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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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同文馆楹联京师同文馆是明清两代京师图书馆的统称,也称北京图书馆。
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图书馆,其内藏书之多、品种之全、珍贵之高,堪称世界图书馆之最。
同文馆楹联是同文馆门楣上的对联,描绘了同文馆的宏伟气势和文化底蕴。
同文馆楹联的内容主要围绕着文化、书籍、知识等方面展开,展现了同文馆作为皇家图书馆的崇高地位和文化价值。
楹联的构思深邃,表达精致,堪称文化艺术的杰作。
下面就同文馆楹联的一些经典之作做简要介绍:1.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这句楹联表达了在同文馆阅读众多书籍之后,人的写作水平会有所提高,有如神灵附体一般。
反映了同文馆作为皇家图书馆所具备的文化积淀和教育功能。
2. "博览群书,学无止境。
"这句楹联强调了同文馆所收藏的各种书籍,提醒人们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永远追求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体现了同文馆致力于文化传承和知识普及的宗旨。
3.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这句楹联描绘了书山和学海的壮丽景象,表达了在同文馆阅读书籍和学习知识的艰辛和奋斗。
启发人们要不畏艰难,勤奋学习,开拓自己的知识之路。
4. "明辨书籍,方显才华;广纳群书,方显学识。
"这句楹联强调了在同文馆阅读书籍需要明辨是非,才能展现个人的才华;同时,广纳群书,才能拓展知识的广度,提高个人的学识。
强调了同文馆的文化底蕴和教育功能。
同文馆楹联的每一句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教育意义,体现了同文馆作为皇家图书馆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使命。
这些楹联激励人们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传承文化,推动社会发展,展现了同文馆的独特魅力和历史价值。
同文馆课程设置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同文馆这一新兴的文化机构。
同文馆是一个以提高民众素质为主要目标的机构,它旨在通过许多课程和活动来实现这一目标。
本文将仔细审视同文馆的课程设置,以期更好地了解这一文化机构的未来发展方向,以迎接未来的挑战。
首先,同文馆的课程大致分为“理论”和“实践”两类。
其中,“理论”课程主要面向学者或专家,旨在对同文馆涉及的学科及其相关研究领域进行深入探索,以阐释同文馆的学术价值及其贡献;“实践”课程则以同文馆受众为主,围绕同文馆重要文化主题展开学习,努力营造社会文化和科技发展的文明氛围。
此外,同文馆还分别面向不同受众群体提供了系列专题课程,这些课程旨在激发学生的兴趣,促进学生在不同学科和文化内容上的深度学习。
其中,少儿类课程旨在培养孩子们兴趣爱好及文化审美观,通过各种娱乐活动和学习内容,让孩子们深入学习古代文学、传统文化、古代历史等内容;成人类课程则采取了不同的学习方式,以及更深入的学习内容,旨在让成人们更全面深入地接触、了解和诠释同文馆所涉及的文化内容;老年类课程更多的关注老年人的健康及文化生活,通过针对老年人的体育锻炼和艺术活动等来提高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水平。
此外,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同文馆还组织了一些特殊课程,这些
课程旨在通过不同主题让学生接触、深入了解、激发思维,包括文学名著解析、艺术史讲演等。
总之,同文馆的多样化课程和专题活动,使其具有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同时,这些课程和活动也为提高公众素质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随着社会的发展,同文馆的课程设置将持续更新完善,将来,同文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提高公众素质做出更大的贡献。
名词解释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是指清朝时期设立在北京的一个重要的文字研究机构。
其
主要职责是统一翻译和编纂政府文件、注释典籍和制作词典。
京师同文馆成立于清朝嘉庆三年(1798年),其前身为清代官方翻译机构牛城译局。
同文馆的宗旨是促进文字的标准化,维护语言的纯正,以此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同文馆聘请了一批博学多才的文化名流
作为馆员,其中包括纪昀、曾国藩、李鸿章等知名官员和学者。
同文馆的工作范围广泛,其主要职责包括翻译和编纂政府文件、注释
典籍、制作词典和起草国家重要文件等。
同文馆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
规章制度,如取用文字必须先经过同文馆审查,否则无法在官方文件
中使用。
此外,馆员们还通过对外出版书籍、收集民间语言、整理方
言等途径,逐渐完善汉语标准化工作。
京师同文馆在清朝期间,对保障政府文件的翻译准确、典籍的传承与
注释、汉语规范的完善,以及学术研究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同文馆的工作经验和成果对后来的文字标准化工作产生了深远
影响。
时至今日,京师同文馆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符号。
它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彰显的重要标志。
同文馆学员压制汉人晚清与外国交涉过程中,对彼此间交流的隔膜感触极深。
故而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亦訢就表示,与外国交涉,“须先识其性情,”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创立“同文馆”但是,亦訢同时还强调:“分派通解外国语文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拔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
这一,满洲优先”指示,给同文馆在培养人才方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同治元年(1862年)亦訢在北京创立师同文馆:次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上海广方言馆;”再次年,广州成立“广州同文馆。
”除了,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广州的同文馆都是很明显的旗人学堂。
