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对刘知几史学思想的发展

章学诚对刘知几史学思想的发展内容提要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

他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主要贡献, 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展, 尤其是对唐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在经史关系、通史家风、文人修史、史家史德的理论认识以及撰述与记注、史义与史法的区别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儿的史学思想。

关健词章学诚刘知几史学思想继承发展唐代的刘知儿与清朝的章学诚均为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大家, 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史学思想, 代表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史学理论发展的最高水平, 促进了史学理论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有关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及其成就, 不少学者进行过深人的研究, 也给予了崇高的评价。

本文主要研究这两位相隔多年的史学家在史学思想上的继承与发展。

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研究与史学研究, 著名史学大师梁启超曾经这样说“自有左氏、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 然后中国始有史。

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 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

”这即是说, 自从有了司马迁等史家, 中国便开始有了比较规范的历史著作, 这里的所谓史是指对历史的研究自从有了刘知几等史学家,中国便开始有了史学, 这里所谓的史学即是指对历史学自身发展的研究, 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史学理论。

梁启超还进一步说“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 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 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 其学说在喊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雕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 其学说在《文史通义》。

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学走向全面成熟, 是从唐代刘知几批判、总结以往史学发展成果, 撰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史通》开始的。

他充分肯定了《史通》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贡献以及它在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认为, 在古代众多史家中, 具有系统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除了刘知几, 就是宋代的郑樵和清代的章学诚。

即是说, 郑樵是对刘知几的继承和发展, 而章学诚又是对前两者的总结发展, 是集大成者。

这也清楚地说明了刘知几史学思想对章学诚的极大影响, 也说明了章学诚对刘知儿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章学诚生活的时代, 正是历史上所谓的“乾嘉时代”。

乾嘉时代, 历来被后人看成是清皇朝历史上的一个“盛世”, 而产生于这个时期的“乾嘉学派”又被人们视为这种“盛世”学术繁荣的象征。

乾嘉学术的繁荣发展, 不仅仅是在历史考证方面出现象王鸣盛与十七史商榷》、赵翼与《廿二史札记》、钱大听与《廿二史考异》和崔述与《考信录》这样的大师和名著, 他们在历史考据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成果, 要比德国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及其《拉丁和条顿民族史》还早年。

更为重要的是,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章学诚对史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 写出了《文史通义》这部史学理论名著,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进到了最高阶段。

章学诚的一生都在孜孜不倦、矢志不渝地追求史学最高境界。

从青多宙时代到晚年, 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史学的研究, 对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比前人更多的贡献。

他自己也说“吾于史学, 盖有天授, 自信发凡起例, 多为后世开山。

”图他之所以能够在史学研究中做出比前人更大的贡献, 除了他自己勤奋钻研、刻苦追求外, 实际上也得益于他的史学前辈, 正是站在了前辈学者的肩膀上, 章学诚才做出了比别人更多贡献。

章学诚史学理论的成就, 是在深刻批判总结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成果之后取得的, 是对前辈学者理论和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尤其是对刘知几及其《史通》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从大的方面考察, 章学诚对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在经史关系上, 章学诚继承了刘知几对经史关系的认识, 把它发展成为学术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六经皆史”。

这是全面认识、把握章学诚学术思想和史学理论的关键。

在先秦时期, 经史不分, 人们把孔子编订的《尚书》、《春秋》等六部书看作历史书和学习使用的教材。

汉代尊崇儒家学说, 把孔子编订的几部书籍看成神圣的经典, 而司马迁又几乎同时撰写出划时代的纪传体通史《史记》, 人们便逐步把经史区分为不同的学科。

由此, 经与史开始分离。

由于儒家经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广泛影响, 传统史学从学科来说虽然独立了, 但史学思想仍然以经学思想为准则。

刘家和先生对此有深刻的论述, 他说“如果说汉代的经学和史学是在统一中的分离思想统一, 学科分离, 那么这时指魏晋以后, 引者注它们却是在分离中的统一”。

仁’〕这是对经史关系演变发展进行深人研究之后的不刊之论。

刘知几没有去论证经书可能或者应该是史书, 而是在论述所有的史学理论问题时, 都把经书直接作为史书来引用或评论。

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六经皆史”的概念, 但他实际上已经表达了这种思想认识, 这从他对《春秋》、《尚书》、《诗经》、周易》等经书的论述和对经史关系的讨论处理中, 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这是一个不争的实事〔‘〕刘知几的这种认识对后世学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比较突出的是明代中叶的王守仁。

他对经史关系的讨论比刘知几更明确, 结论更直接。

他说“以事言谓之史, 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 道即事。

春秋》___________亦经,《五经》亦史。

《易》乃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 其事同, 其道同, 安有所谓异”同时又说“五经亦只是史, 史以明善恶, 示训戒。

善可为训者, 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 存其戒而削其事, 以杜奸〔”〔’〕章学诚继承了前人对经史关系的认识成果, 在《文史通义》中第一句话便开宗明义地说“六经皆史”, 在其它许多篇章中章学诚又反复论述强调“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等等, 认为经原本是史, 所以“三代学术, 知有史而不知有经。

