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反苏运动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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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苏报案”的经历,并分析其影响与
意义
“苏报案”是一件著名的事件,它发生在1987年2月19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苏报案是指当时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苏联祥云上报告给党中央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和整风运动。
事件是由苏联祥云向党中央提供了大量文件,其中包括他在中央政治局任职期间收集的有关中央的秘密文件和一些敏感的文件,把这些文件拿到会议上,这些文件中揭露了党内的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情况,内容严重震撼了全体党员。
苏报案的发生,引发了一股沉重的打击腐败的浪潮。
在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开展了反腐败的行动,加大了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各地展开了宏大的反腐败运动,全国上下都在谈论改革开放。
苏报案的发生,也为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大的鼓励。
它强调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强调以改革开放为主旨,突出了维护党纪政纪,坚持科学发展观,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从而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实施。
苏报案的发生,也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教育了我们要在改革开放中维护党的纪律,坚持调整经济社会结构,严格依法治国,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们的目标,带给我们对改革开放的全新思考和审视。
总之,苏报案的发生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使人们认识到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也使人们更加认识到需要以法治国家的思想为改革开放的准则,维护党的纪律,坚决反对腐
败,坚持科学发展。
因此,苏报案也成为了改革开放中的一面旗帜和行动指南,引导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1946年中蘇外蒙古戰爭揭秘(⼀)外蒙古问题研究资料0011946年中蘇外蒙古戰爭揭秘前⾔有⼀位偉⼈曾經說過:“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
”在⼈類的⽂明⾧河中,有太多的歷史事件、有太多的英雄⼈物,由於種種原因,遺落在了史書和後⼈的記憶之外。
我們所看到的,永遠是不完整的歷史。
提到祖國的統⼀⼤業,相信⼤多數⼈都會⽴即說出⼀個詞:臺灣。
但是,僅僅是臺灣麼?有多少⼈能夠想起庫⾴島?有多少⼈能夠想起外興安嶺?有多少⼈能夠想起藏南?有多少⼈能夠想起南海諸島?有多少⼈能夠想起,在我國的北⽅,有⼀⽚誕⽣了成吉思汗,誕⽣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領⼟?⼜有多少⼈知道,抗戰勝利並不是中國⼈民抗擊外侮的結束,⽽是反抗另⼀個國家的前奏?⼜有多少⼈知道,1946年初,國民政府在外蒙古,同蘇聯侵略者那⼀場震驚世界的戰爭……考據這段歷史,寫作這篇⽂章,並不是為了表明某種⽴場,只是為了揭開塵封的真相。
畢竟,我們已經遺忘太多。
畢竟,我們不能遺忘更多。
密謀與友誼:中國軍⼈在庫爾斯克雖然蘇聯政府未派代表參加1943年初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但是史達林對蘇聯在遠東的利益始終保持關注,克⾥姆林宮與美英政府的私下交易從未中斷。
在開羅會議幾個⽉之前,蘇聯駐美⼤使阿納托利•多勃雷甯同美國國務卿詹姆斯•法蘭西斯•伯恩斯簽署了⼀份秘密協定,協定要求蘇聯軍隊在“時機成熟的情況下”進攻⽇本關東軍,明確戰後蘇聯在外蒙古、東西伯利亞、庫⾴島等地擁有領⼟主權,在偽滿洲國、偽蒙古國、朝鮮半島等地與原政府享有同等權利,即雙⽅共管;相對地,美蘇在歐洲的勢⼒範圍則以德國邊境(不包括東普魯⼠)、捷克斯洛伐克邊境和匈⽛利邊境劃分;蘇聯亦承認英國在⾹港、西藏、印度和東南亞等地的⼀切權利主張。
由於此協定太過露⾻,因⽽美蘇雙⽅均未告知中國政府,打算於戰後造成既定事實。
然⽽,國民政府主席蔣介⽯與夫⼈宋美齡在重慶結交的好友、羅斯福總統的特使溫德爾•威爾基無意中得到了這份協定的副本。
作為國民政府的同情者,威爾基無法接受政府⾼層對於中國⼈民利益的藐視,因此毅然將副本交給了正在訪問美國的宋美齡。
三反五反运动与大跃进政策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群众性反腐败运动。
此次运动涉及商人及其他社会精英阶层,不同于之前的运动只针对国民党及其相关机构。
参与此次运动的起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面土地改革铲除了绝大部分地主和富农,资本家则成为了社会的一种统治力量。
大批小商贩、地主富户或其后代上升为商界名流,加之不合理的市场份额及不恰当的商业竞争手段,令这些商人越来越难以遵守常规的社会正义规则。
此时,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开始一系列的反腐败运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是在中共八大前夕,即1949年10月至12月期间进行的。
