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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发展述评关键词：财政分权；信息成本；政府规模；区域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
财政分权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
通常采用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省级政府预算收入中平均留成比例、子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政府支出之比、预算收入的边际分成率、自治权指标和支出一收入指标、垂直不平衡度等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
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进行财政分权时，可能面临的经济环境、体制、民主发达程度等方面不同，财政分权的表现形式也会呈现差异。
许多学者根据财政分权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分类。
刘云龙把财政分工（或分权）方式划分为立宪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和行政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
前者的基本特征为：在事权划分上，体现经济性、功能性、地方政府优先性；在财政分工的确认上，体现了立宪性、民主性、老百姓说了算。
后者的基本特征是：财政行为的策略性；财政活动的非规范性；财政分工的行政性。
[1]钱颖一按地方政府拥有权力的大小把分权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权力分散化的联邦制和完全的分权化。
最极端的分权化形式是完全的分权化，即国家把一切政治经济权力完全下放到地方，包括国防、财政、货币等。
分权化程度最低的一种类型是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它仅仅把贯彻执行政策的任务放给了地方，却不给地方制定计划和选择政策的权力。
介于这两种极端的类型之间的是一种在政府层级体系内部的权力划分，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联邦制。
[2]Inman和Rubinfeld按中央政府政策的决策方式把联邦主义分为三种：经济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民主联邦主义。
经济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被选举或被任命的中央计划者决定。
这种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放在政府目标的首位。
合作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从基层政府选出的代表全体一致同意决定。
合作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作为中心目标，并鼓励地方政府在提供拥挤的公共服务中发挥作用。
我国建国以来的财政理论思考作者：路碧莹来源：《大经贸》 2018年第12期路碧莹一、财政学定位问题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将是公共财政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这是否意味着会与西方财政学的发展趋同？主要有以下理论：1.国家分配论。
国家分配论是我国财政学者创立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包括财政起源论和财政本质论。
在计划经济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是理论创造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来源。
然而对于财政问题，这些经典著作并没有完整统一的论述，这就在客观上要求通过解读经典著作来奠定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的基础。
在财政起源与产生上，陈共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提出“财政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陈共 1983）：财政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剩余产品（经济基础），充分条件是国家（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能动地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结果。
邓子基主张并发展“国家分配论”。
2000年出版专著《国家财政理论思考》继承了“国家分配论”的合理部分，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产品扣除原理，财政分配的主导地位理论等；但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中的有益成份，发展“国家分配论”，如以“市场失灵准则”来界定财政的活动范围，加强政府及财政的法治化建设，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规模的确定方法值得借鉴，“公共选择论”对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等。
2.并轨论。
主张中西方财政学的并轨，代表是蒋洪。
他在其主编的《财政学》教材的前言中说：“财政学课程的基本任务在于阐述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它应能反映一般的客观经济规律。
在基本理论这一层面上，没有什么东方财政学与西方财政学之分，它应该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西方财政学只表明它起源于西方，但并不是说它只适用于西方而不适用于东方。
”3.特色论。
陈共在其主编的《财政学》导论中说：“原有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和论点，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不能说明和解释新体制下出现的新的财政现象和财政问题。
财政理论必须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财政联邦主义概念
财政联邦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指的是通过建立具有相对独立的财政体系的联邦政府来实现政治分权和资源分配的原则。
