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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明夷待访录》脱水精华版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你好，这里是洗马讲述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明夷待访录，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的明主，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政治哲学著作，为什么说它不可多得呢？首先，它的诞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国古代的政论书籍大多成熟，在东汉以前，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当中归入子部，像孟子、荀子这些书啊，都是如此，随着历史的推进，汉以后的专制王权步步高涨，评论政治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到了明清一怔，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其次呢，本书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末的时候，维新派的梁启超在鼓吹变法的时候，就曾经印发此书，孙中山和革命党也曾用此书推动革命，我们常说，知人论世明夷待访录这本书横空出世，自然有它的道理，这就与黄宗羲所处的独特时代有关了，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世称梨洲先生，他生于明万历年间，清康熙年间去世，去世的时候呢，已经是85岁高龄，从1610年到1695年，他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17世纪。
这个17世纪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黄宗羲一生经历了明末党争、李自成起义、清军入关等重要历史节点，他性格刚烈，前半生始终为国难奔走，清军入关之后，他一直率军抗清，直到确认复明无望，他才回乡著书立说，一生没有当过清王朝的官，退居田园之后呢，黄宗羲著书近两千万字，涉猎广泛，堪称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到了晚年，黄宗羲对弟子说，我死之后，不要给我置办棺材，我身遭国变，不求不朽，只求速朽啊，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觉得国家在自己手里，王乐内心非常痛苦，黄宗羲写作明夷待访录，就是对明代的政治制度，甚至整个传统帝制时代的政治思路作出全面反思。
希望由此呢回复上古中国的理想社会，当时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另一位顾炎武在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对黄宗羲佩服至极，她喟然而叹说，这本书啊，他读之再三才明白，原来天下并非无人要整理凋敝的政治局面，重新回到夏商周三代的理想状态，还是有希望的。
那么，明夷待访录这本书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让顾炎武如此兴奋呢，这就要提到这本书的观点了，明夷待访录在学理上否定君主专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制度构想，一种近似于二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思想，这在当时不可不说是惊世骇俗，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
知识文库 第24期129谈中学教学中历史概念的解释孙向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明夷”是《周易》中的卦名，表现的是日在地中、光明受损的状态，它以箕子的故事说明人在逆境中应韬光养晦；“待访”表达了黄宗羲可遇不可求的个人政治理想。
1 通过解读《明夷待访录》名称，设计活动黄宗羲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内涵丰富，体现了他的思想主张，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从解读这一概念入手，进入学习通道：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意思，同学们是否知道？你们看到这部书书名的第一种解读是什么？教师呈现关于这部书的解释：明夷——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之世；待访——等待后世明君来采访采纳。
并进一步引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患难之世？除了黄宗羲以外，有智慧的人还包括哪些人？他们分别提出了怎样的“治世观点”等待后世明君采纳？应该说，老师针对《明夷待访录》的名称进行深入剖析，从而导入主题，思路巧妙，把历史典故与教学重点结合起来，体现了设计者的功力。
2 关于《明夷待访录》名词解释中出现的问题 2.1 “明夷”的解释有误 设计者一上来问学生，“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意思，同学们是否知道？”这是把《明夷待访录》的含义当作常识来问学生。
