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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湘军与晚清地方势力的崛起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请选出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 )的创建是清朝兵制的重大改革，对晚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A．淮军B．湘军C．北洋、南洋、福建水师D．海军衙门2．下列关于湘军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
A．是按地域以封建宗法关系维系起来的B．以募兵制取代世兵制，建立起严格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C．强调军事训练和思想控制D．更重视陆军建设，有新式武器装备，其战斗力极强，超过了绿营八旗，成为了清朝军队的主力3．1861年，慈禧太后发动( )，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垂帘听政”。
A．辛酉政变B．天京事变C．戊戌政变D．亚罗号事件4．清政府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担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的是( )。
A．李鸿章B．丁汝昌C．奕 D．奕譞5．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的方式是( )。
A．官办B．官督商办C．官商合办D．商办6．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性质的民用企业是( )。
A．轮船招商局B．开平矿务局C．上海机器织布局D．天津电报总局7．标志着清政府被迫放弃闭关政策，开始面向世界，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的理藩向近代外交转化的事件是1861年( )。
A．辛酉政变B．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C．洋务运动的兴起D．外务部的成立8．清政府任命的第一任中国总税务司是( )。
A．赫德B．李泰国C．威妥玛D．璞鼎查9．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是( )。
A．天津机器局B．江南制造总局C．金陵机器局D．湖北枪炮厂10．下列不属于李鸿章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条约的是( )。
A．《北京条约》B．《中法新约》C．《马关条约》D．《辛丑条约》11．下列关于京师同文馆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
A．是洋务派为适应办夷务对外语人才的需要而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B．1862年经奕譞等奏准设立，直属总理衙门C．最初的招收对象是十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D．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12．清末北洋水师的提督是( )。
评析京师同文馆与福州船政学堂课程设置中的科学教育以及启示[摘要]文章以史为鉴，剖析晚清中国两所具有代表性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在科学教育课程方面设置的特点，对外语教育与科学教育课程的关系进行简要分析，尝试提出对当代大学课程设置方面有益的建议，即外语语言学习是起点，科学教育是终点;外语教育要以科学实践为主，科学教育课程教学过程以外语为主;外语教育与科学教育课程紧密结合，满足专业需求，建立严格的淘汰考试制度;拓宽英语专业的课程范畴，增加科学教育课程。
[关键词]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外语教育科学教育一、引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中外交往的严峻形势以及订立条约以英文为正解的硬性规定，迫使清政府将创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提到议事日程。
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二十九日，恭亲王奕訢、李鸿章、曾国藩奏准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
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奏准于福州成立船政局。
两所由洋务派代表人物所创办的新式学堂，其对待科学教育的态度泾渭分明，这直接导致了教学效果的不同。
本文拟从科学教育课程设置的角度出发，探讨两所学堂所取得的成绩，分析其经验和教训，以期对当代大学课程设置方面有所启发。
二、科学教育1.京师同文馆与科学教育。
中国近代教育发端于洋务运动，其创办的第一所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创立之初，课程就以西语为主，教学方法采用的是“语法—翻译教学法”（The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主要特点是为以语法为纲，翻译为教学的基本手段。
课程设置贯穿始终的是西语和翻译，学生的时间都用在西语的学习和翻译的实践中。
在语言基本功夯实的基础上，学生为总理衙门翻译公文和西书，担任对外交涉的现场口译和随团赴外时充当口译员的角色。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单一的翻译型人才已无法满足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的诉求，这时既懂西语又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才受到热捧，特别是懂得西方“坚船利炮”的科学技术人才。
