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与诗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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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志与缘情“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两大主要纲领。
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都是我国学者对诗论不断研究的成果。
纵观整个中国古典诗学,“言志”和“缘情”就像两条相互交织的主干线,贯穿于古代诗学创作中,揭示了古典诗学的本质特征。
两者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中国古代诗歌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标签:言志;缘情;情理相融;诗论一、诗言志“诗言志”是先秦时期的一种重要文学理论观念,完整记载这一观念的是《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争伦,神人以和”[1]。
古往今来,“诗言志”这一诗学命题受到人们的重视,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经久不衰。
“诗”字的出现大概在西周时期,其概念大致始于西周,杨树达《释诗》从语源学角度认为,“诗”由“言”与“寺”构成。
《说文解字》说:“寺,廷也,有法度者也。
”中国是诗的国度,但最初“诗”的字眼却出现得较少。
朱自清先生做了统计:“《诗经》中十二次说到作诗,六次用“歌”字,三次用“诵”字,只有三次用“诗”字,那或是因为诗以声为用的缘故,《诗经》所录原来全是乐歌,乐歌重在歌诵,所以多称‘歌’‘诵’。
”[1]可见最初的“诗”的含义与“歌”有紧密联系。
叶舒宪本着追根溯源的学术精神有力地指出:“汉语中‘诗’的概念与‘谣’、‘歌’等各有不同来源,它最初并非泛指有韵之文体,而是专指祭政合一时代主祭者所歌所诵之‘言’,即用于礼义的颂祷之词也”[2]。
何为“志”?许慎《说文解字》据篆文将“志”分解为“心”和“之”两个部分,释作“从心,之声”。
而闻一多在《歌与诗》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
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
”[1]。
朱自清在《诗言志辩》中,联系春秋时期人们“言志”往往与政教相关的事实,进而把“志”解释为怀抱、志向。
到了“诗言志”成为公认的定义时,“志”便专指“怀抱”,即“情”、“意”。
“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非矛盾性现在理论界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有两个流派:一种是“诗言志”,其强调政治对文学的控制;一种是“诗缘情”,其表现诗歌的情性本体。
言志派一般将“比兴”理解为伦理道德的象征和美刺讽谏的寄托。
该派主要承袭了毛诗序的言志教化说与牵强附会“主文而谲谏”即歌颂与讽谏主张,是形成儒家扭曲文化与曲折的意义表述方式的一个根本支点;至于缘情派,则从另一个角度来倡导曲折的意义表述方式,即从诗歌情感与艺术形象的表达与创造上来理解“比兴”。
将主观情感客观化,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主要继承了毛诗序的感物抒情说,注重诗歌的艺术性,强调文艺的情感性与形象性,即说作家要冲破“诗言志”的牢笼,根据自己的情感来表达,带有人文主义的趋势。
言志与缘情似乎充斥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两者是否矛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这两种大致的说法真正矛盾的地方又究竟在何处?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一、文本来源造就的虚假“矛盾”“志”与“情”是不是中国文论贯穿性对立的概念?应该说这个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假说,实际是缺乏根据的,好像中国缺乏人道主义,是教条的。
我们所有的理论都从传统而来,而我们应该用现代方法、现代思维把遮蔽的传统写出来。
首先,它们从文本来源上就是错的。
诗言志从《尚书》而来,而不是《诗经》。
《今文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这被视为中国最早的诗论,这时的志包含着情,不单单是政治的理想。
“诗缘情”是出于陆机的《文赋》,揭示诗是广义的诗歌。
诗歌文体与赋的区别在于,在写法上诗歌是根据情感采用字彩华美地书写,写赋具有很强的对象性,但对客观事物描写弄的太复杂。
当然汉赋对中国语言发展作用很大。
《乐记》说“情动于中发于声”,《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刘勰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也”。
