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教育家胡瑗的教育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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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胡教法”的浅析班级学号姓名胡瑗是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思想家,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
他精通《周易》,儒道双修,形成了其独特的思想价值体系。
被王安石誉为“天下豪杰魁”。
胡瑗毕生从事教育, 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对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他以“明体达用”为指导思想,坚持体用为本,严立规章,首创分科教学,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完整的教学方法和理论,史称“苏湖教法”。
胡瑗采用分斋教学制度, 在中国教学制度发展史上, 第一次在同一学校中分“经义斋”和“治事斋”;第一次将自然科学于儒学放在同等地位上;第一次创立实施分科教学和必修、选修制度。
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可谓是独树一帜和标新立异的。
这种教学制度完全改变了过去学校“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弊端。
对于胡瑗为实学实用而采取分斋教学的方法, 清代杰出实学家颜元在《四存编》中也大加褒扬:“秦汉以降,则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惟安定胡先生独知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学也立经义治事斋, 可谓深契孔子之心矣。
”由此可见“苏胡教法”对教育史的重大意义。
“苏胡教法”具体体现为:一、首创分科教学, 大胆改革教育:分斋教学法,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 并在世界教育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他最先创立并实施分科教学和必修、选修制度,早于世界各国四百年之久。
二、因人施教,分组教学:胡瑗按照学生的个性和才能特长,以及内心的真实要求,把“崇尚经义的、喜欢讨论兵战、爱好文艺的、喜好节义”的分类编组,对他们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教学。
由于这种组织形式,他取得了“人皆乐从而有成”的教学效果,培养出了许多各有所长的济世人才。
三、愉快教学,寓教于乐:《邵氏闻见录》中记载:“胡先生瑷判国子临,其教育诸生皆有法。
先生每语诸化,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
”胡瑗对于音律、古乐器也有很高的造诣。
在太学任教时,每当考试完毕,他便“掌义率诸生会于肯善堂,雅乐歌诗,乙夜乃散。
阅读论文:胡瑗“苏湖教法”及其对当下中学语文教育的启示胡瑗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也是开宋代学术先河的重要人物。
他学识渊博,为人正直。
初办私学,后受到苏州知事范仲淹的赏识,被聘为苏州郡学教授,后任湖州州学教授,前后在这两所学校任教20余年,形成一套独特的教法,世称“苏湖教法”。
后在太学任教7年,弟子遍天下。
由此看来,其教学方法及思想有着非常大的研究和借鉴意义。
一、胡瑗其人胡瑗,字翼之,生于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死于宋宗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是江苏泰州海陵(今江苏如皋)人。
因为他世居安定(今属陕西安定县),故后世学者多称他为“安定先生”。
胡瑗七岁时就能写文章,十三岁时已读完儒家经典,成为乡里引人注目的才子。
后来,青年时期的胡瑗为了避免世事的干扰,就跟好友孙明复、石守道一同上泰山隐居读书,深入研读儒家经典和百家之言。
胡瑗为了不扰乱自己专心求学的心思,每逢家书捎来,他只要看到“平安”二字便将信投入山谷不再细读。
他们三人日后都成为一代人师,学者们都称其为“三先生”。
而其中以胡瑗的学生最多,教法最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
经过数年的教学,胡瑗逐渐成为苏州地区远近闻名的学者。
后来,由于范仲淹非常景仰胡瑗的学识和为人,所以在郡学建立之时,就聘请胡瑗作为郡学的教授,并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都送到郡学中跟胡瑗学习。
胡瑗在苏、湖二州郡学和州学的教学实践中,辛勤的培养学生,并着手进行了大胆地改革,著名的“分斋教学法”就是他这一时期的杰出创作。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经过范仲淹、宋祁等人的努力,宋王朝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
在这次兴学中,宋王朝很注意收拢高级人才。
由于胡瑗在苏湖地方教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闻名遐迩,所以仁宗皇帝下诏,派员到苏、湖两州考察胡瑗的教法,并主张采用胡瑗的“苏湖教法”为太学法。
因此,胡瑗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一言以蔽之,即为“苏湖教法”的创立。
胡瑗“苏湖教法”的创新及其现实意义胡瑗(993-1059) ,字翼之,北宋著名教育家,因祖籍陕西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与孙复、石介合称“宋初三先生”。
