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史学的科学化:从顾颉刚到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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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课件试题文档免费下载-清风教育资源网出处:网络更新时间:2007-12-26 13:31:50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
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
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
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
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
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
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
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
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
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
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 --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
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
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
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
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
论新史学思潮中的傅斯年在近现代中国的学术史上,傅斯年以其倡导“史学只是史料学”而载入新史学的史册,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傅斯年的人生经历中可以看到,傅斯年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期的学人中间的一个典型。
他既受到传统的国学教育,也接受了近代西方先进的文化。
他借西方的文化理论来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做出反思和批判,对中国文化做出新的阐释,因此开始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在各方面奠定了中国近代社科的基础。
傅斯年与近代的梁启超、胡适、陈寅恪等一起投身于中国近代的新史学思潮。
学术界一般认为,傅斯年的史学理论既受当时国内的新史学的影响,也受到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
当时的梁启超、王国维和胡适所建立的新史学,在传统的考据学的基础上,借助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奠定了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方向。
尤其是胡适对傅斯年的影响最大。
胡适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的研究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处理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整理和解释。
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期间,接受兰克学派的历史语言学派的观点,兰克学派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靠不住的,要明白历史真相,主张从语言文字入手,去寻找原始材料,鉴别史料的真伪。
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历史成为科学。
傅斯年在两者的基础上,寻找其结合点,建设中国新的史料考据学,形成了他自己的新史学观。
傅斯年最广为后人所知的就是“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由此他也被认为是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系统的阐述了该观点:1史学的对象是史料。
他把史学、著史、史的观念作了区分,“强调历史学不是著史”,“史学便是史料学。
”因此,他主张凡能直接研究史料就是进步。
2扩张研究的材料。
他主张搜集各种各样的材料,特别是搜集新材料,提出“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凡”。
因此,他认为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是进步。
3扩张研究的工具,主张把自然科学和考古学语言学引进史学研究。
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
系
杜正胜
【期刊名称】《中国文化》
【年(卷),期】1995(0)2
【摘要】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杜正胜一史学革命的双璧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相对於清代以前的传统是一种崭新的新史学,不论观念、方法和写作方式都达到革命性之改变的地步,尤其古代史学,堪称史学革命中的革命。
古代史学革命有两大流派,一是顾...
【总页数】14页(P224-237)
【关键词】傅斯年;顾颉刚;胡适;史学革命;古史辨;疑古派;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古史;中国古代史学;史学方法
【作者】杜正胜
【作者单位】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07
【相关文献】
1.“疑古”和“考信”的史学大师顾颉刚 [J], 徐彬;
2.疑古与重建的纠葛——从顾颉刚、傅斯年等对三代以前古史的态度看上古史重建
[J], 李锐
3.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与胡适的学术影响 [J], 洪认清
4.从辨伪到疑古:顾颉刚的新史学之路 [J], 黄海烈