它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在此次运动中,商人们不少是投机者,许多商业行为严重受到谴责和惩罚。
虽然此次运动并非瞄准商人,仅仅是作为第一波下手对象,但许多商人感受到了中共对于私企改革和民主政治的负面态度。
“五反”运动是在1951年至1952年间进行的。
在此次运动中,针对的对象依然是商人阶层,但已不局限于私营企业,扩展到了国有企业。
此次运动的五个方面: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虚假销售及反对盗窃经济情报。
此次运动中,中共继续以打击资本家为主要目标。
一些大企业家被打成了“贪官污吏”抑或“人民公敌”,典型案例即乐清商人傅连耀,他的整个家族都受到了处罚,被称为经营者罪案、华东贪污大案、商业恶棍案等。
整个运动的结果是许多商家破产甚至自杀,商业销售出现严重下跌现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至今还是备受争议的问题。
“大跃进”则是1958年至1961年间进行的一次发展中国经济的计划性决策。
由于中国在此之前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人民生活状况陷入恶劣,且国内经济严重落后于德国及日本。
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这一计划使国家实现短时间内的工业化,同样改善经济状况和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大跃进大大超过了政府的承受能力,导致了农村居民的大规模失业,农村卫生和教育状况大量恶化,人口死亡率大幅上升,环境破坏严重,而城市生活状况也因划一平衡化、集约扩充等计划性要求而极度退步。
中国军转民74建国之初,中央陆续收到了反映一些干部存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要求这方面的材料一到中央,立即全部送到他那里,并且要求中央办公厅不断地催促各地,尽快报送这方面的材料。
很快,各地、各部门、各大军区关于一些干部中存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的材料就送到毛泽东手上。
每一份材料,毛泽东都要阅读,大量材料上留下了他的批示。
毛泽东的批示,有的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有的就直接以他个人的名义发出。
在阅读和处理这类文件中,毛泽东觉得,现在这样以各地党委一事一议的办法来处理,远远不能遏止已经发展起来的腐败现象,必须在全党开展一场大的运动。
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在他1951年11月30日批转的报告中可以反映出来。
薄一波和刘澜涛在报告中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他在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
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
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毛泽东在全党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的一致赞成。
11月底,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文件。
文件起草完后,交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传阅并征求意见。
之后,毛泽东集中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意见,对文稿进行了修改。
毛泽东在修改中,在文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
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这份文件最后由中央政治局通过,于12月1日下发,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五⼗年代肃反运动的来龙去脉探究2019-06-23摘要:1955年7⽉⾄1960年9⽉,全国开展了⼀场声势浩⼤的肃清内部反⾰命分⼦的运动(简称肃反运动)。
这场运动涉及⾯⼴、被清洗⼈员多,持续时间长,对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化、社会⽣活产⽣了深远的影响。
⽂章认为,肃反运动的开始时间应该是1951年5⽉。
运动经过了1955年7⽉―1956年12⽉的发动阶段,1956年12⽉―1958年12⽉的⾼潮阶段,1958年12⽉―1960年9⽉的结束阶段。
关键词:肃反运动;反⾰命分⼦;政治运动K27肃反运动是在镇反运动兴起后紧接着发起的。
这两场运动⼀度交叉进⾏。
最早是在镇反运动后期,开始了所谓清理“中层”和“内层”的运动,这是肃反运动的开始。
镇反运动结束后,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审⼲⼯作。
在审⼲过程中,发⽣了潘扬、胡风事件。
这两个事件发⽣后,肃反运动⼤张旗⿎地开展起来。
关于肃反运动的研究现状、起点、运动过程,学术界有过许多讨论,但都不能全⾯解释这场运动,本⽂对此研究希望有所启⽰与推动。
⼀、肃反运动的研究现状从⽬前对1955年⾄1960年肃反运动的研究状况来看,这⼀运动虽然在前就有著作涉及,但真正进⼊学者的研究视野,是从上世纪80年开始的。
近年来,学术界才逐步出现⼀批研究成果。
肃反运动还在进⾏的过程中,就有书籍涉及这场运动的,如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编写的《中华⼈民共和国史稿》。
[1]这本书最早将肃反运动写⼊中国当代史。
⼆⼗世纪80年代以后,肃反运动作为⼀个重要历史事件,在通史类(共和国史)和党史类著作中不断出现。
