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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同文馆：晚清的“外语大学”作者：陈卿美来源：《记者观察》2019年第02期晚清时没有专门的“外语大学”，最早的官办外语专科学校就是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是清政府开办的一所新式学校。
两次鸦片战争，清廷让洋人欺负惨了，比如规定中外交涉条约全部要用英文书写，遇到词义不明白的地方，以英文为准。
因为语言问题，导致误会不断，冲突加剧，让清政府很头疼，尽快培养自己的英语翻译人才成了当务之急。
“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诸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1859年，郭嵩焘建议设立外语培训学校。
1861年，恭亲王奕訢奏请开办英语翻译培训学校。
1862年8月24日，清政府批准在北京成立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为何叫“同文馆”呢？史料中没有说明，只能猜测。
那时根本没有大学的概念，所以不可能称为“大学”。
再者，“大学”为综合性高等学府，而作为培养翻译的专科学校，显然还不够格。
笔者以为，或许源自古时“学堂词馆”的说法。
翻译，无非是和文字、词语较劲，由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再者，在乾隆时就有俄文翻译馆，因此，学校定位为“馆”。
所谓“同文”，也就是让不同的语言，翻译成同一种含义。
据《晚清近代社会变迁》记载，京师同文馆第一批学牛只有10人，后来八次出洋的赵本山老乡张德彝是其中一个。
当时招生只面向满人，汉人绝无机会，因为清政府要培养无限忠诚于自己的翻译人才，必须选择满人。
即使是满人，富裕家庭的子女也是不屑去的，因为社会普遍认为，学习洋文太丢人。
寒门子弟为了生活费，才毅然去学习洋文。
京师同文馆开的条件是，每名学生每月三两“膏火银”，学习优秀者还另有奖金。
三年学成后，视成绩优异，分别授予七、八、九品官职。
即使条件如此优厚，仍然没有人愿意去。
出身“大城市”铁岭的张德彝就是破落的八旗子弟，念了几年私塾后，15岁进入京师同文馆学习。
京师同文馆的英语老师，初期是打算采取推荐制。
奕新在奏折巾说，“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饬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
兰台世界２０１２·１２月上旬dang'ansuyuan·档案·溯源一、创建背景自执掌中国政权以来，满清政府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然而，鸦片战争的无奈落败与《南京条约》的耻辱签署，使满清政府在面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日益深感屡次与帝国主义各国列强交涉时由于语言不通、文字隔阂对国家主权利益所造成的极大伤害。
比如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按照当时惯例，朝廷大员出于身份和安全考虑，不与西人直接进行接触，而英国人坚持要与信守诺言的朝廷高级官员谈判，这就使得缺乏那些掌握西方语言文化知识幕僚支持的朝廷高级官员在对英谈判时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只能在炮火威胁下草草签署了根本尚未予以充分思考和讨论的《南京条约》条款，极大损害了中国领土、海关等政治和经济方面主权利益。
之后，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望厦条约》（１８４４）、《黄埔条约》（１８４４）、《天津条约》（１８５８）、《瑷珲条约》（１８５８）、《北京条约》（１８６０）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利益。
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尽管其中主要是由于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血腥的残暴武力所造成的，但也与当时满清政府缺乏卓越、足够的对外交往人才互有一定关联［１］３２。
当时，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外交条款规定：中外交涉条约均用英文书写，只在三年内可附用中文。
并且还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为正义。
面对如此境况，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主张积极学习西方，兴办“洋务”和“西学”。
左宗棠是清末重臣，他之所以对世界大势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坚定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和勇气，概得利于阅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其云：“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物形无遁，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
”曾国藩也是晚清时期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虽崇奉程朱理学，但他也讲究“经世致用”之学，对于魏源编著的《圣武记》、徐继畲介绍西方各国的《瀛环志略》等书籍尤为推崇，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构成了他兴办洋务学堂的思想基础。
京师同文馆的翻译实践及当代价值分析罗国太;杨艳君【摘要】京师同文馆对清朝的翻译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通过对京师同文馆的翻译课程设置、校内外翻译实践的分析,总结其当代价值,以期指导当前的英语专业翻译教学.【期刊名称】《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25)004【总页数】3页(P94-96)【关键词】京师同文馆;翻译实践;当代价值【作者】罗国太;杨艳君【作者单位】南昌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西南昌330099;南昌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西南昌33009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56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是清政府外交和政治的需要。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1860年在英法联军侵华以后，洋务派痛感外交、军事、生产技术人才缺乏，认识到旧教育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按照西方教育的模式兴办新式学校以培养洋务人才。
同时，清政府在外事活动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所受外交损失极大，为了应付当时外交的迫切需要，非常有必要培养本国外交人员和翻译人员。
奕1862年上奏开设外国语学校，其他洋务派也有类似要求，同年清政府在北京开办京师同文馆(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洋务学堂，也是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外语学校，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校址也设在该衙门内。
在京师同文馆的英语培育下，近代中国外交、科技等领域产生了一大批既懂西方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又能说英语的复合型人才。
京师同文馆外语教育的宗旨是培养翻译人才，其课程设置与教学活动均围绕这一宗旨予以策划、安排[1]。
京师同文馆设立的最初目的是培养懂西语、办洋务的外语人才，翻译教学在同文馆的日常教学活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因此，同文馆非常重视翻译课程的设置。
综览同文馆的课程计划，其翻译课程设置的特点是重点突出、实践性强、布局合理。
在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计划当中，翻译课程的设置占有重要地位。
从第二学年开始设置翻译课程，一直持续到最后一个学年。