胡瑗的教育生涯可分为苏州郡学教学、湖州州学教学与中央太学教学三个时期,“在教育改革实践中,苏州州学是其初步探索时期,湖州州学是其形成具体成果并未太学采用时期,中央太学是其进一步实施和完善时期。
”胡瑗的教育效果非常显著“诚明者达,昏愚者励,顽傲者革”,为社会培养许多优秀人才,开创了“分斋教学制度”的教学改革的先河,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富有启发的宝贵经验。
一、胡瑷“苏湖教法”的创新性1、“明体达用”的教育现,培养经世致用之人才“明体达用”的教育观指导着胡瑗的教育改革,北宋之初,“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虽然设有国子监,但居常听讲者只有一二十人。
科举考试内容枯燥,与现实生活相脱离。
为此胡瑗提出了“明体达用” 的教育观。
“明体达用”中时“体”是指儒家的纲常礼教,“明体”即“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
明体达用就是体会圣贤之道,遵循儒家经典中的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的实质精神,以达到国治民安的目的。
但是在胡瑗看来,更重要的是把儒家的纲常礼教,仁义之道运用于实际,“大可以论道经邦,小可以作而行事”,培养各种德才兼备的实用之才。
胡瑗赋予“明体达用”新的内涵,打破了古代单一的育才观,以便各尽其材,材尽其用。
在他的学生中,有长于理学的程颐、长于兵战的范纯?v、长于政事的范纯仁、精通经学的孙觉,等等。
2、“分斋教学法”,教学史上开拓性的创新“分斋教学法”是“苏湖教法”的精髓所在,在教学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分斋教学法”也就是现在分科教学的前身。
《安定言行录》中记载:学中固有经义斋、治事斋。
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Z 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记载道:“立经义、治事而斋。
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
谈胡瑗“苏湖教法”的几个特点胡瑗(993—1059年),是我国北宋杰出的学者和教育家,被范仲淹尊为“孔孟衣钵,苏湖领袖”,被理学大师程颐称为“天下道德君子”之首。
他一生躬行践履,在他主持苏州、湖州两郡的教育教学时,对教育宗旨、内容和教育方式、方法,进行了全新的改革和实验,创立了一套独特的教法,被当时教育界誉为“苏湖教法”。
“苏湖教法”被宋仁宗于公元1044年诏定为太学法,由地方教学法一跃而取代了中央高等学府的教学法。
教学法当时开风气之先,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教育成就。
梳理“苏湖教学法”,我们会发现其中的愉快教育法、情感投入法、分组施教法等等,是其非常重要的教学方法,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一、寓教于乐的愉快教育法胡瑗的愉快教学法十分重视体育、音乐、游戏对教学的作用,往往在读书的过程中将其穿插进行。
《邵氏闻见录》中记载:“胡先生瑗判国子监,其教育诸生皆有法。
先生每语诸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人生,皆于气血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
”胡瑗精于音律和古乐器。
每每考试完毕,他就会“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和雅乐歌诗奏乐,琴瑟之声彻于外”。
今天看来,胡瑗的学校里经常是余音绕梁、欢歌笑语,这样寓教于乐的教学告诉我们学习可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胡瑗的愉快教育方式,也正合《学记》里的阐述。
《学记》云:“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
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其意义是:大学教育在规定时间内,传授正课;休息的时间,会有种种课外作业。
如果没有适当的课外技艺,学生就不会学好正课。
其中的“正业”和“藏修”是指教师在校按时讲授的正课,“居学”和“息游”是指学生课外活动和自习。
在那个时代,胡瑗注重将课内、课外两种活动结合起来。
特别是一些课外活动,更有利于学生对学习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同时在课外活动中,学生可以进一步拓宽知识面,学习更多的技艺,又为“正业”的理论学习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和必要的经验基础。
崇文重教 典故由来
崇文重教是江南地区的文化传统,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
在北宋初期,如皋诞生了一位教育大家,名为胡瑗。
他起初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致仕,但后来看到官场黑暗,于是改变了想法,决定回到家乡做一名私塾先生,立志为百姓、为天下教书育人、改善民风。
在教书的过程中,他要求学生既要通晓儒家经典,也要懂得治民、讲武、堰水等科目,做对百姓有利之事。
并且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教育理念,影响无数学子,也为当时社会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材。
崇文重教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江南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瑗的教育思想摘要胡瑗教育思想丰富,其“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明体达用”等思想和首创分斋教学制度对后世影响较大。