此外,⼯具书类著作也将肃反运动作为⼀个重⼤历史事件来介绍,如周华虎等主编的《中华⼈民共和国⼤事纪事本末(1949年10⽉――1991年12⽉)》、朱健华等主编的《中华⼈民共和国⼤事纪事本末》、朱宗⽟等主编的《中华⼈民共和国主要事件⼈物》、廖盖隆等⼈所著的《中华⼈民共和国编年史》、郭彬蔚等主编的《中华⼈民共和国史辞典》、黄⽂安主编的《中华⼈民共和国史辞典》等等。
肃反运动名词解释(一)肃反运动1. 定义肃反运动,是指中共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对于国内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打击的一系列行动。
该运动主要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初期,旨在巩固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
2. 标签名词民主想象的限制•思想审查:对于公民在思想言论方面的限制,通常以政府或政党的政策为准则进行检查。
如在肃反运动期间,个人的言论及思想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民主空间被压缩。
•政治迫害:针对反对当局、制度或意识形态的个人或组织进行的打压及迫害。
在肃反运动中,政治迫害常常以酷刑、逼供等手段展开,导致许多无辜者受到严重伤害。
敢言之风险•定性审查:对个人的言论进行评判及分类,将其标记为正面、负面或中性。
在肃反运动中,政府对于某些言论或观点进行定性审查,将其标记为反革命等,并予以严厉打击。
•口头检举:将他人的不当言论或行为通过口头形式向当局或各级机关举报。
在肃反运动期间,口头检举成为一种常见的举报方式,常常导致被检举者受到政府的惩罚。
反思与调和•历史评价:对过去事件的综合评估及判断,通常通过研究、考证等方式进行。
对于肃反运动,不同历史评价可能存在差异,有些认为其是必要的手段,有些则认为其是过度扩张的行为。
•和解与宽恕:在社会冲突或矛盾的解决中,通过接纳、宽容和原谅来达到调和与和解。
对于肃反运动造成的伤害,和解与宽恕是解决争议与纠纷的一种方式,有助于社会复苏。
3. 结论肃反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通过对相关名词的解释和举例,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肃反运动的背景、影响和处理方式。
在今天,我们应当通过反思这一历史事件,提高民主意识,珍视言论和思想的自由,避免再次重蹈覆辙。
三反五反四清的内容标题:解构中国历史中的“三反五反四清运动”导语: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反五反四清运动”。
这些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发生,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将深入评估这些运动,并通过多角度的分析,旨在帮助读者全面理解其深度和广度。
1. 什么是“三反五反四清运动”1.1 定义和背景“三反五反四清运动”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针对反腐败、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政治运动。
1949年建国后的中国,面临着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
这些运动旨在清除国家内部腐败现象,提高政府行政效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大发展。
1.2 运动的阶段和目标“三反五反四清运动”分为三个阶段:三反阶段、五反阶段和四清阶段。
- 三反阶段(1951-1952年)主要针对的是商业资本家,反对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和偷工减料等行为。
- 五反阶段(1952-1953年)则着重打击工商企业中的腐败和违法行为,包括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盗窃国有财产、偷工减料和假冒伪劣等。
- 四清阶段(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清查干部、清除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清算历史问题、清理思想。
2. “三反五反四清运动”的影响2.1 社会影响这些运动使整个社会形成了反腐倡廉的风气,确保了国家建设的有序进行,增强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2.2 经济影响虽然这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打击了黑暗势力,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这些运动促使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加强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和管理。
2.3 政治影响这些运动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反映了党的纪律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运动的进行也为以后的政治改革和治理模式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3. 个人观点与理解对于“三反五反四清运动”,个人觉得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腐败问题一直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难题,这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减少了一些贪污现象,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党史文苑》♥蔡秀枝,1928年生于上海。
