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选讲义
《中国历史文选》教学大纲
（一）课程设置
《中国历史文选》是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的一门工具性专业基础课。不同专业方向，开设的课时数不等，一般在第一学年开设，共两个学期，每周4/3学时。
（二）目的要求
《中国历史文选》课的开设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阅读和运用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能力，同时也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奠定一个基础。这就要求本课程在保证文选教学这一主体内容的前提下，辅之以相应的文献和读史常识，以加深学生对我国文献典籍的全面了解，并提高阅读能力，掌握历史研究的一般方法。
（1）要籍部分：要求学生了解文献典籍的发展概况，对每一部书要掌握作者简历、成书年代、史料来源、编纂体例、主要内容、史料价值、版本、注本以及相关参考书等。（2）文选部分：通过各类典型历史文选的讲授，要求学生掌握较为系统的古汉语理性知识，能够阅读通用的古代文献典籍，并能具体感知各类文献典籍的体例、叙事、取材及编纂特点。讲授以字、词、句为主，可适当串讲，但要防止以串代替字、词、句的落实，以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对于词汇，要求学生掌握1000左右的基本词汇，能够理解古汉语常用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以及语法活用，其中200左右的重点词，要达到熟练的程度。
（三）教学原则方法
（1）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批判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培养爱国主义思想。
（2）循序渐进教学。
（3）合理容量的多层次教学。
（4）强化实践教学。
（四）学时比例
在一学年的教学中，要籍介绍可占总学时的30%，文章选讲是主体内容，占总学时的70%。练习实践安排在课外进行，时间比例一般为教学时数的一比一。
绪论
（一）历史与历史书籍
何谓历史？一提起这个概念，我们马上会想到遥远的过去，不错，过去的一切都属于历史的范畴，但是为什么不把过去了一切称之为诸如“陈迹”、“往事”、“过去”，而用了这么一个专有名称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从构成这个名词的每个字出发。“史”，许慎在《说文解字》解释为“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可见史在古代指保管图籍并记录朝廷或帝王言行的史官。《说文解字》释“历”为“过也，一曰经历。”从字形上看，从“双禾”，古代以农业为主，常以“禾”作为纪年的标志，“禾”一熟为一年，双禾表示多年。“历”“史”二字合成一词，表示变为陈迹的事情，即对过去发生事情的记录。可见用“历史”一词记录陈迹往事是古代人们劳动实践的结果。今天人们所使用“历史”一词，往往包含两种含义：一方面历史指的事件，即历史过程本身；另一方面指的是历史学。而后者往往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人类对历史活动过程和规律的揭示和反思。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翻开了人类历史的篇章。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对已经过去的社会及其社会生活状况有所了解，主要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所遗留的痕迹即史料。史料的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历史遗存与遗物（遗址、墓葬、文物）；一是文字记录（图籍、档案、文书等）；一是口碑资料（风俗传说、口述、录音等）。其中以文献记录（历史书籍）为主。
把反映过去自然变化和社会变化的总记录称之为历史书籍（或历史文献，“文”指典籍、文字。“献”指古代耆旧先贤的见闻、言论及他们所熟习的各种礼仪，也包括耆旧先贤的事迹经历。“文献”指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历史书籍的产生与文字和历法密切相关，有了文字才有了记录材料手段和条件；有了历法才能准确地推算时间，因此历史性质的记录必须有时间因素。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证明，我国最迟在夏代已经具备了产生记录历史文献的必要条件（至此时，文字、历法已经成熟）。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记载是在殷墟发现的“卜辞”，它保存了商朝统治者对国政大事乃至日常生活的占卜，从严格意义上讲，它还算不上完整的书籍。今天看到的最古老的文献著作为《尚书》，但它十分零散。春秋时期由于社会剧变，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各家都纷纷著书立说，出现了学术思想的空前活跃，促进了我国历史典籍编定的发展。尽管如此但在纸发明前书籍的流传十分有限，等到纸发明之后，这就给书籍的传抄提供了方便，后来印刷术的发明更促进了典籍事业的发展。唐朝以后，不仅政府设史馆对前朝和本朝的史事进行编定和撰述，而且私家撰写史书蔚然成风，或是期求从总结历史中寻找治世之道；或是从撰写史书中给官场施意寻找慰籍。正是这样由于政府的倡导，也由于文人墨士的努力，我国古代的历史沿革在著述中得以保存下来，著述之丰为世界各民族所罕见，据赵振铎先生统计，我国古代图书有八万多种。这些图书不仅记录了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而且记录了民俗，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记述为人们了解、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中国历史文选》的主要内容和开设目的
1．《中国历史文选》的主要内容
中国古代典籍文化十分丰富，人们往往用浩若烟海、汗牛充栋形容它。自西汉至清朝的两千年间，出版各种书籍达181700多部2367000卷（《出版业务》1989.4）仅二十四史就有3259卷4000多万字，除正史外，尚有编年、经书、子书、文集等等，这些书籍或多或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泛滥无归，终无所得”。有鉴于此，《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只能择其要者介绍给同学们，并通过具体文章对它加以感知，进而能找到一些治史的门径。这门课的主要内容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中国史学史常识
（2）历史文献学常识
（3）要籍介绍
（4）文章选读
2．《中国历史文选》的开设目的
（1）了解史学史、文献学的基本常识。
（2）掌握重要史书。
（3）提高文言文的阅读能力与运用能力。
（三）授课方式及学习方法
1．授课方式
（1）课堂讲授
（2）课堂练习
（3）课外作业、实习参观
2．学习方法
由于本课程不同于其它的通史课，内容多，信息量大，有时候还显得枯燥无味，这就要求同学们花大气力、下苦功夫认真去对待。要籍知识要牢记，文选部分要从字、词、句、译、用等方面去掌握。（四）参考书目
1．柴德赓着《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2．张舜徽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解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
3．杜泽逊着《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版
4．纪传体、编年体各选读一部
5．《辞海》/《辞源》/《康熙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6．《中国历史纪年》荣孟源编三联书店1956年
第一编考古文献
一、甲骨文
（1）甲骨文的发现：河南安阳小屯村/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懿荣
（2）甲骨文的刻写：
（3）占卜的方法：
（4）甲骨文的特点：方笔、瘦笔；未定型，书写不一；合文多，一字异形（文字多象形、会意、形声、假借）
（5）殷商甲骨文的著录与研究：Ａ刘鹗《铁云藏龟》（1903）Ｂ孙诒让《契文举例》(1904)Ｃ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菁华》、《续编》(1913至1916)Ｄ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Ｅ郭沫若《卜辞通纂》、《殷契粹编》Ｆ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甲骨文合集》
（6）有关甲骨文的工具书：孙海波《甲骨文编》、徐中舒《甲骨文字典》
二、金文
（1）金和金文：“书于书帛，镂于金石”（《墨子》）/“六分起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起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起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戈戢之齐；三分起金而锡居其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起金而锡居其二，谓之削刃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周礼考工记》）
（2）商西周春秋战国青铜器概述：
（3）青铜器的大致分类：A农具和工具（耒、耜、铲、镢、锸、锄、镰、斧等）；B兵器；C车马器；D青铜礼器。
（4）青铜器的铭文：
商代铭文一般比较简单，多为族徽或庙号，末期开始出现较长的记事性铭文，如小臣俞犀尊，其书体特点笔道刚劲有力，形体丰腴，首尾出锋，间用肥笔，波磔明显，称之为波磔体。当然也有形体瘦劲，笔划挺直不露锋芒的。
西周早期铭文尚无规范统一格式，穆王以后，册命渐多，书史若有定格；西周中晚期，铭文布局基本程序化了。西周最突出的特点是铭文很长，晚期的毛公鼎，铭文多达499字。是目前发现最长的。铭文记载内容丰富，记有重大事件者如利簋、史墙盘等。西周提倡礼治，这在铭文中也有反映，所谓“礼”，是周人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的综合概念。其书体在早期有商代的特点，中后期的铭文，笔道均匀，首尾如一，不露锋芒，称之为“玉着体”。
春秋时期铭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长篇铭文大为减少，而且一般不具备西周时期抿跟的史书性质，出现了大量的媵嫁器铭文，器物以盘、匜、鉴为主。如1955年在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吴王光鉴，记载其三女儿嫁到蔡国，其书体笔划纤秀，渐开草纂之端。另外春秋末年还出现了以鸟兽虫为装饰的美术字，称之为“鸟虫书”，奇诡多变，极其难认，这种书体一直流行到战国初期。春秋晚期还出现了错金篆书，文字圆润秀劲，端庄辉煌，极其精美。战国中后期，铭刻转到“物勒其名，以考其诚”的作用上去了。
三、简牍文书与敦煌文书（略）
四、文章选读
（1）武丁卜辞二则（2）大盂鼎铭（3）利簋
五、思考题
1．么说甲骨文、金文具有史料价值？
2．甲骨文、金文的文字特点。
3．甲骨卜辞的结构特点。
4．《武丁卜辞二则》、《大盂鼎铭》、《利簋》
参考文献：
1．《殷周青铜器通论》容庚、张维持著科学出版社1958年
2．《西周铜器断代》陈梦家《考古学报》9——14期（1955.12——1956.12）
3．《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科学出版社1956年
4．《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科学出版社1961年
5．《简牍学研究》（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
6．《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刘进宝著台湾叶文出版社2000年
7．《敦煌历史文化》刘进宝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
8．《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二编纪传体史书
一、纪传体概述
中国纪传体史籍，创始于西汉司马迁着《史记》。所谓纪传体，既由纪、传（世家）、表、志（书）组成，以记载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裁。
《史记》问世之前，古籍中已有纪、传、表、志等体裁，如《禹本纪》、《世家》、《列传》、《穆天子传》、《周谱》、《帝王诸侯世谱》、《世本》等。但这些古籍均一书一体，且组织不够缜密。司马迁汲取古书体裁的优点，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相互配合，构成了较为严密的体系，创立了纪传体。东汉班固撰《汉书》，断代为史，将世家改为列传，改书为志，遂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范例。
纪传体的优点在于融五体之长为一体，以历史人物为中心，记事“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刘知己《史通二体》）正如清代赵翼评价《史记》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诸侯，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
纪传体的缺点在于它以人物为中心。因而记事时，“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刘知己《史通二体》）而且在记述人物时，以类相从，不以时为序，不便读者了解大背景和前因后果。这也是史籍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并存的基本原因。
