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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北宋教育家胡瑗的教育观点【摘要】北宋教育家胡瑗认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教育目的，首创分斋教学制度，设“经义”、“治世”二斋，身教言传，留一世美名，对今天仍有其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胡瑗教育思想分斋教学胡瑗，字翼之，世称安定先生，与孙复、石介被后人尊称为“宋初三先生”。
作为教育家的胡瑗有不少教育观点，至今看来仍有其值得学习的意义和价值。
一教育的作用胡瑗在所撰《松滋县学记》中曾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教育观点。
几句话开宗明义，言简意赅地分析了教育的重要性，批判了从初唐到北宋学校教育各种弊病，如轻教育、学风不正，认为已经“违背先王之道”。
作为教育家的胡瑗忧国忧民，从教育的角度思考国家兴亡之理，认为教育才是治国安邦之本，他相信教育的力量，因此才会对子贡的“夫子不可及”的观点不苟同，认为“孔子固学于人，而后为孔子”。
二教育的目的在宋仁宗宝元时期，取士不以“体用为本”，专讲声律、浮华词藻，人才培养脱离现实生活，学校教育颓废，面对这样的消极现状，胡瑗提出以“明体达用”为教育目的的观点。
所谓“明体”，是指懂得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达用”，即将“体”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即后来教育中经常提倡的知行合一，从而使教育不是为了应付科举，而是知书达礼，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运用于实践。
在这样的教育目的下，胡瑗的人才观不再是单一、功利、片面的，而是全面发展、人尽其才、经世致用的，而是将教育、人才培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对扭转宋代浮靡的学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教育的内容根据教育的目的，教育内容可分为“体”和“用”。
具体而言，“用”可为胡瑗所创立的分斋制度中的“治事”之学，但以“体”为本，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则是圣人之道，仁义礼乐。
浅析“苏湖教法”对当代教育的影响摘要：九百多年前范文正公推动了“庆历兴学”，开东南兴学之风，其中范仲淹极力推行的“苏湖教法”是北宋时期学者胡瑗所创，又名“分斋教学法”，这种教法一反当时“重视诗赋歌律”的学风，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重经义和时务，主张"明体达用"。
此教法不仅推动了当时教育的而改革，其对当代教育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
关键词：苏湖教法分斋教学胡瑗“苏湖教法”创始人胡瑗，宋朝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被誉为“理学先驱”。
聪明早慧，但由于早年家道中落，幼时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直至而立之年才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在泰山栖真观十年潜心研习，心志远大，刻苦钻研学问，食不甘味，宿不安席，为他以后从事教育打下坚实基础，不久应湖州太守滕宗谅之邀，到当地任主讲教授，以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
在教学实践中，集教学理论、实践和改革于一身，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
在此期间，胡瑗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创造了影响深远的“湖学”。
“苏湖教法”的核心是分斋教学，胡瑗在校中设“经义”、“治事”两斋，在经义斋中：习经学的基本理论，宣扬儒家思想，与宋王朝初期的政治需求相符，属“明体”之学。
在治事斋中则学习治兵、治民、水利、天文、历算等实学知识，用以培训各种专门技术人才，适应社会需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属“达用”之学；在学校中，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实行主修兼修制；设立了分科教学和必修选修制度。
在教学过程中他采用了讨论教学法、激励教学、寓教于乐、和游历考察法等教学方法，给教学增加了不少活力。
胡瑗的“苏湖教法”不仅在当时促进了教育的变革，事实上，对后来的教育事业也有着极大的积极影响，明末清初，颜元在漳南书院中设文事、武备、帖括、理学、艺能、经史等六斋，他就是直接借鉴了胡瑗的“分斋教学”思想。
时至今日“苏湖教法”对当今教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一、对当代“走班制”的影响苏湖教学法与当前我国提倡的走班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谈胡瑗“苏湖教法”的几个特点胡瑗（993—1059年），是我国北宋杰出的学者和教育家，被范仲淹尊为“孔孟衣钵，苏湖领袖”，被理学大师程颐称为“天下道德君子”之首。
他一生躬行践履，在他主持苏州、湖州两郡的教育教学时，对教育宗旨、内容和教育方式、方法，进行了全新的改革和实验，创立了一套独特的教法，被当时教育界誉为“苏湖教法”。
“苏湖教法”被宋仁宗于公元1044年诏定为太学法，由地方教学法一跃而取代了中央高等学府的教学法。
教学法当时开风气之先，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教育成就。
