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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观点
黄宗羲的思想主张：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其1653年写下的《留书》和1663年在《留书》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明夷待访录》。
他在《留书・封建》篇指出，自秦以来中国政治“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中央的制度。
黄宗羲激烈反对君主专制制度
黄宗羲进一步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他指出，专制帝王的法，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统治而制定的，因而是非法的。
黄宗羲认为，在法治的原则下，可以不废除君主。
但“天下不能一人而治”。
黄宗羲还驳斥了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盖皆本也”，他认为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应该受到保护。
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和他所提出的工商皆本的思想，反映了工商业发展后市民的一些政治要求，带有初期的民主思想的色彩，在当时是进步的。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主张
黄宗羲：
1、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提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君主是为百姓服务的，著作《明夷待访录》。
2、他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要求限制皇帝的权力，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
顾炎武：
1、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鼓励百姓关心国家大事。
2、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著作《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
王夫之：
1、提出“天理即在人欲”，反对禁欲主义。
著作《宋论》、《读通鉴论》、《张子正蒙注》。
2、他的思想属于唯心主义思想，“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
他们的思想强调了“人”的重要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为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思想道德基础。
此三人还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又被称为“经世致用之学”。
这个思想的特点就是以史为鉴，学术研究和现实相结合，全方位诠释了古代典故为手段，从中发挥出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见解，并用在对社会的改革上面。
生活在明末清初时期的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继承了明朝晚期进步的思想传统，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重视手工业和商业，批评了继承传统儒学，构建具有当代特色的新体系思想。
这些主张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跨历史意义。
黄宗羲主要思想文言文总结黄宗羲（1610-1695），字铸元，号思无邪，祖籍浙江绍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政治家。
他的主要思想包括继承儒家传统、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教育改革和政治改革等方面。
在继承儒家传统方面，黄宗羲提出了"推"与"触"相统一的主张，通过对经典的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以提高个人的道德品质和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
在反对封建专制方面，黄宗羲认为君主应当尊崇天命，礼让于民，借鉴西方国家的立宪制度，通过平权与平等的原则，实现国家治理的公正与效能。
在教育改革方面，黄宗羲主张教育平等与普及，在编修《明中庸章句》的同时，提出了"格致"教育思想，认为人的天赋本性完善，只需要通过教育的培养，即可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政治改革方面，黄宗羲提出了"性恶论"与"性善论"相结合的政治观念，以辩证的方式认识人的本性，主张通过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调整人性的偏差，以达致社会的和谐与秩序。
综上所述，黄宗羲的主要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依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黄宗羲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中，《明夷待访录》是他最主要的思想作品之一。
这部著作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的现实情况，批判了明末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的现象，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和主张。
首先，在继承儒家传统方面，黄宗羲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主张"推"与"触"相统一。
他认为，在学习经典时，要用心去理解和推究其中的道理，而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则要主动去实践和实践，用于实际生活和社会发展。