纪传体史籍的主体为“正史”。所谓“正史”，指历朝政府认为“义以配经”，“悬诸令典”，所规定的25部（亦说26部）纪传体史书。“正史”之名始于[梁]阮孝绪的《正史削繁》。正史集结的过程为：自《史记》、《汉书》创立纪传体，魏晋以来，编着史书者甚多，惟有《史记》、《汉书》和《东观汉纪》三书最受重视，后来《后汉书》代替了《东观汉纪》，“三史”之名在唐以前甚为流行，唐朝科举设有三史科。唐初修撰《隋书经籍志》，第一次将“正史”列为史部子目，列《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正史，后称为“前四史”；唐朝中期增《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九部史书，合称“十三史”；宋时增《新唐书》、《新五代史》、《南史》、《北史》，十七史之名在宋代很通行；明朝又将宋、辽、金、元列为正史，合称“二十一史”；清乾隆时，又将《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列为正史，合称为“二十四史”；民国九年（1920）《新元史》撰成，次年民国政府明令将其列为正史，合称“二十五史”。后上海开明书店合刊廿五史，就指这25部史书。《清史稿》1929年刊印发行，但民国政府根据故宫博物院的呈请，下令禁止发行。后数次重议修订，没有结果。现学术界仍将《清史稿》视为中国封建社会正史之一，因此有了“二十六史”之称。
正史中，《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等七种，仅有纪传无
表志，严格说只是半纪传体。而另有纪传体史书如司马彪《续汉书》、班固《东观汉纪》，郑樵的《通志》等，又未被列为正史，可见，“纪传体史”与“正史”并非同一概念。
二、重点史籍介绍
（一）《史记》简介
《史记》130卷，西汉司马迁所撰。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讫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三千年左右，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1．作者及成书经过
司马迁（公元前145/135年——公元前？年），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出生于仕宦之家，父司马谈除精通天文历算之外，还明于古文经传和诸子百家学说，在武帝时为太史令，“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有了这样好的读书条件和环境，所以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自然读了不少书籍，积累了多方面的知识。但司马迁读书不愿死守书本，二十岁时开始壮游祖国大好河山，他的足迹遍及东西南北，探访历史遗迹，考察风土民情，开阔了眼界，收集了史料。出游归来“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逝，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便开始了《史记》的写作，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这中间曾遭遇李陵之祸）。关于司马迁的卒年没有确切的记载，大约与汉武帝相始终。除《史记》外，司马迁现在传世的作品还有《悲士不遇赋》。
2．史料来源
《史记》的资料来源十分广泛，据张大可先生的考证，大约有102种之多，主要包括：（1）司马迁父亲生前搜集的资料；（2）当时见存先秦古籍；（3）汉政府保存的各类档案文献；（4）自己到各地游历时所搜集的资料；（5）民间流传和私家收藏的古文书传。
3．书名、体例和主要内容
《史记》原没有大的书名而只有小的篇名，汉代学者称之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到东汉桓帝时才以“史记”作为此书的专名，“史记”是“太史公记”的简称。
《史记》为纪传体通史，有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万余字，记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共3000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事件、民族、疆域等历史状况及变化发展，内容宏富，堪称为一部体大思精的百科全书。
4．主要优点及不足
《史记》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的的主要成就表现为：（1）创立了纪传体史书体裁；（2）百科全书式的通史系统地记载了西汉中期以前的历史；（3）全书贯穿进步的史观；（4）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我们也应该看到，司马迁作为一个封建史学家，他一方面欲“究天人之际”，另一方面仍受着“帝王受命于天”的羁绊；其认识社会的方法是历史循环论；至于后人从行文上和材料的矛盾上找出的破绽，也是比不否认的事实。不过，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二千年前的这部作品。
5．参考书及版本
《史记》130篇，但是《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的“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说“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指出了所亡十篇篇名，并说“元、成之间，褚（少孙）先生补缺，作武帝本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褚少孙所补只有四篇，而今本《史记》所缺十篇皆有其文，其余六篇究竟何人所补，已不可考，惟褚少孙所补标有“褚先生曰”字样，尚可辨认。
《史记》古注本，今存三家，即通常所说的“三家注”。指刘宋时裴骃《集解》八十卷，唐代司马贞《索引》三十卷，唐代张守节《正义》三十卷。原来各本但行，宋代刻本开始把三家注分列于正文之下。现存《史记》以百衲本为善本，近年中华书局刊印本最为流行。日本人龙川资言（龟太郎）撰《史记会注考证》一书，取清代学者考证《史记》的文字八十四种，日本学者注解十八种，合注而成，搜罗广，功夫深，国内有重印本。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崔适《史记探原》，今人陈直《史记新证》、张大可
《史记研究》、程金造《史记管窥》等都是专门之作，可供参考。
（二）《汉书》简介
《汉书》120卷，东汉班固撰，记事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讫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记230年史事，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1．作者及成书经过
《汉书》的编撰前有所承，后有所续，并非一人之作，但其主要作者为班固。班固（公元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家世显贵。祖姑母被汉成帝选为婕妤，伯祖班游因外戚的缘故，受到汉成帝的宠信，曾帮助刘向整校群书，并被皇帝赏赐以宫廷藏书的副本，从此班氏成为吸引学者文人造门的文化贵族。父亲班彪为东汉初大儒，官之望都长，才高而好述作，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史记后传》65卷。斑固9岁就能诵诗赋作文章，尤爱汉史。16岁入太学，读书不死守章句，但求通晓大义。23岁时因父丧退学还乡，居丧期间潜心阅读其父遗作，认为尚不详尽，乃决心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于是从27岁开始，广搜证据，改定体例，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写《汉书》。永平5年（公元62年）有人上书朝廷，告发他私改“国史”，而被捕入京兆狱，其弟班超赶赴洛阳上书为兄辩白。这时地方官又把他的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审阅后，很赏识他的史学才能，召其入朝任兰台（皇家图书馆）令史，掌管宫廷藏书，并进行校勘，还同陈宗、尹敏、孟异等共同写成《世祖本纪》（记刘秀事迹）。次年，班固升为秘书郎，又写成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和载记28篇奏上，深得明帝赞许，令其在兰台继续撰写《汉书》，从此以著述为业。建初4年（79年），汉章帝在白虎观召集诸儒讨论六经异同，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工作，编成《白虎通德论》（亦称《白虎通义》）。建初7年，《汉书》大体写成。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班固为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征北匈奴，大胜，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记汉威德，由班固作铭。永元4年，班固受窦宪谋反案牵连，免官后死于狱中。班固的主要事迹见《汉书叙传》及《后汉书》卷七十本传。
班固死后，《汉书》尚缺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于是和帝命其妹班昭踵而成之，后同郡马续助班昭编写《天文志》，到汉安帝永初年间全书方最后完成。因此，《汉书》的作者，实际上应包括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
2．《汉书》史料来源
《汉书》史料来源，以汉武帝时期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汉武帝以前，因《史记》已有完整的记载，绝大部分用《史记》原文，文字略有精简，有些重新加以安排、剪裁，大体上还是《史记》原材料。汉武帝太初以后部分的史料来源，可分为三类：（1）父书——《史记后传》；（2）各家所续《史记》；（3）其它记载。
3．体例和主要内容
《汉书》的编撰体例大体根据《史记》而小有改变：（1）变通史为断代史。（2）改“书”为“志”，刘知己说这是“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的缘故（《史通题目》），就内容来说，《汉书》的“志”比《史记》的“书”更为系统。（3）表中的“百官公卿表”为后世“百官志”、“宰相表”开了先声。（4）“世家”一体，《汉书》不用，诸侯王入列传。
《汉书》全书分为12本纪、8表、10志、70列传，共100卷，后人因某些篇幅分量过大，又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因而成120卷。此书81万字，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西汉史事。
4．主要优点及不足
《汉书》的主要优点体现在：（1）创立了断代纪传体。（2）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3）求实致用的史学观点。（4）《汉书》是一部文史结合的优秀作品。《汉书》的主要缺点体现在：（1）宣传阴阳五行学说。（2）班固的爱憎不如司马迁那样鲜明。（3）班固喜欢用古字。
5．注本及相关参考书
唐朝以前注解《汉书》的多达23家，往往各抒己见，莫衷一是。颜师古受太子李承乾之命为《汉书》作集注，详引前人旧注，在“师古曰”之下断以己意。这样，《汉书》的文字问题基本可以解决了，
清代王先谦说“自颜监注行，而班书义现，卓然号为功臣。”（《汉书补注序》）北宋时，《汉书》由卷子本改为刻本，三刘（刘敞、刘攽、刘奉世）为之校勘。清代学者对《汉书》下的功夫很多，对一志一传作校注者更多，考证皆有可取之处。王先谦作《汉书补注》100卷，是清代有关《汉书》著作最后的一部大书，考证详实（征引专著和参订者有67家之多），今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即以《汉书补注》为底本。近人杨树达着《汉书管窥》，对王氏补注又有补充。今人陈直《汉书新证》也是研读《汉书》的可读之书。
（三）《后汉书》简介
《后汉书》是纪传体的东汉史。纪、传90卷为南朝刘宋范晔所撰，“志”未成而范晔卒，南朝梁刘昭取晋司马彪《续汉书》8志30卷补入，所以今本《后汉书》共120卷。记载了上起新莽灭亡（公元23年），下至汉献帝建安25年（公元220年）共198年的史事。
1．《后汉书》的作者及成书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代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出身于世族之家。范晔在少年时代就很好学，博览群书，涉猎经史，善写文章，通晓音乐，还能写得一手漂亮的隶书。宋文帝元嘉中为左为将军、太子詹事，参与国家机要。时文帝与其弟彭城王刘义康的政治矛盾日益尖锐，范晔为刘义康旧属，元嘉22年以谋反罪被杀。范晔一生著述很多，但散佚不少，惟有《后汉书》流传至今。
范晔作《后汉书》的时间，《宋书》本传说元嘉二年（424年）“左迁晔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至被杀，二十一年间，仅撰成本纪10卷，列传80卷，范晔的《后汉书》无“志”，当时人已感是一种缺陷。到南梁时，刘昭取晋司马彪《续汉书》的8志30卷，加以注释增补，附在范书后面，直到北宋，才将范书与司马彪《续汉书》的8志重新校勘，合为今本《后汉书》。2．《后汉书》的史料来源
范晔距东汉亡国相去计二百余年，期间见闻传说，已不可求，惟赖前人著述。根据清人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述略》中说，范晔之前，记载东汉一代历史的史书，约有18家：班固、陈宗等《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沉《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张璠《后汉纪》；袁晔《献帝春秋》；刘芳《汉灵、献二帝纪》；乐资《山阳公载记》；王粲《汉末英雄记》；侯瑾《汉皇德记》、《汉献帝起居注》；刘义庆《后汉书》；孔衍《后汉尚书》、《后汉春秋》；张温《后汉尚书》。以上18家，编着20种，共计1049卷，从而为范晔写《后汉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范晔博采众书，斟酌取舍。范晔的《后汉书》后来居上，其它各家后汉史书渐被淘汰，因此，《后汉书》和《史记》、《汉书》、《三国志》，被合称为“四史。”3．《后汉书》的体例与内容