人教部编版八年级上册《第七单元人民解放战争-第八单元近代经济、社会生活与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2021年单元测试卷（6）试题数：10，满分：01.（问答题，0分）状元实业家张謇兴办的大生纱厂等企业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楷模。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发布上谕，要求“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
同年，张謇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指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材料二材料三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和保护工商业，鼓励人民兴办实业，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设立实业部，各省成立实业公司。
自1912年至1921年，大生纱厂的利润率平均水平高达。
44%，10年盈利累计1161万9千两，相当于1899-1911年13年纯利润总和的3.61倍。
在1920至1921年，上海的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大生股票成为当时市场上“绩优股”，行情天天看涨。
请回答：（1）据材料一，当时民族工业发展出现了什么有利条件？张謇的话与他提出的什么口号是一致的？（2）据材料二分析张謇兴办企业的成功之道。
（4）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12年至1921年期间大生纱厂经营状况良好的原因有哪些？2.（问答题，0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根据材料，分别简述1895-1912年和1912-1919年这两个时间段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
3.（问答题，0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中国民族工业自19世纪60年代出现以后，发展速度一直比较缓慢，到1895年，中国民族工业数量大致在170家左右，资本总额不足5000万元。
然而，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间新创办的企业就有62家，资本总额达1240多万元，出现了一个兴办实业的浪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始终保持发展，甚至出现了“短暂的春天”。
材料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从分布到类型上都体现出“后天不足”的病征……（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无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终的胜利，却是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进步力量之一…资产阶级也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
试题设计如何考查和培育学生的价值观——以上海卷“京师同文馆”题为例何成刚沈为慧聂幼犁教授以2003年高考上海卷的“京师同文馆”题为例，讨论了如何考查学生历史观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个非常醒目的观点：最要紧的是在“过程”中培育学生正确的史观（见《历史教学（中学版）》2009年第2期）。
培育科学的历史观，不仅是历史课程的目标之一，而且还体现了历史课程的性质，足见其重要性。
本文仍以京师同文馆为例，探讨“试题设计如何考查和培育学生的价值观”问题。
据聂教授透露，上海卷“京师同文馆”题最初的设计是这样的：洋务运动推动了我国的外语和科技教育。
根据你的历史知识，设想京师同文馆早期招生时的情况，最有可能是A.门庭若市B.如同科举C.舞弊成风D.寥寥无几答案：D 但命题者担心：学生不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客观现实，即“19世纪中后期，从总体上看，中国的主流和大众意识还是科举成名、读书做官，传统习惯、社会舆论和知识阶层对外来文化持强烈的排斥、歧视态度”，所以无法推测出京师同文馆早期招生时的情况。
其忧虑不无道理，这也间接印证了命题所坚持的“论从史出”原则。
但是这种忧虑还不足以否定该题的科学性，因为学生学过这样的知识：在清政府内部，存在着强大的、反对西学的顽固力量，比如倭仁等人。
据此，学生应该能够推出与当时招生情况基本一致的结论来。
所以说，命题者的担心又是多余的。
遗憾的是，“京师同文馆”题最后被改造如下：洋务运动推动了我国的外语和科技教育。
然而，当初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报名入学者却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A．欧洲列强的干涉 B．顽固势力的反对C．洋务官员的无能 D．维新人士的抵制答案：B 这么一改造，问题就出来了。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严重地制约着京师同文馆的招生，一个是当时中国社会守旧的主流思想和大众意识——命题者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如果没有材料依托，学生很难认识到；另一个就是清政府上层顽固势力的强烈反对。
京师同文馆对我国教育近代化的意义及其启示京师同文馆的出现和发展，初步动摇了中国古典人文教育的传统，是中国教育的一次大的创新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
