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封建史学的成熟——隋唐五代史学隋唐时期，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封建史学的成熟时期，这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是私人修史受到了限制，皇家加强了对修史的控制，并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完善了相应的史官制度，管修实数成绩斐然。第二，是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逐步摆脱了经学的羁绊而卓然自立的地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反映在文献整理和科举考试方面尤为突出。第三，是出现了对史学进行总结的专书，史学批评趋于成熟，标志着史学的发展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第四，是在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典志体实数这一新的表现形式，表明制度史的撰述受到了史学家的重视，从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扩大了历史撰述的领域。第五，是通史撰述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和历史笔记开始发展起来。史学发展中这些新的内容，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反映出历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节、唐初史馆的确立和官修史书的成就
一、唐朝史馆的设立
1、隋禁私修国史和唐初设立史馆
隋唐时期，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这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上都有明显表示。隋文帝时期，大量收集和整理典籍史料，为唐朝官修前史打下了基础。为了加强对史学的控制，开皇十三年下诏：“人间有撰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文帝纪》）从此，任何人未经朝廷允许都不能擅自撰修国史，这一方面限制了隋朝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唐出史馆制度的确立。
自东汉到隋朝，虽已出现了官方修史的形式或机构，但始终未能形成定制。贞观三年，，唐太宗因武德年间萧禹等人修史未成，认为很有必要加强史馆领导，建立史馆制度，并由宰相监修，“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旧唐书.职官二》）从此，这种官修形式成为定制，历代相沿，直至清朝，无一例外。
2、唐初设馆修史的原因
（1）、政治统一。自汉末到隋统一前，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至隋唐才重新统一起来。随着政治统一，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思想意识也须高度统一，才能巩固统一局面。唐处统治者深谙此理，因此设立史馆，组织史官编修前代史和
国史，以求统一人们的历史认识，清除分裂割据的历史影响，适应统一政权的需要。
（2）社会经济发展。从贞观到开元百余年间，唐代的经济空前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封建国家。经济的繁荣，必定推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史学也不例外地得到发展。
（3）封建统治者重视。唐初最高统治者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深知要巩固一统政权，还必须时时“以古为镜”。加强对前朝兴亡治乱历史的研究，特别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因此，高度重视修史工作，加强组织管理，将史馆由过去的秘书省所属移置到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并提高史官的地位，“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唐太宗还亲自参与《晋书》的史论撰写。
3、唐朝史馆的成绩
唐朝史馆成立后，史官们编修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纪传体史书，还编修了本朝大量的起居注、实录和国史。在《隋书、经籍志》中明确将群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并以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列于史部之首，这说明当时官修正史已制度化和明确化，对魏晋南北朝历史作了一次系统全面的总结。
二、起居注、实录、国史的修撰
唐朝史馆的人物，既修前朝史又修本朝史。史官包括专职和兼职两种，名称为修撰、直馆。专职史官人数很少。但“如有修撰大事，则用他官兼之，事毕日停”（《旧唐书.职官二》）兼职史官主要承担前朝史的修撰，事成职罢，专职史官负责修本朝史。
1、起居注和时政记
起居注是“录天子法度”（《新唐书.百官志二》），设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在君主上朝时立于阶下，“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史通.史官建置》）是记录君主言行法令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也是编修实录的重要依据。唐朝规定。起居注每季一卷，季末录送史馆。起居注始于汉朝，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东汉明德马皇后撰有《明帝起居注》，以后，历代相沿。唐朝著名的起居注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和《开元起居注》，流传至今仅存《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
此外，唐朝还有一种由宰相专职的原始记录资料，名曰《时政记》，是对起居注的一种补充，始于武则天长寿二年宰相姚（王寿）之手。《旧唐书》本传载：“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寿以为帝王谟训，不可(zhan)无记述，若不宣自皇帝，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
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寿始也。”由此可知，《时政记》也是唐朝史馆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
为了广泛详尽地收集史料，唐朝还制定了《诸司应送史官条例》，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有关部门都要按期向史馆送报详细材料，从而建立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史料搜集制度。
2、实录
实录是封建帝王的大事记，起源于南朝，梁人周兴嗣修撰《梁武帝实录》3卷。唐时，新君即位后，即令史官修撰先帝实录，并成定例，一直沿袭到清朝。唐朝历代皇帝都有实录，可惜流传至今者，仅存《顺宗实录》5卷，因保存在《韩昌黎外集》中而未散失。
3、国史
据史书记载，唐朝先后八次修撰国史，为后晋修唐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三、八部“正史”的修撰
1、唐修五代史
唐高祖武德五年，就颁布了《命萧禹等修六代史诏》，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成而罢。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重修六代史，大家认为，北魏史已有魏收的《魏书》，于是决定只修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同时，任命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与魏征共同监修。贞观十年，五代史的纪传部分全部修成，但当时并无表志，故又合称为“五代纪传”。
（1）《梁书》和《陈书》
作者姚思廉，在其父姚察所撰梁、陈二史的基础上，奉诏撰成。贞观十年完成，次年姚病逝。二书由魏征“裁其总论，其笔削则皆思廉之功”（《旧唐书.姚思廉传》）
《梁书》56卷，其中帝记6卷，列传50卷，记事起自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迄于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共56年的历史。梁武帝执政长达47年，因此《武帝纪》就占了3卷的篇幅。《梁书》列传内容较丰富，以类传为主。有的类传史料价值较高，如《诸夷传》详细记载了海南诸国的历史；《儒林传》立有梁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传》，并全文收录了他的代表作《神灭论》；《文学传》记载了文学家钟嵘、刘勰的生平事迹，还收录了他们的名著《诗品》和《文心雕龙》二书的序言。这些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重要史料。
《陈书》36卷，其中帝记6卷，列传30卷，记事起于陈武帝永定元年（557），终于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共33年的历史，
姚察曾任陈吏部尚书，所以，对陈统治者多有曲笔讳饰。列传不记载少数民族与族外之事，涉及的社会面狭窄，十分之九的篇幅记载的都是王室贵族及诸臣，这样，《陈书》就好象一部帝王家谱了。
《梁》、《陈》二书出于姚氏父子，二人都先后经历过并任过职，所以内容充实，史料丰富。另一特点是文风质朴，文字简练，崇尚两汉散文，一改六朝浮艳骈俪文风。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认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
（2）、《北齐书》
作者李百药，其父李德林，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北齐时奉诏撰《齐书》，未成而卒。其子在此基础上撰成《齐书》50卷，其中本纪8卷，列传42卷。记事起于高欢（496年），终于幼主高恒承光元年（577），包括东魏和北齐两朝历史。《北齐书》的价值在于，一是保存了一代史料，二是内容完整，不仅写了北齐，而且写了东魏。
（3）、《周书》
作者令狐德芬，他是建议唐高祖修撰前代史的第一人。参与者有岑文本、崔仁师。《周书》50卷，其中帝记8卷，列传42卷，记事起于宇文泰（505），止于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包括西魏和北周两朝历史。
《北齐书》和《周书》都曾在宋代残缺，是后人复原不足的。
（4）、《隋书》
《隋书》85卷，其中帝纪5卷，列传50卷，志30卷。纪传和十志分两次完成。纪传由魏征主编，于贞观十年（636）完成，志由长孙无忌领衔，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完成。《隋书》记事起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止于恭帝义宁元年（618），共记隋朝38年的历史。
《隋书》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古为镜”、“以隋为鉴”的修史目的明确，将修史与借鉴紧密结合，故大多能据实直书。隋朝是个短命王朝，其兴亡直接给唐初统治者提供了深刻教训。《隋书》注意总结分析隋亡的原因，对隋帝王的胡作非为作了深刻的揭露和严厉的谴责。统记述了各类人物，广泛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保存了许多重要史料。
第二、文字简洁，受到后代史家好评。
2、五代史志
五代史只有纪传而没有志。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诏褚遂良监修。永徽元年（650）。高宗复命令狐德棼监修，至显庆元年
（656）成书，长孙无忌奏进。《五代史志》综叙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与“五代史”纪传相配合。亦称《隋志》，在史学发展上，它是自《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以来最重要的史志著作。首先，它综合并囊括了除前史符瑞志以外的全部内容，是“正史”书志撰述以来的一次总结性成果。其次，它反映出撰述者对于天道、人事在认识上的逻辑发展。《五代史志》前五志即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是以天道为中心，讲尊天敬神、天人感应，这是为君权神授和现实的上下长幼之序制造理论根据和神秘的面纱。跟这个认识体系相对应的是它的后五志，即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志，记述了五个朝代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官吏制度、区域建置和唐初皇家所藏隋朝以前历代典籍存亡及学术流变。这是按经济、政治、文化的逻辑建立起来的又一认识体系。这个认识体系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天道”的影响，但在具体认识上已经把天道撇在一边而着重于人事的分析了。这种还不得不讲天道，但把天道和人事分别开来看待的历史认识，在历史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第三，《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是以目录书出现的学术史专篇。它精练地概括了唐初以前的文化典籍和学术流变，是继刘向、刘歆之后一次更大规模的历史文献整理之总结性成果。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分类著录历史文献，以道、佛作为附录，这就奠定了古代文献分类的基础，影响所及，直至明清。《五代史志》在撰述思想上不止是有兼容南北的明确要求，而且有上承两汉的自觉意识，显示出一种细致爬梳和宏大气度相结合的格局。《五代史志》的多方面成就，是“正史”书志发展的新阶段，也为独立的典制体史书的问世，提供了思想上和撰述上的条件。
三、新修《晋书》和《南史》、《北史》
1、《晋书》的编修