梳理“苏湖教学法”，我们会发现其中的愉快教育法、情感投入法、分组施教法等等，是其非常重要的教学方法，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一、寓教于乐的愉快教育法胡瑗的愉快教学法十分重视体育、音乐、游戏对教学的作用，往往在读书的过程中将其穿插进行。
《邵氏闻见录》中记载：“胡先生瑗判国子监，其教育诸生皆有法。
先生每语诸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人生，皆于气血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
”胡瑗精于音律和古乐器。
每每考试完毕，他就会“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和雅乐歌诗奏乐，琴瑟之声彻于外”。
今天看来，胡瑗的学校里经常是余音绕梁、欢歌笑语，这样寓教于乐的教学告诉我们学习可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胡瑗的愉快教育方式，也正合《学记》里的阐述。
《学记》云：“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
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其意义是：大学教育在规定时间内，传授正课；休息的时间，会有种种课外作业。
如果没有适当的课外技艺，学生就不会学好正课。
其中的“正业”和“藏修”是指教师在校按时讲授的正课，“居学”和“息游”是指学生课外活动和自习。
在那个时代，胡瑗注重将课内、课外两种活动结合起来。
特别是一些课外活动，更有利于学生对学习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同时在课外活动中，学生可以进一步拓宽知识面，学习更多的技艺，又为“正业”的理论学习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和必要的经验基础。
宋初三先生之胡瑗文/姜静宋初理学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闻：道德文章布天下，惠泽当时后来人。
泰山先生孙明复，其学远绍唐陆淳：尊王发微倡义理，指斥佛老无君臣。
安定先生胡翼之，性命之理开先声：兴学育才重教化，明体达用立准绳。
徂徠先生石守道，天下国家民为根：倡言三无斥二怪，排击浮文与小仁。
这首诗写的就是宋代初年的三位先生：胡瑗，孙复和石介，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胡瑗，因为他和我们湖州师范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
胡瑗，字翼之，北宋初期著名的教育家、宋代理学的先驱者之一。
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因胡先生祖籍陕西安定堡，后世学者称他为“安定先生”。
他在湖州讲学时首创了因材施教，明体达用的教学方法，分“经义”、“治事”两斋，开我国教育分科教学之先河，人称“湖学”，而“湖学”的精髓就是“明体达用”，亦是我校的校训。
“明体”即明根本、明方向，要胸怀大志，心系祖国和人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达用”就是要坚持面向社会，服务地方，培养富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简言之，“明体达用”，就是学会做人，学会做事。
把“明体达用”运用到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就必须大胆探索和寻求古代思想遗产与现实要求的结合点，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开展大学本科教育。
其基点在于培养良好的道德素质、规范的行为标准、积极的公德意识，这是当代大学生适应社会、融于社会、贡献社会的能力体现，也是我们赋予“明体”的全新内涵，而归根到底“明体达用”是要以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为终极目标而展开的教育教学。
胡瑗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其教育思想形成与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创新意识、科学态度和实践精神，这是胡瑗给予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继承、发展胡瑗教育思想的灵魂所在。
首先，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永恒生命力，只有在继承过去的同时不断地创新未来，才能不断地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前进。
一方面，胡瑗敢于创新；另一方面，胡瑗善于创新。
儒学史话：胡瑗与苏湖教法北宋初期教育家、经师胡援在苏、湖二州教授经术时，创立了利用学校进行分科教学的方法。
胡瑗年轻时与孙复、石介同学，在泰山苦读十年，并共同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号为"宋初三先生"。
后他以经术教授吴中，历任苏、湖二州教授达二十余年，创立苏湖教学法，弟子数千人，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教育家和经师。
他曾由范仲淹推荐至朝廷定乐，官至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主持太学。
他推崇孟子，贬抑荀子。
其著作有《春秋要义》、《论语说》、《中庸议》、《学政条约》、《资圣集》等，大多亡佚。
胡瑗足末代理学的先行者，在强调义理、重视"性与大道"的研究等方面为宋明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还是程颐的老师和学术上的引进人，其活动被认为是"开伊洛之先"。
但胡瑗处于理学的开创时代，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系统而又完备的理论，所以《宋史》将他列入"儒林传"而未列入"道学传"。