“诗缘情”是作为单独文学文体之一的。
从汉字构形上看,诗与赋的区别,诗可分为言和寺,古文中寺与持通,“持”是承有、承载、持平、把持之意。
诗应缘情而言志打开今日头条,查看更多图片诗应缘情而言志在传统诗学中,对于情与志的理解,从来都有分歧。
其结果,不是有忽于缘情便是有忽于言志。
事实上,情中含有志,志中亦含有情。
二者实不可分,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
一、缘情与言志有着同一性自从《虞书·舜典》提出「诗言志」以后,它便成为我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朱自清语)了。
但对「诗言志」中的「志」,在理解上却各有不同。
一种是,把志理解为意的,如汉人许慎《说文解字》训诂是:「志,意也。
」郑玄注《尚书·尧典》是:「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
」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更直截了当地写作「诗言意」。
另一种是,把志理解为情的,如《左传》太叔答赵简子问礼,认为「民有好、恶、喜、怒、哀、乐」是谓之六志。
唐孔颖达认为志与情是本不可分的,说:「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古人不论把「志」理解为意,还是理解为情,都认为是心理上的活动,所以「言志」与言意、言情,没有什么质上的区别。
物感心动,则喜怒哀乐等情生;情生必有所念虑,是谓之意动;意动又必有所趋向,是谓之志。
言意与言志,都没有出物感情动的范畴,所以情之一字,是贯穿在作诗的始终的。
在古代情与志的概念混为一体时,诗言志的实质,即是诗主情的实质,但求情真,便有志在,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的时代,都是这样。
诗的情味朴厚,而志藏在情中。
比如《诗经》写欢喜情绪的《周南·芣苢》,全诗三章十二句,只换了六个动词。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撷之。
简单的诗句,简单的韵律,为什么数千年来脍炙人口?就因为它缘情之实。
又比如《诗经》写感慨的情绪,看《小雅·采薇》末章八句,写戍边的兵士,在归途中备受雨雪和饥渴的苦楚,以及他痛定思痛的心境:「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第一讲:浅谈“诗言志”与“诗缘情”文/放歌的鹅定场诗: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诗班。
轻敲欲引相思调,不是知音不与弹!啪!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在星光诗校相逢!我是诗校里的一个小学生,我叫大鹅。
如果诗词天地是一条大河,我便是河里的一只白鹅,我游啊游,我多快乐!在我们五班里,有很多都是我的前辈,有的甚至是亲自教过我的老师,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教诲,受之于师,授之于众,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尽自己的努力帮助新同学进步,请老师和大家多指导,多批评!谢谢!有人问我,什么是诗呢?“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可称为诗。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打不到,打到小松鼠。
”就不是诗?为什么呢?曾有师者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吾曾听而无动,动而不思,人云亦云,何哉?盖因学而不求甚解也。
故今天我们来专门谈一谈“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此语出自《毛诗序》,这一经典文献为“诗言志”一说的系统的阐发和总结。
《毛诗序》原文:《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风”,风也,教也。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译文】《关雎》这首诗,咏叹的是后妃之德,为《国风》的开篇,是有关劝告天下之民而端正男女之事的诗篇,所以用之于人民,用之于国家,(供劝告教化之用)。
风,就是“讽”,就是“教”。
“讽”是委婉劝告以打动人,“教”是光明正大以化育人。
诗,是人情感的所在,在心里是“志”,发出来成为优美的言语就是“诗”。
情感鼓荡在人心中,就会通过言语表达出来;如果言语不足以表达感情,就会通过嗟叹来表达;如果嗟叹不足以表达感情,就会通过歌唱来表达;如果歌唱不足以表达感情,就会情不自禁地通过手舞足蹈来表达。
《关雎》原文不再赘述。
从以上可以看出,诗,即人的情感的言语表达。
陆机的“诗缘情”与“诗言志”传统的比较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不是截然对立的观念?它们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古今理论家们争议的焦点,也是笔者要探讨的重点。