老师的考虑也不无道理，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备不住有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学生。
但这毕竟不是常识，对许多高中生来说过为高深，所以设计者马上追问：“你们看到的这本书书名的第一种解读是什么？”这种问法就有问题。
对陌生的古代学术概念，依据学生有限的知识，很难解读。
在追问之后，“教师呈现关于这部书的解释：明夷——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之世”，这样的解读并不确切。
“明夷”是《周易》中的卦名，离下坤上，卦象表示日入地中。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序》中说，“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
”黄宗羲认为历史能从乱走到治，在以后的二十年能进入“大壮”，“大壮”也系《周易》卦名。
他叙述自己在明末乱世的痛苦经历之后，点出了《明夷待访录》的含义：“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他希望年事已高的自己，就像《周易》“明夷”卦中的受商纣王迫害、被周武王访得的箕子，能有所作为；不会因为黑夜刚破晓、天还没有亮就明哲保身、缄默不言。
《明夷待访录》的民主思想内容摘要：黄宗羲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民主思想启蒙的重要人物，他的启蒙思想主要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中，这部书的后世影响非常巨大。
黄宗羲在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剖析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着名思想和“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口号，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
黄宗羲还大胆设想了民主政治的蓝用“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学校议政”，限制君权，废除科举，工商皆本等。
关键词：封建专制民主思想启蒙学术思想政治《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唯一的政治专着，是他结合自己几十年斗争实践的研究成果，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奄宦等十三个部分。
《明夷待访录》“明夷”一词取自《周易》“明夷卦”，是由晦而明之意，黄宗羲认为自己的学说能把国家由黑暗引向光明。
在这本书中，黄宗羲深刻地批判了君主专制和封建法统的罪恶，探讨了社会治乱的根源，大胆设想了民主政治的蓝图。
1 、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批判自封建社会产生之时起，专制作为伴生物就深深地扎根于封建制度的土壤中。
秦始皇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废封建立郡县为专制制度开了先河。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专制统治也愈来愈发展。
黄宗羲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
---- 黄宗羲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明确提出合理的君、臣、民关系。
道学家把封建君主美化为“居天下之至中”，“有天下之纯德”，足以为“至极之标准”的“圣王” ( 朱熹《皇极辩》 ) 。
黄宗羲则纵观历史，力陈君主专制主义的危害，公开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为什么长期以来，“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 ( 《明夷待访录》·《原君》， • 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 ) 呢？黄宗羲说：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明夷待访录》与黄宗羲的非君思想专业：中国古代史姓名：范黧学号：M070494《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使他颇为自负的一部书。
在书中，黄宗羲阐述了自己的治国方略和建国理想，总结了过去各朝，当然主要是明朝的经验教训，体现了超凡的政治气魄。
黄宗羲思想的来源，首先是对明王朝的失望，这在《明夷待访录》中也多次体现出来，当然还有对满清外族统治的不满；此外，黄宗羲的思想中有“工商皆本”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工场手工业及商业发展在思想上的反映；最后，在明朝后期，西方的传教士、商人以及殖民者开始进入中国及周边地区，他们的思想，也会或多或少的影响中国的士人。
《明夷待访录》分为21篇，分别是《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
其中包括了政治体制、土地赋税制度、文化教育、官制、军事、法律、财务等方面的内容，基本包含了治理国家所需的方方面面。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明夷待访录》为“怪书”，主要原因是这部书中包含的强烈的反对君主专制的非君思想和民主思想。
