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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明夷待访录》脱水精华版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你好，这里是洗马讲述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明夷待访录，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的明主，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政治哲学著作，为什么说它不可多得呢？首先，它的诞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国古代的政论书籍大多成熟，在东汉以前，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当中归入子部，像孟子、荀子这些书啊，都是如此，随着历史的推进，汉以后的专制王权步步高涨，评论政治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到了明清一怔，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其次呢，本书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末的时候，维新派的梁启超在鼓吹变法的时候，就曾经印发此书，孙中山和革命党也曾用此书推动革命，我们常说，知人论世明夷待访录这本书横空出世，自然有它的道理，这就与黄宗羲所处的独特时代有关了，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世称梨洲先生，他生于明万历年间，清康熙年间去世，去世的时候呢，已经是85岁高龄，从1610年到1695年，他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17世纪。
这个17世纪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黄宗羲一生经历了明末党争、李自成起义、清军入关等重要历史节点，他性格刚烈，前半生始终为国难奔走，清军入关之后，他一直率军抗清，直到确认复明无望，他才回乡著书立说，一生没有当过清王朝的官，退居田园之后呢，黄宗羲著书近两千万字，涉猎广泛，堪称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到了晚年，黄宗羲对弟子说，我死之后，不要给我置办棺材，我身遭国变，不求不朽，只求速朽啊，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觉得国家在自己手里，王乐内心非常痛苦，黄宗羲写作明夷待访录，就是对明代的政治制度，甚至整个传统帝制时代的政治思路作出全面反思。
希望由此呢回复上古中国的理想社会，当时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另一位顾炎武在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对黄宗羲佩服至极，她喟然而叹说，这本书啊，他读之再三才明白，原来天下并非无人要整理凋敝的政治局面，重新回到夏商周三代的理想状态，还是有希望的。
那么，明夷待访录这本书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让顾炎武如此兴奋呢，这就要提到这本书的观点了，明夷待访录在学理上否定君主专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制度构想，一种近似于二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思想，这在当时不可不说是惊世骇俗，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
《明夷待访录》的民主思想内容摘耍：黄宗羲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民主思想启蒙的重要人物，他的启蒙思想主要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中，这部书的后世影响非常巨大。
黄宗羲在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剖析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思想和“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口号，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
黄宗羲还大胆设想了民主政治的蓝图：用“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学校议政”，限制君权，废除科举，工商皆本等。
关键词：封建专制民主思想启蒙学术思想政治《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唯一的政治专著，是他结合自己几十年斗争实践的研究成果，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奄宦等十三个部分。
《明夷待访录》“明夷”一词取自《周易》“明夷卦”，是由晦而明之意，黄宗羲认为自己的学说能把国家由黑暗引向光明。
在这本书中，黄宗羲深刻地批判了君主专制和封建法统的罪恶，探讨了社会治乱的根源，大胆设想了民主政治的蓝图。
1、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批判自封建社会产生之时起，专制作为伴生物就深深地扎根于封建制度的土壤中。
秦始皇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废封建立郡县为专制制度开了先河。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专制统治也愈来愈发展。
黄宗羲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
----黄宗羲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明确提出合理的君、臣、民关系。
道学家把封建君主美化为“居天下之至中”，“有天下之纯德”，足以为“至极之标准”的“圣王”（朱熹《皇极辩》）。
黄宗羲则纵观历史，力陈君主专制主义的危害，公开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为什么长期以来，“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明夷待访录》•《原君》，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呢？黄宗羲说：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丁•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黄宗羲教育理念的历史解读——《明夷待访录》读书札记黄宗羲教育理念的历史解读——《明夷待访录》读书札记□ 罗志西风飒飒卷平沙，惊起斜阳万点鸦。
遥望竹篱烟断处，当年曾此看桃花。
——黄宗羲《过塔子岭》1694年，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降临人世；次年，即清康熙三十四年，南雷先生黄宗羲在家乡浙江余姚溘然长逝。
西方的新纪元因一位文化伟人的诞生而迎来曙光，而古老的东方也在送走一位震古烁今却不容于世的思想明星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沉沦……“初锢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于儒林”（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这句话是黄宗羲对自己一生的评价。