关键词:陆机诗缘情诗言志“诗缘情”是陆机《文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
陆机是从文体论角度提出该观点的,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区分文体的风格特征,然而,这一观点由于概括地反映了汉末到建安以来诗歌发展的新的趋向,且在客观上揭示了诗歌的抒情性质而受到理论界的极大关注,被视之为与“诗言志”并立的两大诗歌理论范畴之一。
为此,探究“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异同,历来是理论家们争论的焦点,也成为笔者研究的重点。
一、“诗言志”传统与“缘情”说的源起1、“诗言志”传统“诗言志”这个理论命题的核心是“志”,主要指的是政治伦理道德上的理想抱负。
“诗言志”是我国先秦时期理论家对诗歌性质及功能所提出的最早的认识,大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记载源于《左传》。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
诗以言志。
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
”“诗言志”是先秦以来儒家诗论的中心,至两汉时仍占有绝对统治地位。
中国诗学理论,从《左传》到王逸的《楚辞章句》,都以儒家的“言志”论为核心。
2、“缘情”说的源起到了西晋太康时期,陆机《文赋》才提出了“诗缘情”的文学主张,对古代诗歌的本质作了新的理论概括,揭示出诗歌“缘情”的审美特征。
从此,“诗言志”说和“诗缘情”说,成为中国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的两大重要学说,奠定了中国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
“诗缘情而绮靡”作为《文赋》中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与美学命题,也是他文学理论与美学思想的核心体现。
顾名思义,“诗缘情”,即指诗歌因情而生,即因情感激动而作,诗歌是抒情载体。
陆机把“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描绘得极为具体而充分,认识到它既是诗歌的创作的动力,也是诗歌自身所包含的极为丰厚的内涵,而这种感情又来自诗人的丰富的文化素养与深广敏锐的社会观察与体验。
浅析“诗言志”与“诗缘情”对举的意义诗言志和诗缘情都是传统的诗歌与文化社会的表达方式,他们都是诗歌的重要属性和方面。
诗言志和诗缘情的对举,明显体现了文化价值的相辅相成与诗歌的表达多样性。
“诗言志”体现的是诗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
诗言志的思想内涵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诗言志是对于时代背景的反思和对于社会现实的见证。
在表达时代、社会、民族的声音方面,诗言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诗言志是对于文化历史的传承和弘扬。
通过诗歌的方式传达文化价值,可以让文化之花继续盛放下去。
而“诗缘情”则是诗歌情感的表达。
鲜花虽美,但没有芳香就会失去吸引力。
同样地,诗歌如果缺乏情感,就会失去吸引力和美感。
诗缘情的出现,让诗歌有了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多样的情感体现。
诗缘情,以情感为基础,以心情为主线,营造出了充满感性魅力的文学氛围。
在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中,诗言志和诗缘情成为了不可分割的双子星。
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我国诗歌璀璨的历史。
这种对举关系,为文化交流和价值传承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
在此基础上,更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加深人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丰富文化的内涵和多元化。
不过在现实中,诗言志和诗缘情是否兼备,常常存在排斥和优先性的问题。
比如,一些诗歌追求情感,表现个人的心理状态和情绪,但缺乏对生命、社会和时代的关注和反思,显得略显空洞和平庸。
另外一些诗歌追求表达思想,却经常由于过度刻意,结果营造了一种僵硬和生硬。
在这种情况下,在文化传承和诗歌发展的过程中,更需要兼顾诗言志和诗缘情的特点,给予更充分的自由度与创作空间。
同时,也有必要加强人文素质、深入发掘人性和丰富思想,以增强文学品质和内涵的同时,提高文化生命力和魅力。
因此,要勇于创新和创造,发掘和推进更多新的文化价值和艺术表现形式。
简论“诗言志”与“诗缘情”作者:张建国来源:《文艺生活·下旬刊》2016年第06期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我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诗学理论。