《后汉书》从体例来看，只有本纪、列传、志，而无表。与《史记》、《汉书》相比，《后汉书》编撰方法也有一些特点：（1）改外戚传为皇后纪。《史记》把吕后入本纪，其余皇后入外戚传，《汉书》因袭之。《后汉书》改外戚传为皇后纪，其意本于华峤，东汉和帝以后，六个太后临朝，称纪也是名正言顺。（2）《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有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党锢、宦者二传，反映了东汉一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文苑传记文学之士杜笃、傅毅等二十二人。列女一传，关系妇女在历史中的地位问题，也是旧史家一个争论的问题，单为妇女作传，开始于刘向，范晔在《后汉书》中增加《列女传》，这是纪传体史书中第一次出现的内容。此例一开，后来作史者一般都沿用。独行和逸民二传，前一种反映东汉时代没有政治势力的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艰难；后一种则是脱离当时政治斗争，隐居不仕，自鸣清稿的人物。方术传，记述古代科学技术人物的活动，歌颂他们发明创造的功绩。（3）《后汉书》使用类叙法，编次周密。范书一般列传以人品相同者为一传，比《史记》、《汉书》更为严格。（4）一事不两载。此法《三国志》已先用，范书亦复如此。
4．《后汉书》的评价
范书的优点在于：（1）在体例方面，虽大部分沿袭了《史记》、《汉书》，但有不少改进，编次更加周密，重复、矛盾较少；（2）范书的论、序，见解独特，爱憎分明，议论风生。清代王鸣盛非常钦佩范晔，他在《十七史商榷》卷61云：“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
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王氏的这段话，可以概括范晔的思想。范晔在书中把擅长著述、不重功名利禄的《论衡》的作者王充、《潜夫论》作者王符、《昌言》作者仲长统，放在同传里加以推崇；歌颂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者，《党锢传》中为21位立了传，对张俭、范滂、李膺等极力表彰；同时对班固的事功也加以表彰；为“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列女传董祀妻》）、才华出众的蔡文姬，以及其它有“才行”的妇女也立了传。同时，范晔对于东汉外戚宦官等豪强势力欺压群众、鱼肉百姓的行为，也表示了极端的厌恶。《后汉书》的少数民族传，内容丰富，是研究东汉时期少数民族和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后汉书》最主要的缺点，在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问题，范晔虽然对受压迫的农民有一些同情心，但是不赞成农民起义。写《刘盆子传》，虽然写了农民质朴的一面，但也讥讽他们不能成大事。至于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后汉书》竟无专传记述，而仅仅附载于镇压黄巾起义的刽子手皇甫嵩传中，并说“黄妖冲发，嵩山奋钺”。范晔视农民起义为“乌合之众”。就范氏对农民起义的态度而言，与司马迁相比，显然在上史识相距甚远。《后汉书》既无表，又无“食货”、“艺文”、“河渠”等志，因而，缺少对当时社会经济、交通和文化情况的专章记述，这也是一大缺陷。
5．《后汉书》的的注本及版本
《后汉书》的纪传部分是唐高宗第六子章怀太子李贤所注；《后汉书》司马彪所撰的志，是南朝梁人刘昭所注。清代惠栋复撰《后汉书补注》24卷，称为名著，清末王先谦又以惠书为基础，加以增补，作《后汉书集解》，所搜资料，颇未详备，是较为完善的注本。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后汉书》校勘较细，是最为流行的本子。
（四）《三国志》简介
《三国志》65卷，包括《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无、表志。晋陈寿撰，其记事上起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二二0），下讫西晋灭吴之年，既吴末帝（孙皓）天纪四年（二八0），文笔简洁详实，是记载三国鼎立时期比较完整的史书。
1．《三国志》的作者及成书
陈寿（233——297年），字承祚，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市）人，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好读《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古代典籍。其人聪警敏识，文章写得很好，为时人所赞许。在蜀为观阁令史，因不愿屈事宦官黄皓，屡遭贬黜，不得升迁。263年，蜀汉为曹魏所灭，，265年，司马炎夺曹魏政权，这时陈寿32岁，司空张华爱惜陈寿的才学，荐举为孝廉，除著作郎，后出补平阳侯相，在任上纂成《诸葛亮集》24篇，奏于朝廷，并升为著作郎。280年，孙吴为西晋所灭，自东汉末叶以来，前后九十多年的分裂割据、三国鼎立的局面，至此结束，这就给整理三国史事提供了条件。陈寿就此“鸠名三国史，着魏、蜀、吴三书六十五篇，号《魏蜀吴三国志》。”当时夏侯湛正撰《魏书》，“见寿作，便毁己书而罢。”张华十分赞许陈寿的《三国志》，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可见陈寿和他的书当时被人们推崇的情形。后陈寿治书御史，后因母死丁忧去职，数年后起为太子中庶子，晋惠帝元康七年卒。寿死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书云“故治书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于是晋惠帝下诏命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到陈寿家抄写这部书，藏于官府。陈寿除作《三国志》外，还作有《古国志》50卷、《益部耆旧传》10卷等，但皆已失传。陈寿事迹详见《华阳国志》卷11及《晋书》卷82本传。
2．《三国志》的史料来源及内容
陈寿是三国时人，以同时代人修史，亲身经历，见闻真切，应该说是有有利条件。但时代太近，史料尚未全出，恩怨尚未全消，记载则事实不足，褒贬则形势不便，也有一定的困难。考陈寿所著《三国志》，其史料来源有这么几个方面：（1）多方采访，这尤其是陈寿在撰《蜀志》时搜集材料所采用的方法。《三国志蜀后主传评》云：“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因为蜀汉未置史官，无有撰述，所以蜀汉的史事，有赖于陈寿的殷勤搜集；（2）魏、吴两国的官修史书，魏国王沉、阮籍、傅玄等撰有《魏书》40卷，吴国薛莹、梁广、华该等撰述《吴书》；（3）私人撰述：韦昭《吴书》55卷，晋王沉《魏书》48卷，魏鱼豢《魏略》50卷。
《三国志》65卷，包括《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无、表志。晋陈寿撰，其记事上起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220年），下讫西晋灭吴之年，既吴末帝（孙皓）天纪四年（280年），文笔简洁详实，是记载三国鼎立时期比较完整的史书。
3．《三国志》之批评与评价
后人对《三国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1）关于陈寿修史的态度问题（史德有问题）。《晋书陈寿传》在肯定了《三国志》的价值之后，又记载了两件事，说明陈寿修史态度之不公正：“或云丁仪、丁暠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这两件事是否属实，古代学者有人轻信这个说法。索米一说，唐代刘元济、，刘知己皆信之，刘知己于说陈寿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史通曲笔》）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三国志》条，在评价《三国志》时说“乞米作佳传，以私憾毁诸葛亮父子，难乎免职物议矣。”但是更多的学者则是审情度理，提出异议。清代朱彝尊、王鸣盛、钱大昕皆辩其必无。（2）关于正统问题。陈寿修《三国志》是以曹魏为正统，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开始提出异议，主张以蜀汉为正统，南宋朱熹以后都赞同习凿齿而非难陈寿。关于此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条有一段解释，其条云：“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习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受于当代之议论；寿则身为晋代之臣，而晋武承魏之正统，伪魏是伪晋矣，岂能行于当代哉！……而北汉、南唐事迹犹近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这个解释很明白，所谓“正统”之说，完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以说明当时政权的合理性，其是非标准，以对当时的封建统治是否有利为权衡。这种争论，在今天看来并无多大意义。（3）关于曲笔与回护问题，即为封建统治者隐恶溢美。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自陈寿作《魏本纪》，所多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昭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者。”如司马师废齐王芳，太后事前并不知道，而《魏书齐王芳传》反载太后之令，说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叙魏与蜀战，常讳败夸胜，等等。可见，《三国志》为魏晋统治者回护是明显的，陈寿在秉笔直书方面确有逊色。
《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表、志，也是一缺陷。志是较难作的，江淹以为“史志所难，无出于志。”陈寿大概因为数据收集的不够，所以没有作志。《三国志》通体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之弊，各传中所选录的文章，也都择取最重要者，大多有历史意义或文学价值，陈寿文章以简洁见长，而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在生动传神方面，则不如司马迁的《史记》亦不如班固的《汉书》。
4．《三国志》的注本及相关参考书
陈寿《三国志》叙事以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之弊。但过于简略，甚至有所脱漏。南朝宋文帝命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松之“上搜旧闻，傍摭遗逸。”增补了大量史实，所用资料极为丰富，据高敏、刘汉东合着《三国志引书考》统计，裴松之注中列举魏晋人的著作达200种以上。注文征引数据，首尾完整，注文条目也相当多，仅字数而言，几乎超过了本书三倍，基本上弥补了《三国志》过于简略的缺陷，而且裴松之注书所引之书，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因而它的史料价值更为珍贵。仅就史料价值而言，裴注并不亚于《三国志》，裴注与《三国志》互为补充，已经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同等重要的参考价值。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三国历史，除必读《三国志》外，还必须兼读裴注，因为裴注本身就已经成为研究三国历史系统而丰富的史料。
裴松之，字世气，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生于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裴松之出身于世代官幻之家曾任殿中将军、国子博士、中书是侍郎等官。元嘉五年宋文帝命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元嘉六年注成，上奏朝廷，宋文帝称赞说：“裴松之为不朽矣！”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详细介绍了作《三国志注》的宗旨和体例，他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之
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尽，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岁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存录者，宜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一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注书除了对文字、训诂、名物、地理、典章等作注外，主要是对史料竟心进行补阙、备异、惩妄、论辩，从而开了为史作注的新例。裴松之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1）开创了为史作注的新体例；（2）发展了历史考证学；（3）开展了史学评论。
《三国志》除裴松之注外，近人卢弼的《三国志集解》会集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的研究成果，并加进了本人的注释和按语，比较全面。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用宋明善本互校，为当前最流行的本子。
（五）《宋书》简介
《宋书》100卷，南朝梁沈约撰，叙事开始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讫于宋顺帝刘准升明三年（公元479），记刘宋七十多年的史事，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8志内容上溯汉代，尤详于魏晋，可补《三国志》之缺。
1．《宋书》的作者及成书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武康县德清镇）人。博通群籍，善属文，历仕宋齐梁三代：在宋做过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在齐做过著作郎、中书郎、尚书左臣、骠骑司马将军；在梁做过尚书右仆射、太子詹士、中书令。刘宋一代60年，沈约自身经历37年，半生在宋，其撰写《宋书》，实具有利条件。南齐武帝永明五年（487）春，被敕撰《宋书》，翌年二月毕功，可谓速成，这年沈约48岁。
2．《宋书》的史料来源
