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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论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摘要:场域、资本、惯习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三个概念的提出，使社会学的研究呈现新的视角。
布尔迪厄力图通过场域、惯习这两个概念连同各种各样的资本来探索社会生活中实践的奥秘，从而超越社会科学的二元对立。
本文思考焦点即为社会实践理论的这三个核心概念。
关键词：场域,资本,惯习，实践Key word：Field，capital，habitus,Practice.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是当今社会学界炙手可热的大师,他和英国的A·吉登斯、德国的J·哈贝马斯一起被认为是当前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其著作《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实践理论的提出是与布尔迪厄的治学目标—-超越导致社会科学长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密不可分的。
他认为实践理论可以有效地将社会现象学的分析角度和社会结构主义的角度合成为一体化的社会研究方式，既在认识论上做到逻辑贯通，又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实践理论提供的理念框架是结构与人的关系，力求在结构与人的行动之间寻求可以互通的中介，力图通过场域(field)、惯习(habtius)这两个概念连同各种各样的资本来探索社会生活中实践的奥秘。
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体系中，有一些贯穿性的核心概念,其中从外部行动者在社会空间所占据的位置“场域”，行动者行动的动力资源“资本",从内部揭示构建行动者和各种性情倾向的“惯习”是三个最核心的概念.布尔迪厄在论及场域、惯习、资本这些概念的时候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主张在理论的系统中以及它们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去界定概念.他认为只有在关系系统中，概念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而决不能孤立地定义它。
一、场域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既不是单纯的个体，也不是理想化的抽象社会，而是研究由无数个体所构成的“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综合性结构”.场域是什么呢?“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
大众媒介时代的祛魅话语——布尔迪厄场域理论视角下的大众媒介史文利;李华【摘要】场域理论作为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展示着相对自主的领城内部鲜为人知的力量对比和竞争变化.它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不仅代表着事物内部自主性的延伸追求,还在外来因素的制约面前极尽圆滑的维持着自身的游戏规则,即使是在当今的传媒时代,仍然发挥着个体与体制运作的中介作用,且并不具有情感色彩.大众传媒的时代,丈学权力的话语被新兴媒介不断的加工与复制,成为权威华丽的扬声器.究其原因,实乃场城内部权力争夺的游戏规则运作所致,而当宏观地截取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视角时,便可以看到,传媒时代赋予大众媒介的话语权正在日益膨胀,而其所呈现的略带霸道的媚俗性话语也有待展开进一步的祛魅工作.【期刊名称】《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年(卷),期】2011(023)001【总页数】5页(P102-106)【关键词】大众媒介;布尔迪厄;场域;话语权力;祛魅【作者】史文利;李华【作者单位】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太原,030024;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06.2一、陌生人发现场域当捕鱼人误入桃花源，发现那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时候，内心一定是充满惊奇的。
作为一个有形的“场域”，桃花源的存在依托着历史与空间无形的关系运作以及情感与理智相互交错的自然轨道，不管其内部存在着怎样的运作规则，或者与外部世界达成着怎样的默契，作为行动者，他们只说了一句:“不足为外人道也。
”作为一个陌生人的形象出现，布尔迪厄的探索足迹从人类学到社会学，从读者到作者，从学者到文化角斗士①朱国华先生写过一篇题为《陌生人:布迪厄的生活轨迹与学术性情的发生》的论文，收于他本人的著作《权力的文化逻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布迪厄无论是在社会空间中还是学术场域中都把自己定位为陌生人，也就是定位为与任何主流话语和合法体制格格不入的敌人。
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研究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包括其理论核心、代表作品以及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的影响。
布迪厄，法国社会学家，以其实证主义社会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而闻名于世。
他的思想背景涵盖了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多个领域，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现实具有重要意义。
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研究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理论核心——场域理论之上。