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26种晋史著述，唐太宗对此都不满意，贞观二十年下达《修晋书诏》，以房玄龄、褚遂良为监修。贞观二十二年修成，包括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叙例、目录各1卷。叙、目已佚，今存130卷。据宋人称，因唐太宗为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后论，故全书曾总题为“御撰”。《晋书》记事起于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止于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共记两晋165年的历史。综观《晋书》，主要有以下特点：
（1）、保存了一代丰富史料。《晋书》写出了两晋历史的全貌，它从追述晋室先世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在东汉末年和曹魏时期的活动写起，还包括了大致跟东晋同时代存在的北方十六国史
事。《晋书》对这样纷繁的历史格局，都能从容地表述出来，显示了唐初史学家的组织力量和创造才能。
（2）、体例完备。晋朝是个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特殊时代，胡汉分裂，政权众多，唐朝史学家们秉承唐太宗“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屏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一年》）的民族偏见，以统一后的平等立场、观点来修撰分裂时期的历史，创立了完备的编撰体例，除一般纪传体所具备的纪传志外，还沿用《东观汉记》的“载记”体例，，创造性地以其记十六国君臣事迹、国之兴废，并着眼于僭伪，不再渲染华夷。这跟南北朝史家互以对方之史为“传”且以“索虏”、“岛国”相称，不仅有表述上的区别，而且有认识上的发展，反映了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
（3）、集合众家之长，编修者各尽其能。分工合作，成书迅速，仅用2年多时间修成《晋书》130卷，充分显示了集体编修史书的优越性。
（4）、据事直书。《晋书》同五代史比较起来，据事直书是其优点，不象后者那样采取纪、传不同处置的写法，这跟晋史距唐代年代久远有关。
2、《南史》和《北史》
二书是唐朝所修前代史中的两部南北朝通史。作者李延寿，曾参加编修《五代史志》、《晋书》。他在其父李大师著述的基础上，又利用史馆工作之便，抄录搜集了大量史料，经过16年，修成两史180卷。
《南史》80卷，其中本纪10卷，列传70卷，记载起自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止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包括宋齐梁陈四朝共170年史事。
《北史》100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88卷，记载起自北魏道武帝拓拔（王圭）登国元年（368）年，止于隋恭帝侑义宁二年（618），包括北魏（内含东魏和西魏）、北齐、北周、隋共233年的史事。
《南史》、《北史》与前修八部南北史相比，有如下特点：
（1）、体例全备，统筹南北，贯通各朝。打破了八书各记一朝，断代为史的格局，纠正了厚此薄彼，互相蔑称“索虏”、“岛夷”的民族偏见和缺陷，仿司马迁《史记》体例，于南北各朝皆立本纪，列传，力求统筹兼备，客观公允地反映八朝历史，这种编撰体例，既反映了史家大一统进步的思想，也反映了魏晋以来我国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
（2）对八书删繁补缺，纠正曲笔，重新编撰，并非简单节抄。删削订正了八史中一些讳饰不实之记载，删去了大量空洞无物的表诏诗文。并补充了一些珍贵史料。晁公武指出：《南北史》“删繁补阙，过本书远甚”。（《郡斋读书志.杂史类》）
（3叙事简要，文字简洁。《南北史》将八史原来的566卷改编为180卷，约占原书卷数的三分之一，字数的二分之一。
（4）列传不以朝代为断限，而按世系排列。以家族为中心，按家族立传，一姓一族之人，合立一篇，如南朝的王氏、谢氏，北朝的崔氏、卢氏等家族，都是祖孙数十人合为一传，好似一部家族氏谱，反映了南北朝门阀世族的特殊历史地位和社会现象。
总的看来，唐初设馆修史，对唐朝的史学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官修和私修官审的八部正史是这一时期的显著史学成就，在史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馆修史书有人多物多，史料丰富，成书快的特点，但也存在着“争学苟且，务相推避”，监修意见不一，“十羊九牧，其令难行”（《史通。忤时》）的弊端，又带有官方政治倾向及明显的回护和曲笔，严重束缚了史家个人见解的发挥，所以唐中后期的史馆修史，成就不大。反之，私人的史学著述却频见硕果。
第二节、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
一、《史通》的内容
《史通》的作者刘知几，唐高宗年间举进士而入仕，武则天、中宗、玄宗时任史官，期间，因不满于武则天和唐中宗时史馆修史的紊乱和监修贵臣们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毅然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1、《史通》出现的原因
《史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第一，据《隋书.经籍志》载，唐以前属于史部的书尚存817部，13264卷，这样浩繁的文献积累，为刘知几进行史学评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第二，刘知几的写作借鉴了前人的许多学术思想。许冠三说：“《左传》、《论衡》与《文心雕龙.史传篇》乃是刘知几构其实录史学之三大支点，《史通》各篇原是循此三者所启示之思想与纲领写成。”（许冠三《刘知几的实录史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傅振伦也说：“《文心雕龙》为文史类之书，然《史传》一篇，则论史之功用、源流利病、史籍得失及撰史态度，实为史评之先河。《史通》一书，即就《文心.史传篇》意推广而成。”（傅氏《刘知几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第三，刘知几的史学批评意识，得力于他在史学上的修养。他自称：“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
腑，非由染习。……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记。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史通.自叙》）这说明他在史学批评上有多年的积累。他的史学意识，还受启示于当时修史工作的实践，正由于对官修史书弊端的认识，使他愤然辞去了史官之职，把批评的意识变成批评的行动，专心从事《史通》的写作。
2、《史通》的内容
《史通》凡20卷，分内外篇两部分，内篇10卷39篇，外篇10卷13篇，共52篇。但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3篇，已佚，实际只剩49篇。凡83352字，自注5498字（据宋刻本统计）。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而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
刘知几撰述《史通》的目的，是“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他是志在总结历史撰述中的利弊得失，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分析，提高史家的认识，推动史学的发展。他自称此书“商榷史篇，下笔不休”，“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这两句话，概括《史通》全书的精髓在于史学批评。
二、刘知几的历史观
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可分为历史观和历史编纂学两个方面。在历史观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敢于对过去的圣贤经传提出怀疑批判。这主要表现在《史通》的《疑古》、《惑经》中。如《疑古》指出了《尚书》有十条疑事，又为商纣王翻案，说纣王并不象人们说的那样坏。在《惑经》中，刘知几敢于对孔子的《春秋》提出十二条“所未谕”的问题，指出孔子存在五种“虚美”现象。但有的恰恰暴露了他的封建名教思想。认为孔子为亲者、为尊者还讳的不够。过去有的研究者只看到刘知几敢于批判怀疑的表面现象，而未认真分析其批评怀疑的内容及实质，这显然是片面的。还应该指出，刘知几的《疑古》、《惑经》两篇，显然是受到王充《论衡》中的《书虚》和《问孔》篇的影响和启发。
2.有反对天命论的思想和因素。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上》中指出：“夫论成败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这种“以人事为主”论兴灭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3.对怪、力、乱、神取“若存若亡”的态度。刘知几说“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
若存若亡而已。”（《史通.书事》）这种“若存若亡”的观点与态度，与“无神论”不能划等号。
4.主张天人感应说。《史通.五行志错误》指出班固《汉书.五行志》的所谓错误，但实际上却暴露了他严重的天人感应思想。比如他说《汉书.五行志》“多直叙其灾而不言其应”就是如此。他主张在史书中记载所谓的天人感应现象。《史通.书志》中说：“至如荧惑退舍，宋公延龄；中台告坼(che裂开)晋相速祸；星集颍川而贤人聚；月犯少微而处士亡；如斯之类，志之可也。”
5.迷信灾祥符瑞。在刘知几看来，“夫灾祥之作，从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史通.书志》）因此，他竭力主张要在史书中详细记载灾祥符瑞现象。他甚至批评班固《汉书.五行志》：“灾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书，为略和何甚？”（《史通.书志》）刘知几认为灾祥符瑞表现出来的天人感应现象是存在的，但也不能“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史通.书志》）。仅此而已，并无反对、批判之意。可见，他还没有跳出天人感应的圈子。
6.轻视人民群众。刘知几认为：“民者冥也。冥然无知”（《史通.自叙》）；而另一方面，他却十分推崇“高门华胄”，说什么“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无绝”（《史通.书志》）
三、刘知几的历史编纂理论
1、关于历史编纂的目的和作用，刘知几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馋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曲笔》）；“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史通、直书》）。总的来说，是要“劝善惩恶”，“激扬名教”（《史通、曲笔》）。刘知几在这方面的理论比这个理论的创始者孔子还来得系统完整和彻底。
2关于编纂内容，刘知几主张在以往史书“五志”的基础上“广以三科”，增加“三志”。“五志”即荀悦提出的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显然，这里只有“劝善”而无“惩恶”的内容，也无记载灾祥符瑞、天人感应的内容。为此，刘知几主张“广以三科”，即“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具体地说就是：“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获福萌兆则书之。”他认为，“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史通.书事》）所谓“三志”，“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这可说是写地方志的建议。为什么要写《氏族志》呢？他认为“可以品藻士
庶”，“甄别华夷”（《史通.书志》）这明显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
3、关于编纂体例方面。刘知几有“六家”、“二体”之说，主张断代的编年体与纪传体二体并行不悖。刘知几不主张写司马迁《史记》那样的通史，而极力推崇班固的断代的纪传体《汉书》。而在断代的编年体方面，则推崇《左传》。根据上述观点，宋人郑樵说他“尊班而抑马”（《通志总序》）。两汉、魏晋以来，史家盛誉左丘明而深抑司马迁几乎成为风尚，刘知几的“尊班抑马”论只是给予了一个理论总结。
4.关于史才方面。刘知几提出了史才的“三长”说和评定史才优劣的具体标准。“礼部尚书郑惟忠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有才无学，犹巧匠无（pian）木便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时以为笃论。”（《新唐书.刘子玄传》）“才”是指历史研究与写作的能力；“学”主要是指掌握史料的广度和深度；“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对史料进行正确的鉴别与取裁；二是在写史时能作到“善恶必书”
5.在修史制度方面，刘知几反对设官局修史之制，而主张“一家独断”，个人修史。以切身的体会，指出了史馆修史的弊端。在《史通.忤时》中指出，史馆众人修史，意见不一；看不到地方史料，视听不广；史馆人多，言易外传，致使下笔多有顾忌；监修各持己见，“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监修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
6.在历史写作方面。刘知几主张“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以简要为主”。为此，他专门设置了《直书》和《曲笔》两篇。并分析了产生这两种现象的社会根源。首先，是从人的“邪正有别，曲直不同”，探讨“直书”与“曲笔”产生的社会根源，这是很有见地的。其次,是从史学的历史考察上可以看出：“古来惟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这是揭示了曲笔终究不能根绝的历史原因。第三，是从史家本人的品行各异，以致出现“直书”和“曲笔”的分途。同时，刘知几主张，好的史学作品不应该“繁词褥说，理尽于篇中”（所谓“现”），而应该“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所谓“晦”）他对当时文史不分，文人把持史职的现象十分不满，感叹“世重文藻，词宗丽淫”，“文之于史，何相乱之甚乎”
