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史学史，何谓史学？史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问。而梁启超先生也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
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梁启超；史学研究
看到题目，单从字面上的字就能看出他的著作都与中国史学有关。《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朱维铮先生的上课讲义稿。而这本书，是其学生廖梅和姜鹏在朱教授故去后整理而成。关于作者，也许他没有像梁启超先生那样的史学家“人人皆知”，但是，朱
维铮教授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依旧给后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朱维锋，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和梁启超有着“血缘关系”，两位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但是如果从学术史脉络说，
朱维铮是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再传弟子，也是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学术传人。也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史学史讲义稿》中可以看到梁启超的一些观点。
朱先生在其1979年制定的中国史学史教学大纲就曾说明“中国史学史这门课的设置，便
是为了帮助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有个简单而系统的认识。对于少数有志与从事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学生，则起到了引导入门的作用。”这就是朱先生上这门课的
目的，也是让读者看完这本书而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知道中国史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国史学史，何谓史学？史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问。而梁启超先生也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
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在
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朱教授讲中国史学史，他侧重考察史著、体裁、史学意识与社会存在和统治思想的关系，从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经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关照中国史学史，着重揭示意识形态对史学编纂形式和历史观念的影响。一本书就好像一个故事，而这本书就好像从来没有听过的新故事，你会充满着好奇心，我想，阅读它就是被这个新故事吸引所开始的。
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著作当属《春秋》，他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史书。除了编年史，以后的几千年间相继出现了很多新的编写历史的方式，比如断代史、国别史等等。中国历史的编纂形式多样，也能体现出我国古人的智慧，也是我们中华的上千年来的文明的体现。而中国的编纂史将告诉你，我们的先辈处理“历史怎么写”的故事。从殷周青铜器铭文的产生
和最早的历史档案的发现，到出现了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此后的各种史书曾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百花争鸣、百家齐放，战国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的复杂变化，也引起了思想界的活跃，关于诸子百家的代表庄子、孔子、韩非子等等。每一个大家都对历史的本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无论是老子的矛盾论、孔子的定数论，还是孟轲的循环轮或者韩非子的权利论等等，他们对史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自此，中国史学兴起，史学的兴起，对历史的认识上，初步完成从神的历史到历史是人的活动这一认识过程，出现了多种体裁的历史撰述。而每一家每一派都出现了自己的著作，《周礼》、《春秋》、《国语》等等。而这些著作，也成为了后代史学家编纂史书的范例，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可以认为，史学家关于史学的功能信念，反应了中国史学的精神本质和优良传统。司马迁因为敢直面批评帝王而获罪，迫使许多史官不敢说实话，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官方史学，史官们写什么怎么写都要经过帝王的审核或者奉承达观权贵，这就会造成史实失实，从而丧失史书的价值。通过司马迁的例子，关于史家史官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史家的个人角色是什么？
史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这都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史官必须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及时记载，
另一方面也对各级贵族进行了约束。但是史家的角色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改变了原始的初衷，司馬迁因为直面批评统治者而获罪，以后很多“史官”都变成了统治者的“史官”，而不是人民的“史官”。“作为一名史官，史家的社会责任重大于天。史家的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无疑要影响中国史学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所发展的趋向”。正因如此，司马迁开创了中世纪
史学重视“实录”的新传统。从此，“实录”应该成为历史著作家的职守和责任的首要准则，这
是司马迁对中世纪史学的一大贡献。
中国古代史学在“实录”的原则上发展，出现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杜佑的《通典》，还有《通志》、《文献通考》、《通鉴纪事本末》等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力求真实之作。“实事求是”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实事求是”也是历代史学家力求做到的一点。
梁启超评价司马迁“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而梁启超也对史
家应具备的史学修养也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四长”，“四长”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这是梁启超对司马迁思想的继承和变革。史德"指史家要心术端正。应务实、公正、客观，杜绝主
