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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犯罪诱惑侦查与控制下交付问题比较研究作者：胡婷婷李丽来源：《旅游纵览·行业版》2013年第08期诱惑侦查与控制下交付在表现形式上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使得这两种侦查手段容易混淆。
本文试图通过对诱惑侦查与控制下交付这两个概念的辨析，以及分析新刑诉法对相关问题的规定，从而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规范毒品犯罪的这两种侦查行为。
一、诱惑侦查与控制下交付的概念（一）诱惑侦查的概念诱惑侦查是指侦查机关设置圈套，为实施犯罪提供诱惑性条件或者机会，引诱犯罪对象实施犯罪的一种侦查手段。
诱惑侦查一般被分为两类，一类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主要是指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提供诱惑条件之前，已具有犯罪故意，在侦查人员提供的犯罪条件下，其实施了本已有的犯罪故意的行为。
另一类称为犯意引诱型诱惑侦查，是指犯罪嫌疑人本没有实施该犯罪的故意，在侦查人员提供的犯罪条件下，犯罪嫌疑人无法抵抗侦查人员提供的这种刺激性的诱惑而实施的犯罪行为。
新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
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该条款是新刑诉法的新增条款，主要规定隐匿身份秘密侦查行为，在该条中明确提出在隐匿身份秘密侦查时不得引诱他人犯罪。
本条“诱惑他人犯罪“应当指对方没有犯罪意图而引诱使之产生犯罪欲念并实施犯罪的行为，包括渲染犯罪的益处、打消对方的顾虑、为对方提供犯罪条件等，使没有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罪意图。
这是在实施秘密侦查中不允许的。
（二）控制下交付的概念在我国，内地专家学者们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控制下交付是指禁毒执法机关在明知毒品运输的情况下，仍然允许其继续运输，或是在查获毒品后，采用伪装手段，使毒品继续‘正常’运行，同时秘密监控其运输过程和交付地点，以期将贩毒人员一网打尽的侦查策略。
新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第二款主要是对毒品犯罪的控制下交付进行了规定，原文为：“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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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办理普通刑事案件，对控⽅的证据，采取对抗性的⽅向来进⾏操作;⽽对毒品犯罪案件，如果也采取此类⽅式，就把办案思维固化了，就会出现常规的错误，形成⽆效辩护，甚⾄⾛向对当事⼈不利的境地。
⼀、诱惑侦查如果案件⼀开始有⼀个⼈，这个⼈后来没有了，或者公安机关出具⼀个说明，说这个⼈找不到了，这个⼈⽆疑就是诱惑侦查。
监视控制，通过内线(侦查⼈员的卧底)或外线(利⽤的是吸毒⼈员等能够控制的微量的贩卖⼈员)⼆、特情介⼊我们找不到诱惑侦查的时候，我们的下⼀个着眼点就是找特情介⼊。
特情介⼊(在侦查学中，叫特请贴靠)可以归结为机会引诱，是为公安机关收集交易信息的，就是犯罪⼈有犯意有过程但是得不到信息⽽通过打⼊的内线或外线扑捉这样的信息然后进⾏监视，然后进⾏控制下交付。
其和诱惑侦查是不⼀样的，⼤连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不管是犯疑引诱还是数量引诱，都明确规定不判处死刑⽴即执⾏，并在量刑的时候从轻处罚。
以上节点，区分开了诱惑侦查和特情介⼊。
三、控制下交付犯罪分既遂和未遂，毒品贩卖活动包括卖⽅和买⽅，在监视控制下，在进⾏买卖交易的时候进⾏抓捕，这个时候，对侦查机关来讲，案⼦就进⼊到尾声。
收尾⼯作就是搞笔录、呈报结案的过程。
控制下交付，从刑事辩护的⾓度出发，是未遂情节。
这个情节，尽管我们律师在很多案件中也提出过，⼤多都没被采纳，但是最⾼法在其指导性案例中确定控制下交付也是不判处死刑的。
解读新刑事诉讼法第151 条下的控制下交付控制下交付是一种特殊侦查合作手段，是在国际社会打击跨国毒品犯罪斗争中创设并逐步发展起来的。
2012 年新刑事诉讼法中将“控制下交付”正式纳入法律，使得执法机关对“控制下交付”这一刑事侦查手段的使用在国内法层面变得有法可依，这就在充分发挥这一手段在打击毒品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等犯罪活动的效能，规范这一手段的运用方面，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控制下交付( controlled delivery )系指在主管机关之情并由其监控的情况下，允许非法或可疑货物运出、通过或者运入一国或多国领域的做法，其目的在于侦查某项犯罪并查明参与该项犯罪的人员。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引申为：控制下交付是侦查人员发现违禁品后，为将犯罪组织或者团伙一网打尽，在执法机关的监控下将违禁品放行，借此发现犯罪组织者和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新兴的特殊侦查手段，控制下交付属于秘密侦查的一种表现形式，本质上属于一种监控型秘密侦查。
