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在漫长的中国史学
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出现了从不曾有过的深刻变化:封建主义史学衰败,并被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所代替;在激烈的革命、社会变革,以及科学进步和学科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历经艰难曲折,不断成长壮大,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不仅结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而且还以其丰硕的成果作为珍贵的学术遗产,直接影响到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可清楚地看到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中国史学发展不可替代的前提;而史学的发展,又不断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对历史进程或历史学自身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总之,回顾和思考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没有史学理论的不断进步,就没有历史科学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首先是一部史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明确这一点,并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对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建设,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自发进行的,首先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1]。
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以及后来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著作中,梁启超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的封建传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从来没有“良史”,针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弊病,他强调指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2]梁启超多次阐释他的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3]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4]梁启超力主历史研究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在他看来,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能将历史纳入现代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5]
“五四”运动之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九米邦武、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哥诺瓦、瑟诺博习等人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
中期,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向西方史学学习,并用西方史学改造中国史学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6] 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除《新史学》(1924年)之外,还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
史》(1930年)班兹的《史学史》(1930年)、《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等。
“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一些史学家在积极介绍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有益内容的同时,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开始了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除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历史
法》(1922年)外,还有李泰芬《史学研究法大纲》(1926年)、朱谦之《历史
》(1926年)、杨鸿烈《史地新论》(1924年)、何炳松《通史新义》和《历史研究法》(1927年)、卢绍稷《史学要论》(1930年)等。这些著述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推动历史研究的
不断向前发展。在中国史坛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学派。
“五四”时期,疑古史学思潮的出现和疑古史学的兴起,是中国古典学术“疑古惑经”传统继承和发展的产物,1923年5月,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7]他的观点得到钱玄同、胡适、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知名学者的支持,并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史学的疑古派或古史辨派。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如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8]该学派在理论上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他在《历史
研究所
的旨趣》中提出了以下著名的命题:“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9]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史坛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何永佶、林同济、雷海宗等。一些论者认为,战国策派是一个在史学革命尝试与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在文化构想层面上有独到的思路。[10]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存在的时间虽短,但直至半个世纪之后,学界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11]
20世纪上半期,除了上述论及的“新史学”、“疑古派或古史辨派”、“史料学派”、“战国策派”史学的理论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有较广泛影响或较大反响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上、地下的文献资料相结合,尽可能地运用更多更新的资料相互印证,去进行历史研究,以求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陈寅恪曾概括指出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以下3条:(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2]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新史学理论的具体运用,是20世纪初中西史学交融的产物。
陈寅恪提出“诗史互证,以诗证史”的史学方法;主张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将其放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和分析。因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
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
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3]他还主张历史研究应有一定的时代的特点,顺应历史的潮流。他说:“一时代之学术,比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潮流”。[14]
陈垣的史学方法被后人公认为是“竭泽而渔”的方法,他的研究领域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而为了在这些领域求真求实,他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学、史讳学以及在文献学和辑佚、编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精神。陈垣虽致力于古史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使其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抗日战争期间,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通鉴胡注表微》,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官场的腐败及贪官污吏的不满及蔑视。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ｌ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