7.关于史学功用。刘知几在《史官建置》篇中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贼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在这里，刘知几实际上是阐述了客观历史活动通过史家的记载，转化成作为精神财富的“竹帛”即史书；这种作为精神财富的史书经过后人的学习和研究，能够唤起、启迪人们的“内省”与“思齐”的要求，从而使精神财富又转化成现实历史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物质力量。在刘知几以前，有不少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都将到过史学的社会作用，但向刘知几这样从理论上进行阐述还不曾有过。刘知几强调史学的教育作用（即唤起人们的“内省”和“思齐”意识），是他论史学功用的鲜明特色。
综上所述，刘知几的史学思想有相当的进步性，对后世影响既深却远，应予肯定。同时，也要看到刘知几毕竟是一个封建是史学理论家，其史学批评的目的，在于使史学更好地为维护纲常名教，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他的“劝善惩恶”、“直书”、“实录”，是以不违背封建名教为前提的。《史通通释》的作者浦起龙曾对刘知几的封建正统立场做了如下评定：刘知几“虽口不谈道，而实种道学之胚胎；故其为言也，虽貌似拂经，而实操经、物之绳墨（原注：观《疑古》、《惑经》等篇寄愤篡夺、叛逆可知）盖其根性壹至，画而不过其坊”（《史通通释书后》）。刘知几是正统的封建史家。
第三节、典制体史书的创建
第一节、第一部宏伟的典章制度史——《通典》
一、佑写《通典》的原因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人，家庭累世仕宦。因此，他未经科举考试就直接做官了。18岁出仕，由地方僚佐开始，到封疆大吏，司徒同平章事，即宰相，同时兼理盐铁等使（3朝10年），为官50多年，历经玄、肃、代、德、顺、宪六朝。
杜佑经历了唐朝由盛而衰的发展历程，作为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一向“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旧唐书.杜佑传》）的杜佑，企图通过总结历史上政治、经济等制度的沿革变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稳定统治，重建繁荣昌盛的唐王朝服务。其经世致用的目的十分明显。
杜佑撰《通典》，也是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史记》以后的纪传体史书，都是断代史，虽然多沿袭《史记》“书”的体例，列“志”来记载各朝典章制度。但不仅篇目不同，记载也各自为政，而且多限于某一个朝代，很难从中看出历代封建王朝典章制度的沿革，分析其利弊得失。因此，无论是从封建社会发展的要求上，还是从史学自身的发展上，出现专门记载典章制度的专史，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了。开元末年，刘知几的儿子刘秩，曾依照《周礼》六官的执掌，分门别类，编出《政典》35卷，记载历代典章制度。杜佑看后很不满意，认为条目不足，内容遗漏还多，就进一步搜集资料，准备自己撰书。
杜佑长期担任地方和中央重要官职，对唐朝的各项制度及利弊得失十分熟悉。加之杜佑“性勤而无倦，虽位及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客谈论，人惮（dan）其辩而服其博，设有疑误，亦能质正。”他从大历元年（766年）开始撰写《通典》，到贞元十七年（801）完成，历时36年。（《旧唐书.杜佑传》）杜佑的个人经历及才学品质也是这部书能成功完成的重要因素。
二、《通典》的内容和编撰方法
《通典》是一部专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历史著作。共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下又设若干目，有的目下又设若干子目，每目皆有目名，其下以朝代先后为序，依次记载历代典章制度，每一朝代，又依时间为序，记载这一制度的沿革，将各种制度的沿革兴废及历代对各种制度的评价加以记载。并用说、议、评等形式发表撰者自己的主张和见解。重点在唐代，对唐中期记载最详。其所据文献，主要是《五经》、群史、以及历代士人的文集、撰述、议论。《通典》创造了综合性的典制体通史形式，奠定了独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础，扩大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领域。
《通典》的撰述特点分三个方面；即以制度分门立目，讲会通和重议论。
《通典》的撰述宗旨是“将施有政，以刈邦家”，然而要使这一宗旨付诸实现，只靠一定的原则排列史料，显然是不够的，除用论、序的形式直接阐述自己的思想外，使读者正确理解所记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杜佑采用自己作注的形式，不仅可以避免揣测他人意图产生的差误，而且可以使注文和正文思想互为补充。《通典》自注，内容丰富，按形式划分，可分为两类，即转抄前人之注和自撰之注。而自撰之注是自注的主要部分，也是最能反映杜佑思想和撰述宗旨的部分。自撰之注有传统的疏通音义的内容，但更多的是
补充、考辨史料，说明、评论正文。自注是根据撰述需要而写，与正文相辅相成，是正文不可缺少的辅翼，为反映杜佑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标志着史著注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历史文献学特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通典》的九个组成部分及其先后次序，是按照作者对政治措施的本末先后、轻重缓急来安排的，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三、杜佑的史学思想
1、对社会结构的认识与史书撰述的结合
在《通典》中，杜佑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是他把历史撰述与对社会结构的认识结合起来，超过了以前的历代史学家。例如，《史记》八书，礼乐居首，律历次之，平准第八。《汉书》，十志，天文第一，礼乐第二，食货第八。《隋书》十志，礼仪第一，音乐第二，食货第六。《通典》不记天文、五行等与政治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这是杜佑过人见识之处。这集中反映在他写的自序中：
夫理财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法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地之旨也。
杜佑的这篇序文，首先论述积极制度，然后依次论述选举、职官、礼、乐制度，以及用兵之道和刑罚设施，最后论述地方政权的建制和边防的重要。用今天的观点来看。食货是积极基础；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是讲上层建筑。其中礼、乐的核心是阐述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既是上层建筑，又是意识形态，是“教化”的主要内容，与兵刑相辅而行。据此，大致可以认为：《通典》的内容和编次，是把封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依次论述到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从中也可以看出，杜佑对封建社会基本结构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还应当指出的是，杜佑把食货置于《通典》各门之首说明，他深刻认识到，物质经济生活是一切政治措施的基础。“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如果百姓不能温饱，四散流亡，则教化既失去了对象，国家也失去了赋税来源，从这一观点出发，他特别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者，有国之本也”，（《通典卷一二》）“谷者，
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通典卷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经济中占着主导地位，杜佑的重农思想以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为中心之点。农民不固定在土地上，土地就不能耕种，谷物就不能生长，封建统治就不能维持下去。因此，在“食货”门中，他依次叙述土地制度乡村基层组织、赋税制度、户口盛衰、以及货币流通、交通运输、工商业和价格关系。杜佑对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这种逻辑认识，在以前的史学家中是不多见的，体现了他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之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2、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和大胆的怀疑精神
杜佑继承了史学史、思想史上的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进化思想。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一是反对“非今是古”，从人口、地理等物质因素分析历史进化的“势”和“理”；二是主张“变通”和“适时”，以顺应历史进步的趋势。杜佑对于秦、汉、隋、唐以来的政治形势，着重从郡县、封国的利弊，分析他们的得失，论证历史的进步趋势。他在《职官典.王侯总序》中写到：“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损益之理，较然可知。”在对待民族问题和人才问题上，也突出表现了他的“非今是古“的思想。在讲到“三代”和“立尸义”时，分析了“中华”和“夷狄”在礼俗上的同源和后来的变化，认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居巢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才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而四夷诸国，地偏气况，则多仍旧。”（《通典.卷四十八》）杜佑是从地理条件不同来说明中华与夷狄在礼俗文明发展进程上产生差别的原因，虽不尽全面，却是很有意义的见解。杜佑还根据丰富的历史事实，明确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当然就把古代“圣王”神圣的光环扯掉了。这不仅坚持了历史进化的思想，而且也是对复古论调的有力批判。关于人才问题，杜佑认为：“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才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主张通过“务勤其教”，（《通典.卷一三.选举一.序》）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这是强调教育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批评了非今是古的人才观。
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还表现在他具有鲜明的“变通”和“适时”的历史见识。他一再强调应该“随时立志、遇事变通”，（《通典卷四0》）“随时拯弊，因物利用”（《通典.卷一八五》）。正因为如此，凡是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改革和变法，以及主持这些改革的历史人物，杜佑总是给予热情赞扬和
肯定。如对商鞅变法和桑弘羊改革的赞扬和肯定，在当时都是不可多见的见解。
三、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的成熟
经邦、致用，是杜佑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同以前的历史著作相比，《通典》具有更明确的经世致用的目的。他认为，研究古代可以服务于当代，征诸前人，可以造福与后人。他撰《通典》的目的就是要总结历史经验以“资治”当代，力图挽救岌岌可危的唐王朝。所以，对于唐代的重大政治事件，杜佑是给予高度重视的。比如，他对“安史之乱”的分析，没有把事件发生的原因简单归结为肇事者个人的道德品质和主观意图，而是从宏观着眼，联系社会背景，联系国家有关制度和政策，认为“安史之乱”乃是当时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通典》的影响
《通典》的问世，在中国实数的编撰和史学的发展上是有深远影响的。他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虽然主要取材于历代正史书志，但将正史中断代的典章制度融会贯通，撰成一书，开创了我国史书编撰的新途径。受《通典》体例的影响，出现了“十通”和历代会要等“政书”类史书，成为中国史书的一个重要体例。
杜佑撰《通典》在搜集材料上也花了很大工夫。加之杜佑治学严谨，所用材料，大多经过考证，比较可靠。《通典》所引用的史料，不少已失传，所引文集奏疏等大部分早已散诣，所以，《通典》又为史料辑佚和校勘工作提供了珍贵的来源和依据。特别是《隋书》以前的史书，都可用《通典》来校对和比较。王国维从《通典》中辑出杜环《经行记》，陈垣从“乐门”中辑出《魏书.乐志》向来所缺的一页。至于唐代的史料，《通典》的史料价值更大。
五、断代典制体的出现-《唐会要》、《五代会要》
在典制体通史出现的同时，又出现了“会要”这种传记断代典章制度的史书体裁。
唐德宗苏冕“缵(zuan)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世”（《旧唐书.苏弁bian传》，上起唐高宗，下迄唐德宗，记述九朝典制行事，这是会要体的创始。唐宣宗时，又命崔铉监修，杨绍复等人撰成《续会要》四十卷，续记了德宗以后史实。北宋初年，王溥(pu)对以上两书重新加以整理，并续撰了宣宗以后至唐末之事，共为百卷，好曰《新编唐会要》，后世省称《唐会要》，作者只署王溥之名。这是专记一代典制的会要体史书的第一部。该书无总的门类，仅列有细目，计有571目。后世对《唐会要》评价很
高，这是因为它的主要部分撰定于中唐、晚唐时期，书中保存的唐代史料十分丰富，多数是新、旧《唐书》没有记载的。王溥在编撰完《唐会要》以后，又撰成《五代会要》30卷，共有273目。王溥是后汉进士出身，做过秘书郎，后周时又做到中书侍郎。他对五代各项制度非常熟悉，所以《五代会要》保存的资料相当丰富。众所周知，五代时期史料贫乏，正史所记典章制度更为简略。《新五代史》只有《司天》、《职方》二考，现行《旧五代史》又是辑本，五代典章制度就靠《五代会要》保存了。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读五代史者，又何可无此一书哉！”。
会要体尽管是苏冕所创始的，但其分类编撰方法是由王溥所完成的。
第四节．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撰述及五代所修《旧唐书》