一、控制下交付的立法背景那么我国将控制下交付纳入刑事诉讼法案的背景是什么呢？笔者将从国际和国内司法实践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国际司法实践在国际方面，“ 88 禁毒公约”首次将控制下交付这种新型侦查手段做了定义，并对其条件等做出明确界定。
根据国际法原理，这些公约为此项秘密侦查手段在国际范围内和我国国内运用的合法性奠定了法律基础。
我国作为“禁毒公约”的最早签署国之一，至今尚未通过法律对控制下交付做出明确的规范定义。
（二）国内司法实践我国执法机关在实践中对控制下交付的广泛应用从实践层面标明了我国立法规定控制下交付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例如，1988 年我国公安机关与美国、我国香港地区警方联手侦破了国际贩毒分子利用“锦鲤鱼”贩运海洛因案件，缴获海洛因4500 克，抓获境内外毒贩12 名。
2002 年，我国公安机关与泰国、缅甸、美国及我国香港地区警方联手侦破国际贩毒集团利用柚木藏毒企图贩往美国的“ 3.30 ”特大国际贩毒案件，缴获海洛因356.95 公斤，抓获境内外毒贩14 名。
浅析毒品犯罪侦查中控制下交付作者：许琳来源：《大东方》2019年第12期摘要：控制下交付是毒品犯罪案件中有效的侦查手段，目的是为追求侦查效益最大化，其具有博弈的特性。
阐述毒品侦查中控制下交付基本背景，说明控制下交付措施对毒品案件的影响，提出我国毒品犯罪控制下交付的可行性举措。
关键词：毒品侦查;毒品案件;控制下交付控制下交付作为新型的侦查举措，因为其自身的优势成为打击毒品犯罪的主要侦查方式。
当今，毒品犯罪日益增长，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毒品犯罪危害着社会安稳，如何在控制下交付进行毒品侦查正是本文的主旨。
一、当前我国控制下交付措施的立法现状（一）“控制下交付”的产生背景及其优势毒品，作为威胁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危害，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毒品问题开始对我国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毒品问题引发起社会安全问题开始凸显，毒品犯罪活动开始活动猖獗，严重影响着社会安危，禁毒形式十分严峻。
毒品犯罪案件与其他普通刑事案件有所不同，毒品犯罪案件具有对抗性、隐蔽性强等特点，毒品犯罪案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被害人、报案人和明确的犯罪现场，立案侦查工作往往从侦查机关主动收集相关情报线索和群众举报开始，通常来讲，毒品犯罪分子大多反侦查能力较强，多为一些亡命之徒，并可能在实施犯罪过程时携带武器，种种因素导致当前的毒品犯罪案件侦破难度极大，面临挑战也极大。
所以，根据上述现象，公安部门应当因时而动，尤其是针对当前毒品犯罪的形势发展变化以及特点，根据实际情况转变工作重心，调整侦查措施。
“控制下支付”，从上个世纪后半叶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毒品犯罪集团呈现出组织化、国际化的大趋势，与之相配套的是衍生出一系列的新型侦查举措，这些举措经过实践证明，是可以取得巨大成效的。
相比较于传统的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的措施主要优势有以下：其一，因为毒品犯罪活动隐蔽性强，犯罪份子手段多变，通常使用“人货分离”的方式进行交易，而公安机关使用公开查缉的方式进行侦查，往往只能查获货物或者抓到次要罪犯，如果实施控制下支付，则有可能将整个犯罪集团组织及犯罪成员归纳于侦查视野中，从而直接抓到幕后首脑，侦破案件。
控制下交付抑或犯意引诱作者：陈垚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4年第01期[案情]公安机关在查获吸毒人员夏某后，了解到马某长期零包贩卖毒品，遂由夏某与马某取得联系，称要购买毒品，后将前往交易途中的马某抓获，当场从马某身上查获毒品海洛因。
马某对自己贩卖毒品的事实供认不讳。
后公安机关在马某家中查获一张吸毒人员向马某多次赊欠毒品打的欠条。
经查实，马某先一次性购买数量较多的毒品，并以“低价购进，分装代售、电话营销、高价出售”的方式多次进行零包贩卖，从中赚取差价。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公安机关抓获马某的行为属于控制下交付还是犯意引诱，由此决定了马某该次贩卖毒品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一种观点认为，公安机关为抓获贩卖毒品的马某，实施了犯意引诱，故该次贩卖毒品的数量不应计入马某犯罪的数量，马某的该次贩卖毒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安机关为抓获贩卖毒品的马某，实施了犯意引诱，马某构成犯罪，但犯意引诱应作为马某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速解]本文认为该案中不存在犯意引诱，而是公安机关视情形实施控制下交付，马某本身具有实施毒品犯罪的故意，且实施了相应行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马某构成犯罪。
贩卖毒品案控制下交付，是指毒品交易的时间、地点等信息已被警方掌握，涉案人员及交易毒品能被公安机关控制。
为破解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困境，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2款规定：“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63条规定：“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为查明该项犯罪的人员和犯罪事实，根据侦查需要，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实施控制下交付。