5.“重建”成就“疑古”:傅斯年与“古史辨运动” [J], 李长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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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招生指南一、本系简况(详见本系网站: )北京大学历史学科始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史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史学高等教育机构。
历经百余年的风雨坎坷,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长盛不衰。
1903年开设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民国初年增设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史学理论与方法、专门史等课程体系。
新文化运动中在陈独秀主持下,北大史学学科体系改革,与国际接轨,得风气之先。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史学门改称史学系。
李大钊、朱希祖、马叙伦、马衡、叶瀚、陈汉章、陈翰笙、陈衡哲、冯承钧、何炳松、傅斯年、陈寅恪、李济、董作宾、孟森、钱穆、陈垣、陈受颐、顾颉刚、范文澜、冯家昇、张星烺、刘崇鋐、毛子水、姚从吾、郑天挺等史学名流先后在此执教。
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燕京等名校的史学精英汇入北大,翦伯赞、向达、张政烺、邓广铭、齐思和、杨人楩、周一良、侯仁之、王铁崖、邵循正、苏秉琦等名师云集,再创辉煌。
历史系1998年获得首批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史、世界史学科在2012年教育部组织的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均名列榜首,并列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在全球大学历史学科排名中也位居前列。
历史系拥有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1个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个实体科研机构(西方古典学中心),2个藏书共达40万册并有珍本、善本等特藏的专业图书馆。
本系还设有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希腊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所、台海两岸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明清史研究中心、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韩半岛研究中心等虚体研究机构。
历史系师资队伍的建设向国内外开放竞争,择优选用一流人才。
目前有教授43人,副教授13人,博士生导师51人,硕士生导师58人。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一、介绍一下中国文化西来说,并谈谈你的看法。
1.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3.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补充参考书目:1.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张光直、徐苹芳等著:《中国文明的形成》,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3.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4.陈星灿:《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5.王明柯:《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6.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
7.陈星灿:《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二、疑古学派是怎么回事情,谈谈你对疑古学派的理解。
1.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2.吴少珉、赵金昭主编《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
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补充参考书目:1.顾颉刚等:《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田旭东:《﹤古史辨﹥及疑古学派之我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3.文史哲编辑部:《“疑古”与“走出疑古”》,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4.廖明春:《钱穆与疑古学派》,《原道》第5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5.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6.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尤其是第一章: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三、如何理解夏商周文明的关系?1.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
史学的“第二次革命”与中国哲学史写作———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一条线索王沁凌【摘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方法论的典范意义,代表了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研究趋势,由此促动了第二次史学革命。
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和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是对胡适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在胡适开拓的基本研究格局、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关于古代思想材料的考辨方法下展开的,它贯彻了冯友兰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整体认识和多种创见,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入新高度。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大纲》;“古史辨”派;傅斯年;《中国哲学史》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20)06-0128-07作者简介:王沁凌,宁夏银川人,哲学博士,(兰州730000)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