胡瑗在当时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苏湖教法。
它是胡援在苏州、湖州长期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
隋唐以来，封建士大夫的晋升大多要靠文词，因而形成重辞赋的学风。
胡援一反此风，以经义和时务为重点，变过去笼而统之的教学方法为分科教学法，设立"经义"和"治事"两科。
"经义"科学习"六经"，重理论，以探索"六经"的义理，研究学者如何去把握做圣人、贤人的精神为主，代替了过去繁琐的考证；"治事"科研究致用之学，重实行，着重心性的实际修养和"践覆"，使学者能做到学以致用，并强调先"治己而后治乎人"。
胡瑗在苏、湖一带教学时，不仅常有数百学生来往于身边，而且能使"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
甚至当时的皇帝宋仁宗也从胡援的教育思想中受到启发，既下令在京城办大学，各州县办学校，又同意取其苏湖教法为太学的教学法，派他主持太学的工作。
苏湖教育法“苏湖教育法”一般指的是“苏湖教法”，它是在北宋时期由著名教育家胡瑗在湖州实施的一种新的教学方法。
该方法主要是在课堂上学生们同时听教师讲课，并在纸上做笔记。
同时，学生们被分成小组，他们可以在小组内互相讨论所学内容，并将讨论结果记录下来。
这种方法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先进的教学方式，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且能够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
此外，“苏湖教法”还强调了实践和应用的重要性，提倡学生应该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苏湖教法”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视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它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至今仍然被广泛借鉴和应用。
“苏湖教育法”不仅在当时是一种革命性的教育理念，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这种教学方法注重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倡学生应该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符合现代教育的趋势和要求。
在当今的学校教育中，我们可以借鉴“苏湖教育法”的精髓，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通过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方式，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
同时，学校还可以通过开展各种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和应用所学知识，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此外，“苏湖教育法”也强调了教师的引导作用。
教师应该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启发者，而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者。
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习方法，帮助他们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
“苏湖教育法”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它所代表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们应该不断借鉴和应用它的精髓，为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胡瑗“活动导学”思想及其伟大实践张建国摘要:胡瑗是与南宋思想家朱熹齐名的宋代杰出教育家，其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胡瑗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活 学”的教育主张，但是，他 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无不闪烁着“活动导学”的思想光芒，至今依然焕发着蓬勃生机，值得我们发掘、继承与弘扬。
关键词：胡瑗教育思想伟大活动导学078胡瑗，字翼之，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农历四月初八，出生于泰州海陵(今江苏省如皋市)宁海乡的胡家庄。
因其祖籍陕西安定堡(今陕西省子长县），所以，后世学者“溯其源”，均尊称他为“安定先生”。
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 ，胡瑗在杭州与世长辞，享年67岁。
1060年十月初五，胡瑗由其长子扶灵回到曾经教学多年的湖州，被安葬于乌程县南方十四里的何山。
胡瑗的三子胡志正携带胡瑗的衣冠归葬于胡家庄。
胡瑗的衣冠冢就在他的父亲胡讷坟墓的，世称“安定坟”。
将胡瑗先生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出生到42岁（993〜1034 )”，其主要活动为“专心攻读儒家‘五经.家 山读10年，后以经术教授吴中”。
第二阶段“从43岁到59岁（1035〜 1051年)”，其主要活动为“先后担任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教授， 斋教学，两次人朝议论古乐”。
第三阶段“从60岁到67岁 (1052〜1059年)”，胡瑗一直在中央太学执教，并先后担任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大理寺丞％允、天章阁侍讲等职。
