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情而绮靡

诗缘情而绮靡陆机的《文赋》是文学批评史上诗缘情而绮靡十分重要的文献，它第一次系统地讨论了创作问题，对后世的文学批评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其对“言意之辩”的讨论和“诗缘情而绮靡”的提出都代表着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文学批评和文学写作终于部分脱离了政治教化的从属地位，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即鲁迅所谓的“文学自觉的时代”。

但文学史家的论述显示出一个理论错位的问题，当我们谈论“文学自觉”的时候，我们所用的究竟是哪一套话语体系？而《文赋》在明代受到了尖锐的抨击，这又如何影响了当代的学者对《文赋》的评价以及背后隐藏的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总体评价？一、陆机与魏晋南北朝1、儒学地位的没落有学者曾指出，魏晋六朝在政治上的黑暗和痛苦，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是共生的。

在魏晋六朝之前，汉朝将儒家思想变成了整个帝国的统治思想与主体的意识形态，这严重禁锢了文学思想的发展。

在有汉一代，文学思想没有太多发展，只能在儒家经学的体系内打转，而在儒家的思想体系内，独立的、现代意义上的、以审美为最终目的的“文学”是没有存在价值的。

孔子谈论诗歌的时候，所谈道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等也都是从政治道德的现实功用来谈的。

就算是《诗大序》，也只是谈道“美教化，移风俗。

”同样也是为政治教化服务。

汉代末期，随着中央皇权的衰落，儒学独尊的地位也渐渐没落。

曹操在《求贤令》中明言“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儒家士子聊以自夸的道德修养也渐渐失去了过往的效力。

频繁的战乱给数代人都带去了深刻的痛苦，统一的信仰与权威的思想在战乱当中失去了原本的力量。

鲁迅在其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曾经说过，曹魏时期最大的两个特点是“尚刑名”和“尚通脱”。

相比其他朝代，曹魏更加能够容纳思想上的异端，也就能更加吸引外来思想的传入，鲁迅认为这就是儒学之外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大量引入中国并广泛传播的原因。

2、后世对《文赋》的批判陆机出生于吴国，是江东世家陆氏的成员，深受世家儒学影响，但家族中也名将辈出。

谈《文赋》中的“诗缘情”陆机“诗缘情”的主张是从论文体开始的。

相信学文学的人对《文赋》并不陌生，它是中国文艺理论长廊中非常典型的作品。

学文论，必然不能略过它。

而“诗缘情”正是他在这一著作中提出的文学理论之一。

在《文赋》中，他提出各种文章体裁的变化，并用简练的笔触绘尽各种体裁的特征与艺术特色：“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1）我们重点论述“诗”这一类文体。

“诗缘情而绮靡”，历代学者更倾向于将“缘情”拆开来解释，“缘”释为“因为、由于”，“情”就是情感，“缘情“是指诗歌的艺术之美源于情感的萌动，称为“任情而动”。

或是将“缘”释为“顺着、沿着”，“缘情”即“依我之真情”（2），“‘缘情而绮靡’则是诗歌能够使情感顺应万物的变化表现出绮练华丽之美”（3），此为“顺情而发”。

关于“缘”，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它的本义入手。

《说文·糸部》云：“缘，衣纯也。

”段玉裁注：“缘者，沿其边而饰之也。

”（4）可见“缘”的本义是装饰衣边，引申为边饰、花饰。

点缀文章成绮丽之美，要通过“情”的作用，使文学表现为一种含蓄蕴藉的美。

正所谓：“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文章辞藻华美，文情的作用必不可少，如此才能够使创作达到极致的状态，使文章“配藩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成就经国大业、不朽盛事。

这就是说，我们写文章，要有“真情流露”。

我认为可以将以上这些解释结合起来，多角度理解“缘”。

因为这些释义是有密切的顺承关系的，我们应该抽取其精髓，整体地把握这句话的意思：诗源于情感的触发，是真情的流露，并顺着情感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绮靡”之美。

笔者以为，诗的特点是抒情，这比“言志”的提法更符合诗歌本身的实际。

当然，也有将“情”等同于“志”的，如李善：“诗以言志，故曰缘情。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意思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这句话简洁而极富表达力，它描述了诗歌的特质以及赋的作用。

下面我将分别从诗缘情和绮靡赋体物来解释其含义。

1. 诗缘情诗歌是一种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文学形式，因此诗缘情即指诗由情感产生、情感驱动的特质。

