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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探析哈贝马斯把人类社会形态区分为四种：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
他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是指后资本主义社会，即二战以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指早期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或市场资本主义。
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称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
他“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
一、经济危机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产出危机。
产出危机的周期性反复，导致人们对合乎系统价值分配产生了怀疑，动摇了其合理存在的地位。
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对经济发展加强了国家干预，但仍然存在经济危机，因为这些行为同样服从“自发的经济规律”，并“受制于经济危机的逻辑，这种经济危机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
”但“由于危机倾向仍然是由价值规律，即由雇佣劳动和资本交换在结构上的必然不对称决定的，所以，国家的活动不可能弥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得原先破坏性极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转变为一种持续性的却是比较温和的通货膨胀、生产停滞和财政赤字等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矛盾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它们的核心部门中，成功地使阶级冲突处于潜伏状态，暂时地发展了经济上的繁荣局面，并且把周期性的资本贬值，变成了一种通货膨胀性质的、持续性的、带有轻微繁荣景象的危机。
”在哈贝马斯看来，国家的干预主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没有国家的积极干预，晚期资本主义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国家无法解决这一危机，只能通过调节来缓和危机。
因此，经济危机趋势将会表现为社会危机并引发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使阶级对立再次公开化。
二、政治危机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系统也有其“投入”和“产出”。
由于国家的干预职能增强且直接介入经济生产过程，使得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出现了新情况，即主要危机从经济系统转移到了政治系统，出现了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商谈理论浅析摘要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从广义上讲，仍然属于交往行动理论，它是在预设的交往有效性前提出现问题时，对有效性本身进行商谈，主要有理论性商谈和实践性商谈。
在对交往资质、理想话语环境、商谈层面的自由转换等方面展开论述中，凸显了哈贝马斯商谈理论中的两条重要原则(话语原则和普遍化原则)。
关键词商谈；理想话语环境；交往资质；原则前言交往行为理论旨在相互理解，达成一致协议。
哈贝马斯认为，人们通过交往，进行语言对话，形成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规则，而且，这种交往必须同时满足可理解性、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
哈贝马斯强调的是，在参与者提出的所有上述四种有效性要求都得到了满足的前提下，一种交往行动才能顺利完成，否则交往行为就难以为继，不是转向策略行为，就是中断交往。
当一般交往出现障碍，即当交往中的上述四种有效性要求没有同对得到满足时，若要继续交往，有必要过渡到商谈层面。
下面，我拟讨论商谈内涵的界定，并从商谈的话语转换、商谈的媒介等方面进一步论述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
(一)商谈内涵的界定何谓商谈？下面，我拟在将商谈与交往行动的比较中认识它。
在交往行动中，意义关系网的有效性被自然地假定，或者说，在交往行动中，行动的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是不成问题的；而在商谈中，在交往行动中隐含地提出的有效性要求的有效性被明确地讨论、商谈。
严格来讲，交往行动和商谈并没有什么区别，商谈也可以说就是交往行动，就是交往行动的反思和继续。
但为了更深入剖析交往，哈贝马斯还是分析性地将二者区别开来。
哈贝马斯认为，并非所有的有效性要求都能够在商谈中得到检验的。
由于真诚性只能通过言语者的行动来验证，不能通过商谈来解决，所以只剩下两种形式的商谈：其一是理论商谈，其二是实践商谈。
在理论商谈中参与者讨论与命题有关的真实性主张，参与者以理论形式进行论辩。
在实践商谈中，参与者利用论辩手段讨论他们的正确性主张，他们采取听从规范的态度，并且预设与社会世界的关系。
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编辑整理： 编辑:王力时间：2012年10月10日来源：一元云购新浪提要：中国的社会团体在短短的20年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秩序的复杂关系。
本文从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合法性的理论引申出一组可以有效分析社团兴起和运作的操作概念，分别从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释社团何以能够在与法律不一致的情况下”正常”地存在并开展活动，最后探讨了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以法律合法性作为核心整合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以便要求社团具备充分合法性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团体在短短的20年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秩序的复杂关系。
本文从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合法性的理论引申出一组可以有效分析社团兴起和运作的操作概念，分别从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释社团何以能够在与法律不一致的情况下”正常”地存在并开展活动，最后探讨了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以法律合法性作为核心整合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以便要求社团具备充分合法性的问题。
一、社会团体的四种合法性在50至70年代，由于国家对社会高度的垂直整合，中国人基本上都是通过作为”纵式社会”的基层组织的单位或社队参与社会过程的。
人们的社会活动一般是代表单位（城里人）或社队（社员）的活动，或者是在单位或社队内部发生的活动。
近20年的改革开放使城里人不再完全依附于单位，使农村人从社员变为村民，于是，个人的归属（客观的）和认同（主观的）在制度上具有了从单一性向多样性变化的条件。
人们不仅在单位的围墙里工作，还能够不用单位介绍信，自己就到单位外面与其他单位的人或没有单位的人结成某种组织，如形形色色的学会、校友会、协会、基金会或民间传统的秧歌队、钱会、花会、香会、同乡会等等。
②但据笔者观察，国内法学专业人士能够理解其理论的，并不算多。
这对国人了解西方，与西方对话，都是十分不利的。
而对于党内的精英而言，要了解西方的同志的研究成果，对于自身思想武器的装备都是具有必要性的。
正如上文所言，哈氏的理论表述带有德国人传统的表达方式晦涩难懂的特点，以及东、西方语境的差异，这会导致国人难以读懂其理论的精髓——或是囫囵吞枣，或是失去兴趣，甚至有人失去信心，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且是本文希望能够尽力去克服的。
了解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关系，是深入学习哈贝马斯所有理论的前提，是其理论的精华，本文通过生活中的常见例子，解说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系统”的理论。
一、生活世界本文首先要介绍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常用到的“生活世界”概念的内涵。
因为生活世界与系统是哈氏的社会哲学理论分析各种社会因素的基本框架，而生活世界又是系统的前提。
（一）生活世界的内涵通俗来讲，生活世界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互相交流，获得各种信息，从而对外界得以了解，“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
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
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
”这三个因素——文化、社会、个性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实现再生产的，互为中介使生活世界不断理性化。
“再生产”即价值观、世界观会越来越文明，制度会越来越人性化，而人们会越来越在社会化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个性，学习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例如人们通过实践之后的交往的论证，得知法治是优于人治的；公司的制度比以前更讲究尊重员工的人格；人们比以前撑握了更多的沟通技巧、自我意识更强烈等等。