广州的《同文馆章程》里规定,馆内学习的名额共设二十名,其中旗人十六名,汉人四名,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十四岁以上;教职员等则全为旗人。
京师同文馆章程仿照了清廷早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录取人数同样限制于八旗子弟──当年,俄罗斯馆曾发生过极荒诞的事情;教授俄文的满洲教师吗,一年之后被人发现根本不懂俄语,天知道每天教授的是哪国的鸟语。
比较之下曾国藩─李鸿章的汉人大臣在自强运动中倒没有满汉之分。
同治七年(1871年),曾、李合奏,请求公费派遣幼童赴各国留学,内附章程,建议“每年以三十名为率。
四年计一百二十名,”未曾半字提起满比率问题。
恭亲王亦訢审阅奏折之后表示支持,但却在幼童的挑选上特别含蓄地加入了强调八旗子弟优先的原则。
这种满洲本位观念,在清廷官员根深蒂固。
同治十年(1871年),已升任大学士两广总督的瑞麟上奏汇报广州同文馆的情况,说到同文馆内学习情况:“旗籍诸生,咸皆踊跃。
唯民籍正学附学各生,来去无常难期一来奋勉。
┅┅奴才等公同酌议,似应量为变通,拟请嗣后同文馆学生,专用旗人,毋用再招汉民。
这一奏请,顺利得到了总理衙门亦訢的同意,交由皇帝御批下发。
满洲本位标志三:阻碍汉军绿营近代化转轨太平天国运动给晚清政局带来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兵权渐从中央落入将帅私人之手吗,并由此引发地方督抚权力的全面上升。
京师同文馆的法语教育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
它始创于1862年,最初为政府培养外语翻译人才所设,后逐步发展成一所多学科的综合性学校,直至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历时40年之久。
同文馆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法语翻译和外交人才,在我国法语教育史和中法外交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法文馆的创立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与外国人的接触愈加频繁。
然而当时的中国却面临“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 、“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 的被动局面,涉外交涉中,基本依赖外方翻译,遭洋人欺蒙、无力反击的事件,时有发生。
因而在同文馆成立之前,士大夫阶级中的开明之士就提议开设外语学校、培育翻译人才。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签订,成为同文馆成立的直接原因。
中英《北京条约》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习英语,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
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讠斤、文祥、桂良联合具名上奏设立同文馆,同月二十日上谕批准。
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正式开学,学生十人。
在京的英籍传教士包尔腾(J. S. Burdon)成为第一任英文教习。
翌年,俄文馆与法文馆开学,学生各十人。
第一任法文教习是由法国公使哥士耆(M. A. Kleczkowski)推荐的荷兰遣使会的传教士司默灵(A. E. Smorrenberg)。
同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之例,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后改称“广方言馆”。
1864年,广州同文馆正式开馆,史称“同文三馆”。
二、学生与教习在开办的初期,京师同文馆的招生对象仅限八旗内部十四岁上下的少年。
1866年奕讠斤上奏提?h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同时建议扩大招考学生的范围,招收汉文业已通顺的翰林、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京外各官、以及举人、贡生等入馆,改变了之前只从八旗中挑选学生的做法。
京师同文馆办学模式对当今教学的启示一、京师同文馆的历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
清政府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一些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西方的科技比枪炮厉害,油然而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试图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
于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京师同文馆登上了近代历史的舞台。
京师同文馆亦称同文馆,是洋务派创办的用以培养“译员”、“通事”的外国语学校。
京师同文馆的开办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殖民地程度不断加深,朝廷中“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冲击,尤其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更使外交事务十分棘手。
培养外语、外交人才已成当务之急。
奕忻在《筹办事务始末》的奏折中说:“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设立京师同文馆的最初目的说得十分明白。
其二是引进西学。
建立一个有组织、有目标的机构,有步骤地引进西学也是十分必要的。
洋务派对西学的热衷直接促成了京师同文馆的开办。
同治元年(1862)京师同文馆在北京辟地开设。
京师同文馆创建最初仅设英文馆。
后相继成立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馆,各馆分立,分馆教学。
出于培养翻译人才的目的,始创时同文馆课程设置较为单一,授课科目仅限于外国语言和汉语,未开设西方科学。
“随着洋务运动由发展军事工业以‘求强’的阶段向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企业以‘求富’的阶段发展,同文馆的教学课程也由原来的外语和汉语逐渐扩展到自然科学领域”。
同文馆除了教授“英、法、俄、德等外语以外,学生要兼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地理、译书等课”,且这些课程均需用外文学习。
同文馆已由一所单纯的外语学校发展成近代化的多学科的外语和科技学校。
