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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梁启超所言：“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其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的人物。
他是忠臣、儒臣、军事家、政治家和外交家，在晚清宦海中沉浮近半个世纪里，在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的时代里，始终处于“千古变局”的各种矛盾旋涡中。
正因为如此，在他死后百年间，对他的研究和评价从未停止，但“盖棺”而“论者犹未定也”。
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不一而足，见仁见智。
誉者赞其为“中兴明臣”、“推进中国近代化的代表人物”，毁者则贬之为“卖国贼”、“误国能臣”。
笔者将根据马克思辨证唯物观，客观地对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及影响进行阐述。
事物具有普遍联系的特点，凡是一个国家的当前社会现象，一定与这个国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要评价历史风云人物李鸿章，自然要联系中国几千年来政权变化更迭的大趋势及历史发展规律，观察当时中国及世界风云变幻的局势。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明确三点：第一，中国近代史始于何时。
史学家在近代化的研究中，有认为始于鸦片战争，也有认为是由戊戌变法开始，也有认为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开始时算起。
笔者认为始于鸦片战争比较近乎事实。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入侵略、压迫中国人民，同时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民族意识觉醒。
第二，李鸿章所处的国家及所生的时代。
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国家，又恰好赶上这种政体的专制程度达到极点的时代；是满洲人统治的汉族国家，而且又赶上满汉杂居多年，汉人的权力开始逐渐恢复的时代。
李鸿章作为清王朝的汉臣，权倾一时，位极人臣，却兢兢业业，没有野心，这正是与他所处的国家及所生时代有关。
第三，当时中国的形势。
在李鸿章初生之时，欧洲大陆局势已经平稳，欧洲各国不在相互对抗侵略，而是专门养精蓄锐，把战略投放到东方；同时，清政府腐败成风，官吏骄纵横行，外国给予的耻辱纷纷到来，百姓苦不堪言，中国内乱时常发生。
这“内忧外患”形势，引发太平军、捻军猖獗，李鸿章建立淮军、兴办洋务、处理外交，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关于李鸿章的近代史人物论文【摘要】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主持了清王朝19世纪最后三十年重大的对外事务。
文章阐述了他的“和戎”、“自强”、“循理”“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当时中国外交活动重大的指导意义，客观评价了李鸿章对近代中国现代外交理论体系形成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李鸿章;外交思想;和戎;自强;以夷制夷李鸿章作为晚清的中兴之臣，主持了19世纪最后三十年的晚清外交事务。
他的外交主导思想是争取和平、稳定的局面。
在其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以“和戎”为途径，以“以夷制夷”为手段，以“自强”为目地。
但就外交实践而言，他的外交政策并未达到其想要的目的;而从思想本身来说，李鸿章的和局思想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不应随着最终的实践效果而被完全否定。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二、“和戎”、“自强”三、“循理外交”由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给晚清政府带来极大的伤害，加之清廷军备废弛，因此李鸿章深知当时清政府军队无力对抗外敌的入侵，进而内心产生了强烈的胆怯、怕战心理，常言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呀处荤谷之下，外则布满江泽之内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旰衡于当时兵多，靖内患有余，御外辱则不足”。
[6]故而一味妥协退让，这一点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他总认为列强利益只要得到满足便会停止入侵，而中国也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下学习技术，改进军备，增强对抗列强的实力。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章开创了一种新的外交政策――循理外交。
濮兰德说李鸿章：“作为辞令巧善的谈判者，作为守护着通往北京外交通道的忠实卫士，作为中国冤情的主要申诉者，作为试图尽可能减轻因战争失败而导致外国施予的阶段性惩罚和折磨的周旋者，他明显地成为清王朝唯一可藉以依托和不可缺少的人物。
”[12]李鸿章的和戎自强思想，以及他的“遵循外交”、“以夷制夷”的做法对于推动晚清政府的外交现代化、消弭战争的灾祸、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保证自强运动的逐渐开展，都产生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他，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他，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他，坚决反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差使中国失去了西北的大面积领土……他，就是功过是非集于一身，在近代史上被纵说纷纭、评判好坏不一的清廷官员——李鸿章。
我并非为其正名，亦无意恣意诽谤，只是根据辩证唯物观点，站在尽量公正的立场分析他对于中国近代史不可磨灭的影响，或好或坏。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李鸿章晚清重臣李鸿章，他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兴办洋务运动，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最后哀荣。
从他步入仕途之始，“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在他盖棺后的100多年来“论犹未定”。
有说其有误国、卖国之罪的，一说他有爱国进取之心，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论不过是过世云烟罢，我也只是仅仅根据其人其事对近代史的影响谈些个人看法，毕竟在近代史上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不灭，一味颂扬或者盲目贬斥都暂且放开一旁吧。