反思与回顾这段历史，了解中国近代教育蹒跚起步的情形，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育观念的进步来考察它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意义，对今天中国教育改革也有一定现实意义。
[标签]京师同文馆近代化教育改革京师同文馆的出现和发展，初步动摇了中国古典人文教育的传统，是中国教育的一次大的创新，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
然而，学术界对它的议论及重视程度与它应有的历史地位远不相称。
本文拟分析其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贡献，借此来审视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
一、京师同文馆的产生和发展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西方工业文明战胜了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中国面临着近代化的严峻挑战。
对这种挑战首先做出响应的是以奕忻、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为挽救清王朝的统治，以“求强”“求富”为口号，开展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
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就是在此背景下，为了满足外交和洋务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
它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迥异于中国传统教育，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端。
1862年6月11日，京师同文馆在北京成立，附设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初设英文馆，后又陆续设法文馆、德文馆、俄文馆和东文馆，各馆分立，分馆教学。
始刨时期，京师同文馆课程设置较为单一，出于培养翻译人才的目的，授课科目仅限于外国语言文字和汉语语言文字，对西方的各门科学一概不予开设。
太平天国失败后，自强运动得以发展，奕忻等人提议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讲习天文、算学，以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经反复辩论，终于在第二年设立。
自开天文算学馆后，同文馆课程大加扩充，制度逐渐健全，师生人数也逐渐增加，至1877年馆中已有学生101名，中外教习10余人。
它已由一所外语学校变成了一所近代化的多学科的外语和科技学校。
京师同文馆的设立与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思考一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与学习西方的开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历史处于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传统社会表面上的安逸与平静被突然打破，从统治者到普通民众都始料未及。
最初，在与外国主要是英国的接触时，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使得清政府的对外交涉步履维艰。
华夏民族的语言文字自古以来一直自诩为“华夏正音“，除此之外的语言文字则被讥讽为"鴃舌之音"，鴃舌意为鸟语，引申为非常难懂之语言，出自《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於曾子矣。
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本意是孟老夫子嘲笑楚国之人许行所说之语犹如鸟语，艰涩难懂，后来成为人们嘲笑那些讲南方方言之人，到了近代初期则是指旧式士大夫鄙夷那些接触和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之人。
从古至今，知道在大清王朝的闭关时代，人们仍然津津乐道于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天朝文化的博大精深，大多数士人沉浸于史学和经书之中，并未察觉自身所生活的世界已经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得许多人认为天朝以为的事情不关己身，这也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
这种对于自身语言文化的自豪和骄傲之情，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时势的压力而有所改变。
特别是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修约期间，英国规定，所有条约的最终解释权以英文为准则，弱国无外交，面对形势所迫，总理衙门等人开始筹划培养自己的外交人才，1862年（同治元年）8月，奕等人上奏《奏请设立同文馆折》，“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但是，此时遭到顽固派等保守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在华夏正音和鴃舌之音上网较量上，学习外语培养翻译人才与外国人打交道遭到蔑视，当然，这些来自旧式士大夫的反对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这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有必然的联系，但最根本的则是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小农主义严重制约了人们对世界变化的察觉和体验。
