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关系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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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党政治?1.含义: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政权的形式。
广义包括各国政党为实现其政纲和主张而展开的一切政治活动和斗争。
政党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
2.表现:参与政治活动掌握国家政权3.背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首先产生于英国,由不同政治立场不同的人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在不用派别的基础上形成政党。
具体代表性的是英美的两党制和法国的多党制。
从英、美、法政党体制的形成来看,一种政党体制的产生和确立并非凭空制造出来,而是在本国的文化传统、政治土壤中,通过不同政治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逐渐演进而成;是从本国的政治经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
4.实质:在代议制确立,普选权扩大的条件下,保障人们能有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需要。
代议制确立,普选权扩大,人们都有权力掌握公权力,但是并不是人人都能够真正掌握公权力,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不同的人,阶层和阶级选出自己的利益代表组成政党参与政治,也就是说公共权力的稀缺性和普选权的扩大化造就了政党政治。
5.研究现状:政党政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围绕政党政治的书籍文献汗牛充栋。
政党政治的研究主要分为四类:以政党为中心的研究,以政府为中心的研究,以相互间关系为中心的研究以及一种综合视角的研究。
这些视角的研究,有的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有的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待研究者的进一步开拓。
政党视角的研究指的是以政党组织作为研究重心的研究。
以政党为主题的研究侧重于政党的历史、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人员构成等,其中“党内民主和政党的组织方式”尤受学者关注。
从总体上来看,政党视角的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一党制—两党制一多党制范式。
政党视角的研究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但它也有其先天的局限性。
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党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
在这一范式的研究当中,无论政府组织,还是政党与政府的关系,都是“在场的缺场者”。
社会政治知识点总结引言社会政治是人们共同生活的领域,它关乎着社会秩序、权力运行和公共事务的管理。
对于个人而言,了解社会政治知识是关乎自身权益和责任的重要。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了解社会政治知识是关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重要。
一、政治体系政治体系是指一定社会的政治组织结构和政治运行机制,包括政府机构、政党组织、法律制度等。
政治体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形态和政治理念的具体表现,是政治运行的基础和保障。
不同国家的政治体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历史、文化、民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1.1 总统制总统制是由总统负责管理国家政府事务,并代表国家行使国家的各项权力。
总统是由选民选举产生,其权力来源于选民,独立于国会。
总统制相对于议会制有更大的行政权力,但也容易出现权力过于集中问题。
1.2 议会制议会制是由议会负责管理国家政府事务,议会成员由选民选举产生,并且议会通过选举产生政府首脑。
议会制相对于总统制有更平衡的权力分配,但也容易出现决策繁琐、效率较低等问题。
1.3 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是一种既有君主又有议会的政治体系,国家元首是君主,但实际政治权力由议会行使。
这种政治体系的特点是君主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政治权力更多地由议会代表人民行使。
1.4 半总统制半总统制是总统制和议会制的结合,总统和议会共同负责国家政府事务,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分离明确,相对于传统的总统制和议会制更为灵活。
二、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控制的能力,是实现国家权力运行的一种手段和方式。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公民的授权,它需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和制约,以保证其公正和合法性。
2.1 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是政府机关依法行使的权力,包括决策、管理和监督等职能。
行政权力是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手段,它需要遵守法律和公民的合法权利,以保证行政行为的公正和合法性。
2.2 立法权力立法权力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的权力,它包括制定和修改法律、决定预算和审查政府等职能。