诗歌以其独特的语言、鲜明的意象、抒发情感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注意。

诗人通过诗歌表达他们对世界、生活和内心感受的独特见解，将自己的情感体验融入其中。

正是这种情感的驱使，使诗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共鸣力。

无论是诗人表达对爱情、友情、亲情的体验，还是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都能引起读者内心的共鸣，让人们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从而使诗歌更加生动、感人。

2. 绮靡赋体物绮靡赋体物是指诗歌通过描绘物象、形象来表达情感和思想的特征。

赋是一种描写物体、景象或事件的文学形式，它通过具体的事物来抒发诗人的情感和思考。

绮靡赋体物这个词汇的意思正体现了诗歌通过赋的手法来赋予诗歌以瑰丽、精细的形象表达和生动描绘的特点。

绮靡指的是丰富多彩、华美绚丽的形象和意象，赋体物则意指通过描写具体的事物，如花卉、动物、景色等来表达情感和思想，使诗歌更加形象、贴近读者。

绮靡赋体物从多方面体现了诗歌的美妙之处。

首先，通过具体的事物来表达情感和思想，使诗歌更加具象、生动。

其次，绮靡赋体物可以将抽象的情感或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形象，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感受。

再者，绮靡赋体物使诗歌充满了鲜明的色彩和生动的场景，增添了诗歌的艺术美感。

综上所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是诗歌的两个重要特质。

诗歌通过情感的驱使和赋体物的手法，以其独特的语言和形象描绘，表达了诗人对于生活、世界和内心的感受与思考。

诗歌通过情感的抒发和形象的描绘，使读者对于诗歌产生共鸣，感受到作者的情感，进而达到诗歌的艺术效果。

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含义辨-最新年文档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含义辨陆机《文赋》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论及十种文体的特征: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其中,“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二句由于所论的是诗､赋这两种古代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尤为历代学者所重视,相关的阐释､评论不一而足｡由于“绮靡”､“浏亮”等概念具有复杂的多项意蕴,难以准确判断,迄今为止,论者们仍然无法在理解上达成一致,仍然存在含混不清之处｡笔者注意到仍有一些可资寻绎的线索未引起论者们的注意,拟从这些线索出发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希望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含义作出明确而客观的解读｡一陆机对每种文体的特点用一句话加以概括,论十种文体共使用十个句子,分为五组对句｡表面上看,这十个句子结构一致,都是用连接词“而”或“以”将两个双音节的词或词组连接起来,但仔细体会,仍有微妙的差别｡“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两句中,“而”连接的是一个动宾词组与一个形容词;“碑披文以相质”一句中,“以”连接的是两个动宾词组;余下的七句则都是用“而”或“以”将两个形容词连接在一起｡在古汉语中,连接词“而”(以)连接的前后两部分可以是并列关系､转折关系,也可以是顺承或因果关系的偏正结构[1](P118-119)｡“诔缠绵而忄妻怆”以下七句无疑属于并列结构的句子,“而”字前后两个形容词共同说明相关文体的审美要求;“碑披文以相质”句中“披文”与“相质”则明显是一种顺承关系(徐复观释此句为“言开阅其文而省视其质,以求其能文质彬彬｡”[2](P114)可参);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两句中“缘情”与“绮靡”､“体物”与“浏亮”之间应该是因果关系的偏正结构,“缘情”与“体物”说的是诗赋两种文体的主要表现功能,“绮靡”与“浏亮”则是分别对应于“缘情”与“体物”因诗赋表现功能所决定的审美要求｡南朝梁代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3]中赞扬萧统“属词婉约,缘情绮靡”｡这是现存最早将“诗缘情而绮靡”作为典故来运用的文字｡