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撰述，是这个时期的重要史学成就之一。隋唐时期，人们对于民族关系和民族史的认识，具有超越前人的开阔视野和新的境界。隋炀帝时，裴矩撰《西域图记》一书，认为隋代是“混一诸夏”、“无隔华夷”的时代；若对少数民族历史“有所不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隋书.裴矩传》）这当然还是在宣扬隋朝的强大，但他重视民族史撰述确是出于自觉的需要唐初史家不仅承认少数民族历史为“正史”的内容，而且也撰写这样的“正史”，这是他们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新贡献。《晋书》载记对于石勒、慕容傀、慕容德、赫连勃勃等十六国统治人物也都有一些很好的评论。杜佑《通典.边防典》共十六卷，可以看作是当时一部翔实的民族史和域外情况的撰述。杜佑提出的“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的见解，从文明发展进程上来看待华夷关系，是历史进化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晚唐时期，民族史撰述有所增多，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原与“四夷”的关系史，一是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可惜的是这些著作大多已经散失，保存到今天的只有樊绰的《蛮书》。这是一部关于云南历史和现状、自然与社会的内容丰富的著作，而书中关于唐朝与南诏之关系史的叙述则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一部珍贵的民族史著作，多为后人引用。
这个时期，关于中外交通史的撰述，贾耽的《皇华四达记》和杜环的《经学记》是很重要的成果。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撰述，佛教僧人有突出的贡献。《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海内寄归传》、《往五天竺国行传》都是知名之作。其中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被称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
五代十国时期修撰的实录和前代史现大都失传，基本上保存完整的只有后晋史馆修撰的《唐书》。参加修撰的有赵莹、张昭远、贾纬、赵熙。前期的监修是赵莹，成书时是刘煦监修，故署名刘煦。《旧唐书》四年成书，距唐亡仅仅38年。其中包括本纪20卷，列传150卷，志30卷，凡200卷，记唐朝290年史事。原名《唐书》，到了宋代，为了与《新唐书》相区别，遂称为《旧唐书》。
唐朝是中国古代的太平盛世，历时时间长，史料丰富，有许多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世总结借鉴。可是历经安史之乱，唐末农民起义等战争，唐朝国事、实录等史料遭受严重破坏。五代的后梁、后唐两朝，都曾收集史料，欲编唐史，终因史料不齐，未能成功。至后晋天福六年，高祖石敬瑭下令史官编修唐史。当时搜集到的史料如史官贾纬所奏，“自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至文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惟武宗有实录一卷，余皆阙略”。（《五代会要》卷一八）为此，贾维特意编修《唐朝补遗录》65卷，补武宗以后的史实。由此可知，后晋修《旧唐书》时，主要缺少宣宗以后的国史和实录，故史官们也为此而遗憾，“惜乎简籍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吮墨挥翰，有所慊然！”《旧唐书、宣宗纪》。
史料虽有不足，但后晋去唐不远，史官们四处搜求散佚典籍和遗闻旧说，尽其所能搜集唐代史料。监修赵莹拟定了“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五代会要》卷一八）的编修原则，因此《旧唐书》编修时主要依据唐实录和国史等史料，穆宗长庆以前史料充分，多抄录国史实录原文，详略有法，取舍适当。宣宗以下既无实录，又不见国史，全靠史官四处搜集散佚典籍杂史，来之不易，故格外珍惜，于是编修时尽量将搜集到的史料保存记载下来，以免再次失落，但后半部的内容也因此而显得繁杂。对此，后代学者多有评论。《四库全书总目》曰：“大抵长庆以前，本纪惟书大事，简而有体；列传叙述详明，瞻而不秽，颇能存班范之法。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枝蔓；列传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崇遇，不具首尾。”
总的说来，《旧唐书》编修特点是抄录实录国史原文，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原始史料。这是后晋史家的一大功绩，历代史家也对此予以肯定。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就多采用《旧唐书》中的史料，亦可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旧唐书》的最主要缺陷是前详后略的不平衡格局，又缺乏选择剪裁之功，使宣宗以下的内容显得烦琐冗杂，还有疏漏谬误，加之出于众人之手，也有矛盾重复之处，如一人多传等情况。此外，国史、实录原文多有回护，而《旧
唐书》作者照搬照抄，自然也把这一缺点继承了下来。如高宗皇太子宏死，实为武后所鸩毒，而《高宗本纪》只书“皇太子宏薨于合璧宫之绮（qi）云殿”。
自宋仁宗时，《新唐书》编成问世后，《旧唐书》就受到官方冷落，一直流传不广，仅有南宋绍兴年间朱倬的刻本。到明代则见不到完整的宋本了，明嘉靖十四年，闻人诠在苏州王氏家得到纪志，于张氏家寻得列传，与沈桐一起校勘了四年，重新刊印，此即为明刻本。至清乾隆年间，《旧唐书》列于二十四史，沈德潜又具明本，掺照他书校勘，得以重刊，即现在通行的武英殿200卷本。其内容和刘煦的原书不尽相同，恐仍有脱漏改增之处。近年影印的百衲本《旧唐书》约有三分之一来自南宋本，其余以明本补充，较为完善。
第五节、历史思想的发展
一、治国论的丰富
隋唐五代时期的史学，在历史思想方面的发展，突出地反映在关于治国的理论、关于君主的理论、关于“封建”的理论和关于民族的理论等方面的认识。
关于治国理论，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有深刻的讨论和系统的论述。其中，大多是关于兴亡成败的认识和治国方略的探讨。这里，又有这样几个层面上的问题：
第一，是关于历代兴亡成败的认识。唐初政论家、史论家马周曾经向唐太宗上疏，备言历代兴亡成败之故，认为：“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惟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同时，马周还总结了这样一个规律性认识：“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炀帝大业之初又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齐、魏也。故京房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诫也。”（《旧唐书、马周传》）马周从“节俭于身、恩加于人”说到许多帝王“不知其身之失”的通病，看起来好像没有什高深的道理，但却道出了历代君主很难越出的一层藩篱，于治国之道至为重要，不亚于贾谊的《治安策》（毛泽东读《新唐书、马周传》，称马周此论是“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隋唐时期，也有许多讨论政治兴亡的名篇。
第二，是关于隋亡原因的认识。“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这是《隋书》史论对于隋朝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的概括。
唐继隋而起。隋何以亡，唐何以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犹如西汉初陆贾受刘邦之命作《新语》一样，（参见《史记、俪生陆贾列传》）成为《隋书》史论极为重视的中心问题。
《隋书》史论的作者注意从变化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认为隋朝“衰怠”、“乱亡”的原因，“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隋书、高祖纪》后论）；而着重分析了隋亡“成于炀帝”的种种政治原因，指出：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戳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隋书、炀帝纪》后论）这一段评论，把隋炀帝统治时期骄横残暴的政治揭示得极为深刻。联系到隋炀帝严刑峻法、穷兵黩武、营造无日、巡幸不止等等做法，这个评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其中有些见解，如说隋炀帝的“淫荒无度，法令滋章”等等，就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失为正确的论断。这些议论，是接触到了隋朝灭亡的某些根本问题了。
第三，是关于治国方略的认识。这个时期史学家在这方面的撰述，以吴兢（670——749）的《贞观政要》最为突出。
《贞观政要》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书，而是一部按照专题写成的政治史，它记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和历史。在他看来，唐太宗君臣“垂世立教”的美德、“典谟谏奏”的词理，都是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的因而具有“焕乎国籍，作鉴来叶”的作用，既能使历史生光，又能作未来鉴戒。这些，便是吴兢撰《贞观政要》的出发点。他的根本目的，是“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希望唐代的统治者都能以太宗君臣为楷模，那么天下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贞观政要》共10卷40篇，因是“随事载录，用备劝戒”，所以每篇都有一个中心，每卷大致也有一个中心，如：为君之道、求贤纳谏、历史鉴戒、教戒太子、道德规范、正身修德、学术文化、刑法贡赋、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等。它的总的宗旨是：“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
《贞观政要》一书历史编撰学上是有独特的成就的。吴兢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按照专题分类，记述一朝的历史。这与
所谓起居注、实录、国史均有所不同。用这种体例写历史，在这之前是很少有见的。《贞观政要》为唐代以后历代封建景仰和讴歌，这当然是因为“贞观盛世”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缘故，同时也和《贞观政要》一书在历史编纂学上的特点及其得以长期流传分不开的。
《贞观政要》在史料方面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这是因为：第一，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多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较早的一部史书；第二，吴兢长期担任史官，可以接触到实录、国史和其他重要文献，他的《贞观政要》也因此保存了较多的贞观年间的重要史实；第三，比《贞观政要》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的史实，有许多方面也都不如《贞观政要》详尽。鉴于上述原因，《贞观政要》就成了反映我国唐代贞观年间历史的一部及其重要的文献。
在治国方略上，《隋书》史论也寄寓着作者的现实理想。
“所居而化，所去见思”。这是《隋书》史论竭力提倡的一种良好吏治和统治秩序。《隋书》史论认为，要避免重蹈秦、隋之亡的覆辙，还必须对各级官吏提出“立身从政”的严格要求，从而建立起一种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魏征在《隋书》史论中，突出宣扬“循吏”的作用，认为：“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隋书循吏传》序）认为“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主张通过教化来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做到这些，就能统治人民，管理政务，天下安定。在表彰循吏的同时，在《隋书》史论中还对那些庸俗、贪婪、无能的官吏给予有力的鞭笞。譬如：他嘲笑李穆，说他先事周，后事隋，“见机而动”，既无“贞烈”、亦无“忠信”，而其子孙“特为隆盛”，这是：“得之非道、可不戒屿！”（《隋书》卷三七后论）他在宇文化及等传的后论中又说：“枭獍凶魁，相寻菹(zu)戮，蛇豕丑类，继锺诛夷，快忠义于当年，垂炯戒于来叶，呜呼，为人臣者可不殷鉴哉！可不殷鉴哉！”显然，魏征之所以对这些人要奋笔怒斥，大加责罚，有着两个目的：一是提醒统治集团，绝不可依靠这些人来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二是告诫各级官吏，要以这些人为鉴戒，从中汲取教训。这些史论的现实意义，则是希望唐初统治集团能够选拔一批真正的人才。
二、君主论的发展