根据历史先后顺序，我拣选了一些重要事件，且发表我的一愚之见。
一、“壮年戎马”壮年李鸿章，是考取功名之后，投笔从戎的。
那时的他，初出茅庐，被曾国藩赏识。
他曾奉曾国藩之命整顿团练，招募新兵编练淮军。
1864年，率部攻克常州，再攻占太平天国首府南京。
1865年，署两江总督。
旋调集淮军6万人赴河南镇压捻军，接替曾国藩为“剿捻钦差大臣”。
可以说他是戎马十年了。
１、镇压太平天国运动２、编练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李鸿章深切体会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他精选优秀军官担任不同职务，任用其能，并以西式武器装备部队，坚持新法训练,以改进淮军的战斗力。
他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力量的竞争者所组成,西方在武器和技术方面都已大大超越中国。
所以，在军事上，他开始采用西化管理并装备了西式器械，对于中国军事近代化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军事近代化从此开始了。
二、“中年封疆”封疆大吏李鸿章，当时已是权倾三朝。
他用“海防”重于“塞防”的理由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并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这是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
李鸿章外交思想内容摘要：李鸿章几乎承办了清末所有重大对外事务，为清廷所倚重，名扬国际，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有重要影响，然而李鸿章从小接受的是系统的儒家教育，本身又是封建地主的一员，生活在封闭的晚清时代，没有全面的认识世界的机会,因此其外交思想难免有很大的局限性。
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多是封建地主阶级自身利益，丧权辱国。
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是“卖国贼”。
其实不然，纵使他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纵使他的“遵循外交”、“利益均沾”极大的损害了中国权益，然而谁愿意背上卖国的骂名？当时清廷形势使其力不从心，加之统治者思想的左右，使之难施其政，国家步步陷入危难实是必然。
李鸿章出于当时形势、所处的位置的考虑及自身的局限性的桎梏等综合因素最终使其思想、行为使然。
关键词：内政、外交、和戎、自强、遵循外交、以夷制夷、李鸿章主持清末外交近30年，其主导思想是争取和局。
内政外交相结合，以“和戎”为途径，“自强”为目地。
主张变法自强。
就外交实践而言，他彻底失败了，但就思想本身来说，李鸿章的和局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不应随着外交实践的失败而完全否定。
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利用坚船利炮叩开紧闭的大清国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通商。
此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竞相叩关逼迫清廷就范签订不平等条约。
在列强的肆意侵略下，中国主权不断的沦丧，领土大片的被割占，疆界频繁的变更，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步步加深，社会矛盾被不断激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危机四伏。
外忧未除，内患又起，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突发。
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国力几乎消耗殆尽，积贫积弱，国势日下，清廷封建统治岌岌可危。
李鸿章正是在此时局下粉墨登场主持清末外交事务，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接手清朝外交。
在如此严酷的情势下，腐败的清朝统治者竟毫无警觉，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以为区区“夷狄”不足重视。
李鸿章的是是非非老弟知道，我没当过兵，打过仗，不懂军事，连纸上谈兵的资格也不够。
所以，对于专门的军事问题，实在不敢置一词。
但这些指责都带政治性，不妨斗胆评点几句。
人们都承认，在这次战争中，无论是舰艇的数量、质量、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日本海军均比北洋水师强。
在丰岛海战中，后者又受到重创。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硬拼无疑是错误的。
明智的选择是保存实力，伺机战斗。
当时，李鸿章和丁汝昌的各项具体决定是否妥当，应该让对军事素有研究的专家去评说，我只想说明一点：“保船制敌”之计，是李氏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制定、并得到“一意主战”的皇帝及军机大臣们同意的。
请听李鸿章是怎样说的：“详考各国判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
我船订购在先……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添一船……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于争锋。
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虞……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为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
”《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摺》(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三)第72-73页。
两天后，军机处转达“上谕”，肯定李鸿章“为保船制敌之计，不敢轻于一掷”的意见，“密筹海军彼此情形战守得失，详晰覆奏，自系实在情形。
”《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日)，同上第78-79页。
我想，不管“保船制敌”的方针是否正确，都同所谓战与降两条路线之争，或李鸿章冀图保存实力以自固的恶劣品德无关。
反之，当“谤书盈箧”之际，李鸿章这个奏摺为国筹谋的若衷仍溢于言表。
这样说恐怕并不过分。
g再看看集中重兵支援驻朝清兵的问题。
清兵是甲午五月初一出发援朝的，初五第一批援军抵朝鲜牙山；初七，第一批日军进驻汉城。
论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
我认为，李鸿章当得起“英雄”二字。
