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的思维历程_从韦伯到哈贝马斯

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编辑整理： 编辑:王力时间：2012年10月10日来源：一元云购新浪提要：中国的社会团体在短短的20年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秩序的复杂关系。

本文从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合法性的理论引申出一组可以有效分析社团兴起和运作的操作概念，分别从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释社团何以能够在与法律不一致的情况下”正常”地存在并开展活动，最后探讨了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以法律合法性作为核心整合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以便要求社团具备充分合法性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团体在短短的20年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秩序的复杂关系。

本文从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合法性的理论引申出一组可以有效分析社团兴起和运作的操作概念，分别从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释社团何以能够在与法律不一致的情况下”正常”地存在并开展活动，最后探讨了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以法律合法性作为核心整合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以便要求社团具备充分合法性的问题。

一、社会团体的四种合法性在50至70年代，由于国家对社会高度的垂直整合，中国人基本上都是通过作为”纵式社会”的基层组织的单位或社队参与社会过程的。

人们的社会活动一般是代表单位（城里人）或社队（社员）的活动，或者是在单位或社队内部发生的活动。

近20年的改革开放使城里人不再完全依附于单位，使农村人从社员变为村民，于是，个人的归属（客观的）和认同（主观的）在制度上具有了从单一性向多样性变化的条件。

人们不仅在单位的围墙里工作，还能够不用单位介绍信，自己就到单位外面与其他单位的人或没有单位的人结成某种组织，如形形色色的学会、校友会、协会、基金会或民间传统的秧歌队、钱会、花会、香会、同乡会等等。

第３０卷　第１期２０１７年１月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０　Ｎｏ．１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现代西方合理性思想的演变———从韦伯到后现代主义彭列汉，黄金来，肖祖火（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０）摘要：韦伯以“合理性”概念作工具，剖析了西方现代化的演进，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暴露了合理性的悖论；之后的各种社会批判理论，沿着韦伯留下的现代性难题进行思考，在深入揭露、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理性化过程中的非理性后果的同时，通过破解韦伯难题进行理论建构和理性（社会）重建；其中，哈贝马斯就改造了韦伯的“合理性”概念，提出“交往合理性”，以重建现代性和理性。

但后现代主义则与之相反，在对理性进行批判的同时，走向了否定理性、解构现代性的反理性主义。

现代西方合理性思想的演变告诉我们，破解现代性难题，必须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

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就体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一致。

关键词：韦伯；合理性；哈贝马斯；现代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中图分类号：Ｂ５０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３／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６４７７．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２１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１８作者简介：彭列汉（１９６４－），男，湖北省天门市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研究；黄金来（１９９１－），男，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肖祖火（１９９３－），男，湖北省鄂州市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马克斯·韦伯将“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把“现代化进程”看作“理性化过程”，一方面利用合理性理论说明西方近代社会的诞生；另一方面，通过合理性类别及其功能的分析，揭示了作为合理化结果的西方近代文明所隐含的负面影响，即工具理性的膨胀对价值理性的宰制，从而使得合理性概念本身具有了价值追问和批判的意义，这就为后来的社会批判主义提供了广阔的思想平台和思维空间。

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思想之比较作者：张文涛来源：《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3年第11期摘要随着世界的不断分化和复杂化，合理性问题已逐渐从一个纯理论问题转变成了世界各国发展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是现代社会发展困境中一个有待突破的障碍。

韦伯与哈贝马斯是在合理性问题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和发展了各自的社会理论。

分析、比较两者的合理性思想既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合理性，也有利于探讨现代社会如何和谐发展的条件和机制。

关键词韦伯哈贝马斯合理性中图分类号：C91 - 09 文献标识码：A一、韦伯的合理性思想韦伯对合理性问题的考察主要是以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为出发点，考察人是否理性地认识和表达了客观世界。