他认为，社会现实是由一系列不同的场域构成的，每个场域都代表着一种权力关系。
这些场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网络。
在场域理论的基础上，布迪厄提出了著名的“惯习”概念，即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内在的、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
布迪厄的代表作品包括《实践理论大纲》和《社会学家的使命》。
在这些作品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社会学思想，为我们理解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他的思想对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领域。
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的影响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为我们理解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他的场域理论和惯习概念帮助我们认识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同时，他的思想也强调了社会现象背后的权力关系，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还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他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深入观察和细致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社会现象的本质。
他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视角和范式的出现。
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为我们理解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
他的理论核心和代表作品展示了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对我们深入探讨社会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随着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引导我们进一步揭示社会现实的奥秘。
布迪厄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社会学思想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也逐渐得到。
布迪厄，场域与惯习在当代国际知名的世界级社会学理论家中, 法国学者皮埃尔• 布迪厄无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是继雷蒙•阿隆以来法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
他能够将各种经典的社会学理论遗产与法国特有的认识论传统糅合起来, 将社会学的眼光与哲学的洞察力结合在一起。
一、场域对于场域(field) 这一概念, 布迪厄这样说过: “我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网络或一个形构, 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
”布迪厄的场域概念, 不能理解为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 也不等同于一般的领域, 而是在其中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
布迪厄研究了许多场域, 如美学场域、法律场域、宗教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教育场域, 每个场域都以一个市场为纽带, 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结起来, 例如, 艺术这个场域包括画家、艺术品购买商、批评家、博物馆的管理者等等。
场域不仅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概念, 也是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单位。
布迪厄选择这一理论分析工具和分析单位是与他的研究方法分不开的。
每个场域是相对独立的空间, 有着自己的规则。
比如在艺术场域中, 有艺术的规则, 艺术家要为了艺术而艺术; 在经济场域中, 有经济活动的规则,人们做生意就是做生意, 不考虑其他的。
在一个场域中, 不平等的资本分配决定了场域的结构。
统治者即为一个场域中拥有特定资本比较多的人。
每一个场域都是斗争的场所, 人们要在此争夺某种特定资本。
这种斗争可以被比喻成一个游戏。
游戏的参与者只有相信游戏的价值才能玩游戏。
对游戏的信念(illusio) 是参与游戏的必要条件。
在这场斗争中, 人们一般有三种战略(实际只讲了两种) 。
第一种是“再产生战略” , 它是指参与者努力改变自己在场域中的地位。
第二种是“颠覆战略” , 它是指参与者努力改变场域本身的规则。
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中有各种各样的场域, 场域的多样化是社会分化的结果, 布迪厄将这种分化的过程视为场域的自主化过程。
从布迪厄的相关理论看教育公平摘要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阶级惯习”是如何促进“符号资本”在教育这个“场域”中“游戏”的，以及权力如何借教育这个工具再生产阶级结构的，教育公平如何成为谎言。
文章在介绍了布迪厄的生平及相关理论后结合教育公平问题提出相关的看法和建议。
关键字布迪厄；社会公平；教育一、布迪厄生平简介皮埃尔·布迪厄，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1930年出生在一个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偏远乡镇。
