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理论视角

1 24.2对比理论视角* 对于社会生活，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采取了相互对立的理论视角，并因此以不同的术语来解释之。其分析单位是不同的，——前者是个人，后者是人群——它们的概念和变量也是不同的——在微观社会学里是人的属性（attributes of human beings），在宏观社会学里是人群结构的突生特性（emergent propertie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s）。①个人可以富裕或贫穷，但只有集体才能表现出或多或少的经济上的不平等。我认为行动者这一概念对个人和集体而言都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连用来分析这二者的最相关的（行动者的）特征（the most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也大相径庭。 因此，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运用不同的概念来构造理论以解释社会关系以及更复杂的奠基于社会关系之上的社会模式和现象。微观社会学分析使人际关系得以形成的潜在的社会过程。其关注点在于社会互动和交往，重要的概念是交互性、有意义的符号、义务、交换和依赖。宏观社会学分析一个人群中不同位置的结构以及这些位置对社会关系的限制。其关注点在于社会环境对人们关系的外部制约，重要的概念是分化、制度、不平等、异质性和交叉社会圈（crosscutting circles）。简言之，微观社会学解剖社会关系的内部的动力过程（dynamics），而宏观社会学则分析外部的社会限制和机会——即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对社会关系所施加的影响。 有很多种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的理论架构（schemes），但我将各择其一加以讨论。在对我自认为读者比较熟悉的交换理论作一些评论之后，我将更简略地谈一谈我在近些年里所发展的宏观结构理论。

对交换理论的反思 我希望读者不会反对我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对交换理论作一些反思。三十多年前，我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在大量进行直接观察的基础之上，针对公务员进行了一项个案研究。那时我萌生了将社会互动概念化为一个交换过程的想法。这个想法还受到了怀特（Whyte）（1943：256-258）的“相互义务”原理的影响。但在那时，我并不了解（或许是记不起了）从亚里士多德到莫斯等许多人早已使用社会交换这个概念了。在研究的早期，我在观察公务员时注意到同僚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公事，尽管他们各司其职。在办公室里几乎总是可以看到两个或更多的人在深入地谈论他们的工作。午饭时间则充满了有关趣事或疑难事务的谈话。 这种咨询活动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当公务员的上司告诉我，这些人在遇到问题时，实际上被禁止向同僚作咨询，而只能与他商讨时，我的好奇心就更加强烈了。我将这些交易解释为社会交换。在社会交换中，一位公务员可以在工作中得到帮助，而不必将困难暴露在上司面前。作为回报，他会通过讨教别人的方式来承认对其意见的需要，从而隐晦地表达对咨询者的敬意。经常被同僚咨询的公务员在这种重复发生的交换活动中提高了自己的非正式地位。而这是对他们帮助别人做出困难决定的最高酬报。 我对社会交换感兴趣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将其视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现象因此特别适合社会学家研究。这并不属于调查中的大部分研究主题之列。例如人们的态度、选举中的投票、教育、工作成就和工作满意度，都肯定地受到社会的调控和影响，并且很多还以他人为取向，但这些因素本身涉及的乃是个人的行动和思考，而非社会过程。相比之下，社会交换直接关注人际关系中的给予和索取的社会过程，并分析自我的行为如何不依赖于自我的现行调控、经验和特质，而是依赖于他人的行为。他人的行为反过来又视自我的行为而定。当然，每个人行为都有其心理动机，但交换理论并不试图用这些动机来解释每个人为什么要参与交换。它解剖这种交易过程，以解释相互依赖的机缘凑合（interdependent contingencies），

* 本文原名”Contras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选自 Jeffrery C. Alexander & Bernhard Giesen 编的The

Micro-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71-85; 本文是为Richard Emerson纪念文集所贡献的论文的一个改写版，收入Karen Cook编辑的Social Exchange Theor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① “emergent properties”一词译为“突生特性”也是勉为其难，布劳用它意指人在不同集合如性别、职业、

族裔等群体中的分布的特性和在占有如收入、权力等不同资源方面的差异的特性，及在这些差异的不同关系中生成的和涌出的（emergent）特性。较详细的讨论请参阅本文选中布劳的另一篇文章“宏观结构概念”。——译注 2