在政治实践中，黄梨洲是著名的士林领袖、反清志士，作为思想巨匠，他奉献给后人的是他的著作中闪耀着的、超越时代的民主思想。
黄宗羲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对近现代中国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当代学者张岱年将黄宗羲誉为“时代的先觉”，便不足为奇了。
黄宗羲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几部著作中，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就是《明夷待访录》，这本书在明末清初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侯外庐先生将《明夷待访录》誉为“中国17世纪的人权宣言”，而黄宣民则称之为明清之际中国“早期启蒙学派的思想纲领”。
本文尝试着对《明夷待访录》所反映的黄宗羲教育理念进行历史解读，用一篇读书札记来叙述笔者对《明夷待访录》的一点理解和诠释。
一、由社会历史背景来看《明夷待访录》的时代精神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活动，需要以点带面，由一个突破点深入要比面面俱到更有价值。
一般而言，通过社会史的角度，多层次、多因素的综合分析杰出人物的思想活动，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脉络。
《明夷待访录》并非是从一个天才的头脑中孤立产生的偶然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
明清鼎革的社会现实和新思想的萌发对于黄宗羲思想的形成和演进起着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
对于明代晚期的社会变迁，《剑桥中国明代史》叙述说：“（万历帝时期）可谓是明朝最富庶的阶段，但也是国家变化最剧烈的时期。
明夷待访录主要内容明夷待访录是一部由清代文人黄宗羲所著的著作，该书主要讲述了黄宗羲因明朝政权更迭而流亡峨眉山期间的见闻和心得。
以下是《明夷待访录》的主要内容。
《明夷待访录》的开篇便是黄宗羲在明朝灭亡后，被流放至峨眉山的场景。
他深感明朝的衰败来自于政治腐败和社会弊端，因此他在峨眉山的流亡生活中，经历了对明朝历史的反思，以及对未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憧憬。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明朝的衰败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明朝的统治者贪图享乐，政治腐败严重。
他指出，明朝政府官员普遍重利轻法，不惜滥用权力、贪污受贿，导致社会风气败坏，士人道德沦丧。
黄宗羲在书中提出了“治世之道”，即规范官员的廉洁行为，重视法律的实施，建立健全的监察机制，并呼吁君主要善待百姓、聆听民众的意见。
此外，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还探讨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与创新问题。
他既批评了明朝时期的文人崇尚旧文化，忽视了时代的变革，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黄宗羲主张要兼容并包，既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又要接纳新的思想和知识，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和进步。
《明夷待访录》中还涉及了黄宗羲对明朝时期的宗教信仰和社会风气的观察。
他认为，明朝社会的宗教信仰是虚假的，各种迷信和邪教泛滥，深深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他主张要恢复儒家经典的地位，倡导道德修养和道德行为，以补救社会的道德缺失。
总的来说，《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对明朝衰亡原因的深刻剖析和对未来复兴的期许。
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思路，包括清政府的廉政建设、文化创新和社会道德建设等。
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于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思考和参考。
明夷待访录余常疑孟子一冶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乃观胡翰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
前年壬寅夏，条具为治大法，未卒数章，遇火而止。
今年自蓝水返于故居，整理残帙，此卷犹未失落于担头舱底，儿子某某请完之。
冬十月，雨窗削笔，喟然而叹曰：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
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末可知。
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
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末融”，遂秘其百也！癸卯，梨洲老人识。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
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
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
从《明夷待访录》看黄宗羲的政治法律思想——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的“过渡形态”[内容提要] 本文从《明夷待访录》入手，重新审视黄宗羲的政治法律思想，由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阐述其产生的背景，深入分析其自身特征，并对近年来出现的对黄政法思想“新民本”的定位做出评价，旨在论证其与传统民本间藕断丝连的复杂关系。
本人认为黄的政法思想可定位为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的“过渡形态”——这种过渡基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而非指传统民本可以自发地发展为近代民主思想，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与传统民本和近代民主思想同时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交叉。
[关键词]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过渡形态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古藏室史臣、双瀑院主持、改斋等，学者多称其梨洲。
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潽人，于顾炎武、王夫之同成为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与孙夏峰、李二曲并称为“国初三大儒”世人对黄宗羲多有赞扬之辞。
蔡元培曾言：“黄梨洲氏且得东方卢梭之目焉，是为学问界之势力” ；陈天华将黄的地位抬得更高：“明末清初，中国有一个大圣人，实孟子以后的第一个人……他著的书有一种叫《明夷待访录》……比《民约论》的出书，还要早几十年哩” ；孙中山亦曾将此书作为鼓励民众反清情绪、传播革命思想的载体并将之赠送给日本友人。
黄宗羲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天崩地解”的年代，文人陶望龄曾将时局形象地比为“漏舟泛江湖”。