凭着自己的努力，他进入了巴黎高师学习哲学，并最终成为法兰西学院的讲座教授。
20世纪50年代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服兵役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注重实践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奠定了他社会学研究中的平民立场和尖锐而又悲悯的学术情怀。
也许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即便成了巴黎高师的学生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成了他所反对的体制的一个构成要素，布迪厄依旧感到一种强烈的不适感并似乎背信弃义地对成就了他的学术成果的体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他认为教育系统内隐藏着的严重的不公平的再生产机制，教育已经代替门庭、宗教和直接政治、经济背景，成为一种新的不平等机制。
二、相关概念介绍第一，场域。
场域具有空间性的特征，它是由一些特定原则所界定的社会构建的空间。
在这一空间里，各自独立的不同场域相互关联，各自发挥着不同的效用，而行动者在其中相互争夺有利于自己的位置和利益，并试图改变或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
场域是潜在开放的游戏空间，其疆界是动态性的；它是没有创造者的游戏，是一个不断推进的集体创造的历史进程的产物，具有无穷无尽的生成性。
第二，惯习。
综合布迪厄的表述，惯习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惯习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是体现于身体而实现的集体的个人化。
（2）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是产生惯习的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淀，是作为一种社会性变量而存在的，是在历史中建构的、植根于制度的生成性母体因此具有历史性。
（3）惯习是一种形塑机制，其操作来自行动者自身的内部。
“场域—惯习”视角学习实践研究一、概述学习实践是人类不断积累知识、提升技能、实现自我成长的重要途径。
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实践的效果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因素，本文引入“场域—惯习”视角，尝试从新的角度解析学习实践的过程和机制。
“场域”是指特定社会空间中的行动者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网络，它包括了社会结构、文化背景、制度规范等多个层面。
在学习实践中，场域为学习者提供了特定的学习环境和资源，同时也对学习者的行为和结果产生影响。
而“惯习”则是指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它反映了个体的认知、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特征。
在学习实践中，惯习对学习者的学习态度、方法、策略等具有重要影响。
通过“场域—惯习”视角，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学习实践的本质和规律。
这一视角强调了学习实践的情境性和社会性，认为学习不仅是个体的认知过程，也是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过程。
这一视角突出了惯习在学习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惯习不仅影响学习者的行为表现，也反映了学习者的内在需求和动机。
这一视角还关注了场域与惯习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场域和惯习是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学习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1. 研究背景与意义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学习实践研究已成为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传统的学习理论和方法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者个性化需求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
本研究试图从“场域—惯习”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学习实践的本质和规律，以期为教育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场域—惯习”理论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重要概念，它强调了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场域中，个体通过惯习的形塑和实践的反思，不断调整和适应学习环境，实现自我发展和社会适应。
本研究将聚焦于学习场域和学习惯习的相互作用，分析学习实践中的问题和挑战，探索有效的学习策略和方法。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深化对学习实践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它有助于指导教育实践，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和综合素质，促进教育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它有助于推动学习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创新，为学习科学领域贡献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076《名家名作》·翻译［摘 要］ 斯坦贝克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热门小说家之一，其所著的《月亮下去了》在美国一经出版便被国内学者争相抢译，1943年，国内出现了此作品的六种译作，其中赵家璧的译本从1947年至2022年历经8次再版，为再版次数最多、流传最久的一部作品。