他认为，通过"推"与"触"相结合，才能真正理解经典的精神内涵，并加以应用，使之成为教育和治国的指南。
其次，在反对封建专制方面，黄宗羲对于君主的权力有着明确的界定。
他认为，君主应当遵循天命，以"礼让"的原则对待他人，并且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立宪制度，实现君主与民众之间的权力分配与制约。
[内容提要] 本文从《明夷待访录》入手，重新审视黄宗羲的政治法律思想，由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阐述其产生的背景，深入分析其自身特征，并对近年来出现的对黄政法思想“新民本”的定位做出评价，旨在论证其与传统民本间藕断丝连的复杂关系。
本人认为黄的政法思想可定位为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的“过渡形态”——这种过渡基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而非指传统民本可以自发地发展为近代民主思想，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与传统民本和近代民主思想同时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交叉。
[关键词]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过渡形态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古藏室史臣、双瀑院主持、改斋等，学者多称其梨洲。
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潽人，于顾炎武、王夫之同成为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与孙夏峰、李二曲并称为“国初三大儒”世人对黄宗羲多有赞扬之辞。
蔡元培曾言：“黄梨洲氏且得东方卢梭之目焉，是为学问界之势力”；陈天华将黄的地位抬得更高：“明末清初，中国有一个大圣人，实孟子以后的第一个人……他著的书有一种叫《明夷待访录》……比《民约论》的出书，还要早几十年哩”；孙中山亦曾将此书作为鼓励民众反清情绪、传播革命思想的载体并将之赠送给日本友人。
黄宗羲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天崩地解”的年代，文人陶望龄曾将时局形象地比为“漏舟泛江湖”。
黄宗羲一生著作颇多，其所著“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便选前人的著作（主要是宋元明三代的名人名言以及乡人遗著），有十余种，一千余卷，一千万字以上。
……另一类是黄宗羲亲自撰写的著作，又一百余种，三百余卷，字数在三百万字以上。
”其政治法律思想集中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一书《明夷待访录》写作始于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完稿于1662年（康熙元年）。
今本注原君、原臣等二十一篇。
近年又有黄遗著新发现，如“文质”、“封建”等两篇。
百年来，围绕此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有清一代将之列为禁书，当今学界多对其褒扬有加，典型的如侯外庐先生直称其为中国十七世纪的“人权宣言”。
论述黄宗羲的教育思想一教育思想㈠“公其非是于学校”(低频名解)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应具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俗的职能，而且还应该议论国家政事，“公其非是于学校”。
这是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独特贡献，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芒。
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
即在学校中，大家共同议论国家的政事之是非标准，学校议政可以使上至朝廷命官，下至里巷平民，逐渐养成普遍议政的风气，而不是以天子的是非为标准。
“公其非是于学校”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改变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由天子一人决断的专制局面。
这是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校职能理论的创新，反映了他要求国家决策民主化的强烈愿望，也是近代议会思想的萌芽，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封建教育起了启蒙作用。
㈡论教学思想（低频论述结合其他教育家一起考）⒈力学致知在人的知识来源问题上，黄宗羲主张躬行实践以求知，力学致知。
⒉学贵适用为了改变自明中叶以后理学教学空书无用的学风，黄宗羲提出了“学贵适用”的思想，从这一思想出发，他强调只有适于实用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学问，还将是否有真材实用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原则。
⒊学贵独创⑴强调由博致精⑵重视“异同之论”⑶深思与能疑⑷讨论辩难㈢论教师（低频论述和其他教育家一起考）⒈教师的地位和作用黄宗羲十分重视教师在人类文化知识传递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尊师，要求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黄宗羲还认为教师除了向学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之外，还必须从事清议。
⒉为师的资格黄宗羲主张教师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还必须品行端正。
此外他还提出地方官学的学官不应该由政府委任，而应由“郡县公议”产生。