值得注意的是它把这句话中的连接词“而”去掉,与“属词婉约”相对举,使“绮靡”明确地成为说明“缘情”的补语｡稍晚一些时候的周滕王?D《庾子山集序》中称赞庾信“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意谓在“缘情”方面穷“绮靡”之能事,在“体物”方面尽“浏亮”之能事,也清楚地体现出“缘情”与“绮靡”､“体物”与“浏亮”之间的从属关系｡以上所引两位南北朝学者的用典实例,有代表性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两句句法结构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们认为“绮靡”与“浏亮”是可以修饰形容“缘情”与“体物”的,从而有力地证实了前文所作地分析判断｡李善是最早对《文赋》作具体阐释的学者,其在《文选注》中涉及论十种文体的注释罗列如下:诗以言志,故曰缘情;赋以陈事,故曰体物｡绮靡,精妙之言;浏亮,清明之称｡碑以叙德,故文质相半｡诔以陈哀,故缠绵凄怆｡铭以题勒示后,故博约温润｡箴以讥刺得失,故顿挫清壮｡颂以褒述功德,以辞为主,故优游彬蔚｡论以评议臧否,以当为宗,故精微朗畅｡奏以陈情叙事,故平彻闲雅｡说以感动为先,故炜晔谲诳｡比较这些注释,便可发现“诔”以下七句的注文句式是完全一样的,都将原来用“而”或“以”连接的两个形容词直接连接在一起,更明确了它们的并列关系,而关于诗､赋､碑三种文体的注文句式则明显不同,说明李善已从语感上意识到这三句的结构是不同于其他七句的并列关系的｡这也可作为我们上述论断的参证｡二明确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两句话中“缘情”与“绮靡”､“体物”与“浏亮”之间的结构关系,就可以比较方便地来探讨这两句话的确切涵义｡先看“诗缘情而绮靡”｡“诗缘情”,本义谓诗歌因情感激动而作,稍加引申,即谓诗歌是表达作者内心思想感情的文体[4](P101),对此学界已有共识,无须赘论,但对“ 诗缘情”说的评价仍需略加辨正｡古代一些儒家文人激烈地批评“诗缘情”说,将其与儒家传统的“诗言志”说或“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对立起来｡如清沈德潜云:“《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言志章教,惟资涂泽,先失诗人之旨｡[5](P532)”纪昀亦云:“《大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二语,实操风雅之大原｡……一则知‘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岐途｡[2](P108)”基于同样的认识,今人的评价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由贬转褒,如张少康先生评曰: 陆机提出“缘情”,正是为了要冲破这种束缚(指“止乎礼义”,因此,它就自然和“言志”说具有针锋相对的特点｡……这两种说法的根本区别是在要不要“止乎礼义”的问题上,强调“缘情”就是要使诗歌摆脱儒家礼义的桎梏｡……“缘情”说的提出正是适应了时代创作发展的需要,是突破儒家之道束缚的一个大解放标志｡)[2](P131) 王运熙､杨明先生则较为慎重,他们指出“事实上陆机并无主张违背礼教之意;‘缘情绮靡’与下文‘体物浏亮’､‘缠绵忄妻怆’､‘博约温润’等等一样,都是泛论诸种文体的艺术风貌,并非全面论述各种文章的思想内容､社会功用等等”[4](P105),但也仍然认为“‘诗缘情而绮靡’一语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用‘缘情’代替了‘言志’,而在于它没有提出‘止乎礼义’,而强调了诗的美感特征｡”[4](P103)笔者认为上述古今各种说法虽然褒贬不一,却犯了同样的断章取义的毛病｡《文赋》原文中在叙述了各种文体的特征之后,明确地写道:“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所谓“禁邪而制放”,作者虽未作具体说明,但其中显然应包含思想内容方面的因素,与“止乎礼义”角度反正不同,意义大略相当｡可见陆机不仅无意“使诗歌摆脱儒家礼义的桎梏”,相反还要把“止乎礼义”提升为各种文体应共同遵循的原则｡因此,上引各家的评论都是孤立地针对“诗缘情而绮靡”而发,忽略了全段文意的贯通,无论褒贬都是不符合实际的｡笔者以为,在坚持“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前提下,重点探讨文学创作的特点与规律,才是陆机《文赋》的本意,其局限在于此,其价值亦在于此｡关于“绮靡”一词,李善注曰:“精妙之言”｡所谓“精妙之言”与下文“清明之称”对举,显然非指精妙的言辞,而意同于“精妙之称”｡精妙,即美好精细,但在不同的语境下又可引申为不同的意义,例如阮?G《筝赋》“浮沉抑扬,升降绮靡,殊声妙巧”[6](P786),以形容筝声的美妙动人｡