教人有法,与学生亲如父子,是胡瑗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对今天教育工作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胡瑗教化明体达用分斋教学示范胡瑗(993—1059),北宋泰州海陵(今如皋)人。
胡瑗祖上世居安定(今陕西省安定县),门人学者“溯其源”,称其为“安定先生”。
胡瑗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同为宋初理学先驱。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序录》云:“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
但就教育而言,胡瑗的影响则更大。
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对宋初教育理论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教育主张有些至今仍对我们有启发。
一、“天下之治”在人才的教育作用论胡瑗深刻认识到学校教育对于培养人才、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
他在《松滋儒学记》一文中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①精辟地阐明了实现“天下之治”关键在于人才,人才培养的根本在于学校教育的思想。
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批评自汉唐到宋初的学校教育所存在的各种弊病,认为已违背“先王教化之意”。
主张改革教育,改变空疏的“俗学”,讲授穷经治事的实学,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胡瑗重视学校教育,重视人才培养,不只是局限于文职人才。
他从宋朝当时边事频繁,迫切需要军事人才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中国教育史上较早地提出设立武学,培养既“知忠孝仁义之道”,又“知制胜御敌之术”的武职人才。
中国古代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学,最初设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但设置仅数月即废。
胡瑗认为这是由于“官非其人”,而不是不要设置武学。
翌年,他上书请设武学,并提出了如何设立的具体主张。
他说:“顷岁吴育已建议兴武学,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废。
简述苏湖教法
“苏湖教法”是北宋胡瑗在苏州和湖州任教时所创的教学方法。
胡瑗在苏湖两地进行教学时,改变当时崇尚辞赋的学风,转而重经义以及时务,在学校中设经义斋和治事斋,根据学生专长和爱好分斋而教。
经义斋学习“六经”,治事斋学习治兵、水利、算数等,使学生各择一专业再兼学一专业。
教学方法也与传统的死记硬背不同,而是以明体达用,培养有实际才干的人才为目标。
他讲习解经,能联系实际。
他还提倡实地考察,使学生获得感性知识。
胡瑗在苏湖教学达20多年。
胡瑗这种“明体达用”的教育主张,受到范仲淹的赞赏,遂在庆历兴学期间,诏请“下湖学取胡瑗之法以为太学法”。
“苏湖教法”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分科教学,而且开了主修和副修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极大。
“苏湖教法”的意义:
1.在中国教学制度发展史上,第一次按照实际需要,在同一学校中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实行分科教学;
2.治民、治兵等实用学科正式纳入官学教学体系之中,取得了与儒家经学同等的地位;
3.开创了主修和副修制度的先声。
分斋教学制度产生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四方之士,云集受业”,纷纷到胡瑗主持的湖州州学来求学。
甚至京师太学,也“取胡瑗法以为法”,开创了我国分科教学之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初年著名教育家胡瑗首创分斋教学和主副科制度,其思想理论基础正是“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
创立了一套独特的完整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史称“苏湖教法”。
在教学中,他善于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来组织教学,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各就其性之所近,选定专攻科目,因此,每个人都能够各尽其材,学有所得。
这种“因材施教”,不仅具有分科教学的性质,把学生培养成专业有用之才,而且具有为学生选定致力于事业方向的指导作用,使学生获得就职就业的知识技能。
这是教育上的一个创举。
经胡瑗二十余年在苏湖两地及京师太学的教育教学实践,培养了“先后至一千七百余弟子”,皆能裨于世用,由一地方教学法跃升成为了中央高等学府的教学法。
在中国教育制度史上,胡瑗先生的“苏湖教法”第一次在同一所学校中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第一次将实用学科与儒学经典放在同等地位上;第一次创立并实施分科教学和必修、选修制度,第一个提出了在集体教学的条件下通过分科进行因材施教,比以往在个别教学条件下的因材施教大大前进了一步。
张载认为“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并要求教师对学问道德有精深的造诣,对人有全面的了解。
张载的因材施教、尽人之材的教学观点,既继承了孔子、《学记》的思想,又有自己的体会和发明,内涵丰富全面。
