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评析

□吴昌盛1王芳2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商谈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

作为民主制度一种新设计，商谈民主是对西方竞争性民主模式的反思与替代，它的兴起与发展是当代西方社会多元化的现实反映。

商谈民主这个词在西方理论家那里有很多表达方式。

例如塞内克（John S．Dryzek）用“探讨的民主（Discursive Democracy）”，杨（Iris Young）用“交流的民主（Young communicative democracy）”，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用“对话民主（Dialogic Democracy）”。

当然，对商谈民主这一理论阐述的最深刻、最系统的还是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

一、商谈民主理论的提出哈贝马斯之所以提出商谈民主理论，目的在于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问题，哈贝马斯虽然承认危机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己经过时。

“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应用到已经发生变化的‘晚期资本主义’（Spatkapitalismus）现实当中，导致了许多疑难。

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尝试，有的是用新的思路来理解旧的原理，有的则是用新的危机原理来取而代之”。

〔1〕在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研究之后，哈贝马斯把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归为如下几种：“①发源于经济系统的经济危机。

②发源于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与合法化危机。

③源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

”〔2〕并且指出，合法性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虽然比较深入地考察了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问题，但是却无力批判和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的实质。

对此，哈贝马斯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经济增长过程的模式。

资本积累是同占有剩余价值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是说，经济增长是通过一种机制调节的，这种机制创立了一种暴力关系，又掩盖着这种暴力关系”。

浅析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摘要】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是一位思想异常丰富而且多产的作家，其理论体系可谓是十分庞大，近年来关于其公共领域理论的研究更是受到广泛关注。

其公共领域理论与合法性危机理论的巧妙结合更是对于全球的政治学研究具有强大的借鉴意义，其对20世纪公共领域的批判也发人深省。

本文旨在结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基本论点，进而阐述这种理论对于我国当前政治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合法性危机导论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的杜塞尔多夫，是著名的批判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其理论体系十分庞大，思想体系完备而且深刻。

他的理论也成为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不可或缺的资源。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理论的研究以及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所进行的研究尤其引人瞩目，近年来更是兴起了一股“哈贝马斯热潮”。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无非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广泛存在的空间，人们在这个空间之中享有言论自由而不受任何政权、组织或者是个人的干涉。

在公共领域理论之中，哈贝马斯强调了公共领域对于实现民主和维护民主的重要意义，充上公民在此领域中的自由权力。

不过，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理论的研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忽略了对于平民公共领域的关注。

不过，在笔者看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中，始终有着珍贵的可以被借鉴的内容。

第一章浅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各种观点的产生，有的学者也对于其公共领域理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其实，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哈贝马斯珍贵的地方不在于其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而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促进、完善该理论的场所。

一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基本观点对于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它应该是一个观点的竞技场，也应该是公众的私人聚集在一起，对于普遍受到关注的公共事务进行探讨和研究，并抒发自己的不同观点，最终可以达成共识的场所。

解读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技术哲学思想摘要：人类在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地位中所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同时它的作用和功能也在发生着变化。

针对这种现象的出现，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对此提出了全新的理论，即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理论，本文试图对这种全新的理论观点作一简要的解读。

关键字：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政治尤尔根·哈贝马斯，德国著名哲学家、理论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

哈贝马斯是一位多产作家，他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是1981年问世的两卷本的《行为理论》。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是哈贝马斯1968年8月问世的一本重要论文集。

其中大多发表于1963年至1968年。

只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是这年7月为纪念马尔库塞70诞辰写成的。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科学技术与我们人类的生活关系日益紧密。

特别是从十九世纪的50年代开始，西方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掀起不同程度的科学革命，而革命的结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科技进步的负面效应也开始不断地显现出来，那么究竟我们持技术悲观论呢还是持技术乐观论呢？哈贝马斯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命题。

但是，历史上第一个把科学技术作意识形态并且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并不是由哈贝马斯创见的。

第一个试图揭示专门科学知识与政治传统之间联系的是M·韦伯。

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韦伯的这一观点。

在哈贝马斯的这篇“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论文中，由于有一部分写作目的是为了纪念马尔库塞诞辰七十周年，因此，在书中作者对马尔库塞的理论思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批判。