“诗言志”说中的“志”,其原初内涵应包括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后来受政教观念的影响,“志”中“情”的因素越来越少,而偏向与政教相符的思想或情感。
“诗缘情”从“诗言志”而来,是对“诗言志”的继承和突破。
通过对“诗言志”与“诗缘情”关系及二者历史上对立原因的考辨,不仅有利于“诗言志”原初内涵的揭示,更有利于“诗缘情”情感性特征的凸显。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情感性特征;对立原因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18-0001-03“诗言志”与“诗缘情”是我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诗学理论。
“诗言志”最见于《尚书》,而“诗缘情”最早见于西晋陆机的《文赋》,言志说与缘情说历来备受争议。
有些学者如张少康、朱自清等认为陆机的缘情对我国诗论有原创性贡献,与言志说迥异相对,而有些学者如徐公特、毕万忱等认为缘情说只不过是言志说的一个变形,并无实质区别。
在我国古代诗学发展过程中,“志”受到儒家礼教的影响,常常被认为与儒家礼教相符的思想,而“情”被解释为与儒家礼教相对立的一己之私情,因而“诗言志”和“诗缘情”在中国诗学理论中往往以对立的形象呈现,有时甚至产生激烈的争辩①。
“诗言志”和“诗缘情”有何关系,是完全相同还是截然对立,历史上两种诗论产生对立的原因又在哪里,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些探析。
一、“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提出及其诗论地位的确立(一)“诗言志”的提出及其诗论地位的确立“诗言志”这一诗学理论的提出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柔。
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②对于《尚书》的成书时间,学术界大多认为是战国以后。
“在现今可看到的典籍中,最早把‘言’与‘志’联系起来并放在一起的,应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记载:孔子称赞子产‘《志》’有之,‘言之不足,文以足言。
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野与融合摘要:一、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概念解析1.诗言志的含义2.诗缘情的含义二、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野1.表现手法上的差异2.主题内容上的差异三、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融合1.诗人情感与个人理想的结合2.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交融四、诗言志与诗缘情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1.唐诗宋词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2.现代诗歌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正文:诗言志与诗缘情,分别代表着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两种主要方向。
诗言志,即诗歌是表达诗人志向、抒发个人情感的工具;诗缘情,即诗歌以描绘世间情感、反映社会现实为主题。
在这两者之间,既有明确的分野,又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首先,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野表现在表现手法和主题内容上。
诗言志的作品,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这类诗歌多以直接、豪放的表现手法,展示诗人的壮志豪情。
如唐代诗人杜甫的《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便是典型的诗言志之作。
相较之下,诗缘情的诗歌则以描绘世间百态、反映社会现实为主题,注重对人类情感的刻画。
这类诗歌多采用细腻、含蓄的表现手法,以期引发读者的共鸣。
如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忍将旧愁,付与新愁共。
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
”即为诗缘情的代表。
然而,诗言志与诗缘情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诗人在创作中尝试将两者融合,以期在诗歌中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内涵。