程颢、程颐对孔子的因人而教思想推崇备至,他们把这一经验第一次概括成“因材施教”的思想,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他们说:“西北东南,人材不同,气之厚薄异也”,“君子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亏者而成之而已”,“强勇者抑之,畏缩者充而养之。
”可见二程对孔子“因材施教”思想领会之深。
南宋教育家朱熹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认为“禀气有异”,故资质不同,进而提出教育“必尽人之材”的主张。
所不同的是,他从理,.论上做了新的论证,并在实践中提出了新的措施。
朱熹关于实施因材施教这一教学原则的主张,同以往教育家提出的见解相比,更加深入和具体了。
明清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重视教育的作用,“因材施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胡瑗的教育思想
胡瑗的教育思想是明体达用。
胡瑗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
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
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
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
另外还附设小学。
这种大胆尝试,即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
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
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试论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及其对我国当代基础教育改革实践的启示进入大学,才第一次听说了胡瑗这位伟人。
对他我也只是听其名,未闻其事。
幸运的是,这个学期我们多了一门课——“中外教育家选讲”。
通过这门课,王志林老师给了我们全面了解里“明体达用”的伟大思想的机会。
胡瑗(993-1059),字翼之,江苏泰州海陵(今江苏如皋)人。
是我国北宋初年著名的儒家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开宋代学术先河的重要人物。
与孙明复,石守道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因祖居陕西安定,被门人学者尊称为“安定先生”。
他一生躬行实践从事教育,开宋代理学先河,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和教学改革于一身,倡导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提出了“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明体达用”等教育主张,揭示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改革。
继承并发展儒家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创造了闻名后世的“苏湖教法”。
形成了沉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对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他的教育改革影响深远,不仅揭开了宋代官学改革的序幕,且其余波在此后半个世纪一直荡漾不息。
他的教育主张和教学实践,不仅对当时而言是一种创举,而且就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有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地方。
胡瑗出生于一个数世为官的名门家庭,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
胡瑗幼年聪颖,勤勉知学,专意于修习儒家经典,七岁能写作文章,十三岁时便通读五经,他受父辈的教育和影响,不仅早慧,而且志存高远。
虽然家庭生活及学习条件差,但他求学之至不减。
青年时期的胡瑗,有着远大的理想和追求,常“以圣贤自期许”,又具备专一,踏实的学习态度。
他为人好学有礼,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研究学问上。
对儒家经典及百家之言全部认真研读过并且细心体会,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胡瑗的主要著述《周易口义》内容及其丰富,文义明晰,解释详尽,开创天人性命的学风。
在讲述《周易》的过程中,他阐述了他的“体用”思想。
他说:“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
故圣人于此垂教,欲使人法天之用而不法天之形,所以名乾而不名天也。
教育家胡瑗宋朝称得上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
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可“马上治之”的道理,皇帝的位子刚一坐稳,就迫不及待地“杯酒”释了那些战功赫赫的武将们的兵权,转而把战争年代隐于幕后的文臣推到了统治的前台。
在当时形势下,这样做有不利的一面。
因为大宋王朝虽然建立了,但周边的“国际”环境并不太平,北边辽国和西北的西夏一直在旁边觊觎,“亡我之心不死”。
一旦边境事起,宋朝外交与“武功”的贫弱立马暴露无遗,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也没能得到丝毫改变。
然而,正是在这种边境战事不断,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却带来了我国古代历史上艺术、学术和科学技术领域少有的辉煌时代,惊奇之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意外。
