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开·卷·有·益近代中国的概念与概念里的中国“近代”◇ 李全平长期以来，历史学惯于考据和阐释具有本质与实体意义的“事件”，而对史上流行惯用的各种概念及语词的研究则乏见兴趣。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语言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日益获得重视，“知识的考古”“词与物”关系的剖究，促使史学重心急剧变化，也促发了新的史学领域——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的诞生。
《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简称《重审》）就是孙江教授将概念史引入近代中国研究，十年磨一剑而推出的专著。
近代中国乃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船舰利炮和欧风美雨逼仄而来，纷如羽翎的西方概念潮涌般输进中国，中华世界已有的认知系统吃紧应对新局面时，陆续扬弃了以往的知识体系，东渐的西学概念也与中国本土知识交流碰撞发生转位。
概念的“援西入中”不仅反映积淀了近代国人的情感、思想和行为，且概念本身也作为变数参与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推动或改变了历史进程，甚至涉及全球更广范围的文化迁移。
因此，“概念”里潜藏着“近代”缘起的诸多秘密，深描近代中国轮廓的渠道虽然很多，而概念史无疑是需要借鉴的一种。
作者在撷取概念史审视中国近代特质时，深慎考虑了基于中国经验应选用什么概念的问题。
《重审》结集了作者多年的实证研究成果，论域含涉清朝统治下满汉关系的变化、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型变、基督教与中国近代“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以及系统的理论方法论等。
各个专题新颖独到，资料丰赡，处处闪烁着“新史学”的睿见。
比如开篇《想象的血》一章就对学界熟知的“血缘关系”和“摹拟血缘关系”进行修正，指出传统中国社会是以“骨肉”而非“血”来想象亲属关系的，并以此为基线深入论证了“血”在不同时代、不同组织中具有强化盟誓、创造共同体记忆和象征生死等多重涵义；《“东洋”的变迁》一文考察了作为空间和心性概念的“东洋”内涵的变迁，直接触及到何为中国的问题；而《连续性与断裂》则关注近代以来“黄帝”作为民族主义叙说符号与古代语义虽截然有别，但却一仍其旧被作为公共知识而建构与传播。
作者：唐小兵（华东师大历史系讲师）2013-03-01 11:36:19 来源：南方周末∙标签∙回忆录∙台湾∙民国范儿∙沉疴遍地回忆录与口述史著作是我这些年阅读的重点。
2012年读过的回忆录印象较深的，是与台湾有关的几册。
美国华裔学者孙康宜的《走出白色恐怖》，从一个家庭的视角，记述了戒严时期台湾的政治万象与社会百态，其中记录的1950年代初期鹿窟左翼人士陈本江、吕赫若的聚合与离散乃至被消音，为我们补充了台湾政治史上的关键一环。
作者的父亲孙裕光蒙冤入狱十年，孙家可谓风雨飘摇，备尝艰辛，但在这册回忆录中，却罕闻愤恨与怨毒之气，却多见感恩之心。
回忆录写作成了一种自我救赎与人性宽恕，不多见。
此外，台湾报人、作家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在台湾三十年来的人性锻炼》文字生动，叙事细腻，为我们记录了戒严时期台湾的特殊情状，比如声音与政治的关联。
根据作者的记载，当时台湾军政当局因担心民众日益陷入世俗生活的浮华而淡忘“反攻大陆”之大计，因此由军方出面在台北火车站前的广场上高高架起喇叭，以高分贝作强悍的呼喊与反共宣传，生活在周遭的民众苦不堪言。
最后却是因美国政要的夫人访问台湾，住宿在车站附近而不堪其扰，致信高层而得以将喇叭撤除。
极权性格的政治，总是对歇斯底里的声音政治有一种迷恋，这与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为真理的迷信殊途同归，最终却显示为一种荒诞的魔幻政治。
相对于这两册回忆录的冷色调，台湾作家尉天骢的《回首我们的时代》，却多了几分知人论世的温情，那些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未曾泯灭的良知之光，虽摇曳不定，却终究得以流泻在作者长长短短的追忆文字之中。
正好在岁末收到台北联经出版的《思想》杂志第22期，这一期的专题就是“走过八十年代”（的台湾），有多篇从私人或公共视角评述的八十年代台湾的文学、艺术与政治抗争，恰好可以与上述回忆录形成一种阅读的呼应。
民国范儿在成为一种知识圈的时尚，而时尚往往意味着可能脱离了历史的底色。
在民国怀旧热潮中，民国大学及大学人，自然成为浪漫主义想象投射的焦点，民国大学常常被阐释为去政治化的自由多元空间。
京华烟云民国时期的与社会变迁京华烟云：民国时期与社会变迁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民国时期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方面，政治上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另一方面，公民意识的觉醒和人民深刻的民族自豪感，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政治变化与社会制度的变化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
从辛亥革命结束清王朝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历经了三个阶段：初期的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年），中期的国共合作时期（1928-1937年），后期的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的政治体系实行了不同的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
在国共合作时期，实行着一些革命政治制度，如三民主义。
在抗战时期，实行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
不管是哪种政治体制，都是为了改善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
二、文化变迁与社会意识的觉醒民国时期，中国文化变迁的程度十分明显。
在这个时期内，中国人民思想和意识的觉醒进步，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文化变迁方面，民国时期的大中小学教育经过了一场深刻的改革，为中国的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各种文化思潮也不断涌现。
如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抗日敬业运动、革命文艺运动等等。
这些思潮都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文化，使其更加多元，更加丰富。
在社会意识的觉醒方面，民族自豪感的闪光更是灿烂。
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民族自豪感是他们的骄傲和荣耀。
中国的民族自豪感不仅体现在国庆日的庆祝活动，更潜藏在每个人的心中。