这一阶段是“胡瑗一生教动的高潮”。
瑗一生的活动可见，他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教育教学事业，为国家了一批又一批经世致用的栋梁之才，如范、范纯仁、孙觉、孙览、滕元发、田述古、陈敏、钱 公辅、钱藻、张坚％，有的是经世的人才，有的是统帅千的军事人才，有的是文采风流的人才，都是胡瑗：州郡学的;刘彝、陈高、潘及甫、吴孜、倪天隐、莫表深、游烈、江致一、周颖等，或 才华横溢，或文武双全，或能言善辩，或著书立说，都是胡瑗在湖州州学时培养出来的；程颐、徐唐、赵君锡、安焘、陈贻范、饶子仪、王观、吕希哲、吕希纯等，都是胡瑗主持中央太学时培养出来的。
北宋理学先驱、大教育家胡瑗来源：如皋之子网出如皋城南行5公里，有村庄名胡家庄，这里在中国历史上曾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北宋理学先驱、大教育家胡瑗。
他是我国继孔子之后为中国教育史增添光辉的名贤，曾被明朝皇帝封为“先儒胡子”，其教育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
胡瑗的出生及其潜心苦读精神胡瑗，字翼之，因祖居陕西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
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端明殿学士蔡襄所撰《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①云：“胡氏世居长安，询为唐兵部尚书。
其孙韬因乱留蜀，为伪蜀陵州刺史，蜀平归京师终卫尉卿，于君为曾祖。
(韬)生泰州司冠参军，讳修己，卒葬海陵(时如皋属泰州海陵)。
司寇生宁海节度推官讳讷，赠太子中允，博学善属文”。
胡瑗即是他父亲胡讷任宁海节度推官时，于宋淳化四年(993)农历四月初八，出生于如皋城南胡家庄的。
欧阳修所撰《胡安定墓表》：“先生讳瑗，字翼之，姓胡氏。
其上世为京兆(即陕西安定堡)人，后为泰州如皋人”。
胡瑗的家庭虽然世代为官，但都为官清正，其父任宁海节度推官时，“审鞠刑狱，公正廉明，至贫无以自给”。
胡瑗“幼承庭训，故常能刻苦自励”。
他7岁就能作文，13岁就能读通儒家的经典——五经，被乡人誉为“必成大器”的奇才。
胡瑗20岁时，怀抱雄图大计，北上名岳泰山，与晋州孙复、兖州石介在泰山南麓栖贞观，同窗攻读。
他们在幽静的深山里，潜心钻研儒家经典，攻苦食淡，有时终夜不寝。
胡瑗更是“十年不归，每得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涧不阅，深恐分心”。
至今泰山南麓胡瑗的“投书涧”仍在，并立有石碑，上书：“胡安定公投书处?明万历六年二月泰山立”。
白衣而为天下师的光辉人生胡瑗在泰山苦读10年出山时，已是博通古今，满腹经纶。
但他没有去应科举，他发觉隋唐以来，“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这就造成“经世之学萎缩，粉饰虚张，暗移国本”。
他乃首创“明体达用”教育宗旨，回家乡往来吴中(今江苏大江南北)执教，一时名声大噪，士人倾慕，学子景仰。
胡瑗的教育思想胡瑗的教育思想逍遥行者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研究·胡瑗的教育思想（801）2011年4月13日摘要胡瑗教育思想丰富，其“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明体达用”等思想和首创分斋教学制度对后世影响较大。
教人有法，与学生亲如父子，是胡瑗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对今天教育工作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胡瑗教化明体达用分斋教学示范胡瑗（993—1059），北宋泰州海陵（今如皋）人。
胡瑗祖上世居安定（今陕西省安定县），门人学者“溯其源”，称其为“安定先生”。
胡瑗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同为宋初理学先驱。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序录》云：“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
但就教育而言，胡瑗的影响则更大。
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对宋初教育理论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教育主张有些至今仍对我们有启发。
一、“天下之治”在人才的教育作用论胡瑗深刻认识到学校教育对于培养人才、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
他在《松滋儒学记》一文中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精辟地阐明了实现“天下之治”关键在于人才，人才培养的根本在于学校教育的思想。
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批评自汉唐到宋初的学校教育所存在的各种弊病，认为已违背“先王教化之意”。
主张改革教育，改变空疏的“俗学”，讲授穷经治事的实学，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胡瑗重视学校教育，重视人才培养，不只是局限于文职人才。
他从宋朝当时边事频繁，迫切需要军事人才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中国教育史上较早地提出设立武学，培养既“知忠孝仁义之道”，又“知制胜御敌之术”的武职人才。
中国古代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学，最初设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但设置仅数月即废。
胡瑗认为这是由于“官非其人”，而不是不要设置武学。
翌年，他上书请设武学，并提出了如何设立的具体主张。