原⽣态的京师同⽂馆京师同⽂馆是清廷为培养满清翻译⼈员⽽于1862年附设在“总理衙门”之下的⼀所外语学堂。
但是，这种“新⽣事物”⼀与清朝官制相结合，⼜会产⽣什么样的畸变呢？尽管同⽂馆的设⽴，遭致了守旧⼠⼤夫的舆论反对，但由于清廷最⾼权⼒者有意为之，舆论也只如清风徐来⽽已。
这种“徐来”的风，与本⼟官制的共同作⽤，彻底改变了“新⽣事物”的性质。
⼀，⼊学⽅式：⽇后成为戏剧家、早年由翁同和推荐进⼊同⽂馆学习的齐如⼭，在其《齐如⼭回忆录》中，记述了同⽂馆的⼊学⽅式：“⼀次，家兄竺⼭到北京考试，李⽂正公（李鸿藻）见之，问先君（齐如⼭写回忆录时其兄已死，故称”先君“）⽈：‘⼤世兄今年多⼤？’先君答以⼆⼗岁。
⽂正公⽈：‘不必再作⼋股了，⼊同⽂馆吧。
’先君听到此话，⾼兴异常。
当问以如何才能得⼊，⽂正公⽈‘容易’。
次年春家兄便已进了同⽂馆。
当时先君本意我同家兄同去，⼀因不好意思烦⽂正公，⼆因我岁数较⼩，以⾄未果。
其实是当时不深知同⽂馆的情形，不⽤说两⼈，就是⼗⼈⼋⼈，就都可以进去，毫不费事。
这不但不算作弊，⽽且算是帮助同⽂馆。
”“到了光绪中叶，风⽓渐开，汉⼈已有愿⼊者，然仍极容易，由馆中⼈员及教习介绍，或由资格较深之学⽣介绍，都可以进去，何况堂官（对六部官员的称谓）！绝对⽤不着考试。
我进去的时候，是由翁⽂恭公交派的。
我⼊馆后之第⼆年，因为想⼊的⼈太多了，所以才有考试的规定，然考亦不难，且有⼤⼈情者不考亦仍可加⼊。
”这是齐如⼭回忆家兄齐竺⼭（及⾃⼰）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转⽽进⼊同⽂馆的⼀段经历。
原⽣态、传统的⼈情运道之⼿把他们两⼈推⼊了同⽂馆。
⼆，⼊学待遇：同⽂馆学⽣分两类。
⼀类是领津贴（膏⽕）的，称额内学⽣；⼀类是不领津贴的，称额外学⽣（双规制具有强⼤的封建社会历史传统）。
初期学⽣每⽉津贴三两银⼦。
1867年同⽂馆添设天⽂、算学以后，提⾼了学⽣待遇，每⼈每⽉发银10两，每年达120两。
这⾥有⼀可⽐与⼀不可⽐，可⽐的是，当时京城翰林编修（七品级）年俸45两，五品外官年俸80两；不可⽐的是，京官有另外⼤量明规则“炭敬”等“灰⾊收⼊”，这是不列⼊官员年俸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洋务运动兴起。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主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派和反对学习西方的顽固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战。
其中影响较大的争论主要有：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京师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之争；80年代的修筑铁路之争和派遣留学生之争。
首先是同文馆之争。
奕、曾国藩等人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指出：“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欲悉各国情形，比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1862年，清政府批准了奕的建议，在北京开办了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型的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
该馆最初只是培养中国翻译人员为目标，只设立一些外文馆，如英文馆、俄文馆、法文馆等，以学习外国语言为主。
后来，奕建议增加天文算学馆，招收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还希望延聘洋人教师。
此建议一提出，便遭到朝廷中一批守旧官僚反对，由此引发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第一场大论战。
顽固派官僚认为，招人学外语，聘请洋人为师已经是在胡闹，现在竟要一批科甲“正途”之士去学习外国的“奇技淫巧”，这不仅会冲击中国的传统学术，而且还势必动摇士大夫官僚安身立命的“中学”。
大学士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即使科学馆中出了有成就者，也不过是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而能起衰振弱也”。
并危言耸听地说，奉夷为师是坠入了洋人的圈套，这简直是“用夷变夏”，“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强调“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求自强必谋礼仪之士。
”对于顽固派的反对理由，奕等人不以为然，嘲讽顽固派只会“空言塞责，取誉天下”，责问倭仁，既然视夷为仇，则必有卧薪尝胆之志？指责他只会空谈道义，与国事无补。
批评倭仁言论中的偏见和短视见识，他再三告诫说，想维持长久安定，就应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装备自己，以达“自强”。
当时的西太后还离不开奕的帮助，所以在这场论战中基本赞同奕的主张。
最后以奕等人的获胜而结束这场争论。
第29卷第1期2013年3月大连教育学院学报J our nal of D al i an E ducat i on U ni ve r si t yV01．29．N o．1M a r．2013谫论京师同文馆中的科学教育王冬凌(大连教育学院，辽宁大连116021)摘要：对京师同文馆中科学课程的设置、教师的来源进行了探讨，并阐述了同文馆实施科学教育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京师同文馆；科学教育；意义；课程；教师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88X(2013)01—0020—03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新式学堂，1862年初创时是一所外国语学校，1867年增设天文算学馆后开始逐步实施科学教育。