观色彩的夸张、附会、武断。要能做到“鉴空衡平”，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采用客观的态度，像镜子和天平一样，照出事物本来的模样，称出事物本身的重量。“史学”主张治史者“贵专精而不贵杂博”。先集中精力，钻研一个问题，弄透后再旁及其他，所谓兼顾涉精。“史识”指史家的观察能力，要敏锐，“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这是史家治史的基本条件。另外，史家不能为传统的思想及个人的成见所蔽。“史才”指史家著史的技能，包括如何
剪裁史料，组合内容，使文章更简洁、生动，富于文采。从梁启超提出史学家应具备的史学休养中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梁启超在中国除了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还是一名优秀的屈指可数的史学家。
我国的史料如此丰富、著作数量之多、编撰的题材的不同，在世界史学界也是屈指可数的，可见我国史学的地位和价值。朱维铮教授的《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就像廖梅总结其史学研究
特点“从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经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关照中国史学史”，他让我们在不同的研究方法、领域内去学习中国的史学史。
参考文献
[1]张占红《朱维铮的经学史研究》2015年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3]瞿林东《中国史学通论》，武汉出版社，2006年。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年。
[5]宋福远《梁启超新史学简论》，《作家杂志》，2010年。
[6]覃宏亮《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几点认识》，《文史艺术》，2014年。
[7]胡静静《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谈到“新史学”》，《临沂大学学报》，2016年。
作者简介孙保健（1992—），男，汉族，籍贯天津，单位广西艺术学院，学位硕士研究生。
第九章封建史学的终结——清代前期史学 清代前期（鸦片战争以前）的史学，是古来而辉煌的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明后期腐败的政治，以及清前期统治者一度实行文化高压政策，都深刻地影响这个时期史学的面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思想和文献的积累，丰富而厚重；在历史进程中，他们不仅为人们所传承，也不断为人们所审视和估量。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出衰老的景象，新的社会因素开始滋生和微弱地发展，从而使这一使这种审视和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新的趋向。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清代前期的史学，具有总结和嬗（SHAN）变的特点。总结，既反映在历史思想和史学理论方面，也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嬗变，主要反映在历史思想领域。在中国古代史学上，这个时期是名家辈出的时代。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乾嘉时期是章学诚、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等，以及稍晚的阮元、龚自珍，都各有年个名作，反映了这个阶段史学发展的特点。 这个阶段的史学，在官修和私撰两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界限。大致说来，官修史书的成就，一是关于本朝史的记载和典章制度的整理，二是关于历史文献的汇编和编纂；私人转述的水平，则更多地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趋势，代表着这个阶段史学发展的水平。 第一节、官修史书的主要成就 一、修撰《明史》 清修《明史》，历时近百年，在《二十四史》的修撰中是罕见的。清朝统治者于入关的第二年（1645年），以胜利者的姿态设立明史馆，着手修撰《明史》。最后，其后的修撰中，先后有徐文元、张玉书、王宏绪相继任总裁，最后有张廷玉为总裁，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定稿。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以布衣身份主其事的万斯同。《明史》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记载了有明一代近300年史事。《明史》的纪，写的详略得体，无繁冗之词，也避免了求之过简、犹如大事编年的弊端。志、表、传都有不同程度的新意，从中可以窥见明代历史的一些特点。如《历志》详载明末徐光启等采用西历改革立法的过程，以及崇祯颁发新历，明亡未成的过程。《兵志》不独载明代兵志，还记载了火器、车船的建造和功能。《艺文志》只著录明代“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不载“前代陈编”。梁启超认为：“在《二十四史》中，除马、班、范、陈四书外，最为精善”，但《明史》讳言
【摘要】中国史学史，何谓史学？史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问。而梁启超先生也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 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梁启超；史学研究 看到题目，单从字面上的字就能看出他的著作都与中国史学有关。《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朱维铮先生的上课讲义稿。而这本书，是其学生廖梅和姜鹏在朱教授故去后整理而成。关于作者，也许他没有像梁启超先生那样的史学家“人人皆知”，但是，朱 维铮教授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依旧给后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朱维锋，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和梁启超有着“血缘关系”，两位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但是如果从学术史脉络说， 朱维铮是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再传弟子，也是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学术传人。也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史学史讲义稿》中可以看到梁启超的一些观点。 朱先生在其1979年制定的中国史学史教学大纲就曾说明“中国史学史这门课的设置，便 是为了帮助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有个简单而系统的认识。对于少数有志与从事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学生，则起到了引导入门的作用。”这就是朱先生上这门课的 目的，也是让读者看完这本书而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知道中国史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国史学史，何谓史学？