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此诗既描绘了自然景物,又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哲理的感悟,将诗言志与诗缘情完美结合。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融合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许多现代诗人既关注个人情感的表达,又关注社会现实的描绘,使得诗歌成为反映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
如北岛的《回答》中,“告诉你,世界。
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
”展示了诗人在面对世界时的豪迈与激情;而顾城的《门》中,“我是一座城,一座被时间遗弃的城。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诗言志”与“诗缘情”辨析作者:付珊珊学校:年级:学号:指导教师:职称:定稿日期:“诗言志”与“诗缘情”辨析付珊珊2013年8月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
“言志”与“缘情”是诗歌发展不同阶段的评述方式,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化诉求。
“言志”与“缘情”各有其内涵和侧重,对诗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歌是为了表现作者的内心情感和志意,情感于诗,犹根与本,考据渊源,探寻元典,辨析其语用异同,可以看出诗与情感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情感志情合一“诗言志”与“诗缘情”是我国古代的两大诗歌美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下面我们追溯这两种说法的源头,并探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言志说”和“缘情说”的渊源总所周知,“诗言志”这个命题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八音和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在现今可看到的典籍中,最早把“言”与“志”联系起来并放在一起的,应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曰:‘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文子: 诗以言志。
不言,”谁知其志?”《左传》载,郑国宴请晋大臣赵孟,席间郑国许多大臣赋诗赞颂晋人,惟伯有赋《庸风·鹑之奔奔》,以“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句,借机表达对郑围国君的怨恨。
郑臣赵文子说:“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诗”与“言志”的关系。
“诗缘情”一语出自陆机的《文赋》,即“诗缘情而绮靡”。
“诗缘情”说的提出,实最早源于《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详尽的叙述论证则见于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辩》。
在此以前《文赋》涉及“诗缘情而绮靡”一语者,多论“绮靡”二字。
二、“诗言志”与“诗缘情”关系考辩关于“诗言志”与“诗缘情”两者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对立的文艺观。
浅析“诗言志”与“诗缘情”对举的意义1. 引言1.1 介绍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概念,它们既有着共同点,又各自具有独特的意义。
诗言志强调诗歌作品要有深刻的思想和情感,要表达作者的志向和抱负;而诗缘情则注重诗歌作品要有感人至深的情感,要表达作者对生活、人情、爱情等方面的体验和感悟。
两者在古代诗词创作中常常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诗词的魅力。
诗言志与诗缘情对举的意义在于丰富了诗歌作品的内涵,使之更加丰富多彩。
诗言志强调诗歌的深刻思想和志向,诗缘情则强调情感的真挚和感人性。
两者的结合既能够展现诗人的智慧与情感,又能够让读者对生活有更深刻的体验和感悟。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通过诗言志与诗缘情来增加自己的审美情趣,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2 主题概述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诗歌创作的两大核心元素,在古代诗词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诗言志主要强调通过诗歌表达志向、抒发情怀,展现个人的思想和追求;而诗缘情则更注重描绘生活中的情感、情绪和情绪流动。
两者在诗歌创作中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诗歌的内在精髓。
