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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摘要】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的关系，是我国改革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具有不可动摇性，是财政联邦制改革的前提框架；而财政联邦制改革，则是完善和规范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的必然路径，其目标是在中央政府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推动能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各自优势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的建立。
【关键词】财政联邦制;政治单一制;央地关系1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的关系：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是中央集权型的政治单一制国家，不能否认，我国经济改革以财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而财政体制的改革，无论是最初的“分灶吃饭”，还是后来的各种大包干，或者是现行的分税制，一直走的是财政联邦制的道路。
尽管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不在一个层面上，但同为我国处理央地关系的两种不同的重大制度。
因此，必须理清楚二者的相互关系，才能做出恰当的安排，避免相互掣肘，促进和谐的央地关系的形成。
但是，在我国的改革中，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的关系，实际一直被有意地回避了。
可能的原因是，直觉似乎告诉人们，“分灶吃饭”、大包干和分税制等财政联邦制的各种形式，都是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相冲突的制度，而中央集权制又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只能少说为佳;或者认为弄清楚财政联邦制的各种形式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只会阻碍改革，自然是不清楚更好。
在这种氛围中，就是有一些人明知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在我国不能动摇，因怕被人误解，或怕扯改革的后腿，也会三缄其口。
正是因为这种似是而非的认识及对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关系问题的有意回避，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出现了不少问题：前期各种形式的大包干忘记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严重削弱了中央的财政能力，将整个国家推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现行的分税制又因为提高了财政权力的中央集权程度而遭到不少人的批评；在不推动政治单一制改革的前提下，分税制不可能规范运行，也不能在省以下推行，更重要的是，迷失了改革方向，变成了“分钱制”，不仅未能解决“放乱收死’ 的循环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严重的“诸侯经济”问题；近年来，更有一种因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不匹配”而干脆否定分税制改革的观点逐渐流行起来，［1，2］财政体制改革面临着误入歧途的严重危险。
财政联邦主义财政联邦主义(fiscalfederalism)是联邦主义一词的延伸，虽然它是个经济概念，但它仍然具有政治意义上联邦主义的基本特征：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二是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
马斯格雷夫认为，围绕“财政联邦主义”的问题，是关于财政事务的空间安排以及在各种管辖权内对这些事务的管理。
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认为财政联邦主义就是指不同层次政府的财政责任的划分。
可见，财政联邦主义最简单的含义就是指多级政府间进行财政职能分工的体制或原则。
在政治上是单一制的国家，在财政上同样可能是联邦主义的。
一、财政联邦主义的原则经历数百年的发展，财政联邦主义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原则，按照布朗和杰克逊的看法，财政联邦主义至少包括八项原则：一是多样性原则。
由于各个社区对于公共服务的偏好有所不同，因此强迫社区公众遵循单一的模式，地方政府财政存在着差别。
二是等价原则。
对于地方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须由受益地区的公众来投票决定，并由他们支付成本。
三是集中再分配原则。
指财政政策的再分配职能应当集中在联邦这一级政府手中，否则再分配就会无效，居住地的决定也会被扭曲。
四是地区中性原则。
一定程度的干预是财政联邦主义不可避免的成本，为使这种成本最小化，就须使干预尽可能地克服地区间的财政差异。
五是集中稳定原则。
以宏观政策(稳定、增长)为目的的财政工具的使用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地方政府没有自身的稳定政策。
六是纠正溢出效应原则。
地方辖区间的收益外溢导致无效的支出决定，这要求上级政府对此类行为进行纠正。
七是基本服务的最低供应原则。
在一国之内，无论处在哪个地区，公民个人都能得到某些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的保证，如安全、健康、福利和教育等。
八是财政地位的平等性原则。
地方政府的财政地位应该是平等的，这样才能通过税收上的可比努力，保证最低水准的服务。
不过，以上八项原则在实际运用中难以同时坚持，其中一些甚至相互冲突，如多样性原则与地区中性原则就是相互冲突的。
论单一制中国的财政联邦制——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视角(一)关键词:单一制/财政联邦制/财政分权内容提要:单一制与联邦制只不过是国家纵向权力配置模式的类型化。
任何国家都存在集权或分权两种力的作用，中国便是一个带有联邦制因素的单一制国家。
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发展与单一制国家结构框架内的体制多有抵牾，但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变革并不意味着宪政联邦制的确立。
税收、财政、金融体制在现代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税收的征集和分配是从根本上影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第二种基本方法，因为财政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核心问题。
——苏力1]引言单一制作为中国政治学和宪法学意义上的国家结构形式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
以决断主义宪法观视之，中国建国初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单一制国家体制的创设，体现了其远见卓识的政治智慧。
中国宪法体制在建国初充分地借鉴了前苏联的模式，唯独在国家结构形式上，中国制宪者独辟蹊径。
众所周知，国家结构形式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某一特定国家的民族关系问题。
当时，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伊始多采用联邦制。
同样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却没有盲从前苏联“老大哥”的联邦体制，这应当说非常难能可贵。
环顾上个世纪90年代，实行联邦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和易帜，当代国人没有理由不对中国制宪者们的英明决断由衷钦佩，为中国当时没有选择联邦制而暗自庆幸。
很难想象，如果新中国实行联邦制，还会不会有今天统一的中国，还会不会有今日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然而，有学者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其显然不赞同决断主义的宪法观，并认为，新中国建立单一制的政制架构几乎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而不是领导人的英明决策。
出现这一认识上误区的原因在于，许多学者夸大了理论对实践的影响力。
其实政治家基本上都是实用主义者，其决策当然会受理论的影响，但最终追求的从来也不是某种既有理论的自洽，尽管后来者有可能赋予其实践以某种理论的自洽。
2]看来，单一制的选择无非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政策考量，不存在高深理论的指导，所谓中国单一制创立的宪政理性或道德评价完全是后来学者为追求自身理论的自洽而强加于人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