它为清政府培养了一批能进行对外交涉并办理洋务的服务者,也为中国造就了一些懂得科学的人才。
京师同文馆的法语教育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
它始创于1862年,最初为政府培养外语翻译人才所设,后逐步发展成一所多学科的综合性学校,直至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历时40年之久。
同文馆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法语翻译和外交人才,在我国法语教育史和中法外交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法文馆的创立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与外国人的接触愈加频繁。
然而当时的中国却面临“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 、“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 的被动局面,涉外交涉中,基本依赖外方翻译,遭洋人欺蒙、无力反击的事件,时有发生。
因而在同文馆成立之前,士大夫阶级中的开明之士就提议开设外语学校、培育翻译人才。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签订,成为同文馆成立的直接原因。
中英《北京条约》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习英语,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
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讠斤、文祥、桂良联合具名上奏设立同文馆,同月二十日上谕批准。
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正式开学,学生十人。
在京的英籍传教士包尔腾(J. S. Burdon)成为第一任英文教习。
翌年,俄文馆与法文馆开学,学生各十人。
第一任法文教习是由法国公使哥士耆(M. A. Kleczkowski)推荐的荷兰遣使会的传教士司默灵(A. E. Smorrenberg)。
同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之例,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后改称“广方言馆”。
1864年,广州同文馆正式开馆,史称“同文三馆”。
二、学生与教习在开办的初期,京师同文馆的招生对象仅限八旗内部十四岁上下的少年。
1866年奕讠斤上奏提?h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同时建议扩大招考学生的范围,招收汉文业已通顺的翰林、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京外各官、以及举人、贡生等入馆,改变了之前只从八旗中挑选学生的做法。
京师同文馆名词解释
京师同文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所重要的文献机构,成立于明朝嘉靖年间,是由当时的首脑儿科学院创办的。
其设立目的是收集整理各地区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和编纂,以促进国家的文化交流和知识的普及。
同文馆这个词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解释。
首先,同文可以理解为各地区的文献和文化资料。
在古代,物流交通不发达,各地的文献资料相对隔离,难以互通有无。
为了方便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同文馆致力于收集整理各地的文献,并将其进行分类编目。
同文馆的另一含义是一个机构的名字,具体来说就是明代京师同文馆。
它设立在北京的皇城内,成为皇帝和官员们研究政务和学术的重要场所。
同文馆的地位非常高,有时候甚至超过儿科学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图书馆。
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图书馆之一,规模宏大、规范统一,拥有大量的图书和文献。
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它为各地学者提供了前来研究和学习的场所,使他们能够与其他学者交流、碰撞思想,促进了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同文馆也是一个教育机构,为京师的官员和学子提供了丰富的图书以及培训机会,使他们能够学到各种知识和技能。
同文馆的存在也反映了明朝政府对于教育的重视。
明朝朝廷秉持着一种儒家的执政理念,认为教育是培养人才、推动社会进
步的基本手段。
同文馆的建立使得学术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为中国古代教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总之,京师同文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所重要文献机构,既是一个收集整理各地文献资料的机构,也是一个重要的图书馆和教育机构。
它的存在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都具有重要意义。
概况
清代最早培养译员的洋务学堂和从事翻译出版的机构。
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综理洋务的中央机关。
同时恭亲王奕欣等人建议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同文馆。
中国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
全称京师同文馆。
初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由恭亲王奕欣于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奏请开办。
次年(同治元年)6月正式开课,直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设管理大臣、专管大臣、提调、帮提调及总教习、副教习等职。
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任监察官,实际操纵馆务。
先后在馆任职的外籍教习有包尔腾、傅兰雅、欧礼斐、马士等。
中国教习有李善兰、徐寿等。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自1869年起任总教习。
同文馆初设英文馆,1863~1897年先后增设法文、俄文、算学、化学、布(德)文、天文、格致(当时对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的统称)、东(日)文等馆。
学制分5年、8年两种。