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的场域和资本两个核心概念，研究赵家璧译本在国内的出版与传播，发现赵家璧译本之所以经久流传，与译者与译作、出版社以及书评人所持的资本力量是息息相关的，正是各资本所形成的强大合力才使赵家璧的译本流传至今。
［关 键 词］ 赵家璧；《月亮下去了》；场域；资本布迪厄场域理论视角下《月亮下去了》赵家璧译本在中国译介与传播研究瞿晓萱一、引言《月亮下去了》是斯坦贝克于1942年出版的一部以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讲述了北欧挪威某个边陲小镇的人民面对法西斯侵略者从懵然无知到奋起抗争的故事。
该小说一经出版，便产生了极大反响，在欧洲被译成多种语言版本。
1943年该小说被引入中国，同年出现了此小说的六个译本，目前可考的有五个。
赵家璧的译本于1943年出版，是出现较早的一个全译本，从1947年至今历经8次再版，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唯一一个多次再版的译本，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赵家璧译本为何受到各大出版社的青睐，得以多次再版？该书的译介在历史时期境遇如何？本文将运用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翻译社会学角度对《月亮下去了》赵家璧译本进行描述性研究，探析该译作的译介与传播过程，通过阐释作品背后行动者的资本互动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以期深化外国文学作品的传播史研究，并为文学译作的传播策略提供一定借鉴。
二、布迪厄场域理论场域是社会世界中存在的一种客观关系，它是行动者依照自己的惯习运用资本从事实践活动的关系空间。
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拥有独立运行规则的空间”（Bourdieu 1993：162）。
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场域空间，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场域，场域中的资本形态一旦改变，也就改变了场域的结构。
布迪厄概念嘿，朋友！咱们今天来聊聊布迪厄这个听起来有点神秘的概念。
你知道吗？布迪厄的理论就像是一个神奇的多面体，每一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他所提出的“场域”“惯习”和“资本”，可不是简单的几个词，而是能帮我们看透社会现象的秘密武器。
先来说说“场域”，这就好比是一个独特的舞台。
比如，学校是一个场域，职场也是一个场域。
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的规则和逻辑，就像在学校里，成绩好可能备受关注；在职场中，业务能力强或许就能脱颖而出。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再讲讲“惯习”，这就像是我们身上无形的“习惯盔甲”。
比如说，一个从小生活在书香门第的人，可能就养成了爱读书的惯习；而在一个充满商业氛围家庭长大的孩子，可能就有着敏锐的商业头脑。
这不就像我们走路的姿势一样，一旦形成，很难改变，但又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思考方式？还有“资本”，可别只想到钱哦！布迪厄说的资本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
经济资本好理解，就是钱嘛。
文化资本呢？比如你读了很多书，有丰富的知识，这就是你的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呢？像你的人脉关系，朋友多、路子广，这就是你的社会资本。
这三种资本相互作用，决定了我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发展。
你可能会问，了解布迪厄的这些概念有啥用？这用处可大了去啦！比如在教育领域，我们能明白为啥有些孩子学习好，有些孩子学习差，可能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努力，还和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这些场域，以及养成的惯习和拥有的资本有关。
在社会交往中，我们也能更清楚地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联系。
为啥有些人在某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有些人却总是格格不入？这不就是场域、惯习和资本在起作用嘛。
总之，布迪厄的概念就像一把钥匙，能帮我们打开理解社会的大门，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运行的规律和我们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朋友，好好琢磨琢磨，说不定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通透呢！。
布尔迪厄与场域布尔迪厄是继福柯之后, 法国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大师,他和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哈贝马斯一起被认为是当前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 他的思想和著述在国际学界广受重视，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 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学者的注意。
布迪厄称得上学术杂家, 他的社会学中融入了人类学、教育学、哲学、艺术、语言学、历史、文化学等诸学科的内容, 可谓包容丰富、错综复杂。