“理性化”即指生活世界中的构成是越来越可以被精确区分的，一种知识与另一种知识的界限是越来越清晰的，目的与手段的区别也越来越明显，而手段的选择也越来越使得利益趋向最大化的状态。
合法性的思维历程：从韦伯到哈贝马斯【内容提要】合法性概念是20世纪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韦伯以来，社会学和政治学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进入了谋求合法性的权术性追求，这是科学的堕落也是政治的堕落。
哈贝马斯在怀疑韦伯以来的合法性问题讨论的方式和内容方面做出了贡献，以对合法性的价值追问而使他的理论告别了韦伯以来的那种对于合法性问题的权术性谋求。
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对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以及政治体系刻意营造合法性的问题提出怀疑。
所以，哈贝马斯在合法性问题的研究上也是有局限性的。
【关键词】韦伯/哈贝马斯/合法性一、韦伯的合法性概念在20世纪的理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讨论中，合法性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
在某种意义上，合法性的概念成了理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和试图在理论上发表意见的社会学家们，都必须借用这个概念。
应当说，自从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合法性的问题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和大规模的社会管理形式，都在谋求合法性上作出了努力。
当然，对合法性问题加以理论研究是晚近的事情，而且是由马克斯&S226;韦伯第一次对合法性问题作出了系统的探讨。
所以，对于当代社会学和政治学来说，韦伯的著述就成了合法性研究的经典文献。
韦伯通过其社会史的研究，发现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这种信念也就是其存在的合法性。
有了这种合法性，这个社会活动系统中的人们就会服从来自这个系统上层的命令。
韦伯把发出命令的一方看作是统治者，对统治者命令服从的情况，取决于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当统治系统拥有的合法性程度高的时候，统治者的命令得到服从的程度也就高。
反过来说，这种对命令的服从情况也就是统治者的合法性要求得到实现的程度，即统治者的要求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合法性，它的命令也就会得到相应的服从。
所以，合法性的概念具有了两重含义：(1)对于处于命令—服从关系中的服从者来说，是一个对统治的认同的问题；(2)而对命令者来说，则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的问题。
论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近年来，“市民社会”无疑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语。
哈贝马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对市民社会思想作出了突出的阐释。
在追溯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的理论渊源基础上，通过对哈贝马斯两个阶段市民社会概念的阐释，彰显了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独特视角——文化视阈的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并进而揭示了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标签：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生活世界一、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思想来源一种相对成熟的理论都是建筑在前人思想基础之上的，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不例外。
因此，梳理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是十分必要的，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市民社会理念的认识变化过程以及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来源。
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最早对市民社会概念作出界定，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Politike Koinonia”，英文译为“Civil Society”，原意指政治社会或政治共同体。
在他那里，“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文明社会”三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它们共同代表了古希腊人对城邦的理解，从而奠定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第一次明确区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作为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体系，代表私人利益，而国家不再干预经济，主要负责市场秩序、福利。
他指出，市民社会虽是独立的领域，但却是个不自足的领域，缺乏伦理规范，因此，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的厘清构成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直接来源之一。
马克思也从代表私人利益的经济领域的角度理解市民社会，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他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代表普遍利益是虚幻的，而“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
它们才是原动力”[1]。
这一思想的革命性在于确立起社会本位观，同时到现实人的物质生活世界中去寻求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内容提要：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
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
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
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
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指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政治稳定，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合法性，合法性危机，政治稳定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而合法性，则是政治的价值判断。
法国政治学者马克？思古德指出：“合法性事实上与治权有关。
合法性就是对治权的认可。
”“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是法治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基础。
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
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
”[1]这意味着，政治权力要想持久并被人们自愿服从，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否则，政权就会出现危机。
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利普塞特所说：“任一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
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那么，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相关因素有哪些？如何使政治制度具有合法性，从而避免合法性危机，以实现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呢？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它不是某一专门学科的专有术语。
哲学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近年来都十分关注合法性问题。
一般来说，合法性或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
当人民对终极权威愿尽政治义务时，这一权威就具有合法性。
合法性被看做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
很显然，只有当政府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更能保持政局的稳定。
相反，如果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乃至否定，政府的动员和贯彻能力将会被削弱，最终导致政治动荡。