一、政府的内涵:一般意义的政府:是社会管理机构,广泛性、非自愿性、垄断性、合法性国家机构的政府:国家进行阶级统治、政治调控、权利执行和社会管理机关非国家机构政府:由社会需要产生并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为社会服务的公共权力机构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抽象意义上的所谓超越国家和阶级,超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征服国家机构的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它和国家、阶级、政府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政府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政党争夺的对象。
非国家机构政府:社会需要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为社会服务的公共权力机构,是无阶级社会的政府。
二、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历史演进:线索:①政党关系②宪政关系(在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制度下形成的立法行政司法国家机关间的关系)A:制度构建时期(49-56年):㈠党领导地位的确立:⒈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德:道德高度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⒉路线: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党路线由乡村转向城市(革命党—执政党)法理:人民政协通过《共同纲领》建国初临时宪法制度:党组制、党委制、请示报告制三、党组织体系:⑴建立健全党中央层面的组织机构⑵政府中建立党组织(党委制、党组制)⑶党的地方组织建立完善⑷党的领袖㈡宪政结构(初创—确立)1954年⒈《共同纲领》初步描述新中国宪政框架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⒊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最高权力机关)⒋政务院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⒍人民最高法院⒎最高人民检察署B:动荡时期:(57—78年):Ⅰ.57—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㈠党政关系:党政不分,认党代政局面形成⒈意识形态和道德:超高的道德要求,共产主义无私与社会发展状况不符⒉路线:开端良好,中间反复,最后转向,法理:制度缺乏,无建术,法理和制度缺失⒊组织体系:1958年后,政党政府化中共组织日益政府化即执政党在政府的专业管理机构之外你,在党内成立对应政府部门各机构管理政府事务⒋领袖:对党政不分起重要影响,民主制受到极大破坏㈡宪政结构:遭破坏⒈人大地位削弱⒉政府越过人大直接向党委负责⒊司法机关形同虚设Ⅱ.67—76 文革十年㈠党组织的两极聚散:一方面,从上往下领袖个人专断,民众对其个人崇拜越演越烈;另一方面,从上往下处于无政府状态,党组织涣散⒈意识形态和道德: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⒉路线:阶级斗争为纲法理:非法理制度:无制度⒊组织体系:遭严重破坏、专断、个人崇拜、⒋领袖:毛泽东个人观点,助长文革“左”倾C:78年后制度重建发展时期:㈠党政关系:不断改革完善㈡宪政关系:重新构建发展一、中共组织体系:自上而下三级,中央、地方、基层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党最高权力机关):⒈中央委员会: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党最高政治地位中央政治局中央军事委员会:党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最高纪律检查机构⒉地方组织: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⒊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分别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二、党委制: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三、党代表任期制:㈠常任制理念:⒈使党的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党最高权力机关⒉是落实党内民主政策的重要举措㈡常任制的特征:⒈届内定期召开,至少年会制⒉党代表具有相应职权⒊有常设工作机构⒋使党代会享有党内最高决策权、监督权四、党政关系改革原则:㈠执政党组织仅是一个政党组织,不是国家行政组织㈡执政党在权力有限的前提下加强对国家行政的有效监督㈢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应将重点放在协调政治与行政,而不是只放在行政上㈣执政党的思想领导与人事安排权的变化五、党政关系历史演变及其历史规律:㈠历史演变:⒈49年前,政党国家化⒉49—53年,执政党与政府定位清晰(党委制、党组制)⒊53—57年,两者关系倒退,(修正税制事件),党进行全力回收,“反对分散主义”⒋58年,政党关系一元化,财政小组、中央领导⒌文革时期,畸形发展⒍79年文革后期,有所调整、改革完善⒎80年,政党分开⒏90年后,以党统政㈡历史规律:⒈体现中共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变化⒉作为党政关系明显带有经验性质⒊反映党的最高决策层的核心人物对于中国政治形势判断与选择决定当时党政关系现状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二、人民代表大会运行机制评价:㈠人大法律地位与实际地位不相称㈡人大监督困难:⒈不能监督违宪行为⒉执法监督力度不强不够⒊司法监督疲软⒋财政监督㈢原因:⒈结构原因:①全体会议②常委会议③多层选举④戴帽代表⒉体制性原因:①党委制②政府冲突③法院④检察院⒊人为因素:①法制观念淡薄、民主思想启蒙不够②公民素质不高⒋对策:①法制观念普及②优化人大运行外部环境③加强人大自身建设④借鉴国外会议经验三、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程序:⒈设立选举组织机构⒉划分选区⒊登记选民⒋提出代表候选人和确定正式候选人⒌宣传介绍候选人⒍差额选举与组织投票⒎确定当选:候选人以两个半数当选,及全体选民半数