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15]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说:“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16]他还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之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17]李大钊强调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为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迫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中国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即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或经过了那些发展阶段?它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3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
会”和“专制主义社会”。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广大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为那些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而苦闷彷徨,看不清中国革命前途的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在漫长的中国史学 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出现了从不曾有过的深刻变化:封建主义史学衰败,并被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所代替;在激烈的革命、社会变革,以及科学进步和学科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历经艰难曲折,不断成长壮大,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不仅结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而且还以其丰硕的成果作为珍贵的学术遗产,直接影响到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可清楚地看到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中国史学发展不可替代的前提;而史学的发展,又不断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对历史进程或历史学自身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总之,回顾和思考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没有史学理论的不断进步,就没有历史科学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首先是一部史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明确这一点,并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对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建设,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自发进行的,首先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1]。 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以及后来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著作中,梁启超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的封建传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从来没有“良史”,针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弊病,他强调指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2]梁启超多次阐释他的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3]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4]梁启超力主历史研究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在他看来,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能将历史纳入现代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5] “五四”运动之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九米邦武、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哥诺瓦、瑟诺博习等人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
史学概论 绪论 一、“历史”的含义 1、客观历史，即人类所经历所创造的一切，人类的全部过去。 2、人类对过去的回忆与思考，即历史记录。 3、历史学，当对历史的记录、认识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时，这门学问就是常说的历史学 二、历史理论、史学理论 1、历史理论：关于客观历史（历史本体）的理论（历史哲学）。历史是由有意识、目的的人所创造的，关于历史本体的理论可归结为人怎样创造历史这样一个问题。具体包括：人类历史演进的动力是什么、历史运动的进程如何（循化、螺旋式上升、进步、倒退）、历史发展有无规律、是否具有统一性、历史的目的何在、意义何在等等。 2、史学理论：关于历史记录、认识的理论。这可归结为人怎样写历史（认识历史）这个问题，具体包括：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价值、史家修养、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等问题。 这两种理论的实践功能的区别：历史理论通过回答人类如何创造历史，可指导人们认识客观历史本身和研究客观历史。史学理论通过回答人们怎样写历史，可有助于对历史认识（研究）活动进行反思与批判。 西方学者以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命名者两种历史理论。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按照“历史”的不同含义，第一次对其理论作出区分，已为学者接受。20世纪以前人们致力于讨论的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是20世纪的产物。 黑格尔、马克思、斯宾格勒、汤恩比等所建构的理论属于什么方面的理论？鲁滨逊、克罗齐、柯林武德所讨论又是什么方面的理论问题？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刘知幾《史通》、章学诚《文史通史》讨论的是哪方面的理论问题？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讨论的又是哪方面的理论问题？
三、客观历史与记录的历史的混淆 1、汉语中“史”之含义的演变 ①史官。《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清江永《周礼疑义举例》释“中”为“簿书”。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认为“中”为“盛筴之器”。“史之义，不取诸持筭，而取诸持筴……古者书筴皆史掌之……史之职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其字所从之中，自当为盛筴之器。” 《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②史书。“史记”可能是对史书较早的泛称。《吕氏春秋·察传》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司马迁所写之史，称《太史公书》，至东汉末年才被称为《史记》。三国以来，称“史”为史书的多了。孙权劝吕蒙“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③客观历史。唐以前一般以前言往行、往事、事、时事、行事、事实指称客观历史。至唐代赋予“史”以客观历史的含义。《隋书·经籍志》“自是世有著述，皆以班、马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 ④史学。后赵石勒东晋太兴二年（319）称王，署任博、崔浚为史学祭酒。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设四科之学（儒、玄、史、文），令何承天立史学。 清末时才产生“历史”一词。 2、客观历史、记录的历史混淆不清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时间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20世纪前期撰写的史学概论性质的书籍，也能区别记录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李大钊《史学要论》将客观历史与记录的历史相区别。