本文将通过对诗言志和诗缘情的含义和意义进行深入解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举的意义。
将分析诗言志和诗缘情在实践中的效果,探讨其在当代诗歌创作中的应用和发展趋势。
通过对诗言志与诗缘情的综合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诗歌在传达情感和思想上的独特价值,探讨诗歌对于个体情感体验和社会关怀之间的平衡与融合。
本文还将展望未来诗歌创作的发展方向,探讨诗言志与诗缘情在当代诗歌中的新可能性,为推动诗歌创作的繁荣发展提供参考。
2. 正文2.1 诗言志的含义“诗言志”的含义可谓是诗歌表达志向和抒发情感的意境。
在古代诗歌中,“诗言志”常指通过诗歌来表达心中所思所想,展现出作者的志向与抱负。
诗人通过精心选取的意象、语言和节奏,将自己内心的感悟和情感转化为文字,以此传达给读者,引发共鸣。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志”常指抒发忠孝之心、抱负理想、表达政治立场等;而“言”则是指通过言语、文字表达出来。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摘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与况周颐《蕙风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并成为“清末三大词话”。
《白雨斋词话》作者自称撰述的宗旨是“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壹是。
非好与古人为难,独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于中,为斯诣绵延一线”(《白雨斋词话》自序),是有意识的针对词坛风尚提出和阐述自成体系的论词主张。
《白雨斋词话》不仅因为其面世较早,篇幅丰富,涉及范围最广还因为在词话中形成了系统的词学观——“沉郁顿挫”说,并且以此为评价准则,对历代词人词作加以评析和界定,其观点鲜明,体系完整,这些都是它对后世长存影响的重要原因,可以成为是一部导夫先路之作。
关键词:白雨斋词话;辛词;陈廷焯
i陈廷焯的词学批评论,主要体现在三大块内容中:一是词作政教之论,二是词作雅俗之论,三是词作正变之论。
这三个方面,集中体现出陈廷焯词学批评论的内涵与特色,从不同侧面呈现出其对古典词学批评发展的贡献。
清代对辛词的研究与接受大概是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一个时代,清人的批评之盛,仿佛全部体现在了辛词上,几乎每位批评家都有涉及。
ii在清代前期的云间派、西陵词家、阳羡派等对辛词都有许多评论,尤其是阳羡派在创作上还直接取法辛词,为清
词的中兴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在清代中期的浙西词派,常州词派,还由于词学观之不同,明显表现出对辛词的不同接受趋向和审美评价。
而到了晚清,由于陈廷焯的出现,以其独特理论建树,深刻的词学观念,精到的鉴赏品位,把辛疾词的接受和批评一下子带到了前人所未达到的新的高度,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浙西词派
iii浙西词派是指以朱彝尊为代表,包括汪森、李良年、李符等在内的词人群体,这时期创作的主题由故国之思与兴亡之感转向表现个人愤懑不平的感慨。
浙西词派未形成的前身,以李清照的《词论》和张炎的《词源》为代表,主张“词要清空,不要实质”,认为辛弃疾、刘过词过于豪放率易。
前期受浙西词派“清空醇雅”论影响的陈廷焯对于辛词的批判有失偏驳,早年他习朱彝尊,推崇姜夔,不满辛弃疾,在提到苏东坡时,iv《白雨斋词话》如是写到:“苏、辛并称,然两人绝不相似。
魄力之大,苏不如辛。
气体之高,辛不逮苏远矣。
东坡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其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
昔人谓东坡词非正声,此特拘于音调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
眼光如豆,不足与之辩也。
”他认为辛弃疾虽然豪放之气势高于苏东坡,稼轩词却没有苏词的寓意深远,有非常明显的抑扬之意。
在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中,辛弃疾始终未能获得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他不满辛词中的豪放、明白、迅
捷之作,《白雨斋词话》如是写到:“《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浪淘沙》[山寺夜作、]《瑞鹤轩》[南涧双溪楼]等类,才气虽雄,不免粗鲁。
世人多好读之,无怪稼轩为后世叫嚣者作俑矣。
”
二、常州词派
v常州词派是继浙西词派之后的又一大词派,随着社会的变迁与词自身的发展要求,常州词派应运而生。
由浙西词派宗主朱彝尊倡导的词是适合宴嬉逸乐场合,用来歌咏太平的主张不适应文人学士写作的要求,浙西词派后期弊端日益显现,不少作品流于空疏、浅滑只重形式,而忽视作品内容与情感,常州词派宗主张惠言对面此种词学风气,大胆提出反对意见,vi他强调词并不是一种赏心悦目、娱遣之作,而是作者在现实的激发之下,借“微言”来寄托自己恻隐幽怨之情的一种艺术形式,故他把词与以比兴来表现哀怨的变《风》和《离骚》相提并论。