三、民国时期的艺术风格民国时期的艺术风格，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重要文化遗产。
在艺术风格方面，民国时期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艺术之间相互渗透，产生了一些新的艺术形式，如新文化绘画、实景舞台、爵士乐等等。
这些艺术形式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民国时期的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强化了人民的艺术意识和审美水平。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评论摘要蔡少卿·孙江“回顾与前瞻——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4 期。
赵世瑜：《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眼光向下”看历史把目光投放到更为宽阔的领域,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并由此带动了史料来源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但研究者的立场却因缺乏主体的自觉,有可能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可能会不自觉地带着某种优越感“自上而下”地审视芸芸众生及其命运"这就可能带来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所进行的研究带有某种猎奇猎艳的色彩,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对于我们过去知之甚少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欲望,而没有真正采取一种同情理解的立场;二是导致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解释的忽略,似乎持“新史学”立场的人只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而不去关注那些给人们印象深刻的宏大历史叙事,以至人们将某些社会史讽刺为“剩余的历史”或者“漏掉了政治的历史”"这决不是”新史学”的初衷,而是对”自上而下”看历史的视角的扭曲"此外，“自上而下”仍可以被体现为旧史学的某种特征,正如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在中华帝国时代,农民起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反常的现象,因此在以政治决策和事件为主的传统史学中,也会关注普通民众,但却将其视为犯上的盗贼,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立场的反映"这些问题在90年代以后有所改善,即在”眼光向下”的研究视野之外,一些学者开始体验国外学者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这一转变对中国社会史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自下而上”看历史在中国的实践,是对前者概念体系的重大改进,有可能避免新旧史学之间界限的模糊性。
赵世瑜认为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范式或者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社会史绝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绝不能把社会史当作这样一个分支来理解,而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倡导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它并不只是发现一个以往被遗忘了的角落,它是一场革命,它是使史学家的眼界!方法!材料统统发生变化了的一场革命"闵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写完综述,感慨良多"1980年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显著成绩是全面铺开,著述颇丰;但给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并不多,这大概是学科形成过程中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大部分论著的主要缺点是平铺直叙,没有深度"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史料缺乏,二是理论苍白"史料底子不厚实,当然没有多少话可说;理论准备不足,则只能老话重复,了无新意"要注重理论,注重史料,这虽然近似套话,但确是治学的真谛学术界曾有过统计,自1900)1986年(主要是1949年以后),国内报刊发表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论文有233篇(不计少数民族史)"笔者对1987)2000年期间内地发表的论著也做了统计,总计论文1274篇,专著300部,列表于下:社会史的一些主要范畴,例如:阶级!阶层!宗族!家庭!民族!宗教!人口!娱乐!社交!社会群体!社会心理!时令风俗!社会生活等方面,大抵都有论著发表"当然研究的程度有深有浅,但至少已经涉猎"多部通史性的著作已经出版,如乔志强主编的5中国蔡少卿、李良玉：《5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一、初步：天地会的性质问题二、1986年会议第一,认为社会史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亦·111·即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人口社会、社会生活方式、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珑谈茭于社会史研究酌几■步然“社会史”是二十世纪随着历史研究的整体化趋势日益定义和研究对象的讨论，几乎可以说每一篇社会史的论文、每娩著而产生的新名词和研究领域。
本文追溯了社会史一词的一部社会史的论著本身都包含有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冯源起和在中国的发端，介绍了巾国社会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尔康、王先明。
陆震、王玉波等人提出r社会生活说，他们认为重要变革，并在此基础卜．阐述了个人对社会史概念的认识及“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的”；“是人们进行社会史领域的研究时应采取的态度。
日常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进程”；“是社会生方式演变史”。
乔志强则主张“中国社会史应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为研十九世纪，史学作为一¨科学在高度专业化的基础上得究对象”，并将其划分成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个方到李前迅速的发展，自二十世纪中叶起，面对史学领域的一系面。