在财政联邦主义下，联邦政府拥有自主的财政权力，并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来收集和分配资源。
每个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可以根据本地区的需要和优先事项进行支出和税收调节。
财政联邦主义的目标是在保持国家整体统一和稳定的同时，促进地方自主和发展。
它认为地方政府更了解本地区的需求和问题，因此应该拥有适当的财政权力，以便更好地满足本地区的发展需求。
财政联邦主义的实施可以带来一定的优势和挑战。
优势包括增加政府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促进政府间的合作和协调，提高投资效率和经济发展速度。
挑战包括如何平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防止政府间的财政不平等和资源浪费。
财政联邦主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实践，例如美国和德国等联邦制国家。
这些地区通过建立财政联邦主义体制，实现了政治权力分散和资源分配的平衡。
我国的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摘要】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的关系，是我国改革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具有不可动摇性，是财政联邦制改革的前提框架；而财政联邦制改革，则是完善和规范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的必然路径，其目标是在中央政府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推动能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各自优势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的建立。
【关键词】财政联邦制;政治单一制;央地关系1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的关系：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是中央集权型的政治单一制国家，不能否认，我国经济改革以财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而财政体制的改革，无论是最初的“分灶吃饭”，还是后来的各种大包干，或者是现行的分税制，一直走的是财政联邦制的道路。
尽管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不在一个层面上，但同为我国处理央地关系的两种不同的重大制度。
因此，必须理清楚二者的相互关系，才能做出恰当的安排，避免相互掣肘，促进和谐的央地关系的形成。
但是，在我国的改革中，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的关系，实际一直被有意地回避了。
可能的原因是，直觉似乎告诉人们，“分灶吃饭”、大包干和分税制等财政联邦制的各种形式，都是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相冲突的制度，而中央集权制又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只能少说为佳;或者认为弄清楚财政联邦制的各种形式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只会阻碍改革，自然是不清楚更好。
在这种氛围中，就是有一些人明知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在我国不能动摇，因怕被人误解，或怕扯改革的后腿，也会三缄其口。
正是因为这种似是而非的认识及对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关系问题的有意回避，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出现了不少问题：前期各种形式的大包干忘记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严重削弱了中央的财政能力，将整个国家推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现行的分税制又因为提高了财政权力的中央集权程度而遭到不少人的批评；在不推动政治单一制改革的前提下，分税制不可能规范运行，也不能在省以下推行，更重要的是，迷失了改革方向，变成了“分钱制”，不仅未能解决“放乱收死’ 的循环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严重的“诸侯经济”问题；近年来，更有一种因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不匹配”而干脆否定分税制改革的观点逐渐流行起来，［1，2］财政体制改革面临着误入歧途的严重危险。
简论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摘要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是一种由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提出的政府财政管理理论，旨在通过将财政权力分配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实现财政管理的效率和公平。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多样化的国家中，财政联邦主义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限制。
本文将简要探讨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并提出一些相关建议。
1. 引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二十世纪初期首次出现，并在之后的几十年中逐渐发展和完善。
该理论强调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在财政管理方面的合作与平衡，旨在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公平。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和广阔领土的国家中，财政联邦主义面临着一些独特的挑战。
2.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基本原则：2.1 财政分权财政分权是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原则之一。
根据该原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共享财政权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公共支出的最大化。