史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问。而梁启超先生也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 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在 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朱教授讲中国史学史，他侧重考察史著、体裁、史学意识与社会存在和统治思想的关系，从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经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关照中国史学史，着重揭示意识形态对史学编纂形式和历史观念的影响。一本书就好像一个故事，而这本书就好像从来没有听过的新故事，你会充满着好奇心，我想，阅读它就是被这个新故事吸引所开始的。 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著作当属《春秋》，他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史书。除了编年史，以后的几千年间相继出现了很多新的编写历史的方式，比如断代史、国别史等等。中国历史的编纂形式多样，也能体现出我国古人的智慧，也是我们中华的上千年来的文明的体现。而中国的编纂史将告诉你，我们的先辈处理“历史怎么写”的故事。从殷周青铜器铭文的产生 和最早的历史档案的发现，到出现了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此后的各种史书曾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百花争鸣、百家齐放，战国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的复杂变化，也引起了思想界的活跃，关于诸子百家的代表庄子、孔子、韩非子等等。每一个大家都对历史的本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四章封建史学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 一、封建史学发展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史学彻底摆脱“附经立说”的束缚，在学术领域形成一个独立、完整、多样化学科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封建史学得到了初步的巩固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官私修史成风、史籍数量宏富、史著类型多样、史学地位提高。 当时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面对频繁的政权更迭、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迫切需要借鉴前代王朝兴旺盛衰的经验教训，也迫切需要宣扬本政权开国创业的功德，因而在建国之后几乎都设置史官，组织人力编修前代史和本朝国史。官修史书外，私人修史也蔚然成风。他们或总结前代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或针砭事时弊，以为讽谏；或借修史建立名誉，求名当世，传名后世；或为避免遭无故贬斥杀戮，退而著史，寄托情趣。当时史书的作者几乎遍及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和各个文化部门。 魏晋以前的史书数量不多，不过200部左右。而《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官私史书多达874部，16558卷，除极少数是东汉、隋朝的史家所撰外，绝大部分产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如以纪传、编年为体的后汉史有29家、三国史有19家、晋史有18家、十六国史有31家、南朝史有39家、北朝史有18家。这一时期史书数量之多，卷帙之繁，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的。“二十四史”中，就有五部成书于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史书类型日趋繁杂，有许多史书类型是前所未有的。 纪传体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编年体则蓬勃发展，作为直接为纪传体和编年体准备材料的起居注，发展成为一大门类。杂传是借人物反映一定时期历史内容的一种史书类型，分为13类。所记各类人物，有合传，有分传；有一时的，有一地的；有男的，有女的；有传记，又有序赞、题记、行状。杂传保留了为史官不及备载和不以为载的“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逸行”（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传记类》），有助于历史研究的扩大和深入。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史注作品，有的史家以注史而出名，其名声甚至超过了原作者。刘宋裴松之《三国志注》、裴姻《史记集解》、梁刘昭《后汉书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都是当时著名的史著。史论、史评著作也大量涌现，南朝梁太子萧统编纂《文选》，专立“史论”一目。说明这一时期史论有了相当的发展；史评著作分为三类，一是评论史事，一是评论史家，一是评论史书。保留下来的只有《文心雕龙.史传篇》。是评有助于史书质量
著名教育家中国历史学家朱维铮简介 本文导读： 2006年曾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德国高等学府授予中国人的第二个荣誉博士。 他师承陈守实、周予同先生，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治学能力和成果在早年即为学界所瞩目，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是促进国际文史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2012年3月10日逝世，享年76岁。 学术生平 朱维铮1936年7月1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1955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就读，1960年毕业于中国古代史专业，留
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1988年晋升为教授。2006年被德国汉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德国高等学府授予中国人的第二个荣誉博士。曾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顾问、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顾问，原中国史学会理事，原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顾问，原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徐光启研究会会长，北美《亚洲评论》顾问等学术兼职。 朱维铮师承著名学者陈守实、周予同先生，在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学术史、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被公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他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朱维铮早年受学界前辈亲炙。他留校之初，即担任陈守实教授的助教。1962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府兵制度化时期西魏北周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解决：兼论府兵的渊源和性质》一文，多受瞩目。后调任周予同教授的学术助手，协助主编教育部委托的《中国历史文选》，期间博研典籍、贯通古今。该书作为国内高校文科相关专业的首选教材，沿用数十年、屡经修订，累计发行量达50余万册。 朱维铮是中国经学史研究的重要传承者。他承续钱玄同、周予同一脉，无论环境艰难还是喧嚣，都长期坚守在经学史领域，整理了大批经学史研究资料，培养了一批经学史研究人才，成为当今海内外最有成就的经学史家之一。他整理编