他穷其一生为清廷的发展做出努力，太平天国和捻军败在他手上，洋务运动在他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同样的，他也会犯错误，甲午中日战争的全军覆没到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对于这样一个在历史上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人物，梁启超曾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摘自《李鸿章传》）而我并非想为其正名，亦无意诽谤，只想从相对客观、公正的角度，以时间发展为线索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太平天国淮军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海战戊戌变法不平等条约一、太平天国被后世史学家和百姓骂成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其实是对李鸿章不公平的，对太平天国也是太过抬举了。
近代以来社会各界对太平天国的不同评价各式各样，如胡适认为“太平天国之乱”使中国几十年不曾恢复元气，是应该谴责的，孙中山也说，“五十年前的太平天国及时为民族革命的代表，带也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应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摘自《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
而太平天国所宣扬的生而平等在定都天京之后就变了样子，失去了原有的代表农民阶级的农民革命的实质，内讧四起，骄傲自满，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愈来愈多的侵蚀到革命队伍里，大兴土木建筑王宫，养尊处优，生活奢靡，其充其量不过是使封建制度换了姓氏而已。
而李鸿章在此次推翻太平天国的运动中不过是作为曾国藩的幕僚助其作战，即使是后来创建淮军，也只是其推手而已，所以即使没有李鸿章太平天国也会走向末路。
但是，不同的是，这次运动的推翻在李鸿章身上显示出来的效应可以说是巨大的。
他不仅借曾国藩之势，得曾国藩之助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李家军——淮军。
而且深切体会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
所以，他精选军官担任不同职务，任用其能并以西式武器装备部队，坚持新法练兵以改进淮军的战斗力。
由此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军队就在李鸿章手下诞生了。
他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力量的竞争者所组成，西方在武器和技术方面都以大大超越中国，所以在军事上，他开始采用西化管理并装备了西式器械，对于中国军事近代化有重要意义，中国军事近代史开始了。
【doc】浅谈洋务运动步履维艰的原因——读《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有感浅谈洋务运动步履维艰的原因——读《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有感管理艇察浅谈洋务运动步履维艰的原因——读《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有感李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07级本科300071摘要:晚清洋务运动是我国现代化的最早尝试,在19世纪6O一9O年代,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建起了铁路,工厂,电报电线……然而,洋务运动并没有使古老的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是大踏步前进,反而其自身发展步履维艰,最终倒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人的枪炮下.读了李时岳先生和胡滨先生的《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一书,笔者深有感触.本文主要通过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来论述其步履维艰的发展进程的原因. 关键词:洋务运动;现代化;洋务派;顽固派;中体西用19世纪60——9O年代是动荡的晚清王朝难能可贵的和平的三十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人们总是会假设如果中国把握住这三十年会不会像日本那样成为亚洲强国?但历史没有假设,洋务运动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是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的开展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在安静的自给自足的中华大地上建起了工厂,修筑了铁路,搭建了电报电线,我们自己建造的巨轮航行在江河湖海中……但是,如唱戏一般,甲午战争之后曲终人散,留下的依然是个多灾多难的中国,然后,维新运动,义和团,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同阶层的人们苦苦探索追寻救国之路.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呢?它给我们留下些什么?《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一书分七章,全面介绍了洋务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洋务派创建的军事工业,洋务派倡设的民用企业,洋务派建立的近代海军, 洋务派兴办的教育事业,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洋务思想,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客观深入的剖析了洋务运动的成败得失.洋务运动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兴起的.外患是指西方列强的侵犯和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内患是指轰轰烈烈的人民起义,特别是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晚清政府摇摇欲坠."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无情地破坏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封建的,宗法的关系,解放生产力,使机器工业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起来;在它尚未取得统治的地方,迫使一切民族在严峻的形势下作出选择:或者败灭,或者推行资产阶级的文明制度."