”国内有学者将控制下交付归纳为两种情形：其一，贩卖与购买毒品的人员自行取得联系，但交易尚未完成，在其交易之前，侦查人员已掌握该信息，由于贩卖行为的认定应以交付完成为前提，而且毒品物证不可或缺，故往往不在交易前抓获犯罪嫌疑人，而在交易现场人赃俱获。
【以案说法】控制下交付、诱惑侦查的界分，以及诱惑侦查措施下贩毒既未遂的认定作者单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分类：刑事侦察学《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29期【摘要】【裁判要旨】诱惑侦查是侦查机关为了发现和揭露犯罪而采用的秘密侦查方法，对毒品犯罪的认定具有不同影响，需要从毒品犯罪的实施程度、侦查机关充当的角色、立法依据、是否具有诱导性、监控的内容等方面进行区分。
诱惑侦查可分为犯意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基本形式，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犯意来源、诱导程度、合法性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区分。
诱惑侦查措施下的贩卖毒品罪既未遂认定，应当依据实体法标准判定，以进入毒品交易地点作为贩卖毒品罪既遂的标准，不能因采取了诱惑侦查措施就认定为犯罪未遂。
□案号一审：(2015)东刑初字第00640号二审(2015)二中刑终字第1113号【全文】【案情】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孟婉、吴志强犯贩卖毒品罪一案，于2015年6月11日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孟婉伙同吴志强于2014年9月间，与特情人员肖某商定欲以每克300元和500元向肖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20克及5克。
后二被告人于同年9月11日16时许，在王孟婉暂住地，欲与肖某进行交易时被东城区安定门派出所民警抓获，并起获毒品甲基苯丙胺19.97克及0.5克。
庭审中，被告人王孟婉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没有辩解。
被告人吴志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及罪名表示异议，辩称自己没有实施贩卖毒品的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
吴志强辩护人提出，吴志强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和具体行为，现有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建议法庭对被告人吴志强宣告无罪。
【审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志强曾因犯抢劫罪、盗窃罪及勒索他人财物被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但其不思悔改，又伙同被告人王孟婉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二被告人的行为妨害了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应予刑罚处罚。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孟婉、吴志强犯贩卖毒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
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但有被告人的供述，还有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赃证物照片、通话记录等，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被告人吴志强伙同王孟婉贩卖毒品的事实，被告人吴志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
鉴于被告人王孟婉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综上，为严肃国法，维护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及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根据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决：被告人王孟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罚金1.6万元，剥夺政治权利1年；被告人吴志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1.6万元，剥夺政治权利1年；未随案移送的作案工具手机三部、冰壶一个、烟盒一个、电子称一个、金属盒一个，由扣押机关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依法处理。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孟婉、吴志强不服，均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被告人王孟婉的上诉理由是：其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不构成贩卖毒品罪。