⒊论教师的影响黄宗羲有关教师的思想突破了传统的教师理论，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民主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二历史影响黄宗羲的教育思想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黄宗羲是中国明朝末年至清朝初年的一位重要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化名人，因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中国近代化的思考而备受推崇。
黄宗羲的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是他思考政治与社会问题时的重要思考。
“天下为主，君为客”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思想，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提出。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天下万物的本质和最终的目标都是大自然本身，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政治行动必须尊重自然的本质和规律，以达到人与天下和谐相处的目的。
因此，君主必须尊重天下万物，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使社会和政治环境更加和谐稳定。
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不仅在政治上有重要的意义，在社会问题和人类思考方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黄宗羲认为，“天下”具有客观普遍性和公正性，类似于法治原则。
君主必须在“天下”这个大背景下履行他们的职责，以便他们不会破坏或干预天然的人民意愿和自然规律。
在这个思想中，“天下”的含义比“君”更为重要。
黄宗羲认为，君主在天下面前是客人，必须总是尊重天下的愿望和利益，而不是自己的任性和权力。
因此，君主必须有公正和负责任的决策能力，有决策权的君主，必须在尊重天下的义务和责任下才能施展其职能，在创造民众的政治参与与社会和谐之间取得一个良好的平衡。
另外，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不断，但是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和不和谐仍然存在；不良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文明发展和经济繁荣造成了负面影响。
黄宗羲的思想强调了尊重自然规律和天下的重要性，是对中国近现代国家治理短板的一种可能的治理思路，尤其是对关注气候变化、环保、生态、文化多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的当下，被认为有着更加深刻的意义。
综上所述，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变革和政治经验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价值宗旨。
这种思想告诉我们，在进行决策时，必须尊重天下为主的原则和规律，注重民众和环境保护，实现政治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明夷待访录主要内容明夷待访录是一部由清代文人黄宗羲所著的著作，该书主要讲述了黄宗羲因明朝政权更迭而流亡峨眉山期间的见闻和心得。
以下是《明夷待访录》的主要内容。
《明夷待访录》的开篇便是黄宗羲在明朝灭亡后，被流放至峨眉山的场景。
他深感明朝的衰败来自于政治腐败和社会弊端，因此他在峨眉山的流亡生活中，经历了对明朝历史的反思，以及对未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憧憬。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明朝的衰败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明朝的统治者贪图享乐，政治腐败严重。
他指出，明朝政府官员普遍重利轻法，不惜滥用权力、贪污受贿，导致社会风气败坏，士人道德沦丧。
黄宗羲在书中提出了“治世之道”，即规范官员的廉洁行为，重视法律的实施，建立健全的监察机制，并呼吁君主要善待百姓、聆听民众的意见。
此外，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还探讨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与创新问题。
他既批评了明朝时期的文人崇尚旧文化，忽视了时代的变革，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黄宗羲主张要兼容并包，既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又要接纳新的思想和知识，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和进步。
《明夷待访录》中还涉及了黄宗羲对明朝时期的宗教信仰和社会风气的观察。
他认为，明朝社会的宗教信仰是虚假的，各种迷信和邪教泛滥，深深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他主张要恢复儒家经典的地位，倡导道德修养和道德行为，以补救社会的道德缺失。
总的来说，《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对明朝衰亡原因的深刻剖析和对未来复兴的期许。
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思路，包括清政府的廉政建设、文化创新和社会道德建设等。
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于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思考和参考。
《明夷待访录》与黄宗羲的非君思想专业：中国古代史姓名：范黧学号：M070494《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使他颇为自负的一部书。
在书中，黄宗羲阐述了自己的治国方略和建国理想，总结了过去各朝，当然主要是明朝的经验教训，体现了超凡的政治气魄。
黄宗羲思想的来源，首先是对明王朝的失望，这在《明夷待访录》中也多次体现出来，当然还有对满清外族统治的不满；此外，黄宗羲的思想中有“工商皆本”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工场手工业及商业发展在思想上的反映；最后，在明朝后期，西方的传教士、商人以及殖民者开始进入中国及周边地区，他们的思想，也会或多或少的影响中国的士人。