在西方现代文明崛起和东方古老文明日益衰败的时代背景下,19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困境,"自夷","红毛夷"带着他们的"奇技淫巧"和"坚船利炮"从海上驶来,侵犯了我们的国土,也侵犯了我们的自尊心,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仍然坚守着"天朝上国"的迷梦.不思进取.第一次鸦片战争没有打醒我们,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代表华夏威严的皇帝的后花园都遭到了洗劫,在这种情况下,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些知识分子抛却了以往的"骄虚",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经过比较,探索,开始隐约地觉察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面前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人无弃才不如夷, 地无遗力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附不如夷."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振兴工商"一时间成为一种思潮,代表人物有魏源,李鸿章,王韬,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奕,文祥……其中有思想家,也有将其付诸实践的实干家,他们采用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推行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只是初步的,很不彻底的,但毕竟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从当时的国内情况来看,洋务运动与太乎天国革命的关 214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如果说,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那么, 洋务运动也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副产品.清末农民战争席卷全国,其中太平天国革命更对满清王朝的统治进行了强烈的冲击,八旗和绿营战斗力低下,根本无力抵挡太平军的进攻,满清贵族此时不得不利用地方汉族地主镇压农民起义,于是在地方汉族地主的手下发展出一支用儒家纲常教义和法家严明纪律武装起来的效忠于他们的武装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壮大了湘军,李鸿章壮大了淮军.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虽然专心致志地进行内战,但也关心在与西方商人,传教士及领事官接触时经常发生的麻烦问题.他们对西方技术的兴趣是直接由内战引起的.早在 1854年,曾国藩已从广东购买洋炮.曾国藩本人认为,湘军在湖南湖北地区获胜的部分原因是洋炮的作用.在1860年, 后来又在l862年初,上海英法联军的火力轻易地打退了太平军.这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60年l2月.他虽然反对俄国提供海军援助以镇压太平军的建议,但仍提倡"师夷智".并且试图制造西方枪炮和建造汽轮船.1861年8月当曾国藩支持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时,他强调必须学会在中国生产新军事装备的必要的技术.因此,必须"访募覃思之士, 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1861年收复安庆后,曾国藩派了几个具有一定科技知识的中国数学家到安庆的兵工厂,其中有华蘅芳,徐寿和李善兰.可见,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是洋务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导致洋务运动兴起的直接因素.催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上的晚清洋务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却很难成功.从新旧势力的对比上看,清王朝没有被推翻,旧的权贵势力没有被产除,新贵的权柄是十分有限的,这也就决定了洋务运动将遇到重重障碍而只能蹒跚跛行.当时中国推行洋务运动的只是少数有能力,有知识的总督,巡抚,若勉强算做一个阶层的话,就是地主阶级洋务派,他们多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新势力,虽然掌握着部分军政权力,但在君主拥有绝对权威的中国,一切说到底还是维系在行使君主权力的慈禧手中.而慈禧骨子里是不情愿依靠洋务派的,李鸿章也曾多次牢骚满腹地说:"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掣,遂致一事办不成. "没有一个精明强干的最高领导人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决心去做这件事,那拉氏只是为了维系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行着可怕的政治试验.当时的反对派代表的不仅仅是一利l政治势力.更是几千年来禁锢中国自由发展的保守的封建文化."中国的文化, 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的.新的事物,都是从外国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管理题察""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们还是莫名其妙.'洋气' 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笔者认为鲁迅先生的这些话写出了当时许多人对"洋务"的看法. 顽固派就是这样一群固步自封愚昧无知的妄人.当唐胥路刚修成,一位英国工程师用矿上的废旧锅炉改造成一台蒸汽机车拉煤时:却遇到顽固派的反对,不得不改用骡子拉运煤车皮,几经周折,方许蒸汽机车运行.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几乎没有不被顽固派弹劾过的.丁日昌曾被指为"矫饰倾险, 心术不正,尤为小人之尤."郭嵩焘因顽固派的攻击而去职,竟然出现"湖南人至耻于为伍"的局面.李鸿章尽管位高权重,也挨了不少骂,"汉奸""乱臣"的帽子不时扣在他头上.事实也证明即使是不涉及大政方针的枝枝节节的兴革也是阻力重重.李鸿章还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 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如果洋务运动是清政府的国策,如果洋务派是清朝统治阶级的主流派,如果那拉氏是洋务派的首领,洋务运动的推行怎么会遇到那么大的阻力?李鸿章又怎么会发出那么多的牢骚?然而,两千年来,虽然王朝更替,但儒家的正统思想不变,祖宗之法大于天,中华帝国的政治体制,生产方式,意识形态无不向着 "稳定"二字努力,要改变长期积累下来的思想上和体制上的惯性谈何容易!