蔡少卿、王家范等提出了社会结构说，前者认为社会史“其列的新变化、新问题，用历史学的常规研究方法难以适应，产广义定义是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其狭义定义可以是研生了历史学在方法论一}=的差距，即史学理论与实践的差距。
于究社会结构变迁时普通人的经历”；后者则指出“社会史研究是历史学家开始转向学会社会科学家所创造的研究方法与技还必须集中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聚焦点上”。
还有少数学术，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被J’’泛采用，历史学研究的整体化和者认为社会史实际上就是通史，它不同于经济史、文化史这样理论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社会史”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的专史。
归纳起来基本可分为以下两派：一、社会史是历史学景之下被作为一个概念提出的。
的一门分支学科，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法制史、社会史的鼻祖年鉴学派的诞生以1929年《经济·社会史外交史等并列，具体言之，就是社会生活史、生活方式史、社会年鉴》的创刊为标志，杂志创办人马克·布洛赫说“在目前，‘社行为史；二、社会史是一门综合史、通史、总体史，换言之，真正会’作为一个形容词，由于含义过多最终会变得几乎毫无意义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
“民国文学”热的冷思考作者：田文兵来源：《人文杂志》2014年第01期内容提要近年来，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质疑和反思的过程中，研究界出现了一股“民国文学”研究热潮。
处在争议之中的“民国文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科所面临的问题，诸如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文学史分期以及现代文学起点等。
因概念指向的模糊以及缺乏有效的理论根基，“民国文学”的理论设想出现阐释迥异、甚至互相矛盾的现象，而且“民国文学”极力主张的按朝代更替进行文学史分期和在“民国”语境中“还原”现代文学的理论经不起推敲和质疑。
因此，“民国文学”的研究理论应立足当下、内外兼顾、合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等几个方面建构起合理的研究体系，并进行具体有效的研究工作。
关键词现代文学民国文学理论限度研究困境〔中图分类号〕I10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1-0049-07“民国文学”是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之一。
在国内一些重要学术刊物的推动下，一批在研究界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思路纷纷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相关理论构想，主要有“民国文学史”、“民国文学风范”、“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民国性”等。
①不少研究者把“民国文学”视为学科新的学术生长点，认为这一全新的研究视野打破了学科研究较为沉闷局面。
我们在期待“民国文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应冷静深入地思考这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早在十多年前就有研究者提出“民国文学”这个概念，但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为什么这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到现在才被学界重提？被寄予厚望的“民国文学”究竟能否真的像有些研究者说的，解决了一直困扰着学科发展的难题，能否真正担当起使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重焕生命力的重任？备受争议的“民国文学”概念在学界未能形成普遍共识，作为一个并不成熟的理论，它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完善？任何理论既要受到实践的检验，那么“民国文学”的理论设想如何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工作之中？只有正视“民国文学”研究视角的不足，才能逐步完善其理论体系；只有解决了“民国文学”现阶段面临的诸多问题，才能避免学科发展因盲目逐新而陷入尴尬处境。
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桑 兵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0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逐渐加强,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
而这方面引起的主要变动,便是民史概念的提出以及努力使民众成为历史表现的中心和主体。
经过民国学人的探索,史学的/眼光向下0和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心下移合流,民史的重建渐具雏形。
但要避免中国历史研究的初民化,充分发挥社会学人类学影响史学的潜力,如何回到历史现场,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 历史现场 社会学 人类学 民史作者桑兵,1956年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 510275)。
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系统大体按照西学模式重新组装,而条理的形式各异,或是完全新增,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或是保留形式而改变内容,如史学,或是基本替换,如经学。
其中史学是为数不多的中西均有的学科分类。
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发达的史学,在进化论观念的笼罩下,国家的强弱与学术文化的优劣似成正比,各种学科都被视为造成列强强势的基因,因此西方的整体优势还是令趋新的学人将目光转向外部,寻求借助先进的外力来改变落后的固有。
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如何能够摆脱文化与学科差异所导致的扭曲或偏向,真正借鉴外来别科的方法深入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于中国学人而言无疑是相当严峻的考验。
从眼光向下到走向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影响中国史学的历程¹,提供了一个相当有意思的案例,可以借此了解过往的利弊得失并进而探测发展的潜力和趋向。