永明六年沈约在《上宋书表》中说：“本纪列传，缮写已毕，合七帙七十卷，臣今谨奏呈，所撰诸志，须成奏上。”于此可知《宋书》的本纪十卷、列传六十卷，是在一年内修成的。志三十卷后成，时间无可考。《宋书》成书过程及史料来源，在《上宋书表》中约略可见，表文中说：“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篇牍未广，其所撰志，惟天文、律历，自此外，又委奉朝请山谦之。谦之，孝建初，又被诏撰述，寻值病亡，仍使南台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苏所述，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讫于大明之末。……臣今谨更创立，制成新史，始于义熙肇号，终于升明三年。”此表叙述沈约以前修《宋书》诸人，自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递有述作。沈约修史，以徐爰旧本为根据，其自撰部分不过自永光止禅让15年事（465——479）。
3．《宋书》的内容与编撰特点
《宋书》有本纪10卷、志30卷、列传60卷，合计100卷，叙事开始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讫于宋顺帝刘准升明三年（公元479），记载了刘宋王朝七十多年的史事。
《宋书》的编撰，主要内容出自刘宋史官之手，而成书于其后的南齐史官，所以该书于宋齐统治者尽量美化。晋宋之间为宋讳，本于徐爰旧本，如本纪诸帝皆不称名，而以讳字代之，其偶有称名者，皆后来校书者所加。宋齐之间，为萧道成讳，无所不至。如宋汝荫王被废，乃萧道成遣王敬则，而沈约却写“天禄永终，禅位于齐，壬辰，帝逊位于东邸……建元元年五月己未殂于丹阳宫，是年十三，谥曰顺帝。”绝不见篡夺杀戮之迹。书中称齐为“圣朝”，称萧道成“功高德重，天命有归。”凡宋臣效忠于宋而谋讨萧道成者，一概书之为反。
《宋书》列传部分，有自立名目为前史所无者，如《恩幸传》、《索虏传》。《宋书恩幸传》反映皇帝不信任世族而任寒人，至南朝末寒人地位逐渐提高的社会现实。《索虏传》创自沈约，用以记载北魏事迹。索虏者，即指北魏之先世名索头虏而言，观其题目，知非好意。此传内容多亦失实，如谓北魏乃李陵之后，又言拓拔晃弑拓拔焘，实无其事，未免传闻有失误。《宋书》不立《文苑传》然列传中所载文士甚多，但好多传载有整篇文章，不厌其烦。《宋书》列传目录有名有姓者230余人，采用带叙法，一
人传中可带叙同时有关之人。
《宋书》志30卷，志目有8个，各志卷数如下：律历3卷、礼5卷、乐4卷、天文4卷、符瑞3卷、五行5卷、州郡4卷、百官2卷。以卷数论，志不及纪传的二分之一，以分量论，则几与纪传相等。宋志不仅记刘宋一代制度，亦上溯曹魏，中间包括晋代，故不但材料可贵，分量亦颇不少。
4．《宋书》的流传及辑补
唐代刘知己在《史通古今正史》中称：“其书既行，河东裴子野更删为《宋略》20卷，约见而叹之曰：‘吾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子野为上，沈约次之。”《宋书》唐时流传不广，至宋代才有刻本，辗转流传中，错误残缺很多。宋仁宗曾命史官诸臣重加校勘。今本中的赵伦之（卷48）王懿、张劭（卷62）等传便是后人用李延寿的《南史》和高峻父子《高氏小史》中有关列传辑补的。《宋书》向无注本，清代洪亮吉曾撰有《宋书音义》4卷，也未刊行。其它学者作了一些考证质疑、补表工作。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了标点本《宋书》，以善本校勘，可供参考。
（五）《隋书》简介
《隋书》85卷，其中纪传55卷，唐魏征等撰，记隋代37历史；五代史志30卷，唐长孙无忌等撰，记梁、陈、周、齐、隋五代的典章制度，有的远溯至汉魏，史料价值较高。
1．《隋书》的作者
《隋书》作者的署名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全书题魏征等撰，如《旧唐书经籍志》题作“《隋书》85卷，魏征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采取这一方式；另一种是把纪传和志分开来，纪传题魏征等撰，志题长孙无忌等撰。《隋书》纪传开始于贞观三年，成书于贞观十年。志部分始修于贞观十五年（641），成于高宗显庆六年（656）。魏征卒于贞观十七年，远在成书的十三年前，不应题魏征撰。显庆六年，三十卷志修成上表时，由长孙无忌署名那么志部分自以是长孙无忌为题，且贞观十五年修志时，诏书说明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和《隋书》不是一会事。后来把《五代史志》和《隋书》放在一起，因为隋为最后一代，附入《隋书》较为方便而已。《史通正史》也说：“其篇第虽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这样看来，分别题名是比较妥当的。
《隋书》纪传及志，出于众手。据《史通正史》载：“皇家贞观初，敕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共撰成《隋书》55卷。”又云“惟有十志，断为30卷，寻拟续走奏，未有其文。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其先撰史人，唯德棻重预其事，太宗崩后刊勒始成。”
《新唐书艺文志》中载：“令狐德棻《后周书》50卷，《隋书》85卷，志30卷。”注云：“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与德棻、敬播、赵弘智、魏征等撰。”《新唐书艺文志》此文义甚不明白，从上下文义看，好象《隋书》85卷也是令狐德棻所撰，又好象志30卷是在《隋书》85卷之外，这是错误。因为《旧唐书经籍志》排列方法，书名在上，人名在下，上下两排，眉目清楚。《新唐书艺文志》改为人名在前，书名在后，云如令狐德棻《后周书》50卷，本不误。然亦有体例不一，如此《隋书》85卷，志30卷，作者姓名反在注中，未免混乱。但《新唐书艺文志》此处于《隋书》的作者较《史通正史》多出敬播、赵弘智二人。敬播《旧唐书》卷189有传，言其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书》，李延寿传又谓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赵弘智见《旧唐书孝友传》，言其预修六代史。这里所谓六代，是包括《晋书》再内的。可见敬播、赵弘智确实参加修《隋书》了。此外，《旧唐书魏征传》中云：“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书》，孔颖达，许敬宗榨《隋书》，”可见参与修撰还有许敬宗。2．《隋书》的史料、体例与内容
隋代共37年才，文帝即位9年才统一江南，以朝代论年代不长，但隋代结束了从东晋南北朝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统一的国家，为隋唐封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三十多年兴衰的历史，有经验也有教训。唐初修史时，因时代很近，旧人尚在，搜集史料不致困难，似乎史料问题可以解决，其实则不然。
《隋书》史料可凭者有王劭的《隋书》、牛弘的《朝仪记》等等。经隋末江都之乱，文书毁损，如《开皇起居注》60卷。《史通》已有江都之乱，文多散佚之说。《百官志序》云“寻而南征不复，朝廷
播迁，图籍注记，多从散逸。今之存录者，不能详备焉。”此外，《隋书》中自言史料缺乏之处，如卷53《刘方传》后、卷64《王辨传》后、卷78《许智藏传》后均有附传云“史失其事”，足见《隋书》史料亦有缺憾。
《隋书孝义传》共14人，其中11人无甚事迹，每传中皆有“庐于墓侧，负土成坟”之语。此等史料，大约根据家传，或当时请求旌表，例行公文中有此考语，连篇载入，但觉史料贫乏，无所取义。
《隋书》帝纪5卷、列传50卷，杨坚在位24年，《隋书高祖本纪》两卷，隋炀帝在位13年，本纪亦两卷，因隋末农民起义重要人物及起事始末尽入《隋书炀帝纪》，一卷不能容纳，遂分为二，实际分量仅得《隋书高祖本纪》的2/3。《隋书恭帝纪》虽为一卷，不满五页，事实极简略。《隋书》列传有目录列名者凡330人，然农民起义诸人中，惟有李密有传，余人事迹，略见于《隋书炀帝纪》。幸后来新、旧唐书为补码传，如窦建德、刘黑闼等尚不至于淹没。《隋书》人物类传名目大体本于前史，小有改变，计有：诚节、孝义、循吏、酷吏、儒林、文学、隐逸、艺术、外戚、列女等十类。然外戚传中详述的仅独孤罗、萧岿二家。独孤罗为独孤后兄。萧岿为隋炀帝萧后父，乃后梁国主，《周书》卷48有《萧詧传》已记载萧岿及子琮、瓛传，此等传目，实属可省。
《隋书》志共30卷，卷帙虽少于纪传，分量实与纪传约略相等，铬镍钢10志，名目有：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隋书》志包括梁陈周齐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礼仪志》分量最多这因为牛弘曾撰《朝仪记》，各朝礼仪文字本来多的缘故。《食货志》分量虽少，史料极为重要。北朝齐、周、隋三代实行均田制，制度大同小异，完全靠《食货志》记载下来。南朝的经济制度仅载税制钱帑，不及北朝的详细。《刑法志》记载了南北朝的法律制度，律书编定及执行情况。《地理志》以隋大业五年（609）的版图为准，说明了全国各地郡县在南北朝时的建制沿革、风土人情以及户口、河渠、水流、山谷等。《律历》、《天文》二志为唐初天文学家李淳风所撰，记载了南北朝到隋朝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经籍志》源于《汉书艺文志》，自汉至隋，已有六百年，书籍新出者多，亡佚者亦不少。隋初牛弘上书，请开献书之路，历举秦火以后，书有五厄。《经籍志》序学术之源流，考书籍之存亡，概括600年来图书情况，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第二次总结。因而《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书目，在学术文化史上是一大贡献。《隋书》成于众手，记事难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体例完整，叙事简练，是唐初官修史书中较好的一部，
3．《隋书》的版本及参考书
宋刻本《隋书》已无全帙，解放前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隋书》，采自元刻本。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是广收众本，精心校勘而成，是目前通行的版本。阅读本书，可参看清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张一鹏的《隋书经籍志补》，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和黄大华的《补隋唐之际月表》等。
三、文章选读：
（1）《秦始皇本纪》（2）《货殖列传》（3）《百官公卿表序》
（4）《食货志上》（5）《党锢列传序》（6）《诸葛亮传》
（7）《让县自明本志令》（8）《谢灵运传》（9）《隋书经籍志序》（10）《郑和传》四、思考题
1．制作二十六史一览表。
2．为什么纪传体史书会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史”？
3．试比较《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4．试述裴松之的注书特点。
5．运用史料评价诸葛亮的品格。
6．每篇选文至少翻译一段。
参考书目
1．前四史选读一部，其它纪传体选看部分内容（所读之书应以中华书局版或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为好）2．《史记教程》安平秋张大可俞樟华着华文出版社2003年
第三编编年体
一、编年体概述
编年体是我国古代编撰史籍的重要体裁。所谓编年体，是按年月顺序编写的一种史书体。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异同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首先标明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帝王纪年、干支纪年、年代纪年等），年下依次记时、月、日，日期之下记述具体史实。编年体史书，以年月为经，以事为纬，将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备载一处，便于比较、了解个史事之间的关系。使读者对史事发生经过的时间十分清晰。其缺点是记事前后割裂，“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史通二体》）同时对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典章制度等史事，也无从详其原委。
编年体的出现早于纪传体，中国编年体史籍的产生之早，居世界之首。它萌芽于殷周之际的甲骨文、金文。不过，甲骨文、金文的时间排列方法是先日、月，后纪年。春秋时期，这种记事方法有了发展，形成了按年、时、月、日顺序记事的固定体例。当时，各诸侯国都采用这种编年体例编修本国史，但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正规的编年体史书是孔子编修的《春秋》，它的出现，标志我国古代编年体史着的
诞生。
唐代刘知己在《史通二体》中对编年体作了详细的评述，他把唐代以前的史着归为编年体与纪传体，并将此看作我国古代史学的正宗。西晋初年在汲冢发现的《竹书纪年》是战国时代撰成的编年体史着，此书在宋时佚失。今本《竹书纪年》为近世学者所辑补。以上说明，先秦时期记载历史的主要方法是编年体，故晋代学者称之为“古史”。
汉代，由于纪传体的兴起，编年体曾一度冷落。这一时期以东汉汉献帝时荀悦的《汉纪》为代表，其体例比先秦时编年体更为严密。魏晋时，编年体史着增多，如孙盛的《魏氏春秋》，袁宏、张璠的《后汉纪》，徐广的《晋纪》，裴子野的《宋略》，吴均的《齐春秋》等，到唐代修《隋书》时，编年体史书已达34部666卷。五代时，改“古史”称为“编年”。
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真正发展与完善是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产生，打破了汉唐以来编年体史籍相对沉寂局面，此后，在史学界又掀起了一股“编年热”，产生了大批仿通鉴的编年体史着，如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及夏燮《明通鉴》。此外，别本纪年之属的还有清代陈鹤的《明纪》和谈迁的《国榷》、《明实录》、《清实录》、
《东华录》，编年纲目之属的，如朱熹的《通鉴纲目》、明代商辂等奉敕撰的《续资治通鉴纲目》、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以及乾隆时敕修的《历代通鉴辑览》等。
总之，自先秦至清代，我国编年体史书一直未断，且自成体系，它与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成为我国古代历史编撰学中的三大主要体例。
二、重点史籍介绍
（一）《春秋》简介
1．作者、体例与内容