抗战后期参加革命工作,在学校参加了地下党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苏南团校教育科长、江苏省委宣传部科长、启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西省教育厅副处长。
原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刘仲侯同志夫人,1985年离休,由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明确为享受副厅级待遇。
离休后,每每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那段革命经历,我都感触良多。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读过《西行漫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经典著作,坚定了革命理想信念。
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爱党爱国,革命激情很高,现在有的青年学生难以理解。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有义务让现在的青年人了解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所以我把自己在学校的革命经历讲出来,让他们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倍加珍惜、努力奋斗。
声援“五二○”运动1945年抗日战争后期,我在上海爱国女中读书时参加了地下党组织。
1946年夏考入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组成之一),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我的公开身份是学生,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开展群众工作,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合法斗争。
1947年夏,解放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相继破产,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性的战略反攻,把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白区对共产党员、爱国人士的迫害更烈,甚至进行秘密逮捕。
与此相对应,上海学生运动也此起彼伏,逐渐形成高潮。
南京“五二〇”惨案发生后,各大院校纷纷响应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光华大学也不例外。
一天,我与黄如意同学(她是女同学会会长,地下党员)去贴大字报,以女同学会的名义声援南京“五二〇”事件。
我们把大字报贴在教学大楼门前,不料我刚贴完,一名“三青团”学生上来一把撕去,我非常气愤,马上跑去将他们贴的反动大字报也撕去。
许多围观学生一致伸张正义拍手叫好,随后我与好友秦惠琴同学往后边食堂走去。
当我们走在去食堂的小路上,此时四周无人,忽然那个撕大字报的“三青团”学生跑来伸手就打了我两记耳光。
1946年春反苏运动述评内容提要: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民国史学界对发生在1946年春天的反苏运动及其性质的认识上,一直持否定态度或讳莫如深。
在解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在系统阐述这一运动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影响,就以往学界认为国民党操纵运动、运动中的反共口号及《新华日报》被砸事件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反苏运动的性质及主流做出了重新评价。
关键词:《雅尔塔协定》苏军延撤反苏大游行《新华日报》事件1946年2月11日,苏、美、英同时正式披露了三国于一年前秘密签订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由此在中国引发了一场以维护国家主权为主题的声势浩大的反苏护权运动。
这场运动以青年学生的大游行为主体,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短时间内遍及大半个中国。
运动的直接影响,是迫使国民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加速苏联撤军东北。
从运动主流来看,这是一场捍卫领土主权完整的正义运动。
由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政治背景,出于对国民党政治斗争的现实考虑,中共舆论多次指斥这场运动是由国民党指使、为其张目的“反共”与“排外”行动,应该说,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具有宣传性质的结论。
20世纪50年代后,民国史学界对这一事件讳莫如深,评价也简单沿用50多年前的结论,致使这一史实清晰、效果明显、无可争议的爱国运动得不到应有的历史地位。
本文拟在全面、系统地阐述1946年2月反苏运动发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其性质提出新的认识,敬请方家指正。
密约与苏军延撤激起民愤1946年2月的反苏大游行,是在国民政府对苏外交妥协、中国西北、东北部边疆危机四伏的背景下,由青年学生激于爱国情绪自发掀起的。