晋索靖《书势》“草圣之为状也,婉若银钩,飘若惊鸾,……纷扰扰以绮靡,中持疑而犹豫”[6](P126),以形容书法的秀美｡汉班婕妤《?`素赋》[6](P1267)“曳罗裙之绮靡,振珠佩之精明”[6](P1456),以形容罗裙的华丽｡又据王运熙､杨明先生考察,“绮靡”意同于“猗靡”,并举例证明其还可形容女子容态之美､男女情爱之动人､花草之美､旌旗飘拂之美等等[4](P104)｡那么具体在“诗缘情而绮靡”这个句子中,“绮靡”究竟应当作何解释呢?多数论者认为“绮靡” 意同华丽[2](P108),“绮以色言,靡以声言”[2](P110),当指辞藻的声色之美｡王运熙､杨明先生的见解与众不同,他们认为:以“绮靡”言诗,是说诗歌应该美好动人｡它并非仅仅指辞藻华丽,更无须解作“绮”指文彩､“靡”指声音;而是就作品的体貌而言,指诗总体上给人以美丽动人之感 ,其中自亦包括情感的动人[4](P104)｡指出“绮靡”应包括情感的动人,是一大突破,但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还可更进一步｡据本文第一部分所论,“绮靡”是针对“缘情”这一表现功能而提出的审美要求,因此应该特指抒发情感的美好动人,而并不包含辞藻华丽､音律优美等因素在内｡有些论者注意到陆机《文赋》紧接着“诗缘情而绮靡”一段文字之后又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清楚地表明了对辞藻声色的重视与提倡,因而将“绮靡”也与之联系在一起,以为亦指文彩华美而言｡例如唐天宝年间的楼颖就在《国秀集序》中云:昔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绮靡”,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7](P126)｡其实仔细体会《文赋》的总体结构,陆机这段文字强调构思应当巧妙(会意尚巧),词藻应当华美(遣词贵妍),还要讲求声色(音声迭代,五色相宣),是在一一分论十种文体的特点和审美要求之后对所有文体提出的总的原则要求｡正因为这段文字中强调了辞藻的华美,恰恰说明前文的“绮靡”与辞藻华美无关,否则前后文意岂非既重复又不明确了吗?再来看“赋体物而浏亮”｡“体物”即李善所云“陈事”,亦即铺陈描状外物之意｡“赋体物”与“诗缘情”相对,说明赋是以描绘外物为主的文体,对此论者并无分歧,因而我们讨论的重点是“浏亮”的含义｡“浏亮”,李善注曰:“清明之称”｡并引《字林》曰:“浏,清流也｡”按《说文?水部》:“清,朗也,澄水之貌｡”可知“浏”与“清”的本义是一致的｡又《礼记?孔子闲居》“清明在躬”疏:“明,谓显著｡”则可推出“清明”即“清晰显著”之义,这也就是“浏亮”的基本含义｡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浏亮”也如“绮靡”一样,在不同语境下可引申出多种语义｡例如“放言体物,词藻浏亮”[8](P664),形容作品文辞的华美鲜明;又如“夜闻长笛之声而浏亮不绝”[9](P20),形容笛声的清脆响亮;再如“观夫纬白经绿,叩商命宫,以富艳而为主,以浏亮而为工”[10](P12),形容音律的和谐响亮等等｡这些不同的含义都可视为“清明”的引申义,但哪种适用于“赋体物而浏亮”呢?论者们在理解上分歧颇多,有人认为“浏亮,爽朗也[2](P230)”或“浏亮,达而无阻”[2](P231);有人认为“浏亮”即谓赋体“铺彩扌离文”讲求文彩的特点[11];还有论者认为“赋体物而浏亮”“离开了汉赋典重宏丽的传统而标举了魏晋小赋的新风格”[12](P361),将“浏亮”理解为类同“清新”;而多数文学史家则或出于谨慎往往一带而过,不作明确的阐释｡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也必须从“体物”与“浏亮”的结构关系入手,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如前文所述,“浏亮”既是针对“体物”这一表现功能提出的审美要求,显然只能是指铺陈描状客观外物的清晰鲜明,而与辞藻等其他因素无涉｡《文心雕龙?诠赋》中称“赋自诗出,……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应就是所谓“浏亮”的具体要求｡同书《明诗》篇虽是论诗,但也说到描状外物时的要求:“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情必极貌以写物”,也可供我们作理解“体物而浏亮”的参考｡综上所述,我们已可明确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两句话的含义是:诗以抒发情志为主,要求表达感情美好动人;赋以描状外物为主,要求刻画事物清晰细致,形象鲜明｡如此理解,庶几符合陆机的原意｡。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意思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诗缘情而浮华，赋体物而绮丽。