《春秋》是我国古代编年史的通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有国史，一般叫《春秋》。但流传下来的，只有孔子所撰的《春秋》和魏春秋的《竹书纪年》。因此，《春秋》现在仅指孔子根据鲁国国史《鲁春秋》修撰而成的《春秋》。《春秋》的编纂方法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即在一年之中，先标出春夏秋冬，再加月份和日期，然后记述历史事件。并错举春秋以代表四时，定名为《春秋》。汉武帝以后，此书被奉为儒家经典著作，设经博士传授，故后世又称《春秋经》。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事件，历鲁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十二代。
《春秋》记事以鲁国为主，涉及周朝和当时一百多个诸侯国的史事，可以说是一部春秋列国史。其主要内容，以记载政治、军事活动为主，约占全书的80%。此外兼记各国祭祀、婚丧、日月蚀、灾害等自然社会现象，涉及社会、自然、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2．春秋笔法与史料价值
孔子所处的时代“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藤文公》）。可见，孔子写《春秋》的目的是为了谴责和反对“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春秋乱世，维护周礼。所以，孔子修撰《春秋》的原则是：据鲁，即记事以鲁国为主；亲周，即尊周，维护周礼；故殷，即以商朝的灭亡为借鉴；以推广夏、商、周三代一贯的王道。据此，孔子编撰《春秋》时，提出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并运用“寓褒贬、别善恶，以定名分”的笔法，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如，晋文公在践土盟会诸侯，召来周天子参加，孔子在《春秋》中却记曰“天王狩于河阳”，为周天子讳。再如，楚国商臣逼杀其父楚成王頵事件，孔子在《春秋》中却记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弑，指杀害尊长。写明“世子”，表明商臣不但弑君，而且弑父，实属罪大恶极。孔子想通过这种笔法，达到“劝善以惩恶”，“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收到“正名”、“定分”的效果。此外，用词严谨也可说是《春秋》的一种笔法，如对“饥”、“馑”之分：“一谷不升谓之欠，二谷不升谓之饥，
三谷不升谓之馑”等。
《春秋》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第一部私人编撰的史着。他所创立的作史方法，使我国第一次出现了史学。他一改古代官学一体的陈规，使学术下移，并开启了私家撰史的范例。同时《春秋》所记载的有关自然天象等，基本是真实的。但《春秋》记事过分简略是最大的缺点，曲笔回护反映了时代、阶级的局限。
（二）《左传》简介
1．作者、体例及其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或称《左氏春秋》，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是解释《春秋》的传。其记事，上限追记往事到周宣王23年（前805），下限所记最晚之事是智伯灭亡（前453），前后共计比《春秋》多出百年以上。
《左传》在体例上，与《春秋》一样，也是以鲁国从隐公到哀公十二公年次为纲，下按时、日、月叙述《春秋》所举的历史事实，只是多用夏历，以充分的史实疏证《春秋》。如《春秋》隐公元年夏五月记有“郑伯克段于鄢”六字，而《左传》对此则写了六百多字，以生动的事例，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郑庄公为了谋霸，置孝悌于不顾，将其弟置于死地的经过，再现了一幅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冷酷场面。《春秋》虽为编年，但仅记事目，无内容，最少的事只记一个字。而《左传》则有言有行，有故事内容，有直叙有概述，也有追叙，并有分析评论，可称为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瞻有体的编年体史书。
《左传》本来为《左氏春秋》，汉以后才称为《春秋左氏传》，这是因为汉代尊经，古文经学家为此附于《春秋》经文，才改其名，并加入一些解经之语。实际上，《左传》中解释《春秋》经文的话与叙事的话常常互不相关，书中的“君子曰”，一般也与解经之文无关，并引述了一部分西周及其以前的重大事件和古史传说，内容远远超出《春秋》，所以，也可以认为《左传》是一部战国时期成书的具有独立意义的编年体史着。
2．主要成就及注本
与《春秋》，《左传》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影响巨大：第一，《左传》完善了编年体史书的叙事方法，保存了许多春秋时期的重要史料。《左传》采取直叙法、追叙法、预叙法及评论法等记述了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争霸战争、起义、田制和军制改革及人物事迹等有关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生活及自然现象等各方面的情况，全书公18万字，内容广泛，显得有血有肉。梁启超说“《左传》一书，内容极丰富，极复杂，作史料读之，可谓最有价值而且有趣味。盖此书性质虽属于政治史，然对于社会情况，常能为摄影的记述。”（《要籍解题及读法左传国语》）第二，重人事，轻鬼神，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的解放。宣扬“天道远，人道迩”的无神论思想与“民维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第三，不隐恶，不避讳，再思想上，比《春秋》有大的突破，如把周王室与诸侯国等同看待，揭露周王室的腐朽，为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大造舆论。第四，创立了史论，以“君子曰”等形式直接表达作者的论断，这一创举为后世史家所继承。第五，《左传》不仅是我国最早的较完备编年史，同时又是一部长于修辞的优秀文学作品。描写人物细致生动，叙事通俗清新、简洁明快，尤其善于描写战争，委屈鲜明，首位完整。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读法》中说：“《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携的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的极委屈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事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诘屈聱牙之病，颇易颂习。”梁任公此言不为过矣。
当然，《左传》也有其局限与缺点，如英雄史观、反对社会变革等消极之处，记事方法尚不成熟，史论也才处于起始阶段。
3．注本与参考书
《左传》传世以后，注释者很多。西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流传至今的最早注本。杜氏的《集解》开始把《春秋》和《左传》合编一书，将《春秋》经文拆开，分别编在每年传文之前，出现了“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的现象。唐代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为唐代颁布的官书《五经正义》之一，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它汇集了唐代以前的研究成果。清人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
和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未完稿）亦比较有名。近人章炳麟有《春秋左传读》。今人王伯祥的《春秋左传读本》、徐仁甫的《左传疏证》和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都是专家之作，可资研读。（三）《汉纪》简介
1．作者、书名、体例和内容
《汉纪》，东汉荀悦撰，后人为了与《后汉纪》相区别，也称《前汉纪》，前后汉纪合称《两汉纪》。
荀悦（148——209），字仲豫，颖阴（今河南许昌）人。幼年家贫，每读一书，便能过目成诵。他在镇东将军曹操府中做事，汉献帝时，任黄门侍郎、秘书监等职。汉献帝“常以斑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后汉书荀悦传》）。于是荀悦在建安三年（198），依照《汉书》材料，“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起时事，撮凡举要，存其大体。旨少所阙，务从省约，以副本书，以为要结”（《前汉纪高祖纪序》）。就是把纪传体的《汉书》，大致精简一番，改造为编年体的《汉纪》，作为汉献帝的历史读本。
《汉纪》所记史事，上起高祖元年，下讫王莽灭亡。
2．主要成就及影响
《前汉纪》是汉代编年史的代表作，是这一时期编年体史书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前汉纪》取材于纪传体史书《汉书》，但是它却采取了以传释经的办法，即用《汉书》为纲，采摘各传及志、表之文，按其年月先后，散入本纪各年之下，对于那些无可考的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则连类列举的方法安排。这在编年体史书的编写上是一个创举，特别是他为用编年体撰述断代历史创立了典范，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正因为荀悦的《汉纪》在编纂方法上有创新，所以当时的人称赞它“辞约事详”，流传很广。“历代褒之，有逾本传”。唐代科举考试，即把《史记》、《汉书》和《汉纪》作为一科，可见对此书的重视。
清代王鸣盛说《汉纪》“专取班《书》，别加诠次论断之，而班《书》外未尝有所补益”（《十七史商榷》28卷）。王氏的这段话是不正确的，其实两书互异的地方不少，《汉纪》详而《汉书》略的地方，和《汉纪》有而《汉书》无的地方也是较多的。例如《汉纪》对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史实，有些记载的教《汉书》为详。又如《汉纪》还记载了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阅的谏疏，而《汉书》中则没有记载。另外，荀悦撰《汉纪》，自称奉诏撰书的目的是：“作为帝纪，省约易习，无妨本书，有便于用，其旨云尔。”但荀悦对自己的这部书是很自负的，他把《汉纪》与春秋时期记载晋国的史书《乘》、楚国的史书《寿杌》、鲁国的史书《春秋》相提并论，而且认为这部《汉纪》应该作为“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汉纪》序），是关系到治国安邦的重要史籍。在位君主阅读了此书，可以达到“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汉纪》序）的目的。
为了贯彻著述宗旨，荀悦继承了史家作“论”传统，常因人、因事发表自己的看法，标为“荀悦曰”。《汉纪》里“荀悦曰”共有38则，评论政治方面的就有三十则之多，构成其史论的主体和核心。荀悦曰的史论为封建帝王们提供了一套治国之道和统治策略。一、荀悦认为治国之道首先要明道义，尊君权。明道义就是要遵循儒家所宣扬的仁义，以此来稳定和巩固统治秩序。明道义是荀悦立论的指导思想，贯穿于政治史论的各方面。二、荀悦从君与臣两方面来考察国家治乱的根本，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得到治理，只有好的人主而没有好的人臣不行，必须是君臣“同善同治，同恶同乱。”因此，人主要善辨贤佞，慎于用人。三、荀悦认为治国之道，还要立制度，明赏罚。四、荀悦认为治国之道，还必须防止“三游”（游侠、游说、游行），“德行并重”。
《汉纪》也继承了史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对汉代政治的黑暗面有所揭露，这也是《汉纪》史论中值得称道的地方。
3．版本及参考书
清朝康熙年间，蒋国祥、蒋国祚将《汉纪》与袁宏的《后汉纪》合刻，后附《两汉纪字句异同考》，版本较为完善。清朝纽永建的《前汉纪考释》，亦可资参考。
（四）《后汉纪》简介
1．作者、体例和内容
《后汉纪》，东晋袁宏撰。
袁宏（328——376），字彦伯，陈郡（今河南太康）人。初为豫州刺史谢尚的参军，继为大司马桓温的记室，后来谢安为扬州刺史，荐为东阳（今安徽天长县太守，）并死于任上。
袁宏生在东晋中期，这时《后汉书》已出好多种，但袁宏都不满意，他说：“余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撰集《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沉书、《汉山阳公载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序，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季，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有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后汉纪自序》）。根据上文，可知：一、袁宏在撰写《后汉纪》时曾广泛参考了有关东汉的历史著作；二、他共享了8年时间才写成《后汉纪》；三、他采取张璠《后汉纪》的材料，也只是关于汉末的一段。
《后汉纪》是流传下来唯一的一部编年体的后汉历史。记事上起王莽地皇四年（23），下到汉献帝建安25年（220），包括了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多年的历史。
2．主要成就及影响
袁宏在《后汉纪自序》中，说明了他写这部史着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所起的作用：“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今之史书，或非古人之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怏踌躇，操笔悢然者乎！”很明显，在他看来，史书编写的目的在于“通古今而笃名教”。要通过历史事实的记载，叙述政治上的治乱得失，用前代旧事，维护和宣扬“名教之本”，以达到惩劝的作用。他对历史记载的教育意义十分重视，认为“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后汉纪》卷29卷）。袁宏所说的“名教之本”，指的是“军臣父子”等级伦理关系。袁宏不仅在理论上指出历史著作要宣传“名教之本”，而且在《后汉纪》的编写中也具体地体现了这一观点。
《后汉纪》不仅内容丰富，考订及剪裁也比较精密，而且由于成书在范晔《后汉书》之前，所以史料价值教高，与《后汉书》同为研究东汉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史籍。刘知己曾评价说：“世言中兴史者，唯范、袁两家而已”。（《史通古今正史》）
