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从刘知几论述史书体例看其循名责实的史学精神从刘知几论述史书体例看其循名责实的史学精神【摘要】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其著作《史通》之中,总结了唐以前历代的史学著作,并对史书体例特别进行了评述。
后人对此褒贬不一,大多认为刘氏之史识不及司马迁。
然而,从这些体例的论述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循名责实的史学精神,确是后人在研读这部著作时所应当引起重视的一个方面,而对于史书著述方面而言,却也可以视作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刘知几;《史通》;史书体例;循名责实刘知几在论述史书体例时所体现的循名责实的思想,是《史通》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循名责实,即在《史通·本纪》一文中所提及的“求名责实”之意,主要是指依据或遵循一种体例名称的界定,来确定其中所要或应当予以记载的历史事实,同时要求史家在史书编撰过程中严格遵守这一规则。
刘知几自身就非常重视史书编撰的体例,在整部《史通》的起始处即讨论了史书编写体例方面的问题。
自司马迁创作《史记》以来,历经后代的史书流传,史书的体例大致上确立,主要有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等几种,这在《史通》中有详细的评述,现举《本纪》一篇略述其意。
刘知几认为本纪这一体例因其内容是“书君上以显国统”[i],而在帝制时代更具有一种纲领性的重要意义。
身处其时的刘氏也格外重视此一体例之“纯”。
对于本纪的阐释,刘氏先明确“纪”之由来以及其含义即“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
”然后在行文中渐次表明“盖纪之为体,尤《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
”并且说明“纪”的意义及写法是为“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
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
”同时,刘知几也指出“纪”之成为一种体例,是创例于司马迁的《史记》:“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
”后世史家著史时因袭了这种体例,并且“此道常行,莫之能易也。
”虽然刘氏比较赞赏司马迁创立本纪这一体例,但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史记》中不符合自己所创立的规范的乱例,即“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这也是后世诸家对其诟病最多的一点。
试析刘知幾的正统思想以《史通》的史学批评为考察中心吴海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福建厦门361005）摘要：汉唐之际是中华正统之争与正统再造的重要阶段，刘知幾总结汉唐时期的史学，正统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内容。
刘知幾对楚汉时期、汉晋之际与东晋南北朝的正统问题都有展开史学批评，这源于其以儒为本的治学立场，从而使其正统观的儒学因素十分突出。
刘知幾关于正统的史学批评不仅深受儒家名实观念和华夷之辨的渗透，同时还受其本人正统思想的影响。
刘知幾的正统思想植根于时代，承认武则天的正统地位，否定唐初的北朝系统。
刘知幾的正统思想有其特点。
关键词：刘知幾正统思想史学批评1902年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曾将正统论作为中国旧史学最荒谬的观念予以激烈抨击，但朱维铮敏锐地指出梁启超又极力称道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等人的史学，视为中国史学进化的表征，忘记了刘知幾等人是“正统论的坚决捍卫者”。
①饶宗颐先生在其《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小引》中，也提及刘知幾《史通》亡佚的《体统》篇，作为“论统之作”。
②不过，①朱维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序》，载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第3页。
②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1页。
关于刘知幾所说的"体统”，在《史通》中出现七次，含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指体裁体例，如卷一《六家》中说《九州春秋》“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卷三《书志》中说书、志、记、录、说等（接下页）试析刘知幾的正统思想53目前所见关于中国古代正统论的梳理，极少涉及刘知幾，大约主要因为其没有留下关于正统问题的专文。
《史通》是对中唐以前史学发展的系统总结，汉唐之际是中华正统之争与正统再造的重要阶段，特别六朝时期，国家四分五裂，南北对峙，几十个政权频繁地兴衰更替，促使各政权对正统地位的追求尤为迫切，“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祐，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
论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一、刘知幾史学思想中的进步性(一)历史观方面的进步性1、敢于对过去的圣贤经传提出怀疑批判，具有一定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
主要表现在《史通》的《疑古》和《惑经》中。
《疑古》指出《尚书》有十条疑事。
如认为《尚书》的尧舜禅让说不符合实际及他为商纣王翻案等等。
在《惑经》中，刘知幾敢于对孔子的《春秋》提出十二条“所未谕”的问题，指出对孔子存在着五种“虚美”现象。
这些都表现出了他敢于批判的史学思想。
2、反对天命论。
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说:“说着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
余以为不然。