作为迥异于中国传统人文教育的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京师同文馆中实施的科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科学课程的设置及主要特征关于京师同文馆科学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丁韪良制订的两份课程计划京师同文馆科学课程的广泛设置，是从1869年丁韪良出任总教习后开始的。
丁韪良拟订了两份科学课程计划：一份是八年制课程计划，这份课程计划是为年龄较小、外语程度较好的学生预备的。
前三年学习中国语文、历史、地理和外国语(英、法、俄、德文之一)，自第四年起学习格致(物理)、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和微积分)、化学、天文、地矿学、机械学及万国公法等课程，在第七、八两学年还安排学生翻译书籍。
另一份是五年制的课程计划，是为年龄较大的学生预备的。
规定“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藉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
”京师同文馆的八年制课程和五年制课程，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分年课程设置的开始。
从课程计划来看，京师同文馆已有较广泛的课程科目。
如八年制课程计划中，前三年主要是打好语言基础，了解史地；后五年大量设置了数学、天文、格物、化学等科学课程。
2．《清会典》中关于同文馆科学课程的记载《清会典》详细记载了京师同文馆科学课程的具体内容。
1867年度事件：同文馆开设算术课引发清廷高层激烈内斗1867年度事件：同文馆开设算术课引发清廷高层激烈内斗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唯一由晚清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的改革机构。
其设立的初衷，是有感于中外交涉言语不通，经常因为词不达意而导致小事酿成大衅。
基于这一紧迫的现实需要，设立之初并未遭遇太大的阻力。
但当1867年，恭亲王亦訢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改革派大臣认可了“一切西学皆自算学出”的“新思想”，而决定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却挑战了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底线，进而引发了一场清帝国权力最高层的激烈内斗。
结果两败俱伤，晚清自强改革也因此迟滞多年。
朝廷决定设立天文算术馆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
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
”这直接刺激了清廷高层在1862年设立同文馆，以专门培养外交急需的翻译人才。
同文馆设立之初，只是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外语的学校。
但随着自强运动的推进，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觉察到，若要切实做到“师夷长技”，造出洋枪洋炮，就必须去学习制造原理，而要学习制造原理，则中国以经史教育为主体的传统教育已无法满足人才的输送。
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即认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
这种观点今天看来不尽准确，但却道出了要害——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则必须先培养具备算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基本常识的知识分子，仅仅学习外语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么样一种背景下，恭亲王奕訢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1866年年末正式奏请朝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很明确——“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正面冲突：恭亲王与士林领袖倭仁两次论战应该说，奕訢等人对此举可能遭致的阻力，事先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在奏章里，奕訢提前给朝廷打了一剂预防针：“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
论文关键词：京师同文馆；英(外)语教学；科学课程；改革论文摘要：京师同文馆1866年增设天文算学馆，开设科学课程，用英(外)语教学科学，培养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新型人才。
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提升了英(外)语教学层次，增强了洋务学西学运动的实用性和学校教学内容的科学性，迈出了我国英(外)语教学改革的第一步。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进驻北京，闭关自守的清政府被拖上国际交往的舞台，创办学校培养对外交涉翻译人才刻不容缓。
怵于《中英天津条约》“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遇有文字难辩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等强行规定，鉴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痛苦教训，主持对外交涉事务的奕訢等人以与西人交涉必先识其语言文字为由，奏请从广东、上海“专习英、佛、米三国文字语言之人”中“挑选诚实可靠者……携带各国书籍来京。