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探讨的不应是世界的客观规律，而应是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社会才算是一个理想类型的社会，于是，他把目的——工具理性作为自己的分析、批判工具，对哲学中的理性概念进行改造，也就是把哲学中的理性概念改造成合理性概念，从而使哲学中的理性范式转换成了当今社会科学中的合理性范式。

他还进一步地将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过程等同于社会合理化过程，认为社会现代化过程就是目的理性行为的制度化，这就把作为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了人的行动或历史、社会的具体现实领域。

由于他对目的——工具理性的过度强调和依赖，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也就是说当工具理性过于发达或被过度看重时，就极有可能会导致价值理性弱化甚至丧失，到那时，人们的价值信仰就会动摇，这一切最终使人们陷入了自己建造的“铁笼”中。

后来的韦伯也逐渐地意识到随着社会合理化变得越来越成熟，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又身不由己地陷入了理性化所造成的“铁笼”之中，经受着“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的痛苦。

在韦伯的合理性思想中，社会合理化与个人之间存在着一个二律背反的趋势，即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合理性并非总是一致的，这一点也影响了后来的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和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工具理性理论。

第21卷　总第90期科学・经济・社会Vol.21,Su m No.90 2003年　第1期SC IENCE・ECONOMY・S OC IET Y No.1,2003公共领域、合法性与沟通理性——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解读柳建文(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摘　要:哈贝马斯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切入口,系统地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危机,批判地剖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根源,提出用沟通理性重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来解决危机。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合法性;沟通理性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2815(2003)0120067204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和新变革。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际学术界就对这些新发展和新变化展开了激烈的大讨论,提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理论。

其中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尤为引人瞩目。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被公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是德国的思想领袖,也是健在的当今西方知识界无疑堪称最具影响力的一位思想家。

他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结构宏大而又与实际紧密结合,是当今学术界研究资本主义现状的主要理论参照。

哈贝马斯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切入口来建构自己的批判理论。

他首先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来加以分析,认为它是一个与“私人领域”相对的概念。

早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就存在着家庭、经济生活等“私域”与政治讨论的“公域”。

虽然此时期“公域”还存在各种限制(比如财产、地位等),但其已经开始具有精神层面上的规范力量。

到了欧洲中世纪,开始出现了“代表性公共领域”,但这种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仅仅是一种地位的标志,因为它主要是由王侯和特权阶层所组成的,“他们在民众面前所代表的是其所有权,而非民众。

合法性研究中的问题、方法及其在经验 事实中的展开文/张星久从反思对韦伯的批评开始韦伯提出的合法性问题因揭示了政治统治现象中“自愿服从”的事实，从而开启了政治学中的合法性研究这一 重要领域，但在批评者看来，韦伯只是强调为了获得“自愿服从”基础上的统治合法性，任何统治者都“试图唤 取”人们的合法性信念，但对于统治者是如何“唤取”这 种合法性信念，被统治者又如何会认同这种合法性信念 而自愿服从的问题，他并没有给出具体说明；哈贝马斯 等人更认为，韦伯只是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种持 续存在的政治统治，都需要被统治者最起码程度的自愿服 从，而他们之所以会自愿服从，是由于统治者的行为符合 了被统治者心中的某种价值观或信念标准（合法性的信念 基础），从而把现存政治统治视为“值得”或“应该”服 从的，即陚予政治统治以某种合法性或正当性。

因此，他 们批评韦伯只是描述了政治中存在的合法性事实，而回避 了合法性的价值基础是什么、合法性信仰背后有无客观智 识基础或真理标准问题；同时，韦伯也没有看到在民众自 愿服从的背后，存在着统治者利用意识形态对民众进行操 纵、欺骗的问题，似乎任何一种政权只要有群众的支持和 忠诚，就有合法性，从而合法性问题没有什么客观基础或 理性基础。