除了顽固势力的阻挠,洋务派还有一个隐形的敌人那就是他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洋务派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保护者, 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着,破坏者.而这种种弊端又何尝不是全社会由来已久的积弊?大凡企业创始,一般人不明底细, 钻营者不多,而创办人又比较有事业心,敢于不顾情面: 等到企业办成并见功效,"各路荐书"便纷至沓来,继任者碍于情面,顶不住压力,于是滥委滥收,以至不可收拾.这是封建社会的霉菌对洋务企业的腐蚀.此外,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拦和破坏,洋务派内部派系之争,资金紧张,人才短缺……也是导致洋务运动步履维艰的重要因素,笔者就不一一细说了.最重要的是洋务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决定它只",这个"中体"中有许多因素阻碍着我们学能"中体西用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方式的步伐.洋务运动只能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小部分,起一个引导的作用,然后由于一些不可改变的因素而淡出历史舞台.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途径,为以后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历史就是这样一环套一环,因果相继,少了哪一个都不行.我们不能苛求李鸿章他们看清一切并能摒除一切阻碍,他们能够生机勃勃地开展这一系列的活动已经很了不起了,正是有了这些先进的中国人前后相继地寻求富强之路,才有今天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参考文献:[1】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2]冯桂芬:《校郊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3】费正清,崔瑞德:《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l48页.【4】参见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中《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5]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年版,第254--256页.f6]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研习书社工作室 (复印本古籍),2008年版,第l9卷,(上接第213页)杂交营销.中国劲酒作为中国保健酒的典型代表,却定位成白酒的风味,保健酒的功效."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 把保健酒当白酒卖,完全走的是白酒的消费渠道,现在酒店成了其销售主战场.天年则把索尼数码体验馆的模式移植到保健品,在全国主要城市建立了26家健康科技馆,汇集了中华传统养生文化,现代科学保健方法,并展示产品的微观结构和作用机理,集科普,体验,购物,休闲,娱乐于一体, 让消费者全面体验天年健康新时尚.石药新推出的保健品果维康是个补充维生素C的含片,本来按常理应该以药店, 专柜为主,但是考虑到维生素c服用起来就像口香糖一样方便,因此在策略制定上,特别将它打造成以商超快速消费渠道为主的生活常备时尚保健品,消费者在购物时,随手拿上两包,因而也销售得很火.羊城药业借助老字号品牌授权, 先用饮料营销做品牌,再借助品牌效应更改企业名称,推出王老吉凉茶颗粒,王老吉无糖冲剂等系列产品,并进行产业链的延伸,把触角延伸到医疗器械,生物制药,医药流通等领域.一下子突破了自身的发展瓶颈.消费者保健意识的增强,政府监管力度加大以及正规操作的厂家越来越多等因素的促动下,保健品市场正逐年稳步扩张,当然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态势也越来越明显, 保健品的入市门槛也越来越高,但不管市场如何变化.你只要掌握了保健品市场营销的基本原则,就能在一开始占据有利地位,为进一步的具体操作打下坚实有利的基础,最终取得成功.参考文献:【1]李淑清.保健品市场的营销策略.齐鲁药事.2005,13: l89[2]柴国君.保健品顾问营销模式的适用性分析.商业时代?理论.2005.2:50—51[3】李华振,刘卫华.保健品营销致法则.企业活力.2002.4 [4]梁良.浅谈我国的功能保健品营销.时代经贸.2008,6: 72—73[5】陈宇.营销实务与案例分析.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三,,堡鳞垦.孽:骞.叫廿硝嘲一.嗣,曲[6】娄向鹏.医药保健品新营销:中国特色与实战创新,保健品市场经历了几大起落,.,费2o06l者的心也跟着跌宕起伏,庆幸的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215。
洋务派的思想主张洋务派虽有派系之分，他们所持的洋务思想也各有差异，但其基本主张和思想特色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变局”论。
其核心内容是认识到中国已面临列强纷至的“千古变局”，已被卷入到世界大格局之中，力求把握时代机遇，在危机中寻求振兴。
这一观念最早出现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变局”论已成为洋务论者的共同时局观。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再次明确提出“变局”论，指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
”郑大华：《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4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接着王韬于1864年有感于西方各国与中国通商贸易之情景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505页。
同年薛福成也说：“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
”薛福成：《上曾侯相书》，见《薛福成选集》，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李鸿章也在一封信中指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六，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5号，2519页。
并进而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2号，828页。
除了李鸿章等侧重从军事上观测时局之变化外，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绅商、士子则从历史变迁和中外商务交往方面认识变局的内涵。
如郑观应认为，西方各国“叩关互市”，“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