黄宗羲一生著作颇多，其所著“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便选前人的著作（主要是宋元明三代的名人名言以及乡人遗著），有十余种，一千余卷，一千万字以上。
……另一类是黄宗羲亲自撰写的著作，又一百余种，三百余卷，字数在三百万字以上。
” 其政治法律思想集中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一书《明夷待访录》写作始于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完稿于1662年（康熙元年）。
今本注原君、原臣等二十一篇。
近年又有黄遗著新发现，如“文质”、“封建”等两篇。
百年来，围绕此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作者： 李素宁
作者机构：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出版物刊名：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90-93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5期
主题词：�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政治
摘要：黄宗羲，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潜心著就《明夷待访录》，其目的是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阐明封建帝王制度的弊端，设计出理想的政治制度。
他具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启蒙性质的新民本思想。
《明夷待访录》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闪露着新思想的锋芒，堪称为17世纪的中国人权宣言。
尽管学界已对《明夷待访录》进行多方住和多视角的论述，但仍不全面，本文试就其政治构想进行简要梳理，以期引起进一步的探讨。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思想探析作者：耿敏来源：《牡丹》2018年第29期黄宗羲一生著述颇丰，所涉遍及经史子集、九流百家，而其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该书写于清初康熙元年（1662年）、次年完成，是黄宗羲晚年蛰居于故处而作，其中的很多观点包括对于君主地位的讨论在后世都引起了很大反响。
晚清时，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将此书作为反对君主专制的著作加以广泛宣扬、推介。
更有甚者认为，《明夷待访录》一书是表达近代民主思想的启蒙作品。
本文对该书的政治思想进行评析，认为《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为反思明朝灭亡教训而著作，以孟子的“民本”思想为出发点，没有跳出儒家的思想框架，并非传达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
一《明夷待访录》的核心在于对君主地位的反思。
这一点，黄宗羲一开始即在《原君》篇中阐述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
黄宗羲对比了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的政治权力，秦汉之后出现的诸多问题和乱象，都是因为君主背离了自己的职责。
他认为三代以前的君主不谋一己之私利，以天下人的利害为考虑的出发点，“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而秦汉以后的君主和三代以前完全不同，将天下视为自己的私产，考虑的全都是个人的利害得失。
在黄宗羲看来，秦汉以后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态度，使君主成为了为害天下者。
君主的本职在于以天下为本位、而君主为附庸，服务于天下，即“天下为主，君为客”。
这是全书的核心观点，作者也以此为出发点阐明了对君臣关系、法律制度、宰相设置以及学校制度等方面的认识。
“天下为主，君为客”颠覆了君主专制政体中以君王为绝对中心的传统，被视为大胆的创论。
梁启超等人在倡导民权共和学说时，将《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法》等章节钞印数万本，并秘密散发，在晚清的思想变革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然而，后人评价前人的思想观点，最需要注意的是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思考问题，而非以后世所处的位置去揣度前人。
35、《明夷待访录》导读材料
一、著者与内容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
他父亲黄尊素，是有名的“东林党人”。
黄宗羲14岁时考中秀才，就到北京和父亲住在一起。
1645年，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而毁家纾难，和浙东人民团结在一起，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
他组织起一支抗清的“世忠营”，有3000多人。
后来他又联合了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
当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宗羲渡海到舟山，和张煌言等继续搞复国活动。
1664年，张煌言殉难后，宗羲遂改名换姓回到故乡，聚众讲学，著书立说。
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学识广博，研究过天文、地理、算学、音乐、历史和哲学等。
他留下了许多著作，有《南雷文定》、《南雷诗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
在他54岁时，写下了划时代的反帝制的光辉著作——《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
二、特色与简评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
君”。
他就是近代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
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骚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
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
黄氏在《原君》篇中，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
他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些话在300年前，是没有人敢说的，黄宗羲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剥者”。
因此有人称赞《明夷待访录》是“人权宣言”。
他对封建专制进行猛烈的批评，说它是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没有公法可言。
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
他为了求得人权平等，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
他理直气壮地呼吁，现今应当是“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原君》）。