中国史学由传统进入现代,经历了纷繁复杂的过程。
王?森将之概括为“三次革命”:以梁启超《新史学》为主的,唤起人们反思“历史是什么”的第一次革命;以胡适整理国故运动和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工作为主的,探索“如何研究历史”的第二次革命;以“怎样解释历史”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为第三次革命①。
其中,胡适的研究促动了“古史辨”派、“史语所”等学术团体的兴起,代表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趋势,形成第二次史学革命的中心②。
北京大学废止经科后,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按“现代”方法来研究的学科正亟待成型。
1917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世,打破“从三皇五帝讲起”的旧习,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风气之先。
该书对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产生极大影响,“古史辨”运动、“史语所”的工作从不同方面发挥了胡适的思想方法论③。
可以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其发端之日起,就在方法上与史学的第二次革命密切关联;史学革命在材料、内容和问题等具体方面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错综交织,使得二者的缠绕不断加深。
顾颉刚史学思想的认识论解析顾颉刚是当代中国史学界的一位重要代表性人物,其学术思想影响了一代学人。
他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和观点,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对顾颉刚的史学思想进行分析和解析,并评价其学术价值。
一、顾颉刚的史学认识论思想1.对史学研究的认识和看法顾颉刚认为,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还原历史事实,并通过事实的分析和比较,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达到对历史现象的真正理解。
他指出,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骨骼和灵魂,只有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精神态度,才能把握历史的真正内涵和意义。
此外,顾颉刚还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系统性,并主张历史研究应当摒弃主观臆断和夸大其词的倾向,基于真实的历史事实,准确地反映历史的发展过程和演变规律。
2.对历史理解的认识和看法顾颉刚认为,历史并不是单纯的事实,而是一种可以被理解和解释的现象。
他主张历史应该从多重维度进行理解和解读,即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
顾颉刚认为,历史事实经过人的思考和归纳得出的结论,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是因为历史事实具有多重性,人的理解和认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3.对历史研究方法的认识和看法顾颉刚主张历史研究应该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包括史料考证、文化分析、社会学研究等多种途径。
他认为历史的真相不是靠单一的研究方法就能准确地反映出来,要通过多重的视角和层次来透视历史的内核和本质。
在历史研究中,重视对各种史料的采集、整理和解读,并结合其它学科,如考古、人类学、政治学等,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
此外,顾颉刚还主张历史研究应该融入现代科技手段和手段,如数字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以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二、评价顾颉刚的史学认识论思想1.对于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顾颉刚的史学认识论思想突出了对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和探讨,指出了历史研究的主要矛盾和困境,如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还原难度较大、人类历史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等。
阐释顾颉刚历史演进法的研究步骤和
意义
顾颉刚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提出了“历史演进法”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对顾颉刚历史演进法的研究步骤和意义的阐释:**研究步骤:**
1. 提出问题:顾颉刚强调要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观察和思考,提出需要研究的问题。
2. 搜集材料:针对所提出的问题,广泛搜集各种相关的历史资料,包括文献、考古发现、口述历史等。
3. 分析材料: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仔细分析,辨别真伪,去粗取精,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4. 假设和推测: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和推测,尝试解释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律。
5. 验证假设: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和比较,验证假设的正确性,并不断修正和完善。
6. 得出结论:根据验证结果,得出结论,并将其与现有历史知识相结合,形成新的历史认识。
**意义:**
1. 推动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现代化:顾颉刚的历史演进法强调实证研究和科学方法的应用,促进了中国历史研究从传统的考证向现代科学研究的转变。