《史学要论·一、什么是历史》：“吾人自束发受书，一听见‘历史’这个名辞，便联想到《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史记》，《紫阳纲目》，《资治通鉴》，乃至Herodotus、Grote诸人作的《希腊史》等等。以为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历史，希腊人的历史。我们如欲研究中国史、希腊史，便要在这些东西上去研究；这些东西以外，更没有中国史、希腊史了。但是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研究生应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良好的学风，比较系统、深入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熟知中外历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深入了解当代中外史学的现状，了解中外史学思潮的发展潮流，正确认识当代史学思潮、史学流派的倾向。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精髓，应有深入体认。具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并运用理论分析研究当代世界和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实际问题的素质和能力，确立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担任专门工作的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毕业后能够在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从事有关基础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也能承担政策和理论研究以及宣传、文教、出版等方面的实际工作。 二、学习年限 三年，要求至少修满35学分。 三、研究方向 1．唯物史观与中国当代史学。 2．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研究。 3．传统史学与传统文化。 四、教学实践 本专业研究生主要在本学院“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或与本专业有关基础理论性课程教学中从事教学实践，由研究生导师或有关主讲教师负责指导。最后由指导教师作出考核评价。 五、社会实践和学术活动 本专业研究生必须经常关注国内外重大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事件及其动态、进程，参加有关的时事、政治以及文化研讨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观察分析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写出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论文或调研分析报告。研究生不定期参加校、院、所举行的学术活动。读硕期间须在正式学术刊物发表一篇以上学术论文。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和学术活动的实绩，逐年记入学籍档案。研究生必须完成规定任务，才能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六、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
本文由tjwgr贡献 pdf文档可能在WAP端浏览体验不佳。建议您优先选择TXT，或下载源文件到本机查看。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 于沛 今天, 我们已经站在 21 世纪的门槛上, 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 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史学的衰败, 并被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代替, 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传播, 引起积极的回响, 中外史学的撞击、交流和融汇, 始终贯穿其间, 成为影响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因之一。本文拟就这一过程的各主要阶段的基本内容, 及这些内容所反映出的某些规律性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一 20 世纪初, 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思潮的旗手, 针对封建史学的弊病发起“为史 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的《中国史叙论》 ( 1901 年) 和《新史学》 ( 1902 。年) 等著作振聋发聩, 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 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任务。中国史学开始脱离 2000 余年来的传统, 揭开了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序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 近代新史学思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同时应着重指出的是, 反映了当时西方史学进步潮流内核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 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史学理论较之西方一般历史学著作引入中国稍晚, 而且在 20 世纪初主要是通过社会学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学中的社会进化理论。这是 19 世纪后半期西方用进化论解释社会变迁和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实证主义思潮, 在我国引起的直接反响。这批译成中文的著作大抵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西方学者的著 1 4 5 ? 历史研究 1996 年第 3 期 作, 如马君武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 ( 1903 年) ①、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 ( 1903 ) 年) 、吴建常从日文本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 ( 即《社会学原理》等。另一 ( 类是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日本学者的著作, 如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 年) 、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 ( 1903 年) 、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的《社会学》 ( 1911 年) 等。 社会进化理论强调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是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它不仅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传统思想, 而且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也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梁启超论及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时明确指出: 历史者, “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 , ②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严复、章太炎、康有为 , 等在探讨历史问题时, 也都曾把社会进化论作为重要的理论武器。款奖学金设立后, 大批中国学生又赴欧美留学。这些留学生对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 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 不少重要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译成中文出版, 致使 20—30 年代外国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20 世纪初期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 以 1919 年“五四”运动为界, 分为两个阶段。 20 世纪初, 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 1905 年后, 每年达 1—115 万人。 1909 年庚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书评 这本书是由王学典和陈峰教授共同编的，王学典教授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其擅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陈峰教授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20世纪中国学术史。