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制度变迁理论_阿西莫格鲁_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比较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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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权力与经济绩效:阿西莫格鲁(Acemoglu)理论评述郭艳茹
【期刊名称】《理论学刊》
【年(卷),期】2010(000)005
【摘要】阿西莫格鲁(Acemoglu)是位研究领域广阔且著述丰厚的经济学家,他在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领域极具开创性的理论贡献使他获得了2005年美国经济学的克拉克奖.他在制度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制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命题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二是建立动态理论框架来研究国与国之间为什么存在制度差异,并提出了制度决定的"社会矛盾论".他以标准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制度、历史,努力构建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经济史理论.他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极具启发和借鉴意义.
【总页数】5页(P65-69)
【作者】郭艳茹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国际经贸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019
【相关文献】
1.制度、发展阶段与发展绩效r——兼评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制度理论 [J], 李琦
2.包容性制度与国家繁荣——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制度决定论述评 [J], 赵卫;
3.包容性制度与国家繁荣--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制度决定论述评 [J], 赵卫
4.国家兴衰、包容性制度与全球平等
——以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理论为例的分析 [J], 高景柱
5.国家制度建设的欧洲经验的逻辑、局限及与中国经验的分殊——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狭窄的通道》为起点的思考 [J], 汪毅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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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制度变迁理论:阿西莫格鲁、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比较1彭涛、魏建2以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成功地重新阐释了经济史中重大事件的经济逻辑,在收获关注和成功的同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因为诺思将制度变迁最终归结为人口和相对价格变动等外生因素,这不仅使其理论存在不周延之处,而且严重削弱了理论解释力。
制度变迁的内生化处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制度分析范式。
内生化理论的核心特征是坚持制度变迁是社会整体演进的结果,其中的任何因素及其变化都是内生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制度变迁,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中任何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来对待。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golu)、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和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是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方法将制度变迁的动力进行内生化处理,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理论范式。
总体上来看,阿西莫格鲁的分析较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分析更为狭窄一些,他主要侧重于讨论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互动,突出强调政治权力的分配对经济制度的变迁起着决定作用。
青木昌彦与格雷夫则倾向于建立一个统一、庞大的制度分析框架,分析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制度变迁及其相互关系。
其中,格雷夫的分析更为一般化,因为青木昌彦将政治领域中制度均衡直接视为外生参数而不予以讨论。
研究视角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制度要素所涉及的不同层级(或者领域)、对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分析方法,这使三个分析范式的内生化程度存在差异。
同时,他们在处理制度变迁的内生化过程中遇到难题时采取的手段也各不相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特色。
内生化程度是制度变迁内生分析范式的理论主线,因此我们对三者的内生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找出契合点和不同点,以进一步明晰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方向。
制度、权力与经济绩效——2005年美国克拉克奖获得者阿西莫格鲁(Acemoglu)理论评述郭艳茹2005年美国经济学克拉克奖被授予了麻省理工(MIT)37岁的阿西莫格鲁(Acemoglu)教授。
阿西莫格鲁是位研究领域广阔且著述丰厚的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家协会在有关其获奖的书面声明称,他在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领域都做出了富有价值的贡献,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方面,他近期关于制度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极具开创性。