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亨之佐，曷亦乎,”对此，刘知幾批判道:“夫论成败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刘知幾的“当以人事为主”论兴灭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二)历史编纂理论方面的进步性1、关于历史编纂的目的和作用，刘知幾说“盖史之为用，记功司过彰善惩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之为务，申以为戒，树之风声”。
总的来说，是要“劝善惩恶”，“激扬名教”。
刘知幾在这方面的理论比理论的创始者孔子要完善彻底。
2、关于编纂内容，刘知幾主张在以往史书“五志”的基础上“广以三科”，增加“三志”。
“五志”即荀悦提出的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
这里只有“劝善”而无“惩恶”的内容，为此，刘知幾主张“广以三科”，即“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
所谓“三志”，“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这可以是说写地方志的建议。
3、关于编纂体例方面，刘知幾有“六家”、“二体”之说。
主张断代的编年与纪传二体并不相悖。
即所谓“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后来作者，不出二途”。
在断代的编年体史书方面，刘知幾则推崇《左传》，认为“其言简而要。
其事详而博”。
根据上述观点，宋人郑樵说刘知幾“尊班而抑马”。
而两汉、魏晋以来，史家盛誉左丘明而深抑司马迁几乎成为风尚，刘知幾“尊班抑马”论只是理论性的总结。
从《史通·杂述》看刘知几的史学分类意识及史料观
从《史通·杂述》看刘知几的史学分类意识及史料观
于涌;
【期刊名称】《兰台世界：中旬》
【年(卷),期】2015(000)011
【摘要】刘知几的《史通·杂述》篇将正史之外的著作，分为十类。
体现了与《隋书·经籍志·史部》明显不同的分类意识，其标准是史料价值的高低。
刘知几对《史通·杂述》篇中所提出的十种类型史料的批判，反映了刘知几博采为主、择善从之的史料应用观。
【总页数】2页(P.159-160)
【关键词】刘知几;《史通·杂述》;分类意识;史料观
【作者】于涌;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正文语种】英文
【中图分类】G271
【相关文献】
1.从《史通·杂述》看刘知几的史学分类意识及史料观 [J], 于涌
2.从近代西方史学著作的史料运用看近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读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有感 [J], 朱志尧
3.从《史通·本纪篇》看刘知几的史学观 [J], 赵峰
4.从藏文史料对唐太宗的记载看藏族史学观 [J], 韩腾; 石硕
5.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兼论相关史料的编辑出版 [J], 桑兵。
硕士学位论文M.D.Thesis以道自任——论刘知几《史通》的史学及编辑学思想Treating mission as responsibility——discuss the historical and compilation thoughts in “Shi Tong ”byLiu Zhiji王安萍Wang Anping西北师范大学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目 录目 录 (I)独创性声明..................................................错误！未定义书签。
摘 要 (I)Abstract (III)第一章 序论 (1)一、学界研究情况 (1)二、研究的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1)第二章 《史通》产生的背景 (3)一、刘知几其人 (3)二、《史通》产生的政治社会背景 (4)（一）社会背景——大唐盛世 (4)（二）政治背景——统治者注重修史以古鉴今 (5)（三）特殊的时代背景 (6)第三章 《史通》的史学思想 (8)一、史通的基本情况 (8)二、刘知几的学术思想 (9)（一）刘知几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 (9)（二）刘知几的史学批评思想 (12)（三）刘知几的史料学思想 (14)（四）刘知几哲学、史学思想与编辑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 (15)第四章 刘知几的编辑学思想 (17)一、中国古代编辑活动 (17)（一）中国古代编辑活动的定义 (17)（二）中国古代编辑活动的起源 (18)二、刘知几的编辑学思想——以道自任 (19)（一）编辑主体性思想的萌生与继承 (19)（二）秉笔直书、兼善忘私的编辑原则 (22)（三）刘知几的编辑素质学论纲——“三才论” (25)（四）刘知几的编辑识别观——“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28)（五）刘知几的编辑加工观——“质朴无华，文约而事丰” (30)（六）刘知几的编辑审读观——“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 (32)（七）刘知几的编辑体例观——“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34)三、《史通》在编辑学上取得的成就 (37)结 论 (38)参考文献 (IV)致 谢 (VIII)摘 要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其传世名作《史通》中，首次系统而全面地梳理了唐代以前的史学发展脉络，并阐述了他的史学理论思想。
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考试试卷姓名崔赛云学号2012221060043 专业中国古代史研究方向先秦史院、系（所）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任课教师陈廷湘考试课程史学理论考试成绩____________________任课教师签名________________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制略论刘知几的史学理论的影响摘要：《史通》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对之后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讨论了刘知几史学理论中的五个方面：刘知几的“引经入史”；刘知几的“直书论”和章学诚的“史德说”；刘知几的史之分类及对郑、章二氏的影响；刘知几“文人不宜修史”说；刘知几“人物品汇”观和郑樵的类例理论。