一、创新史学讲到近代中国史学的变化,大都会以梁启超的5新史学6为开端。
虽然不能说西方的各种学术分科至此才开始影响中国的史学,梁启超的确用进化论框架树立起一个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新史学0的概念模式。
除了学界前贤已经讨论过的各种问题外,/新史学0明显是用学术分科的眼光来看待中西史学的差别以及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梁启超开篇就指出:/于今日泰#191#¹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欧洲大陆和英美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等学科,由于渊源流派的关系,彼此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与纠葛,或名同而实异,或名异而实同,或看似相同而争议分别甚大。
“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厘清和审视近年来，出于学科的发展需要，“民国文学史”被提出并成为当前学术研究一个热点命题。
随着研讨的深入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建议，因而有关“民国文学史”概念的理论维度也就亟待厘清，而对此所存在的局限和问题也需要加以审视和反思，意在促进现代文学史编写更好的发展。
一、“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厘清“民国文学史”这一学术命题从提出到现在，学术界仍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讨论和分析。
“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内涵、外延、逻辑框架以及价值评估等等，都还没有具体明确的结论。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一直居高不下，内部依然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
当下，张福贵、秦弓、丁帆、等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辨析和热烈讨论，大声呼吁建构“民国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但是，部分问题依然处于一种搁置争议的状态，没有最终形成彼此都完全认同的结论。
其实，“民国文学史”概念在大陆很早就被提出。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国文学”的概念即被提出并运用在研究中，出现了《中国民国文学史》等著述。
[1]1999年，陈福康借助史学界的概念，建议中国文学的现代/当代之名不妨“退休”，代之以中华民国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之谓。
[2]但概念在提出的当初却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注意。
2003年，张福贵指出，以“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意在“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
他认为，“文学史的命名，不同于文学评论，也不同于文学史本身，应该获得最大限度的认同。
从这一点来说，作为一种存在事实的陈述，文学史因为尽量淡化命名的倾向性，而突出中间性。
时间概念又具有中间性，不包含思想倾向，没有主观性，不限定任何的意义评价，只为研究者提供一个研究的时空的边界。
”因而，他建议突破单一的历史局限，将现代文学的命名从现代的意义框架还原于时间框架，以时间概念的无限包容性、丰富性、可能性为其重新命名，以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型为背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进行重新的梳理和辨析，把 1949 年以前的文学称“中华民国文学”，1949 年以后的文学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
民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与社会变革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深刻的变革时期，它标志着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迈进。
在这个时期内，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这些变革不仅影响了社会结构，还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
1.社会结构的变革在民国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
封建时代的构架逐渐逝去，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这个时期，地主阶级逐渐衰退，农民阶级逐渐壮大，因此最终导致了这种颠覆性的变化。
此外，由于国家运行的削弱，腐败、黑暗、贪污的现象不断地突出，使得城市和农村的劳动者脱离原有的羁绊，实现前所未有的自由。
2.政治上的变革在民国时期，政治上的变革也十分突出。
随着革命的胜利，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剧变，许多的政治实验被推翻。
国家产生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治体制，使得人民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和繁荣的城市生活。
在这个时期内，最出名的就是五四运动，它的发生标志着知识分子开始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中坚力量。
五四运动后，中国普遍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浪潮。
国民政府的成立以及它所代表的民族大团体意识，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民族自豪感。
3.经济上的变革民国时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起点。
由于对西方信息的接触，引进了一大批先进技术，并且积极进行民族工业化建设，特别是在1920年代，“新资本主义”、城市繁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活跃期。
随着民族资产阶级和新兴工业中产阶级的崛起，商业、银行业和教育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是，由于外国干涉和经济不平衡的现象，经济上仍然受到较大的制约。
4.文化上的变革在文化方面，民国时期很多的新思潮和文化思潮开始涌现。
这些思潮充分表现了中国智力水平的提高和创新力的释放，使得中国新文化运动掀起热潮。
在这个时期内，五四运动的发生以及后续的“百花齐放”运动，使得文化处于一个非常灵活的状态。