3．版本及参考书
清朝康熙年间，蒋国祥、蒋国祚将《汉纪》与袁宏的《后汉纪》合刻，后附《两汉纪字句异同考》，版本较为完善。清朝纽永建的《后汉纪考释》，是读《后汉纪》的重要参考书籍。
（五）《资治通鉴》简介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主编，刘攽、刘恕、范祖禹助编，全书294卷，约300万字，上起周威烈王23年（前403），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载了自战国初年讫于五代末叶共1362年的史事，是我国编年史书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
1．《资治通鉴》的作者及其成书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英宗时为龙图阁学士，神宗朝进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植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与之政见不和，墨守祖宗成法，成为反对变法的保守党领袖，神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居洛阳15年，悉心修史。哲宗即位，保守党得势，召其入京主持国政，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尽罢新法，恢复旧制，为相半年而卒，谥文正，追封温国公。司马光一生著述颇丰，历史著作有《资治通鉴》、《稽古录》、《涑水纪闻》，诗文有《司马文正公集》。其事迹亦详见《宋史》卷336本传。
《通鉴》始修自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在这以前，司马光已编写成从战国到秦二世三年的8卷编年史，名曰《通志》，进呈英宗，这是《通鉴》的最早样本。英宗看后十分赞赏，遂命司马光设书局于崇文院，自选属官，许借龙图、天章、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书籍，赐以笔札，编辑历代君臣事迹，以为一书。这是正式修史之始，当时并无书名，称为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而已。第二年十月，神宗即位，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重改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为之作序，同时将府中藏书全部交司马光参阅。后来，王安石为相，推行变法，司马光因不赞成新法，离开朝廷，
从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退居洛阳，以史局自随，专意编撰《资治通鉴》，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
司马光所以能够完成这部编年体巨著，有其主、客观条件。就客观上讲，到宋仁宗时，北宋统一，社会比较安定，北宋统治者重视和支持司马光编修史书，这给司马光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其次，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促进了北宋文化的兴盛。从宋初到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其间，宋朝皇家图书馆崇文院藏书丰富，如宋灭南唐后，把五代文化成就最高的南唐的书籍全部运到开封。同时，宋神宗还把自己做皇太子时藏书送给了司马光。此外，私人藏书也不少。这一切，均给司马光修书提供了便利条件。最后，时值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在政治上不得志，退居洛阳，时间充足，得以专心著述。其主观原因，首先是司马光的才华和勤奋。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在学术上是一流的，他具有渊博的史学知识和高超的写作才能。全书由他一人制定大纲、整理定稿。字斟句酌，精研极虑，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这部编年史巨著。正如他在进通鉴表中所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见《资治通鉴》是司马光毕生精力之结晶。其次，司马光慧眼识珠，选用了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人参编。这三人“专精史学”，造诣很高。司马光充分发挥各人的长处，分工编写。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说：“修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之选才。”司马光善于选人用人是《资治通鉴》成为不朽巨著的原因之一。同时，司马光治史严谨、方法完善，也是成功的原因之一。司马光非常谨慎踏实，从选人、分工、抓总提纲、起草、润色、定稿，一笔不苟、作字方整、从不潦草，他“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若烟海，扶摘幽隐，校几毫厘”，十分严密完善。
2．《资治通鉴》的史料来源
《资治通鉴》记载1362年史事，所用史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史书在宋代还存在的，都搜集参考。苏轼作司马光行状，说到神宗赐颖邸旧书2042卷，这在当时也算不小的数目。与司马光同时的李淑、宋敏求都是藏书名家，皇家图书馆崇文院所藏书籍又多南唐旧本，由此看来司马光编书时史料并不缺乏。但究竟《资治通鉴》引用了多少史料，这是一个不容易答复的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根据宋人高似孙《纬略》的记载，说《资治通鉴》引书有322种。清光绪中胡文常刻《通鉴全书》时，曾根据《通鉴考异》所载书名录出凡272种，包括十七史在内，却不包括文集中材料。从《通鉴考异》中提到的书名已有如此之多，《通鉴考异》没有提到的一定还不少，这只能是大体估计，说明《资治通鉴》史料十分丰富。从《资治通鉴》全书来考查，史料多少、分布也不均衡，总的说来，时代愈近，史料愈多。司马光对不同的记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考异，作《通鉴考异》30卷，说明司马光修史态度的严谨。3．体例和内容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一部杰出的编年体通史。其记事上起周威烈王23年（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载了自战国初年讫于五代末叶共1362年的史事。全书294卷，约300万字。在编纂方法上，采用《左传》的编年体形式，按年、时、月、日顺序记事。但实际上，它是一部合纪传表志为一编，合独断考索为一手的通史。还有司马光吸引他人的评论之语。同时，又编《通鉴目录》、《通鉴考异》各30卷，以备查阅考证之用。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从政治上总结历代统治经验教训，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一部教科书。所以全书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对朝代的兴衰，军事战争写的很细，同时揭露了封建社会阴暗面。对礼乐、天文、地理也有较详细记载，但对经济文化等典章制度基本未涉及。
4．《资治通鉴》的成就与不足
《资治通鉴》修成后，封建统治者和史学家都有过极高的评价。宋神宗说：“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续资治通鉴》）南宋朱喜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宋末元初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事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新注资治通鉴序》清代王鸣盛说：“此田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民国初梁启超说：“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中国史学研究法》（补编））
又说：“后世有欲着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新史学》）。总之，《通鉴》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史籍达到了更为完美的水平，创造了编年史籍的楷模。
其史学价值：（1）《四库总目》称：“其书网罗宏富，体大精思，为前古之所未有。”司马光授命编书，“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进通鉴表》），其所参考之书，除正史外，并采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杂史，据《四库总目》所举，多至三百二十多种。对大量史料都经过详密靠证，确凿翔实。选材标准皆法依“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进通鉴表》）为标准，而且“先后有论，精粗不杂”（《进通鉴表》），同时在记某事件之后，还有“臣光曰”形式的史论文字，使“资治”的主题更加突出明确。（2）建立了优良的考史方法。《四库总目》说：“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通鉴考异》成为我国第一部考史专著，达到“抉擿幽隐，较计毫厘”的程度。（3）发展了编年体。《通鉴》对古之“编年”、“纪传”二体汲取其长，摒弃其短，在编写上基本是以正史“本纪”为经，以传为纬，将“志”之大端编入相当之年，又充分运用追叙、插叙及人物首出交代籍贯、世系等方法，合理地把“纪传”、“编年”荟萃为一编。（4）在叙述上，长于直书，不拘泥于“春秋笔法”，不为尊者隐，寓人物于褒贬叙事之中，使其善恶自现。对于最高统治者的黑暗面目无情的揭露，对一些农民起义的记载也较正史为祥。不书符端，不信神怪荒诞之说。间或有怪异之记叙，也因牵涉史实叙述之故。（5）文字精练质朴，熔铸文史于一炉。司马光之为史家，兼具才、学、识三长，《通鉴》在文字和结构上匠心独运，可谓玉壶之冰，珠丝之绳。对大量政治事件，尤其军事行动，不但记叙详备生动，而且渊源始末，首尾相衔。许多片断极具文采，脍炙人口，具有文学价值。
但是，作为一部封建史籍，其瑕疵亦不容忽视。既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君臣治国御民的借鉴，全书自然就贯穿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唯心史观。信奉王道政治，推崇和维护封建的纲纪名分等伦理道德，反对激进的改革措施，对历代农民运动常用“贼”、“寇”等诋毁诬蔑之词，等等，均反映了封建史学家的阶级立场。在内容上对经济制度、社会生产、文化等方面记叙锝过简过少，对此，后世史学家多有批评。另外，在纪年方法上，以后来为定，也给读者带来不便。
5．《资治通鉴》的注本、版本与参考书
《资治通鉴》问世之后，有司马光的门生刘安世作《音义》10卷，其子司马康作《释文》，均佚。全面注释《资治通鉴》并具杰出成就者，应推宋末元初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
胡三省（1230——1302年），字身之，南宋天台（今浙江宁海县）人。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与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同榜进士及第，累官江陵、淮宁县令、寿春府学教授、佐淮东幕府。宋亡，义不仕元，隐居山中，悉心注释《资治通鉴》，于逃亡中三失其稿，犹不灰心，在极艰难的生活中，历时三十余载，直至生命垂危，仍不辍于《资治通鉴》的注释和对注释的修改，胡三省学识渊博，名为音注，其实注释范围十分广泛，举要如下：（1）注音，某字反复出现便反复注。（2）注典章制度，《资治通鉴》中官职名称极多，对官职的沿革、职能、品位等均有详细的注释。（3）注地名，只要是发生过重要事件的地方，都注的十分清楚。（4）注人名，重要人物，首先必注明世系。对某些人物还提出评议。对温公书法义例也作了某些解释。胡氏不但作注，对《资治通鉴》正文还作了某些校勘，不过他并不轻易改动原文。所以，胡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对于《资治通鉴》这样一部巨著，叙事庞杂，某事件有时延伸多年，常有前后隔绝处，胡三省都注意其前后呼应，凡有涉及前事处，便注明“见某卷、某纪、某年”，凡与后事有关联处，便注明“为某人、某事张本”。由此可见，胡注用功之深，实不下于原书作者。
《资治通鉴》原书初刻于北宋哲宗元佑七年（1092年），以后又有很多刻本。解放后，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根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朝注本，汇集了宋、元、明各种刻本的长处，加以校勘整理标点，1956年由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根据此出版缩印本（两册），便于收藏阅读。
《资治通鉴》问世之后，由于历代封建君臣的重视，学者也不断地去研究它，遂形成一门“通鉴学”。研究《通鉴》比较重要的参考书有：司马光的《通鉴释例》斤微1卷；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14卷；宋刘羲仲《通鉴问疑》1卷；明万历年间嘉定人严衍的《资治通鉴补正》294卷等。研究胡注之书，
可参考史学家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自有此书，胡三省的学问、思想和胡注的价值开始大白于世。又清人陈景云的《通鉴胡注举正》及钱大昕的《通鉴注辨证》均有参考价值。
（六）《资治通鉴》续编介绍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叙事截止于五代末年（周显德六年即959年），宋以后的史实，有待于后人续编，关于《资治通鉴》的续编，尚有多种，兹就要者介绍如下：
1．《续资治通鉴长编》
（1）作者及成书