本文拟对他的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总结和评述。
需要指出的是,阿西莫格鲁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并因在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于2005年同时获得了美国首届舒尔茨奖,但鉴于其克拉克奖的获得主要是因为其对制度研究的贡献,故本文的评述集中于其制度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论著。
阿西莫格鲁在制度的研究上因袭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家,如诺斯、奥尔森等人的思路,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并用计量模型实证了诺斯“制度至关重要(Institution Matters)”的命题(Acemoglu, 2002a, 2002b, 2004a)。
与早期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相比,他在制度研究上走的更深更远:既然制度决定经济增长,那么为什么会存在无效率的制度?不同社会的不同制度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阿西莫格鲁的研究由经济制度导入政治制度并最终深入到社会权力的分配上,他认为决定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经济制度最终是由这个社会的权力分配状况所决定的,并提出了制度决定的“社会矛盾论”(Acemoglu,2004a, 2004c)。
诚如他自己所言,在这一方面,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决定理论有些相似,但从基本的方法论上看,这种相似仅仅是表面的:尽管强调了不同利益集团或阶级在制度形成和变迁中的矛盾和冲突,Acemoglu的制度变迁仍然是新古典模式的,是“个人主义的”、“偶然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中的“集体主义的”、“历史必然的”(Acemoglu,2002b)。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变迁分析一横■蝴期诺斯制度变迂理论的变迂分析木刘勇 ,田杰 ,余子鹏’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重庆工商大学财虫学院,重庆摘要: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关注两个核心题:一是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二是制度如何起源。
诺斯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的杰出代表,前期将制度视为外生变量,基于新古典的、静态的分析.致力于回答前一个问题,其观点集中反映在经典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后期将制度内生化,基于演化的、动态的分析,试图回答后一个问题,其观点集中反映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这种变迁,使其制度变迁理论更加完善的同时,也实现了唯物史观的嬗变。
关键词: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变迁分析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韦森认为从诺斯对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基本分析一理路上来看,似乎在晚年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一个较、导言明显的渐进性转变,那就是他越来越重视信念、认知、心智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构建和意向性‘生人类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斯?诺斯 . ,本文简称诺斯。
年,诺斯显然.上述观点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评价诺斯的凭借在经济史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制度变迁理论.而且主要是评述诺斯前期截止获得诺贝尔主要成就就是用经济理论和数量方法来解释经济和制度奖的成果。
本文则认为,从制度观、主题、方法论等方面来变迁。
诺斯的制度变迁研究.注重从史学的角度,以具体的说.该理论都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迁特点。
因此,为了深入案例分析推绎研究思路和结论,使人有“身临其境”的直观分析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本文将其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感受,因此大受欢迎;并且,他还注重融合主流经济理论,从个阶段以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界,之前为前期,之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出发,修正其假设条件,①生曾加其所为后期 ,即:从制度观来看,前期将制度视为外生变量,后忽视的外生变量一制度,因而容易为主流经济学所接受。
古典进化论学派一、古典进化论(文化进化论)古典进化论是19世纪中叶西方民族学界产生的一种民族学理论,进化论主要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索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该理论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渐地发展,全世界所有的文化都要经历这种循序进化的阶段,造成这种普遍性的最终原因在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
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斯宾塞、泰勒、摩尔根和弗雷泽等人。
二、古典进化论学派产生的背景1、人类学知识的增长和研究组织的建立;2、殖民贸易的促进;3、进化论思想的催生。
三、古典进化论的思想渊源1、18世纪欧洲社会思想家有关学说的影响:维柯、孟德斯鸠、孔多塞;2、民族学本身思想脉络的影响:拉菲托、亨利霍姆、亚当弗格森;3、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达尔文。
四、泰勒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一)泰勒泰勒是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被誉为英国“人类学之父”;他曾旅行墨西哥和美洲热带地区,基于对当时社会文化的浓厚兴趣,发表了其代表作《原始文化》;其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给文化下了经典性的定义②宗教理论方面提出了“万物有灵论”③将人类的进化历史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④对婚姻家庭理论的研究⑤方法论方面提出了“比较法”“残存法”“统计法”。