马尔库塞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技术理性批判，即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是通过其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来得以阐述。

[1]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技术哲学理论更多的是把技术与政治实践相结合，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证明政治的科学化或技术化。

试析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理论摘要为消除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哈贝马斯在批判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基础上，对二者理论的长处进行吸收借鉴并试图超越，提出了一种以交往、话语为基础，以协商程序为核心的双轨模式协商民主理论。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公共领域双轨制中图分类号：b516.6 文献标识码：a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民主合法性危机的批判而提出的。

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主已经沦为技术专制统治的形式，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不在来源于生活世界，而是源自工具——目的的理性导控的系统本身。

要挽救民主政治的这种合法性危机，就只有重新建立一种全新的民主制度。

哈贝马斯通过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分析指出，这两种理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足以解决当前的困境。

在批判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基础上，对二者理论的长处进行吸收借鉴并试图超越，提出了一种以交往、话语为基础，以协商程序为核心的双轨模式协商民主政治。

1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是西方两大政治理论。

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立宪民主政体的政治正义观念之上的民主观，民主进程的作用在于根据社会的不同利益来安排国家，是确保公民在法律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免受外部影响和侵害。

追求自由，强调个人权利，强调法治原则，而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只是保护个人自由的工具，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观。

以卢梭为代表的共和主义以伦理的价值同一性原则为依据的民主观，认为政治的功能不仅仅在于管理，政治也是整个社会化进程的构成因素。

政治是一种道德生活因素的反思形式。

政治是一种媒介，有了政治，自发的团结共同体的成员就可以意识到他们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就可以作为公民把已有的相互承认的关系有意识、有意志地发展和塑造成为一个自由和平等的法人联合体。

共和主义以民主为核心，强调整体，强调人民主权，个人权利只是保障集体民主参与的工具，是一种积极的自由观。

哈贝马斯既不满意自由主义建立在立宪民主政体的政治正义观念之上的民主观，也不满意以伦理的价值同一性原则为依据的共和主义的民主观。

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探析哈贝马斯把人类社会形态区分为四种：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

他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是指后资本主义社会，即二战以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指早期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或市场资本主义。

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称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

他“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

一、经济危机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产出危机。

产出危机的周期性反复，导致人们对合乎系统价值分配产生了怀疑，动摇了其合理存在的地位。

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对经济发展加强了国家干预，但仍然存在经济危机，因为这些行为同样服从“自发的经济规律”，并“受制于经济危机的逻辑，这种经济危机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

”但“由于危机倾向仍然是由价值规律，即由雇佣劳动和资本交换在结构上的必然不对称决定的，所以，国家的活动不可能弥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得原先破坏性极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转变为一种持续性的却是比较温和的通货膨胀、生产停滞和财政赤字等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矛盾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它们的核心部门中，成功地使阶级冲突处于潜伏状态，暂时地发展了经济上的繁荣局面，并且把周期性的资本贬值，变成了一种通货膨胀性质的、持续性的、带有轻微繁荣景象的危机。

”在哈贝马斯看来，国家的干预主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没有国家的积极干预，晚期资本主义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国家无法解决这一危机，只能通过调节来缓和危机。

因此，经济危机趋势将会表现为社会危机并引发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使阶级对立再次公开化。

二、政治危机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系统也有其“投入”和“产出”。

由于国家的干预职能增强且直接介入经济生产过程，使得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出现了新情况，即主要危机从经济系统转移到了政治系统，出现了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的思维历程：从韦伯到哈贝马斯【内容提要】合法性概念是20世纪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韦伯以来，社会学和政治学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进入了谋求合法性的权术性追求，这是科学的堕落也是政治的堕落。

哈贝马斯在怀疑韦伯以来的合法性问题讨论的方式和内容方面做出了贡献，以对合法性的价值追问而使他的理论告别了韦伯以来的那种对于合法性问题的权术性谋求。

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对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以及政治体系刻意营造合法性的问题提出怀疑。

所以，哈贝马斯在合法性问题的研究上也是有局限性的。

【关键词】韦伯/哈贝马斯/合法性一、韦伯的合法性概念在20世纪的理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讨论中，合法性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