李焘（1115——1184年），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丹棱（今四川眉山）人。绍兴八年（1138年）李焘考取进士，他从此踏上仕途直到去世，在四十多年中，一直担任南宋王朝地方或中央官职，从未间断。据《宋史》本传载：“焘性刚大，特立独行……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平生生死文字间。”卒谥文简，累赠太师、温国公。一生著述颇丰，除《续资治通鉴长编》外，尚有《易学》5卷，《春秋学》10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七十二子名籍》各1卷，《文集》50卷，《奏议》30卷，《四朝史稿》50卷，《通论》10卷，《南北攻守录》30卷，《七十二侯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3卷，《历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谱》、《江左方镇年表》、《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家》、《五代将帅年表》合为41卷，等等。
李焘在中进士入仕后，勤于政事，“余暇力学”，“独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李焘最大愿望就是要把北宋一代168年的历史按照《资治通鉴》的体例写成一部续《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是一部体例严谨、内容翔实、文字流畅、贯通古今的编年体史书。这部史学名著在当时和以后的史学界都负有盛名，影响是很大的。司马光编书时只编写到五代为止，所以到南宋时，李焘就发誓要继司马光之后，把北宋一代的史事编撰成书。但是，他看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是先由助手们广泛搜集有关史料，修成长编，然后交由司马光亲自斟酌去取，删繁就简，润色文字，成为定稿，这样就作到“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李焘很谦虚，觉得他作的还是长编性质的工作，因此，他把自己的著作定名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他本着“宁失于繁，无失于简”的原则来编撰这部书，从而使北宋一代168年一祖八宗之事，成书达980卷之多，连同举要、目录共计1063卷。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完成这样一部史学巨著，花费的精力之大与时间之长是可想而知的，他在最后一次上书（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中说：“网罗收拾，垂四十年”、“精力几尽于此”。这是实话，并非夸张之辞。据《文献通考》所载李焘上书表应是孝宗淳熙九年，这时他尚在遂宁知府任上，是年68岁，过了两年便去世了。由此上溯四十年，他还只二十七、八岁，中进士以后不久，可知在那个时候，他便着手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工作了。
（2）《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版本、内容及史料价值
本书于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最后写成进呈，由于卷帙浩繁，当时难于传写，书坊刻本与蜀中旧本已详略不同。同时，神、哲、徽、钦四朝，仅在孝宗干道间敕秘书省依《资治通鉴》纸样，缮写一部，未经雕版，因此流传日稀，元以后便不传。明初修《永乐大典》时所收《长编》一书，虽说是传世的最完善的一个本子，但也缺徽、钦朝事和英、神、哲三朝的个别时期的史事。清康熙初，徐干学得泰兴季氏所藏175卷本，仅至英宗治平以前事，乾隆朝，敕修《四库全书》，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神、哲两朝长编，与徐书参互校正，才成今本。因原书目录不存，乃根据内容和文字的繁简，分为520卷。其中徽、钦二朝的长编，《永乐大典》原本不载，又佚去熙宁、绍圣间七年史事。四库馆臣辑校的今本，固然使本书得以流传，然问题甚多，尤其是涉及宋、辽、金关系的文字，时有删节窜改。。前些年，中华书局组织专家学者对本书进行整理标点，录集宋本及各种史料互勘，改正清人删节和传刻错误甚多，于1979年起陆续排印出版，这个标点本，是目前最好的读本。
《续资治通鉴长编》今本定为520卷，是继《资治通鉴》之后又一部著名编年史，其记事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历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下讫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灭亡为止，网罗168年史事。本书记载英宗治平（1064年）以后六十年史事，较前一百年更为详尽。今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于英宗治平后仅存神、哲两朝，从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到哲宗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参考书目 【教材】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历史学》(大学文科指导书目)，李玉、吴宗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张衍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通史参考书】 《国史大纲》，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83年版 《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胡凡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三联书店1957年版《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 【阅读杂志】 《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 【文献索引】 《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根幸夫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先秦史研究概要》，朱凤瀚、徐勇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张传玺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书目论文索引》，武汉大学图书馆1982年版。 《魏晋南北朝研究论文书目引得》(1912-1969)，邝利安编，台湾中华书局。 《东洋学文献类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先秦篇参考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三联书店1999年版 《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夏商史稿》，孙淼，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西周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周史》，许倬云，三联书店1994年版 《先秦史论稿》，徐中舒，巴蜀书社1992年版 《中国奴隶社会史》，金景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春秋史》，童书业，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战国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古史新探》，杨宽，中华书局1965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读《中国史学名著》有感 内容简介： 《中国史学名著》是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的，作者钱穆从学科史的角度，以点带面、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特征和存在问题，并从中西史学的比照中见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思想和学术的精神与大义。本书扼要介绍了从《尚书》到《文史道义》等数部中国史学名著，实为一部简明的史学史著作。 读后感： 初听《中国史学名著》一书，是在骆扬老师的中国历史文选课上，甫一开课，老师便向我们推荐了几部大一新生可看的书，其中就包括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老师推荐此书的理由有几点，一是此书的写作方式其实是钱先生的课堂实录，文字口语化，浅显易懂，让人读起来没有很深的学究感和乏味感；其二便是这本书背后蕴含了钱穆先生的治学理念和众多史学观点，可以让我们这种初踏史学门径的人一窥大师的思想；其三自然是此书跟中国历史文选有丝缕关联，读此书对学好这门课程有不少助力。 钱穆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大师，从小便熟悉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学识渊博，记忆超群，被家里人称为读书种子；他曾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大等 任教，在北大期间，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在1969至1970、1970至1971这两年间，钱穆先生为台湾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学生开设了中国史学名著这一课程，第二年戴景贤来旁听此课，随身携带了一个录音机，将钱先生的课堂所讲录了下来，下课后照收录写出，遂成《中国史学名著》一书。因为是讲义，所以东拉西扯，涉及颇多，就像钱穆先生在自序中所说的，虽非著述之体，然亦使读者诵其辞，如相与謦欬于一堂之上，但也正因此，这本书少了些学术作品的严肃而多了些趣味性。而这种趣味性在作者广博的学术背景和宽广的学术视野下，却越显出大家气象。 通读此书，钱先生对各本史学名著的见解和讲授自然使我受益匪浅，但引起我更多深思和反省的，还是他在授课过程中反反复复体现的自己对读书的态度。比如，钱先生在书中不断强调：读书不能只读内容，更要读书背后的那一个人，读书不知其作者，则不能算知书。把书当书，也就是把人当人，钱先生于史学中最重视的就是人的精神，如果没有精神，则史学不过是死学。在谈到清代考据之学时，钱先生就指责道，乾嘉学者自称承继汉学，但对于汉代的学术思想与时代的关系却茫然不知，其实汉代经学的最重要一点就在于通经致用，经学为政治服务，不懂得这个道理，则清代所谓汉学，也只是死汉学。在讲《尚书》时，钱先生特意着重了《西周书》，他说：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这一番精神，可以表现在一人或某几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几人提出而发皇，而又直传到下代后世。如果我 们只单纯的读书，而不能看到整部书的集结和它背后的时代精神与人物精神，便失去读书的意义。因此我知道了，我们研究历史，更重要的是应懂得历史里边的人，没有人何来历
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 范美忠 北大让我失望是一步步的，是随着自己看书的增多，眼界的扩大和对它了解的加深而最终彻底失望并放弃读研究生的想法的。首先让我失望的是本系的教授。应该说我第一次坐在教室里边听北大老师讲课，真的有种很异样的感觉，首先开一大堆书的书目让人觉得很新鲜，有否定了好多中学时当作绝对真理记住的结论，的确有些新鲜感。后来看书渐多，涉猎了一些西方史学的理论，比如兰克的客观主义学派，柯林伍德的新历史学派，布罗代尔和布洛赫的年鉴学派的理论等等，总之，西方的理论虽不完美（哪有完美的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不完美呢？），但就象西方人在文学绘画等领域一样新见迭出，，令人大开眼界。而我们那帮老师还在讲乾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死抱着制度史不放，毫无新意可言，既无独到的理论又缺乏趣味，所以他们的讲课就成了最好的催眠曲了，尤其是大一时我上朱龙华和张衍田先生的课是肯定要睡觉的，别误会我是一个混日子的学生，我泡图书馆看的书真不少。后来我看了《史记》和《剑桥中国史》和《万历十五年》这些书，则从实践上否定了他们的水平。因为他们写的书我是从来提不起兴趣看的。下面点评诸位先生，我在看历史书时一直为中国从古至今虚假的历史书写感到头痛，所以这里我也就不为尊者讳了。 中国先秦史，吴荣曾先生，他总是在校园里骑着一辆破烂的过时的加重自行车。应该承认，如果不以大师的标准衡量，他的学问还是扎实的，他是翦伯赞的学生。但问题不在这里,北大老师里面可能有三分之一是混混，但一般大学混混的比例可能是三分之二，所以比较而言，北大文科老师的功底还是扎实的，态度还是严谨的。但问题不在这里，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除了真实的史料之外，关键是看你如何去诠释它，要说功底的扎实的话，清代人谁比得过，可是所谓三大考史名著有什么价值？钱穆的〈国学大纲〉有何价值？先是他给我们讲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的争论，当时倒也略具新鲜感，后来一想，够糟糕，中国传统的王朝史学固然乱七八糟，但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之说也根本不应该适用于中国社会，就是用封建社会来命名中国历史
