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疑古思想评价

顾颉刚疑古思想评价 2009-04-28 12:55:00摘要：顾颉刚及其领导的“古史辨”派，曾经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右史坛，风靡一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和出土文物的丰富，人们对疑古史学有了新的认识。

本文即剖析顾颉刚疑古思想提出的背景和目的，抽出其有代表性的十大论点进行探讨，评价它的成就和影响。

关键词：顾颉刚；疑古思想；古史；伪史作者简介：杨善群(1937-)，男，上海人，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在史坛崛起，其领导人物顾颉刚被称为“疑古大师”［1］。

从1926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九本（第七册分为上中下三本），洋洋数百万言，人们称其为“疑古文献的大成”［2］，在史坛上掀起一股巨浪。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地下文物——有关的古籍竹简、帛书不断出土，人们对“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有了新的认识，需要对《古史辨》的成败得失重新进行评价和总结，对它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检查和反思，以利于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正如已故当代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所指出的：“这一学派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直至今日曾成为我国古史研究领域中的主导力量。

流风所披，远播海外，其影响迄未衰竭。

不过，由于这些年来古史研究的长足进展，使这一学派也逐渐露出令人质疑、并应重新估价，以图改进的不少问题。

”［3］本文即拟顺应历史的需求，对顾颉刚疑古思想提出的背景和目的、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探索古史所形成的主要论点以及它的成就和影响，进行比较全面的探讨和分析。

在史学领域中回顾过去，就是为了开拓未来。

一、疑古思想提出的背景和目的顾颉刚年轻时正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他的疑古思想要推倒封建史学的偶像，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思想史上具有相当大的进步意义。

疑古思想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特别是自南宋以来，这种思想迅猛发展，到清代更出现愈演愈烈之势。

据顾颉刚自述，他的疑古思想，受南宋的郑樵、清代的姚际恒和崔述三人的影响最大。

郑樵曾作《诗辨妄》，对历来《诗经》的各家注解都有批评，这种做法深得顾的赞同。

姚际恒这个人曾受到顾的特别注意，他著的《古今伪书考》，竟判定流行的古籍十有八九都是假的，这在顾的“脑筋里起了一回大震荡”［4］。

至于崔述，他对西周以前的历史和孔子事迹，作了大量的《考信录》，许多失真的记载被他一扫而空。

顾认为这“是一件大快事”［4］。

清末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也曾给顾以巨大的影响。

康的《新学伪经考》，论证古文经都为西汉末刘歆所伪造。

顾认为此说“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康的《孔子改制考》，论上古事茫昧无稽，战国诸子大都托古改制。

顾称此说“极惬心餍理”，“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5］。

对顾颉刚疑古思想的形成影响甚大的，还有当时学者胡适和钱玄同。

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抛开唐虞夏商周，而从周宣王讲起。

这使顾对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至于钱玄同，更是一位积极主张疑古的学者，顾的许多疑古主张就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发表出来。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又承受了自南宋至清代许多学者疑古辨伪思想的熏陶，再加上当时一些学者的推波助澜，顾颉刚曾回忆当时的思想情绪说：“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4］十分显然，“古史辨”疑古运动的兴起，是由于反封建的五四精神的激励，是我国历史学者中疑古辨伪思潮发展的登峰造极，是历史长期积累与现实潮流激荡所形成的必然结果。

疑古思想既已提出，疑古方针亦已确立，一本本“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6］《古史辨》陆续出版，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据顾先生自述：“以考证方法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

”［4］可知《古史辨》的主要目的，就是“推倒伪史书”。

在另一场合，顾先生又说：“我自己的工作”是“偏于破坏伪史方面”［7］。

一是要“推倒伪史书”，二是要“破坏伪史”，《古史辨》的这两大目的原是密不可分的。

《古史辨》的另一位学者罗根泽把他们的工作归结为“辨真伪”和“考年代”两大类：“辨真伪，追求伪迹，摈斥不使厕于学术界，义主破坏；考年代，稽考作书时期，以还学术史上之时代价值，义主建设。

”［8］由于“古史辨”派的学者以“破坏伪史”和“推倒伪史书”为目的，不断“追求伪迹”，他们在《古史辨》之外，还计划出《辨伪丛刊》、《辨伪丛书》和《辨伪丛著》，因而辨出的“伪史”和“伪书”当然越积越多；同时，“考年代”也是以“推倒”和“破坏”为目的的，其考出的史书著作年代往往愈拖愈后。

那么，“古史辨”派的学者们辛苦了数十年，是否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呢？这必须对他们的成果作一番大致的考察。

二、疑古思想主要论点剖析厚厚九大本《古史辨》，其中有关疑古的论述太多了。

为便于阐述，这里抽出顾先生所倡导的有代表性的十个论点，进行介绍和探讨。

（一）“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

”这是顾先生由疑古而提出的最有影响的古史理论。

他把《诗经》、《尚书》和《论语》三部书作了比较后认为：“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

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

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

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5］“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这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9］。