在某种意义上，合法性的概念成了理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和试图在理论上发表意见的社会学家们，都必须借用这个概念。

应当说，自从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合法性的问题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和大规模的社会管理形式，都在谋求合法性上作出了努力。

当然，对合法性问题加以理论研究是晚近的事情，而且是由马克斯&S226;韦伯第一次对合法性问题作出了系统的探讨。

所以，对于当代社会学和政治学来说，韦伯的著述就成了合法性研究的经典文献。

韦伯通过其社会史的研究，发现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这种信念也就是其存在的合法性。

有了这种合法性，这个社会活动系统中的人们就会服从来自这个系统上层的命令。

韦伯把发出命令的一方看作是统治者，对统治者命令服从的情况，取决于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当统治系统拥有的合法性程度高的时候，统治者的命令得到服从的程度也就高。

反过来说，这种对命令的服从情况也就是统治者的合法性要求得到实现的程度，即统治者的要求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合法性，它的命令也就会得到相应的服从。

所以，合法性的概念具有了两重含义：(1)对于处于命令—服从关系中的服从者来说，是一个对统治的认同的问题；(2)而对命令者来说，则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的问题。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与宪法爱国主义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并不是自足的制度设计,它必须获得宪法爱国主义的支持。

20世纪90年代后的哈贝马斯也正是把话语民主理论与宪法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试图解决文化多元主义､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化等问题。

宪法爱国主义与话语民主理论的结合,实现了理性与美德的沟通。

但宪法爱国主义的实质是对普遍主义的正义原则或宪法原则的认同和忠诚,由于过于强调宪法爱国主义所依赖的政治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分离,使得他的这种爱国主义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同时又缺乏确保一个国家公民团结的凝聚力。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曾试图以程序设计来取代对公民美德的诉求,但他最终不得不承认某种爱国主义存在于其民主理论中的必要性。

本文拟分析他的话语民主与宪法爱国主义的结构性关系,并对其宪法爱国主义的实质与特征进行评析。

二所谓宪法爱国主义,是指公民对现代民族国家普遍确立的关于平等自由权利的宪法原则的认同和忠诚。

它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伴随着自由的政治文化而出现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于18世纪末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共和主义运动。

从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共和主义与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偶然的历史联系,而不是概念上的内在联系[5](P659)。

民族具有两面性,由公民组成的民族是民族国家民主合法化的源泉,而由民众组成的自然形成的民族则致力于社会一体化。

与之相应,西方的民族概念也具有共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两种理解,前者视民族为法律共同体,而后者则视民族为历史命运共同体。

哈贝马斯认为,在多元化和个体化的现代背景下,必须张扬共和主义的民族概念,只有这样,各不相同的生活形式才有可能在同一性的基础上保持其差异性。

那么,使得不同文化群体能够和平共存的这种同一性是什么呢?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就是民主法治国家的政治文化。

现代民族国家的两大历史成就是:它为自己提供了世俗化的合法化源泉,以及以法律为中介的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

论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近年来，“市民社会”无疑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语。

哈贝马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对市民社会思想作出了突出的阐释。

在追溯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的理论渊源基础上，通过对哈贝马斯两个阶段市民社会概念的阐释，彰显了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独特视角——文化视阈的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并进而揭示了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标签：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生活世界一、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思想来源一种相对成熟的理论都是建筑在前人思想基础之上的，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不例外。

因此，梳理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是十分必要的，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市民社会理念的认识变化过程以及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来源。

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最早对市民社会概念作出界定，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Politike Koinonia”，英文译为“Civil Society”，原意指政治社会或政治共同体。

在他那里，“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文明社会”三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它们共同代表了古希腊人对城邦的理解，从而奠定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第一次明确区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作为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体系，代表私人利益，而国家不再干预经济，主要负责市场秩序、福利。

他指出，市民社会虽是独立的领域，但却是个不自足的领域，缺乏伦理规范，因此，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的厘清构成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直接来源之一。

马克思也从代表私人利益的经济领域的角度理解市民社会，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他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代表普遍利益是虚幻的，而“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