诗缘情，是因为诗歌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是人类内心世界的抒发。

在诗歌中，情感是最为重要的元素，它可以是爱恨情仇，也可以是生活琐事，更可以是对世界的感悟和思考。

而浮华则是指诗歌的形式风格，如诗歌中的对仗、押韵、韵律等等，这些形式元素的运用，使诗歌显得更加华丽和精美。

赋体物而绮丽，赋体是一种古代文体，它是一种叙事性质的诗歌形式，多用来写景，写人。

而绮丽则是指赋体诗歌的表现形式，如对景物的描绘、对事物的描绘等等，这些内容丰富而绮丽的表现方式，使赋体诗歌变得更加生动和具体。

诗缘情而浮华，赋体物而绮丽，这是诗歌的两种表现形式，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诗歌是一种抒发情感的方式，它可以是深沉悲伤的，也可以是轻快欢快的，但情感是诗歌的灵魂。

而赋体诗歌则是一种具体的文体形式，通过对景物、事物的描写，展现出一种生动的画面。

第二篇示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它用优美的文字和感人的意境表达情感，唤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诗的魅力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表达方式，更是一种心灵的交流和启迪。

诗缘情而浮华，打动人心；而赋体物而浏亮，引人入胜。

在古代，诗人们常常通过诗歌来抒发情感、讴歌美好，使人们在浏览诗篇时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哲理的深邃。

诗缘情而浮华，表现了诗人对于情感的深沉体验和独特领悟。

古人云：“情以诗发，诗以情济”，可见诗歌与情感之间的密不可分。

诗人在创作时往往把自己的情感融入通过文字来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使读者感受到情感的真切和深情。

比如李白的《将进酒》以豪迈的情感描绘了诗人豪浪的生活态度；杜牧的《清明》以对逝者的思念和哀怨表达了人们对逝者的思念和哀叹。

这些诗作都凝聚了诗人对于情感的理解和表达，使读者感同身受，情有独钟。

而赋体物而浏亮，是诗歌在形式上的表现。

赋体物指的是诗歌主题的选择和表现方式，而浏亮则是指的文字的华丽、生动和鲜明。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意思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出自：魏晋陆机的《文赋》解释：诗歌因为抒情而显得美丽细腻，赋作因表现物态而显得明丽嘹亮。

赏析：在诗歌创作方面，陆机强调了抒情的特征，明确地将“诗言志”的传统理论向抒情化方向推动了一大步。

陆机论文体，不论诗赋，均意辞并重。

缘情，尤言抒情。

所以缘情者，指的是诗意、文旨;绮靡者，指的是语言、辞藻。

《文选·文赋》中李善注解说：“诗以言志，故曰缘情。

”又谓：“绮靡，精妙之言。

”意思说，诗赋不仅语言应该精美华丽，富有文采，更应重视诗人感情的抒发，这就第一次明确地将“诗言志”的传统理论向抒情化方向推动了一大步。

先秦以来，儒家强调言志而不提感情，注重的是诗歌的政治教化内容。

其实“志”也兼括德性和感情，但这个“情”，在儒家眼里必须是经儒家政治道德净化了的情。

到了汉代，虽然已认识到诗歌的抒情特点，明确地将情、志并举，但又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毛诗序》)，仍离不开礼教规范。

诗人在礼义的束缚下，不能自由地抒情，阻碍了诗歌的发展。

从汉末到魏晋，文学创作出现了繁荣景象，特别是建安诗歌的发展，使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

缘情的五言诗发达了，诗歌的抒情性更为明显，许多作家明确地强调感情色彩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于是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说，强调情感活动是诗人创作的内在动因，诗的美感作用是使欣赏者动情。

缘情说并不排斥“诗言志”说，在《文赋》中，陆机往往情、志并举，但只谈情志，不谈儒家教化，突出的是诗歌表达喜怒哀乐之情的作用，切中了诗歌的艺术特点和本质属性。

这标志着诗歌创作上的突破带来了诗歌理论的发展，开始不受儒家礼教的束缚了。

缘情说提出后，许多诗人、诗论家坚持以情论文，又作了新的发展。

特别是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对言情说作出了很大贡献。

他在《精采》篇中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

此立文之本源也。

”把情感提高到“文之经”的地位，认为它在创作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诗缘情而绮靡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这比先秦和汉代的“情志”说又前进了一步，更加强调了情的成分。