(二)泰勒的进化论观点1、用人类本质的一致性观念来说明文化发展的单一性;2、各族文化都循同一路线向前进化,目前各个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实际上代表了这条路线的各个阶段,各阶段在程序上是固定的,但在时间上并不一致,有快慢的差别,但是总会循序渐进;3、整个世界是依自然法则运行的,这无论对于分子或有机体的运动还是对于社会的运行来讲都是如此;4、泰勒把人类文化的进步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
(三)泰勒的宗教理论1、《原始文化》主要研究的是原始民族精神文化特别是宗教信仰、神话传说的产生与发展;2、泰勒明确了什么是宗教(基督教、非基督教、神灵信仰);3、探讨了宗教的起源与产生。
新进化论学派对人类文化的进化论研究并没有随着19世纪的结束而告终,20世纪30年代,莱斯利•怀特对博厄斯所强调的历史特殊论公开发难,重新提出进化论的研究方法。
由于其理论观点与19世纪的古典进化论有所不同,故被称之为“新进化论学派”。
该派代表人物除怀特外,还有斯图尔德、萨林斯、塞维斯等。
代表著作有:怀特的《文化的进化》(1959)、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论》(1955)、萨林斯和塞维斯共同编撰的《进化与文化》等。
怀特除了坚持文化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基本进化观点外,又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人类文化的进化与其获取能量的多寡,或利用能量之技术效率有关。
低发展的社会往往获取的能量总量也少,反之,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则能获取较多的能量。
因此,可以依此来对人类社会进行分类。
他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四个阶段:①人类仅靠自己体内能量的阶段——原始共产社会。
②人类通过种植和饲养方法获取食物的阶段——东西方古代的文明。
③通过动力革命,对新能源加以利用的阶段——现代工业化国家。
④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和平利用核能的阶段。
怀特认为,文化的进化就是人类利用能量总量的提高或利用能量之技术效率的提高。
斯图尔德认为怀特的理论太过于广泛和一般化,难以解释具体的、特定的文化的发展进程。
他将怀特的理论称之为“普遍进化论”,将摩尔根等19世纪的进化理论称之为“单线进化论”,而将自己提出的理论名为“多线进化论”,以示与前二者的区别。
斯图尔德在进行了大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学说。
他认为,各种不同的文化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发展路线上平行发展的,在他们之间并没有共同规律可言。
因此,应该对具体的文化作具体的分析,尤其要通过考察不同的文化与各自的环境因素之间的互相适应关系,来论证该文化的发展变迁问题。
由于他特别强调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问题,斯图尔德的学说又被称之为文化生态学,他本人也因此而成为公认的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
新进化学派的另两位代表人物萨林斯和塞维斯是怀特和斯图尔德的学生,他们企图调和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和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之间的矛盾。
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作者:刘昀来源:《柴达木开发研究》2009年第01期一、引言内生增长理论,也称为新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
这个理论,通常以保罗·罗默在1986年所发表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以及卢卡斯在1988年所发表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作为其产生的标志。
格罗斯曼主编的两卷本《经济增长:理论和证据》则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代表性论文集。
而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包括有: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格罗斯曼一赫尔普曼模型、巴罗的公共产品模型和雍塞模型、阿格亨和豪威特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阿尔文·杨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
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各不相同,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共同接受的模型,但是各个增长模型所包含的共同观点是基本一致的: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这些模型都试图说明企业是如何积累知识的;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来扶持研究与开发、创新、人力资本形成和某些关键性的产业部门。
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
国内的学者对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有:舒元和徐现祥(2002)运用琼斯实证检验内生增长理论的方法,实证分析了1 952-1 998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典型的现象,得出了“技术进步不是我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引擎”的结论:王小鲁(2000)的研究指出“1 979-1 99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不是来自技术进步,而是来自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大规模的资源优化配置”;何东(2000)指出“技术进步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经济的发展,提高技术水平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一个现实问题”:包金花(1998)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保持持续增长,必须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技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必须依靠快速的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发展”。