北京大学历史系参考书目 教材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历史学》(大学文科指导书目)，李玉、吴宗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张衍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史读本》上下册，陈苏镇、张帆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通史参考书 《国史大纲》，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83年版 《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胡凡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 阅读杂志 《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 《新史学》(台) 《汉学研究通讯》(台) 文献索引 《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根幸夫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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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历史学》(大学文科指导书目)，李玉、吴宗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张衍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通史参考书】 《国史大纲》，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83年版 《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胡凡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 【阅读杂志】 《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 【文献索引】 《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根幸夫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先秦史研究概要》，朱凤瀚、徐勇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张传玺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书目论文索引》，武汉大学图书馆1982年版。 《魏晋南北朝研究论文书目引得》(1912-1969)，邝利安编，台湾中华书局。《东洋学文献类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先秦篇参考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三联书店1999年版 《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夏商史稿》，孙淼，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西周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周史》，许倬云，三联书店1994年版 《先秦史论稿》，徐中舒，巴蜀书社1992年版 《中国奴隶社会史》，金景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春秋史》，童书业，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战国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古史新探》，杨宽，中华书局1965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中国古代思想史》第1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士与中国社会》，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历史系博士入学考试参考书目 （按报考研究方向选读） 247史学理论：(1)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3)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4)海登?怀特《元史学》，译林出版社(5)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6)何兆武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7)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8)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9)刘北成、陈新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0)陈新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复旦大学出版社(11)《史学理论研究》杂志389西方史学史：(1)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3)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20世纪的历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4)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Moder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245中国古代史：(1)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3)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4)《剑桥中国史》中译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方豪《中西交通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 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中国历史文选(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白寿彝《中国通史》(多卷本)，人民出版社1989年以后各年版(8)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0)韩国磐《魏晋南
中国历史文选讲义 《中国历史文选》教学大纲 （一）课程设置 《中国历史文选》是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的一门工具性专业基础课。不同专业方向，开设的课时数不等，一般在第一学年开设，共两个学期，每周4/3学时。 （二）目的要求 《中国历史文选》课的开设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阅读和运用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能力，同时也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奠定一个基础。这就要求本课程在保证文选教学这一主体内容的前提下，辅之以相应的文献和读史常识，以加深学生对我国文献典籍的全面了解，并提高阅读能力，掌握历史研究的一般方法。 （1）要籍部分：要求学生了解文献典籍的发展概况，对每一部书要掌握作者简历、成书年代、史料来源、编纂体例、主要内容、史料价值、版本、注本以及相关参考书等。（2）文选部分：通过各类典型历史文选的讲授，要求学生掌握较为系统的古汉语理性知识，能够阅读通用的古代文献典籍，并能具体感知各类文献典籍的体例、叙事、取材及编纂特点。讲授以字、词、句为主，可适当串讲，但要防止以串代替字、词、句的落实，以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对于词汇，要求学生掌握1000左右的基本词汇，能够理解古汉语常用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以及语法活用，其中200左右的重点词，要达到熟练的程度。 （三）教学原则方法 （1）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批判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培养爱国主义思想。 （2）循序渐进教学。 （3）合理容量的多层次教学。 （4）强化实践教学。 （四）学时比例 在一学年的教学中，要籍介绍可占总学时的30%，文章选讲是主体内容，占总学时的70%。练习实践安排在课外进行，时间比例一般为教学时数的一比一。 绪论 （一）历史与历史书籍 何谓历史？一提起这个概念，我们马上会想到遥远的过去，不错，过去的一切都属于历史的范畴，但是为什么不把过去了一切称之为诸如“陈迹”、“往事”、“过去”，而用了这么一个专有名称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从构成这个名词的每个字出发。“史”，许慎在《说文解字》解释为“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可见史在古代指保管图籍并记录朝廷或帝王言行的史官。《说文解字》释“历”为“过也，一曰经历。”从字形上看，从“双禾”，古代以农业为主，常以“禾”作为纪年的标志，“禾”一熟为一年，双禾表示多年。“历”“史”二字合成一词，表示变为陈迹的事情，即对过去发生事情的记录。可见用“历史”一词记录陈迹往事是古代人们劳动实践的结果。今天人们所使用“历史”一词，往往包含两种含义：一方面历史指的事件，即历史过程本身；另一方面指的是历史学。而后者往往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人类对历史活动过程和规律的揭示和反思。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参考书目【教材】《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历史学》(大学文科指导书目)，李玉、吴宗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张衍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通史参考书】《国史大纲》，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83年版《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胡凡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三联书店1957年版《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阅读杂志】《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文献索引】《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根幸夫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先秦史研究概要》，朱凤瀚、徐勇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张传玺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魏晋南北朝史书目论文索引》，武汉大学图书馆1982年版。《魏晋南北朝研究论文书目引得》(1912-1969)，邝利安编，台湾中华书局。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参考书 教材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简史,张帆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历史学大学文科指导书目,李玉、吴宗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张衍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通史参考书 国史大纲,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吕着中国通史,吕思勉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83年版 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胡凡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着,三联书店1997年 阅读杂志 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 文献索引 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根幸夫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先秦史研究概要,朱凤瀚、徐勇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张传玺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书目论文索引,武汉大学图书馆1982年版; 魏晋南北朝研究论文书目引得1912-1969,邝利安编,台湾中华书局; 东洋学文献类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先秦篇参考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三联书店1999年版 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夏商史稿,孙淼,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西周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周史,许倬云,三联书店1994年版 先秦史论稿,徐中舒,巴蜀书社1992年版 中国奴隶社会史,金景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春秋史,童书业,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战国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古史新探,杨宽,中华书局1965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中国古代思想史第1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