这两位学者不光合作共同编了这本书，他们还共同写了另外一本书叫《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另外的一本书是他们在本书基础上，结合一些学者的观点把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进行详细的论述，可以看出我所读书目的重要性，那么我下面就首先将就本书的写作背景简单介绍一下。 20世纪是中国学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是中学与西学相互激荡产生空前创获的时期。作为中国学术史中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历史学，其发生的变革尤为剧烈。从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到实证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直到90年代的新国学，可谓此起彼伏、一波三折，都曾在不同时期引领风骚，并相继居于史界主流地位，每个思潮或流派都构成二十世纪史学发展链条中重要的一环。如何认识这些思潮或流派的地位和意义，无疑是我们后世治学术史者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因此，处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对此前100年的历史学的发展行程作一番学术史上的总结无疑是必要的。书中收入了齐思和、周予同、白寿彝、戴逸、余英时、唐德刚、张广智、杨念群等史学大家以及一些著名学者对20世纪宏观史学评论的文章，这些文字或侧重发展过程，或突出问题意识，集中系统地展现了整个20世纪史学发展的概貌。其中不少是当事人或亲历者（余英时、周予同等）对他们所处时代史学发展的论述和评论，弥漫着当时的学术气息，是珍贵难得的真实记录。这是一本论文集，主要是一些史学家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回顾以及对二十一世纪史学发展的展望，这有助于我们很清晰的了解中国史学的演变历程。 这本书主要以时间为主线，分别介绍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如晚清、民初、民国时期、抗战时期、20世纪后五十年和后二十年的评论，它们体现着各个时段的学术特点，有利于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比较，从中发现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同时，编者又把关于一些对20世纪史学的总体概括的文章也收录进来，这些文章将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作为考察对象，就其发展大势、学风转换、方法更新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这样可以就20世纪整个史学的发展大势有个整体的认知。最后又介绍了关于西学冲击下的20世纪的中国史学，这样可以使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受外在因素影响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这本书共收入了27篇文章，具体内容如下：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齐思和） 民国以来的历史学（方豪） 民国后20年史学的新趋向（许冠三） 抗战以来的历史学（叶蠖生）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史学倾向（刘茂林叶桂生） 50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 50年来的中国历史编纂学（邓嗣禹） 60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白寿彝） 近20年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陈启能）
内容摘要：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问题是从古至今许多史学家都十分关注的重要的问题，建国以来，大批史学工作者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更加理性地、明晰地探讨了史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功能及其表现形式，这其间虽经历了一条相当曲折而又坎坷的历程，但是每一阶段的深入探讨都取得了富有建设性的成就，并为后人开拓了充分的思维空间和探讨领域。有鉴于此，回顾和反思建国以来我国对史学社会功能探讨的得与失，颇有裨益：其一，是对史学遗产的必要总结；其二，是促进史学科学化进程，完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一步；其三，是使史学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进而服务于社会的有益探索。 一、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初步探讨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人从史学功能实现的途径方面对革命战争年代历史类比的做法做出了反省。其中，翦伯赞的反省和批判尤为深刻，他说：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他认为，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新情况层出不穷，新的现实必然会对历史学提出更高水准的要求。假如继续沿用那种简单、生硬的历史比附的做法去服务于现实，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1]显然，老一辈的史学家在敏锐感应时代脉搏的情况下，对那种非历史主义的史学比附方法深感忧虑。他们认识到，这种功利性的做法，不但直接影响着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而且影响着史学的发展前途。然而，遗憾的是，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关于史学功能的有益思考却没有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引起共鸣和重视。当时，在中国的史学界贯彻着毛泽东的历史认识，毛泽东注重历史对于现实的指导和教育意义。他深刻了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屡屡提到历史对于现实的作用，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2]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历史学界阐述历史学之社会功能及其发挥途径的主要理论根据。随着政治领域内“极左思潮”的漫延，在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开始膨胀，它使人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向畸形化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史学研究中的“厚今薄古”，要求史学研究能顺应当时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以满足时代的政治要求。1965年，戚本禹在康生的支持下在5红旗6杂志第13期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一方面批判翦伯赞、吴晗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原则；一方面高喊“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革命研究历史”。他所谓的“为革命研究历史”，即历史学必须为眼前政治的需要服务，这种带有政治目的的肆意发挥，完全把历史研究当成了扩大当时阶级斗争事态的工具。在戚本禹的喧嚣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等口号纷纭而出，认为史学应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为当前的政策服务。至于这种做法是否真正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真正有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似乎是无须计较的。针对这种情况，翦伯赞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个别同志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几乎把党的任何一个政策、号召和口号都塞进古代史中去，这是错误的。翦伯赞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是要贯彻政策精神的”，但“并不是把我们今天的政策都塞进古代史中去”。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第一，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