吴志强的上诉理由是：其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吴志强的辩护人认为，吴志强贩卖毒品属于未遂状态，其系被引诱犯罪，且系从犯，毒品未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较小，请求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上诉人王孟婉、吴志强无视国法，结伙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应予惩处。
关于王孟婉、吴志强分别所提其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上诉理由。
经查，在案证据可以证实，王孟婉、吴志强事前均明知系毒品交易，且分工协作，实施了电话联系、准备毒品、携带毒品去交易地点等具体交易行为，二人的行为符合贩卖毒品罪的构成要件，应以该罪定罪，故上述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吴志强辩护人所提吴志强贩卖毒品属于未遂状态，系被引诱犯罪，且系从犯的辩护意见。
经查，缺乏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均不予采纳。
关于王孟婉所提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吴志强辩护人所提毒品未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较小等辩护意见。
经查，吴志强实施毒品交易行为，客观上已经使毒品进入流通领域，本身即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毒品未流入社会系因公安机关及时查获。
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毒品犯罪数量，王孟婉、吴志强的认罪态度，吴志强曾因违法犯罪被处罚等具体情节，分别对二人在法定幅度内科以相应的刑罚，量刑并无不当，故上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根据王孟婉、吴志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作出的刑事判决，定罪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王孟婉、吴志强的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吴志强辩护人辩称，“吴志强贩卖毒品属于未遂状态，系被引诱犯罪”。
因为本案中毒品的购买人肖某是公安机关的特情人员，被告人吴志强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是否应当被采纳，涉及案件处理中的两个焦点问题：一是侦查机关采取的秘密侦查措施具体为哪种措施，是否合法？二是此秘密侦查措施下的毒品犯罪行为应当如何定性，犯罪既、未遂如何判定？一、秘密侦查措施的准确认定及界分近年来，毒品犯罪形势日益严峻，全国法院审结毒品犯罪案件数、判处毒品犯罪人数均持续增长，2014年这两项数字就已突破10万，当前仍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1]因毒品犯罪社会危害性大，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印发《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纪要》，要求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
由于毒品犯罪属于无明显被告人类型的犯罪，具有隐蔽性强、取证困难、侦破难度大等特点，再加上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呈现智能化、隐蔽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趋势。
新形势下，依法适用秘密侦查手段，对毒品犯罪做到人赃倶获，对于有效打击和惩治毒品犯罪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秘密侦查，是指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在严密的指挥和监控下，秘密使用跟踪、设伏、录音监听、摄像、伪装潜入等合法的手段，掌握侦查对象的动向，控制其活动，从而发现和揭露犯罪的一种侦查方法。
[2]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是侦查机关侦破毒品案件经常采用且有效的秘密侦查措施，两者都可以主动介入侦查，迅速有效地查获毒品交易背后的操纵者，收集、固定证据，在主体、客观方面以及功能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致使两者的区分存在一定的困难。
但两者本质上毕竟属于不同的秘密侦查措施，对毒品犯罪的认定产生的影响也不同，需要准确进行界分。
控制下交付，是指在主管当局发现毒品犯罪并由其进行全程严密监测的情况下，允许非法或可疑货物运出、通过或运入一国或多国领土，以期在犯罪现场人赃倶获的做法，其目的在于侦查某项犯罪并明确参与该项犯罪的人员。
[3]我国刑事诉讼法第—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实践中，控制下交付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毒品犯罪案件，也逐渐地扩展到非法交易、走私犯罪和职务犯罪。