2. 开创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局面:通过对古史传说的研究,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重要学说,打破了传统的古史观念,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3. 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历史学家:顾颉刚的学生和追随者众多,他们在顾颉刚的影响下,继承和发展了历史演进法,为中国历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顾颉刚历史演进法的研究步骤和意义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是作者傅斯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稿,原书七讲,现仅存第四讲,编者还从《傅斯年全集》中选录了十篇与其史学理论相关的文章。
内容包括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等。
该书通过区别直接史料、间接史料,官家记载、民间记载,本国记载、外国记载等,详细分析了各种史料的鉴别与应用方法,使人了解各种史料的价值,为后来人做研究提供了便利。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选定不久,新中国成立,院士选举中的内幕鲜为人知。
本文利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资料,对院士的提名过程、选举情况详加披露。
院士候选人都是当时学界顶尖人物,几轮候选名单上的学者更不为人知,甚至被提名者本人也不曾知晓。
郭沫若是在以列席者的身份与会的夏鼐的辩护下才被列入。
本文提供了全部院士名单,这也是首次在内地公布,可匡正一些流行的错误,对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史颇有帮助。
(摘自罗丰《夏鼐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来自光明网)数理组(27位)姜立夫、许宝蘅、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杨钟建、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25位)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驌、段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28位)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博主按:此处共计80位院士,还差一位,遍查网络,无果——首任院长蔡元培先生是这一个么?待考。
夏鼐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罗丰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选定不久,新中国成立,院士选举中的内幕鲜为人知。
本文利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资料,对院士的提名过程、选举情况详加披露。
院士候选人都是当时学界顶尖人物,几轮候选名单上的学者更不为人知,甚至被提名者本人也不曾知晓。
郭沫若是在以列席者的身份与会的夏鼐的辩护下才被列入。
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述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已成为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个纲领性口号,而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被称为“史料学派”。
民国时期,新派学人在研究中都非常重视史料,但把史料推到如此高的位置并使之得以实现,则只有傅斯年。
学术界对其“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那么,傅斯年的这一思想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分歧呢?是因为他的思想本身易使人产生不同的理解,还是因为人们各自评价的角度和标准不同所致?尽管史学界对此思想及突出反映这一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已作了很多的研究和解析,但对此问题似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先简单叙述一下傅斯年的这一史学思想。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工作旨趣》)是傅斯年于1928年5月撰写的,它揭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方向、方法和宗旨。
有学者把它和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并称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
《工作旨趣》同此前于1927年11月为中山大学学生讲课而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的《史料论略》部分、19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导论》(计七讲,现仅存《史料论略》)、《考古学的新方法》(1929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1943年)等文一并都阐发了“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一贯性。
傅斯年在《工作旨趣》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历史学不是“著史”,只是“史料学”。
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观点,探讨其内涵、影响及争议。
傅斯年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其学术思想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傅斯年的这一观点进行再析,以期深化对史学与史料关系的理解,同时反思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
文章首先将对傅斯年的生平和学术背景进行简要介绍,以便读者了解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接着,将详细阐述“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包括傅斯年对史料的看法、史料的分类与整理、以及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分析傅斯年这一观点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改变、对历史文献的重新评价、以及对学者治史态度的影响等。
也将探讨该观点引发的争议,如史料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史料与史实的关系、以及史学研究的价值与目的等。