在那个君权至上，三纲五常统治人们思想的时代，非君思想的产生，不能不说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也可以称为中国的启蒙思想的萌芽。
黄宗羲是通过几个层次来阐述他的非君思想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原君》、《原臣》等篇中否定了“家天下”的个人专制制度。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的封建理论都认为国家、天下是君主的财产，是上天赐予君主的。
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方的“朕即国家”都体现了这一点。
在这种思想下，君主可以“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
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
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始而渐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
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今也以君为主，以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
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
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
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
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天如父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
《明夷待访录》的写作意图辨证孙 宝 山 内容提要:《明夷待访录》的写作意图历来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在对各家观点简单概括的基础上,从《留书》与《明夷待访录》的关系、胡翰“十二运”论以及黄宗羲的其他著作等多方面对《明夷待访录》的写作意图加以辨证。
本文认为,黄宗羲所谓的“箕子之见访”是期待二十以后应运而生的驱逐满清、重建“华夏”、恢复“三代”的“圣王”来访,而不是等待清朝皇帝来访。
关键词: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 留书 十二运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题辞》中说:“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
”①这句话在当时并未有人提出有何不妥,但到了后世却引发了关于《明夷待访录》写作意图的激烈争论,并且至今余波不息。
本文首先对各家的观点加以简单的概括,然后从《留书》与《明夷待访录》的关系、胡翰“十二运”论以及黄宗羲的其他著作等多方面对《明夷待访录》的写作意图加以辨证。
一、关于写作意图的论争 最早指出“如箕子之见访”一语存在问题的是与全祖望同时代的黄之传(字肖堂),他在与全祖望读《明夷待访录》时说:“是经世之文也,然而犹有憾。
夫箕子受武王之访,不得已而应之耳。
岂有艰贞蒙难之身,而存一待之见于胸之中者,则麦秀之恫荒矣。
作者亦偶有不照也。
”全祖望瞿然下拜说:“是言也,南雷之忠臣也,而天下万世纲常之所寄也。
”杨凤苞评论说:“肖堂知言哉。
九原有知,亦当下拜。
”②黄之传在这里倒不是怀疑《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动机有什么不纯,只是指出黄宗羲的用语有考虑不周之处,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前朝遗民等待新朝来访的印象,全祖望、杨凤苞认为这一指摘是正确的,可以弥补作者的疏失。
但到了清末,章太炎就不认为“如箕子之见访”仅仅是用语疏失的问题了,而是强烈质疑《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动机乃至黄宗羲的节操:“黄太冲以《明夷待访录》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
昔文天祥言以黄冠备顾问,世多疑其语为诬,端居而思,此不亦远乎?”③针对这种情况,梁启超不得不出来为黄宗羲辩护:“章太炎不喜欢梨洲,说这本书是向满洲上条陈,这是看错了。
黄宗羲教育理念的历史解读——《明夷待访录》读书札记黄宗羲教育理念的历史解读——《明夷待访录》读书札记□ 罗志西风飒飒卷平沙，惊起斜阳万点鸦。
遥望竹篱烟断处，当年曾此看桃花。
——黄宗羲《过塔子岭》1694年，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降临人世；次年，即清康熙三十四年，南雷先生黄宗羲在家乡浙江余姚溘然长逝。
西方的新纪元因一位文化伟人的诞生而迎来曙光，而古老的东方也在送走一位震古烁今却不容于世的思想明星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沉沦……“初锢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于儒林”（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这句话是黄宗羲对自己一生的评价。
在政治实践中，黄梨洲是著名的士林领袖、反清志士，作为思想巨匠，他奉献给后人的是他的著作中闪耀着的、超越时代的民主思想。