诱惑侦查作为专业术语，并未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得以明确。
作为一种秘密侦查措施，诱惑侦查的相关内容可见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问题”的有关规定。
据此，诱惑侦查可定义为，侦查人员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提供其实施犯罪的条件或机会，待其实施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人赃俱获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4] 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1.针对的毒品犯罪实施程度不同。
控制下交付针对的毒品犯罪是正在进行但行为人尚未现身的情形，为了人赃倶获、抓住幕后真凶，从而对毒品流通进行监控。
诱惑侦查针对的是侦查机关已经发现了犯罪嫌疑人，但其尚未开始实施犯罪的情况。
2.侦查机关充当的角色不同。
在控制下交付中，侦查机关主要充当的是第三者的角色，通过对毒品流通的过程进行监控，并不直接介入或者加功于毒品交易的进行。
在诱惑侦查中，侦查人员或者特情人员隐藏身份直接以毒品买家或者卖家的身份介入到毒品交易当中，促进或加速毒品交易的完成。
3.是否具有诱导性不同。
在控制下交付中，侦查人员仅仅是对毒品交易进行监控，并不参与犯罪，因此，对行为人的行为并没有诱导性可言。
在诱惑侦查中，侦查人员或者特情人员均对行为人实施了一定程度的诱导，促使对方产生犯意或者加速犯意的客观行为化。
4.法律依据不同。
无论是国际公约还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均对控制下交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具有合法性。
诱惑侦查仅有刑事诉讼法的概括授权，没有明确的具体规定，合法性存在争议，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5.监控的内容不同。
控制下交付监控的内容是毒品的交易、运输过程。
诱惑侦查监控的内容是人——本身具有犯罪意图或者在侦查人员的诱导下产生犯罪意图的行为人。
本案中，肖某是侦查机关的特情人员，其与被告人交易前已与侦查机关取得联系，并在侦查机关的安排下，向被告人王孟婉、吴志强提出购买毒品的想法。
因此，本案中特情人员直接介入到了毒品买卖的交易康中，充当买家的角色，促进、加速了毒品交易的完成。
侦查机关对吴志强、王孟婉是否持有毒品、贩卖毒品并没有相关证据或者线素，监控的内容也不是正在流通中的毒品，而是二被告人。
在行为过程中，侦查机关仅仅是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于毒品交易的条件和机会，加速了毒品交易的进行。
因此，侦查机关在本案中采用的侦查措施是诱惑侦查。
一般来说，按被诱惑者在被诱导之前是否具有犯意，诱惑侦查可以区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型。
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是指行为人本身即有实行犯罪的故意，侦查机关只是提供了一种机会，诱导其实施了犯罪的行为。
犯意型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或其特情人员诱导本身无犯意的人员，致使其产生犯罪的意图，并进而实施犯罪的行为。
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与犯意型诱惑侦查的区别主要有： 1.犯意产生来源不同。
前者的犯意是行为人本来即具有的犯意，只不过是在侦查人员或特情人员提供的机会下得到具体的行为化，而后者的犯意是行为人在侦查人员或特情人员的引诱下产生的。
2.诱导的程度不同。
前者的诱导程度，普通公民可以抵制，犯罪行为与诱导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后者的诱导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承受程度，普通人难以抵制诱惑，犯罪行为与诱导行为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3.合法性程度不同。
前者得到了我團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的认可；而后者与我国刑事诉讼法“不得引诱他人犯罪”的规定相悖。
另外，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遵循了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而犯意型诱惑侦查则违反法定程序容易成为“警察圈套”。
4.是否违反立法精神不同。
前者是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立法目的下实施的侦查行为，目的是有效地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且诱导行为在犯罪过程中没有使行为人丧失主观能动性，行为人具有选择是否实施犯罪的自由意志；而后者则违背了保障人权的立法目的，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制造犯罪的嫌疑，严重影响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并且诱导行为使行为人丧失或减弱了是否实施犯罪的自由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