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方法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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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论坛2010年6期理论探索12收稿日期:20100912作者简介:彭兆荣(1956-),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人文科学方法论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福建厦门361005)摘要:在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范式中,非常强调以不同学科的手段,以各种材料去证明和对对象的言说。传统的研究大都以文字为依据,形成了书写文化的话语表述。今天在反思原则之下,研究者一方面反叛书写权力,另一方面以各种不同的证据说话,形成了方法论的转型,而这一学理轨迹有必要在大学教育中传达和传授。关键词:人文科学;书写文化;多重证据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0)06-0012-04人文科学之所以冠以科学,重要的原因在于实事求是的方法,即最大限度地用事实说话;即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因此,求取事实的手段、能力、范围、效度也就成了科学限度的标尺、圭臬。人文科学公认为一种具体/抽象、分析/综合、历时/共时的研究,也就是说,任何事实都必须与其历时关系,知识谱系、历史语境、社会价值等联系在一起。获取事实的方法和手段也就直接影响到人文的科学品质。就像科学也可以质疑,科学也是限度的,科学也有表现为过程那样,获取材料的方式、方法、手段也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轨迹。这是大学教育对方法论梳理和解释的一个范畴,同时也是引导大学生做科学研究的一个有益路径。对于人文科学研究而言,文字素为正宗。文字谱系的知识链条历来为人文研究之本,致使书写文化(writingculture)成为名副其实的权力话语。这也是为什么近些年来学界密集对于书写文化权力话语反思性批判的原因。[1]其学理逻辑大抵是:文字作为一种记录和记忆历史事实与事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很长的时间里,文字的出现与使用成了确定和评判文明的依据。相反,无文字却是直接对一个部族、民族、族群、人群共同体、历史时段、社会性质等进行价值的根据,在古典人类学时期,无文字、原始、野蛮经常并置、互指。文字书写成为高出其他任何记录和记忆方式的权力化手段。因此,在人文科学传统的研究范式中,以文献(文字记录的文本)为基本的逻辑前提,这也使其他记录和记忆方式在学术界处于失声的情状。当代人类学对书写文化的反思对把传统习惯中奉文字为经典的做法提出质疑和诘问;难道被沦为他者的其他记录和记忆方式真的就不重要吗?人文科学研究这种以文字和文本(literarytext)为纲的考据方法长久以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即传统学问的一重证据说。中国古代的经学研究大体落入一重证据的巢臼。传统的西方学问也大多如此。时至十九世纪中下叶,特别是人类学诞生以来,这个特殊的学科举起研究异文化(特指那些原始的、野蛮的、无文字的民族和文化)为己任的大旗,以探寻人类文明进化和发展的历史线索,以反照、衬托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这种我者/他者的分类政治学在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中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此不赘言。既然异文化大都属于无文字表述,那么,文字以外的材料,比如口述材料、器物材料等也就必然进入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二重证据便自然而然地成为科学的方法。人类学从其诞生伊始便开始了二重甚至多重考据,剑桥学派,亦称神话-仪式学彭兆荣: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论探索13派(theMyth-RitualSchool)的旗手,古典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弗雷泽爵士采用一种二重证据法,即口述与文献的结合。他广泛听取了传教士和旅行者们的口述故事,并将这些口述材料与文献文本并置,完成了洋洋洒洒十二卷的不朽之作金枝。虽然在正统的学术研究中,口述作为研究上的举证材料一直为学术界所忌讳,弗雷泽也没有提出文献/口述的二重证据说,但他事实上执此为学的。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家简艾伦哈里森(JaneEllenHarrison),这位同为剑桥学派的重要女人类学家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二重证据法,即结合现代考古学的材料和古典文献去解释古希腊宗教、神话和仪式等。[2]拓展出一个新的研究方法。现、当代人类学的发展更是在不同的取证方法和方向上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除了传统的田野现场资料、文字的、口述的、器物的以外,声响的、图像的、体姿的、民俗的、生态环境的、符号化的、仪式性的、统计材料、体质特征的,甚至分子数据、DNA样本等以先进的科学手段所能获得的材料都不吝啬、不浪费。中国学术研究的历程也有相似的演化轨迹。自古以来,文人与文献一直成为互动注释模式,即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注之法。大致上属于以文人为主体、以文献为客体的互疏循环方式。虽然早在诗经和论语的发生学原理中,口述已经掺入后来的经学脉理之中。众所周知,诗经原系文人到民间采集各类诗歌的集成。而论语其实就是孔子的演讲录。笔者甚至认为它是经院学术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语语体口述语体。太史公作如是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剌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这里有几个相互关联的意思:孔子一生曾试图从政事君,莫能用。他观周论史,整理春秋,精作文字,以制义礼。孔子弟子靠口述接受、记录孔子思想,原因之一乃文字的剌讥褒讳挹损危险性。但口述难免失其真,故左氏作文左氏春秋。孔子的论语(论语)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价值:1.口述首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录和记忆能力,功能上它无法为文字所取代。在孔夫子那里它不仅未受歧视,反而成就了一种伟大的论语语体。孔子在表述形式上的成就体现在口受与文传并置,两翼齐飞。2.口述与文字的功效并不相同,它可以人人异端,也可以百家争鸣,建构出一个叙事、理解、诠释上的巨大空间。3.口述在表述上同时表现出其独特的品质,诸如表演性、论辩性、圆滑性、现场性、仪式性、交流性和感召力,为雄辩提供了一个形式依据。