2.2 财政平衡财政平衡是指政府在财政管理中要同时考虑收入和支出的平衡。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通过协商和合作来平衡财政收入和支出，避免出现财政赤字和债务过大的情况。
2.3 财政协调财政协调是财政联邦主义中重要的原则之一。
通过财政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方面进行合作和协调，实现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平衡和稳定。
3. 财政联邦主义在中国的挑战和限制尽管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理论上具有许多优势，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国家中实施财政联邦主义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限制。
3.1 财力不均衡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不均衡是实施财政联邦主义的一大障碍。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导致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对较低，难以满足财政自主权的要求。
3.2 权力过于集中在中国，中央政府对财政权力的掌控较大，地方政府相对较弱。
这种权力集中导致地方政府在财政管理中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受到限制，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联邦主义。
论单一制中国的财政联邦制——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视角(一)关键词:单一制/财政联邦制/财政分权内容提要:单一制与联邦制只不过是国家纵向权力配置模式的类型化。
任何国家都存在集权或分权两种力的作用，中国便是一个带有联邦制因素的单一制国家。
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发展与单一制国家结构框架内的体制多有抵牾，但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变革并不意味着宪政联邦制的确立。
税收、财政、金融体制在现代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税收的征集和分配是从根本上影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第二种基本方法，因为财政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核心问题。
——苏力1]引言单一制作为中国政治学和宪法学意义上的国家结构形式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
以决断主义宪法观视之，中国建国初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单一制国家体制的创设，体现了其远见卓识的政治智慧。
中国宪法体制在建国初充分地借鉴了前苏联的模式，唯独在国家结构形式上，中国制宪者独辟蹊径。
众所周知，国家结构形式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某一特定国家的民族关系问题。
当时，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伊始多采用联邦制。
同样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却没有盲从前苏联“老大哥”的联邦体制，这应当说非常难能可贵。
环顾上个世纪90年代，实行联邦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和易帜，当代国人没有理由不对中国制宪者们的英明决断由衷钦佩，为中国当时没有选择联邦制而暗自庆幸。
很难想象，如果新中国实行联邦制，还会不会有今天统一的中国，还会不会有今日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然而，有学者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其显然不赞同决断主义的宪法观，并认为，新中国建立单一制的政制架构几乎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而不是领导人的英明决策。
出现这一认识上误区的原因在于，许多学者夸大了理论对实践的影响力。
其实政治家基本上都是实用主义者，其决策当然会受理论的影响，但最终追求的从来也不是某种既有理论的自洽，尽管后来者有可能赋予其实践以某种理论的自洽。
2]看来，单一制的选择无非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政策考量，不存在高深理论的指导，所谓中国单一制创立的宪政理性或道德评价完全是后来学者为追求自身理论的自洽而强加于人的结果。
财政联邦制理论的新近发展
杨志勇
内容提要：近十年来，财政联邦制理论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本文从该理论研究的多学科倾向、关注发展中国家、理论研究中新制度经济学方法的运用和实证研究四个方面对这些新的研究动态作了回顾与总结，并剖析了理论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财政联邦制发展中国家新制度经济学
财政联邦制理论如果从蒂布1956年的经典文章《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iebout，1956）算起，已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
近十年来，该理论在许多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
本文拟对此进行回顾与总结。
一、财政联邦制理论研究中的多学科倾向
传统的财政联邦制理论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
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相当多的从多个角度研究财政联邦制的论著。
Musso（1998）从法律、政治和经济学三个角度对“联邦制”的定义作了概括，超越了原先仅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财政联邦制问题的界限。
Bailey（1999）认为仅从经济学一个角度研究财政联邦制问题是不够的，他主张综合研究的方法，并身体力行，用多种方法构建地方政府经济学，并将之用于分析英国的地方政府和政府间财政关系。
Inman和Rubinfeld（1997）回顾了美国历史上所形成的四种联邦制，即二元（dualism）时期的联邦和州力量相仿的联邦制、联邦政府力量逐渐增强的早期的中央集权联邦制、大萧条所引起的合作联邦制以及联邦在州和地方问题发挥更为积极作用的创造性联邦制。