第五章封建史学的成熟——隋唐五代史学隋唐时期，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封建史学的成熟时期，这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是私人修史受到了限制，皇家加强了对修史的控制，并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完善了相应的史官制度，管修实数成绩斐然。第二，是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逐步摆脱了经学的羁绊而卓然自立的地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反映在文献整理和科举考试方面尤为突出。第三，是出现了对史学进行总结的专书，史学批评趋于成熟，标志着史学的发展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第四，是在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典志体实数这一新的表现形式，表明制度史的撰述受到了史学家的重视，从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扩大了历史撰述的领域。第五，是通史撰述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和历史笔记开始发展起来。史学发展中这些新的内容，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反映出历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节、唐初史馆的确立和官修史书的成就 一、唐朝史馆的设立 1、隋禁私修国史和唐初设立史馆 隋唐时期，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这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上都有明显表示。隋文帝时期，大量收集和整理典籍史料，为唐朝官修前史打下了基础。为了加强对史学的控制，开皇十三年下诏：“人间有撰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文帝纪》）从此，任何人未经朝廷允许都不能擅自撰修国史，这一方面限制了隋朝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唐出史馆制度的确立。 自东汉到隋朝，虽已出现了官方修史的形式或机构，但始终未能形成定制。贞观三年，，唐太宗因武德年间萧禹等人修史未成，认为很有必要加强史馆领导，建立史馆制度，并由宰相监修，“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旧唐书.职官二》）从此，这种官修形式成为定制，历代相沿，直至清朝，无一例外。 2、唐初设馆修史的原因 （1）、政治统一。自汉末到隋统一前，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至隋唐才重新统一起来。随着政治统一，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思想意识也须高度统一，才能巩固统一局面。唐处统治者深谙此理，因此设立史馆，组织史官编修前代史和
史学史绪言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关于中国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演变的规律。当然这是一个广义的研究对象，而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对于其中的某一个段落、某一个专题，甚至是某一个史家、某一部史书的研究，也可视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围：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趋势。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较具体的表述：中国史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包括史学的时代 特点和史学自身的阶段性特点； 各种有代表性的特色及其社会影响； 史学与社会的互动作用； 史学发展与相关学术领域的关系； 史学家的历史认识（历史理论）的发展； 史学家的史学认识（史学理论）的发展； 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如历史的进步及社会生活的日 趋复杂与史学内容的逐渐丰富的一致性，不同的历 史观点、史学观点的矛盾、辩难促进着史学的进步， 求真与致用的辩证统一，史学家作为一个整体总是 在历史进步和史学发展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等。学习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目的：史学本是历史的重要产物之一，因为它反应并记录着人类创造文明的足迹和业绩，而世世代代的人们又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的伟大创造，从而得以接受历史的种种赐予：知识，经验，智慧和精神。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就是帮助我们去认识历史和史学的这种关系，进而从中受到这种种赐予的熏陶和启示。 这一基本目的表现在：认识中国史学的特点（连续性和丰富性） 认识史学同社会的密切关系，提高我们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从价值观上把史学置于科学和社会中应有的重要地位； 认识求真与致用是史学之学术品格的两个方面，他们是辩证统一 的关系，既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对立的。 认识史学遗产的现代价值，以其优秀成果为养料，滋补当今史学 的发展； 认识并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使其成为历史学界学风 建设的助力之一； 认识史学发展的规律，使史学史的研究成为自觉的创造性的学术 活动； 认识中国史学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语言生动等民族特色，使其 进一步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学习中国史学史的方法：首先，要以中国通史的知识为基础。 其次，要有辩证的思想和方法。 再次，要适当接触一些史学史上的名篇、名著，以加深对它们的认 识和理解，并举一反三。 最后，要学以致用，联系实际，尤其是古今优秀历史学家对史学的 神圣使命感和对社会的崇高责任感，以及对自身修养的严格要 求，都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史学史 导论 史学史概念的提出：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东汉班彪《史记后传〉、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唐刘知几《史通》、宋《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南宋郑樵《通志.总序〉、清章学诚《文史通义〉 史学史研究的任务：（1）研究关于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的特点；（2）研究史官、史家与史学思想；（3）研究史学与社会的关系；（4）研究史学发展与相关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5）研究史学发展的规律性等。 ①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 ②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③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④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 （6）李炳泉等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大出版社1997年）。 第一章中国史学的起源和发生 第一节：远古的传说和原始的历史意识 一、远古的传说：有巢氏、燧人氏、大禹治水、黄帝战蚩尤等。 居住的情况：《庄子盗跖〉：“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民皆巢居以避之。”“暮栖木上”。 饮食情况：《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 生产工具：《易·系辞》记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 婚姻状况：《商君书·开塞》“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吕氏春秋·恃君览》“无亲戚夫妻男女之别、上下长幼之道”。 人类征服自然的情况：大禹治水，女娲补天（见《淮南子·览冥训》）、羿射九日（见《淮南子·本经训》）等。 二、原始的历史意识：（1）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上产生两种思想：人定胜天、对自然的迷信。（2）衡量英雄人物的主要标准，看其能否献身公共利益。（3）重视生产斗争知识。 第二节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和年代 一、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文字的发明、历法的产生、史实的发生、统治阶级的需要。 二、史学产生的年代：始于夏朝。《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件的汇编。《尚书.甘誓〉是夏启讨伐有扈氏的誓师词。据专家考证，该篇成于商代。 第三节先秦史官的设立及其职责 一、我国古代早期史官的设立及职掌：史的含义；商朝的史官：“作册”、“史”、“尹”、“太史”、“内史”等及其职掌。 二、周朝史官的设置及分工：“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奠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之冢宰”。 第四节孔子以前的史学和孔子修《春秋〉 一、孔子以前的史学：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八索》的不可信。 可信的史书：晋《乘》、郑《志》、楚《梼杌〉、鲁《春秋》、秦《秦记》等大多数亡佚。 二、孔子据《鲁史》修《春秋》：记事的原则“据鲁”、“亲周”。 三、孔子删定《春秋》对史学贡献：（1）开创了私家修史的先河；（2）创立了编年史的雏形；（3）属词比事，提出了一套历史编纂方法；（4）重人事而不宣扬鬼神。 第五节战国时期的史学成就 一、完备的编年体巨著——《左传》：关于《左传》的作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左传》完成了编年体的创造；《左传》记事的特点；《左传》的局限性。 二、多种史著的撰述：编年体：《竹书纪年〉、《穆天子传〉；谱牒类：《世本〉；语类：《国语》、《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其它史著：《逸周书》、《仪礼〉、《周礼》、《山海经》等。 思考题： ①史学产生应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②《春秋》是怎样一部史学著作？ ③孔子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 ④《左传》是怎样一部史学著作？战国时期主要还有哪些史著
第四章封建史学的成熟——隋唐五代史学 一、史馆制度的确立和唐代官修史书的成就 隋唐五代是中国封建史学的成熟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分裂割据之后，隋唐时期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大统一。特别是唐代，经济繁荣，中外交往频繁，文化发达，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五代时期，中国再次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统治者重视史学的传统被继承下来，史学仍处于发展之中。总之，这一时期封建史学的成熟表现在多个方面，史馆制度的确立和大量官修史书的出现，就是其重要的表现。 1、史馆制度的确立： ①隋代的修史机构及史官制度： 隋朝建立后，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国家的统一，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隋初，秘书监牛宏“请开献书之路”，隋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多方搜求，当时存放图书的“嘉则殿遂至三十七万余卷”，修史有了较好的基础，可惜一则隋文帝、炀帝对史学都不够重视；二则隋朝国运短促，大规模的修史还未及展开已经覆亡。隋代的修史机构，继承了北齐以来设官修史的传统，以宰相监修国史。但此时史馆制度仍未真正建立起来，宰相监修不过挂名而已。只有隶属于秘书省的著作曹，才是真正的修史部门。 这一机构始建成于开皇初年，主要撰修前代史、国史和采集民间歌谣，撰集成书。著作曹有郎、佐郎、校书郎、正字等，共14人（隋时人数时有变动，少时10人，多时达40人），国史撰修由著作郎主持。除此，还有修史臣和同修国史等。隋初由著作郎负责撰起居注、实录等，开皇十三年（593）后，以隶属门下省的员外散骑侍郎掌起居注。大业元年（605），减内史舍人4名，加置起居舍人2名。这是中国史官制度史上第一次设专职起居注官员，它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古代的记注制度，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上的重要事件。它为国史撰修建立了一套官方史料系统，编年体实录、纪传体国史都是在此史料系统之上修撰写成的。这种记注制度被一直沿用到清代，对后代修撰前代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隋朝虽有专职史官，但若遇有较大规模的编撰工作，还是会临时抽调大批才学之士参与。隋统治者对史书修撰控制较严，著作官的选任都很谨慎，选官标准前后也有变化。前期多为才学之士，后期则以皇帝身边的亲信大臣为主。 ②唐代的史馆及修史制度： 唐承隋制，初期史官建置大体与隋同，只是略有变动，但唐统治者十分重视史学，唐初统治者在组织编撰前代史的同时，又通过史馆控制史书的修撰。贞观三年（629），太宗于禁内置使馆，隶门下省，以后史馆制度逐渐完善起来。开元二十五年（737）改史馆隶中书省。史馆成为撰修国史的专门机构，取代了原来著作局的工作。著作局不再负责史书的修撰，虽然仍隶属秘书省，由著作郎、佐郎分判局事，但已只是专门“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著作局的官员如著作郎、佐郎等只有黄帝诏准参修国史，才能兼史职，到史馆修史。从此，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下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国史修撰与一般文书的编撰有了各自不同的机构。 唐代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进一步明确，成为定制。监修者均为中书门下三品以上长官。唐代宰相监修国史与前朝不同，有着明确的责任：首先是领旨接受修