参加投票,和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才当选四、人大会议制度有哪些㈠全体代表会议的会议形式:⒈预备会议:在人大正式会议召开前,由全体代表参加的会议,任务是选举主席团和秘书长⒉主席团会议:主席团由预备会议产生,是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者⒊全体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行使权力的基本方式⒋代表团会议㈡常委会是代表大会的常设权力机关,闭会后,经常性问题有常委会解决⒈委员长会议(主任会议):处理委员会日常工作,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⒉全体会议:是常委会全体人员共同参加的会议,是常委会行使职权的主要议会形式⒊分组会议:将到会的常委会组织成员分成若干小组开会,对会议议案审议⒋联组会议:开会形式与正式会议基本相同㈢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形式:属于权力机关常设工作机关,属于权力机关内部机关,但自身无行使实体权利能力,不能对社会直接作出有法律约束的决定五、专门委员会:是全国人大比会议期间的常设机构㈠存在原因:适应国家管理事务的专业化和复杂化趋势发展起来的,集中各方面专业人才,专门研究有关政府部门活动,研究政府政策从而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㈡完善:⒈加强委员会自身建设:①数量增多②设置要调整领域分合③改革其人员构成,组成老中青相结合,改变二线思维,轩更多年富力强的专家学者,任职方式逐步实行专任制⒉给予更多权力:①加强拟定审议法案权利②加强其监督权力③加强其调查研究权力⒊加强对其监督:①体制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全国人代表)②体制外(选民的舆论监督)六、乡镇人大存在的问题:⒈思想观念陈旧⒉运行机制不畅通①工作业务不熟悉②领导力度不够第四章:第一节:组织原则、行政区划、政府职能一、组织原则:“议行合一”含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意志,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政府从属于人大权力,合一于人民主权。
党政机构改革背景下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研究张洪松[提要]党政机构改革改变了党的机构与政府机构之间的耦合方式,增加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发生冲突的可能,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和衔接带来新挑战。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不是政治上的,而是技 术上的,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
冲突有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两种形态,积极冲突主要体现在具体规范、组织原则和制度理念等层面,消极冲突主要发生在联合发文、行政问责和司法救济等领域。
对冲突进行调 适,要在定位上明确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分工,在制定环节加强规范冲突的源头治理,在 实施环节立足法律实质提供司法救济。
[关键词]党政机构改革;党内法规;国家法律;有机衔接中图分类号:D9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21)04 —0124 —0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法规发展历程和经验研究”(i9XD_)005)、四川省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党政关系规范化视角下的法治政府建设研究”(SC18C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洪松,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党内法规制度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
四川 成都610065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 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要求 “系统谋划和确定党政机构改革事项”,提出“党的 有关机构可以同职能相近、联系紧密的其他部门 统筹设置,实行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
相对于过 去的政府机构改革,党政机构改革聚焦“一些领域 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 出”等问题,将党政机构统筹设置作为改革重点,改革涉及的范围更广、力度更大。
由于涉及党的 机构与职能相近、联系紧密的政府机构的合并设 立或合署办公,党政融合后的新机构属于党的机 构,必须遵守党内法规,同时又行使行政管理职 权,必须遵守国家法律,这就产生了党内法规和国 家法律在党政机构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衔接的问 题。
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交织
从逻辑上说,两委关系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党政关系(注:“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具体表现为它对国家各个方面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
在领导的实现形式上,党的组织存在于广泛的政治生活中,不论是构成政治权力中枢的中央政治机关,还是基层的乡村管理机构、街道办事处和企事业单位及群众团体,都有党的组织。
在这一背景下,形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关系中最根本的'党政关系',也就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的'国家'……。
因此,在中国,很多政治关系和重要政治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党政关系'的内容。