《中国史学史》 导论 中国史学史是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至今已经历了80多年的历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也是如此。所谓中国史学史，就是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史是研究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为更好地学习中国史学史，我们得先了解和弄清一些史学史的相关问题。一、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二、中国史学史的性质和任务；三、中国史学史的分期和特点；四、学习和研究史学史的意义和方法。 第一节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一、史、历史 （一）史 学习、研究和讲述中国史学史，处处会碰到一个“史”字，而不同时期“史”之含义并不一样。“史”之含义最早是官名，是广泛意义的官名，许多文武官都称史。后来成为专门掌管历史的人的专用名，即史官。专门掌管历史的史官在甲骨文中就有，称为“尹”、“史”、“作册”、“卿史”、“御史”、“西史”等。职责是记录时事、起草公文、保管文书。史官是最早的文化人，即知识分子，他们负有读书、藏书、写书、献书之责。我国古代史学之所以如此发达，是与我国古代史官设置之早、地位之尊、史官制度之健全分不开的。在秦以前，“史”一般不是指书，而是指人，如“良史”是称好的史官、优秀的史官。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断赋予“史”以新的含义：史书、史事、史学等。如：把历史记载称为史，“史之阙文”、“其文则史”。但直到东汉以前，史都是称人和事的，而不是史书的名称。 最早史书的名称是书。《诗》、《书》、《礼》、《乐》中的《书》（《尚书》）就是记载历史的书。这种称法被沿袭，如《太史公书》、《汉书》、《宋书》、《唐书》，直到北宋前，绝大多数史书都称书。此外，史书也称“纪”、“春秋”、“志”之类。 史书被称为“史”是从东汉末年刘若《小史》开始的。其后，梁武帝编《通史》、许享写《梁史》、唐李延寿撰《南史》、《北史》。但这时官修的著作还称书，如唐修八部“正史”中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等。自北宋时修《五代史》称“史”，后来史书才普遍称史。 （二）历史 中国古代没有“历史”这个双音节的词，历和史不相连，“历”是经历、经过；“史”是史官。到清朝万斯同写《历代史表》而不是“历史年表”。古书中偶尔有历与史相连的。如“历史不与云非”意思是历代的史书，而不是专门的名词。 最早将“历”与“史”二字连用是《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吴使赵咨向曹操称颂孙权时说：“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
开拓创新,启发后学r——评李勇教授《中国新史学之隐翼》柴超 【期刊名称】《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6(037)005 【总页数】4页(P169-172) 【作者】柴超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淮北安徽 235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国新史学作为学术话题已逾百年，在史学通史中占有一席之地①如：刘新成主编《中国学术百年·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白寿彝主编，陈其泰 著《中国史学史·近代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更成为一些专门 性论著的主题②如：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瞿林东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尔敏著《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学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这些论 著各有千秋，皆有建树。李勇教授近期出版的《中国新史学之隐翼》③李勇：《中国新史学之隐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下简称《隐翼》），也是一本颇具特色的著作。 仓修良教授在《史家·史籍·史学》中，叙述自己学术历程有两点体会：“第一，做 学问从来不赶风头，因为风向是常在变的，永远也赶不上。”“第二，从不贪多，一切围绕着自己的研究中心做文章，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1]自序11。“风向常变”和“精力有限”，道尽治学辛酸。为避免此困境，“详人所略，略人所详”，
倒不失为一种有效举措。李勇教授《隐翼》一书，也体现了这一策略。 1.探索中国新史学中被忽略的主题 李勇教授认为，“如果喻中国新史学为一只鸟，那么按常理它就有两翼。这里的中国新史学的两翼可喻多项成对范畴：源头视野下，一为中国传统史学，另一为近代以来的欧美史学；历史研究对象视野下，一为中国历史，另一为外国历史；史学研究对象视野下，一为中国史学，另一为外国史学；地域视野下，一为中国大陆，另一为中国台湾。”[2]序1相对而言，中国新史学中的近代欧美史学因素、中国学 者的外国史研究和台湾地区史学，没有受到足够关注。作者把这些没有受到足够关注部分，具体是“欧美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中国学者的欧美史学研究、中国台湾的新史学”等，喻为中国新史学之“隐翼”[2]序1。该书三大部分，正是详人所略地研究中国新史学的结果。 即使在论述“隐翼”中，也有详人所略之举措。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学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都做过详细探讨。再如，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的总体情况，张广智在《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等文章中作过探索。这些问题在《隐翼》中都能见其踪迹，但是与上述论著有所偏重。 毋庸置疑，《隐翼》是略人所详的。这种“隐翼”的界定，就已经表明多年来一直是热点的像吕思勉、陈寅恪、陈垣等史学大家，不在考察范围。 2.详人所略是作者一贯主张和做法 早在20世纪90年代，作者研究杨万里的史学，就是一例。“诚斋体”诗歌，是 中国古代文学不能不提的；《诚斋易传》则因为杜国庠的努力，在中国思想史写作上占有一席之地。可是，杨万里的史学仍被忽略了。鉴于此，李勇教授开始研究杨万里的史学，并发表《杨万里的历史通变思想》《杨万里史学思想钩沉》等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