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者“俾资学习”。
1862年，总理衙门正式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外语学堂——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首先开设英文馆，肇始中国官办英(外)语教学。
1866年，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人有感于洋务形势的迅速发展，以天文、算学是西人“制器之根本”为由，奏请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西人教习，扩大招生范围，用英(外)语讲求天文、算学等西学，迈出了中国英(外)语教学改革的第一步。
二改革的目的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引入科学的英(外)语教学改革，旨在满足洋务“求强”运动对“制器”、“造船”等军政人才的迫切需求。
京师同文馆1862年创办时，其“初意仅仅在于培训中外外交所需要的翻译人才”，并无教学科学的计划。
三年后，如果接受培训的对外交涉翻译人才于西人的“文字言语悉能通晓”，京师同文馆“即行停止”。
从“求和”到“求强”社会需求的急剧发展是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引入科学课程英(外)语教学改革的直接动因。
几乎在创办英文馆的同时，总理衙门委托总税务司李泰国(y)帮助购买兵船，梦想建立自己的海军。
总理衙门在白白浪费了100多万两银子而一无所获后，决定自己创建海军。
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早期洋务派便在通商口岸城市从事制造枪炮、建造兵船等洋务活动。
1863年，李鸿章分别在苏州和上海设立洋炮局，1865年又在南京设立金陵制造局；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局，优先创办“求是堂艺局”，以“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为办学宗旨。
早期洋务派试图通过制造枪炮、建造兵船，学习西人“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增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以此作为“求和”的后盾。
制器、造船等军事“求强”活动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人才。
社会需求的变化发展使早期洋务派对西学的认识发生变化。
早期洋务派曾有“西语即西学的看法”，但洋务实践以及他们与西人打交道的经验使他们明白，西方国家除了语言文字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学习。
西学不仅指西语，更指西方制造“坚船利炮”的科学技术。
与西人交涉必先识其语言文字，与列强抗衡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人制器、造船等根本技术，要“尽其制造驾驶之技耳”。
如果只学西人的语言，不学西人的技术，中国的驾船、制造等“自强”所急需的技术就得不到提高，即便是模仿，也不会仿造好。
鉴于西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从天文、算学”等西学中来，学西学“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以奕訢为代表的洋务派于1866年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学习西语的基础上增设天文算学馆，学习西人推算、格致、制器、尚象等制器、造船之长技，探求中国富强之道。
[!--empirenews.page--] 改革的基础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讲求天文、算学等西学，奉调优秀生源，扩大招生范围，为英(外)语教学改革“俾于实用”建立基础。
早期的京师同文馆“虽然是奉官调学生，但有人情可托者，谁也不去，所挑选者，大多数都是没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学生。
因为这种的学生，向来功课成绩不好”。
入学后，他们不但以敷衍塞责的态度学习英(外)语，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汉语学习上，而且经常旷课，上英(外)语课的学生不到50％，认真听英(外)语课的学生更不足20％～30％；包尔腾(J.S.Burdon)等传教士教习以“混混日子，捞上一笔可观的俸银”的态度对待教学，敷衍了事；月课、季考、岁试等考试制度形同虚设，“请人代作，或通融抄录，草率了卷”的情况时常发生。
结果，京师同文馆创办三年，学生“语言未必娴熟”，翻译“究属一知半解，于西洋文字未必全局贯通”。
鉴于京师同文馆早期学生不但英(外)语“未必娴熟”，而且“汉文文义尚难贯串”，如果再让他们“讲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
因此，总理衙门奏请扩大招生范围，将“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年少聪慧，愿人馆学习者”一并招人，以便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使天文、算学等科学教学“俾于实用”。
上海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分别于1863年和1864年开馆，学习“语言文字者谅不乏人”，如果“择其已有成效者咨送来京考试”，京师同文馆的科学教学“必可得力”。
总理衙门在奏请扩大招生范围的同时，奏请令上海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挑选优秀毕业生送京师同文馆学习科学。
广州同文馆和上海同文馆分别从1867年和1868年开始将优秀毕业生送京师同文馆学习科学。