一般认为, 场域理论是他的基本理论, 在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布尔迪厄是享誉世界的法国社会学家，他在1990年出版《实践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他最关心的理论问题：在人为地分裂社会科学的对立之中，最根本也是最要命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绝大部分的社会学家只选上述两元对立的其一。
为了化解上述两元对立，布尔迪厄提出了场域、惯习和实践的概念，并且用场域和惯习来解释实践。
场域的概念与特征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这样定义场域：“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
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他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利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同源关系等）。
”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有其自身的特征。
首先场域是一个永恒斗争的场所。
其次，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
任何一个场域，其发生发展都经过了一个为自己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程，这也是摆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控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场域自身的逻辑逐渐获得独立性，也就是成为支配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实践活动的逻辑。
布尔迪厄喜欢用“场”这样的一个概念来阐释传媒权力的运作。
如果说传媒与政治、经济等诸权力构成了的是一个宏观意义上的权力场，那么，社会行动者个体进入这个权力场就可视为微观意义上的建构。
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权力构成的场域，我们把它称为“传播场”。
传播场与布尔迪厄所说的“新闻场”有相似之处，但范围要更为广泛。
当一个人进入传播场是，就同时进入了与场项链的前提预设。
（场域在传媒领域的意义）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非常擅长用场域理论来分析社会问题，他认为“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1]新闻场是在十九世纪两类报纸的对立中构成的：一类优先提供“消息”，尤其是“耸人听闻的”或更佳的“轰动性的”消息，另一类则发书摘和“评论”文章，充分显示其“客观性”的价值。
这是一个两种逻辑、两种合法性的原则相对立的场所。
新闻场与文学场或艺术场一样，也是纯文化的特殊逻辑的存在场所。
但是，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会受制于市场商业逻辑的裁决与考验。
新闻场的控制力在不断增强，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系，渐渐地对不同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构成威胁。
正是从这一角度，布尔迪厄分析了以电视为首的大众传媒怎样从民主的非凡工具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的。
一、隐形的媒介审查。
布尔迪厄认为电视自身的传播机制与广告、政府补贴等因素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审查”，这种审查是匿名与无形的，但是它却形成一种无法改变的规范与机制，使电视传播的主体性丧失，使电视成为维护象征秩序的了不起的工具。
电视“行使了一种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
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
[2]这种“象征暴力”之所以成为一种“无意识行为”，是因为它以一种隐形的机制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使媒介化的社会生活变得自然而然。
这正是其特别有害之处。
二、新闻场的场域支配作用。
布尔迪厄认为，收视率是一个隐匿的上帝，它统治着新闻场，也成为记者的最后的判断标准。
通过收视（听）率，经济逻辑置入文化生产之中，由此形成收视率的经济逻辑。
因此，新闻场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
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和记者施加影响。
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
同时，由于新闻场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新闻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发生重大转变，“当利润、收视率成为最重要的因素，把越来越多的观众引向犯罪、暴力、灾难和名人新闻时，这种新闻就会泛滥”。
[3]人们由此处于两种状况之中，一方面要搞先锋数学、先锋诗歌等等，一方面又要把这些东西传给大众，于是就产生了矛盾。
而电视将这一矛盾推向了极限。
三、通俗化的力量。
布尔迪厄分析认为，法国五十年代的电视主要通过垄断给受众强加有品位的文化追求的产品，如资料片、古典作品改编和文化讨论会等节目形式，来培育公众的文化品位；九十年代，电视为了尽可能地招徕最广大的观众，则竭力地迎合并利用公众的趣味，给群众提供一些粗俗的产品，典型的有脱口秀，生活片段，赤裸裸的生活经历暴光等等，往往很过分，用于满足某种偷窥癖和暴露癖（人们为了一时露脸，都热衷于参与电视游戏，那怕只是作为普通观众）。
“任何一个新闻机构甚或一种表达方式，越是希望触及广大的公众，就越要磨去棱角，摒弃一切具有分化力，排斥性的内容。
一家报纸越扩大它的发行量，就越倾向于不会给自己惹麻烦的公共话题”。
[4]这种情况在英国大众传播中也曾出现，并引发相当广泛的争论。
其中，“最普遍的非议是认为电视节目的制作因过于注重吸引观众而降低了公众的欣赏水平。