中国近代史 目录 综述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1、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2、“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提出及影响。 3、怎样认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社会性质及其基本特征？ 4、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系？ 5．鸦片贸易对中国造成了哪些危害？ 6．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7．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8．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 9．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 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1、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2、近代中国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具有什么意义？ 3、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1、为什么《天朝天亩制度》的主张是难以实现的？ 2、如何认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3、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威信派与守旧派争论的内容有哪些方面？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 的原因、教训是什么？ 4、简述龚自珍的政治思想： 5、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是什么？ 6、如何认识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7、简述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特点 8、试述改良主义运动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 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1、革命派和改良派论战中是如何论述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的？ 2、三民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3、为什么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引起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巨大变化？ 4、武昌首义的简单过程是什么？ 5、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6、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它的失败说明了什么？ 中编综述：天翻地覆三十年 1、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什么时代条件下和国际环境中发生发展的？这对中国革命事业带来哪些影响？ 2、为什么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对象？ 3、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两个中国之命运？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最终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第四章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2、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
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三十年探讨的回顾和展望 在这场“破”与“立”的大讨论中，首先涉及的是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作为对“阶级斗争根本动力说”的反论，学者们根据自己对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理解提出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或最终动力。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生产活动是人们维持生存最基本的活动，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没有生产力的进步，就没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形态的进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由此决定着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决定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和作用。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发展的，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的形式不同。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就是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有观点认为，人们的物质利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们认为，不论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阶级斗争，都是为了物质利益。因此，人们对物质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不过是实现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手段。又一种观点认为，各种因素的合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认为，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有机体，组成这个有机体的因素是多重的，不能把某一个方面的动力作用看作是唯一根本的。不过，仍有少数学者坚持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们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总会遭到反动阶级的阻碍，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 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划分与历史发展动力有着直接关联，也成为大讨论中的热点。“阶级斗争根本动力说”在历史阶段划分上依据的是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所有制形态的变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依次更替是普适性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许多学者对这一结论持不同认识，而最具直接意义的争论是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究竟是“单线”还是“多线”。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发展并不是单线演进。在历史上就曾有过亚细亚的、古希腊和罗马的、日耳曼的等不同的发展道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多线说违背历史事实。应当把全部亚洲或东方社会分成两部分看，一部分是人类史上最早进入文明、进入阶级社会和产生国家的地区，另一部分是公社尚未解体、进化程度不等的后进地区。前者的历史发展过程与西方的基本符合于同一历史发展规律。至于后者，也不是亚洲或东方社会才有的，欧洲的爱尔兰公社、日耳曼公社和斯拉夫公社等也属于同一范畴。因此，公社的停滞性，也为西方或欧洲一定时期和地区的历史文化所共有，同样应当归于历史一元或单线发展范畴。再有观点认为，用“多线论”或“单线论”的对立来概括这种不同认识并不恰当，无论是“多线论”或“单线论”都可以做不同理解，“多线论”可以理解为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单线论”则容易被误解成单一模式，从而忽视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应当是历史的共同规律性与表现形态的多样性的对立统一。 唯物史观与实证历史研究的关系、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也是学者们争论的重点问题。这些争论与批判“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相关联。关于前者，一是就“以论带史”指导原则产生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以论带史”的口号，起初有积极意义。50 年代中期，针对忽视理论的倾向、烦琐考据的遗风，强调研究历史需要唯物史观指导，有其必要性。但后来发展成“以论代史”无疑是