中国史学史论文3000字 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分期研究述评 内容摘要： 研究与撰述史学史，分期问题无法回避。近五十年来（1950——），有关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成果甚丰，分歧很大。综览各家观点，评判得失利弊，对推进21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研究与撰述史学史，分期问题无法回避。近五十年来（1950——），有关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成果甚丰，分歧很大。综览各家观点，评判得失利弊，对推进21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一、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研究的两次高潮 五十年来，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曾经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代中前期，第二次是20世纪代以来。 教育部召开文科教材会议，史学史被列入教材计划。以此为契机，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引起史学界关注。北京、上海、广州、济南、武汉、西安等地高校、史学会及研究机构先后召开了多次学术座谈会，就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内容，研究的目的、意义等问题进行研讨，其中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是讨论的热点之一。老一代史学家白寿彝、齐思和、刘节、贺昌群、陈千钧、方壮猷、王毓铨、尹达、孙毓棠、何兹全、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韩儒林、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余兆梓、李平心、田汝康、郭圣铭等都发表了对中国史学史基本问题的看法，对中国史学史的阶段性分期以及分期的标准，提出了不同
的见解。当时的讨论有不少分歧，但多数人已注意到中国史学史的分期要反映出史学史自身的发展过程，既不能与中国历史的分期相差太远，又不能将对历史的分期照搬到史学史的分期中，“大家同意基本上跟整个中国社会阶段的发展相照应，但社会变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一般总要晚些”（《关于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白寿彝、齐思和、刘节、贺昌群、陈千钧等人还进行了具体划分，试图将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引入深入。可惜不久“文革”爆发，这次有关史学史的讨论被迫中断，分期问题也就被搁置起来，再也没人提起。 20世纪代，随着历史学科的再度兴盛，史学史研究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著作先后问世，代没有解决的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再一次被提出讨论。陈其泰、仓修良、施丁、陶懋炳、瞿林东、张孟伦、陈光崇、许凌云、高国抗、邓子美、李宗邺、王树民、朱杰勤、吴怀祺、范沛潍、彭忠德、张家璠、吕美泉、宋衍申等史学史专家和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分期方法。他们或著文专论这一问题，或通过专著体现自己的观点，论证更加充实而深入。纵向上看，这一时期的分期讨论，有对代讨论的继承，但更多的是提出新见。横向上看，这一时期的讨论涉及的问题更多，所依据的分期标准更加不同，分歧也就更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代有关史学史分期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上，付诸于史学史编撰实践的极少，只有白寿彝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刘节写出了《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刘节著《中国史学史稿》系曾庆鉴等人据刘氏遗稿整理而成），且都是讲义，系内部印行，传播不广。代以后，理论探讨与著史实践并重，大量史学史著述出版，据朱仲玉统计，就达16种之多（《中国史学史书录续篇》，《史学史研究》第4期）。近几年来又有这方面的著作出
【摘要】中国史学史，何谓史学？史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问。而梁启超先生也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 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梁启超；史学研究 看到题目，单从字面上的字就能看出他的著作都与中国史学有关。《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朱维铮先生的上课讲义稿。而这本书，是其学生廖梅和姜鹏在朱教授故去后整理而成。关于作者，也许他没有像梁启超先生那样的史学家“人人皆知”，但是，朱 维铮教授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依旧给后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朱维锋，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和梁启超有着“血缘关系”，两位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但是如果从学术史脉络说， 朱维铮是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再传弟子，也是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学术传人。也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史学史讲义稿》中可以看到梁启超的一些观点。 朱先生在其1979年制定的中国史学史教学大纲就曾说明“中国史学史这门课的设置，便 是为了帮助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有个简单而系统的认识。对于少数有志与从事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学生，则起到了引导入门的作用。”这就是朱先生上这门课的 目的，也是让读者看完这本书而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知道中国史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国史学史，何谓史学？史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问。而梁启超先生也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 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在 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朱教授讲中国史学史，他侧重考察史著、体裁、史学意识与社会存在和统治思想的关系，从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经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关照中国史学史，着重揭示意识形态对史学编纂形式和历史观念的影响。一本书就好像一个故事，而这本书就好像从来没有听过的新故事，你会充满着好奇心，我想，阅读它就是被这个新故事吸引所开始的。 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著作当属《春秋》，他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史书。除了编年史，以后的几千年间相继出现了很多新的编写历史的方式，比如断代史、国别史等等。中国历史的编纂形式多样，也能体现出我国古人的智慧，也是我们中华的上千年来的文明的体现。而中国的编纂史将告诉你，我们的先辈处理“历史怎么写”的故事。从殷周青铜器铭文的产生 和最早的历史档案的发现，到出现了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此后的各种史书曾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百花争鸣、百家齐放，战国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的复杂变化，也引起了思想界的活跃，关于诸子百家的代表庄子、孔子、韩非子等等。每一个大家都对历史的本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章中国史学的起源和发生 第一节远古的传说和原始的历史意识 一、史·历史·史学 1.何谓之“史”？ （1）《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2）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史，记事者也，象手执简形”； （3）“史”的原意就是指掌握文献记载的一种官职。 2.历史是指一是指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是指历史的记载。 3.史学是指一门学问，一门以人类客观的活的历史为对象，利用各种史料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规律的科学。 二、远古的传说 1.阅读以下内容，思考远古传说具有哪些史料价值？ 2.从远古传说看人类原始的意识： （1）在对待自然和人类自身关系上，产生了两种思想：一种是相信人类是可以征服自然的；另一种是对自然的迷信； （2）衡量英雄人物的主要标准是看其是否献身公共利益； （3）重视生产斗争知识。 远古传说 居住情况：“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民皆巢居以避之”，“暮栖木上” 饮食情况：“上古之世，……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 生产工具：《易·系辞》记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 .婚姻状况：“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人类征服自然的状况：大禹治水，女娲补天 三、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 1.文字的发明； 2.历法的产生； 3.史学意识的产生 四、史学产生的年代 我国的史学产生于奴隶社会，产生的内在因素是：奴隶社会的统治阶级需要史学为其统治服务。可追溯到夏商时期 第二节先秦史官的设立及其职责 一、我国古代早期史官的设立及其职掌 1.传说中黄帝时有史官仓颉、沮诵，舜时有伯夷，夏有终古。 2.商的史官：甲骨文作“作册”、“史”、“尹”、“太史”、“内史” 。 二、周朝史官的设置和分工 1.周朝史官的设置及分工； 2.从夏商周看史官的任务：一是关于人事方面，一是关于天道（宗教迷信）方面。 周朝史官的设置及分工 1.《周礼》中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称：其中“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即治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奠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八枋：爵、禄、废、置、杀、生、予、夺）“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之冢宰” 。 2.另有女史负责后宫记录。
中国史学史讲义 先秦史学 一、传说、官书和史诗 1、传说 口耳相传史学的源头 传说包含两大类： 1)战胜自然灾害和在生产中取得成功的传说 治水（禹、女娲）干旱（羿）耕稼（弃，也称为稷或后稷，成了农神） 2)氏族由来和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传说 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始祖 禹：从鲧腹中生契：简狄吞了燕子的蛋，生了契弃：姜源践巨人迹怀孕所生 原始战争（黄帝与蚩尤之战） 传说与史学的关系 2、官书 1)卜辞和金文，是中国历史上目前所知最早的官文书。 卜辞和金文同史学产生的关系 2)《尚书》 历史鉴戒《酒诰》“罔（无）敢湎于酒”、“荒腆于酒” “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 3、史诗，指《诗经》中的《大雅》 史诗与史学的关系 二、国史和《春秋》 1、国史 《左传》“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国语》“习于春秋”、“教之春秋” 《墨子·明鬼下》“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齐之春秋” 《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
《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国史的特点及与史学的关系 2、《春秋》 三、私人历史撰述的发展 1、《左传》和《国语》 1)《左传》 2)《国语》 3)《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三传、《春秋外传》 2、《竹书纪年》、《世本》和《战国策》 1)《竹书纪年》 《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五年（279年）冬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束皙、荀勖、和峤、杜预 2)《世本》帝系、本纪、世家、传、谱、氏姓、居、作雷学淇、茆泮林两种辑本 3)《战国策》 4)《战国纵横家书》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 3、多种撰述 《山海经》、《尧典》和《禹贡》、《仪礼》和《周官礼》 四、先秦诸子历史观 1、损益史观 孔子《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2、复古史观 老子《老子·十四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3、循环史观 孟子《孟子·滕文公下》“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4、进化史观