文章将总结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观点的启示意义,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史料进行历史研究、如何平衡史料的真实性与价值、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等思考。
通过对傅斯年这一观点的再析,本文旨在为当代史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
二、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观点解析傅斯年,作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的杰出代表,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这一观点的核心在于,傅斯年认为史学的本质在于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而非对历史事件的主观解读和评判。
他强调,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创造历史,而是去还原历史,去揭示历史事件的真相。
在傅斯年看来,史料是历史的载体,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他主张,历史学家必须严谨地对待史料,通过科学的方法去发掘和解读史料,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种对史料的重视和尊重,体现了傅斯年对于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追求。
然而,傅斯年的这一观点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和批评。
一些学者认为,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对史料的整理和分析,更需要历史学家的主观解读和评判。
国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国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汪修荣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史学界,顾颉刚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1923年,30岁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史学界一颗新星。
大名鼎鼎的胡适热情洋溢地称赞道:"……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
"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也评论说:"顾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1926年,顾颉刚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第一册,先后出版七册),再次轰动史林,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
"《古史辨》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诞生,顾颉刚也当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
"江南第一读书人家"顾颉刚1893年5月8日生于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
顾家是苏州有名的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特地题写"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赠之。
由于数代单传,所以顾颉刚一生下来就成了掌上明珠,家里不仅希望他能传宗接代,更希望他能延续顾门书香。
年仅两岁时,祖父就教他识字,顾颉刚从小就对书感兴趣,六七岁时已认识几千个字,"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
被老妈子抱上街时,两边的招牌他都能一一认出,街上行人大为惊叹。
1906年初,苏州第一所高等小学开办,顾颉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同时考取的还有叶圣陶。
进入初中以后,除了课堂上的内容,每天晚上祖父还要给他亲授《尚书》、《周易》,家庭环境对他后来走上治学之路影响很大。
除了家学,少年顾颉刚还经常向旧书肆的老板请教版本学、目录学,像《四库总目》、《书目答问》之类的书,在十几岁时已翻得烂熟。
史学的科学化:从顾颉刚到傅斯年20世纪初是科学高歌行进的时代。
五四时期的科学呐喊,尔后的科玄论战,使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其普遍的涵盖意义。
随着科学领地的日渐扩进,具体的学术与知识领域也往往经历了一个科学化的进程;从史学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趋向。
一、存疑原则与古史解构1923年,与张君劢以人生观的演讲拉开科玄论战的序幕几乎同时,顾颉刚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在该文中,顾颉刚大略地提出了关于古史的看法,其要义是把古史理解为一个“层累地造成”的过程。
尽管文中的某些观点此前已开始酝酿,但其明确的表述,则开始于此文。
作为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并不仅仅限于提供某种历史演化的论点,它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对传统的古史系统提出新的诠释,而这种诠释一开始便是在科学的旗帜下展开的。
顾颉刚曾自述,“我的性情竟与科学最近”,其理想则是以“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来治史。
(注:《古史辨·自序》,《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5页)正是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顾颉刚对传统古史观大胆地提出了挑战,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古史的持久讨论,而顾颉刚本人则成为古史辨中的风云人物。
古史辨的主流是疑古,顾颉刚对古史系统的重新解释,以质疑原有系统为逻辑前提。
他由辨伪书入手,进而萌发了“推翻伪史的壮志”。
(注:《古史辨·自序》。
)在比较了《诗经》、《尚书》、《论语》有关古史的观念之后,顾颉刚对尧、舜、禹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疑问。
就禹而言,在《诗经·商颂》中,禹被视为开天辟地的神,在《诗经·鲁颂》中,禹开始被看作是最早的人王,在《论语》中,禹更具体地被描绘成一个耕稼的人王。