他说：“顷岁吴育已建议兴武学，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废。
今国子监直讲内梅尧臣曾注《孙子》，大明深义。
孙复而下，皆明经旨。
臣曾任丹州军事推官，颇知武事。
若使尧臣等兼莅武学，每日令讲《论语》，使知忠孝仁义之道；讲《孙》《吴》，使知制胜御敌之术。
于武臣子孙中，选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习之，则一二十年之间必有成效。
”他还撰成《武学规矩》一卷进呈。
胡瑗的建议虽然由于遭到反对而没能成为现实，但是他从当时实际需要出发，提出设立武学，培养军事人才的主张是正确的。
尤为可贵的是，胡瑗在培养人才时，对那些初步显露出一定才华的学生往往给以特别的爱护，热心扶植。
《宋史·道学列传》记载，程颐在18岁时游太学，当时胡瑗刚到太学任教，他以“颜子所好何学”为题问诸生，程颐写了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见《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八）作答。
“瑗得其文，大惊异之，即延见，处以学职。
”类似记载，在《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安定言行录》中还有。
例如：周之道，字觉民，湖州长兴人。
少刻意于学，年十三以文谒胡先生，先生奇之，因留受业。
潘及甫，字宪臣，扬州人。
励志文行，闻胡安定倡学于湖，负笈从之，以其文呈安定，安定喜曰非诸生比也，遂补学职。
胡瑗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其爱才之心，育才之切，跃然纸上。
这是值得我们教师借鉴的。
二、“明体达用”的教育目的论自隋唐盛行科举制度以后，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入仕参政。
唐朝科举考试重词赋。
于是一般士人便热衷于科举功名，他们专习辞赋以应付考试，崇尚浮华文辞，而鄙视真实学问，“尚文词而遗经业”。
学校日益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科举日益重，学校日益轻”。
科举考试制度对士人学风和学校教育带来的这种消极影响，在北宋初年严重存在。
刘彝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说：“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陋薄。
”当时虽然设立了国子监，但成为品官子弟游寓的场所，有教育之名而无教育之实。
仁宗时天章阁侍讲王洙说：“国子监每科场诏下，许品官子役然试艺，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多致千余。
就试试已，则生徒散归，讲官倚席，但为游寓之所，殊无肄习之法。
居常听讲者，一二十人尔。
”王应麟在《玉海》中也这样记载仁宗时国子监的情况：“每逢解试期，国子监召集四方学子前来应试，优者选送，此时监内，颇有人满之患。
迨考试终结，即云消烟散，热闹一时，寂寞永久，有教育之名而无教育之实。
”胡瑗对此状况深为忧虑。
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记述胡瑗当时的心情，常常“患隋唐已来，仕进尚文词而遗经业，苟趋禄利”。
胡瑗的学生刘彝也回忆说，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时期（1032-1040年），臣师“尤病其失”。
为了纠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专讲究声律浮华的辞藻，使世风民俗浇薄，学校教育蜕败的时弊，胡瑗遂提出以“明体达用之学”教授学生，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即所谓“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
对于什么是“圣人体用”，刘彝曾对宋神宗作过概括的说明：“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
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
”很清楚，所谓“明体”，指懂得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所谓“达用”，指不仅要自己“明”，而且要能把封建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等通达于实际，运用于实践。
也就是说，学校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要培养既精通儒家经书，具有封建道德，又能在实践中运用，具有实际才干的人才。
胡瑗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可以说一直在为贯彻这个思想而辛勤努力，并取得了很大成功。
欧阳修在《胡安定先生墓表》中说，胡瑗在湖州州学，以“明体达用之学”教授学生，他们学成之后，又各以所学传授，这样“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
胡瑗的学生刘彝更是概括了老师一生的教学活动，说先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
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
充分肯定了胡瑗一生贯彻“明体达用”思想的成功，以及对于纠正时弊、改变学风所起的积极作用。
胡瑗“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对宋代书院及后世的教育也发生了积极影响。
如宋代东山书院，“规矩为国初书院，肄业则明体达用如湖学”。
宋代以后有些著名教育家，也非常推崇胡瑗“明体达用”、“敦实学”的思想。
如清初的颜元说：“惟安定胡先生，独知救弊之道的实学不在空言……可谓深契孔子之心矣。
”提出儒者士人“当远宗孔子，近师安定”。
他自己称胡瑗为师，并因为不与胡瑗同时，不能当面求教而抱恨，安定先生“真吾师，恨不及门”。
他主张治学当“宁粗而实，勿妄而虚”，显然是受胡瑗的影响。