《中国史学史》教学大纲 【说明】 中国史学史是近年来中国史学新树立的一分支学科，其主要阐述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阐释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从而做出系统的自我批评与自我总结的一门高等学校的必修专业课程。任务和目的： 中国史学史的主要任务，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古今历史著作，探索史学思想的源流、派别及史学本身发展的规律，考察历史知识积累的过程和历史编纂方法的演变等。中国史学史的基本任务，是运用唯物史观，通过对中国历代史家和史著的分析研究，阐述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揭示中国史学发展规律，探明中国史学前进的方向、途径与动力。中国史学史的重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学遗产批判地进行总结，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发扬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促进我国史学的发展。具体而言中国史学史的任务为：第一，关于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特点（史学的时代特点或史学自身的阶段性特点）。第二，史官、史家与史学成果及其特点。第三，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第四，史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第五，史学发展与相关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第六，史学发展的规律（历史的进步与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与史学内容的逐步丰富的一致性，不同的历史观点、史学观点的矛盾斗争促进着史学的进步，求真与致用的对立统一，史家作为一个整体总是在历史进步和史学发展中不断完善着自己等等）。 教法原则建议： 本大纲和现在所能见到的同类大纲相比，试图在以下这几个方面提出独立见解，现就其特点和教法原则建议阐述如下：第一，在内容方面，力图在阐述清楚中国史学发展之全貌的基础上，适当突出这一发展过程中之理论成就的积累，并尽可能兼顾到有关认识历史的理论和有关认识史学的理论。在这方面，现有的一些著作，给人们留下了可以发挥的广阔空间，希望教者做一些拾遗补阙的事情。第二，在分期方面，不刻意探求以今天的社会发展分期观点与史学发展阶段相结合的分期方法及其结论，也不刻意探求从史学自身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来划分它的发展阶段性的分期方法及其结论，而是采用长期以来人们比较习惯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时段划分；这样做的好处是，或许可以使更多的学者在他所熟悉的历史时段的框架中去认识该时段史学发展的面貌。第三，在历史进程与史学发展方面，于横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相关历史时段的社会面貌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于纵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史学自身萌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相关历史时段中所显示出来的主要特点或发展趋势，从而力图历史地和逻辑地采阐明中国史学的面貌。第四，在指导思想方面，采取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兼容并包的思想为主导，处理好学术争鸣与主导思想之间的关系。 授课时数建议： 讲授总课时建议为54课时，每周三学时，一般应安排在第二学期。 【正文】 绪论 教学目的：史学史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对史学的认识。其主旨是把从历史上认识史学同从理论上认识史学结合起来。我以为，在我们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时
中国史学史 绪论 一、“史学”的产生 第一，从上古直至近代，历史记载和历史著述在时间上连续不断； 第二，史籍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 第三，史学与政治联系紧密，史学的社会功能明显； 第四，史家群体成员广泛、队伍庞大，撰史者各代都有； 第五，中国古代官方、私家都对史书义例、史学方法、修史制度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讨，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第一章中国史学的起源和产生 教学目标： 1.了解中国史学发展的起源、史学产生的条件； 2.理解孔子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3.重点掌握《左传》的历史贡献。 第一节史学的起源 一、远古的传说 远古传说在先秦古籍的记载中保存和流传下来：有居住情况、饮食情况、生产工具、婚姻状况、人类征服自然的情况及军事战争。 这些神话传说是中国史学的滥觞：是最原始的“口述史”，是研究原始先民历史的资料。 二、原始的历史意识 （1）在对待自然和人类自身关系上，产生两种思想：一种是相信人力可以征服自然；一种是对自然的迷信。 （2）衡量英雄人物的主要标准，看其能否献身公共利益。 （3）重视生产斗争知识。 这些原始的历史意识，是历史记述赖以发生的前提。 三、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 （1）文字的发明：最古文字是殷墟甲骨文。 （2）历法的产生：从原始社会以后逐渐形成三类历法：阴历、阳历、阴阳
合历。 （3）史学意识的产生 第二节先秦史学的产生 一、我国古代早期史官的设立及职掌 商朝的史官，甲骨文称“作册”、“史”、“尹”、“太史”、“内史”。 西周金文有“作册”、“内史”、“内史尹”。《周礼》中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之称。 经过漫长发展，中国史学已初具雏形，标志： 第一，天子与各诸侯国均设置史官。 第二，开始形成按时间顺序记载历史的形式。 第三，初步认识到历史对于现实的鉴戒作用。 第二节孔子修《春秋》 二、孔子据《鲁史》修《春秋》 1.《春秋》诞生的条件 （1）商周以来不断积累的各种档案，春秋时期各国的国史，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2）从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到诸侯国史，使编年体逐步得到发展，在写作技术上已成为可能。 （3）春秋晚期的“礼崩乐坏”，使传统的“学在官府”制度瓦解，学术下移，私家修史成为可能。（4）孔子的忧患意识。 2.《春秋》的主要内容 (1)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十二公、共242年历史。 (2)主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经济文化方面； 3.孔子《春秋》对史学的贡献
中国史学史教学大纲 一、说明 （一）课程性质 中国史学史是历史学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是与《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相对应的基础课程。中国史学史是研究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旨在对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做出系统的自我批评和总结。 （二）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以下基础知识：中国史学的诞生、发展的基本过程和规律，掌握各时期史学的特点、重要史家、史著及史学流派、修史机构的基本状况，批判地继承祖国丰富的史学遗产。通过学习，使学生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历代史家的史学思想、方法，为他们今后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批判地继承祖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教学内容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规律及其阶段性特点；各时代史官、史家与史学成果及其史学地位；史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史学发展与相关领域学术文化的关系；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发展。 （四）教学时数 本课讲授一学期，每周2课时，共36学时。 （五）教学方式 以讲授为主，阅读（代表性史著）与写作相结合，深入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课堂教学与课后阅读相结合，理论讲授与学生的自主研修相结合。 二、本文 第一章绪论：史与历史 教学要点：史学史概念史学史研究的对象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畴与任务 第二节中国史学史的分期和特点 第二章中国史学史学科 教学要点：史学史四要素中国史学史思想的组成 教学时数：2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形成 第二节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现状 第三章上古传疑史学
教学要点：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正事归为史 教学时数：2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传疑人物——史学的萌芽 第二节正事归为史——传疑史学之形成 第四章史学的创立与传统史学的形成 教学要点：夏商史官中国史学成熟 教学时数：3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中国史学的产生——夏商时期的史官 第二节中国史学成熟的标志——孔子与《春秋》三传 第三节战国时期的其他代表性史著 第五章秦汉时期的中国史学 教学要点：太史令究天人之际纪传体 教学时数：3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司马迁时代与《史记》的成书经过 第二节《史记》的内容特点及史学地位 第三章秦汉时期的其他代表性史著 第六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教学要点：“别职”修史私家修史 教学时数：3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别职”修史 第二节专职史官、专门修史机构的设置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代表性史著 第七章唐五代时期的史学 教学要点：皇家修饰二史八书《通典》《史通》 教学时数：3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皇家修史制度的确立 第二节唐五代著名的史官 第三节唐五代史书新体例与代表性史著 第八章两宋时期的史学
中国史学 第一章史学的产生 第一节失学的萌芽 一、中国史书的特点： 1、记述的连续性； 2、内容的丰富性； 3、体裁的的多样性 二、史，历史，史学 “史”字，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原意是指掌握文献记载的官职（史官）。 “历史”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指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即活的历史事实；一指历史的记载，即被史学家认识或掌握了历史事实。 “史学”是指一门学问，一门以人类客观历史为对象，利用各种史料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规律的科学。它相当古老，且无所不包，但“史学”一词，产生较晚，“史学”由产生到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也由一个历史过程。 三、口述史事和三代史诗 口述史是最早所传播历史的手段，它不仅在文字产生之前，在文字产生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仍是一种重要形式，直到文字记载发展比较成熟，书写工具比较方便之时，口述史事才被记载并保存下来。在先秦口述史事一直在史事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 传说的历史（口述史事）内容有两大特点：1是传说人物被神话；2是英雄人物都是群众利益代表者。这既反映了当时认识水平的底下，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历史观点。 三代史诗是指夏商周时期以神话故事、历史传说为主要内容而编成的史诗。它们都是经过长期流传，不断加工完善起来的众人的作品。今天能见到的三代史诗主要保存在《诗经》中，三代史诗与历史传说一起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内容，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并对后来的某些史体有创始之意。 《诗经》 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把《诗》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始称《诗经》，汉时赵人毛苌所传的《毛诗》独传，故又称《诗经》为《毛诗》。《诗经》创作的年代由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历时五百年之多，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是贵族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为歌颂祖先神灵之辞。《诗经》的价值：1、是研究商周的重要历史史料；2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3还描写了古人爱情与婚姻的情况。 四、史官、档案、编年纪 史官产生大约与“史”字同时。最初的史官除记事外，还兼有多方面的职责，地位尊贵显要，官职是世袭的，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机构的完善，史官职责逐渐有了明细分工，史官与中国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的关系。 商周的甲骨卜bu辞和金属器物上的铭文，是我国最早的档案。甲骨文是历史记载的萌芽，即已注意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活动）的四个记事要素；金文记事较甲骨文有发展，不仅字数增加，而且有明确的历史意识，这是一种质的飞跃。 甲骨文：是我国已发现的可识汉字体系。这种文字因刻在龟甲或兽骨上，故称甲骨文。因它是刀刻的文字，又称契文，其内容大部分占卜的记录，又称卜辞。它开始出土于殷都废墟河南安阳小屯村，也称殷墟文字或殷墟卜辞。甲骨文的意义：1、它是古文文字四大分之之一；2、创造了干支记日法；3、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4、找到了完整的世系。 金文：是商周时代铸zhu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商周贵族为了颂扬其祖先的懿德烈业，以垂后世，故而铸器勒铭。它反映了奴隶制法礼制结果阶段。其内容丰富，是研究商周的珍贵资料，尤其是西周的土地资料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它是我国已发现早期文学史料之一，在语言学研究上有重要价值，保存了甲骨文早期象形文字。 对比：甲骨文与金文的不同