其中每个人的反应都取决于他人先前的行动，并且又引起他人的进一步反应。这样参与交换者的动机便被认作是理所当然的，而关注的焦点则是那些隐藏在社会互动背后的交替互惠（alternating reciprocities）。我和霍曼斯的理论分歧植根于有关交换的明显的社会性质的概念之中。当然，可以用参加交易者的动机来分析交换，正如可以用敌对双方的动机来分析冲突一样。然而，这种心理学的还原论忽视了研究中可能存在的社会过程，隐含在交换中的重复发生的互惠行为，以及在一场军备竞赛中，由威胁与反威胁所必然导致的潜在冲突的增长。 还有另外的原因说明社会学家为什么关注对社会交换的分析。除数理社会学外，它是少数几个适合于系统的公理式理论的发展的主题之一。诸如边际效用这样借自经济学的概念，可以用来解释非经济学的观察结果——例如，社会认可度的重要性的衰减已经为人所接受——因此也可以用作创建严密的假说演绎性理论的砖石。事实上，霍曼斯的交换理论是社会学中在创建这类理论方面少有的尝试之一。尽管我不同意他理论中的心理还原论，我仍然完全赞成他的看法：对社会学来说重要的是发展出更为系统的演绎性理论。交换理论的另一个优点在于，它的基本思想和概念能够得到广泛运用，并且能够赋予日常观察结果以新的意义。例如，人们为什么愿意帮陌生人的忙，或人们在饭馆里为什么常常为谁付款而争吵。交换理论的最后一个引人入胜之处在于我希望它能够成为建立一个有关社会结构的宏观社会学理论的微观社会学基础。这正是二十年前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尝试过的主题。但是在对交换过程的微观社会学分析方面我做得更成功，而在用微观原理作基础建构严密的宏观理论方面则要差些。正是这个主要原因促使我的兴趣从社会交换转向迥然不同的建立宏观社会学理论的道路。 然而，在我回到基础的理论分析之前，我花了十多年时间从事于对各种官僚组织的经验研究。韦伯对官僚制中包含的组织原理的分析引起了我持久的兴趣。这种兴趣也促使了我在早期对政府公务员进行个案研究。但是我只能凭间接推断而不是直接地来论述官僚制的原理，因为组织的普遍原理需要进行大量的比较而不是以个案研究作为基础。霍曼斯在关于我的早期研究的一篇书评中指出了这一点。这篇书评尽管总的来说是肯定性的，但却指出了我的题目（《官僚制的动力》）具有误导性，因为我的著作实质上论述的都是公务员群体中的非正式关系而非官僚制本身。为了直接的研究组织结构中的问题，我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每一项都涉及到对从大量的可比较的机构——例如，政府机构、学术协会、工厂——中搜集来的数据所做的量化处理。这项研究提出了韦伯所关注的一个宏观社会学的课题——官僚结构。尽管并不缺乏理论的推导和含义，这些研究仍然集中于对经验材料的分析。我迫不及待要从淹没于经验数据的状态中逃逸出来，并试图建立一个有关社会结构的演绎性的宏观社会学理论。 建立宏观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它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一条道路是从微观社会学的原理出发，并将这些原理作为宏观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另外一条道路则依赖于如下假设：微观和宏观理论需要不同的视角和概念框架，因为宏观社会学的主要术语涉及人口结构的应变特性，而在微观社会学的分析中并没有与之对等的概念。因此我认为第二条道路更为可行，至少在社会学发展的现阶段是这样。

宏观结构的概念架构 我所构造的有关社会结构的宏观社会学理论是一个在社会生活的量化维度上的演绎性理论（布莱斯威特Braithwaite 1953；波普Popper [1934]1959）。对我的研究取向影响最大的两位经典社会学家是涂尔干（Durkheim[1895]1938）和齐美尔（Simmel 1908），特别是涂尔干对向人们施加外部限制的社会事实的关注和齐美尔对社会生活的量的维度以及交叉社会圈的意义的强调。研究单位是社会或社区或其它大的集体，而非个人或小群体。它是一个在马克思的意义上的结构理论，而非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意义上的。这就是说，我所说的“结构”是指人们的社会位置和他们的关系的客观差异的系统，而非文化神话、象征符号或婚姻规则。我的理论与马克思的不同，马克思首要关注经济位置和经济关系，而我除了经济差别外，还注意到其它的社会差别，如人种或种族的差别。根据帕森斯对文化和社会结构所作的区分——正如他自己所言，这使他成为了一个“文化决定论者”——我的理论关注的是结构而非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这一理论的目标是用结构术语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模式，而非用文化的或心理学的术语来 3