三、首创分斋教学制度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思想，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胡瑗对教学制度作了大胆改革，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制度，这是胡瑗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中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内容，也是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独特贡献。
分斋教学是胡瑗在主持湖州州学时创立的一种崭新的教学制度。
这种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学校内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两部分，经义斋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学习儒家经义。
治事斋，又称治道斋，斋内分设各种不同学科。
《程氏遗书》载：胡瑗“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
治事斋的学生可选择其中一科为主修，另选一科为副修。
“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
”很显然，经义斋和治事斋的培养目标不同。
经义斋以培养比较高级的统治人才为目标，即所谓“可任大事者”，因此，它对学生的来源要求较高，学习内容是儒家经典；治事斋则意在造就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技术、管理人才，“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
这种专长一般多掌握一门就多一样好处，于是便有主修和副修的考虑。
可见，胡瑗不仅分别设置经义斋和治事斋，规定学习不同科目，又提出各斋不同的培养目标，这确实是很有创造性的。
胡瑗创立分斋教学制度，其目的在于提倡实学，反对当时崇尚的专讲究声律浮华的辞藻，以应付科举考试的空疏之学，根据学生的不同材质，把他们培养成为通经、治事的有用人才。
《宋史·选举志》载：“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世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
”清末易甲南在《经义治事两斋论》中说得更透彻：“夫隋唐以来，仕进多尚文辞，苟趋功利，实学之不明久矣。
安定先生起而正之，鄙词章记诵之功，而以经义之讨论养其德；薄寻行数墨之士，而以治事之干济扩其才。
既有以深之于根柢，使其学切而不浮，复有以练之于材，能使其学实而可用。
”事实也正是如此。
经胡瑗分斋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信其师说，敦尚行实”。
有的谙于经义，有的老于吏事。
史载胡瑗在湖学的学生很多，经常受业的有数百人。
从现在能考的二十多位学生中，其中精通经学的有顾临、朱临、翁仲通、杜汝霖、倪天隐、陈高等。
练达治事的，有的善治民，如莫表深中进士后，累官光禄丞、知饶州，“称循吏”；有的善战，如卢秉因“击夏酋有功”，官迁龙图阁直学士；又如苗授因“累立战功”，官拜武泰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等；有的善治水，如刘彝，“守章贡，州城东西濒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尝病浸，水退则人多疾死，前后太守莫能治。
彝至，乃令城门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间，水至则闭，水退则启，启闭以时，水患遂息。
”因此，当时社会上盛赞湖州州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湖学多秀异，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
看来，这赞誉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胡瑗创立的分斋教学，是对教学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在中国教育史上，早在孔子设立的私学里，就有孔子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教人的记载。
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时，宋朝设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个学馆，又有开分科设学之先的说法。
孔子以四科教人和宋朝开四馆设学，在教育史上确实有其积极意义。
然而，就分科的具体内容来说，无论是孔子的四科，还是南朝宋朝的四馆，基本上仅是囿于文科，还没有包括自然科技方面的一些学科。
隋唐时期，设立了算学、书学、律学等专科学校，在中国学校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
但是这些学校的地位比儒学低得多，规模也小得多。
直至胡瑗创立分斋教学制度，才在中国教学制度发展史上，第一次在同一学校中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同时传授经义和时务；治事斋分设多科，把民、兵、水利、算历等实用、自然学科正式纳入官学教学体系之中，破天荒地与儒家经典取得了同等的地位；并且，治事斋学生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开了主修和副修制度的先声。
分斋教学制度产生后，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四方之士，云集受业”，纷纷到胡瑗主持的湖州州学来求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