中国史学史 绪论 一、什么是史学史？ ●历史：广义，一切事物以往发展的过程（包括自然 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狭义，指人类社会发展史（客观）。 ●历史学：研究人类往事的学问，包括历史过程的记 录、历史经验的总结。 ●史学史：研究历史学由低级向高级演进，揭示规律 的历史。 二、学习中国史学史的意义。 ●帮助我们有选择的阅读古书。 ●帮助我们收集史料。 ●批判的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 三、中国史学史的内容：史学思想、史学著作、史书体裁和史学方法、修史制度。 四、中国史学发展分期 立足社会性质、社会制度变迁，可将中国史学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史学、奴隶社会史学、封建社会史学、近代及当代史学。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史学发展还可细化为如下十个阶段。 ①史学的产生：远古、夏、商、周（春秋和战国）
②封建史学的奠定：秦、汉 ③封建史学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 ④封建史学的成熟：唐 ⑤封建史学的繁荣：宋辽金元 ⑥封建史学的衰微：明 ⑦封建史学的终结：清朝前期 ⑧救亡图变的清朝后期史学：清朝中晚期 ⑨近现代史学：新文化运动——建国（1919-1949） ⑩现当代史学：建国后——今（1949-今） 五、中国史学史的特点 1.源远流长。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开始至今未曾中断过。 2.具有修史的优良传统。从古代到今天，官方、民间都重视修史。 3.修史机构制度健全（兰台东观-修史局-史馆-翰林院） 4.史学遗产丰富。史学著作浩如瀚海汗牛充栋。据估计有七八万种 5.史学著作题材丰富多样 6.具有强烈的资治育人、社会教化、经世致用功能 7.封建政府强烈干预、控制。在封建社会，史学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受政府管制 第一章先秦史学（史学的产生）
《中国史学史》教学大纲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课程编号】BJ29208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学分数】3 【先修课程】中国史学史 【学时数】51 【适用专业】历史专业 一、教学目的、任务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研究中国历史学产生、发展、演变并揭示其发展规律的学科，是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必修科目之一。它的主要任务有七个：一是阐述中国史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和各阶段的特点，揭示其发展规律。二是对中国历代的史学家及其著述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三是探讨史学流派和历史编纂法的演变。四是介绍史料存在的情况，总结史料学的研究成果。五是校订史籍中的错误。六是发掘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弘扬优秀史学传统和史学中的民族精神。七是探索历史知识的积累过程和人类自我认识之路。 通过该课程的讲授，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一是扩大知识面，对中国史学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二是通过认识中国历史学来认识中华民族自身，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三是从中国历代史学家的成长道路中窥见一些如何做人和成材的经验及教训；四是总结、借鉴一些做学问的道理尤其是治学方法。五是领悟中国史学精髓，振兴史学精神和民族精神；六是领悟史学的作用，认识与完善自我。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要达到这些目的，要求学生：一要认真听讲，二要学好中国通史，对中国历史很熟悉，三要自己去看大量的有关中国史学史的参考书，四要与研究实践结合。这样才能把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学好学透 三、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一）总论（或绪论、概论等） 2 学时 主要内容： 一、开课缘起 二、史学史的性质和研究对象 三、中国史学史的主要任务 四、讲什么（教学内容简介） 五、怎么讲（如何开展教学活动） 六、学什么（教学目的与意义） 七、怎么学（学习方法） 八、用什么书（教材与参考书） 九、怎么考（作业与考试）
历史学考研 名词解释 三省六部制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央官制。确立于隋朝，三省即尚书、门下、内史；六部则指尚书省下设的吏部、礼部、兵部、刑部、户部、工部。三省的长官相当于宰相。六部制一直到清末基本沿袭未改。三省六部制加强了中央集权。 贞观之治 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唐太宗继位后，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政策，使得国家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民族关系缓和、中外友好往来增多。因其时年号为“贞观”，故史称“贞观之治”。 《唐律疏议》 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又称《永徽疏议》。唐高宗永徽三年，命长孙无忌等人在《武德律》、《贞观律》基础上修订《永徽律》，并对律文逐条加以解释，叫做“律疏”。于永徽四年颁行。后世称为《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为唐后各代立法所本，并对日本、朝鲜、越南的古代法律产生一定影响。 北庭都护府 唐朝设立于西域天山以北的行政单位。武周长安二年，武则天于庭州置北庭都护府，管理区域东起伊吾，西至咸海一带，北抵额尔齐斯河到巴尔喀
什湖一线，南至天山。为西域的统一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安史之乱 唐朝时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玄宗后期，政治黑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以讨伐杨国忠为借口起兵。安史之乱历经七年被平息，叛乱者以安禄山、史思明为主，故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牛李党争 唐代统治后期以牛僧孺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年，最终以牛党获胜结束。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宦官专权、唐朝腐败衰落的集中表现，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两税法 唐德宗时开始实行的新赋税法。唐中后期由于均田制受到破坏，租庸调法早已不适用，唐德宗建中元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开始实行两税法，由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征收金钱为主，因税分夏秋两季缴纳，故称两税法。两税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周世宗改革 周世宗继位后，在经济、政治各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经济上，清查土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政治上，澄清吏治；军事上，整肃军纪。通过改革后周国力大增，为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唐代的隋唐五代史研究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历史文化遗 产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中，隋唐五代史更是成为历史学、文学和语言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那么，唐代的隋唐五 代史研究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文化史 唐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文化 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和繁荣。在这个时期里，唐朝的诗歌成为 了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唐诗大家如杜甫、李白等， 也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代表性人物。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对于了 解唐代文化及其影响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政治史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时期，该时期内中国的政治 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唐朝的建立和其统治形式的建立，成为了唐代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唐朝后期，吐蕃和回 纥的崛起，所带来的政治和军事的冲击，也成为了五代时期中国
政治发展的一个焦点。隋唐五代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唐代政治演变的历程，同时也为我们深入探究五代时期中国政治的内在联系提供了突破口。 三、经济史 唐代中国的经济得到空前的繁荣，这个时期内中国的铁路、运河等交通设施得到了非常发展。同时，唐朝商业的规模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唐代铸钱技术的突破，也表明了当时中国先进的金融领域发展。隋唐五代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经济在革新技术和制度，经济运转和发展上的历程，从而更好地掌握当时中国的金融和商业，同时也为今后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四、社会史 在唐代，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士农工商四民的区分，这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唐朝大规模的强迫移民，许多人口从东北到南方迁移，这也是唐代社会演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隋唐五代史的
《中国史学史》 导论 中国史学史是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至今已经历了80多年的历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也是如此。所谓中国史学史，就是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史是研究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为更好地学习中国史学史，我们得先了解和弄清一些史学史的相关问题。一、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二、中国史学史的性质和任务；三、中国史学史的分期和特点；四、学习和研究史学史的意义和方法。 第一节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一、史、历史 （一）史 学习、研究和讲述中国史学史，处处会碰到一个“史”字，而不同时期“史”之含义并不一样。“史”之含义最早是官名，是广泛意义的官名，许多文武官都称史。后来成为专门掌管历史的人的专用名，即史官。专门掌管历史的史官在甲骨文中就有，称为“尹”、“史”、“作册”、“卿史”、“御史”、“西史”等。职责是记录时事、起草公文、保管文书。史官是最早的文化人，即知识分子，他们负有读书、藏书、写书、献书之责。我国古代史学之所以如此发达，是与我国古代史官设置之早、地位之尊、史官制度之健全分不开的。在秦以前，“史”一般不是指书，而是指人，如“良史”是称好的史官、优秀的史官。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断赋予“史”以新的含义：史书、史事、史学等。如：把历史记载称为史，“史之阙文”、“其文则史”。但直到东汉以前，史都是称人和事的，而不是史书的名称。 最早史书的名称是书。《诗》、《书》、《礼》、《乐》中的《书》（《尚书》）就是记载历史的书。这种称法被沿袭，如《太史公书》、《汉书》、《宋书》、《唐书》，直到北宋前，绝大多数史书都称书。此外，史书也称“纪”、“春秋”、“志”之类。 史书被称为“史”是从东汉末年刘若《小史》开始的。其后，梁武帝编《通史》、许享写《梁史》、唐李延寿撰《南史》、《北史》。但这时官修的著作还称书，如唐修八部“正史”中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等。自北宋时修《五代史》称“史”，后来史书才普遍称史。 （二）历史 中国古代没有“历史”这个双音节的词，历和史不相连，“历”是经历、经过；“史”是史官。到清朝万斯同写《历代史表》而不是“历史年表”。古书中偶尔有历与史相连的。如“历史不与云非”意思是历代的史书，而不是专门的名词。 最早将“历”与“史”二字连用是《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吴使赵咨向曹操称颂孙权时说：“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