尧舜的传说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诗经》和《尚书》(除了起首数篇)中没有提到尧和舜,《论语》开始论及他们,但语焉不详;而在更后起的《尧典》中,其德行政事才逐渐具体化。
至于伏羲、神农、黄帝等等,尽管他们在传统的历史系统中居于前列,但在文献记载中却是晚出的人物。
“重建”成就“疑古”:傅斯年与“古史辨运动”李长银【摘要】一般认为,走向“古史重建”的傅斯年提出了若干与“疑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并率领史语所同仁开展了一些“重建”的工作,从而实现了对“疑古”派的超越.但事实上,这些“重建”的观点、工作及成果却往往为“疑古”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可以说间接地推动了“古史辨运动”.是故,若用一个短语来形容二者之间的这一微妙关系,“重建”成就“疑古”或是一个极佳之写照.【期刊名称】《兰州学刊》【年(卷),期】2017(000)001【总页数】8页(P61-68)【关键词】傅斯年;“古史辨运动”;中国近代学术史【作者】李长银【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61941年,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的”是“疑古”派,而对“疑古”派提出修正意见的是“考古”派。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辑,1941年2月。
关于两派的差别,周氏在此文指出:“疑古”派“以纸上材料与纸上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伪”,“偏于破坏伪的古史”,“考古”派则“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历史的真像”,“以建设真的古史为职志”。
要之,无论从“材料的种类”还是“比较的方法”上来看,两派之间都存在大相径庭之处。
在“考古”派中,至少有两个代表性人物,一是“古史新证”的王国维,一是“古史重建”的傅斯年。
因此,当李学勤先生于1990年代主张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补充纠正“疑古”派的不足之际,台湾的杜正胜先生趁机先后发表了两篇以“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为题的论文,*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中国文化》,1995年,第2期;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收入《新学术之路》上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第1—42页。
以傅斯年取代顾颉刚,企图夺取“疑古”派的学术地盘。
史学的科学化:从顾颉刚到傅斯年'20世纪初是科学高歌行进的时代。
五四时期的科学呐喊,尔后的科玄论战,使科学在人生与领域展示了其普遍的涵盖意义。
随着科学领地的日渐扩进,具体的学术与知识领域也往往经历了一个科学化的进程;从史学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趋向。
\xa0一、存疑原则与古史解构\xa01923年,与张君劢以人生观的演讲拉开科玄论战的序幕几乎同时,顾颉刚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在该文中,顾颉刚大略地提出了关于古史的看法,其要义是把古史理解为一个“层累地造成”的过程。
尽管文中的某些观点此前已开始酝酿,但其明确的表述,则开始于此文。
作为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并不仅仅限于提供某种历史演化的论点,它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对传统的古史系统提出新的诠释,而这种诠释一开始便是在科学的旗帜下展开的。
顾颉刚曾自述,“我的性情竟与科学最近”,其理想则是以“ 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来治史。
(注:《古史辨·自序》,《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5页)正是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顾颉刚对传统古史观大胆地提出了挑战,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古史的持久讨论,而顾颉刚本人则成为古史辨中的风云人物。
\xa0\xa0古史辨的主流是疑古,顾颉刚对古史系统的重新解释,以质疑原有系统为逻辑前提。
他由辨伪书入手,进而萌发了“推翻伪史的壮志”。
(注:《古史辨·自序》。
)在比较了《诗经》、《尚书》、《论语》有关古史的观念之后,顾颉刚对尧、舜、禹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疑问。
就禹而言,在《诗经·商颂》中,禹被视为开天辟地的神,在《诗经·鲁颂》中,禹开始被看作是最早的人王,在《论语》中,禹更具体地被描绘成一个耕稼的人王。
尧舜的传说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诗经》和《尚书》(除了起首数篇)中没有提到尧和舜,《论语》开始论及他们,但语焉不详;而在更后起的《尧典》中,其德行政事才逐渐具体化。
至于伏羲、神农、黄帝等等,尽管他们在传统的历史系统中居于前列,但在文献记载中却是晚出的人物。
由此,顾颉刚对传统的古史系统作出了如下概括:这种传说系统是层累地造成的。
所谓层累地造成,是指,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越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注:参见《古史辨》第1册,第60页。
)质言之,越是早出的文献,所涉及的古史越短;越是晚出的文献,它所构造的历史便越长。
从逻辑上说,后起时代的人,似乎不应详尽地记叙前代人尚未提及的人物和事件,因此,这种记叙的可靠性便是值得怀疑的。
\xa0 \xa0顾颉刚的疑古思想有其多重理论来源。
从历史上看,刘知几、郑樵、崔述、章学诚、姚际恒等史学家对顾颉刚的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顾颉刚后来曾回忆,在读了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后,逐渐意识到研究历史应当走“批评的路子”。
同样,郑樵的《通志》也使他看到了一种批判的精神;在顾颉刚看来,这部著作具有独创性,“敢于批评前人,和清朝人的全盘接受前人的做法不同。
(注:《古史辨》第1册第11页。
)”姚际恒与崔述是顾颉刚所推崇的另外二位思想家。
姚际恒系清初思想家,著有《九经通论》等著作,在经学研究中以勇于怀疑著称。
其《九经通论》共170余卷,分《存真》、《别伪》两类,涉及了不少儒家经典的真伪之辨。
姚际恒的著作大多已佚失,顾颉刚特花费了大量时间,重新发现了其中的四部。
由注重姚际恒的辨伪,顾颉刚又进而倾心于崔述的考信,所谓考信,也就是考而后信。
对姚际恒与崔述辨伪考信的回顾,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顾颉刚对古史的重新省察:“从姚际恒牵引到崔东壁,我们怀疑古史和古书中的问题又多起来了。