仔细想想,也在情理之中。
宋朝对文士的重视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
宋太祖将尊重儒者、不杀文臣及言事官定为祖宗家法,这为知识分子创造了比较宽松和自由的学术环境。
说话大胆了,思维活跃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随之而来的是,一批学术及艺术大家走来了,印刷术发明了,《梦溪笔谈》付梓了,代表新儒学的理学出现了……这一切之中,少不了泰州人胡瑗的一份功劳。
一、安定先生胡瑗生于993年,这一年,是宋朝建立的第三十三个年头。
经过三十多年的治理,社会已逐步安定下来,地处大海之滨、长江之北的泰州,也由于盐业的进一步繁荣,进入历史上少有的兴盛时期。
街长五里,商号林立,园林愈百,寺庙遍布,逐渐成为江淮地区以盐粮集散为主的中心港口城市。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兴盛,范仲淹来了,滕子京来了,晏殊来了,秦观也来了……,来来去去之间,一首首歌咏泰州的诗词永远地留了下来,成就了泰州“文昌北宋”的美誉。
历史有时就是一种机缘。
如果不是这种机缘,谁也不能解释胡瑗怎么能和范仲淹、滕子京、宋仁宗等人联系在一起。
胡瑗祖上世居陕西安定(今陕西安定县),因他的祖父胡修己任泰州司寇参军,遂举家迁居泰州海陵。
他的父亲胡讷很有才学,曾任宁海军节度推官,胡瑗受他的影响不小。
胡瑗的教育思想胡瑗的教育思想逍遥行者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研究·胡瑗的教育思想(801)2011年4月13日摘要胡瑗教育思想丰富,其“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明体达用”等思想和首创分斋教学制度对后世影响较大。
教人有法,与学生亲如父子,是胡瑗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对今天教育工作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胡瑗教化明体达用分斋教学示范胡瑗(993—1059),北宋泰州海陵(今如皋)人。
胡瑗祖上世居安定(今陕西省安定县),门人学者“溯其源”,称其为“安定先生”。
胡瑗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同为宋初理学先驱。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序录》云:“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
但就教育而言,胡瑗的影响则更大。
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对宋初教育理论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教育主张有些至今仍对我们有启发。
一、“天下之治”在人才的教育作用论胡瑗深刻认识到学校教育对于培养人才、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
他在《松滋儒学记》一文中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精辟地阐明了实现“天下之治”关键在于人才,人才培养的根本在于学校教育的思想。
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批评自汉唐到宋初的学校教育所存在的各种弊病,认为已违背“先王教化之意”。
主张改革教育,改变空疏的“俗学”,讲授穷经治事的实学,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胡瑗重视学校教育,重视人才培养,不只是局限于文职人才。
他从宋朝当时边事频繁,迫切需要军事人才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中国教育史上较早地提出设立武学,培养既“知忠孝仁义之道”,又“知制胜御敌之术”的武职人才。
中国古代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学,最初设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但设置仅数月即废。
胡瑗认为这是由于“官非其人”,而不是不要设置武学。
简述胡瑗分斋教学制度的具体内容及意义。
胡瑗(公元145-208年)是东汉末年的一位著名学者,他的分斋
教学制度是他在教育领域的重要贡献之一。
胡瑗的分斋教学制度具体内容是,他将学生分为三个层次:一、
斋生,即在斋堂学习的学生;二、舍生,即在宿舍学习的学生;三、
外舍生,即不住宿的学生。
学生从斋生阶段开始,先学习基础知识和
礼仪,然后逐渐晋升为舍生和外舍生,进行更深入的学习。
胡瑗制定
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和考核制度,规定了学生的学习时间、内容和考试
要求。
这一制度的意义在于,它建立了一种有序的教学体系,将学生分
为不同层次并逐渐晋升,使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学习进度有序地进行
学习。
这一制度注重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个性发展,使学生能够在适
合自己的层次上学习,并逐渐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
同时,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和考核制度,可以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有
规律地进行学习,并通过考试评估学习效果。
胡瑗的分斋教学制度对后来的教育制度有一定的影响。
它强调了
个性化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原则,为后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
