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理论:国内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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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政分权利弊的理论分析引言财政分权是指政府财政权力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
财政分权可以带来很多好处,比如提高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竞争性、更好地满足地方需要等。
然而,财政分权也可以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创造财政赤字、不公平分配等。
本文将对财政分权的利弊进行理论分析,旨在探究财政分权的矛盾性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的好处提高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竞争性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不同的政府部门可以更加积极地竞争和协调合作。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更好地管理地方财政资源,提高地方经济活力和竞争力。
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投资和发展计划来支持地方经济。
财政分权有助于促进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和谐发展”,同时也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效益。
更好地满足地方需要财政分权的一个显著好处是可以更好地满足地方的特殊需要。
地方政府了解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可以更加有效地根据地方实情制定财政政策。
例如,开展城市重点工程、扶持地方营商环境等。
这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并且满足了地方居民的实际需求。
财政分权的负面影响创造财政赤字财政分权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多的财政自主权。
然而,这种财政自主权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其自身的财政资源。
当地方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持地方政府的支出时,就会出现财政赤字。
这种情况在一些地区已经发生,不仅损害了地方居民的利益,也使得经济发展遭到破坏。
不公平分配贡献最大的地方不一定获得最多的收益,这是财政分权中一个常见的问题。
由于财政分权涉及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和资源分配问题,如果分配不合理,则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和社会不公平。
例如,高发展的地区可以得到更多的投资,波及弱势地区的经济发展遭到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服务的提供受到威胁,并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如何更好地实现财政分权财政分权自带一些矛盾性,如何做到既能保证财政分权的效果,又可以减少其负面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财政分权理论综述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联邦主义;维持市场化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因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有关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分权问题作出了研究。
所谓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不仅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的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财政分权视为打破中央计划束缚,走上自我持续增长道路的重要手段。
一、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基本框架如果按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中央政府能够完全根据居民的偏好、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以及资源禀赋供给公共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出现多级政府,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财政分权。
但是,现实是地方政府不仅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作用很大,基于此西方财政分权理论逐渐产生,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以蒂布特(Tiebout)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然后马斯格雷夫(Musgrave)、奥茨(Oates)等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补充和发展。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对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必要性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其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将各项财政职能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核心观点认为: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加强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
(一)蒂布特(Tiebout)“以足投票”理论(二)马斯格雷夫(Musgrave)的分权思想马斯格雷夫(1959)从考察财政的三大职能出发,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职能应由中央负责,因为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实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财力,另外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中西方封建政权财政收入比较研究中西方封建财政收入在来源及结构、税权的归属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直接原因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政权组织下封建政府执行力的不同。
随着王权的加强,西方封建财政在制度上表现出集权倾向,在结构上向中国趋同,这一现象揭示了封建财政与君主专制的关系是共同发展的,此关系反映了中西封建财政差异的实质是君主专制的发展进程差异。
标签:封建政权;财政收入;中西比较财政为庶政之母,作为不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政治实体,政权为履行其职能或实现其需要,往往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征收一部分社会产品,以满足各方面支出的需要,这一经济过程,便是所谓的财政收入。
封建时代的财政收入来源较为复杂,根据财源分类可分为租税收入、专卖收入、财产收入、贡献收入及各类杂项收入。
而租税又是国家依靠强制力征得收入的统称,其根据税收性质,又可分为消费税体系(如关税)、收益税体系(如田赋与商业税)、人头税体系(徭役一般可视作一种劳役形式的人头税)和财产税体系(如算缗)[1]。
中西方封建社会除在经济范畴作为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外,在政权组织、政策导向和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因此双方在以封建政权为主体的财政收入方面亦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中国封建财政收入发展沿革概述中国的封建财政收入包括赋税、专卖(即禁榷)、贡献(后并入赋税)、卖官鬻爵、均输、山泽等类型,其中农业租税(包括人头税与田赋)、专卖和工商税长期实行,在封建财政收入中占据主体地位,其中尤以农业租税为财政收入基础。
唐宋以后,专卖与工商税占财政收入比例不断上升,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农业租税以田赋和人头税为主体,建立在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体制的基础之上。
自秦汉的“黔首自实田”的土地自行申报结合乡级官吏审定核实上报汇总,至明清两代政府开展全国性的户籍土地普查,中央政府对于户籍和土地开垦情况表现出极度的敏感性,在赋税征收层面上官田往往与私田并轨。
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发展述评(一)内容提要: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十分普遍的现象,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也呈现多样化。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财政分权问题,他们主要集中研究财政分权的原因、最优财政分权度及财政分权的影响等几个方面。
本文对国内外这几个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并给予简单的评析。
关键词:财政分权;信息成本;政府规模;区域经济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
财政分权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
通常采用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省级政府预算收入中平均留成比例、子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政府支出之比、预算收入的边际分成率、自治权指标和支出一收入指标、垂直不平衡度等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