关键词：史通史学理论影响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
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秦汉而完成于唐代。
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
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对后世史学理论影响颇深。
大凡举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共有三人，即刘知几、郑樵、章学诚。
梁启超称:“千年以来研究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章实斋三人而已”①。
又称“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②。
三人之中.刘知几首开史学理论研究之先河，郑、章二氏继而续之，故自《史通》问世以来，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受其影响最深者，莫过于郑、章二氏。
其次当数明人胡应麟。
正如傅振伦先生所指出的:郑、章二氏“皆熟读刘氏之书，故其学说多出于《史通》也”，又称:“胡应麟之撰《史书占毕》也，全法《史通)”，“其内篇论史之语，几尽取刘说”③。
一、刘知几的“引经入史”自从汉武帝“罢默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后，儒家经典便被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史通》读后感《史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
这本书对于历史编纂学有着卓越的贡献，可以说是史论的开山之作。
全书内容分为内、外两篇，共20卷，包含49篇论文。
刘知几不仅对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也对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辨伪等方面进行了独到的阐述。
读完《史通》，我深感其学术价值之高，思想之深邃。
刘知几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关于历史编纂学的独到见解，如“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强调了历史编纂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的规律，为现实提供借鉴。
同时，他也对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辨伪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后人对历史文献的利用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史之为务，必借于书。
书有二体，一曰纪事，二曰记言”。
这句话强调了史书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史书应该包括纪事和记言两个方面。
纪事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而记言则是对历史人物的语言和言论的记录。
只有全面地记录历史事件和人物言论，才能更好地还原历史真相。
“夫史之兴也，其当国之强盛乎？观其书知其国强；其当国之衰乱乎？观其书知其国弱”。
这句话强调了史书对于国家强弱的反映。
一个国家的强弱可以从其史书中看出。
如果一个国家的史书充满了强盛的记录，那么这个国家必然强大；相反，如果史书充满了衰乱的记录，那么这个国家必然衰弱。
因此，史书对于国家的发展和命运具有重要的影响。
“述者无求其异，而学者务会其同”。
这句话强调了史书编纂者的责任。
史书编纂者不应该刻意追求与众不同，而应该注重历史事件和人物言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同时，学者也应该深入研究历史事件和人物言论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以寻求其共同点和内在逻辑。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还原历史真相，为现实提供借鉴。
“国之得失，何以为证？有以人言验之者，有以事验之者”。
这句话强调了史书中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判应该客观、公正。
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命运，不能仅仅从某个人的言论或者某个事件来评判。
需要全面地考察各种因素和证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中正歷史學刊民國92年第六期，頁143-151從《史通‧書志》略論劉知幾之史學思想黃俊文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博士班摘要劉知幾《史通》是中國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專書，劉氏撰寫《史通》是闡明其史學思想，〈書志〉是討論紀傳史中書志問題。
本文即根據〈書志〉內容為基礎，略論劉氏的史學思想；從正文中可以歸納為一、客觀實證的精神；二、編著精省的態度；三、經世致用的觀念等三大內容。
從文中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劉氏史學思想有繼承傳統的一面，也有開創新見的發展，對後世的史學發展有其重要地位與貢獻。
關鍵詞：劉知幾、《史通》、〈書志〉、客觀實證、編著精省、經世致用144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一、前言：劉知幾(661~721A.D.)所著《史通》總結唐初以前史籍撰述及史學理論，被視為中國首部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專書。
《史通》按照先秦、漢、晉撰寫子書的傳統習慣，分為內、外篇。