同时,该制度也对学生培养学习和自律能力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培养了一
批才华横溢的学生,对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胡媛分斋教学制度是我国古代教育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对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和意义,将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进行全面评估和探讨。
一、胡媛分斋教学制度的具体内容1.1 制度的起源和背景胡媛分斋教学制度起源于我国古代的私塾教育,是由明代教育家胡媛创立的一种教学方式。
胡媛是明代著名教育家王守仁的学生,他在传承并发展了王守仁的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分斋制度的教学理念。
1.2 教学内容和方法胡媛分斋教学制度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经义、史传、儒学经典等,并注重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教学方法上,胡媛强调师生之间的互动和学生的自主学习,通过讨论、辩论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能力。
1.3 教学组织和管理胡媛分斋教学制度采用小班教学的形式,注重师生之间的密切互动和交流。
教学管理上,胡媛提倡师生和谐相处,注重教学氛围的营造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胡媛分斋教学制度的意义2.1 促进儒学传统的传承胡媛分斋教学制度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强调儒学经典的传承和解读,有助于促进儒学传统的传承和发展。
通过深入的学习和思考,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儒学经典的内涵,从而传承和发扬儒学的精神。
2.2 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实践能力胡媛分斋教学制度注重学生的学习方法和过程,通过讨论和辩论等方式,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实践能力。
这有助于学生在学术和社会实践中获得更好的发展,成为有思想、有品德、有能力的人才。
2.3 倡导师生和谐的教育关系胡媛分斋教学制度强调师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倡导师生和谐的教育关系。
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
三、个人观点和理解作为我的文章写手,对于胡媛分斋教学制度的内容和意义,我深有感触。
这一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对儒学传统的传承,更在于它对学生思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我认为,现代教育应该借鉴胡媛分斋教学制度的理念,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促进教育的全面发展。
胡瑷教育名言
1.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有德行、有智慧、有追求的终身学习者。
2. 教育不仅仅是灌输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3. 教育是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的过程。
4. 学生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学校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和勇气。
5. 教育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和价值观,让他们成为有责任心和公民意识的人。
6. 教师要成为学生的榜样,以身作则,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动力。
7. 教育应该关注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注重个人发展和个性特点的培养。
8. 内容丰富的课程和有趣的教学方式能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热爱。
9. 教育不应该只关注学科知识的传授,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交技巧。
10. 教育最重要的是给予学生自信,让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并实现梦想。
浅谈北宋教育家胡瑗的教育观点
【摘要】北宋教育家胡瑗认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教育目的,首创分斋教学制度,设“经义”、“治世”二斋,身教言传,留一世美名,对今天仍有其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胡瑗教育思想分斋教学
胡瑗,字翼之,世称安定先生,与孙复、石介被后人尊称为“宋初三先生”。
作为教育家的胡瑗有不少教育观点,至今看来仍有其值得学习的意义和价值。
一教育的作用
胡瑗在所撰《松滋县学记》中曾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教育观点。
几句话开宗明义,言简意赅地分析了教育的重要性,批判了从初唐到北宋学校教育各种弊病,如轻教育、学风不正,认为已经“违背先王之道”。