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进行财政分权时,可能面临的经济环境、政治体制、民主发达程度等方面不同,财政分权的表现形式也会呈现差异。
许多学者根据财政分权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分类。
刘云龙把财政分工(或分权)方式划分为立宪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和行政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
前者的基本特征为:在事权划分上,体现经济性、功能性、地方政府优先性;在财政分工的确认上,体现了立宪性、民主性、老百姓说了算。
后者的基本特征是:财政行为的策略性;财政活动的非规范性;财政分工的行政性。
1]钱颖一按地方政府拥有权力的大小把分权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权力分散化的联邦制和完全的分权化。
最极端的分权化形式是完全的分权化,即国家把一切政治经济权力完全下放到地方,包括国防、财政、货币等。
分权化程度最低的一种类型是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它仅仅把贯彻执行政策的任务放给了地方,却不给地方制定计划和选择政策的权力。
介于这两种极端的类型之间的是一种在政府层级体系内部的权力划分,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联邦制。
2]Inman和Rubinfeld按中央政府政策的决策方式把联邦主义分为三种:经济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民主联邦主义。
对于公平的理解,中西方财政有何不同王炎波1105009自1992年我国确立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和1998年明确提出引进公共财政以来,我国的财政就开始逐渐的由计划时代的国家财政转向公共财政,目前的模式是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并存的双重财政模式。
而西方国家因其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都是公共财政模式。
由于中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中西方财政在对公平的理解上也有所差异。
同时西方国家之间也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在对公平的处理上也有所不同。
中国是一个正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在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下,中国财政对于公平的理解也存在着阶段性的差异。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政更加注重公平,沿着最初的差异性公平到绝对性公平再到差异性公平的这样线演进。
而在目前的转型时期,国家财政似乎更加注重经济效率,而只是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成了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核心价值理念。
但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更加财政上注重公平的呼声也逐渐崭露头角。
现阶段我国财政对于公平的理解还停留在调节收入分配公平层面,然而仅就这一点也没有充分的促进社会公平。
首先在财政收支方面,我国没有体现出机会公平,即没有做到以“损有余,补不足”的真正实现途径来在财政上促进“机会公平”。
相反在财政支出上过分偏向本来就拥有更多经济和行政资源更多的地区和人群;公平的财政政策重点应该是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农村,但恰恰是东部和城市占了政府投资的绝大部分,使得“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至今,东西不差距继续扩大。
在财政收入上,中国税收上期反向调节,高收入者缴税少,而重要的收入调节工具个人所得税沦为工薪阶层税。
另外,我国广发存在着非法暴富现象,从侧面说明了我国财政对于社会公平的促进作用还是较弱。
总之,我国财政手段对高收入者收入的调节程度和监控力度都较弱,影响社会公平的实现。
西方国家在对公平的理解和处理上可以分为三类国家,第一类是北欧的福利国家,第二类是英国和美国,第三类是法国和德国。
关于财政分权利弊的理论分析财政分权即上级政府给予下级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下级政府自主决定预算和规模。
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十分普遍的现象。
自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形成了相对规范的财政分权体制。
财政分权在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性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其弊端同样不容忽视。
本文试图对国外学者关于财政分权利弊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和提炼,并在此基础上简要讨论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财政监督问题。
一、财政分权的益处综合现有的文献,财政分权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1.对多样化地区偏好的敏感度。
分权化的政府行为利多弊少是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所共同持有的观点,其中代表性观点认为,由于地方政府离本地区人民较近,因而能更好地反映个人偏好,而中央政府的决策则缺乏对多样化地区偏好的敏感度。
这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公共品供给上往往需要采取折衷的办法。
例如,一些居民偏好大规模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而另一部分人却希望保持较小的公共赤字以及更少的税收。
因而对全国性公共品如国防来说,这样的折衷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人都要消费国防,而且他们是意见不一的。
但是,也存在只在本地区提供并消费的公共物品,因此地区问对公共品的偏好程度会有所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就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对地方公共品的偏好类似于地方居民集体投票以决定他们想消费的公共品的供给水平。
相反,由中央来提供公共品只能是各地得到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公共品,而这将引起效率损失。
作文/zuowen/关于这一点,奥茨在1999年对财政联邦制的综述与回顾中作了切中肯綮的论述。
他指出:“一个不利于财政集权的看法是,由中央提供公共品将导致各地间完全相同的公共品产出或提供水平。
在完美信息条件下,理论上讲有可能由一个慈爱的中央计划者在不同地区问有差异地分配或提供公共品,进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财政分权理论综述(一)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联邦主义;维持市场化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因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有关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分权问题作出了研究。
所谓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不仅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的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财政分权视为打破中央计划束缚,走上自我持续增长道路的重要手段。
一、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基本框架如果按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中央政府能够完全根据居民的偏好、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以及资源禀赋供给公共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出现多级政府,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财政分权。
但是,现实是地方政府不仅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作用很大,基于此西方财政分权理论逐渐产生,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以蒂布特(Tiebout)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然后马斯格雷夫(Musgrave)、奥茨(Oates)等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补充和发展。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对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必要性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其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将各项财政职能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核心观点认为: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加强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
(一)蒂布特(Tiebout)“以足投票”理论蒂布特(1956)首先从公共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奥茨及布鲁克纳(Brueckner)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理性的居民的确要比较享受居住地公共服务的收益与履行纳税义务的成本,在居民的约束下,地方政府有最有效提供公共品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