黄宗羲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对近现代中国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当代学者张岱年将黄宗羲誉为“时代的先觉”，便不足为奇了。
黄宗羲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几部著作中，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就是《明夷待访录》，这本书在明末清初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侯外庐先生将《明夷待访录》誉为“中国17世纪的人权宣言”，而黄宣民则称之为明清之际中国“早期启蒙学派的思想纲领”。
本文尝试着对《明夷待访录》所反映的黄宗羲教育理念进行历史解读，用一篇读书札记来叙述笔者对《明夷待访录》的一点理解和诠释。
一、由社会历史背景来看《明夷待访录》的时代精神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活动，需要以点带面，由一个突破点深入要比面面俱到更有价值。
一般而言，通过社会史的角度，多层次、多因素的综合分析杰出人物的思想活动，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脉络。
《明夷待访录》并非是从一个天才的头脑中孤立产生的偶然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
明清鼎革的社会现实和新思想的萌发对于黄宗羲思想的形成和演进起着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
对于明代晚期的社会变迁，《剑桥中国明代史》叙述说：“（万历帝时期）可谓是明朝最富庶的阶段，但也是国家变化最剧烈的时期。
“箕子之明夷”新解——读《易》札记之一
张大芝
【期刊名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1982(000)002
【摘要】《易》之卦爻辞或为叙事，或为歌谣，二者用字有正有误，但即或字有错讹，语义还比较易于切磋，唯如《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这等上下无文、只可看作一则标题的爻辞最难通释。
按此语“箕子”二字，焦循训为“其子”，赵宾训为“荄兹”，近人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州为“孩子”，这大致均不合原意。
【总页数】3页(P58-60)
【作者】张大芝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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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夷待访录》之命题看《周易》对黄宗羲的影响.txt我是天使，回不去天堂是因为体重的原因。
别人装处，我只好装经验丰富。
泡妞就像挂QQ，每天哄她2个小时，很快就可以太阳了。
从《明夷待访录》之命题看《周易》对黄宗羲的影响陈柏华作为明末清初三大家之——的黄宗羲，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个卓有成就的经学家。
在群经治研中，于《周易》造诣尤深，他以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备。
为正本清源，阐明《易》理，黄氏曾著《易学象数论》六卷，戮力剥除九流百家附会于《周易》之上的种种浮游谬说，归义于《程传》。
《易》学界评之为：“持论均有据，能一一洞晓其始末，因此能尽指其瑕疵，非仅据理空谈，不中要害之作所可相比。
”[1]“为清初第一部抨击《易》学异端之力作。
”[2]如此，《周易》对黄氏的为人处事，乃至政治思想的形成等，是不能没有影响的。
为抛砖引玉，笔者拟从最集中体现了黄氏政治思想与情怀的《明夷待访录》这部著作的命题剖析入手，就《周易》对黄氏的影响这个问题作一窥视。
《明夷待访录》乃黄宗羲以亲身经历，总结明朝覆亡和民族失败的教训，深入研究历史和前贤圣哲的政论写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他为等待“如箕子之见访”，迎接“大壮”盛世而准备的一套兴邦治国的良策。
由这部书的命名，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周易》对黄氏的影响。
一、仿效《周易》，借托“明夷”寄寓情怀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仿效《周易》“言曲而中”、“事肆而隐”的语言特点，假托“明夷”寄寓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爱国情怀。
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巧用“明夷”卦名铭记亡国之耻。
全祖望在《书明夷待访录后》中云：“徵君自壬寅前，鲁阳之望未绝。
天南讣至，始有潮息烟沉之叹，饰巾待尽，是书于是乎出。
”[3]黄氏也曾明确地说过：“前年壬寅夏，条具为治大法。
”[4]壬寅年即公元1662年，是年明水历帝被清兵剿杀于云南，南明彻底灭亡。
这对始终坚持正统唯汉观、希望南明能东山再起的黄氏来说，无疑是—极沉重的打击。
箕子之明夷——从黄道周与黄宗羲的易学私淑关系看《明夷待访录》书题含义摘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一书自流传之始，围绕其书题意蕴和待访对象而产生的争论即聚讼纷纭，考察黄宗羲与黄道周之间的易学兴味与易学师承，可以用来解读《明夷》卦象对于黄宗羲等明末士人的意义，从而为梁启超“后王”说提供更为有力的旁证。