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朱晓薇、林纬琳、庄翠兰、孙澄玉、李懿指导教师：黄美华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主要人物。
他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居于不可争辩的显赫的首脑地位。
剖析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是研究洋务运动所不容回避、不能或缺的重要方面。
一、“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门户洞开，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和世界接触的过程中，中国暴露了自己的愚昧和落后，挨打受辱，几乎无以自存。
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悲岂能强分界画”，中国不可能再与世隔绝；而“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必须正视现实，善于自处。
他概括当时中外形势的特点为两句话：“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扼要中肯，发人深思。
在浑浑噩噩的清代统治者中，能有这种认识的可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承袭者“神明华”的荣光，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一般封建士大夫都闭目塞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
他们回顾历史，感到“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区夏”，“法度纪纲，灿烂大备”，认为清朝统治“岂特远过元与明，直将驾汉唐而上之”，茫然问道：“中国何弱之有？”他们环顾当世，两次鸦片战争已成陈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已被镇压，天下太平，共庆“中兴”，振振有词地问：“尚得谓之弱乎？”于是昏昏沉沉，不思振作，梦想着退回到闭关自守、一统天下的旧时代去。
为了喊醒昏睡中、蒙昧无知而又侈然自大的官僚士大夫们，李鸿章一再大声疾呼：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局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
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
中土士大夫不深悉彼己强弱之故，一旦有变，曰“吾能御侮而破敌”，其谁信之？于目前小胜，谓“内贼不足平，外患亦不足虑”，其又能自信耶？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
并强调指出：“我朝处数前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
”翻然变计，师敌所长以自强自立。
因此，必须讲求洋务。
李鸿章所说的“大变局”、“奇局”，实际上就是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不可抗拒的潮流。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世界时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李鸿章自然不可能洞悉原委，他也始终没有变成“资产者”，但却代表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人，不自觉地朝向“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蹒跚前进。
正是基于“处奇局应建奇业”的认识，李鸿章颇为自负、毫不掩饰地回答那些讥刺他“喜谈洋务”的顽固分子说：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不误国。
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能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
“喜谈洋务”是时代的需要，“圣人”处于“今日”就得如此。
何等坚定，何等爽朗！正视现实，不甘灭亡，勉支大局，变计图存，这就是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出发点。
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认识出发，李鸿章把“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作为洋务的总纲。
为什么“外须和戎”？根本原因在于中外实力相距悬殊。
“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祗有隐忍徐图”。
“和”的条件是“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只要遵守“和约”，便可共处；而“和”的基础则在于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相抗衡。
“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必先存不惮用兵之心，而后兵不至于竟用”，“彼见我战守之具既多，外侮自可不作，此不战而屈人之上计；即一旦龃龉，彼亦阴怀疑惧而不敢遽尔发难”，所以“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
否则，“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界事只有拱手听命”。
总之，“和”的关键在于“变法”“自强”。
“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李鸿章对列强的侵略性是认识不足的，因此对林则徐等人的抗英斗争曾嗤之以鼻，斥为“逞一时之愤”。
把“外须和戎”作为一条最高准则。
因此，在对外交涉中就不免怯战乞和、妥协投降。
但“外须和戎”的本意并不是予取予求，拱手听命。
他所希冀的是“保境庇民”，“相安无事”，即避免完全任人宰割。
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刻刻自强”。
因此，对于当时的因循守旧风气，李鸿章疾首蹙额，反复抨击又深长叹息：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
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
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
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
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
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
……若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
今日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