《中国近十五年现代口述史理论研究综述》 摘要：要：现代口述史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后，基于口述史方法的研究方兴未艾，近十年来更是遍地开花，口述史 方法也成为研究热门，但是口述史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导致口述史学出现理论基础不足、研究规范不清等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近十五年口述史理论研究中，厘清其理论研究过程和特点，并对其作出简单的评价，但是现代口述史理論在中国发展的比较晚，一般认为，中国的口述史理论研究自20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口述史理论传入中国开始，在之后口述史理论经过两 代学者的努力，从单纯照搬西方理论，努力想要发展出适应中国史学研究现状的口述史理论 刘玥吟 摘要：现代口述史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后，基于口述史方法的研究方兴未艾，近十年 来更是遍地开花，口述史方法也成为研究热门。但是口述史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导致口述史学出现理论基础不足、研究规范不清等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近十五年口述史理论研究中，厘清其理论研究过程和特点，并对其作出简单的评价。 关键词：口述史学;个人记忆;研究述评 口述史一般认为是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兴方法，是20世纪以来在西方特别是美英等国茁壮发展的一种史学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正式进入中国后，其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从最初的理论不足，生搬硬套，到后期的理论基础逐渐完善，并试图参照西方的口述史发展模式（如机构设置、操作规范等）来进行中国口述史的学科建设。 但是在学科建设过程当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诸如国家对口述史的重视不够，资金不足，口述史自身理论发展滞后于实际研究，口述史操作规范不明等问题也制约着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壮大。 自从2004年中华口述史学会创立以来，口述史研究慢慢从一种研究方法转移至史学研究的一种趋势，为成为历史学的一个正式分支而不断进步。 1. 口述史理论发展渊源及其概念界定 不同于通常所述的新兴方法，口述史其实是一种古老的历史学研究模式，不论是从西方史学还是从东方史学，口述的历史一开始就作为史料的主要依据作为历史学家的叙事基础存在。西方史学巨匠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在进行希波战争的史实梳理呈现时就运用了大量的口述资
20世纪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已取得显著的进步，特别是近20年来的成果令人瞩目，如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先有《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宏著的问世⑴，继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那样有开创性的作品出版⑵，更有史学理论（包括历史理论与历史学自身理论）等方面的诸多论著的发表，在此不容一一赘举。 回顾与总结20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是为了未来。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正是以上一个世纪的发展为其基础与起点的。放眼当代国际史坛，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又深深地察觉到，我们的成绩与我们所要担负的任务还是不相称的。对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工作者而言，正如瞿林东教授最近撰文所说的，“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任重道远”⑶。 是的，任重道远，对还处于相对薄弱的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更是如此了。在这里，本文仅就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谈三个方面的关系问题，现提出来，以祈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第一，关于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 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是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西方史学的发展都是不可偏废的。追溯近50年来中国的现当代史学史，我们在如何正确处理与西方史学的关系问题上，有过不少教训，或一概排斥、视为“异端”，或盲目信从、奉若神明。这两种错误的偏向最终使我们吃了亏，在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程中，走了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曲折与坎坷教训了我们，那就是对西方史学理论既要排除民族主义的狭隘眼光，又要摈弃顶礼膜拜的崇洋心态。因此，确立一种正常的、健康的文化心态，对于开拓与深化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蒋大椿教授在谈及21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态势时，作出这样的推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学，有能力
“‘假设’史学”研究：回顾与思考 作者：李储林 来源：《教育界·下旬》2013年第08期 【摘要】近年来，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众多学者针对“‘假设’史学”撰写文章，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研究取向上看，“假设”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反思功能；“假设”不是“编造、臆想历史”，更不会使人对历史“产生困惑，以致思想混乱”；应该重视偶然性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假设”史学研究方法非线性史观反思 历史研究中的“假设”方法，又称“反设事实”，即“虚构或思维实验，也就是对历史事实的假设，假设某一事件未发或以另外的方式发生，历史会如何演变。”近年来，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仅《近代史研究》就先后发表了《评‘假如’史学》（房德邻，2005年第3期）、《客观历史的可能性与研究者》（王也扬，2006年第1期）和《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朱宗震，2006年第5期）。另外，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学者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对“假设”史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拟对这场讨论的经过以及作者的主要观点作一简要回顾并提出一些思考。 实际上，运用“假设”方法于历史研究之中，并不是新近才有的。早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就多次提到了“假设”的研究方法问题。他说：“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故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实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定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20个世纪80、90年代，也有学者论及这个问题（如李桂海：《谈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载于《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等编：《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历史假设方法”还被写进了相关历史学理论著作。 有感于李泽厚的《思想史的意义》一文中关于“‘假设’史学”意义的论述，房德邻发表了题为《评“‘假如’史学”》的文章，运用逻辑学的相关知识，针对李泽厚当年提出的一个假设命题“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阐述了他关于“假设”史学的观点。作者从李泽厚提出的“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一命题谈起，认为“史学界将近10年的‘假设历史’的讨论，其核心就是在讨论反事实条件句的前件命题有没有‘历史根据’。”而作者认为关于这个“核心”问题的讨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假设本身就已经是“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未曾发生过，甚至是不可能存在、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也就没有必要讨论它是否有“历史根据”或“历史可能性”了。在作者看来，李泽厚关于“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的证明方法，“恰恰违反了逻辑学家所设的一条禁规——不能用假设来