根据秘密的《雅尔塔协定》,1945年8月9日,苏军突然对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不宣而战,一周内击溃日本关东军并占领东北全境,大大加快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速度。
为防止日本东山再起和美国势力北上,斯大林奉行扩大领土、控制周边国家和地区以确保苏联安全的国防政策,试图建立一个西起新疆、中经外蒙、东北、东达千岛群岛的“安全圈”。
在苏联支持下,外蒙古独立势难扭转;新疆“三区革命”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为使新疆、东北成为独占的势力范围,苏联对华政策一度与美国协调一致,即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参照法共和意共的参政模式,压迫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参加国民政府以实现国内和平。
对于国民政府而言,苏军如长期占领东北或将东北交予率先进入该地区的中共军队,东北或将步外蒙古后尘从中国分离,或将成为中共力量发展壮大的新根据地。
若新疆有失,整个西北地区将不得安宁。
无奈之下的国民党高层,不得不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希望以承认外蒙古独立,换取苏联对中国在东北、新疆地区主权的认可并停止插手支持新疆“三区革命”和保证不将东北交给中共军队。
为实现既定的安全策略,苏联也同意向国民政府作出让步。
8月14日,中苏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规定:苏联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
其条件是:开大连为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的一半无偿租与苏联,港务主任由苏联人担任,期限30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并设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联人担任,期限30年;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由苏联到旅顺、大连的往返货物免征关税,期限30年;战后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其独立与否。
苏联则保证支持国民政府,尊重中国对东北地区的完全主权,并无意干涉新疆内部事务;战胜日本三个月后,苏军全部从东北撤退。
这些规定基本上是对《雅尔塔协定》有关中国部分的再认定。
《条约》公布后,国内一些报刊也指出:中国损失巨大,国民政府“签字断送者,实为命脉所系。
外蒙古独立为多年来中国所拒绝承认。
中国抗日战事即起因于东九省,意在将日本驱出东北,但因中苏条约之结果,日本去而苏联来,东九省仍鹊巢鸠占”,令人“至感失望”。
认为“中国已照付了他最大的代价”,“希望此为我国最后之牺牲,万一对方对于我们这种条约尚不能遵守,甚或更有进一步之要求,我们誓不予以承认”。
由于苏军出兵东北加速了中日战争早日结束,且苏军在东北驻军尚未超期;外蒙古事实上的自治已有30余年,在此情况下,国内舆论和民众对《条约》多“忍痛默认”。
但是中国民众的心理损伤,也为日后发生反苏运动埋下了伏笔。
按照条约,苏军应在日本战败后三个月内即最迟于1945年12月3日前撤出中国东北。
8月27日,斯大林曾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表示,苏军准备依约撤退。
10月1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苏军将从10月下旬开始撤退,11月底撤退完毕。
然而,当苏联得知应国民政府之请运送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的美舰将于10月10日在大连登陆,苏联认为美国意在染指苏联势力范围、有中美联手抗苏之嫌,立即决定延期撤军并开始支持中共军队在东北发展。
此后,苏军让中共军队进占营口、葫芦岛两个港口并拒绝美舰在大连登陆,几经周折,美舰才在五个星期后于秦皇岛靠岸,11月中旬国民党军尚未能进入东北。
11月17日,国民政府将东北行营撤至关内,宣布东北接收失败,使苏联处于违背《雅尔塔协定》、非法占领东北的不利局面。
除政治与外交目的外,苏联也希望在东北的经济开发中获得好处。
1945年10月开始的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由于苏联坚持在东北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工业建设中保持垄断性的合作地位陷入僵局;苏联要求撤军与经合协议一并解决,国民政府则坚持先撤军后达成协议,双方立场迥异。
11月19日,经美国协调,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向苏联提议延缓撤兵,苏联同意延期至1946年1月3日撤兵,以利国民党军接收东北。
由于美中联手抗苏局面未有改观,苏方到期仍未践约。
与此同时,在“三国四方”复杂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共力量,利用苏、美和国民党间的矛盾,实施“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林彪、陈云等率10万余人开赴东北,10月后,东北人民自治军快速发展,年底即达20余万人;11月上旬,东北人民自治军在沈阳、安东、本溪、旅大等城市建立了市政府,在铁路沿线开辟大片解放区,令国民党高层忧心忡忡。
12月初,国民政府外交部再次致函苏方,希望苏军延缓撤退,逐步与到达东北的国民党军换防,撤军期限展延至1946年2月1日,1946年1月,东北苏军协助国民党军先后接管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及辽北、松江和嫩江各省的行政。
由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进展缓慢和担心美国插手中国事务,苏联以对东北地区的事实占领相要挟,撤军不见迹象,引起了中国民众和国际舆论的强烈不安。