韦伯之所以招致这样的批评，主要是因为他和批评 者们并没有在同一个层次上思考问题。

韦伯是在探讨社会 生活中的“服从”现象时，一步步追问到合法性问题，没 有也不打算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而哈贝马斯 则是抱着强烈价值关怀，想要超出各个具体的政治体系之 外，为合法性确立起普遍标准或价值基础。

但正是韦伯这 样的提问方式，才使得合法性问题成为一个具有学术延展 性的、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

而且韦伯和哈贝马斯这类批 评者之间的分歧，也远非批评者自己所理解的那样大。

因为按照韦伯的观点，合法性既取决于统治者的“唤取”即合法化努力，也取决于被统治者依据某种信仰基础（价值 规范）而产生自愿服从。

合法性的思维历程：从韦伯到哈贝马斯【内容提要】合法性概念是20世纪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韦伯以来，社会学和政治学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进入了谋求合法性的权术性追求，这是科学的堕落也是政治的堕落。

哈贝马斯在怀疑韦伯以来的合法性问题讨论的方式和内容方面做出了贡献，以对合法性的价值追问而使他的理论告别了韦伯以来的那种对于合法性问题的权术性谋求。

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对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以及政治体系刻意营造合法性的问题提出怀疑。

所以，哈贝马斯在合法性问题的研究上也是有局限性的。

【关键词】韦伯/哈贝马斯/合法性一、韦伯的合法性概念在20世纪的理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讨论中，合法性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

在某种意义上，合法性的概念成了理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和试图在理论上发表意见的社会学家们，都必须借用这个概念。

应当说，自从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合法性的问题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和大规模的社会管理形式，都在谋求合法性上作出了努力。

当然，对合法性问题加以理论研究是晚近的事情，而且是由马克斯&S226;韦伯第一次对合法性问题作出了系统的探讨。

所以，对于当代社会学和政治学来说，韦伯的著述就成了合法性研究的经典文献。

韦伯通过其社会史的研究，发现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这种信念也就是其存在的合法性。

有了这种合法性，这个社会活动系统中的人们就会服从来自这个系统上层的命令。

韦伯把发出命令的一方看作是统治者，对统治者命令服从的情况，取决于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当统治系统拥有的合法性程度高的时候，统治者的命令得到服从的程度也就高。

反过来说，这种对命令的服从情况也就是统治者的合法性要求得到实现的程度，即统治者的要求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合法性，它的命令也就会得到相应的服从。

所以，合法性的概念具有了两重含义：(1)对于处于命令—服从关系中的服从者来说，是一个对统治的认同的问题；(2)而对命令者来说，则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的问题。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内容提要：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

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

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

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

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指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政治稳定，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合法性，合法性危机，政治稳定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而合法性，则是政治的价值判断。

法国政治学者马克？思古德指出：“合法性事实上与治权有关。

合法性就是对治权的认可。

”“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是法治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基础。

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

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

”[1]这意味着，政治权力要想持久并被人们自愿服从，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否则，政权就会出现危机。

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利普塞特所说：“任一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

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那么，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相关因素有哪些？如何使政治制度具有合法性，从而避免合法性危机，以实现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呢？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它不是某一专门学科的专有术语。

哲学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近年来都十分关注合法性问题。

一般来说，合法性或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

当人民对终极权威愿尽政治义务时，这一权威就具有合法性。

合法性被看做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

很显然，只有当政府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更能保持政局的稳定。

相反，如果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乃至否定，政府的动员和贯彻能力将会被削弱，最终导致政治动荡。

作者： 刘旺洪[1];徐梓文[2]
作者机构： [1]南京审计大学;[2]湘潭大学法学院
出版物刊名：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页码： 152-164页
年卷期： 2017年 第6期
主题词： 合法性理论 韦伯 哈贝马斯 重建性合法性理论
摘要：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研究合法性理论本身就是研究国家政权成败、兴衰的政治现象的理论。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国家、进入政治社会以来，人们也就开始了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思考。

韦伯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以后，合法性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社会学和法学学者开始大量讨论合法性问题。

