的。
二、阎连科乡土小说的艺术世界
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揭示了一个特殊的艺术世界,通过《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发现小说》这两部理论著作,可以透视出阎连科的文学观,即“神实主义”。
1.阎连科艺术世界中的文学观
阎连科是一个善于挑战、勇于揭露现实社会的作家,很多最底层、最丑陋的社会现象经常在他的创作中得以凸显。
他曾经说过:“现实很重要,真实更重要。
”但是现实中很多作家都碍
于现实主义磨灭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夹杂了很多社会关系、社会因素,因此并不是“真实主义”。
传统现实主义中小说的叙事方式都是模式化的,叙事路线也是按照一定时间和故事情节而来,很多人物形象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因果关系。
阎连科经由对 20 世纪文学创作经验的借鉴和反思,尤其是对胡安·鲁尔福写作方式的借鉴,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找到了另一种被遮蔽的真实,形成自己的神实主义创作观,去发掘和展现这种真实。
他在创作中不扮演高高在上的启蒙者,而是对作品中的人物采取旁观甚至仰视的姿态,并坚持“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
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直接的因果联系,而是更多的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实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想”。
阎连科在创作乡土小说中不断地进行尝试和创新,虽然他所描述的故事情节都比较怪异,但其多变的故事发展思路,结合得恰到好处的虚实描写却别具一格,在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代表价值。
2.怪异且真实的情节
阎连科的创作手法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同,但这种不同也是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才形成的,例如在《两程故里》等早期著作中仍然可以寻到传统现实主义的写法,这其中夹杂了丰富的个人经验,很多人物形象也具有一定的指明性。
因此,这个时期的作品虽然也是以农民的艰苦和坚强为主题,但是与现实的贴切程度还是不够的,因此可以说这个时期他的乡土小说并不具有代表性,还是有一种“随波逐流”的感觉。
但到了后期,阎连科在创作乡土小说过程中开始描述一些深刻的、不可思议的情节,怪异但却又充满了真实性。
例如,在《情感狱》中,他将里面的主人公名字命名为“连科”,这就是一种将自身代入错位叙事视角的荒诞意味的体现。
故事情节为一个山村小男孩生活凄惨,不断挣扎着向理想中的生活做无用功的努力。
近乎无限循环的努力,又失望地轮回和封闭在永无出头之日的闭塞空间,构成了一种消解现实的荒诞,村民们对权威的反抗是如此虚无、沉重,在轻飘飘的发泄中被消逝得像空气般无影无踪。
3.扁平化的群体画像
之所以阎连科的创作手法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不同,就是因为他所生长的环境和看到的社会现象激发了内心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希望通过作品发泄这种不满和愤怒。
因此,阎连科一直不断地尝试写作手法,希望能够创新和突破,因此他發现了神实主义,挖掘了一种真实传达人物情感和现实状况的方法和语言。
阎连科擅长塑造一些扁平化的群体画像。
这些人物拥有单一而强烈的人生追求和人生理想,执着而倔强;这些人物活动的舞台也基本固定在耙耧山下的小村庄。
如《天宫图》中一生只为还媳妇欠款的路六命,《年月日》中誓死守卫住最后一棵带着希望的玉蜀黍苗的先爷,《耙耧天歌》中终身忙碌为痴傻儿女办婚事和治病的尤四婆等。
这些
人物都是福斯特所说的扁形人物,都是现实主义作家们所贬低的人物,但正是在这些人物身上阎连科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可爱、坚韧,他们对命运苦难的承受。
阎连科小说的读者在回忆起小说中的人物时,多数感到这些人物就是自己家乡那些坐在村头石头上端着饭碗聚堆儿吃饭的朝廷三爷、宰相六伯、皇后四婶、路六命、尤四婆、李贵、连科、苗家四女儿等数不清的左邻右舍。
因为这些人物就是散落在中国豫西山村里的农民大众。
阎连科的创作并不是要为了表现小说中的哪一个特殊人物,而是所有的参与者都是他倾尽心血关注的对象。
陈思和曾这样评价阎连科小说中的人物:“于‘天命’的盲目抗争而谱写的可歌可泣的人类斗争故事,使阎连科的小说创造出类似古希腊悲剧意义上的英雄群像。
”因此,阎连科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集群性的,既有惧怕权力而默默无闻的人,也有不惧权贵而努力奋斗的人,还有一些悲壮的承受苦难的人,这些群体画像显得格外真实和具有代表性。
4.创造真实感的语言
乡土小说所传达的情感和塑造的人物形象都离不开语言,阎连科亦是如此,作为新时期的乡土小说代表作家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阎连科就尝试改变叙述风格,深入基层,以仰望的姿态去创作。
例如,他把自己当成耙耧山村的人,从而更加贴切地进入到人物形象中,这种写作十分注重人物内心的真实感受。
当然,这种感受的传达要深深依托于语言,阎连科在创作过程中善于运用方言俚语,这样的说话方式会更加贴近现实人物,可以瞬间让读者感受到当时的真实情景如何。
此外,阎连科还在语言方面进行了创新,加入了一些特定的历史词语。
例如《受活》中的“入社”“退社”“社教娃”等,这些语言虽然不是作者本身接触到的,但是却可以很现实、很直白地阐述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时期,从而更好地让读者了解故事的发展路线。
此外,初读阎连科的乡土小说会给人一种语言生涩的感觉,甚至会让人感觉他的语言会比较荒诞甚至缺乏实际依托性,但是细细读来就会发现,这些语言的存在具有很强的价值。
例如,其地域色彩和时代色彩,不但新鲜而且容易让读者深入情景,感悟在特殊时代和特殊地域下的风土人情。
当今时代,人们享乐意识比较强,因此那些处于贫困境地始终坚忍奋进的基层群众显得异常可爱和珍贵,文学创作可以让他们这种形象和坚强得以凸显,因此这个时代更加需要敢于揭露事实、弘扬朴素精神的作家。
阎连科就是这样的作家,他勇于透視中国基层群众的现状,善于运用多种写作手法去体现文学素养,塑造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和群体,本文对此进行了探索,分析了他的乡土小说所代表的文学现象和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希望借此能对乡土小说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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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浩然(1997—),男,汉族,江苏省扬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