它们才是原动力”[1]。

这一思想的革命性在于确立起社会本位观，同时到现实人的物质生活世界中去寻求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作者： 刘旺洪[1];徐梓文[2]
作者机构： [1]南京审计大学;[2]湘潭大学法学院
出版物刊名：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页码： 152-164页
年卷期： 2017年 第6期
主题词： 合法性理论 韦伯 哈贝马斯 重建性合法性理论
摘要：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研究合法性理论本身就是研究国家政权成败、兴衰的政治现象的理论。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国家、进入政治社会以来，人们也就开始了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思考。

韦伯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以后，合法性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社会学和法学学者开始大量讨论合法性问题。

哈贝马斯在怀疑韦伯的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之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本文旨在梳理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的内容与演变过程，并对其理论价值提出些许浅见，以飨读者。

哈贝马斯权利理论浅析【摘要】本文探讨的是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简单分析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下权利的两种理论路径之后，进而对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并简要的总结和评价了哈贝马斯权利理论的得失。

【关键词】哈贝马斯；权利；商谈原则一、权利的两种理论路径（一）自由主义理论视野中权利自由主义权利观认为权利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否定的概念，其本质在于强调个人的消极自由，而外在干预的空缺便是自由的理想状态。

在自由主义理论的视野中，人的主体权利乃是“道德性自我决定的表达”，主观权利的正当性是以道德论证为基础的。

①自由主义依赖于普遍道德意义上的人权，认为法律并不依赖于人民的意志，道德规范才是其依赖的根本。

康德的道德自由主义理论是“法律的内容来自于实践理性的道德自我规定，权利的本质是道德的，是个人道德自律的权利”。

②根据康德的理论，人的主体权利是人以其本性而享有的权利。

（二）共和主义理论视野中权利“共和主义认为，公民的地位不能按照消极自由的模式来确定，因为消极自由是私人所享有的。

公民权主要是政治参与权和政治交往权，因而更多的是积极自由。

”③共和主义权利观强调的是个体对整个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所体现的现实意义。

卢梭认为“在政治实践中，每个人都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私利和个人独立性要求，转向社会集体福利和政治自主性。

”④在自由主义中，法律的价值在于阻止他人对自己权利的干涉，在于划定个人自由活动的领域。

而在共和主义理论中，法律强制人们摆脱利己主义的行为模式，充分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

法律被自由主义认为是权利的产物并且仅在保护权利的限度内才具有正当性，而共和主义认为法律创造并保护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并保障人们免予陷入受奴役的境地。

⑤二、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概述（一）权利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权利与法律和道德息息相关。

卢梭认为尽管人的权利以法律来规定，但是究其根本却是存在于道德之中。

哈贝马斯则认为法律与道德是同源的，即都产生于交往实践这一过程，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独立等复杂关系，道德和法律都在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都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合法调节，多个行动如何借助于经过辩护的规范而得到彼此协调，行动冲突如何可能在主体间承认的规范性原则的背景下以共识的方法加以解决”⑥这一问题。

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斌峰教授，主题是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国理论及其价值。

他谈了三方面的观点。

第一，从法理分析的角度来看，哈贝马斯期望通过民主法治国的理论来构建基本权利体系，这种权利体系是从公民的基本权利出发、基于沟通理性互相承认并赋予的权利，因而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具有合法性与可接受性的特质，并有助于相互之间的沟通自由。

第二，张教授从程序主义范式角度对其观点做出了梳理，以展示程序主义法范式，这种合法之法是如何生成的，从而进一步揭示程序主义法范式的本质特征与深远意义。

第三，张教授认为民主法治国理论提出了民主的新类型，以沟通行动理论整合了民主与法治。

张教授以哈贝马斯的理解展开，认为民主法治国应是一种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结合的程序主义法治国。

“实质主义”是指要真正体现人权和人民主权，“形式主义”是指在法治国中是程序主义的权利，不能离开沟通预设的商谈权利的法律建构。

哈贝马斯对法治国原则的考察，总结出的其实是一种循环，开端是社会广泛存在的自由平等的公民联合体，以互相赋予的基本权利体系为前提，通过非正式的公共领域商谈和建制化的议会商谈，形成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将其规则化即产生合法之法，进而生成沟通权利。

沟通权利以法律为中介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力并使其不被滥用，从而切实保障公民的沟通自由，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