哈贝马斯在怀疑韦伯的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之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本文旨在梳理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的内容与演变过程，并对其理论价值提出些许浅见，以飨读者。

《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No.1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合法性”（legitimacy）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诸多的理论家对此做出了见仁见智的探讨和回答，并形成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大传统。

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进入福利国家，经济已不再是其主要问题，但政治认同感的消失却令其倍感头痛。

然而，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对此却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方案，合法性危机于是成为理论家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在此背景下，哈贝马斯这位有现实感的实践哲学家，通过对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的批判，提出了独具特色的“重构式合法性理论”。

尽管这一理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种种质疑，但其影响和现实效应却不可忽视。

本文旨在检讨这一理论的得失，同时探究其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一、合法性概念的渊源考察尽管“合法性”(legitimacy)成为政治哲学的一个主题是现代的事情，但是，合法性问题并不是什么新的、特殊性的问题。

早在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也具有合法性的问题。

在按照亲缘关系组织的原始社会中，解释自然界和社会制度的神话故事把人们同部落的从属关系，以及把部落的范围固定下来，从而保证了集体的统一性，神话在此无疑具有规范的作用，体现了最原初的合法性含义[1](P262～263)。

而古希腊时期关于“合法性”的思想就更为丰富。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指出：“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

”[2](P95)善作为政治的终极追求，体现为对正义的信仰，从而为衡量现实政治体制是否具有合法性提供了普遍性的标准，也为批判和改进现存的政治秩序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亚里士多德因此宣称：“种种政体都应以公民共同的利益为着眼点，正确的政体会以单纯的正义原则为依据，而仅仅着眼于统治者利益的政体全部都是错误的或是正确政体的蜕变。

”[2](P84)而古拉丁文中出现的“合法的（légitimé）”一词，主要是指司法领域内“符合法哈贝马斯“重构式合法性理论”及其当代启示张云龙（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摘要：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将被统治阶级的相信、赞同与否，作为合法性的标准，而缺乏对大众赞同、认可依据的说明，这种只看形式而忽视实质的做法，会因为价值伦理维度的缺失而陷入“历史解释的无标准性”。

“合法性”问题再认识社会科学中的很多概念是特定历史和语境的产物，却演变为普世性标准，“合法性”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流行中的“合法性”掩蔽了国家的实然与应然状态，忽略了实现合法性政治的合法化过程，并将很多与合法性无关的政治问题归结为合法性问题。

这种状况决定了需要在认识论上重新审视有关概念。

标签：国家；合法性；合法化社会科学理论有的是抽象的逻辑推演，更多的则是具象的经验总结，而且是对特定场域的制度变迁的终极模式的理论性诠释。

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西学东渐，这些关于特定场域的终极性理论逐渐演变成人们的习惯性思维，内化为人们的观念。

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那些终极性的理论审视变迁中的现实政治，结果发现，现实政治的脚印似乎总是不能与理论型号相符，于是就依据内化了的观念而指责、批判现实。

“合法性”就是以理论衡量现实的典型。

在合法性研究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韦伯以理性法律和哈贝马斯以意识形态来界定合法性的思想。

本文并不是挑战既有的合法性理论，而是针对“合法性”被滥用而提出几点看法。

一、国家形态的应然与实然合法性思想源远流长。

中国很早就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讲的是政治统治的民意基础。

人民主权思想最有力的鼓吹者卢梭这样评论：最强大的人永远不能凭借其强大而成为主人，除非他能够将他的力量转化为权力，将服从转化为义务。

可见，古今中外，只要有政治和国家，“人民”的重要性都不容忽视。

但是，什么样的政治统治能够获得人民的“自愿服从”，这样的命题则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首先系统阐释的，他将合法性定义为人民“自愿服从”的一种政治统治或国家状态，存在合法性的政权就不需要大规模地使用强制力而使人们服从，也不需要担心不服从或者被颠覆的可能。