平心而论，对于古史的传说有后人编造的情况，但大多数应该是古人口耳相传的记录。

把中国古史说成“层累地造成”，是不恰当的。

比如：“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这就不对。

据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尚书·尧典》上的天文记载，是“殷末周初之现象”①。

然则《尧典》中关于尧舜之事在“殷末周初”早已出现，并非《论语》中孔子的编造。

再如汉代司马迁作的《史记》，其古史系统比前代不知“放大”了多少倍，但那是在总结前人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

据王国维用甲骨文对《史记·殷本纪》的核查，证明其所记殷代世系基本正确。

可见这些古史记载，决非胡乱编撰，“层累地造成”。

（二）禹是动物，是神，与夏无关。

破坏伪史，顾先生首先从“禹”这个历史人物开始。

他从《说文》释“禹”为“虫也，从禸”，又释“禸”为“兽足蹂地也”，就推测禹“大约是蜥蜴之类”，“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他从《诗经》中的一句话：“禹敷下土方”，就说：“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

”［9］他又引了《尚书》中“陟禹之迹”等文句后说：“禹与夏是毫无关系的。

”［10］关于“禹是动物”，顾先生虽然后来声明“将这个假设丢掉了”，但我们还是要指出：用人名的意义来考证历史，这个方法是不足取的。

比如某人名“鹏”，按顾的考证方法，那是一只大鸟；某人名“菊”，那只是一朵花：都不是人。

怎么可以如此推论！再说古代对于天神的迷信十分浓烈，西周的国王都称“天子”，如解释为“天的儿子”，那么他们都是“神，不是人”了？至于禹与夏有没有关系，不能仅凭一两篇文字或一两个句子就得出结论，要阅读全部有关史料才能下判断，这是个常识问题。

（三）尧舜禅让说是战国时代墨家所编造。

在夏朝之前有尧舜禅让的事，对此，顾先生曾一再指出：“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戟，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11］；“（尧舜禅让）这是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12］；“尧舜禅让的故事，我们敢说是墨家创作的”［13］。

这样，尧舜禅让的历史又被“推倒”和“破坏”了。

其实，如前所述，《尚书·尧典》中的天文记载是“殷末周初之现象”，那么《尧典》所记尧舜禅让之事也应该在殷末周初已开始写作，由口头传说而形成文字记载，因而它绝不是到战国时代才由墨家“造出来”的。

再说，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在人类最初的原始共产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比较低下，阶级还没有出现，部落联盟的首领有可能由“禅让”产生。

但是顾先生却说：有人“用了唯物史观来解释故事”，“这样一来，墨家因宣传主义而造出的故事，便成了原始共产时代的史料了。

”对用唯物史观来解释故事不以为然。

接着又辩驳道：“我们知道战国以前整个的社会都建筑在阶级制度上”［13］，把人类初期的原始共产社会一笔抹杀。

这显然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四）孔子作《春秋》说是儒家所伪造。

《春秋》一书是孔子作的，许多文献都有记载。

但顾先生却说：“《春秋》一书本和孔子没有关系，所以《论语》中一字不提。

”大约到了战国中期，一班儒家“在鲁国的史官处找到一堆断烂的记事竹简”，就骗人道：“这是孔子作的，孔子行的是天子之事。

”［12］这样，孔子作《春秋》一事又被说成是儒家的“骗人”宣传而否定了。

关于孔子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曰：“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又引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记·孔子世家》也引孔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于是，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可知《春秋》确为孔子所作，有许多深沉的话语，寄托着他的政治理想，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的。

至于“《论语》中一字不提”，因为《论语》不是孔子一生行事的总记录，可能有些话没有收录进去，不能认为《论语》中没有便是假造。

过去曾有人因为《左传》中不提孙武，便否认吴国将军、《孙子兵法》作者孙武的存在②，这是同样没有道理的。

（五）《老子》成书在秦汉之际。

老子是春秋末年人，约与孔子同时。

《史记》中有《老子列传》，记述孔子曾向老子问礼，以及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的情况。

然则《老子》一书当是春秋末年老子的著作。

但是顾先生在研究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后认为：“《老子》的成书时代必在此二书之间”；“《老子》一书的编成是西元前三世纪下半叶之事”［14］，亦即在秦朝末年或西汉初年。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1993年冬，湖北省荆门市郭店的战国中期楚国墓葬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抄写《老子》的竹简［15］。

根据竹简抄写必先于墓葬时代、而其成书时代更应在其前的通则，湖北荆门郭店的这一考古发现，以出土的实物证明，《老子》一书只能是孔子向之问礼的老子所撰，其成书时代在春秋晚期③。

（六）《尚书》中的《禹贡》作于战国，《尧典》写定于汉武帝时。

《禹贡》记述大禹治水以及当时九州的地理和贡物，其写作时代应该比较早。

但顾先生认为，它“是战国时代的著作”［5］，其主要理由：“九州乃是战国的时势引起的区划土地的一种假设。

”［16］而《尧典》的写定，顾先生认为在“汉武帝时”，因为“汉武帝的政事都与《尧典》相合”［13］。

顾先生的上述主张，在当时已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指出九州的划分远在战国之前：如《齐侯钟》说成汤“咸有九州”；《左传·襄公四年》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