2011年第 2期总第 154期内生制度变迁理论 :阿西莫格鲁、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比较彭涛魏建内容提要 :达龙 ·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golu 、青木昌彦 (Masahiko Aoki 和阿夫纳 ·格雷夫 (Avner Greif 的内生制度变迁理论为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
在这三位学者中 , 阿西莫格鲁强调了制度变迁中的政治因素 , 青木昌彦突出了共同信念的核心地位 , 格雷夫则以文化的变迁为主线 , 三者共同将制度作为社会发展的内生结果 , 但他们在研究视角、方法、制度变迁传导机制的界定和对多重均衡问题的处理上各不相同。
作者简介 :彭涛 ,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生。
魏建 ,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2007年度招标课题“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项目编号 :07JJD790132 的阶段成果。
关键词 :内生制度变迁阿西莫格鲁青木昌彦格雷夫以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成功地重新阐释了经济史中重大事件的经济逻辑 , 在收获关注和成功的同时 , 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因为诺思将制度变迁最终归结为人口和相对价格变动等外生因素 , 这不仅使其理论存在不周延之处 , 而且严重削弱了理论解释力。
制度变迁的内生化处理是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制度分析范式。
内生化理论的核心特征是坚持制度变迁是社会整体演进的结果 , 其中的任何因素及其变化都是内生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 ,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 , 共同推动了制度变迁 , 因此 , 不能简单地将其中任何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来对待。
达龙 ·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golu 、青木昌彦 (Masahiko Aoki 和阿夫纳 ·格雷夫 (Avner Greif 是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性学者 , 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 , 采取不同的方法将制度变迁的动力进行内生化处理 , 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理论范式。
总体上来看 , 阿西莫格鲁的分析较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分析更为狭窄一些 ,他主要侧重于讨论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互动 , 突出强调政治权力的分配对经济制度的变迁起着决定作用。
青木昌彦与格雷夫则倾向于建立一个统一、庞大的制度分析框架 , 分析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制度变迁及其相互关系。
其中 , 格雷夫的分析更为一般化 , 因为青木昌彦将政治领域中制度均衡直接视为外生参数而不予以讨论。
研究视角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制度要素所涉及的不同层级 (或者领域、对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分析方法 , 这使三个分析范式的内生化程度存在差异。
同时 , 他们在621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双月刊处理制度变迁的内生化过程中遇到难题时采取的手段也各不相同 , 形成了不同的理论特色。
内生化程度是制度变迁内生分析范式的理论主线 , 因此我们对三者的内生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 , 找出契合点和不同点 , 以进一步明晰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方向。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对三种前沿范式进行整体评述 ; 第二部分从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制度变迁传导机制、多重均衡问题的处理等方面比较三者的异同 ; 第三部分阐述制度变迁内生化理论的发展方向。
一、三种前沿范式的整体框架(一阿西莫格鲁 :强调制度变迁中政治力量的重要性诺思 (North , 1990 认为政治过程界定和实施了产权 , 阿西莫格鲁沿着这个思路 , 利用动态博弈均衡的分析框架构建了制度变迁的动态模型 , 着重将政治因素纳入到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中 , 内生地刻画了经济制度的动态变迁过程。
他的另一个特色在于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证实和证伪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命题 , 进一步明确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经济绩效的重要性。
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理论源于“ 社会冲突论” 和诺思的“ 国家理论” , 他以“ 社会冲突论” 为基础发展了一个更具微观基础的政治决策理论 (孙圣民 , 2009:112 118; 郭艳茹 , 2010:65 69 。
权力和社会冲突是其理论的主线。
他以社会群体之间各种利益冲突为制度分析的基本单元 , 强调以权力分配为主导分析制度及其变迁的过程。
他将权力定义为法定政治权力、事实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权力① , 认为政治制度是掌握了实际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为了能够在未来持续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做出的安排。
政治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在于实际政治权力由谁掌握以及对“ 可信承诺问题” 的解决 , 政治权力及其分配决定了冲突发展的方向和未来政治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基本格局。