《明夷待访录》分为21篇，分别是《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
其中包括了政治体制、土地赋税制度、文化教育、官制、军事、法律、财务等方面的内容，基本包含了治理国家所需的方方面面。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明夷待访录》为“怪书”，主要原因是这部书中包含的强烈的反对君主专制的非君思想和民主思想。
在那个君权至上，三纲五常统治人们思想的时代，非君思想的产生，不能不说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也可以称为中国的启蒙思想的萌芽。
黄宗羲是通过几个层次来阐述他的非君思想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原君》、《原臣》等篇中否定了“家天下”的个人专制制度。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的封建理论都认为国家、天下是君主的财产，是上天赐予君主的。
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方的“朕即国家”都体现了这一点。
在这种思想下，君主可以“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①（《原君》篇）这正是黄宗羲首先要否定的。
在书中，黄宗羲首先将“君王”与“天下”区别开来，从“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②（《原君》篇）这句可以看到，他所说的“君王”，就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室家族，而“天下”，则存在于亿万百姓之中。
接下来，黄宗羲又从两个层次否定了皇权的至高无上。
第一个层次是论证君王与天下究竟孰主孰客的问题。
他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③（《原君》篇）我们知道，古人尚古，到了清代更是如此。
但是，同是尚古，这中间也有区别。
有些迂腐之士事事以古为准，教条盲从，拒绝变革；而另一些有识之士则是托“古”而抒发自己的理想，而着眼点却是现实和将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①《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P/2②同上，P/3显然是后者。
因此，此处我们可以认为，黄宗羲心中的理想国家，应是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王应当为天下操劳服务，而不是凌驾于万民之上而巧取豪夺，否则，只会造成“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①的后果（《原君》篇）。
第二个层次，是君臣关系问题。
传统思维，君为臣纲，君与臣是主仆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而黄宗羲认为，“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②（《原臣》篇），君与臣的关系，就如一同扛木头的人，虽然位置有前有后，但身份和任务都是一样的。
至于君臣之间的区别，黄宗羲用“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③、“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④（《置相》篇）这样的话来形容，天子仅仅是比“公”、“卿”高一等而已，“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⑤（《置相》篇）。
这样，君臣之间在身份地位上再无不可逾越的隔阂，臣之所以要辅君，只是因为君主一人无法治理整个天下，那些以天下为责的人才作为臣来帮助君主治理，是作为君之“师友”，而不是“仆妾”。
通过以上两个层次的论证，黄宗羲将君主与天下和臣子的关系重新定位，一方面降低了君主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大臣以致天下所有臣民的地位。
这样，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否定，帝王不再凌驾于一切之上，不再特殊，不再独一无二，他只是千千万万为天下服务的人中的一个，他之所以为君，只不过因为他做得比其他人更多更好。
这也是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基础。
这种思想非常符合我们当代的标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黄宗羲的思想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的。
在彻底否定了近乎神化的、至高无上的皇权之后，黄宗羲又设计了一整套政治制度来保障这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体制，相关内容包括《原法》、《置相》、《学校》等篇。
这几篇也是最令我佩服的。
最关键的就是，黄宗羲在这基片中体现了法治思想，权力的监督、制衡的思想以及类似代议制的学校体制，这些都非常类似于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也是我们至今都在追求、完善的思想的雏形。
这使黄宗羲无愧于中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
在《原法》篇中，黄宗羲强调了法律应有的根本性质，即为天下万民服务。
按照此标准，他得出的结论是：“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⑥（《原法》篇）。
这是因为，三代以后，法律都是为统治者，归根到底是为君主服务的，君主超然法律之上，“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⑦（《原法》篇），法律成为维护皇权的工具。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有无法律，是否变法，人民的生活不会有根本的改善，社会公平也不可能通过法制得到伸张，反而，“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⑧（《原法》篇）。