文化形态史观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进 作者：李长林，徐良利 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 李长林，徐良利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在20世纪40年代，几位中国学者依据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外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其 中以雷海宗为首的战国策派颇具影响，从而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留下引人注目的一页；到50年代以后，有的学者仍在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探讨世界历史，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形态史观；战国策派；中国史学 中图分类号：G1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1)04-0047-04 作者简介：李长林（1931￣），男，辽宁沈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徐良利（1964￣），男，湖南汉寿人，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曾在西方名噪一时，所谓文化形态史观，实际上是把文 化视为一种具有高度自律性，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并试图通过比较各个 文化兴衰的过程，提示其不同特点，从而分析、解释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1](P73￣80)20 世纪20年代开始，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流传，到40年代，几位中国学者依据文化形态史观对 中外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其中战国策派颇具影响，从而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留下了引人注目的 一页。到50年代以后有的中国学者仍在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探讨世界历史，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文化形态史观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国流传的情况，李孝迁、邬国义写作的《斯宾 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一文，有较详尽的论述，既勾勒其历程，又阐明其影响。 但读后笔者产生了若干疑问。 李、邬两位认为：“战国策派的一些论说多数不是基于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以学论政的色 彩过浓，其研究结论也很难经得时间的考验”，战国策派出现予示的这次中西史学的嫁接，并 不成功，“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没有在中国现代史学中留下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宛如昙花一现。”[2](P274￣275)李、邬两位这些分析是否恰当，由此也引发了必须就如何评价战国策派 的史学研究成果，如何评价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两个问题进行 讨论。 战国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雷海宗和林同济在抗战期间的确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对此暂且 不论，只专门讨论他们关于历史学的研究。雷、林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两部分：一是对史学理论 和方法论的探讨，二是对客观历史的著述。其中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与历史观有紧密的关系，而 历史观是一种类似于历史理论，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雷林二位“他们对客 观历史的著述基本上与他们的历史观没有实质性的联系”，“都不是在他们的历史观指导下进 行的”。[3](P281) 在学术界一些学者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把雷海宗一些对客观历史研究的著述，如《〈中国通史选读〉纲要》等误认为也体现了文化形态史观，但未例举出内证。据此，我们着重评价战国策派学者倡导的历史观——文化形态史观。 雷海宗正式撰文系统阐述文化形态史观始于1936年，从这一年开始发表了下列相关的文章：《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刊于《社会科学》1936年10月的第2卷第2期，后改题为《中国文化的两周》，辑入1940年2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
论教育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及其实现 教育史研究是近年来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教育史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现实教育问题，而解释的真正目的则在于修正现实。教育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已越来越凸现出来：指导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丰富并发展教育科学理论；判别教育是非，解决教育现实问题；预知未来教育发展趋势，少走或不走弯路。 自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进士馆、师范学堂中必需设教育史科”以来，中国对于教育史的关注和研究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百年以来，教育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教育史研究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史学理论研究框架也开始形成，教育史学科体系已渐趋成熟。但是，教育史研究的缺陷依然明显地存在：如孤芳自赏、参与教育实践、为现实教育改革服务的力度与广度不够等等，甚至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教育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与正在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教育现象没有直接关系，教育史学研究者只需关注过去，应在故纸堆里梳理史实，不必关注现实，更不要考虑未来，这是一个十分狭隘的、错误的观点。因为，教育史并不局限于记载昨天，对它的深入研究将引导我们预见明天。正如德国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所说：“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自己就好像站在时间中的一点，惊奇地注视着过去和未来，对过去我们看得愈清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愈多。” [1]那么，教育史研究竟有哪些现实意义？又如何实现？下面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首先，指导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教育史学研究既然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它的目的也就要求具有现实性。满足于描述纯粹“客观事实”的教育史学家已不多见，而相信教育史学研究具有现实目的的人已占多数。一方面，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史学服务于现实是一个复杂过程，例如，研究欧美国家的近现代教育史可为我国社会的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许多可以利用的成果，并且这种利用不应是简单照搬，而必须与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只有在利用有效时，教育史学的现实目的才算得上是实现了。尽管如此，人们过多地思考如何研究他们的课题，却很少考虑其成果获得现实意义的途径。许多教育史学家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构想，但很难迈出从抽象到具体的关键一步，致使主观上的良好愿望因为无法采用有效的途径使其成果结合并作用于现实而流产，最终完不成教育史学的任务，这不能不让人遗憾。 另一方面，人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要能够科学、健康地运行，离不开对于教育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充分借鉴，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史学科对于指导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有重要作用。但这种指导作用的充分发挥，除了教育史研究者尽力提高对于教育遗产及以此为基础的教育理论的研究水平外，还有赖于教育史研究者对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关注和参与。20世纪20—30年代的教育史学界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亲自参加和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工作做得不够。新世纪的教育史学工作者，应该在充分发挥教育史学科对于指导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重要作用方面下一些功夫。也就是说，新世纪的教育史研究者除了要下苦功夫研究已经过去的教育历