苏联出兵东北之后,中国各界人士就有苏联拒不归还东北之忧,而撤军一再推迟,似乎在不断印证着这种担心。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1945年十月革命节上视旅顺港及大连港区域、满洲铁路权益为“新的苏维埃领土”的讲话,让国内舆论深感震惊,认为是从早期苏俄对华立场上的一次大倒退。
苏军拆运东北厂房、机器的事实屡被披露报端,苏联对东北经济独占性要求、支持外蒙古独立以及苏军一再延缓撤退等消息广为流传,苏联支持新疆一些地区独立的事件一再发生,社会各界对苏联的忧虑与不满情绪日趋强烈。
1946年1月16日,国民政府派往东北地区进行“接收”的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张莘夫等8人,在接收抚顺煤矿后返回沈阳途中被已脱离东北民主联军的散兵游勇所害。
《中央日报》等舆论称:张莘夫等人是在苏军保护下被占领抚顺的东北民主联军所害。
一时间张莘夫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就在此时,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正式对外公布,犹如火上浇油,成为引发大规模反苏运动的导火线。
近代以来,中国屡次成为大国间秘密外交的牺牲品,“一战”结束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外交失败,可谓殷鉴不远。
抗日战争的尾声,当中国付出死伤数千万人代价、历十数年之久即将收复失地之际,《雅尔塔协定》的公布及苏军一再延缓从东北撤退,不仅使国人看到国际政治的利益本质,也是许多人对东北归属极为担心。
国民党元老邹鲁也指出:“这种事例一开瑞,流弊所及,必致演成强国干涉弱国,或侵略弱国,和强国分赃的现象,于真正维持国际和平之旨,成为南辕北辙。
”在这一背景下,积郁国人心头已久的无奈与愤怒情绪骤然爆发了。
学生示威引发各界抗议1946年2月中旬开始的反苏运动中,学生示威游行是其主要表现形式,社会各界也对时局纷纷发表意见,以示声援。
纵观这一运动,大体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946年2月16日至21日为运动发起阶段;2月22日至26日运动达到高潮;2月27日以后运动逐渐平息。
2月16日,针对苏军拒不按期撤退及在东北抢劫工业设备的行为,流亡重庆的东北籍人士2000余名,在重庆青年馆举行同乡大会后前往国民政府请愿,并在大街上散发宣言及传单,要求苏军按时撤退、停止掠夺东北财产。
19日,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5000余名学生发表国是宣言提出:“要求友邦军队依约撤退”、“雅尔塔秘密协定里有损中国主权的部分,我们坚决反对”、“请求政府查究张莘夫被害真相,缉凶严办”、“边疆不容割裂”、“请求政府彻底执行政治协商会决议案”、“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彻底执行停战命令,迅速恢复交通”。
次日晚,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对苏联拒绝撤军表示抗议。
上述两次游行,成为反苏运动的先声。
20日,重庆学生委员会吁请全国学生参加示威,反对苏联在东九省之行动,并宣布将于22日展开大游行。
上述活动,拉开了全国性反苏运动的帷幕。
不少知识界人士也慷慨陈言,为反苏运动推波助澜。
2月21日,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会及助教会共同发表通电,向苏美英三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希望中国政府能“坚定不移,勿作现行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让步”。
22日,傅斯年、陈衡哲、楼光来、宗白华、储安平、罗承烈、钱歌川、任鸿雋、王云五、吴世昌、赵超构、任美锷等文化界名流联名撰文申明态度:“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抗战的时间最久,所受的损害最重,不意美苏英三国竟订立这样的秘密协定,侵犯他们盟邦中国的领土主权,破坏了自华盛顿九国公约以迄开罗会议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庄严诺言。
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了今后强力政治外交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
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
”他们要求国际社会维护国际正义;要求国民政府公开对外交涉经过,“不得再有任何丧失国家主权及利益的行为”。
以2月22日的重庆学生反苏大游行为标志,反苏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2月22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四川省省立重庆女子职业学校、国立重庆大学、湘雅医学院、南开中学、交通大学等26所大中学校学生及教职员工等两万余人于晨6时在沙坪坝、小龙坎集合,展开大游行。
游行队伍7时出发进城,下午3时返校。
师生沿途高呼“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苏联应切实履行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应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拥护政府采取强硬外交”、“苏联必须归还在东北抢夺的物资”、“绝对拥护政府接收东北”、“反对苏联一切新要求”、“打倒新帝国主义”等口号,并散发了《告全国同胞书》、《告全世界人士书》、《慰问东北同胞书》、《对苏联抗议书》等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