同时，他们还注意到1980年代美国联邦制的新特征，关注当时是否已经开始出现新联邦制。
特别是，1996年美国的社会福利改革，联邦政府将社会福利方面的一些责任转移给地方，这与传统财政联邦制理论的要求是不像吻合的。
对于美国新近发生的一些变化，他们的分析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区分了三种联邦制原理，即经济联邦制、合作联邦制和民主（多数票规则）联邦制。
他们认为，三种原理都考虑了经济效率问题，但合作联邦制在政治参与、保护个人财产和自由方面具有优势。
由此看来，基于经济效率、政治参与、保护个人财产与自由可能产生的矛盾，他们所选择的合作联邦制已经超越了传统联邦制理论只考虑经济效率的局限性，在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加入了政治目标。
而且对于1996年的福利改革，他们认为这是一次实验，如果实验成功的话，联邦政府可能将更多的责任赋予地方。
Donahue（1997）的评论文章也对模拟市场的传统财政联邦制理论提出了质疑。
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传统的财政联邦制理论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形成的，所分析的问题也是针对发达国家的。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
这也就引发了更具有一般意义的财政联邦制理论的探讨。
Weingast等人的“第二代财政联邦制理论”就是这一努力的反映。
Bardhan（2002）更是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因为制度背景不同，和发达国家相比可能带来的问题。
Bardhan（2002）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与发达国家不同，传统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并不能有效地适用。
其中主要是人口的流动性不强，公众对政府的监督信息相当有限，地方政府的政治责任（political accountability）机制较为薄弱，地方政府征税水平低所导致的收支联系较少，地方政府征税的技术水平和征管能力较低。
而传统财政联邦制理论的精髓在于通过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责任，促进地方政府的竞争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Bardhan（2002）等还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指出财政的地方分权可能加剧地方政府的
被俘获程度，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支出在分权背景下，更有可能被当地的某些利益集团所控制，导致其他人负担更多份额的税收，显然，这种结果不是传统理论所愿意看到的。
而在中央一级，制衡机制相对健全。
显然，发展中国家的这些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因素，决定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必须在新的约束条件重新构造。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对财政联邦制理论的影响
（一）维护市场激励的联邦制承诺理论：钱颖一等人的研究
Weingast（1995）、Qian和Weingast（1997）、Mckinnon等（1997）研究了传统财政联邦制理论中忽略的政府激励问题，形成了以“维护市畅 为核心的第二代财政联邦制理论。
这种理论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企业理论。
他们认为，财政联邦制具有维护市场有效体制的潜在力量。
财政联邦制是作为一种维护市场激励的承诺而存在的。
政府怎么承诺有效提供公共产品以及维护市场的激励取决于国家的治理结构。
维护市场要求国家具有效率，但要受到法治、权力的横向分割、民主等约束，虽然这些都不是完美的。
适当分权的联邦制有助于国家维护市场目标的实现。
该理论认为，中央政府对地方信息掌握得越少，拥有得权力越少，承诺越可信，越可以增进地方政府得激励；存在地区间得竞争，地方官员有保护当地公民利益得激励；可持续的联邦制是一个问题。
联邦体制要求制度能够自我实施；官员必须有激励遵守联邦制的规则。
最近该理论引进了重复博弈的正式模型。
他们认为，联邦制的基本难题有二：第一，什么阻止中央政府通过压倒较低级次政府破坏联邦制？第二，什么阻止组成单位通过搭便车和其他不合作破坏联邦制？联邦制的不稳定性源于两个基本难题意味着权衡抉择；设计的制度和权力减轻第一个问题就会加重第二个问题，反之，反是。
（二）产权方法：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运用
Christoph Lülfesmann（2002）借鉴产权理论，突破传统财政联邦制理论中地方政府之间缺少政策协调的假定，将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视为一个不完全契约，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财政联邦制问题。
他假设，某一地方政府要推行的项目对其他地方有溢出效应，如果项目的决定权在联邦（中央），就要取得联邦会议的一致通过或多数支持。
他认为，不管项目的决定权在地方，还是在联邦，政策协调总是互惠的。
政策协调是在不完全契约下，通过地方之间的政策协调和讨价还价，增进各地的收益。
他分别考虑了在存在成本分摊和不存在成本分摊两种情形。
其结论是，没有成本分摊，补助在中央治理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是因为政治交易过程（political bargaining process）消除了低效率。
当然，当存在溢出时，辖区实施政策的任何投资行为不仅增加其自身不同意的支付（payoff），而且也增加其他一地的支付。
这种外部效应没有内部化。
因此，分权下，强外部性一直困扰小额投资。
相反，中央集权实行一致规则下，每个地区可以单方面阻止政策的实施，即不同意时维持现状，谈判失败。
但是，当一地的谈判能力超过其他的联邦成员时，或者存在很强的外部性，其投资激励比分权下要高。
其次，有成本分摊，分权经常严格优。
特别是，分权治理下，恰当地选择比例成本配套拨款，只要溢出不明显，社会最优结果就会出现。
直觉上，地区分摊成本越小，它选择的项目越大，这时，谈判失败。
对于更有价值的较大项目，先前的投资，成本配套拨款刺激增加收益的投资。
与正面结果相反，拨款提供在一致规则的集权下，对投资激励没有影响，因为其他地区可以否决项目，因此，使得最初的协议失效。
最后，在多数规则下，集权化治理一般引发次优结果，因为拥有多数的地区可以“剥夺”投资少数地区，只会对投资产生负激励。
这种运用产权理论研究财政联邦制理论的方法，沿用了科斯定理的思路，即只要赋予相关各方讨价还价的权利，就有可能实现帕累托改善。
这种研究方法是对传统财政联邦制理论的发展，是因为它考虑了政府间的协调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