一、名词解释 1、史学理论：关于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理论概括。以历史学自身的理论 问题为研究对象，如关于历史学的特点，历史学的功能，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认识的特点，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历史文献和史学方法问题，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式问题，史学家的素养与时代使命问题等等，均为史学理论研究的范围。史学理论同历史理论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同时又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史学工作也是一种历史活动，它也应当被包含在历史理论所概括的一切历史现象之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理论包含着史学理论；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史学工作者以及一切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对历史的认识、研究、评论，都是史学活动，也都在史学理论所应当总结和概括的范围之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理论又包含着历史理论。 2、四部分类法：唐初编纂《隋书.经籍志》，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类目如下：(1)经部：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小学（2）史部：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3）子部：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 医方（4）集部：楚辞、别集、总集 3、郭沫若：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思想家、革命活动家、诗人。史学成就（1）《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2）中国古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青铜时代》《两周金文辞大系》（3）写了多部历史剧及一批史论：《屈原》——“伟大民族灵魂的史诗”；《甲申三百年祭》等。 4、历史学：历史学是研究历史矛盾运动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历史的五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内容、评价。史料、史料解释、历史叙述和历史评价。识记、鉴定、领会、诠释、分析、综合、评价和论证等。 5、读秀学术搜索 是由超星公司开发研究的一种学术搜索引擎。可以搜索到某一名词的电子书、期刊、论文、电子文档、会议论文等。并可以通过这一引擎可以查询到该书、文、视频的全部内容。也是常用的中文引擎搜索。 6、李大钊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最早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著作《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1915年5月，他在《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扼要介绍了唯物史观。随后又发表《史观》、《唯物史观和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要论》等阐释唯物史观的专文。特别是在《史学要论》中，首次论述了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他呼吁：要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改作或重作”
综述：风云变换的八十年 1.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答：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新的阶级和新的思想。因此，鸦片战争就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2、怎样认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社会性质及其基本特征？ 答：(1)在错综复杂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前一个是最主要矛盾。 (2)在两种矛盾的作用下，中国的社会性质由封建社会转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3)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一下一些基本特征：①、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控制了中国的政治②、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压迫奴役中国人民。③、中国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但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阻碍着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④、所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存在，但势力很弱。⑤、政治势力不统一，各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⑥、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3、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两大任务及其相互关系？ 答：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紧密联系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因为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改变它们控制中国经济财政命脉，利用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面，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扩大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就不可能达到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从而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 第一章：反对帝国侵略的斗争 1、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答：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了沉重的灾难，它们发动侵列战争，屠杀中国人民，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割地赔款，抢掠财富；它们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扶植、收买代理人；它们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它们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2、“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提出及影响。- 答：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迷梦，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下，中国官吏知识分子中少数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方法，魏源将收集到的资料编成《海国图志》，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是利用外国先进军事装备技术武装自己，抵御外国侵略，是一种反侵略的思想；二是学习利用外国生产技术，使国家走上富强道路，承认了西方长处，并主张学习西方。魏源思想在腐朽愚昧的封建统治条件下，对开阔人们眼界，引导人们注意世界形势，启迪人们探索救国之路起了积极作用。 3、近代中国所进行的反侵略斗争具有什么意义？ 答：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历史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中国的仁人志士正是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 4、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答：原因：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二是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前者是主要原因。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 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1．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意义、失败的原因、教训？ 失败的原因： （1）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带有小生产者所固有阶级局限性。 （2）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太平天国是以拜上帝教来发动、组织群众的，但是，拜上帝教教义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