65海外文摘OVERSEAS DIGEST 海外文摘2020年第2期总第787期No.2,2020Total of 7871京师同文馆建立的缘起洋务运动发生在两次鸦片战争后与甲午战争前，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与经济冲击，清政府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曾国藩、李鸿章等爱国志士意识到只有学习和引进西方列强的先进军事武器和制造技术，才能维持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从而稳固封建政权。
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师夷、制夷，需要先知夷，知夷，首先要懂外国语言，因此，洋务派意识到创办外语学堂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开办京师同文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外语学校，在京师同文馆的人才培养模式下，诞生了一大批既懂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又精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
2同文馆课程设置的先进性1872年同文馆正式颁布了八年制的课程安排，第一年：学习遣词造句，第二年：练习句法与小句翻译，第三年：阅读各国历史，第四年：开设数学课程与翻译公文，第五年：学习几何与翻译各类书籍，最后三年除了不断的译书实践，还开设了航海、化学、地理、天文等课程。
由于缺乏教材，同文馆的师生便合作翻译外语书籍，在40年中，翻译的教材涉及法律、历史、地理、外交等专业领域；同时，同文馆的学生还需前往衙门处理外交事务，以此作为课外实践。
为了督促学生学习，同文馆还实行月考、季考、年考以及大考四种检测形式，最后根据学生的考试情况，授予官职或降级、退学。
3传统意识形态桎梏下的招生限制同文馆的招生要求由恭亲王奕 拟定，《同文馆章程六条》中明确规定招收学生需是已学习满文的八旗弟子。
办学几年后，两广总督瑞麟奏称：旗人均能积极报名学习外语，学生中极少汉人，无论是世家子弟还是平民百姓，报名学习的初衷只为学馆津贴，学习更是浅尝辄止、囫囵吞枣，难以培养成才,最后京师同文馆将学生招收限制在旗人阶层。
虽然洋务派以先进的思想开办了新式学堂，但外语人才的培养仍处于困境之中，究其根源乃是受传统意识形态桎梏所影响。
京师同文馆英语教育的开端完善及历史影响京师同文馆是中国清朝时期的一所重要学府，也是中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先驱之一、它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841年，当时英国随舰前往中国的英国传教士华盛礼在北京建立了一所学堂，从事英语教育和翻译工作。
这所学堂后来发展为京师同文馆，成为中国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外语教育机构之一京师同文馆在华盛礼的领导下，开创了多种先进的教育方法，以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他们主张实地教学，让学生亲身体验英语言文化，培养听说读写等综合能力。
此外，京师同文馆也注重翻译教育，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它也是中国最早使用英语教材教学的学府之一，为当时中国学生提供了学习英语的机会。
随着时间推移，京师同文馆逐渐完善自己的教育体系，并在中国形成了一股清流。
在馆长华盛礼的影响下，这所学府倡导了一种国际主义的教育理念，鼓励学生通过学习外语来了解和探索世界。
它的教育方法引入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科学方法，提供了现代课程和教材，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人才和英语教育专家。
京师同文馆对中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影响深远。
它为中国的外语教育开创了先河，引领了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方向。
它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对于当时的中国学生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使他们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和知识。
京师同文馆的毕业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
京师同文馆的影响还体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它为中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翻译队伍，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各类知识的传递。
同时，京师同文馆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英语教育专家和翻译人才，为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它的教育方法和理念也为后来的教育机构提供了借鉴和发展的方向。
总之，京师同文馆是中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先驱之一，对中国的外语教育和翻译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它的开端、完善和历史影响展示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变革。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年第6期 （总第254期）洋务运动时期外语教育模式研究汪帅东摘 要：鸦片战争结束以降，为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清政府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
然而，由于传统中学外语教育的缺失，能够担负实业发展之重任者屈指可数。
为此，洋务派通过创设外语学堂和选派幼童留美双管齐下，以培养外语教育和外交外事人才。
在该时期创设的外语学堂中，作为官办第一所外语人才培养机构，京师同文馆率先垂范，同时期可与之比肩者恐非江南制造局莫属，而在官派留美幼童中，相比于归国投身实业者的张袂成帷，专门从事翻译或与翻译事业相关者不过区区之众，他们大多供职于清政府驻外使领馆，负责对内联络与对外交涉。
要而言之，两条途径的铺展不仅加速了洋务运动时期外语教育模式的形成，而且由此掀开了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的序幕。
关键词：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外语教育；外语学堂［中图分类号］G12 DOI：10.12002/j.bisu.2016.0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16）06-0115-11引言自18世纪中叶起，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浪潮的兴起，国际局势波谲云诡，跌宕浮沉，而至19世纪初，即使相距万里之遥的中国亦未幸免，成为英、法等西方列强侵占东亚地区的主要目标。
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久奉闭关锁国政策的清政府虽有抗敌之勇，但已无还手之力，只能苟且妥协，割地赔款。
面对日渐衰微的国势，清政府意识到惟有师夷才能制夷。
然而，囿于传统中学外语教育的缺失，能够担负西学引进之重任者屈指可数，外语人才培养遂成当务之急。
一、近代外语人才培养的缘起（1）客观形势所逼。
广袤无垠的土地上滋生并孕育着不同特质、各具特色［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项目编号：14ZDB083）的阶段性成果。
115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年第6期 （总第254期）二、官办外语教育机构的创设鸦片战争结束以降，受震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奉行不渝的共同信条，“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而目的专在养成通译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