文化上的变革除了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还较为鲜明地体现了新式思想将人文和自然科学相结合。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社会变革非常深刻和具有独特性。
读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续集）》作者：曾科来源：《博览群书》2018年第08期民国思想史是中华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已引起专家学者重视，然而相关著述并不多见，其学科边界还比较模糊。
郑大华勇于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民国思想史论》《民国思想家论》，初步勾画了民国思想史的发展线索与研究框架。
2010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思想史论（续集）》，是郑大华近年所写部分论文的结集，内容涉及民国历史发展脉络、社会思潮、知识分子思想变动以及一些难点问题。
该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民国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即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思想深刻，新意迭出，是全书的亮点。
作者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是全书的一大亮点。
以往关于近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即清末民初社会主义的初步传入阶段，以及五四时期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阶段。
以后讲社会主义，主要是就中国共产党人及左翼文人作零散的分析，鲜有整体性研究。
作者在广泛搜集报刊史料的基础上，发现20世纪30年代谈论社会主义、向往社会主义是中国知识界（以报刊编辑、大学教授为中坚，不限于中国共产党人及左翼文人）的普遍现象，可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思潮来进行整体性研究。
作者通过分析上世纪30年代的国际局势来探究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其中观察到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那就是：苏联“一五计划”的辉煌成就是引发此次社会主义思潮的直接原因。
在资本主义世界深陷经济泥潭、中华民族面临空前民族危机的上世纪30年代初期，苏联“一五计划”的巨大成功显示了社会主义的魅力，也让中国知识界看到了民族复兴的曙光。
以探讨苏联“一五计划”取得成功的原因为契机，不少知识分子远赴苏联实地考察，同时以苏联为主题的报刊书籍不断涌现，《大公报》《时事新报》《东方杂志》以及《独立评论》等著名报刊也大量刊登关于苏联的专论。
苏联人民团结一致建设祖国的热情，激发了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民国史专题研究报告民国史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报告。
一、概述民国史是指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至1949年之间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经历了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阶段，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政治变迁民国时期的政治变迁丰富多样。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开始了中国的民主主义探索。
随后形成了北洋政府，但其政权稳定性并不高，内部太平洋派与黎元洪派互斗不休。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蒋介石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国政权结束。
三、社会变革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
辛亥革命后，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加强农民和工人的权益保护，推动了工商业发展。
此外，社会还出现了军阀混战、法西斯思潮等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四、外交关系民国时期的外交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民国成立后，中国开始积极与外国国家进行外交交往，争取国际的认可和支持。
然而，受制于列强势力的压迫和日本的侵略，中国外交不断遭受挫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积极推行抗日战争，争取国际援助，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盟国的反法西斯同盟。
然而，在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外交斗争也备受挑战。
五、经济建设民国时期，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土地革命和农村改良，推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在工商业方面，南京政府积极推动了工业化发展，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工业企业和国家银行。
此外，南京政府还进行了铁路建设、货币改革等重要经济举措，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六、教育与文化民国时期，教育与文化也得到重视。
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普及了基础教育，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文化方面，南京政府大力推动了文化建设，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
第19课民国初年的社会与政局（开课教案）主备课顾月仙次备课王赞逸、刘赛帅[内容主旨]1．社会进步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但维护民主共和之路艰难而曲折。
本课的重点是袁世凯篡夺权力、背叛共和以及革命党人与之斗争的历程。
2．清末民初，中国处于一个历史社会的转型期，而转型期的历史特点为新旧交替、进步和倒退并存、历史发展错综复杂。
对于教材中两部分看似矛盾的内容——社会风俗的进步与政治格局的混乱倒退，可以整合起来进行解读。
如何由整体把握对民国头十年（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特定时期）的本质的认识，这是本课的难点。
