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关于家庭史的研究
恩格斯生前一直关注家庭史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进展，并积极地参与到这一研究中去。他（以及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达到了那个时代关于家庭和国家起源问题研究的理论高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就是这一理论高峰的标志。虽然《起源》问世已经达120年之久，人类家庭及家庭研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和拓展，但《起源》关于家庭和国家问题的深邃思想和精辟论述，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写作缘起
1877年，摩尔根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用田野调查加推理的方式为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了一个确定的系统，他由此成为进化论人类学的伟大人物，其著作受到马克思的密切注意。马克思去逝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在1880年到1881年间所写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在这个摘要中写了许多批语和论断，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准备利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阐明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以填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空白的。在研究了这个摘要之后，恩格斯确信，《古代社会》一书证实了马克思和他两人所确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对原始社会的看法。他深感有责任且有必要利用马克思的摘要和摩尔根的某些结论与实际材料来写一部专门著作，完成马克思的遗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评述美国社会学家摩尔根所著《古代社会》一书的研究成果，并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中发表的丰富资料和重要科学成果加以系统的分析研究，做出理论上的概括。恩格斯于是在1884年3一5月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根据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自己的研究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副题为《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一书，于1884年首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苏黎世发行。1891年，恩格斯又根据人类学的新研究成果，尤其是马·科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1879一1880年)修改了此书，于斯图加特出版了该书的第4版。这也就是我们目前所常见的版本。
《起源》全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婚姻形态的更替、氏族制度的兴衰和国家的形成，从而展示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它分别揭示了家庭形态、氏族制度和国家政权的本质、特点及其发展规律。
二、主要内容和观点
《起源》一书的基本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史前文化各阶段；第二部分：家庭；第三部分：氏族与国家（易洛魁人的氏族；希腊人的氏族和雅典国家的产生；罗马的氏族和国家；克尔特人德意志人的氏族及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当然，序言部分对该书也是一个重要的说明。在书的最后部分，恩格斯专门对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做了说明。
第一版的序言里恩格斯对写作的缘起及本书的主要思想作了简单说明；在第四版序言里恩格斯则结合人类学、历史学等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针对资产阶级理论家尤其是巴霍芬，麦克伦南及摩尔根等人的观点做出了新的分析和评价。
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史前文化的阶段划分。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摩尔根对史前文化阶段划
分所做的重要贡献，他认为“莫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1]。恩格斯把摩尔根的分期法及其当时提供的实际材料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2] 恩格斯还对各阶段的符号特征作了详细的说明：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分节语的产生; 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火与石器工具的使用; 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弓箭等的发明;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制陶术;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植物的灌溉栽培、牲畜的驯养和繁殖;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金属的冶炼，并且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3]。然而恩格斯对史前文化各阶段的考察较之摩尔根要更深刻、更详细。恩格斯敏锐地发现了摩尔根的不足，他说到“这幅图景跟我们此次遨游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起来，就会显得黯淡和可怜；只有那个时候，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4]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家庭的起源和历史婵变过程。恩格斯对摩尔根关于人类家庭史的发现过程做了精彩的介绍，这一章也是《起源》里最为精彩的章节之一。通过对易洛魁人亲属制度与实际上存在的亲属关系的矛盾的发现、分析和说明，摩尔根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重现出原始社会的家族形态。
摩尔根最先发现美洲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与亲属关系之间有矛盾。易洛魁人的家庭己是对偶婚家庭。尽管这种婚姻并不稳固，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明确的。对易洛魁人来讲，凡是同性同胞的子女统称为自己的子女，他们则称呼他（她）为父（母）亲。而异性同胞的子女与自己则互称为舅甥（姑侄）。同性同胞的子女们互称为兄弟姊妹；异性同胞的子女们互称为表兄弟姊妹。这套称谓，有些是与实际关系相符合的，有些则是与实际关系相矛盾的。
在以后的考察中摩尔根又发现，这种亲属制度和亲属关系之间的矛盾在凡未进入文明时代的许多土著居民中同样普遍地存在。后来，摩尔根发现了夏威夷群岛在19世纪上半叶存在的一种家庭形式：普那路亚家庭（或称伙婚制家庭）。即：一群兄弟(包括嫡亲的和旁系的)同一群女子互婚，或一群姊妹(包括嫡亲的和旁系的)同一群男子互婚，男女之间不能是兄妹关系或姊弟关系。在这种家庭制度下，凡是兄弟姊妹的子女，都毫无例外地被看作是兄弟姊妹;他们毫无差别地被看作自己双亲的一切兄弟姊妹的共同子女。
那么该怎么解释这种前文明社会里这种“亲属制度与亲属关系相矛盾”的普遍现象呢？恩格斯在摩尔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了精彩的解释。在恩格斯看来，第一：亲属制度中的称谓符号，“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名称，而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和辈份的观点的表达;这种观点是一种完备地制定了的亲属制度的基础，这种亲属制度可以表达单个人的数百种不同的亲属关系。”[5]；第二：“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呼，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6] 恩格斯认为，易洛魁人的偶婚制家庭或者夏威夷人的普那路亚家庭之所以出现亲属称谓和实际关系的矛盾，很可能是其历史上更早的家庭形态下亲属称谓的一种习惯性保留。虽然家庭形态已经改变，但人们仍然习惯于从前的那套称谓，有学者把这解释为符号的相对稳定性。
恩格斯在摩尔根研究基础上，把人类历史上家庭发展形式排列为相继发展的四个阶段：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这些家庭形态的先后更替，受到一种客观必然性支配。血缘家庭，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婚配关系。普那路亚家庭，排除了兄弟姊妹之间的婚配关系。对偶家庭则排除了大规模人群之间的婚配关系。一夫一妻家庭下婚配关系更加简单。家庭形态变化的总趋势是两性间的婚配范围越来越缩小，这在很大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