也构成人类知识和智慧的一个有机部分。西方的逻辑与辩术密不可分便是一个力证。然而,随着文字获得了合法性,历史的叙述出现了厚文字而薄口述,这成了我们今天反思的一面镜子。问题最终回到了一个基本的症结点上:文字为什么能够获得历史的合法凭照。口述传统在后来的正统经院学术中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扬。对论语的口述形式未以足够重视。值得思考的是,传说文字由仓颉所创,春秋元命苞说他:四目灵光,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这个简约的故事透露出一个鲜为人知的变化轨迹:仓颉造字所倚者为原始巫术,包括卜术、邪技、口占、灵异、天象等。换言之,巫术、口诵、歌唱、舞蹈、图画等都可以,也曾作为(现在依然是)历史记录与表述方式。只是在文字出现以后,特别统治阶级利用文字进行统治,书写/口述才分野;文明(文如日月明)便是一个注疏。学术史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考古材料不断对学术界形成了一个开发的资料库,地下的材料也已经对相对狭窄的金石学方法提出了方法上革新的趋势。比如,张光直先生简练地将考古学概括为现代考古学基本上是实地研究和实地挖掘地上材料和地下材料的学科。这门学科一方面是发掘新材料,一方面又是研究新、旧材料的。[3]就材料而言,主要包括遗物、遗迹和遗址。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时间、空间的关系也是资料。[3]换言之,地上/地下的材料,包括器物、文字和相互关系都是考古学所倚重者。考古人类学这一源自西方,藉由日本转道至中国以来,地下材料成了传统国学之治的重要补教育文化论坛2010年第6期JiaoYuWenHuaLunTan理论探索14充,对传统的学问方式也形成了重大的挑战。一方面,地下的材料(包括取材、鉴材、用材等)形成了一种新的学问技术;另一方面,地下的器物与历史的文献记录如何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同时,我们也要面对有些传统的文字研究所得到的规律、定说因为新材料的出现而被推翻的情势。事实上。如何与传统国学的知识分类一些饱学之士开始将地下材料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尝试。二重考据法也应运而出。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讲古史新证时曾有这样的总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以断言。[4]罗振玉在谈到王国维的之二重证据之于学术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5]但从王氏之后,认真就此法则进行总结者并不多。至郭沫若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在继承王氏的二重之上,又加入了外国的内容,是人类学科方面的成果,用于研究中国古史。闻一多先生则从学科的分类方面介入,明确提出文史研究三个学科方法的更替:即三种旧的读法经学的、历史的、文学的;而他在提倡新式读法社会学的之下,以三个学科取而代之,它们是考古学、民俗学和语言学。[6]此间,鲁迅、朱光潜、朱自清、郑振铎、凌纯声、钟敬文等人都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直接或间接地讨论和言及人文研究的求证方法。近年来,我国的学术界在这方面讨论最为集中和深入者当属叶舒宪教授,他除了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代表作诗经的文化阐释庄子的文化解析、中国神话哲学、文学人类学探索中讨论并使用这些方法之外,更在近期提出四重考据说,并在新作熊图腾做了完整的总结,即传统的文字训诂、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多民族民俗资料以及古代的实物与图像。[7]其中实物与图像是叶氏根据近来国际学术界对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culturalstudies)以及人类学物的民族志(ethnographyofobject)研究范式所得到了助益。综而观之,人文科学研究究竟以几重考据最为合适,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讨论和整理。1.材料种类。学术研究形如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之发展,需要不断更新的材料。材料科学遂成当今科学领域中最走俏的一门学科。今天的人文学科研究,必然也需要新的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多重考据说,也可以是以不同类型的材料求证一个命题或假定。科学研究说到底,就是用证据说话。人文研究也一样,新的时代要求注入新的材料,也包括新的材料类型,而每一个时代都会给予出现和发现新的材料和材料类型。2.学科分类。科学与学科也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即科学是整体,学科是部分;科学是原则,学科是对原则的实践;科学是命题,学科是对命题的求证;科学讲述方法论,学科则以方法兑现。现在的学科,大致由来于西方十九世纪的分析时代。科学越是发展,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式的方法已不可能,学科分类也就越加细致。学科的精细与学科画地为牢的特点也越发显现。每一个学科又发展出不同的学科方法,求索手段。其有效性也越来越表现在一个狭窄的范围。3.多样表述。科学研究鼓励和赞赏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同一个事实、同一个事件进行探索。一桩事,可以用不同的表述方式加以描述和描绘。比如一个历史事件,可以用文字、绘画、雕塑、口述、歌唱、行为,现在还可以影视、数字等不同的表述方式加以表现。不同的方式可以相互包容,比如仪式历来被视为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而仪式中可能出现口述、巫技、歌唱、跳舞等,它们共同参与一种表述和形式的传承。理论上说,任何一种表述方式都是人类遗产,都具有某些特定的优势功能。厚此薄彼是一种学科自大和无知的表现。4.反思原则。任何方法和对某一类素材的使用并不都是平等的,比如在诸种表述中,文字一直处于优势并形成了所谓的话语权力。文字之所以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重要的原因乃是由于:一方面在文化正统的学问传统中,某一种文字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如在欧洲,拉丁文的书写文本的神秘性和权威性。而当它与印刷术结合在一起,更助长了这种文字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当文字与现代民族国家走到一起时,现代国家使之成为享有特殊的合法性。[8]5.整合创新。分析与整合从来是往两极运动的;分析越是细致,越需要整合。无论是学科发展,方法更新抑或是新资料的出现,都需要从一个新的高度加以整合。人类学是一个讲求整合(holist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