內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體統〉、〈紕繆〉、〈弛張〉三篇早已亡佚。
內文與目錄共有四十九篇。
今日所見《史通》即據以此四十九篇輯成的。
第一部分〈內篇〉共有十卷，三十六篇，泛論歷來歷史著述評論史書的結構形成(例如六家、二體、載言、本紀等)，第二部分〈外篇〉共有十卷，十三篇，表達歷史見識的論述，兼及歷史編纂與歷史文學等，根據學者的研究《史通》並非一時之作，而是長時間的撰寫，似乎還是沒有十分的充裕。
而《史通》的完成是劉氏對於古代史書批評，探尋正確史書理想的記錄；也是劉氏對當時史書編纂方法與史家態度給予激烈批判的著作。
1劉知幾寫《史通》，當然是要闡明史學，同時，他也像司馬遷寫《史記》一樣，「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所以他在〈自叙〉篇中說：「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
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
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
……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
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
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
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
獲罪於時，固其宜矣。
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
」2這是一簡要的自我評價，《史通》雖然本史學著作，對於史書編撰原則、體裁綱要等有所論述，但內容卻貫通「王道。
人倫」，涵括各種社會現象。
書中所表達的意見，所討論的問題、所闡明的論點也很多。
在書中非議前代哲人、前人的錯誤，得罪於當代社會是固然的。
在本書中呈現強烈批判的精神。
1邱添生，〈劉知幾的史通與史學〉，《師大歷史學報》，9期(1982年6月)，頁56-57。
2劉知幾原著，姚松、姚恒夫譯，《史通》(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卷十〈自敍〉，頁619-620。
從《史通‧書志》略論劉知幾之史學思想 145二、〈書志〉篇的內容概述：司馬遷首先在《史記》中創立禮、樂、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八《書》，記載各代的典章制度。
其後《漢書》為避免和全書之名發生衝突，把這一類的名稱改作〈志〉，為以後各代史書所繼承，遂成為紀傳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這一類目也就被合稱為〈書志〉。
根據學者的研判，《史通‧書志》篇的成書可能在西元705~708年（唐中宗神龍元年～景龍元年）春之間，最遲在709~710年（景龍三年～四年）成書。
3本篇的內容就是討論紀傳史中的書志問題。
全篇共分為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總序，在這裡劉知幾論述了書志的起源、作用、名稱的各種變化以及以前史書的書志中所存在的問題。
第二部分討論〈天文志〉問題，第三部分〈藝文志〉，第四部分是討論〈五行志〉，劉氏對此部分批判最多。
第五部分他提出應增加三種志，即〈都邑志〉、〈方物志〉、〈氏族志〉及其原因。
本文即以〈書志〉篇的內容為基礎，略論劉氏之史學思想。
三、客觀實證的精神劉氏客觀實證的史學思想是建立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他反對災異解釋的虛妄性與迷信，尤其是對班固、董仲舒、劉向等人對自然災異的解釋，犯了附會鑿解、類例不全的弊病，提出強烈的批判。
〈書志篇〉云：「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莒為大國，菽為草強草，鶖著青色，負蠜非中國之蟲，鸜鵒為夷狄之鳥。
如斯詭妄，不可殫論。
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以惑3許冠三，《劉知幾的實錄史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年)，頁217。
146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董仲舒)、京(京房)之說，前後相反；向(劉向)、歆(劉歆)之解，父子不同。
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4劉氏批評像有關各種之流派，論定各種事物屬於荒誕不實的地方，班固竟然對這些內容進行編排，沒有考察選擇就編為〈五行志〉，不是太糊塗了嗎？而且，經常敘述同一災害、怪異，董仲舒、京房的說法，前後相反；劉向、劉歆的解釋父子不同。
沒有作個標準或評判就一起載入史籍，弄得更為複雜。
劉氏以為如果天象之兆，不能在人事上「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
」5，則應從〈志〉中去除才為適當。
根據他所堅持的客觀實證精神，在書志之中，主張〈天文〉、〈藝文〉、〈五行〉中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6部分應予刪除。
劉氏把論〈天文〉、〈五行〉志中混雜在志書的不適當，提昇到史籍記載神話傳奇的強烈質疑。
他在〈採撰〉篇云：「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語》、《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辯或神鬼怪物。
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孔子)所不語。
」7從這些論述，顯示出劉氏客觀實證的一貫精神。
對於災異迷信批判最為激烈，徹底者是在〈漢書五行志錯誤〉、〈五行志雜駁〉兩篇，劉氏對於災異、祥瑞、迷信之激烈批判，與當時武則天時代「造神運動」密切相關。
8劉氏修書時期，正值武后當權，她假借天命、符瑞以神化皇權，劉知幾久任史職，熟悉史實具有強烈批判，客觀實證精神，深知這些神學作用，經由文化批判而對政治的批判。
9就其內在因素而言，劉氏批判精神是長期蓄養而成，尤其《論衡》、《風俗通》、4《史通‧書志》。
5《史通‧書志》。
6《史通‧書志》。
7《史通‧採撰》。
8雷家驥，《武則天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268-286。