这些赴京师同文馆学习科学的学生参加中文条约翻译英文、英文照会翻译中文以及算学等入学考试，结果“文理俱各明顺，登答均无舛错”。
上海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从此成了京师同文馆学习科学优秀生源的重要基地。
改革的核心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引入科学的英(外)语教学改革核心是用英(外)语教学科学，为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学习科学，京师同文馆聘请西人师资、完善课程设置，实施学用相长、以考促学等措施。
鉴于中国通汉语者不达西学，总理衙门奏请增设天文算学馆时，委托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Hart)帮助聘请教学天文算学等科学课程的西教习。
由于教学科学的西教习大多不通汉语，除1868年开设的数学课程由我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教学外，京师同文馆绝大部分科学课程依赖于西人直接用英(外)语讲授：法国人毕利干(Mr.Billequin)教学化学(1866年)；美国人丁韪良(W.A.P.Martin)教学国际法(1869年)，海灵敦(w.Harrington)教学天文(1877年)；英国人德贞(D.J.Hepburn)教学医学生理(1871年)，欧理斐(C.H.Oliver)教学物理(1879年)等。
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后，不久开设八年制西学课程：元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四年：数学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六年：讲求机器，微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八年制西学课程由语言渐及科学。
第一、第二年是读法、拼法、文法等英(外)语语言知识课程。
第三年加入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内容，以此过渡到自然科学。
从第四年开始逐年加入数学、物理学、机械原理、机器制造、航海测算、化学、万国公法、天文测算、矿务、经济学等自然科学和专业。
西学课程使用原版或京师同文馆自己编译的教材，如丁韪良的《格物入门》(Natural Philosophy)和《格物测算》(Mathematical Physics)，毕利于的《化学指南》ChemistryforBeginners)和《化学阐源》(Advanced Chemistry)，海灵敦等的《中西合历》(AstronomicalAlmanac)、《天学发轫》( Elements of Astronomy)和《算学课艺》(Mathematical Exercises)等。
[!--empirenews.page--][1][2]下一页译书是八年制西学课程贯穿始终的教学内容，因为翻译既是学习和巩固西学教学的重要实践，是学用相长的重要措施，又是学习和传播西学的重要津梁。
为鼓励翻译实践，京师同文馆对译书卓有成效者均给予奖励；教学语言用英(外)语，西学课程考试也用英(外)语，以考促学。
例如，1872年英文馆岁试格物题要求学生用英文解释：“冬夏之冷暖有别，以图考之，其理如何?掘地深过数丈，渐觉加热，其故何也?光有二说，其理熟长?光与热随远近增减，其比较若何?日光之速由何而考之?光透物而折改方向，其理如何?虹霞并现，其故何也?早晚有霞，其故何也?测天远镜二式，其理若何”? 二年的英(外)语基础训练，语言教学与科学教育有机结合的课程设置，再加上多年的西书翻译实践以及用英(外)语考试西学等潜移默化的作用，学习“英文者，能藉之以及诸课，而始终无阻”，学习其他外语者“间须藉汉文以及算格诸学”。
改革的艰难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引人科学的英(外)语教学改革在洋务进步势力与顽固守旧势力的妥协和斗争中艰难发展。
京师同文馆虽然是按照资本主义模式建立的新式学堂，但“遵循的先例是18世纪中叶在清帝赞助下创办的俄罗斯文馆”，以表明“这所新的学校并无特殊之处”。
教学外国语言文字，培养翻译人才是怵于外患而思自强的应急措施，是维持摇摇欲坠封建统治的需要，是顽固守旧势力也能接受的“西学”。
洋务进步势力奏请增设天文算学馆，表明其对西学的态度发生了实用性变化。
虽然在形式上仍采用天文算学“这一更容易为保守势力接受”的名称，但洋务进步势力所倡导的“新西学”已超越了顽固守旧势力所能接受和容忍的极限。
以翰林院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认为，“西学源于中国古代算学，西人只是采用了中国发明的方法而已，西学的根基在中国”，向西人学习中国固有的东西实为多此一举；况且“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中国在所有昌明盛世时都未曾向夷人学习，为什么现在必须向打过我们的“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
夷人学习才能富强呢?增设天文算学馆，面对顽固守旧势力的非难，李鸿章、左宗棠等早期洋务派以他们从事办学、制器、造船等洋务实践以及他们与西人打交道的经验进行反驳：中国要富强。
就必须学习西人驾船、制造等“自强”所急需的技术，“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西语只是西学之皮毛，在“求强”的过程中无俾于实用。
在总理衙门和洋务派的据理力争下，清帝发布谕旨，“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增设天文算学馆“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
洋务进步势力与顽固守旧势力在增设天文算学馆，引入科学课程上的斗争“不仅严重阻碍了洋务教育事业的发展，推迟了改革旧教育制度的进程，而且对知识阶层学习西学也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消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