它缺乏多样性和独创性，求稳不冒险，不愿尝试富于挑战性、要求较高甚至令人不快的主题和题材”。
[5]我们知道，英国广播公司推崇其传播文化的品位，这就是由那些具有专业知识的，特别是受过牛津、剑桥教育的职业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标准和信念所组成的一种文化环境。
尽管这些节目中夹杂了不少吸引下层的体育、流行音乐和娱乐内容，但它所提供的节目方式、场景和表演形式却地地道道刻着中上层有闲阶级的印记。
[6]而英国商业广播为了拓展大众媒介消费，在重新界定了传播的大众品味，甚至为其传播的目标受众虚构了一个人物形象——多琳，她有个丈夫，她关注的事情不多，尽管并不蠢，但听收音机时总是心不在焉。
她被假定对外部世界的政治事务不感兴趣，除非它们对其超级市场的供应发生影响。
为了迎合这一“人物”，广播的内容不仅有所不同，就是其传播形式也是不同的。
[7]在布尔迪厄看来，最为重要的是，随着电视象征力量的不断增强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各电视台极尽犬儒主义之能事，纷纷追求轰动、奇特、耸人听闻的效果，且大获成功，致使形成了某种新闻观。
这种社会新闻造成的后果就是政治的空白，就是非政治化，将社会的生活化为轶闻趣事和流言蜚语。
因为这种电视新闻报道的总是那些能激起普通人好奇心，不需要具备任何特别的能力，尤其是政治能力就能理解的东西。
作为社会学家与思想家，布尔迪厄对商业化新闻场的现状与前途的看法无疑是悲观的。
二布尔迪厄认为，在新闻场商业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记者”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记者”不同于一般的文化生产者，他们并不仅仅从工作中得到谋生手段，而是拥有对其他专业场施加影响的权力。
这些“知识分子记者”处于新闻场与专业场之间的不确定的位置，他们利用其双重身份来回避两个领域各自的特殊要求，并把在其中一个领域内或多或少已经获得的权力来到另一个领域，“知识分子记者”因此可以起到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引入处于学院式奥妙主义和新闻式公开主义之间难以界定的两可范围内的新的文化生产形式；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批评性的评论，推行文化生产的某些评价原则，给市场的裁决披上知识权威的外衣，并增强了某些类型的消费者“从众”的自发倾向，从而对文化产品生产施加间接而长期的影响。
[8]在具体的媒介操作过程中，“知识分子记者”与专家在进行一种“互搭梯子”的把戏，专家们可以随时听从召唤，扮演角色，回答一切问题，注意以明确而又闪光的言辞阐述简单的观点，避免陷入过分复杂的学问之中。
专家以此来获得媒介知名度，积累出一种“文化资本”，从而得到圈里圈外的各种利益。
同时，布尔迪厄还敏锐地观察到，“反智性主义”是新闻界的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现象，它促使记者们经常提出知识分子的谬误问题或是挑起争论，能发动的自然只是那些知识分子记者，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争论可以给那些电视知识分子提供机会，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得以靠媒介生存。
由此，新闻业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传媒的力量”，亦即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最纯粹的科学领域。
与此同时，新闻场也就为新闻记者组构了一个新的活动场域，“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受到一系列的制约，而各种制约都与记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所谓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激烈的、无情的甚至荒谬的竞争关系，同时也是串通的关系，客观上的同谋关系，其基础是与他们在象征的生产场中的各自地位相联系的共同利益，是他们之间有着共性的认知结构以及与各自的社会来源、受教育程度（或未受到教育）息息相关的感知方式和评价方式”。
[9]布尔迪厄并非赞扬这种文化力量，而是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新闻场域之中新闻记者的身份与作用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一些制作新闻，采写报道的默默无闻的小记者，他们越来越具有批判精神，因为他们经受了职业的市场逻辑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一个个都被用来做一些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微不足道的事情。
职业的压力与当初受到新闻教育所树立的理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早地发现干电视这一行所经受的可怕的压力，尤其是与收视率等因素有关的种种束缚。
“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早饭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
[10]在电视这个领域，人们感觉到，那些社会活动分子看似举足轻重，自由独立，有时甚至闪烁着非凡的光环，但实际上知识必然性和结构所操纵的木偶而已。
三布尔迪厄对新闻场的批判基于其整体化的社会实践之中，因此，作为社会学家的布尔迪厄还是努力地为大众传媒的未来发展开出一剂救助“良方”。
实际上，布尔迪厄并不赞同某些人一味留恋昔日那种教育人的、家长式的电视，因为他认为这种电视与民粹派的自发主义和怂恿蛊惑的手段一样，与大众的趣味，与真正民主地利用大规模的传播工具，是背道而驰的。
那么，怎样才能表现“大众的趣味”并真正民主地利用传播工具呢？布尔迪厄鼓励人们“能够并且应该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
……收视率，是市场、经济的制裁，亦即外部的、纯商业的合法性的制裁，而在文化领域屈服于这一营销工具的苛求要求，恰正等于在政治领域受制于以民意测验为指导的蛊惑民众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