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侦查 诱惑的底线在哪里

惑侦查诱惑的底线在哪里
惑侦查诱惑的底线在哪里2007年10月16日
9月3日，广西人陆振杰涉嫌贩卖毒品案在广州中院开庭审理。

起诉书显示，今年4月17日，陆振杰与周某及周某带来的“买家”进行了一次海洛因毒品“交易”，数量为131克，金额为2万元。

其实，这次“交易”是一个预设的圈套。

“买家”叶某的真实身份是公安机关委派的便衣，周某是公安机关的特勤人员。

几天前，周某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举报陆振杰贩毒，公安机关设计了这次现场抓捕。

庭审中，陆振杰拒不承认检察机关的指控，他强调说，是举报人周某主动找他购买毒品，“我是中了圈套被抓的”。

陆振杰的辩护人张成勇、林川也提出，公安人员在侦查案件时利用“诱导”的方式促使陆振杰犯罪，在犯意和数量上存在引诱的成分。

但辩护人没有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周某首先提出购买毒品。

9月5日，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陆振杰有期徒刑15年。

易”时擒获犯罪嫌疑人。

尽管诱惑侦查被广泛运用于刑事侦查实践中，但人们对其褒贬不一。

肯定者认为，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侦查手段，在我国当前司法资源匮乏、侦查技术落后的背景下，对于打击犯罪
具有重要意义。

否定者认为，诱惑侦查这种先“诱惑”犯罪后抓获“罪犯”的做法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害，“这与制造犯罪有什么区别？”有法律学者甚至将其称为“法治光明下的肮脏手段”。

有人试图从现行法律中为其找出实施的依据，但我国立法对于诱惑侦查的规定几乎是空白，这使得“合法”和“违法”的争论失去了根基。

实际上，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正是人们对诱惑侦查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

那么从正当性和现实需要来考量，会得出怎样的结果呢？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西方一些国家的犯罪形势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贩毒、伪造货币、洗钱等“无被害人的犯罪”日趋隐蔽、复杂，使用一般的侦查技术手段往往不能顺利破案，侦查线索的发现和犯罪人的拘捕都极为困难。

在这一背景下，诱惑侦查在使用中逐渐合法化。

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正面对和西方国家近似的犯罪形势，尽管没有法律规定，但出于有效打击贩毒、伪造货币等犯罪行为的需要，使用诱惑侦查合理正当。

对于这一论据，有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不能
因为形势需要而忽视基本人权的保护。

“法律的任务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诱惑侦查却有可能使一个无辜公民遭受刑事惩罚，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
鉴于正反两方面的尖锐冲突，法学理论界对诱惑侦查进行了类型化切分，“被诱惑的人没有犯罪意图，但便衣或特勤的诱惑行为使其产生了犯罪意图，称为犯意诱发型；被诱惑的人已经产生了犯罪意图，便衣或特勤的诱惑行为只是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犯罪的机会，称为机会提供型。

”一般来说，对于犯意诱发型侦查，学界和实务界均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应当追究被引诱人的刑事责任，而对机会提供型则持肯定态度，认为应当依法定罪量刑。

这就是说，被引诱人本来是否“清白”将是决定他有罪或无罪的关键因素。

为了解释清楚这个问题，著名刑事诉讼法学专家樊崇义教授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张某并不吸毒，但扮成毒品贩子的警察一再向他推销，经不住诱惑，张某决定试一试并购买了毒品。

如果警察因此将他逮捕，显然不公平，因为张某在警察向其推销毒品以前，并没有购买持有毒品的意图；反之，如果张某吸毒并有购买毒品的意愿，则无论警察是否向其
推销都不会影响他购买毒品的行为，在这里，警察的推销仅仅为张某实施犯罪提供了一次“机会”。

犯意由谁而起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被诱惑人是否“清白”和产生犯罪意图的时间呢？张成勇律师对记者说，这在操作上有相当的难度。

他说，公安机关的特勤人员一般是某个犯罪网络的圈内人，为了立功、争取宽大处理，会主动和被引诱人联系，甚至会主动提出数额更大的交易要求，促成交易成功。

公安人员出于打击犯罪的考虑，一般不会向法庭出示特勤证明，在证据“一对一”的情况下很难确定到底是谁首先提出的交易意图。

“陆振杰说自己从未贩卖过毒品，是周某先找的他，而周某则说，是陆振杰先联系的她。

即使陆振杰以前卖过毒品，仅凭周某的证言是否就能推定在这一单案件中，是陆振杰先找的周某呢？在难以确定犯罪意图由谁引起、何时引起的情况下，对被引诱人陆振杰如何量刑的确是个问题。

”
看来，尽管法学理论界对诱惑侦查给出了一个正当与否的标准，但在操作中遇到了落实的难题。

有限制的使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诱惑侦查是一柄双刃剑，既有其合理性，又存在某些弊端，滥用这种手段可能会导致破坏法制、侵犯公民权利的结果。

樊崇义教授认为，用好这把双刃剑，使诱惑侦查在一定限度内依法进行，关键在于对这种手段进行必要的限制。

“需对从事侦查活动的人员，主要是警察及其辅助人员的侦查行为进行有效制约与监督，这不仅仅是侦查活动本身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法治精神的应有之意。

”
他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来规范这一手段：第一，制定相关法律，完善证据规则，树立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处理刑事案件的执法理念；第二，适用案件范围应当严格控制，不宜过宽；第三，程序上应加强限制，应当完善检察机关对侦查手段、方式、方法的监督力度；第四，对未成年人禁止使用诱惑侦查。

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对诱惑侦查的使用提出了各种细化的方案，较为一致的观点是：1.实施对象的特定性。

必须有足够的事实根据表明存在重
大犯罪行为，且有较为明确的犯罪嫌疑人，捕风捉影或者“漫天撒网”式的诱惑侦查应被严格禁止；2.
案件范围的特定化。

通常只限于毒品、武器交易、伪造货币或有价证券、涉及高科技的犯罪，或者是职业性的、持续性的犯罪，以及有组织地实施的重大犯罪，不包括杀人、伤害等侵犯人身的犯罪；3.
实施情形的必要性。

诱惑侦查既然为不得已之手段，就只能限于采用其他方式侦查将成效渺茫或者十分困难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