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制度和经济绩效的变化。
掌握事实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决定着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好的政治制度一旦形成 , 能够使政治权力在社会中配置相对分散和平等 , 进而解决“ 可信承诺问题” , 使社会更加稳定 , 形成有利的经济制度。
经济制度又影响未来政治权力的分配 , 决定政治制度是否自我实施和自我强化。
这就是阿西莫格鲁描述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 , 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理论偏重于政治制度的分析 , 经济制度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
这也是阿西莫格鲁对制度变迁内生化的主要贡献所在。
他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对民主与非民主制度演变的分析中 , 阿西莫格鲁首先假设个人和集团对政体的偏好是由政体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决定的 , 随后再引入意识形态说明偏好是受意识形态影响而形成的 (Acemoglu &Robinson , 2006 。
引入意识形态说明偏好是内生的这一举措 , 仅仅只是将外生性假设从偏好移向了较之更靠前的意识形态 , 只是将解释问题的原因向前推了一步 , 而没有解决它。
因此 , 阿西莫格鲁的内生化不够彻底。
二是阿西莫格鲁对初始的事实政治权力从何而来没有进行解释 , 只是利用历史案例和实证检验的方式来说明这一初始权力的存在。
这样的做法使其理论缺乏完整性。
721①对三种权力的定义详见 (Acemoglu &Robinson , 2006 。
2011年第 2期总第 154期(二青木昌彦 :强调制度变迁中信念的重要性基于制度研究存在外生和内生两种路径的理论现实 , 青木昌彦试图发展出一个更一般的分析框架以将这两种思路整合起来 , 一方面研究不同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 即多重均衡现象 ; 另一方面研究在均衡制度观框架下的制度变迁机制。
青木昌彦将制定规则的博弈与按规则运行博弈的两个视角结合起来 , 形成了“ 比较制度分析” 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 , 他利用重复博弈和主观博弈的分析方法 , 试图内生地揭示经济活动中整体性制度安排的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动态规律。
青木昌彦强调信念的坚定与动摇决定了制度的形成、稳定和变迁。
他认为博弈中各个参与主体所形成的共有信念与各个博弈域 (domain 中所形成的制度规则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 , 即域中规则的关联性和互补性为参与主体的认知提供了支持 , 促使他们在重复博弈中形成了共同知识或共有信念 , 进而促使均衡的产生和制度的形成。
共有信念产生的关键是看一个均衡的概要表征能否被各方参与主体所认同。
如果被接受则意味着制度将产生或者变迁。
青木昌彦 (Aoki , 2001 将制度定义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 , 强调制度是对博弈均衡概要表征或信息的浓缩。
青木昌彦如此定义 , 是想通过该定义充分说明制度具有既相互制约又协助的双重性质 , 从而能够解释制度的稳定性或制度刚性问题。
他借助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参与个体在不同域之间的互动 , 分析了一个域的均衡策略如何与同一域或不同域的其他参与人的均衡相互依存 , 从而用以解释制度的耐久性和多重均衡的存在性。
然后 , 他通过强调人们的主观认识能力和对信息的处理能力 , 解释了制度如何从多重路径中选择和决定一个发展方向 , 形成新的制度均衡 (Aoki , 2007:1 31 。
青木昌彦虽然想发展一个集分析性和概念性于一体的研究框架 , 但由于其对政治域及其正式制度做了外生化处理 , 只重点分析经济域和社会域的制度动态变迁过程 , 这就使他的内生性不够彻底。
(三格雷夫 :强调制度变迁中文化的重要性在格雷夫看来 , 将制度看成是博弈均衡 (North , 1990 , 或者看成是政治市场的博弈均衡 (Acemoglu , 2003、 2006 , 抑或看成是促成均衡的共同信念 (Aoki , 2001、2007 都不足以充分解释制度的动态变迁。
因为在博弈均衡框架下 , 参与人的决策集都是先验决定的 , 哪怕这些可行的决策集都是基于过去信息形成的 , 也都是针对参与人面临的未来情况预设的 , 所以上述角度都不可能真正内生地说明制度变迁的动力学问题。
格雷夫的制度分析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融合了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分析的两条路线 :制度的形成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的路线 (Williamson , 1985 和制度是博弈规则的路线 (North , 1990 ; (2 将博弈分析与制度分析相区别 , 指出传统分析存在多重均衡的缺陷 ; (3 将制度分析的演绎法与归纳法相融合① , 形成了“ 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框架 , 突出强调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格雷夫分析方法的核心是基于特定背景的互动分析 (context-specific analysis , 这个方法 821①制度分析的演绎法是指在给定环境参数的前提下 , 运用博弈分析框架对制度变迁结果进行预测 , 但是由于存在多重均衡 , 所以预测难度较大。
归纳法将制度看成是规则与组织 , 是一种外生的制度观 , 无法解释即使制度相同但由于信念和规范不同而产生不同行为方式的现象。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双月刊将环境的知识、历史与理论以及特定背景结合在一起来界定制度 , 说明制度为什么以及如何建立、制度惯性、制度变迁等问题 (Greif &Laitin , 2004; Greif , 2006 。
这种分析方法还将制度分析和社会资本分析结合起来 , 用以说明文化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共同促进了行为秩序的产生 , 共同作用形成了信念体系和内化规范等人为的非物质因素。
这些人为的非物质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制度或制度要素的表现形式 , 它们对于那些行为受其影响的个体来说是外生的。
将文化纳入到对社会制度的分析中 , 并认为文化影响是制度持久存在的原因 , 这又说明了上述人为非物质因素本身又是内生性的。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 格雷夫是在综合多种方法后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制度分析框架 , 即他所谓的“ 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