他同时也提醒封建时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剥”百姓的服役者，而应该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原臣》）
黄宗羲的思想意识中已有责任内阁制的因素，他认为宰相，一是贤人，二是有职有权的人；而君主的职位不过是虚名罢了。
他在《置相》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宰相既当责任内阁之权，“四方上书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黄氏也有近代代议制的意识，他在《学校》篇中，已流露出议会政治的萌芽思想。
他把东汉的太学清议的历史意义理解为近代的议会政治，这是托古改制。
黄宗羲的理想是，在中央==，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学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类似议长）有权批评政治的得失。
在地方==，郡县官都要在地方学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学官对于地方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明、清之际，随着都市经济的成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产生了黄宗羲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学说。
我国封建社会，一向是“重农抑商”的。
而黄宗羲鉴于社会的变动，面对现实，却提出“工商皆本”的学说。
他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财计三》）在经
济学说上，黄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张废止金银货币，使用“宝钞”，而以金银作为宝钞的基金。
他这种经济思想，有利于商品流通，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并启发了近代的经济政策。
在黄氏看来，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溃的前夜，此时，“土力曰竭”了，市场停顿了，人民生活的条件被皇帝夺去了，加税加饷永没有限制了。
他站在市民的立场，还呼吁减轻军费负担，主张实行征兵制度；反对募兵制。
当时农民无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阉宦和地方的豪强所霸占，赋税苛役特重，就拿江南一带来说，“一困于赋，再困于役，盖已皮尽而骨存矣”（《复社纪略》）。
黄氏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主张减赋税。
为了使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天下大公”的制度。
在黄宗羲看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理想是恢复井田制度。
所以他主张“齐之均之”，认为土地应收回为国家所有，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
他还主张“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
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
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
”（《田制三》）
黄宗羲“齐之”而“均之”的改革论，是在土地制度上的==义。
他所憧憬的前途是“富民”的世界。
他认为，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这就可以取消封建土地的占有，给农民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人。
《明夷待访录》文字的特点是，他对于封建的现状，批判很尖锐，而且是披着夏、商、周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
宗羲以勇敢的“异端”精神，批判旧的，设计将来的新世界，是值得称赞颂扬的。
他不愧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思想家。
黄宗羲发挥了孟子的民本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
想。
很明显他并未有跳出圣君贤相这种儒家理想的道德政治的窠臼。
他所提出的种种设想，目的止于限制君权，而并无提出主权在民和政治须由公意所决定，其实这才是现代民主理论的必须条件。
从根本上来说：黄宗羲是传统社会一心一意专事“补天”的“抱道君子”，而不是传统政治体系的所谓“掘墓人”；他的政治哲学仍然是服务于传统王权的儒家正统政治哲学。
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
当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破产后，人们开始关注西方的近代民主制度及其思想，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作为引入西学的桥梁，其政治思想也随之转向维新。
郑观应撰写了《原君》、《学校》、《阉宦》、《建都》等文（均收在《盛世危言》一书中），都是《明夷待访录》原有的篇目名称。
尽管这些文章内容均已打上了时代烙印，但无法否定它们受到黄宗羲明显启发和深刻影响的事实。
戊戌变法时期，黄宗羲的著作对梁启超、谭嗣同乃至康有为等人影响至为深远。
1897年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讲课时，将一知半解的西方民权思想与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作了混同，但起到了宣传民主思想的作用。
梁启超曾自述道：“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分是他的政治理想。
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象平平奇奇，但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
他还自称自己与谭嗣同等人为“倡民权共和之说”，将《明夷待访录》节抄，印数
万本，秘密散布，“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结果“信奉者日众”，“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思想最为激进的维新派谭嗣同，对《明夷待访录》等新民本思想代表作极为推崇，指出：“孔教亡而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矣！乃若区玉检于尘编，拾火齐于瓦砾，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为王船山之遗书。
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
”（谭嗣同，第177页）谭氏思想来源较为复杂，有墨家、佛家和儒家等，但他反君主的思想则明显来源于黄宗羲，在《仁学》中有很清晰的承继痕迹：“岂谓举之戴之，（君主）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一切酷毒不可思议之法，由此其繁兴矣。
”（同上，第178页）这几句议论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中的语意极为相似。
谭嗣同还痛斥那些“以天理为善，人欲为恶”的混帐的“世俗小儒”，指责他们“俗学陋行，动言名教”。
这种口气和观念，可以说是与黄宗羲抨击“小儒”固守纲常名教的议论一脉相承。
侯外庐指出，谭嗣同的社会思想“一望而知为《明夷待访录》的继承者”（侯外庐，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