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

陆机讲“诗缘情”而不讲“言志”，实际上起到了使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义”束缚的巨大作用。

《诗经·小雅》中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宴飨诗，更多地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

如《小雅·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用于贵族宴会宾客。

其第一章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这样的欢聚宴饮，热闹祥和。

群臣赞美周王，并进谏有益的治国方策。

周代上层社会，很多场合都有宴饮，宴飨诗正是这种社会生活的真实反击。

周代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间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

周之国君、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利用这种宗法关系来加强统治。

燕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政治目的。

在这些宴饮中，发挥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

《诗经·小雅》是中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中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诗经》的现实精神，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尤其突出。

大雅中的周族史诗，真实地再现了周民族的发生发展史，抒情的成分就大大降低了。

另外，从诗歌体裁本身来说，叙事诗作为其中之一，主要特点为概括社会，显示生活本质，其抒情性远远不及咏物诗，怀古诗等其他体裁。

叙事诗中有很多例子都能体现。

例如，长庆体，梅村体。

长庆体平实易懂，妇孺皆知。

梅村体继承了长庆体风格。

例如这首诗《永和宫词》,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据《明史》卷一百十四《周皇后传》，田贵妃曾一度被崇祯帝疏远，三月不见召。

后崇祯帝和周皇后在永和宫观花，周皇后令人迎田贵妃至，崇祯帝才与田贵妃相见如初。

永和宫观花是田贵妃一生中重要事件，又是此诗内容、情绪上的过脉，故此诗以“永和宫”为题。

诗人笔下更多的是对万历帝父子温情的渲染，是对福王凄凉下场的叹惋。

诗缘情而绮靡的具体内涵
“诗缘情而绮靡”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强调了诗歌创作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密切关系。

“诗缘情”意味着诗歌是情感的寄托和表达。

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具有独特的韵律和形式美，能够以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方式传达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

诗歌可以唤起读者的共鸣，通过抒发情感来打动人心。

“而绮靡”则强调了诗歌在表达情感时所追求的艺术性和华丽性。

绮靡并不是指过度华丽或浮夸，而是指诗歌在形式、语言和意象运用上的精细和美妙。

通过运用丰富的意象、优美的语言和巧妙的修辞手法，诗歌能够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美感和艺术氛围，使读者沉浸其中。

总的来说，“诗缘情而绮靡”强调了诗歌创作中情感表达与艺术形式的相互依存关系。

诗歌不仅仅是情感的宣泄，更是通过艺术的手段将情感进行升华和美化的过程。

一个好的诗歌作品应该既有真挚的情感，又有精美的艺术表现，从而达到感人至深、令人陶醉的效果。

这一观点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理解和欣赏中国古典诗歌以及现代诗歌创作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诗缘情而琦靡陆机的《文赋》及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虽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但历来被视为促动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的罪魁，如沈德潜《古诗源》指责其“先失诗人之旨”；纪昀《云林诗钞序》批评说：“……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

”谢榛《四溟诗话》也说：“绮靡重六朝之弊。

”笔者认为，应尊重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历史的、科学的角度给《文赋》及“诗缘情而绮靡”说以公正的评价，并进而探讨该学说的积极意义及对六朝浮艳文风产生的实际影响。

一、“诗缘情而绮靡”说是在与儒家传统文学观念——“诗言志”的尖锐对立、斗争中形成的新的文学观念从载道文学观发展为缘情文学观，经历了汉魏至六朝的漫长时期，这是文学自身的规律运动。

其间“文学”一词的涵义虽几经发展变化，但诗、文总是在其范畴之内。

罗根泽先生论述文学作品由言志转向言情，在社会学术因素方面主要有社会的转折、政治的倡导、经学的衰微、佛经的东渐四大原因［１］(pp．127-131) 。

《文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又系统的文学理论论文，它是特定的文学发展和历史的产物，是在同儒家旧文学观念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崭新文学观念的代表作。

陆机在《文赋》中高度概括了建安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艺术规律而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在诗歌表现什么、如何表现的问题上，与儒家传统“诗言志”的文学观念形成尖锐对立和冲突，表现出战斗的积极意义。

在文学作品表现什么即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上，说诗者言志、言情、情志并举，诸派争执、攻讦数千年。

先秦以来，儒家都主张“诗言志”，把诗视为政治道德的工具。

孔子《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论语·子路》亦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根本不把诗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对待。

今文《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