学生来源初以招收年幼八旗子弟为主,1862年6月入学的仅10人。
后扩大招收年龄较大的八旗子弟和汉族学生,以及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入学学生逐年增多。
学生毕业后大半任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学堂教习。
该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
此外还设有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
1902年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名京师译学馆,并于次年开学,仍为外国语言文学专门学校。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
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
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
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
学生最多时达120人。
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
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洋务运动时期,译介西方自然科学的一重要机构是同文馆。
同文馆作为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其《馆规》明确规定,学生学制八年,重点培养翻译能力。
恭亲王奕 1866年建议同文馆增设算学馆时又强调:“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
”<《洋务运动》(二),第22页。
>奕 把学习天文算学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作为练兵制器的“根本”,要学员用“着实功夫”加以讲求,以免只学皮毛无裨时用的思想,使同文馆始终把翻译西书,作为其重要活动之一。
“八年毕业诸生,最末两年都须译书,而留馆学生也讲求翻译书籍,无论教习学生,翻译有成的,均有奖励。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44页。
>从而使同文馆在洋务运动时期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渠道之一。
而且自京师设馆译书之后,沿海各口岸相继仿行,次年李鸿章即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后又有广州同文馆等等,这些教育机构也都以翻译西书为已任,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输入西学系统。
所译之书则以“公法”类居多
创办原因
鸦片战争后,中外交涉活动日渐频繁。
清政府在对外交涉活动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所受损失甚大。
《天津条约》又规定今后中外条约均用英文书写,如以后有交涉文件中发生文词争议,均以外文为准。
这些歧视性的规定,迫使清政府作出了开办外国语学堂的决定。
洋务运动时期开办的著名的外国语学堂主要有:
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后,屡次与帝国主义列强交涉,深感语言不通、文字隔阂,也
是受欺蒙遭失败的原因之一
对近代教育的影响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教育是其重要内容。
洋务派举办的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开启了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历程。
同文馆的成立不仅仅是洋务运动开端的重要标志,而且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中国近代教育史、晚清近代化进程等方面都占有一席之地。
它是中国近代官立的第一所新式学堂。
它所培养的人才在清末民初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同文馆的发展史反映了近代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过程,同样也可以折射出晚清近代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许多重大问题。
京师同文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改变封建传统教育的首次尝试,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开端。
同文馆的局限
“同文馆”,教习西洋语言文字和学问,立意并非是为了消弥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增加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而是为了挽救清朝的统治危机。
非常遗憾的是,唯一在朝廷倡导学习西方语言的京师同文馆,也是一家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机构。
奕完全是从功利主义的立场看待西方“语言”,他不相信欧洲语言中也包含有高尚的精神文明,认为充其量有一些“天文历算”的“奇技淫巧”。
他考虑的并不是“洋话”会冲击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使中国人不像“中国人”。
相反,奕敏锐地感觉到并为此焦虑的是:如果满族人不去掌握法语、英语,全部让那些在上海、广州的汉人掌握了外语,占据了中外交涉的要津,清朝统治者就会进一步丧失其政治优势,眼看汉人在更大范围内的攫取更多的权力。
因此,奕订立的《同文馆章程》第一条就规定:“应由八旗满、蒙、汉闲散内,择其资质聪慧,年在十五岁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
”奕希望“八旗子弟”能够熟练掌握外语,将来控制“洋务”利薮。
在这一层面上,奕考虑的是如何用一种新进的“强势语言”来强化满洲人和八旗子弟统治阶级“身份”(Status)。
既然奕的私心,只是为传统的满族既得利益阶层谋求新出路,京师同文馆的失败,也早就在命运的注定之中。
结述
一八六二年总理衙门选定“同文馆”的名称,在放低文化姿态,营造平等对话的气氛方面,是对儒家“夷夏观”的一个突破。
所谓“同文”,是秦始皇统一中原,归并六国时“车同轨,书同文”的说法。
但是,十九世纪的法文、英文已经是国际“强势语言”。
清朝的“同文”实践,谈不上用中文去同外文,所谓“同文”,其实的涵义是“翻译”、“沟通”,无论如何,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新境界,一次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