”“史之原起, 实先于经。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 苍领尝为黄帝之史, 则经名未立, 而先有史矣。

’巾〕“六艺皆古史之遗, 后人不尽得其渊源, 故觉经异于史耳。

”哟指出史先于经, 史包括了经。

把讨论了近年的经史关系进行了总体上的概括, 从理论上扩大了史学的内涵。

“六经皆史”的理论价值, 在于它更加明确地把儒家经典与史书结合起来, 恢复了儒家经典作为史书的本来面目, 使之成为了解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对象, 从而扩大历史研究和采集史料的范围。

不仅如此, 从研究历史的资料搜集看, 章学诚还提出了“盖天地间, 凡涉著作之林, 皆是史学”川的主张, 不仅提高了史学的学术地位, 而且扩大历史研究和史料搜集的范围, 因而具有现代广义历史学的意味。

在史学研究实践上, 章学诚撰述《史籍考》, 即将史部以外的经、子、集许多著作列入其中, 并明确提出研究历史“经部宜通”, “子部宜选”, “集部宜裁”, “方志宜选”, “谱牌宜略”的资料取舍原则, 并贯穿于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中。

至此, 经史关系在理论上长期争论不休的局面宣告结束。

论述“史义”与“史法”的区别, 是章学诚继承和发展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第二个方面。

所谓史义, 即是指史___________家的历史理论与观点, 就是对客观历史的主观评价。

孔子作《春秋》就十分重视“史义”, 后来象司马迁等史家在史书撰述中, 也非常重视史义, 但从理论上阐述不够。

所谓史法, 即是指历史学方法。

章学诚认为, 即使是史学理论名家刘知几及其《史通》, 主要也是在论述历史学的方法, 而对“史义”涉及很少。

章学诚认为史义的核心问题, 即是要处理好孟子所说的事、文、义三者之间的关系, 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才称得上完整意义的史学。

具体到每一部历史著作, 就是要处理好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关系, 三者缺一不可, 但又有轻重之分。

他揭示了“史之义出于天, 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之力以成之”〔’“〕的历史认识规律。

也就是说, 史义必须是阐明历史发展客观过程的理论认识, 达不到这种要求, 就谈不上具有“史义”。

而讲求史义即是要达到“纲纪天人, 推明大道, 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目的。

、这就把撰写史书的方法论问题, 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认识区别开来, 赋予了历史学以精髓和灵魂, 也把史家对历史发展的独立看法与成一家之言有机的结合起来了。

明确提出“史德”这一理论范畴, 是章学诚继承和发展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第三个方面。

不少学者认为刘知几提出“史才三长”说, 使古代史家修养论更具有理论色彩, 后世无不以才、学、识三者来衡量一个史家的素养。

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中已经涉及到章学诚所论的“史德”问题, 只不过还没有概括为“史德”这一概念, 他是寓于“史才三长”中论述的, 这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

实际上, 后世学者都是在刘知几才、学、识、德基础上展开讨论的。

北宋曾巩就认为, 优秀的史家“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 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 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 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精, 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对史家提出“明、道、智、文四条标准。

《元史》揭奚斯本传记载, 他总裁辽、金、宋三史撰修, 在回答承相“修史以何为本”时回答说“用人为木。

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 不可与有学问文章, 知史事, 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

用人之道, 又当以心术为本也。

”他提出了史家的“心术”问题, 认为它比学问、史事更重要。

明代胡应麟又在刘知几“史家三长”之外, 补充了“二善”。

他说“才、学、识三长, 足尽史乎未也。

有公心焉直笔焉, 五者兼之, 仲尼是也。

董弧、南史, 制作无征, 维公与直, 庶几尽矣。

秦汉而下, 三长不乏, 二善靡闻。

”〔”〕实际上, 胡应麟的“公心”、“直笔”二善是互为表里, “公心”是“直笔”的主观道德前提, “直笔”是“公心”的客观必然结果。

可以说章学诚是在概括和总结了上述理论认识, 特别是刘知儿才、学、识、德史家修养理论基础上, 撰写文史通义·史德》篇, 明确提出了“史德”论问题的。

他认为, 一个优秀的史家, “史才”、“史学”必不可少, 文章不生动流畅, 不能引人人胜, 就难于到达良好的教育效果没有丰富具体的历史知识, 也无法写出优秀的历史著作。

但“史识”比之于才与学, 显得就更为重要一些, 如果只有好的文笔和丰富的历史知识, 缺乏观察、分析、鉴别历史的能力,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也无法作出正确判断, 也就达不到以史为鉴的社会目的。

章学诚没有领悟到刘知几史家修养理论中包涵有“史德”的内容。

因此, 他批评刘知几所论史家才、学、识三长“犹未足以尽其理也”, 还应该加上一个重要的内容, 那就是“史德”。

什么是“史德”呢章学诚在《史德》篇中说“能具史识者, 必知史德。

史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即史德是由史识延伸出来的, 与史家的史识有着密切关系, 表现为史家撰写历史, 能否忠实于客观史事, 在评价历史时做到善恶褒贬, 务求其公正的一种品德, 是史家作史褒贬中的“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