解释个人行为。简言之，解释的对象（explicandum）和用来解释的工具/要素（explicans）都明显是社会性的。解释对象是群体中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或结构（configurations），尤其是在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之中的社会关系的范围。例如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普遍的通婚现象，或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普遍的交友现象。当然，所有的人类关系都涉及到参与者的行为。然而，结构理论的目标不是用引发行为的动机来解释行为，而是用各种社会关系的外部限制和机会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模式，这些社会关系是由人群的构成——即社会环境中的不同位置的结构——造成的。在一个主要由新教徒组成的社区里，宗教结构限制了人们与天主教徒结婚的机会，而扩大了与新教徒结婚的机会。用来解释的工具/要素是不内化了的文化价值和规范；也不是心理偏好。相反，它是社会结构——即人群在各方面所产生的分化——对机会所施加的外部限制的影响，并且无论文化价值和心理偏好是什么，这些限制总会对关系产生制约。 总之，社会结构在这里是指人们在各方面的社会位置的差异，如人群中的种族差别他们的经济差别，或他们的教育差别。一个集体在一个特定维度上分化的具体标准是不同职业或收入层次的分布。对社会位置这一概念的定义相当宽泛。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加以考虑的任何属性差异都被有意无意地视作反映了社会位置。如果社会位置因此而以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来定义，那么任何把这样一种影响作为必要条件的命题都将是同义反复。然而，由此发展出的定理并未明确说明一个个人的社会位置对她或他的社会关系的影响，而是说明了整个人群在各方面的分化对该人群中社会关系模式的影响。这两种影响——一个人的位置的影响和在一个特定维度上人们的分布的影响——有所不同。实际上这两者经常是相反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齐美尔所关注的规模（size）对社会生活的意义因此也就扩展为规模分布（size distribution）的意义。由于一个人群中的所有个体在任何一个维度上都只能有一个规模分布，因此对宏观结构命题的分析就要求对不同的人群进行比较，而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群中的个体进行比较。 每一个个人自然占据多个社会安定位置。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社区之中，属于一个种族群体，拥有一种宗教信仰，多少受过一点教育，从事一种行当，拥有一份职业，并有一份收入。即使简单社会也在某几个方面发生分化，而复杂社会则展现出在更多维度上的分化。一个人群的分布在每一个维度上都存在。因此，社会结构可以定义为一个人们分布于其间的多维的社会位置空间。社会结构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术语，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变量来对它进行操作性地描述。更确切地说，它包含很多可以被操作性地加以描述的具体概念：分化的具体维度。 在一个或几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上的分化的程度，被称作一个结构参数。社会结构是由其参数来描述的。换言之，结构参数是指一个人群的成员在各个方面变异的程度。例如一个国家的财富集中度，经济的产业多样性，一个组织的劳动分工，一个城市的收入分配，或一个社区的种族构成。当然，比较必须在相同的社会单位之间进行——例如不同的社会之间或不同的城市之间。有一点很重要，必须指出，即在各种维度上的分化并非一定是orthogonal(不相关？)。有些社会位置的差异，如教育和职业地位，是密切相关的；而另外一些，如性别和宗教，一般则不相关。一种社会差异与其它社会差异的共变的程度也被视为一种结构参数；例如，人们的种族差异与他们的教育、职业和经济差异的相关程度。 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普遍形式的参数，它们涵盖了人们很多具体的社会差异。其中两个参数是在单一维度上的分化，而另一个则是一个集体中的成员在几个维度上的共变。区分前两种参数的标准是看社会差别是否把人群分成了边界相对明显的、无序的名义类别（nominal categories），如宗教派别或种族群体，或看它们是否以地位的等级为基础对人们进行了无明显边界的分类，如收入或权力。这两种单一维度的分化形式是异质新性和不平等。 异质性是指一个集体的成员分化为名义群体（nominal group）的程度。例如一个社会的劳动分工和一个社区的语言多样性。一个人群在某一特定维度上所能够分成的次群体越多，并且人们在这些群体间的分布越不均匀，异质性就越大。衡量异质性的标准是随机选取的两个人属于不同群体的期望机会（the chance expectation）。譬如，要比较劳动分工，对所有的个案要么都用具体职业（detailed occupations）来划分，要么都用主要职业群（major occupational groups）来划分。（由吉布斯Gibbs和马丁Martin [1962]所提出的一种量度方法操作性地描述了这一标准，并且可以被用于对所有类型的异质性的研究。） 不平等是指一个人群在资源或等级地位上所产生的分化的程度。财富的集中是不平等的一种形式；而教育差异的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或社区在某一特定维度上的不平等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