即使那些不直接关系到'党'或'政'的政治活动,最后也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党政关系'的内容来。
”
乡村关系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两者属于不同的分析范畴。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范畴以及它们所描述的经验现象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在党政合一体制下,政党组织被高度科层制化了。
在政府的每一层次都有居于权力核心地位的党的机构。
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构性后果是,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亦即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渗透着党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以及党与社会的关系在基层政治中,这种联系表现为:党组织的角色既存在于纵向的乡村关系之中--乡镇党委与村庄党支部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也存在于横向的两委关系以及乡镇层面的党委与政府的关系。
党组织作为一个中介将村庄的两委关系与乡村的国家-社会关系联结了起来。
在全能主义政治时期,党政不分与国家-社会不分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实行村民自治显然是对公社体制的一种解构,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由模糊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但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社会要素的成长实现的,而在党政合一体制方面并没有大的根本性变化。
因此,党政关系与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依然是制度性的,而且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重叠/交织。
在村庄政治层面,“村支部不仅仅是对村庄公共生活进行政治领导,即实现政治领导权,更重要的是扮演了国家行政机构的角色,行使的是国家行政权力。
因为几乎所有上级下达的任务,即'政务',如计划生育、征兵、征购粮入库、收缴税费等都是由村支部组织实施的。
乡镇与村里每年签定目标责任书的第一责任人往往都是村支书。
乡镇干部下乡布置或检查工作也是直接与村党支部书记打交道。
”“从某种意义上讲,'两委'关系的实质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力的关系,是政务与村务的关系,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两委'冲突的实质就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政务与村务的冲突和国家与农民紧张关系的外显。
”
事实上,在面临村民自治的冲击时,乡镇政府正是利用这一关联机制,通过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来弥补由于实行村民自治而出现的失控可能。
“一肩挑”恰好成为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中介。
它成为不同制度安排的连接点和交汇区,因此,也注定要成为一个矛盾冲突的场域。
我们可以通过对乡镇干部的行为描述来把握/理解这一点。
在某种意义上,乡镇干部是从自身的利益角度来看待村民自治的,其利益关注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来自人事安排方面的挑战。
村干部的传统产生方式主要体现了乡干部的意愿,因此任何新的人事制度变动,都意味着是对既成安排方式的一个挑战。
在干群关系紧张的村庄里,村民自治很可能意味着乡镇喜欢的村干部下台,而村民喜欢的“刺头”上台。
第二,与人事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行政管理任务的落实问题。
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最迫切需要的是听话和负责的村干部。
由于乡镇规模和管理幅度的制约,乡镇干部无法亲自对村庄进行日常管理,以及亲自完成国家的行政任务,村干部对于乡镇干部来说是自己的一条腿。
而且实行家庭承包制后,乡镇的行政成本日渐增长,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干部更加需要村干部的支持与配合。
但村民选举上来的村干部会如何看待乡镇布置的行政任务?是否听话?很大程度上是未知数,这给乡镇行政工作带来了一种不确定性。
第三,乡村于部在公务与私交中结
成的利益连带关系,这种利害关系虽然不能拿到桌面上来,却是实实在在起作用的政治变量(注:在村委会直选之初,新当选的村主任挟民意而查帐,往往引发激烈的冲突。
在大多数情况下,乡镇干部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卷入这一冲突,从而凸显了乡村干部之间的这种利害关系。
随着乡镇干部的换届和村庄班子的变化,这种利害钮结渐趋淡化。
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乡村干部之间的讨价还价或博弈越来越具有功利色彩)。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乡镇干部一般都不会由衷地支持村民自治。
相反在更多的情况下,村民自治被看作一个外来的危险变量,是对“乡村权力结构复合体”的一种颠覆和挑战。
它可能导致既有权威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双重解体。
前者意味着乡镇对村干部人事权的失控,以及由于这种失控而导致的行政管理的瘸腿;后者意味着非正式关系网以及在这一网络上发展出来的利益格局有可能受到冲击。
基于上述理由,在两委关系的矛盾与冲突中,乡镇不是一个独立的仲裁者,相反是这场游戏中倾向于与村支书结盟的一个玩家。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各地两委矛盾的报道中,乡镇干部一般都站在村党支部书记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