”(注:《古史辨》第1册第9页。
)可以看到,从刘知几到崔述的批判精神与辨伪,构成了顾颉刚疑古思想的传统来源。
\xa0\xa0然而,经传的辨伪与古史的存疑毕竟有所不同:后者涉及更广义上的观念转换。
事实上,顾颉刚的疑古思想,亦并非仅仅是历史上辨伪传统的简单延续,它更有其近代的思想背景。
从学术思想看,章太炎和康有为是对顾颉刚产生重要影响的二位近代思想家。
章太炎上承王阳明、章学诚,将六经视为史,并把孔子看作是历史上的哲人和学者,从而冲击了经学独尊的观念。
顾颉刚在大学学习期间,常常去听章太炎的讲座,章氏的观点对顾颉刚走出经学之域、以新的眼光审视历史无疑具有触动作用。
与章太炎在经学上互为水火的康有为,给顾颉刚的是另一种影响。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指出:上古事茫昧无稽,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
顾颉刚读后,对“长素先生这般敏锐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注:《古史辨》第1册第26页。
)。
康有为的这种存疑态度及《新学伪经考》中的疑古精神,对顾颉刚怀疑古史同样具有激发的作用。
\xa0\xa0章太炎、康有为虽然尚未完全摆脱经学的门户,但其学术思想所体现的却是一种近代的观念。
无论是章太炎的等观经史,抑或康有为的辨伪存疑,都蕴含着对传统价值观的偏离。
在陈独秀、胡适那里,这种偏离进而引向了对传统价值系统更为激烈的冲击,后者在顾颉刚的思想中也有所折射。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便已留意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它所代表的新思潮,为顾颉刚的疑古史观提供了更直接的推动力量。
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曾谈到了这一点:“以前我虽敢作批评,但不胜传统思想的压迫……到这时,大家都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确意识。
”《新青年》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而科学的精神又常常被理解为不盲目信从传统的观念,对古史的存疑态度,可以看作是这种科学精神的体现。
\xa0\xa0科学观念所蕴含的怀疑精神,在胡适那里同样得到了多方面的展示。
胡适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史,以《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撇开唐虞夏商,从周宣王讲起。
这一历史序列,实际上悬置了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它对顾颉刚质疑传统的古史系统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范例。
顾颉刚后来在《古史辨·自序》中自述,“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除了对古史的具体论述外,胡适还从方法论的层面,提出了存疑的原则,主张“以怀疑的态度研究一切”。
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怀疑的态度要求对一切以往的观念、信仰、学说等等重新作批判的审察,它从更普遍的层面引导了顾颉刚的史学研究。
\xa0\xa0如果说,姚际恒、崔述等的辨伪还带有某种学术异端的意味,那么,近代思想家,特别是陈独秀、胡适等的工作则更多地体现了对科学理性的追求。
事实上,陈独秀、胡适当时都是科学的推崇者,《新青年》的二大旗帜之一,便是科学;而胡适的存疑原则,也首先归属于所谓科学方法。
同样,在顾颉刚那里,对古史的存疑,也与科学的理性相。
顾颉刚曾对治学原则作了这样的规定:“今既有科学之成法矣,则此后之学术应直接取材于事物。
”(注:《古史辨》第32页。
)而从疑古的角度看,科学的成法又体现为一种理性的精神:\xa0\xa0\xa0\xa0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
(注:《古史辨》第78页。
)\xa0 我心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我极高兴的。
(注:《古史辨》第81页。
)\xa0理性与宗教分野的背后,是科学与信仰的对峙;理性摆脱宗教的约束,意味着科学对信仰的超越。
在此,科学的立场与理性的态度融合为一,它既构成了对古史存疑与自由批评的前提,又为这种存疑与批评提供了内在的推动力。
在顾颉刚的古史辨中,确实可以看到一种科学的理性精神。
\xa0\xa0存疑当然并不是疑古史观的全部内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对古史的存疑,本身需要经过论证,后者则涉及具体的治史方法。
与胡适相近,顾颉刚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甚为推重。
他曾作《清代著述考》,对清代学者的著述版本等作了考证和辑录。
顾颉刚后来自述:“从这种种的辑录里,使我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
我爱好他们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
”(注:《古史辨》第29页。
)从顾颉刚对古史的考辨中,我们不难看到清代学者无证不信、严于求是的治学原则对他的影响。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之所以为顾颉刚所注重,首先在于这种方法体现了科学的精神。
也正是基于科学的精神,顾颉刚在肯定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同时,又批评清代学者往往“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亦即未能完全以科学的态度打破传统的信仰。
\xa0 \xa0对顾颉刚来说,清代学者治学方法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主要便是一种实证的观念。
顾颉刚早年曾对宇宙人生的问题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希望通过哲学的研究来解决这方面的困惑;其大学时主修的专业,便是哲学。
但后来逐渐意识到,用尽人类的理智,固然可以知道许多事物的真相,但所知道的也只是很浅近的一点,而非全宇宙。
形而上的玄想(所谓“与造物者游”),不及“科学家的凭了实证”去研究具体的对象。
(注:参见《古史辨》第1册第32-34页。
)这里已表现出注重实证研究、疏离形上思辨的趋向。
顾颉刚后来自称“也算得受过科学的洗礼”,此所谓洗礼,首先体现于科学方法的层面。
顾颉刚所理解的科学方法,更多地与归纳相联系,在他看来,“惟有用归纳的方法可以增进新知”(注:《古史辨》第1册第95页。
);实证的研究无非是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归纳以获得某种假设,然后以新的经验材料(证据)去修正完善这种假设,使之逐渐近真。
\x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