以此提出了常州派的“比兴寄托”之说。
陈廷焯在庄棫的影响下由浙西词派转入常州词派之后,陈廷焯大量继承常州词派的词学观点诸如“比兴寄托”等。
他更是继承和发扬张惠言主张的《风》《骚》,所以他在《白雨斋词话》中称“温词祖离骚”认为“飞卿词全祖离骚,所以独绝千古。
《菩萨蛮》、《更漏子》诸阕已臻绝诣,后来无能为继。
”却不知,辛弃疾才是真正意义上全面恢复发扬《风》《骚》的人。
比兴这种艺术表现手法,一向是作诗所常用的方法,但是将
比兴运用到词,却是很迟的事情。
辛弃疾在这方面的贡献可以说是巨大的,他把《风》《骚》以下,诗歌中比兴言志的传统带到了词的领域,以香草美人、男女相思寄托政治上的感慨,让婉约词也能表现出刚劲深沉的政治思想内容,这不但扩大了婉约词的内容,也丰富了婉约词的艺术表现手法。
因此陈廷焯对辛词的分析评判上存在着一些失误,浙西词派的“清空醇雅”给陈廷焯带来了弊端,他对辛词还处于肤浅认知阶段,因此很多评价都有失偏颇并没有做到《白雨斋词话》以“温厚和平”为本源的词家思想。
三、沉郁顿挫说
陈廷焯是杜诗的追崇者之一,沉郁顿挫一词便来自杜甫的《进<雕赋>表》,他在《白雨斋词话》中反复使用“沉郁”“顿挫”“沉郁顿挫”等概念,还在其自序中直接提出“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的词学观点,更在词话中反复阐释“沉郁顿挫”说的重要性,作词评词都是以“沉郁顿挫”说为基准。
陈廷焯在吸收了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两大特点,在庄棫等前辈的基础上发扬与继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与体系——沉郁顿挫。
在了解了陈廷焯“沉郁”一说的理论内涵之后,我们再看他藉此理论对辛词的具体批评。
vii“稼轩词自以《贺新郎·别茂嘉二十弟》一篇为冠,沉郁苍凉,跳跃动荡,古今无此笔力。
”陈廷焯称辛词佳作很多,认为其中哪一篇最好,只是个人爱好。
然而这篇《贺新郎》的确能够代表辛词在意境、风格、气势等方
面的特点。
陈廷焯在《云韶集》中曾说道:“悲郁。
沉郁顿挫,姿态绝世。
”在《白雨斋词话》中给予八个字的高度评价“沉郁苍凉,跳跃动荡。
”这便给辛词的艺术风格下了定论。
当时出现了一派学习辛词豪放的人,以刘改之,蒋竹山为代表人物,陈廷焯认为:“然仅得稼轩糟粕,既不沉郁,又多支蔓。
词之衰,刘、蒋为之也。
”刘、蒋二人学到的是豪放词的糟粕部分,没有学到辛弃疾婉约抒情的精华,一味的叫嚣,不仅不沉郁顿挫,而且画蛇添足。
认为词的衰败多是因为刘蒋二人。
在词话的一卷中,陈廷焯写道:“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
不善学之,流入叫嚣一派,论者遂集矢于稼轩,稼轩不受也。
”他用“沉郁”的思想来解读辛词气魄雄大和意境沉郁融为一体的艺术特征,深化了对辛词的认识,不仅仅是一味的豪放,也有极为婉约的沉郁意境。
与此同时陈廷焯也对词坛粗豪叫嚣一派的出现做出了澄清,他指出这派人没有学习到辛词真正的精华,一味的模仿粗浅的豪放,这本身与辛弃疾的词无关。
陈廷焯对于辛弃疾可以说是又爱又“恶”了。
一方面喜爱辛词的沉郁顿挫与自己的理念相符合,将其列为上乘诗人;一方面又认为“稼轩词着力太重处”、“稼轩求胜于东坡,豪壮或过之”,常将苏词与辛词做比较。
前期的陈廷焯喜爱辛词多于苏词,认为苏词不符合自己的“沉郁顿挫”准则,后期的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表露出苏胜于辛:“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而词极超旷而意极平和。
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
”
陈廷焯认为苏东坡心地光明磊落,词也极其的忠厚,符合”温厚和平”的词家之本。
而辛词常“着力处太重”、“剑拔弩张”之气。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相较于同期的批评作品来说,已经给了辛弃疾非常多的关注点,他选择评析的辛词都是些气势雄浑、寓意深远,韵味无穷,豪放中带有婉约抒情的词,也几乎是定论了辛词的基本特色。
陈廷焯的论词标准相较于其他几个批评家还是很高的,而他高标准和严评析非常充分的体现在了辛词的评选之中。
他以自己独创的“沉郁”理念,给予了辛词十分中肯的评析,虽带了些个人感情色彩但仍然是见解精辟。
只不过从总体来看,对辛词的评论和价值还是主观片面和有失准则的,没有达到“温厚和平”的词家之本。
i胡建次《陈廷焯的词学批评论》
ii程继红《论晚清陈廷焯的辛词批评》
iii李壮鹰,李青春主编《中国古代文论教程》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iv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1983年齐鲁教育出版社
v宋蔚兰《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研究>》
vi李壮鹰,李青春主编《中国古代文论教程》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vii吴维衷《“沉郁说”与辛词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