在此篇中，黄宗羲虽然将大多数笔墨都放在了批判“三代以后之法”上，不过，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依法治国的政治理想，当然，这个“法”必须是“藏天下于天下”⑨（《原法》篇）的法。
在他的心目中，既然君主是必须为天下服务的，那么，他也就需要服从“为天下服务的法”，人治不能凌驾于法治之上，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⑩（《原法》篇）这句话清晰的显示了这一观点。
因此，“天下之法”形成了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成为确保君主“为①《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P/3②同上，P/5③同上，P/8④同上⑤同上⑥同上，P/6⑦同上⑧同上，P/7⑨同上，P/6公”而不“为私”的有力保障。
“故曰有冶法而後有治人”①（《原法》篇）成为黄宗羲提倡法制的宣言。
黄宗羲非君思想最精彩的部分，在于他提出的权力制衡的理念。
我们知道，西方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系统的权力制衡的观点，三权分立理论成为后来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最基本的原则。
黄宗羲提出的权力制衡的原则，虽然不如后世西方学者完善，但在当时的历史时期，绝对是最为先进的理论。
他的这些观点体现在了《置相》和《学校》篇中。
在《置相》篇中，黄宗羲提出了用相权制衡君权的理论，这是在中央对皇权的制衡。
相权牵制皇权，在汉唐时期本就存在，但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相权逐渐萎缩，至明朝终于废去丞相。
黄宗羲认为，相权的强大，能够有效的监督皇权，保证中央政权的质量。
宰相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大臣之首，与君主天地之隔；而是一个只是在地位上比君主稍低一等，但依旧能够分庭抗礼的角色。
由于君主是世袭的，而宰相，从制度上来讲应该是选用贤者来担当，因此，宰相相比于天子，更加能够保证其才德。
“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②（《置相》篇），黄宗羲希望宰相们都能起到伊尹、周公和霍光的作用，在君主无力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时，能够及时采取措施补救。
而这，正是对最高权力加以监督，限制，甚至弹劾的思想的启蒙。
最后，在地方对中央权力的监督方面，黄宗羲设计了一个学校制度。
这里的学校，不同于当是专门培养读书人学经书，考八股的书院，而是在执行教化职能之外，能够参政议政，为政府提供建议且能左右政府决策的机构。
学校的职能很广泛，“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③。
在中央，学校的作用在教育上，是使“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则与大臣之子就学于太学，使知民之情伪，且使之稍习于劳苦，毋得闭置宫中，其所闻见不出宦官宫妾之外，妄自崇大也”④（《学校》篇）；而在政治上，则是使“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⑤（《学校》篇）。
而在地方，也是同样有教育和参政两方面的功能。
观察这一制度，学校从中央的太学，到地方的书院、小学，都有参政议政的职能，能够“不以天子是非为是非”，并且太学祭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⑥（《学校》篇），祭酒讲学之时，“天子亦就弟子之列”⑦（《学校》篇），体现出黄宗羲希望学校是真正能够有较高地位，并且有效地传达社会呼声的机构，希望人民（当然，主要是知识分子）在接受了先进思想的教育之后，都能参与到国家事务当中。
而太学祭酒由“推择”产生、郡县学官的就任需要“公议”，甚至“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⑧（《学校》篇），则可能是中国封建社会以来，除了少数民族的氏族制遗风外，最早、最鲜明的选举制度和弹劾制度的设想了，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书中关于权利的监督、制衡的理论。
这一思想，已经不仅仅是在否定不合理的旧制度，而且是在畅想新的政治体制了。
尽管黄宗羲设计的政治制度，比如宰相制度，明显带有借鉴汉唐的痕迹；而从他对东汉太学的赞许来看，那个以学者参政为主的学校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东林党人希望参政议政的愿望的影响，黄宗羲也许并没有希望它成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关。
但是，权力制衡的原则却是非常先进的。
权力需要监督，这个在现在看来很普通的原则，在当时那个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无疑是开天辟地的思想，在那个西方还在倡导开明专制的时代，黄宗羲至少在思想上走在了前面。
①《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P/7②同上，P/8③同上，P/10④同上，P/12⑤同上，P/10⑥同上，P/12⑦同上综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体现出的非君思想，其脉络可谓非常清晰。
首先，通过论证君主与天下、君与臣的关系，将皇权的神秘的、至高无上的外衣剥去。
然后，黄宗羲设计了一套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包括法律体系、宰相制度、学校制度，其基本的主线就是政为天下和权力的监督、制衡。
虽然，凭借黄宗羲的这几点论述无法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因此，我称黄宗羲的思想为“非君”，而不是“民主”），但是，他的许多对民主建设有益的精神却是后世值得继承的，这也是为什么梁启超在谈到这部书的时候说，在他进行变法革命之时，《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①，他自己的政治活动，也受黄宗羲的思想影响“最早而最深”。
需要后人来继承的正是这种进步的精神。
此外，《明夷待访录》中还提到了很多其他方面的治国之道，也很有价值。
比如《取士》两篇，黄宗羲批判了八股取士以及当时取士严而用士宽的用人制度，提出应该广开用人之门路，而严格官员的考察和晋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