作为教育家的胡瑗忧国忧民,从教育的角度思考国家兴亡之理,认为教育才是治国安邦之本,他相信教育的力量,因此才会对子贡的“夫子不可及”的观点不苟同,认为“孔子固学于人,而后为孔子”。
二教育的目的
在宋仁宗宝元时期,取士不以“体用为本”,专讲声律、浮华词藻,人才培养脱离现实生活,学校教育颓废,面对这样的消极现状,
胡瑗提出以“明体达用”为教育目的的观点。
所谓“明体”,是指懂得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达用”,即将“体”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即后来教育中经常提倡的知行合一,从而使教育不是为了应付科举,而是知书达礼,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运用于实践。
在这样的教育目的下,胡瑗的人才观不再是单一、功利、片面的,而是全面发展、人尽其才、经世致用的,而是将教育、人才培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对扭转宋代浮靡的学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教育的内容
根据教育的目的,教育内容可分为“体”和“用”。
具体而言,“用”可为胡瑗所创立的分斋制度中的“治事”之学,但以“体”为本,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则是圣人之道,仁义礼乐。
他主张“凡人之有仁义礼智,必有信然后能行”,从而使学生理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现在可考的胡瑗的著作《周易口义》是体现“明体达用”最全面最系统的教材,他曾于咸卦六解说“以圣贤之道,设为仁义之较;礼乐之化,以渐以摩,使之入人之肌肤,藏民之骨髓,然后天下之人皆合心毕虑,感悦于上也。
”
四教育普及和教师
胡瑗十分重视学校和教师的作用。
他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
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
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
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
”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
庆历四年,
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中只有大中祥符二年宋真宗准允的“应天府书院”,其余寥若晨星。
于是胡瑗大声疾呼地方办学,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他认为这样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太平盛世之目的。
对教师,胡瑗也提出较高的要求:“当果决其行,而力学、审思、强问、笃行,使其性明志通,又且养育其德,以修其志,使其道之大成,至于圣贤而后已,然后发其所畜,以教化于人。
”除了重视教师的知识,从胡瑗自己在教育实践上,也可看出他对教师道德修养的一些原则。
第一,爱生如子。
要求教师将学生看成自己的孩子,关心爱护,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例如,他的学生安涛患了痼疾,胡瑗慈父般地给予关照,说先生之爱如同冬天的太阳。
第二,有教无类。
这与安定先生早年经历有关,对于家贫仍努力读书的学生,总是尽己所能给予帮助,并不会因为出身与背景而否定学生。
面对一些走过弯路的学生,他也循循善诱,启发学生“洗心问道”。
另外,胡瑗提倡教育者要宽容,在他病危之际,时任太学学官的程伊川曾问他有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后人的,胡瑗说“面前路径,须常令宽;路径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可见其对待学生至善至真至诚。
不仅仅是作为人师,更是一位仁师。
五首创分斋教学制度
隋唐科举制度创立,为知识分子谋取功名提供了一条道路,但随着其发展也出现不少弊端,不少人读书专为应付科举考试,过于功利化,盲流于营造词藻空洞繁华,忽视经世济民的实用之学。
针对这一弊端,胡瑗提倡“明体达用”的实学,从教育制度上大胆创新,首创“经义”、“治事”二斋,据《安定学案》记载,“经义”斋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
“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
经义斋主要致力于培养通晓经术的学术型人才,治事斋则主要培养技能型人才,此举一方面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满足其需求,因材施教,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增益其所长;另一方面,也为国家培养不同类型的各领域专业人才,使学习不流于表面功夫,切实有用。
同时,这也是中国教学制度史上首次将民、兵、水利、算历等军事和自然知识正式纳入官学教学体系的先例,在此之前的学校教育,与生产、生活有关的实用知识多被视为庸俗之学而无人问津。
分斋制的建立使这些实用知识正式纳入官学的教学体系,大大提高了自然科学的地位,改变了“独尊儒术”的单一局面。
分斋制不仅在“庆历新学”的时候全国推广,对后代也影响深远,北宋以后的书院大多采用分斋教学。
清初实学思想家、教育家颜元曾说:“宋儒惟胡子立经义、治事斋,虽分析已差,而其事颇实矣。
”颜元晚年规划漳南书院时分设文事、武事、经史、艺能、理学、贴括六斋,也是直接借鉴和发展了胡瑗的分斋教学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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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