关键词：《明夷待访录》黄道周十二运关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书题含义的讨论，发端于清代黄之传，自1906年章太炎“将俟虏之下问”一说提出后，“明夷”的意蕴与“待访”的对象便成为学界聚讼的焦点，梁启超针对章太炎的观点，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给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章太炎不喜欢梨洲，说这部书（《明夷待访录》）是向满洲上条陈。
这是看错了。
此后钱穆、陈寅恪、胡发贵、谢刚、孙宝山、鱼宏亮等学者都相继撰文进行了讨论，在这场争论中，罕有学者关注到黄宗羲的易学兴味以及他与黄道周之间的私淑关系对《明夷待访录》一书命题所产生的影响。
因此，本文拟从这两个角度入手，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后王”说作一侧面补充。
一、《明夷待访录》题辞中的易学兴味与经世思想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在叙述黄宗羲学术渊源时，只提及“宗羲之学，出于蕺山”，而未论及黄道周，此后梁启超与钱穆在各自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只是介绍了黄宗羲与刘宗周的师生关系，而完全忽略了黄宗羲与黄道周在象数易学上的私淑关系。
而纵观黄宗羲的一生，他对于易学尤其是易学中象数一派的兴趣始终十分浓厚，虽然其著述中针对《周易》的研究仅有一本《易学象数论》，但是这部书针对汉宋易学象数学与术数学作了系统性的考辨评述，堪称明清象数易学领域的扛鼎之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说：宗羲病其末派之支离，先纠其本原之依托……其持论皆有依据。
盖宗羲究心象数，故一一洞晓其始末，而得其瑕疵，非但据理空谈、不能中其要害者比也。
而黄宗羲关注象数的深层动力，又与他“以慎独为宗，以实践为主”，承继并发挥刘宗周“经术所以经世”的理学观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明夷待访录》一书的命题即是这种易学兴味与经世思想相契合的明证。
在《明夷待访录》题辞中，黄宗羲明显在箕子、王冕与自己之间勾连了一条清晰的逻辑线条，这条线的起点显然着眼在武王访箕子这一“君臣际遇”的叙事模型上，而无论是如箕子传《洪范》，还是王冕待明主，其终点均落脚在革故鼎新的盛世期待中。
这样一来，对于黄宗羲而言，能够勾连起点与终点的路径依据，则只能从“十二运”这一理论学说中找寻。
可见，梳理清楚黄宗羲的易学兴味，对于论证《明夷待访录》书题的底层意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黄宗羲与黄道周的私淑关系历代易学流派繁多，体系庞杂，针对一卦一爻的解释在数量上汗牛充栋，在释义上则众说纷纭甚至互相抵牾，恰如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自序》中说到的那样：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
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皆可竄入焉。
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
黄宗羲继而在这篇《自序》中陆续批判了焦赣、京房、王弼、魏翱、陈抟、程颐、邵雍、朱熹等人的易学理论。
可见，黄宗羲对于前人解《易》的种种说法是不认同的，那么单纯去旁征博引古人《明夷》一卦的传注，对于解释《明夷待访录》书题的帮助微乎其微。
因此，必须根据黄宗羲的易学兴味与师承交游去缩小定义的范围，才庶几可以理清书题的内涵。
在全祖望为黄宗羲撰写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透漏出黄宗羲私淑于黄道周这一信息的重点，在于“乃出其所穷律历诸家相疏证，亦多不谋而合”一句。
即连黄宗羲自己，对黄道周亦有过“汉说唐疏，宋语明义，百年漳浦，破荒而出，象数理学，会归于一……漳浦之学如武库，无所不备，而尤邃于《易》历”的评述。
黄道周一生所治《周易》之学，集中体现在早年《易本象》、中年《三易洞玑》与晚年在狱中所作的《易象正》，三书中均使用大量篇幅来阐述历史推步的易学思想。
无独有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题辞中所称引的胡翰“十二运”，同属于推步历史之说，且黄宗羲在《王仲撝墓表》中论及自己的易学兴味时说道：“自某好象数之学，其始学之也无从叩问，心火上炎，头目为肿。
及学成而无所用，屠龙之技，不待问而与之言，亦无有能听者。
蛩然之音，仅一仲撝。
”则他对象数易学的炽烈兴趣可见一斑。
在象数领域极少知己的情形之下，自康熙十五年至十九年间，据黄宗羲自述：“余自丙辰至庚申五年，皆在海宁奉先生（许三礼）之教，而先生又从余受黄石斋先生《三易洞玑》及《授时》《西》《回》三历。
”，由此可见，黄宗羲师象数易理一脉私淑于黄道周。
三、黄道周及晚明士人群体对《明夷》卦的认知与解读在梳理清楚黄氏象数义理的师承脉络后，黄道周对于《明夷》一卦的解读与运用，即可用以印证《明夷待访录》的底层意蕴。
而黄道周确实也在诗文著作中屡次称引或阐释《明夷》，所作文如《孝纪序》：“顷年以来，遂更陨越，垂翼之矢，洊于股腹。
”所引为《明夷》初九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六二爻辞“明夷，夷于左股”及六四爻辞“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