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拘何症概投其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由此可见，李鸿章不但斥责守旧、不变通的人，而且为实现自强而极力倡导变法，深思焦虑，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三、“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李鸿章开始认为：“中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剑手。
”于是把“自强”寄托在仿造外洋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
他最早，成效最大，排除“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的反对派的干扰，建立了江南制炮总局等，接办和扩建了天津机器局，开始改变了清朝军队专恃刀弓矛箭、帆篷舟楫的落后状况。
清朝武装力量的加强，意味着反清人民的灾难。
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决不可能是为了给人民提供精利的武器以颠覆自己的统治。
这些军事工业其实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维护清政府统治、延长清朝寿命。
而问题在于，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创办军事工业，是否还具有加强国防力量借以抵御外国侵略的意图和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
还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震惊于洋枪洋炮的神奇，李鸿章在力图“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以利攻剿的同时，有感于来自国外的长远威胁，便表示深深的不安和忧虑。
他曾一再指出：洋务最难著手，终无办法。
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
盖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
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
抚髀太息而已。
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厝火积薪，可危实甚。
对于“借洋助剿”的长远后果，他忧心忡忡：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
英、法于江浙各口力助防剿，目前小有裨益。
但望速平此贼，讲求戎政。
……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
先“平贼”再图“自强”，便勾结英、法在各口防剿，反映了李鸿章在内战期间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
但对中国积弱的深沉叹息，对外来隐患的由衷焦思，表明了李鸿章创办军事工业的主要出发点是国家安危的考虑。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还有保护社会同利益、防止内部和外部侵犯的职能。
不能把清朝武装力量的加强看成绝对的坏事。
随着国内战争的逐浙平息，各项军事工业却越办越多，越办越大。
江南制造总局是攻克天京、打败太平天国后兴建的。
当时，由于中国的落后，各造船厂、兵工厂在原料、机件、技术乃至管理上都不得不依赖外国。
例如，江南制造总局“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
但从长远的国防意义上考虑，李鸿章坚持自造的方针是正确的。
因为购买不足以自立，而自造则有可能真正达到“师其所能，夺其所恃”的目的。
他希望“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赡军”。
更重要的是自主权。
“如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定购外国机器货料，自择洋商评订”。
还批评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专任税司法人日意格”。
在他接办天津机器局之后，便选用华工，不用洋人。
在自造、自主问题上，应该说李鸿章的认识还是胜人一筹的，是较有远见的认识。
那么创办军事工业的实际效果怎样呢？李鸿章自己说“制中土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以及对外战争的失败求和，证明对外毫无价值，“自强”无非标榜而已。
其实这是片面的论断。
第一，李鸿章说的是中外军事力量对比的客观真实状况。
但是李鸿章也曾以为只要能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就可以声威及远，这是不切实际的。
如果说实话便是无御侮之心，那么说大话怎会是有远略之志吗？第二，指出“不足御侮”，无非表示不能满足现有的成就，是为了折虚骄之风，鼓奋发之气，讲求足以御侮的办法。
第三，“不足御侮”让他遇事有了点凭借。
事实上，不办军事工业，就没有左宗棠进军新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甲午中日战争等历史场面了？第四，目前虽“不足御侮”，但为百年后“开拓始基”，仍有重要意义，不容抹煞。
这正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端。
正如李鸿章谈到造船时所说：现造兵船，虽未能即云御侮，而规模已具，门径已开，数十百年后中国御侮必兼赖之。
况彼之有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造于百数十年间，而浸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
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学愈广，安见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至于军事、外交上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如果只看到他的不足，而忽视他所做的正确的一面，显然不是客观、公允和实事求是。
其实，李鸿章主观上只是想引进某些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增强国家实力来应付变化了的国际形势，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只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及是只是为了封建统治而宣告破裂，但是，不得不承认，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在当时还是比较开明，具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是应该辩证地看待的。
参考书目：《近代史新论》《李文忠公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