9白壽彝，〈劉知幾〉，收錄《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學生書局，1990年)，頁695。
從《史通‧書志》略論劉知幾之史學思想 147 《文心雕龍》等書，對於其史學批判精神、方法有很大的啟示或影響。
10四、編著精省的態度劉氏編著精省的態度在〈天文志〉、〈藝文志〉、〈五行志〉等表現最為明顯。
他認為三志都只記載當代史實與人事有關即可，不用繁冗重複記載。
他主張刪除〈天文志〉是因為天文變化不大，不如人事每代變更，故天文志可刪，如必欲作志，則只當載當代之日月之蝕、星宿移動，而不必重複天體的概論。
劉知幾說：「夫雨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
……古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刊於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
」11他主張刪除藝文志，是因為同一書目「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繁互出。
」12主張刪除五行志，是因為多載「虛說」、「浮詞」等如欲為志，則只記載當代災異，不應追證前事，曲加附會。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則知吉凶遞代，如贏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未鐘，思智不能知，誨明莫知測也。
然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書其休咎，詳其美惡也。
」13精省的態度與主張在史著〈敍事〉篇也有詳細的論述。
劉氏指出：「夫國史之美者，以敍事為工，而敍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
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開端發凡)，《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
」14他認為敍事要除去煩字冗句，使史著論述明白清楚，即所謂「庶幾胼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花)逝而實存，滓去10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台北：學生書局，1990年)，頁695。
11《史通‧書志》。
12《史通‧書志》。
13《史通‧書志》。
14《史通‧敍事》。
148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而瀋(汁)在矣。
」15五、經世致用觀念客觀實證的精神是劉知幾的基本史學思想。
他同時還強調歷史敘述必須有益於現實人生的寫法。
劉氏主張凡事應據實而書，尤其時代政治、社會的黑暗面，都可以秉筆直書；而迷信神怪，荒誕不經之事，則不可入文，例如天文、五行、符瑞等，應當避免採用；16所選材者，宜符合「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敘沿革、明罪惡、旌怪異」等八目。
17劉氏認為史學也應當能夠產生經世致用，歷史訓誡的功能，如〈直書〉篇云：「況史之為務，申以勸戒，樹之風聲。
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遊 彰於一朝，惡名被以千載，言之若是， 可畏乎！」18另於〈曲筆〉篇又云：「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
得失一朝，榮辱千載。
苟違斯法，豈曰能官？」19因此劉知幾主張史書應該增加〈都邑〉〈方物〉〈氏族〉三志。
〈書志〉：「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士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
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世取則。
」「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爰及魏晉，迄於周隨，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
異物歸於計吏，奇石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
」「帝王苗裔，公侯子15《史通‧敍事》。
16《史通‧書志》。
17《史通‧直書》。
18《史通‧直書》。
19《史通‧曲筆》。
從《史通‧書志》略論劉知幾之史學思想 149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宮之下。
」20在劉氏來看，三志之中又以〈氏族〉志最為重視，在〈采撰篇〉云：「夫郡國之記，謙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
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五俊」(薛兼、紀瞻、閔鴻、顧榮、賀循等五人)始自《會稽典錄》、穎川「八龍」(東漢穎川荀淑八子)，出於《荀子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為實錄。
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是非？」21又在〈雜述〉篇云：「高門華冑，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恩顯父子。
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
此之謂之家史者也。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
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薪構己亡，則斯文亦喪者矣。
」22在劉氏史觀中，《都邑》不僅可以留下歷代建築史料，可且可以藉由宮室建築的奢儉來檢視政權的興替，以為歷史的殷鑑作用。
〈方物〉這是要把各地物產、內外貿易及貢賦等都記載在〈方物〉志。
從方志氏記載貢獻之多寡、物品之輕重，可以看出一個朝代政權的興衰、版圖之大小。
〈氏族〉可以「品藻土庶」、「甄別華夷」，反映社會地位升降黜陟、氏(士)族的興衰。
劉氏生於士族盛行的唐代，本身也出身士族，個人也編著《姓族系錄》、《劉氏家乘》、《劉氏譜考》等書，足以顯示他提倡〈氏族〉志的社會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