以合法性为标准，韦伯将政治统治划分为三种类型：人格魅力型统治如革命领袖的政权、传统型统治如君权神授的政权、法理型统治如宪政主义政权。

现代社会科学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至深至远，合法性成为衡量和分析现代政治的一个通用范式，比如我们常见的政治性很强的术语有“合法性危机”、“合法性丧失”等。

对韦伯的政治合法性与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的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从这些俗语中，就可以体会出自古以来人们就试图对统治合法性作出解释。

而到20世纪，在理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讨论中，合法性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

在某种意义上，合法性的概念成了理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和试图在理论上发表意见的社会学家们，都必须借用这个概念。

应当说，自从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合法性的问题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和大规模的社会管理形式，都在谋求合法性上作出了努力。

政治合法性关系到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持久性的问题，并且意味着政权或制度的合理性。

一、马克斯韦伯对政治合法性的探讨对合法性问题加以理论研究是近代的事情，是由马克斯•韦伯第一次对合法性问题作出了系统的探讨。

所以，对于当代社会学和政治学来说，韦伯的著述就成了合法性研究的经典文献。

马克思韦伯是第一位从社会学角度探讨政治合法性的问题的。

韦伯认为，每一位真正的统治形式中都包含有最起码的自愿服从的成分，即内在的主观的有效性，但仅有这一点还无法构成真正的统治，还必须有对统治的合法性的信仰。

要实现统治的合法性，关键在于“信仰体系”的建立，即建立某种理论体系或意识形态来说明统治者的统治是合理的。

即为：自愿服从+信仰体系=统治/权威系统，其中信仰体系具有关键作用，它决定什么是合法或非法，因而也就决定了权威系统的根本性质。

韦伯用“机会”和“肯能性”来给权力下定义，同样，他认为“一种统治的‘合法性’，也只能被看作是相当程度上为此保持和得到实际对待的机会”。

即合法性是促使一些人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客观上表现为服从这种命令的可能性。

因此，从韦伯的角度看，合法性无非是特定政治系统的稳定性与持久性问题，即“得天下”与“治天下”的问题，它能够使人们对享有权威的人的权力持认同和接受态度，并进而服从其命令。

韦伯在理想层次上总结了现实政治系统和发行统治的三种基本类型，即传统合法性；卡里斯玛型合法性；法理型合法性。

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评析伍俊斌（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广东广州510053）【摘要】哈贝马斯是合法性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以交往行为理论为研究框架，以公共领域为场域，以生活世界的重建为独特视角，深入探究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的根源、表现和应对之策。

合法性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得到证明，只有在公共领域中有效的政府行为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和忠诚；克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重建生活世界是修复和重构政治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取得了许多独创性成果，但也存在着限度。

【关键词】哈贝马斯；合法性；公共领域；生活世界尤尔根·哈贝马斯（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２９－）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当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也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

哈贝马斯是合法性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把历史上的合法性理论概括为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类，对两者的片面性进行了批判。

哈贝马斯以交往行为理论为研究框架，以公共领域为场域，以生活世界的重建为独特视角，深入探究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的根源、表现和应对之策，力图在此基础上重建政治合法性理论。

一、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合法性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并阐发了合法性与政治说服、政治论证的密切关系。

“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

合法性要求同用社会一体化力量来维护社会的由规范所决定的同一性相关联。

合法性是用来实现这种要求，也就是说，合法性用来表明，怎样和为什么现有的（或推荐的）制度是适宜于行使政权，使对社会的同一性起决定性作用的价值得以实现。

至于合法性是否有说服力，是否能够受到信任，当有赖于经验的意向（Ｍｏ－ｔｉｖ）；但是，这种经验意向的形成，依赖于形式上可以加以分析的、合法性本身所具有的辩护力量。

也可以这样说，这种经验意向的形成有赖于合法性本身所有的潜在能力，或者说，有赖于那些能够被发动起来的基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