尤为重要的是，在黄道周及其同时期的士人阶层眼中，《明夷》一卦已经在明末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中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意蕴，《明夷》一卦的卦辞为“利艰贞”，它不仅包蕴着士人对世运艰难、君道晦暗的控诉，对欲逢明时、欲得明主的追求。
也正因此，出于明清之交的黄宗羲对于《明夷》一卦的解读，亦分为“待明时”和“续绝学”两层，并且针对“续绝学”作了更为深刻的发挥。
在黄道周的解释中，存在一条以箕子为转枢的圣学流传谱系，其关键在于《尚书·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黄道周还在《易象正》中认为箕子“陈范之与抱器一也”，则箕子“继绝学”的历史形象在黄道周等明末士人的价值解读中显然超过了“待明时”的意义，这也正是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题辞当中所揭橥的著书宗旨：“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箕子对于明末士人这一“继绝学”的含义，就没有办法理解黄宗羲在入清以后行为上的种种矛盾，也就会在《明夷待访录》的待访对象究竟是否为清朝统治者的问题上纠结不清。
四、从黄宗羲晚年心志行迹看《明夷待访录》书题内涵仔细品味黄道周的《七旅诗》其六：西□箕子国，东海鲁连生。
英采居然在，微文安足争。
我们会发现这首诗与《易象正》“陈范之与抱器一也”的内在逻辑惊人的一致，即无论如鲁仲连蹈海赴死还是箕子陈说《洪范》，均为得正持志，黄道周在明亡后选择了像鲁仲连一样慷慨赴死，则作为他象数易学的绍继者，黄宗羲断无仕清乃至“以清圣祖比周武王”的可能。
在象数易学的历史观下，黄宗羲如黄道周一样选择了以推步历史来看待兴亡问题，而在黄道周给出的“抱器”与“陈范”、鲁连与箕子的二重选择中，决定效仿箕子陈范，“利艰贞”以“续绝学”，并以此为“明时”的到来积蓄有生力量。
据此，我们可以将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明夷”的意蕴分为“待明时”与“续绝学”两层。
在康熙二年癸卯（1663），黄宗羲在《留书》的基础上撰成《明夷待访录》，孙宝山先生认为，《留书》与《明夷待访录》体现了黄宗羲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思考，即黄氏对胡翰“十二运”历史推步理论的接受。
对比《易学象数论》“前为四运，后为八运，参差多寡，无乃悬绝，以仲子之言为是耶？孟子所谓一治一乱者正相反，以仲子之言为非耶？”的疑问与《明夷待访录》题辞中对“十二运”的描述，我们可以推知黄氏对“十二运”理论有一个从将信将疑到深信不疑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则是因为他对“十二运”理论中矛盾之处的调整。
在胡翰所传的理论体系中，代表“治运”重新恢复的《大壮》卦，要在四千八百年后“乱运”的终点《革》卦以后才能出现，但是经过黄宗羲的修改，将“乱运”正式开始的时间确定在周敬王四十三年甲子，也即《明夷》卦的开始。
根据这一改动，《大壮》卦开始的时间也就变为了康熙二年癸卯“向后二十年”，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将重新进入“治运”阶段。
因此，《明夷待访录》一书的写作目的也就变得清晰起来，即为二十年后的“运交《大壮》”作制度理论上的准备。
可以说，这一阶段的黄宗羲已经跳出满汉夷夏之分的《留书》阶段，而将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以前上溯至周敬王四十三年甲子的历史统一视为“乱运”，一心期待二十年后一个恢复“三代之盛”的全新历史阶段。
这二十年间，黄宗羲对于“明夷”意蕴的理解，即为“续绝学”以“待明时”。
据黄炳垕《黄宗羲年谱》，黄宗羲于顺治元年甲申（1644）至十六年己亥（1659）年间依然从事于抗清活动，而自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桂王父子被杀于昆明后，开始创作《明夷待访录》，“次年冬削笔”，根据全祖望《明夷待访录跋》：“万西郭为予言，徵君自壬寅前，鲁阳之望未绝；天南讣至，始有潮息烟沉之叹。
”则康熙元年为黄宗羲社会活动的分水岭，此后二十年间，著《明夷待访录》（康熙元年壬寅）、创办证人书院（康熙六年丁未）、送黄百家与万斯同入局修史（康熙十八年己未），均为怀有“运交《大壮》”期待的黄宗羲为“治运”的到来而做的准备工作。
此处参证黄宗羲送万斯同北上时所作律诗“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与“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可知他对清廷的不合作态度；而他为万斯同作《补历代史表序》中所说：“元之亡也，危素趋赴报恩寺，将入井，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
素是以不死。
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
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则点明了黄、万师生二人存亡续绝的历史责任感。
据此，《明夷待访录》的“明夷”意蕴昭然若揭，则其待访对象则应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为继清而起的后王。
从这一点看，则近三百年中，梁启超先生庶几可以被称为“南雷之知音”。
参考文献：章太炎：《衡三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里仁书局，2009.9江藩纂，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1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