[教学目标]知识与技能：掌握民国初年移风易俗改革、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以及军阀割据的相关史实。
认识到民初十年中国仍然处于历史社会转型期。
过程与方法：通过对民国初年社会与政局相关史实的了解和梳理，提升学生“论从史出、史由证来”的意识和能力，使学生学会进一步把握客观、辨证的评价历史现象和事件的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从典型人物袁世凯的历史演变体味中国近代走向共和之路的艰难曲折，从而认识到新制度、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必经周折反复；了解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民主共和长期奋斗的史实，进而产生对革命先驱们坚持不懈、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的钦佩景仰之情。
[重点与难点]：重点：袁世凯篡夺权力、背叛民主共和以及革命党人与之斗争、维护民主共和的艰难历程。
难点：对于社会转型期新旧交替、进步与倒退并存、历史发展曲折而复杂的现象的认识。
[教学说明]：1．社会进步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但维护民主共和之路艰难而曲折。
本课的重点是袁世凯篡夺权力、背叛共和以及革命党人与之斗争的历程。
2．清末民初，中国处于一个历史社会的转型期，而转型期的历史特点为新旧交替、进步和倒退并存、历史发展错综复杂。
对于教材中两部分看似矛盾的内容——社会风俗的进步与政治格局的混乱倒退，可以整合起来进行解读。
如何由整体把握对民国头十年（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特定时期）的本质的认识，这是本课的难点。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民国政治海外民国史近著评述刘文楠2013-05-15 11:21:28 来源：《史林》2012年5期内容提要：近年来，海外用新文化史方法研究民国政治史的代表性英文专著有《唤醒中国》、《塑造共和国民》、《公民之辩》与《迷信体制》，展示出新文化史所提供的与传统政治史互补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新文化史重视核心概念和文化象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意义和价值的变化，强调文化构建中的权力关系。
将新文化史引入政治史研究，不仅能够弥补传统政治史研究的不足，而且也为政治史拓宽了视野。
民国时期是帝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相互勾连的各个方面，海外民国史研究的经验表明，新文化史方法的引入能更有效地推动国内对民国政治史的研究。
关键词：新文化史政治史民国史海外中国学作者简介：刘文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新文化史研究方法逐渐进入欧美历史学领域的主流。
受文化批评理论和人类学研究的影响，这一研究方法强调广义的文化对意义、价值、社会关系的构建力，并意图揭示出文化构建与其他历史动因的互动关系，以及这些互动中隐含的权力机制。
随着史学实践的深入，新文化史的方法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化领域，而且还广泛用于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民族关系、性别等各方面的历史研究。
自21世纪初以来，欧美新文化史领域的专著及其相关的史学方法和理论大量译介入我国，但是史学界对这一新趋势如何用于中国史研究的实践还存有疑虑。
本文希望用海外民国史近著的实例来说明，①新文化史方法的引入，并非单纯追赶欧美史学界的时髦，而是对既有范式反思和挑战的一部分。
因此，新文化史方法不仅不会使传统政治史研究边缘化，反而会促进政治史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进一步发展。
一新文化史方法和中国的“政治史”问题1989年，林恩·亨特(Lynn Hunt)等编的《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一书揭开了新文化史在美国史学界流行的序幕。
民国时期的史学、文学及艺术在1911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这短短的三十几年中，中国经历了社会的转型，从封建社会过渡向社会主义，随着社会的变化，众多社会的史学、文学以及艺术，都出现了变化，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产生了很多影响至今的新鲜事物和新思想。
就是学方面来说，民国时期的史学可以笼统的分为两个阶段，期分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史学界的传入。
民国史学的前一阶段是一梁启超的史学观点作为主体，认为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寻找一种理性的认识，并且，这种认识必须要把古今史实与作史、读史之人的思想相结合，这样，才能显现出史学的社会作用，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把史学作为古事的刻板而存在。
同时，这一时期的史学还具备一个特点，即是史学对于文明进化的社会作用，主要不是注重对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
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的史学的一个鲜明主题，将史学与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经济学联系在一起。
以上所述，既是民国前一阶段史学所值得提倡的部分，特别是注重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是极具积极意义的。
瞿林东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的史学，具有里程碑意义。
其理论价值在于以近代学术观念阐述了史学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史学近代化之理论上的模式；提出了有关的新概念、新范畴；对“中国之旧史”提出了批判性的总体认识。
在当时产生了“史界革命”的影响。
但是，这一时期的史学也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在对待“旧史”的评价上，缺少足够深刻的认识，没有从历史的、科学的角度出发，并且把“新史学”与“旧史学”明显对立起来，忽略了“旧史学”中的积极因素，这是极其不可取的。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史学界也渐渐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史学渐渐由前一阶段开始向后一阶段过渡。
在这一时期，针对前一阶段史学和历史上各个阶段史学的不足，提出了重新研究历史的这一问题，并且在理论上论证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强调要用唯物史观和新的知识积累，重新撰写历史、解释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